司法部的叛徒

A. 李言的李言秩事

李言1911年出生於浙江省縉雲縣稠門村，縉雲縣地處浙西南的貧困地區，那是一個非常閉塞山區，海拔一千多米，離縣城六十多華里，加之縉雲的土話是浙江話中最難懂的，所以解放前村裡的好多人都從來沒去過一次縣城。
李言早年喪父，留下兄弟三人，李言最幼，雖然家境貧寒，但他的兩位兄長深感不識字的苦處，於是將李言送到村裡唯一的一所私塾去讀書，因為李言自幼聰明好學，深得先生贊賞，於是他的哥哥認為造就有望，就繼續送李言到外村去讀高小，高小讀完後，家中已無力再供他讀書，但是他還是靠借錢考入麗水初級師范，以後轉入金華高中師范科，那時李言對一切都感到新鮮，如飢似渴地閱讀各種書籍，吸收知識的語露和陽光，他深深感到教育太重要了，只有教育才能救中國。
李言聽說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創辦了一所新型的湘湖師范學校，十分興奮的嚮往，於是毅然前往，雖然無錢交學費，但卻獲准可以半工半讀入校學習，課余時間幫助圖書館工作。
湘湖師范坐落於錢塘江畔，陶行知先生提出「教、學、行合一」 形成了生活與教育相結合，科學與民主並重的獨特風格。
李言來到了湘師，就像進入新的天地，除了完成規定的學業外，每天協助程長源（著名的圖書學專家）管理圖書，程長源看他勤奮負責，以後將圖書館的工作全部交給了他。在圖書館中爺爺讀了大量的書籍，成了湘師最早的2個黨員，那時李言剛剛21歲。
李言在隨後的日子裡，以教學為掩護，到過杭州鬧市區撒過傳單等活動，先後在雅庭小學，衢縣鄉村師范任教，後來又到了惠陽象山師范校長，一面教學，一面生長，並且暗中營救被捕同學。在暑期講習班舉辦的一次座談會上，他站起來慷慨激昂地做了「團結抗日，反對投降」的演講，全場熱烈鼓掌。
36年夏，他在杭州向別人借了一本名為《列寧主義問題》的書，書未看完又要動身去上海，於是將書寄給已回縉雲老家的愛人褚怡，准備日後再看。不想書信被扣，被警察以共產嫌疑的名義抓走了，經歷了半年之久的牢獄之災。幸而在多方營救下終於出獄。
抗日時期，李言到了延安，先到了陝北公學，隨後擔任了一系列的領導工作。那時他的愛人褚怡正在金華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搶救戰地流浪難童，她將大兒子李文俊送到了保育院，二兒子李文傑和女兒李文放留在老家，沖過了封鎖線也到了延安，於是在延安生下了三子李延燕。
在延安，李言作過延安馬列學院保衛委員、延安中央研究院黨委書記，中央黨校秘書長。由於戰爭年代顛沛流離，三子李延燕被寄送在當地的農戶家裡。
解放戰爭時，李言轉戰東北各地.
解放後他但任過東北鐵路局局長，遼寧省檢察院檢察長，遼寧省公安廳廳長，丹東市市長兼市委書記。十年浩劫的時候，他也受到了無情的迫害，並且在一次批鬥中被打斷了兩根肋骨，幾乎有生命危險，好在駐丹東的部隊保護了他。平反後他繼續主持丹東市的領導工作，晚年的李言又回到了北京。
在李言病重期間，中央領導及社科院的院長多次親自問候和探望，著名外科專家吳蔚然教授為他連續作了9個小時的手術，在醫院的精心護理下，李言的病情一天好轉了，他說，「我相信會康復，明年到中央黨校學習」但是兩年後，家人接到電報，告知李言病危，於是家人火速抵京，對李言做最後告別。
李言還是離開了，他生前遺言，要將他的骨灰一半撒在湘湖師范附近的錢塘江，一半撒在流過丹東市的鴨綠江，前者是他生命的起點，後者是他工作最久的地方。 一九六九年夏，陰雨綿綿，這樣的天氣對我們知青來說是最為高興的日子了，因為終可以扔下地里的活——散玩兒啦。
中午飯搞點兒啥「嚼沽」改改饞？又是挨過來的一天，一十二個十六七的小青年七八湊地湊了五塊三毛錢，從貧下中農那搞來了雞鴨蛋，厚著臉皮再要點兒「嗎兒五」的，也算上是弄得夠塞足牙縫的一桌「大餐」了。
女青年王枝杏正熬著一鍋「二糊塗頭」餷子粥，男青年幾個忙裡忙外地有幫她燒火的，洗菜的，沒事做了的就嗆舌頭：「飯快點兒好，趕著炒下酒菜喱！」
離供銷社二十多里路，打酒是不可能了，是誰查落了能從哪個農民家借來了一瓶酒。
萬事俱備，只問時間嘍。
這時由開著的門走進一位年有半百，身材不高、顯很壯實的長者。他一身藏蘭「更生布」（粗布）衣褲，高高挽起了褲腿，腳蹬一雙解放鞋，臉膛黝黑，臉盤略圓，摘下印有「五七幹校」醒目紅字的草帽，現出一臉吟吟燦爛的笑。
「你是李言巿長！」
我們有的人還真沒有見過李言市長，先有人楞征，但一眼就被王枝杏給認出了。隨著一聲喊叫，青年點一下子歡呼雀躍起來。
「李言市長，沒吃飯吧？正好我們改善。哎，誰再去社員家搞點兒菜來？」
李言市長問過我們好，然後斌斌有禮，用草帽向後一指：「這么多人，管得起嗎？」
大家不約而同地目光看去，人零散地一個個往屋裡走進。
一、二、三、四……一共數過了加上李言市長，共是二十人，都進來把我們青年點三間房的炕上地下裝得滿滿的。
他們一行是從「草河五七幹校」來我們大隊搞調研的，由我們隊是把頭的，又聽說是青年點，就首而先入了。
這么多人，雖是應了李市長的話 ，我們確實是管不起好飯好菜，但像這飯鍋里的「二糊塗粥 」，還是能管得起的，頂多再做一鍋不是的。於是大家還是苦苦相留，都是家鄉人嘛。要不就把李市長單獨留下。
「留我？你們想讓我脫離群眾？」
李市長別是一番風趣的話，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看李市長：笑得自然、灑脫，那份慈祥鋪滿他那黑紅而風光的臉膛。
第一印象的李言市長，竟是這樣一個淳樸、健康、慈祥加微笑的老者。
臨走時，我們一個個爭先搶握李市長的手，多多的話就是讓他再來，什麼時候來。李市長說一定來，但得先去大隊報個到。這時他見鍋里炒出了菜，說：「這回我真的要做一件脫離群眾的事嘍，嘗一口。就一口啊。」他接過筷子，夾過一口土豆片炒臻蘑送進嘴裡然後，直誇好吃。「李市長，還有炒雞蛋和咸鴨蛋。」「不行，不行，說的就是一口，再說了，我們是有原則的——『五不吃』。」大致上的「五不吃」是：雞、鴨、魚、肉、蛋，無非也都是些不允許在老百姓家吃好的罷了。
「李市長，『五不吃』有了新的規定。」
李市長有感愕然，當聽完小青年說完後，開心地笑戳著那小青年：「你呀，小鬼滑頭。」
「五不吃」的新規定：蒼蠅不吃，臭蟲不吃，跳蚤不吃，虱子不吃，蚊子不吃。
李言市長第二次來我們點是在第三天的下午，外面的雨下得不大不小，整整與我們交流座談到掌燈。我們既開心，而又耍了不少的噱頭。
「李市長，我們是『八三一』的。」
「我們是大聯合。」
「我們要打倒李言!」
「堅決支持李言站起來鬧革命！」
李言也是被鬧得苦笑不得，他只顧抽他的煙袋，煙絲縷縷悠悠的向空氣中施放，讓大家聞到好香的香氣啊！看上去李市長仍是那麼執著地笑容滿面。
男知青們雖沒一年的下鄉史，但幾乎都出息成了體統的煙鬼。
「李言同志，抽的煙咋這好這香呢？來一袋唄。」
李市長款款相讓。一個上來還算守了規矩，二個上來就沒了正性，三四個一輪，轉眼間就把一口袋煙分了個精光。還算也大方，給李市長的煙包嗆了鼓鼓一包老旱。李市長說他可吸不了這老旱，小青年又給他換上洋煙葉，一直是在李市長同我們相處近有半月光景，他都是以此煙度日的。
我們同李市長提及生活苦，李市長講起了他十六歲去延安參加革命時，還吃不飽呢。男同學們一碗南瓜湯不夠吃，就也小孩子似地跟女同學要。
臨別時，李市長送予了我們一本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習材料，有人要李市長簽字。李市長寫下：願你們在無產階級繼續革命道路上奮勇前進。
十幾只手一齊去搶學習材料，瞬間將它奪了個七零八碎，又一次地讓李市長苦笑不得。
李市長在我們青年點吃的最後一頓飯是牛肉餡餃子。隊里有頭一年生的小牛犢從崖上掉了下來，隊長來說要我們弄回來吃。好久沒挨到葷腥了的我們這還不快，抬回由一男生用菜刀足足殺了半個多小時。天一落黑，李市長和我們盤坐在炕上邊吃餃子邊嘮嗑，一直說到了深夜。
