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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的源

發布時間: 2022-04-11 13:31:00

⑴ 國際商法的淵源有哪些

國際商法的淵源主要有兩種,一是國際條約,二是國際貿易慣例,還有各國有關事和國際貿易的國內法也是國際商法的重要補充。

⑵ 三商法是什麼

三商法是相對於一商法和二商法而言的。所謂的三商法也就是分析「以人為店鋪,無店鋪經營的多層次直銷(即傳銷)。它是一種人員銷售。

一商法指的是傳統的貨物銷售方法。它以櫃台的形式出現,物品擺放在櫃台里,等待四面八方的顧客前來購買。

二商法,銷售主體以公司的形式出現,從全國各地招來大量的員工為其銷售貨物,公司與員工是僱傭與被僱傭的關系。

(2)商法的源擴展閱讀:

商法的歷史沿革:

商法雖源於古羅馬時代的商事規約,但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意義上的近代商法卻是始於中世紀歐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人法,正式確立於1807年的法國商法典。

中國古代「重農抑商」,商法極不發達,20世紀初以來的百年商事立法,主要是引進借鑒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陸法系的商法,但新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商事立法也有不少是借鑒了英美法等的商事立法。

商法的一般原則:

商法的一般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現代商法主要有四大基本原則。 一 強化企業組織

1、提高企業素質。主要依靠兩套法律機制,一是,企業融資和確保企業財產基礎的法律機制, 如公司法上的有限責任、資本三原則。二是,實現企業優勝劣汰和實現資產優化組合的法律機制,如破產、重整、兼並制度。

2、完善企業結構。包括完善企業內部的治理結構(主要是合理分配投資者和經營者的權利)和協調企業內部關系(主要保護職工利益,加強職工民主管理)。

民法和商法分離的原因 和依據

民商分立的淵源可追溯到中世紀時期。近代資本主義國家民商法的來源主要有三個:羅馬法、教會法和中世紀商法。中世紀商法出現以後,由於它形成了專門的概念和體系,它具有了與羅馬法、教會法相獨立的地位。這樣,商法作為一種專門的法律體系發展起來。從這一時期商法的特點來看,它主要是適應地中海沿岸商業貿易發展的需要,在商人的商業交往中產生的各種習慣規則,如匯票規則、海上保險契約、商業契約等,其中以海商方面的規則更為突出,此外,商人還自己組織法庭來處理商事糾紛案件。因此,商法是適應商業和貿易的發展在商人之間獨立發展起來的。從中世紀商法的形成來看,可以說它與羅馬法、教會法沒有直接的聯系,因此它不是從普通私法中分離出來的。中世紀商法一經產生,它就自治自立,與普通私法平行發展。 中世紀末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封建社會內部日益壯大。16、17世紀,隨著歐洲中央集權國家的強大,歐洲諸國將在各國商人之間普遍適用的、具有國際性的各種商事習慣、商事規范納入本國的國內法,從而開始了近代商事立法。法國路易十四時期頒布的《商事條例》(1673)和《海事條例》(1681)就是近代最早的兩部商事法令。另一方面,法國的民事關系屬於民法規范調整,南部成文法地區施行的是羅馬的《優士丁尼法典》,北部的習慣法地區施行的是由法律傳統形成的並經官方文件予以記錄的習慣,主要是1580年修正的1510年的巴黎習慣,1509年和1583年的奧雷昂習慣。因此,在這一時期,民商分立的格局已經開始出現。 民商分立的真正標志是19世紀初法國民法典和法國商法典的先後頒布施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革命成功和國家統一後,在全法國統一法律的任務被提上了議事日程。面對法國民事法律的混亂狀況,法國1791年《憲法》明文規定:「應制定一部共同於整個王國的民法典」。由於「在西方發達的法律體系裡,一直存在著一股促進法典化的驅動力」,加之法典編纂的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已經成熟,因此,在拿破崙的推動下,法國民法典於1800年開始起草,於1804年3月21日通過。幾乎與此同時, 法國在1801年成立了商法起草委員會,並於1807年頒布了商法典。因此,以法典為標志的民商分立體制正式得以確立。繼法國開創民商分立體制後,德國 1861年頒布了《普通德意志商法》(即舊商法典),1871年統一的德意志帝國成立後,開始編纂新的商法典,並於1897年5月10日頒布, 1900年1月1日生效。另一方面,1874年、1890年分別成立了民法起草委員會,起草民法典,於1897年頒布、1900年施行。因此,在德國也形成了民商分立體制。除了法德兩國以外,採用民商分立體制的國家還有義大利、日本、荷蘭、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等國。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除了普通法系國家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之外,把私法劃分為民法與商法兩個分立的體系,在當年似乎是私法的一個基本特徵」。據統計,迄今為止,大約有四十多個國家制定了獨立於民法典之外的商法典。

⑷ 龍哥2010商法

第一章 商法
一、填空
1.世界范圍內的商事立法運動肇始於____,延續至今,它是人類社會邁向法制的重要一步。
答案:18世紀初
2.商主體公示法定是指商主體之成立必須按照法定程序予以公示,以便交易第三人及時知曉;未經法定公示者,不得用以_____。
答案:對抗善意第三人
3.傳統商法在體繫上主要包括商身份法和______兩大部分內容。
答案:商行為法
4.在法律部門的相互關繫上,民法是普通法或基本法,商法是______。
答案:特別法
5.近代商法起源於中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商業城市和____。
答案:海上貿易
6.法國商法法系以法國商法為核心,以行為主義和為法系的重要特徵和商事法規的立法基礎。
答案:客觀主義
7.《德國商法典》最早頒布於____年。
答案:1861
8._______反映了商法獨立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商法部門建立的基礎,是商法區別