文革過後，李市長又回到了原工作崗位，再聽說他去了北京任社科院法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再有的就是我們對他，和他和我們曾經在一起的日子裡。過去了的滄桑鑒證——風城縣石城公社康家一隊。
有時我在想，這也不知道是因了多少年的緣分才讓我們遇到了一位這樣的市長。我們是幸運的。試想，還會有這樣的市長嗎？ 「那是秋天的雨後，我急匆匆地奔向北京協和醫院，踏進一間單人病房，牆上的時鍾指向八點，只有護士在值班，一切靜悄悄，床上躺著一位面色蒼白的老人，床頭病歷卡上寫著：『李言，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壺腹癌』。這就是我的父親。
我一生中，這是第四次與父親相處較長的時間，怎會想到，這竟是最後一次。過去，我看到他總是朝氣蓬勃，精力充沛地工作，顯得年輕而有活力，他不知疲倦地奮鬥了半個多世紀後，終於躺下了。
每當我來到病床前，他總要用些時間吃力地講述對過去的回顧和體驗，使我有了較系統了解的機會，今晚，他略顯激動地說：『要記住，永遠堅持為人民做好事，不僅你們要這樣做，更要教育子女也這樣做。』 爺爺在我的印象里永遠都是充滿活力的。 爺爺那時很忙，我與他在一起的時間很短。
爺爺曾送給我兩件禮物，一件是毛筆，另一件是一套少兒版的《三國演義》，他老人家也許不會想到這兩個禮物會演變成以後影響我一生的兩大愛好，一個是書法，一個是讀書，這兩個愛好我都嗜之如命。
爺爺的書法也很漂亮，有些類似於毛澤東的風格，只是在我小時候，以為只有顏、柳那樣規規矩矩的字才是好字，而不懂得欣賞奔放遒勁的氣勢和筆力。
爺爺晚年時曾到大連棒棰島賓館住了兩個月，那時是他原定是上青島的，但他還是上了大連，那是一生中我與爺爺相處最長的一段時間，雖然那時我還沒上小學，很多事都記不清了，但對我的影響卻很大。那次見面使我記住他的和藹可親，使我突然發現平凡與偉大可以如此輕易的共存於同一個人，並隱隱約約的在計劃著如何去走自已的一生。
那時也是一個夏天，他先到我們住的那個大院住了幾天，那時街坊臨居們家家都打掃得乾乾凈凈，象過節一樣，都來歡迎他，爺爺就挨家去拜訪，和他們親切的交談。
一次爺爺問我，長大想干什麼？我沒有正面回答，而只是對他說「我將來 不想做官，只想做事。」他卻對這個沒有志氣的回答大大的表場了一番，而且還在鄰居中巡迴宣揚，弄得我頭一次感覺到不好意思起來。我當時並不明白這一句無心的話為什麼引起了他如此的重視，並且還要當成一種榮譽到處去宣揚？
爺爺的性格是隨和的，樂觀的，民主的，平易近人的，而且言談舉止有著極強的感召力，爺爺口才極佳，很喜歡和別人聊天，據說他原來的名字叫李蘊章，後來他認識到語言的重要，就改名李言。那時我家在一個中學的大院里，我隨著爺爺搖著扇子到樹下乘涼，他順便到了幾個教室和學生們聊天，學生們並不認識他，而且教室也不讓外人出入，但只要他一進去，學生們就不知不覺的圍了上來，靜靜的聽他講話，我當時跟在後面，感覺到十分奇怪。
爺爺那時在海里讓我抱著救生圈教我游泳，但我直到現在還沒學會（游不遠，不太會換氣）；記得那時棒棰島的蟬很多，而且很笨，一般只落在梧桐樹很低的地方，我輕易的就捉了好多隻，那種有趣還記得。 小山村裡走出來的功臣
----緬懷我的舅爺—丹東市長李言
李言（1911-1984年），原名蘊章，乳名錦標，1911年辛亥革命時出生於稠門李汝溫家庭，父親英年早逝，兩位兄嫂把他撫養長大，培養念書。他自幼聰明過人，每次考試名列前茅，老師非常喜歡他，時常接濟他的生活。後來他才知道湘湖師范的這位老師，是中共地下黨員，給他講革命道理。在一次黨的活動中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抓捕入獄。臨刑前還囑咐妻子把李言培養成人。
師母照常接濟他，直到有一天，師母拿出一封信，方知老師已經犧牲了，李言看了信後淚流滿面，泣不成聲，他捧著師母剛剛給的二十元錢發奮自強。他用這僅有的二十元錢熬過了六個月時光，終於畢業了，成為湘湖師范的教師。他教課熱情善誘，並同情貧苦學生求學，資助窮孩子求學經費，同學們都很喜歡這位眉清目秀、談笑風雅的老師。
李言在湘湖師范地下黨的培養下，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積極組織革命活動，熱情傳播馬列思想，是廣東惠陽鄉村師范創始人之一。
1931年，李言唯一的姐姐李仙葩正值豆蔻年華，撇下周歲的兒子撒手人寰。婆家無力撫養，從此，李言及母親承擔起撫養外甥的義務，供念書，引導走上革命道路。後來在浙南抗日游擊隊里當司務長。解放後，又送到沈陽市公安局工作，成為司法部門的骨幹力量，也就是我的父親蔡兆康。
李言頻繁的革命活動，被國民黨特務嗅覺。1933年暑假，因侄兒李文成湖中溺死，回鄉吊喪，被叛徒告密抓捕入獄。關在杭州陸軍監獄里，一切親友不得接見。
李言的大舅哥褚雪琴聞知，心急如焚，立刻打點行裝跋山涉水，從越塵趕到杭州，為了營救妹夫東奔西走，絞盡腦汁，用心愛的繪畫作品打通關節。在黨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壓力下，經中國共產黨杭州市地下黨的多方營救，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齊聲呼籲，終於獲釋。
李言和褚雪琴的妹妹褚怡一同奔赴延安抗日大學。在延安結識了李澄同志（解放後沈陽市市長）。在那腥風血雨的戰斗歲月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解放後，李言擔任遼寧省檢察院副檢察長，丹東市第一副書記、市長。1966年秋天，無情的風暴猛烈襲擊這位慈祥的老人，大字報、拳頭、皮鞭雨點似的襲來，造反派把他從二樓扔下來，以至肋骨摔碎三根。在那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歲月里，他堅信黎明的曙光很快就會到來。周恩來總理聞知，立刻派人到丹東，把他秘密護送到北京。風雨過後，他重返丹東，不計較個人恩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丹東市人民提起李言市長，至今唏噓不已。
十年動亂期間，我們家生活非常困難，父親下鄉，母親一個人養活六口人，弟弟妹妹都很小，李言舅爺時常接濟我們，並教導我要堅定信心，發揚吃苦耐勞的精神，在他老人家的鼓勵下，我度過了五年艱苦的知青生活。
1979年元旦，舅爺調回遼寧省檢察院，任副檢察長。我們到檢察院看望他老人家，還是一身布衣，一雙布鞋，風度儒雅。他領我們吃餃子，向工作人員噓寒問暖，服務員端來一碗米湯，他連忙站起來道謝。
同年調往北京，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黨委副書記兼所長。
1983年5月1日，我再到北京看他時，舅爺已患了癌症，剛剛做過手術，仍向我打聽浙江親友的情況。當他聽說家鄉的生活有所好轉時，感到非常欣慰，用微弱的聲音對我說：「頭幾年，他們時常來信求我幫忙，這幾年少多了，想必是生活有了好轉，我還買了一些致富的書籍，過兩天叫文麗（女兒）寄去。」我望著他病魔纏身的弱體，一陣陣辛酸。
舅爺對身邊的同志關懷備至，從丹東隨他赴京的醫務人員，每次來都親切地說：「喝碗粥吧！」那時候北京大米很缺，東北人吃不慣秈米，姑娘們見了大米粥都很喜歡，坐下來，一邊吃，一邊聽他講延安的故事。
舅爺非常關心我的工作、學習及家庭生活。我說家裡住房很困難，老少三輩擠在一個小偏廈里。他用顫微微的手，給沈陽市李澄市長寫了一封信，請求幫我解決住房困難。
時隔一年就傳來了噩耗，我們悲痛欲絕。1984年7月30日11點40分，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黨委副書記李言同志於北京逝世。一顆博動了七十三個春秋的赤誠的心永遠停止了跳動。
湘師同學汪贊源先生在《湘湖草堂隨筆》一書中撰文，沉痛悼念校友李言。
「把我的骨灰分成三分，一份撒在湘師附近的錢塘江，一份撒在丹東的鴨綠江上，一份留在北京。」這是舅爺臨終的最後遺囑，他還說：「給家鄉寄去二百元錢，做為建設家鄉的經費，也略表一片思鄉之情。」
他臨終還念念不忘家鄉的父老鄉親。
1984年深秋，錢塘江畔穆然肅立著浙江省蕭山市湘湖師范全體師生。
鴻雁低飛，江河嗚咽，蕭瑟的秋風捲走了江邊的落葉，也帶走了親人的思念。師生們把一朵朵小白花撒在江中，妻子於雅書、女兒李文麗乘舟駛至江心，含淚捧出骨灰，哀樂聲聲絞人心碎，滔滔的江水載著他對黨和人民的無限熱愛，載著他對母校的深情，載著他對家鄉父老的無盡眷戀.
舅爺走了，他走得那樣匆忙，像江河中的一滴水匯入了
浩瀚的大海；像林海中的一片葉，融進了沃土，他的音容笑貌永遠銘刻在我們心中。
山川滿目淚沾襟，壯士一去再不回；
熱血融進錢塘水，化作彩虹報春暉。
縉雲縣將其載入縣志。褚氏家族將其載入族譜。 在文藝座談會前後，毛澤東親自邀請了丁玲、蕭軍、艾青等談話，徵求他們對文藝的意見和建議，丁玲等都作為文藝界的代表被邀參加了座談會。作為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的王實味則不能獲此殊榮，毛澤東更沒有直接找他談話。只是當時作為毛澤東的秘書的胡喬木在此期間曾找王實味談過兩次話，寫過兩次信。信里有這樣一段話：「《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其次是具體意見，再次才是寫作的技術。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種錯誤的立場。那篇文章里充滿了對領導者的敵意，並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這無論是政治家、藝術家，只要是黨員，都是絕對不容許的。這樣的批評愈能團結一部分同志，則對黨愈是危險，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王實味對這種批評當然置之不理。
中央研究院在黨風學習即將結束之際，於1942年5月27日舉辦了「黨的民主與紀律」座談會。會議開始後，先後有十一個人發言，主要提出中央研究院極端民主化傾向，李宇超提出王實味問題，他說，我們有偏向的人雖然很多，但是與王實味根本不同，並認為從王實味的文章，動員大會上的發言以及動員大會後的個人活動來看，他的錯誤是「一貫的，是嚴重的，不是偶然的，」隨即有人提出相反意見，認為這兩者只有量的差別，沒有質
的區別，李宇超的發言「有捕風捉影的說法和主觀主義的殘余。」
1942年5月28日會上，有人指出王實味組織上是我們的同志，只是思想上已成為我們的敵人。 1942年5月30日，上午艾思奇傳達了毛澤東「講話」的結論部分，下午羅邁發言明確支持早在上海時就與同鄉康生有著密切往來的李宇超的意見，認為王實味「不單是思想上的錯誤，還是政治上的錯誤。」1942年5月31日，印發了王實味在壁報上曾經發表過的文章，作為研究王實味思想的參考材料。
對於極端民主化的清算，帶有群眾性自發性偏向基本糾正，解決了一般偏向問題，就為解決王實味問題奠定了思想基礎。 羅邁將王實味問題從思想問題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其實是有背景的。 且不說毛澤東在此前就說過王實味是托派的話，就是凱豐等領導同志也特別強調王實味與其他人自發性的偏向顯然不是內部思想問題的差別而只能是敵我政治上的區分了。更重要的是，這時，康生已經插手，早在1942年4月底或5月初，康生當時是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央直屬機關總學委主要負責人，1942年6月1日成立的中央總學委副主任，他的話自然一言九鼎。
康生將這些話告訴過李言，還派人到中央研究院，讓李言寫一份包括王實味言論和平日表現的村料。再接著，李言接到通知，到中央組織部看王實味檔案。原來，1940年，王實味曾向中央組織部報告過他在上海時與托派成員王凡西等來往關系的情況。看來，所有關於王實味「托派」問題都只能是就此而來的了。 作為負責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羅邁對這些自然是清楚的。1942年6月1日，座談會已轉向對王實味的批判。
李言在發言中報告了黨委與王實味六次談話的經過，說明王實味至今沒有承認過錯誤。最後說：為了「治病救人」，要揭發王實味的錯誤，與他進行嚴正的思想斗爭。 之後，李又常、潘芳、雪葦諸人發言，將大會推向高潮。
——李言《對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幾點體會》（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 王實味冤案發生於1942年的延安中央研究院. 李維漢、李言當時是該院的實際負責人,領導了該院整風運動主要階段的工作.1942年9月當李維漢離開中央研究院之後,由於康生插手,1942年底下令將王實味逮捕,1946年被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並於1947年3月在晉綏區被秘密處決.受到王實味的牽連,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陳傳綱)和王里(王汝琪)夫婦、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和宗錚夫婦,也同王實味一起被定為「反黨五人集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李維漢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積極向有關部門反映這一歷史沉案的真實情況,為王實味冤案的徹底平反盡到了最大的努力.
——《黨史縱橫》1998年10期 在延安時季中權就和葉群在一起，都是中央研究院黨委會幹事，還是葉群的黨 小組長。都是學生出身，挺談得來。有人追葉群，葉群不幹，還請他出面幫忙。葉群提升為林彪夫人後，氣魄就不一樣了。在東北，除工作外，林彪從未讓季中權干別的什麼，葉群則抓住影就季秘書，季秘書，什麼都支使。工作苦呀累呀，他都不在乎，最忍受不了的就是葉群那個樣子：林總都不這樣，你算老幾？到延安去的青年學生，一是追求國格，不當亡國奴，二是追求人格要自由，平等。倘若換個人，他也能忍著。可你葉群也是一樣的學生，怎麼當上太太就變了嘴臉？他早就想走人了。現在違犯了278團規定，無形中不知會給林彪帶來什 么影響，他覺得對不起林彪，走了也許能好點，反過來再想想，又有點捨不得，再一想葉群，還是走人。
是哈爾濱鐵路局公安處長李言（去世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黨委書記 ）把他弄走的。在延安時，李言是中央研究院黨委書記，季中權的老首長。把他弄到公安處當了個科長。（季中權說：到公安處吃得可好了。 在哪兒也比在林彪那兒吃得好。）一個鐵路局公安處長，敢把東北王的秘書撬走。這在今天看來，也真夠膽肥的了。在一起生活兩年左右，不能說沒一點感情。更重要的，大概還在於季中權出色的工作。季中權走後，秘書增加到兩個，後來又增加到三個。季中權一個人，又是最艱難時期，一切都處理得妥妥貼貼。
林彪和季中權談話，做思想工作希望他留下。講什麼工作都是革命工作。講秘書工作的重要意義。講也不會總讓你當秘書。又講毛主席有個秘書，一干就是10多年，等等。季中權心裡說：你扯到哪裡去啦！ 但是後來季中權還是到了李言那邊工作了。
——季中權《林彪鮮為人知的日常生活》

B. 方舟子是不是中國人

方舟子[1]，本名方是民，美國公民（06年在美官司的美國司法部備案），1967年9月28日生於 方舟子
福建省漳州市雲霄縣，一直有著中國國籍，但持有美國綠卡。1985年畢業於雲霄一中，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生命科學學院。1990年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本科畢業後赴美留學（當時中國科大本科為5年制）。1995年獲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先後在美國羅切斯特（Rochester）大學生物系、索爾克（Salk）生物研究院做博士後研究，研究方向為分子遺傳學。

C. 尚書叛徒，大帥國妖，王爺安否

尚書是高官的稱呼，清朝官制，六部主官稱尚書，比如刑部尚書就是現如今的司法部、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的首腦。尚書令，始於秦，西漢沿置，本為少府的屬官，掌文書及群臣章奏。漢武帝時以宦官擔任（又稱中書令），漢成帝改用士人。東漢政務歸尚書，尚書令成為對君主負責總攬一切政令的道腦。魏晉以後，事實上即為宰相之任。唐初秦王李世民曾任其職，後不復置，故唐代尚書省長官僅為左右僕射。宋代為親王及使相兼官，班次在太師上，非實職。明廢。

D. 鮑君甫的人物生平

鮑君甫，別名楊登瀛，廣東珠海人，1901年生，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精通日語。1919年回國後在上海發展。五卅運動中，他結識了青幫中人、洋務工會負責人楊劍虹，因兩人是同鄉，漸成莫逆。
1928年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增設采訪股，組織部負責人陳果夫、陳立夫有意拉攏青幫力量，即指派時任調查科主任的張道藩動員楊劍虹擔任采訪股總幹事（股長），楊劍虹上任後便拉鮑君甫入伙。然而鮑君甫入伙卻不來南京，還打著調查科的旗號周旋於上海的警察局、警備司令部、市黨部、市法院及租界巡捕房、日領館和青幫等各種勢力之間。1930年，調查科擴大活動范圍，為廣集情報，先後向上海、武漢和開封派出特派員，並配有隨員和電台。此時楊劍虹因青幫內部爭斗自殺身亡。又因鮑在上海有廣泛的人脈關系，遂被徐恩曾任命為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有了名頭的鮑君甫在上海灘更是如魚得水，游刃有餘，逐漸成為上海灘上擺得平、玩得轉的名人。
自楊劍虹自殺後，痛失「師長」的鮑君甫遂改名為楊登瀛，至於為何改名還要換姓，可能是為了紀念這位有知遇之恩的「師長」吧，這也說明楊登瀛是一個極重感情、極重江湖義氣的人。公共租界巡捕房頭目蘭普遜在與其打過多次交道以後，深知楊的能量和與各方面的關系，公開宣稱「國民黨方面，我只認楊登瀛說話」，以拉近與楊登瀛的關系，可見楊在上海灘的影響力。楊登瀛取得調查科駐滬特派員名義後，搬進北四川路的一幢洋房。有人事後了解到共產黨還送了一輛小汽車給他。徐恩曾到上海時就喜歡住在他家裡。楊登瀛非常神奇，每次搜查共產黨「窩點」時，都能查到一些「情報」，還能夠將中共刊物《紅旗》、《布爾什維克》等，甚至逐期將中共中央發給各省委的《通告》送到調查科，這些《通告》都是中央下達的一些工作方針、政策或對形勢的分析，而不是對某一項工作的具體指示。但這足以引起徐恩曾的重視，每次必抄報陳立夫和蔣介石，並深得他們的信任和賞識。
不僅如此，楊登瀛還能弄到一些托派刊物送到調查科。楊每次懷揣情報「碩果」到南京來，徐恩曾都要指派總幹事張沖、特務組長顧建中殷勤招待，請楊到安樂酒家、世界飯店等高檔大飯館吃飯。家父張國棟1928年5月進入調查科，與其同事4年。據家父晚年回憶，他曾多次應張沖和顧建中的邀請作陪，在與楊登瀛推杯換盞、觥籌交錯之間，楊常常是滔滔不絕，喜形於色。 早在鮑君甫尚未改名、混跡上海灘時，曾結識了一位名叫陳養山的至交。楊劍虹拉其入伙時，他徵求陳養山的意見。這位陳養山表面上是混跡江湖之人，但實際上卻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屬於江蘇省委領導。陳養山將此情況匯報後，中共江蘇省委便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說明有這個關系，可茲利用。不久，中央特科情報科長陳賡（化名王庸）找陳養山談話，了解具體情況。在向中央負責人周恩來匯報後，周認為：鮑君甫在政治上雖不甚可靠，但在隱蔽戰線的斗爭中確實需要這樣的「內線」，並決定留住這條「內線」，必要時，由陳賡單線聯系並掌控。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時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軍事部長楊殷、中央軍委委員顏昌頤及江蘇省委軍委幹部邢士貞、張際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閘路經遠里12號開會。突然大批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駕著幾輛「紅皮鋼甲車」悄然而至，開會人還沒反應過來，全副武裝的巡捕、包探已沖入房內，將包括彭湃在內的開會人員全部逮捕。敵人「登樓捕人如預知的一樣」，中央斷定：黨內一定出了叛徒。
叛徒是誰呢？為此陳賡找到楊登瀛，經其一番「打聽」，原來是一個名叫白鑫的中央軍委秘書，早在一個月前就通過其弟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秘密自首，白鑫叛變的理由是他的一個親屬背叛革命被發現後由彭湃批准將其槍斃了，因此懷恨在心。再經中央查證，楊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
周恩來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價，全力營救彭湃等人並盡快除掉叛徒白鑫。陳賡再次與楊登瀛聯系。楊告知：「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門水仙廟偵緝隊拘留所轉送龍華上海警備司令部。」於是中央特科全體出動，隱蔽在轉送的必經之地——楓林橋畔。遺憾的是敵人提前解押轉送，中央特科的武裝劫車功敗垂成。
為了盡快除掉叛徒，陳賡繼續與楊登瀛接洽。楊告訴陳賡：「白鑫就像不敢見天的老鼠，天天躲在霞飛路和合坊43號（今淮海中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委范爭波的家裡，有一群保鏢護著。南京方面已給白鑫一大筆錢，他將於11月11日去國外避難。」獲此消息的陳賡率領特科立即行動。
那天下午，先有兩輛國民黨方面為轉移白鑫的小車駛來，停在范爭波家的後門口，范家用人開始往車上搬行李，接著白鑫被眾保鏢簇擁著走出，離第二輛車僅幾米處時，特科隊員突然神兵天降。一直就在驚疑恐懼之中的白鑫見狀拔腿就逃，並拔出手槍試圖反抗，但機警勇猛的特科隊員很快就將其逼入死角，打死在和合坊71號門前。 自從中共叛徒白鑫被鏟除以後，中共認為楊登瀛（鮑君甫）「告密」的情報不僅重要而且准確，為了更快、更安全、更方便的與楊登瀛取得聯系，中央特科先後增派了連德生（曾赴蘇聯接受過特工培訓）和一個化名安娥（女，真名張紅惠，又名張式沅，後成為田漢夫人）的地下黨員與他單線聯系。
上世紀50年代初，時任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陳賡為鮑君甫出具過的一份證明中稱：「據我所知，鮑確系1927年起即與我黨發生關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聯系，在此期間對我黨貢獻頗大，我被捕時曾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與我同獄……」時任司法部副部長的陳養山也於1952年出具過一份證明：「鮑君甫在大革命後對我黨的保衛工作有很大的貢獻，而且救出了許多我黨的負責同志……」從當年的歷史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楊提供的情報是多麼的及時和准確。
1928年秋，上海警備司令部得到中共叛徒戴冰石告密：共產黨地下機關正在某處開會議事，上海警備司令部立即會同租界巡捕房幫辦譚紹良帶領巡捕前往抓捕，恰巧那天楊登瀛在巡捕房辦事，便隨同前往，親眼目睹7名共產黨人被捕。事後楊「告密」陳賡，叛徒戴冰石被及時清除。
又一次，中共叛徒顧某正在上海警備司令部討價還價出賣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傳部長李立三的回報問題。楊登瀛獲此情報後立即「告密」陳賡，叛徒顧某立即命歸西天。
1929年初，中共叛徒陳慰年待價出賣黨內機密文件，為楊登瀛獲悉，他先用兩根金條穩住陳慰年，隨後「告密」特科，叛徒立即被懲處。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委常委任弼時被捕，楊登瀛向巡捕房謊稱任是自己的手下，後來說項成功，僅一個月時間，任弼時就走出監獄。
1930年，從蘇聯回國的中共叛徒黃弟洪，原本被安排到江西蘇區任職，他竟致函蔣介石，表示要「歸順黨國」，並企圖以出賣與中共中央負責人周恩來見面的時間、地點為籌碼，提高自己的身價。楊登瀛獲此信息後及時「告密」特科，黃弟洪被清除。
同年秋，中共山東省委某負責人到上海開會被捕，隨即叛變。警備司令部通知楊登瀛前往協助會審，楊立即「告密」特科，會商後派中共地下黨員劉鼎以楊所請專家的身份前去拍照，證實此人身份、叛變行為後，由特科領導的「紅隊」將其懲辦。
1931年，中共中央委員、共青團中央書記關向應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並被搜去一箱文件，其中還有不少機密文件。因巡捕頭目蘭普遜不識中文，便找到楊登瀛，楊遂「告密」特科，陳賡提議由楊介紹前述的中共地下黨員劉鼎扮成「中共文件專家」到巡捕房鑒定文件，劉鼎借機將其中的機密文件換出，由此巡捕房失去關向應的「罪證」。幾個月後，楊登瀛請律師出面將關向應保釋，出獄後，中央安排關向應進入湘鄂西根據地任湘鄂西軍委主席兼紅三軍政委。
一個與共產黨毫不相乾的人，只因受了共產黨的恩惠，就多次冒著生命危險向共產黨「告密」，除了說明他重感情、重江湖義氣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有一顆同情共產黨、同情革命的心。如果沒有楊登瀛將情報及時送出，如果讓叛徒們的陰謀得逞，那麼，共產黨中央及所屬各機關將會被嚴重破壞！所涉及的領導人就會慘遭殺害！那麼，中共的歷史就有可能被改寫！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旋即叛變。這個大叛徒由於工作關系，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絕大部分機密，當然也知道楊登瀛向中共「密告」的情況。顧順章叛變的電報從武漢發出後，首先由中共潛伏在調查科主任徐恩曾身邊的共產黨員錢壯飛截獲，錢立即轉報中央，千鈞一發之際，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黨中央及所屬各機關平安脫險，只有極少數機關遭到破壞。楊登瀛雖不是共產黨人，但陳賡還是找到楊登瀛說：「此地不能久留，我們在上海的機關大都已經轉移了，你快想辦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楊登瀛卻說：「我哪兒也不去，就呆在家裡！」楊不相信顧順章能斗得過張道藩。陳賡說：「實在不想離開上海，那就要有一個思想准備——萬一顧順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別的一句話也不要多說，今後共產黨一定會得天下，我們是不會忘記你的。」就在這天早晨，徐恩曾帶領大批特務從南京趕到上海，大肆搜捕共產黨人。當天下午，楊登瀛作為一名「告密者」同樣遭到逮捕。
該案中錢壯飛的出現，使得調查科徹底破壞中共中央的企圖化為泡影，但對於陳立夫、徐恩曾來說，中共「間諜」就隱藏在自己身邊，還擔任要職，真是奇恥大辱！頓足捶胸之後，他們採取了一系列的「隱瞞」措施，正在焦頭爛額之時，又被捅出一個通共「告密」者，而這個通共「告密」者楊登瀛還是緣起陳果夫、陳立夫籠絡青幫並由張道藩引進的「人才」。大叛徒顧順章早已將楊的「罪行」和盤托出，這對陳立夫、張道藩、徐恩曾等人又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商議之後，張道藩以「情報販子」「曾經有功」親自出面保釋，徐恩曾一路綠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半年多後楊登瀛被寬釋，為了表示痛改前非，楊登瀛改回原名鮑君甫。從此鮑君甫牢記張道藩、徐恩曾的「教誨」，「老實做人」，徐恩曾給他安排了一個首都反省院副院長的職位。但徐恩曾並沒有放鬆對他的監視，從此鮑君甫風光不再。
七七抗戰爆發，特工總部（由調查科發展而來）西遷，重獲「自由」的鮑君甫留在了南京。南京解放時，鮑君甫已非常潦倒，靠擺煙攤維持生活。 1951年「鎮反」高潮過後，南京市人民政府發出布告：「凡在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機關任過職的，一律到公安機關登記。」鮑君甫認為自已曾為共產黨做過事，沒有去登記。結果期限一到，鮑君甫立即被逮捕。審訊時，鮑君甫講述了1928年至1931年期間為共產黨所做的工作，在得到陳賡和陳養山的證明以後，南京市人民法院對鮑進行了從寬處理。1956年3月，南京軍區專程派人送鮑君甫去北京，鮑見到了陳賡、陳養山、安娥等人。見面之後，他們「希望給鮑一些救濟，或想其他辦法幫助一下」。從此市公安局每月給鮑家發放100元生活補助費。
回南京之後，鮑君甫於4月22日給安娥寄去一信。現摘錄如下：「式沅同志：握別以來瞬已三周，我於四月二日晨安抵寧後即晚舊疾復發，現仍在時止時發，以至稽延奉書甚引為歉。這次在京蒙賡兄的多方安排，能與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處非筆能宣。回思昔日舊雨都能表見在時代尖端，能不愧煞！並承老友們的沖襟容納涵蓋多方至渥，蒙黨和政府的優遇，五內交縈，愧慚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贈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誼隆情何以回報？惟有決心黽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遠不遺，尺素時惠，即無任感禱之至，肅此略布謝忱並致敬禮。」
鮑君甫先後育有2子4女，長子早逝，次子國良；長女瓊音，次女雪波，三女小萍，小女美雲。由於陳賡、陳養山、安娥等人的關照，鮑君甫自此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依然捉襟見肘。一年冬天，實在冷得不行，鮑君甫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不僅傾囊相助，還不時寄去日常生活用品，其深情厚誼令鮑君甫一家感動不已。至1963年他們之間還時斷時續地有著信件來往，但到了這年的下半年，田漢不幸慘遭迫害，鮑君甫與安娥的通信中斷。
1967年，文革的烽火不可避免地燒到了鮑家，鮑君甫被幾個自稱為「專案組」的人帶往北京，從此再沒有回家。難能可貴的是，在「專案組」的淫威下，鮑君甫堅決拒絕提供有關陳賡、陳養山的「黑材料」，表現出一個尊重歷史、敬畏歷史的人應有的可貴品質。
1970年（一說為1969年）冬天，楊登瀛因病去世，臨死前他再三對自己的子女說：「我不是特務，不是叛徒，也不是什麼內奸，我到底算一個什麼人，自己也說不清，但周總理是知道我的……」 1976年1月，當紛紛揚揚的瑞雪迎來龍年之春的時候，周恩來已進入彌留期間。一日，他將羅青長叫到自己身邊。羅青長伏在周恩來身邊，將耳朵緊貼著周恩來的嘴巴，靜靜地聽著，不時地點頭，眼淚一串串地落了下來……
據說，周恩來提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楊登瀛，然後周恩來說：「對這些在我們黨最危難時期幫助過我們的人，千萬不要忘了……」

E. 一個女證人剛到美國在被保護的時候遭遇雇傭兵追殺並血洗警察局的電影

片名：《海軍陸戰隊員4》

《海軍陸戰隊員4》是由威廉·考夫曼執導，保羅·麥克吉萊恩、梅麗莎·羅斯伯格等主演的動作、驚悚片，於2015年4月10日在美國上映。

劇情簡介——

前海軍陸戰隊員傑克·卡特在退伍後加入了一間私人安保公司，他上班的第一天是負責保護押送潛逃海外數星期後被抓回來的女證人奧莉維婭·坦尼斯。奧莉維婭是IQ高達135的電腦工程師，此前隸屬於美國最大的國防公司之一創世紀，她手中掌握著關系國家安全的重要情報資料，這個證人對國防部非常重要。

隨後一行人開始押送奧莉維婭·坦尼斯，誰知當車隊通過某密林時，他們遭到一群手持強力殺傷性武器之人的襲擊。經過激烈交火後，傑克帶著奧莉維婭奪路逃亡，好不容易逃到一所警察局。未過多久，叛徒和僱傭軍尾隨而至，殘酷的殺戮遠遠沒有停止...

(5)司法部的叛徒擴展閱讀：

人物介紹——

1、傑克·卡特

前海軍陸戰隊員，美國青年，美伊戰爭期間，約翰懷著為國效忠的赤誠之心加入了美國海軍陸戰隊。卻因違抗總部的命令而被強制退伍。在一間加油站，他們遭遇珠寶大盜羅梅，一番槍戰過後，羅梅團伙成功逃跑，並劫持凱特為人質。突如其來的變故喚醒約翰的鬥志，他開始獨身一人追蹤劫匪。

2、奧莉維婭·坦尼斯

女證人，是一個電腦工程師，因為自己的智商比普通人高，所以通過一些手段獲取了一些不為人知的國家資料，但也因為這些資料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襲擊。

F. 鮑君甫的人物簡介

鮑君甫，別名楊登瀛（1901—1969），廣東省香山縣前山（今屬珠海市）人。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在大革命時期他是國民黨左派，與中共人士關系密切，做出過突出貢獻。
多年的留日生涯，使楊登瀛不僅精通日語，而且對日本政界、經濟、文化乃至民間風俗諸方面均了如指掌，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日本通。就如他當時使用的「楊登瀛」這個化名與日本的舊稱「東瀛」似乎有某種關系。
1919年，楊登瀛回到風潮初動的上海，在一家日商洋行擔任高級職員，同時以嫺熟的日文為日本的一些通訊杜撰稿。
1924年，他加入了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投身於大革命的洪流。在「五卅」的風暴中，楊結識了青幫中人、洋務工會負責人楊劍虹，因同鄉、同黨關系而成為莫逆。後來楊劍虹去廣東投靠陳立夫，成了陳的親信助手，楊登瀛也就此與陳立夫等相識。
1926年的一天，他的一位朋友登門拜訪，說有一個人久慕你的大名和才華，希望跟你學習日語，楊慨然允諾。這位「學生」就是共產黨員陳養山。此後兩人經常在一起杯酒論時局，吟詩抒抱負，而逐漸成為情投意合的密友。
1928年3、4月間，蔣介石指示在上海組建特務機關，經國民黨中組部調查科總幹事楊劍虹的介紹，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主任陳立夫，「中統」由此開始），邀聘楊登瀛參加。此人在大革命時期同一些共產黨員交往並受革命思想影響，受命赴滬擔負特務工作後，一方面想在國民黨內繼續做官，一方面又感到不能對不起中共方面的朋友。周恩來通過與楊認識的陳養山得知這一情況後，毅然決定將此人發展為反諜報關系。
加入「中統」後，楊登瀛專門從事對付共產黨與其他反蔣勢力。1928年7、8月間，楊劍虹因涉及貪污桉自殺。蔣介石正式委任楊登瀛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駐上海的特派員，成為國民黨駐上海特務機關的負責人。但是他並沒有真正投靠蔣介石，而是利用這一機會，通過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員陳養山與中共地下組織取得聯系。在周恩來的同意和安排下，陳賡與楊登瀛建立了關系，他是中共最早打入國民黨特務系統的高層重要線人。
從1928年5月起至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桉發，楊登瀛一直同陳賡、劉鼎接頭，上海國民黨特務機關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未送京便被截下來交給中共特科。而且經過楊登瀛的努力，中共許多人員陸續被安插在中統機關，如著名的「龍潭三傑」之一的錢壯飛打入中統內部，並成為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的機要秘書，楊登瀛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由此掌握了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的所有重要機密。周恩來曾經稱此舉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1928年4月，他參與營救中共著名領袖羅亦農未果，但查出了出賣羅亦農的叛徒是何家興、郝稚華夫婦（羅亦農的秘書），通知中央特科「紅隊」將其處死在其住所內。
1928年秋，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將一封密件交租界捕房去破獲中共地下機關。捕房請楊登瀛去看密件，楊登瀛獲知告密信是一個名叫戴冰石的人所寫。楊雖然不得不跟捕房將中共機關的7個人全部抓走，但立刻通知陳賡，叛徒隨即被中共特科的人員除掉。
1929年8月24日，上海軍警據密告，破壞了新閘路麥特赫司脫路（今泰興路）中共中央軍委機關，正在開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軍委負責人楊殷、軍委秘書白鑫等被捕。軍委書記周恩來因臨時有要事未能趕到，倖免於難。楊登瀛雖於桉發前兩小時獲悉此行動，但已來不及向中共傳遞出情況。
楊登瀛暗中通知彭湃，中共准備在引渡途中劫車救人。由於囚車突然提前兩小時出發，計劃功敗垂成。8月30日彭、楊等四烈士在龍華英勇就義。白鑫在場作記錄，被捕後釋放。
楊登瀛迅速查出楊殷等人被捕一桉是因白鑫告密出賣，中共中央特科決定製裁白鑫，但卻不知道白在何處。當時有上海報紙刊出新聞稱，國民政府蔣主席鑒於白鑫系黃埔學生，誤入歧途，准予保釋。白鑫已於日前赴南京，戴罪立功，以報效黨國。其實這只是煙幕彈，事實上白鑫仍在上海，也未去過南京。在楊登瀛的配合下，中共特科終於探明白鑫暫住在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蒲石路（今長樂路）間的和合坊43號上海特別市黨部常務委員范爭波的家中。楊登瀛受共產黨請托，幾次到和合坊范宅和白鑫打麻將聊天，終於弄清白鑫將被秘密送去義大利。白鑫與范、楊商定，於11月11日晚11時從范家出發赴碼頭。楊將此准確情報報知中共特科。11月11日晚，陳賡率人在范宅周圍埋伏。當晚，楊還特地到范家為白鑫送行，弄准最後的出發時間。當夜23點，白一行准時出范宅向弄堂口走去，槍聲震響，白鑫、范爭洛（范爭波弟）及保鏢兩人當即斃命，范爭波重傷送醫院。
1929年初夏，有幫派人士找到楊登瀛，揚言有共產黨文件出賣。楊查問之後，得知是中共的一個組織領導人陳慰年缺錢，願意出售黨內機密文件。楊給了陳兩根金條，買下文件。此後陳慰年很快被處決。
1930年初，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共產黨員黃弟洪從蘇聯學習歸來。在安排黃去中央蘇區途中，黃寫密信給蔣介石表示「願意歸順校長」，並告發中共的機密。蔣接信後即批給徐恩曾，派人接黃到南京。楊登瀛得知消息後立即通知中共特科，及時除掉了這一隱患。
1930年秋，中共政治局委員任弼時被捕，楊登瀛找捕房的蘭普遜疏通得以釋放。1931年，中共政治局委員關向應被捕，並被巡捕搜去一箱絕密文件。巡捕不識中文，楊登瀛乘機請共產黨員劉鼎假扮「中共文件專家」到捕房鑒定文件。幾個月後由律師出面將關向應保出捕房。
1931年顧順章在漢口的被捕叛變，從根本上破壞了中共特科在上海的格局，也最後導致楊登瀛的「白皮紅心」特工生涯上畫下了句號。
楊登瀛聞訊顧順章叛變之後仍舊鎮靜自若，相信上司張道藩可以幫他渡過難關。不久楊登瀛與陳賡先後被逮捕關押於南京憲兵司令部。楊登瀛在獄中仍舊通過關系，對陳賡予以照顧。陳賡極為感動，對楊登瀛說：「今後共產黨要得天下的，到那時我們決不會忘記你」。此後楊登瀛在獄中始終緘口不言。
1932年「一‧二八」事件以後，位居國民黨要位的張道藩暗中活動，終於將楊登瀛釋放出獄。這時周恩來、陳賡等共產黨等人已相繼離開上海，或赴天津，或到蘇區。
1934年國民黨再度啟用楊登瀛，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長，此時的楊登瀛已經完全脫離特工系統，與共產黨方面也失去了聯系，生活歸於平澹。
1949年，南京解放時，楊登瀛在南京街頭靠襬小攤為生。解放後展開了鎮壓反革命運動，由於楊登瀛擔任過國民黨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長，而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並很快移送法院。經法院有關領導審批，准備處以重刑。這時楊登瀛提出他在當年曾為中共地下黨組織做過工作，要求陳賡同志作證。根據陳賡的證詞，楊登瀛終於保全性命，但仍舊被判管制。此後楊登瀛住在南京，生活無著。
1952年11月，時任司法部副部長的陳養山得知楊登瀛的情況後，寫信給南京市公安局的局長，說明「鮑君甫（即楊登瀛）在大革命後對我黨的保衛工作有很大的貢獻，而且救出了許多我黨負責同志……」。信中說：「我與陳賡同志商量給鮑作些救濟，或想其他辦法幫助一下。」
1956年3月，由南京軍區專程派人送楊登瀛去北京，楊登瀛在北京會見了早年曾受其保護的共產黨人陳賡和陳養山以及李克農、安娥（當年地下工作者，曾任楊的秘書）等人。
陳賡詳細詢問了楊登瀛的生活情況，並委託有關方面安排其生活，在北京協和醫院為其裝設了假牙，贈送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然後楊登瀛在專人的陪同下在北京逗留了3個星期。以後陳賡只要到南京都到楊登瀛家看望，對其生活給予關心。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殘酷迫害的楊登瀛在南京病故，時年68歲——他的撒手塵寰或許終於使他得免去精神與肉體上的苦痛，然而卻仍舊無法抹去布在他人生旅途上的種種疑團。
直至20世紀90年代，上海某些不諳就裡的媒體還在說鮑君甫是個國民黨的「偵探」，當年充當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要員；直至在1993年5月，鮑君甫的真實面目逐漸清晰：這名曾經的國民黨中統駐上海的特派員，居然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高級特工人員，而且當年對於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構和許多領導人物的生死存亡作出過具有特殊意義而且旁人無法替代的貢獻。
如沒有他的存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乃至中國近現代史恐怕有很大一部分需要重新改寫。

G. 郭潛的介紹

郭潛（1909年10月26日—1984年8月4日），本名郭乾輝，曾用陳然、郭鐵梅、郭華倫等名，祖籍廣東梅州市梅縣區丙村鎮，1908年出生。他早年在家鄉讀書，後考入中山大學，在大學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成為職業革命者。後逮捕叛變，加入中統，去台灣，官至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後去國際關系研究所，出任該所的副主任。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史中，有不少意志不堅定、經受不住誘惑的黨員淪落為叛徒，在這些人當中投敵後做特務的很多，如張國燾、徐夢秋、項乃光、袁曉軒、蔡孝乾、顧順章、徐錫根、盧福坦、李竹聲、塗振農等。這些做了特務的叛徒，在特務機關里或高或低都有一定的職務，但真正在軍統、中統系統中做到首腦級別的叛徒，惟有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長的郭潛。

H. 中國近代史上，著名叛徒有哪些！（越多越好

1、曹汝霖 （1877—1966）上海人，字潤田。早年留學日本。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務部副大臣。1913年8月任袁世凱政府外交次長。

1915年和陸徵祥一起奉袁命同日本談判，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1916年後任北洋軍閥政府交通總長、財政總長。1919年五四運動中，北京學生一致要求懲辦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三人。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將曹等三人免職。

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偽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1949年逃往台灣，後至日本、美國。死於底特律。

2、汪精衛

1932年5月在蔣、汪的同意下，國民政府跟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1935年5、6月間，他批准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把華北主權拱手讓給日本侵略者，社會輿論嘩然。

汪精衛降日投敵，建立傀儡政權之後，大力宣揚和推行源自日本的「東亞聯盟」理論。他以所謂「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的「東亞聯盟」四大綱領。

作為粉飾其賣國投敵行徑的理論依據，妄圖作為抵擋世人唾罵的擋箭牌，並以此賣國理論作為毒化的奴役淪陷區民眾，瓦解抗日陣營的思想武器。

(8)司法部的叛徒擴展閱讀：

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教授、中日戰爭史專家約翰 亨特博伊爾在《中日戰爭時期通敵內幕》一書中稱：汪政府和維希政府相似，「當他們認為軸心國會取得勝利時，他們設法為自己的國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較為有利的地位。

曹汝霖被定義為著名賣國賊的淵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05年。這年的11月17日，中日兩國全權大使奕劻、小村壽太郎等在北京就東三省條約事宜展開談判，袁世凱作為中方代表之一參與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為袁世凱助手身份出現的。

I. 曾國藩為什麼很快就處死了李秀成

1864年7月23日，李秀成兵敗被俘。28日，曾國藩自安慶到金陵，令李秀成書寫供詞，即《李秀成自述》。不久，曾國藩命人將李秀成殺害。李秀成犧牲後，曾國藩把他寫的自述經過刪改並撕毀一部分之後，命人抄寫兩份，名為《李秀成親供》，一送清廷軍機處，一送安慶曾國藩之子曾紀澤，密不外露。直到1963年，曾國藩之曾孫曾約農才把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公布於世。
李秀成供詞的真偽，曾國藩為何要刪改供詞，為何要撕毀原稿第74頁以後的內容？史學界幾乎爭論了半個多世紀。
1864年8月7日，太平天國後期的重要將領李秀成在天京（即現在的南京）淪陷後就義了。就義以前，他曾在曾國藩的囚籠里被迫寫下了一篇長達5萬言的《親供》，即後人稱為《李秀成自述》。對於這個《親供》，史學界歷來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學者出於對李秀成的崇敬，或痛惜「自述」內容玷污了英雄的歷史，於是就產生了「自述」系曾國藩偽造的
說法。而大部分學者則認為「自述」確出於李秀成之手，曾國藩確實改過其中幾處，如洪秀全之死及李秀成被擒等事；但「自述」並非曾國藩偽造，「自述」所記內容基本上是可靠的。
半個多世紀的爭論
曾國藩在殺害李秀成後，把他的自述很快刪改刊刻，即世所傳的「九如堂本」。世傳原稿存曾家，而曾國藩不肯交給清政府，曾的後人也
不肯公開示人。光緒末年，有一個署名捫虱談虎客（真名為韓孔）的，根據曾國藩的刻本再加刪改，交由日本廣智書局刊入《近世中國秘史》中。
1931年，已故著名學者羅爾綱開始對《李秀成自述》作注，他當時能看到
的就是《近世中國秘史》本。面對謬妄叢生的《近世中國秘史》中對《李秀
成自述》的記載和敘述，羅爾綱辛苦考證了幾十年。直到1944年暮春，在廣西通志館工作的呂集義先生才在湘鄉曾氏家裡看到了秘藏多年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呂先生用隨身帶去的北京大學影印的「九如堂」刻本，據以對勘，抄補了5600多字，並拍攝了15幀照片，帶回廣西。其時，羅爾綱也在廣西通志館工作，看到了呂集義先生所攝照片4幀及抄補本，便摒棄了《近世中國秘史》本，改據呂集義抄補本作注，取名《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簽證》。《簽證》以筆跡簽定為標准，斷定：「曾國藩後人家藏的《自供》原稿確是親
筆」。《簽證》的發表，一時轟動了學術界。
1951年，開明書店一版再版。在1954年6月由中華書局印行的改訂三版中，羅爾
綱又根據《忠王親筆答辭》的字跡鑒定出《忠王諭李昭壽書》與《忠王自傳原稿》筆
跡對比，再次驗證出《忠王自傳原稿》確為李秀成親筆。至此，《忠王自傳原稿》的真偽之爭似乎已經解決。但1956年《華東師大學報》第四期發表了年子敏、束世的《關於忠王自傳原稿真偽問題商榷》一文，對羅爾綱先生的考證提出質疑，認為李秀成供詞出自曾國藩的偽造。他們的理由是：其一，以經過司法部法醫研究所筆跡專家審定，《李秀成自傳原稿》的字跡與《李秀成諭李昭壽書》不是同一人的筆跡；其二，羅爾綱認為供詞的寫作時間起於1864年7月30日，迄於8月7日，但根據影印的曾國藩日記，在7月29日前已有了供詞。而且現有供詞的內容充滿卑躬乞降的詞句，不合李秀成英勇不屈的性格。當時，李秀成被俘後身受傷害，文化程度不高，因此也不可能日寫7000字的供詞，等等。史學界就此又掀起了一場大爭論。羅爾綱再次從書學八法對字跡作進一步研究，寫了《筆跡鑒定的有效性與限制性舉例》和《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的真偽問題和史料問題》兩篇文章，編入《忠王自傳原稿考證與論考據》一書內，於1958年3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兩篇文章的提要寫入《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簽證》增訂本上，得到了書法家和史學界的贊同，再次肯定了《忠王自傳原稿》確是真品。
1963年，曾國藩之曾孫曾約農先生在台灣世界書局把《李秀成親供手跡》影印公布於世，內容較刻本多9000多字，為33300多字，計74頁，全書沒有結尾。
以影印本來核對，進一步論證了羅爾綱先生鑒定的正確性，真偽之爭再次告一段落。
可是，好景不長，1963年戚本禹拋出《評李秀成自述》和《怎樣對待李秀成的
投降變節行為？》兩篇奇文，為影射史學開路，李秀成頓時成為眾口一詞的叛徒，他生前的一切也都成了罪證。粉碎了「四人幫」，關於李秀成的評價問題又在學術界熱烈展開了。
1979年，《中華文史論叢》第一期發表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榮孟源先生於1963年完稿的《曾國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一文，他經考證認為：《自供》不是李秀成的真跡，而是曾國藩刪改後重抄的冒牌貨。主要依據是，第一從每天所寫起訖處看不出真跡。李秀成每天是隨寫隨交，真跡應是散葉或分裝為9本，不會是寫在一本裝訂好的「吉字中營」橫條簿上；絕不能每天都結束在末頁末行最末一個字。而今所見的《自供》，前後一兩天所寫連在一起，看不見每天的間隔，顯然是曾國藩派人把李秀成每天所寫的真跡匯抄在一起的；第二從《自供》字數上看它不是真跡。寫供人李秀成，刪改人曾國藩，參加刪改人趙烈文（曾國藩的幕僚），三方面的材料都說明
李秀成真跡是5萬余字，而今留下的《自供》只有36000多字，比真跡少10000餘字；第三，從曾國藩時《自供》刪節處看不是真跡。曾國藩交往軍機處的《自供》，與曾國藩所存《自供》稿本的多處地方字句不同；曾國藩所存《自供》稿本從第一頁到四十頁，書上都寫有頁碼，整整齊齊，並無差錯，這就說明《自供》並非李秀成的真跡，而是曾國藩刪節後的抄件；第四，從《自供》字句行款看不是真跡。《自供》中出現的「上帝」、「天王」多數並不抬頭，這不合於太平天國嚴格的書寫規定；《自供》中凡「清」字均不諱，卻把不該諱的「青」寫成「菁」，顯然是違背了太平天國的避諱制度。
著名歷史學家陳旭麓先生不同意榮孟源的看法。他在《李秀成原稿釋疑》一文中斷定「《自供》是李秀成的親筆」。他說，每天所寫起訖問題，「我們不可能設想當時的李秀成好像後來的作家一樣，有一個每天分節寫出的章節安排」；《自供》字句款諱問題，因為「李秀成在皈依拜上帝教之前，已是一個二十六、七歲的成年人了，早有通行的書寫習慣，在加入拜上帝教之後，經歷了十餘年，盡管熟悉了太平天國規定的書寫格式，但有時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寫法，犯了諱，也並不奇跡。」他又說，供詞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國藩在上報清廷和在安慶刊出後，應該說已經達到了他作偽的目的，為什麼還要把這個假東西當作寶貝傳之後代呢？為什麼到他的第四代曾約農還要把這個易招物議的假東西公之於世呢？
曾國藩緣何要纂改供詞
針對榮、陳兩位先生的觀點，羅爾綱又作了認真的分析考證，在198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言」中，進一步闡述《李秀成自述原稿》是李秀成親筆手跡的觀點。他說：「這部原稿，並不是冒牌貨，而是李秀成
親筆的《自述原稿》。」但這部原稿，「可以看出幾項曾國藩欺騙清廷的重大事件」，他指出：曾國藩主要在四個地方盜改了李秀成自述原稿，即第一是洪秀全死因一事。李秀成手跡記載：天王斯時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洪秀全是病死的，但曾國藩為了報功，於清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奏清廷時卻說，洪秀全在「官軍猛攻時，服毒而死」。到七月初七日，殺了李秀成後，他上奏清廷又捏造宮婢黃氏說洪秀全「因官軍攻急，服毒身死」。並把《李秀成自述》中這樣一段話改為：「因九帥（曾國荃）之兵，處處地道近城，
天王斯時焦慮，日日煩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第二件是李秀成被俘一事。李秀成當時隻身一人逃難到天京城東南的荒山上，他隨身帶有許多珍珠寶物，結果被砍柴的村民認出，因村民之間分配珠寶發生爭執，李秀成掩藏不住，被兩個奸民捉獲，解送清營。但曾國藩在原稿上，用朱筆把「是以被兩個奸民」七字勾去，「獲拿」兩字倒調，改為「遂被曾帥官兵拿獲」。到抄送清廷及付
印時，又改為「遂被曾帥追兵拿獲」。第三是李秀成保衛幼天王從缺口沖出天京的時間問題。李秀成的原話是：是日將夜，尋思天計……不得已，初更之後，舍死領頭沖鋒，由九帥放倒城牆而出，君臣捨命沖出關來。而曾國藩用墨筆把「初」字改為「四」字，把「初更」改為「四
更」。初更是傍晚19時至20時之間，天剛黑，就被太平軍沖出，曾氏兄弟是要受處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時），就減輕了主要帶兵大員的責任。第四是刪改天朝十誤第十誤。《李秀成自述》原稿為：十、誤立政無章。誤國誤命者因十誤之由而起。曾國藩第一次看《李秀成自述》時，曾用朱筆圈去。到後來清廷命他詳細抄錄補送時，他便把這一條改為：十、誤不應專保天京，扯動各處兵馬。這樣一改，不但掩蓋了曾國藩久攻天京不下的無能，而且把李鴻章攻陷江蘇和左宗棠攻陷浙江很輕易拿下，都由於太平軍把江、浙的軍隊調回保衛天京的原因，這樣，把功勞都攬在自己和曾國荃身上。兩相對照，曾國藩刪改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
與此同時，曾國藩之所以要撕毀原稿第74頁以後的內容，也有其不可告人的秘密。這個秘密就是李秀成深知曾國藩與清廷之間的矛盾，而勸其在手握重兵之時取而代之。這在曾國藩後人所講述的曾家口碑中表述得一清二楚，即「李秀成『勸文正公（曾國藩）當皇帝，文正公不敢」。這不是一條孤證，1936年，清史專家孟森為北京大學影
印曾國藩刻本《李秀成供》作序，曾經談到這個傳說。1944年，前廣西通志館就是要追尋這個傳說而去湘鄉曾家抄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在晚清的一些筆記中，也記載了許多曾國藩部下在湘軍稱霸東南之時，如何勸曾國藩舉兵稱帝，以恢復漢家天下的故事。如某書記載湘軍攻陷天京後，曾國荃萌異志，曾向其兄勸進。國藩聞而彷徨無措，躑躅徘徊於室中者通宵達旦。第二天早晨，答復曾國荃說：「人家待我們還好，何忍出此？」事乃寢。又據載，湘軍攻陷安慶，廣東按察使彭玉麟授安徽巡
撫，迎曾國藩東下，船未抵岸，即遣親弁以密函呈曾氏，內言：「東南半壁無主，老帥豈有意乎？」曾國藩閱而變色，急說：「不成話，不成話，雪琴（彭玉麟字）還如此試我，可惡，可惡！」把信團之，吞下肚去。
以上這些史料足以說明李秀成被俘後，曾國藩及其心腹幕僚為什麼不肯把李秀成獻俘進京，不侯聖旨即在南京匆匆把李秀成殺害的原因，目的是怕李秀成說出種種不利於曾氏兄弟的話語。

J. 司法部與法院、檢察院的關系

司法部、檢察院、法院三者之間關系不大。司法機關屬於國家行政機關負責公民法律知識普及、律師隊伍的管理、法律援助等等，歸國務院管轄。而法院、檢察院分別是國家的審批機關、法律監督機關，是對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負責的。

拓展資料：

檢察院：是公訴機關，理論上是與政府平級的，縣政府和縣檢察院是平級的，檢察院只受上級檢察機關指揮，縣政府是無權指揮檢察院的。除普通刑事案件外檢察院還負責貪污賄賂瀆職侵權之類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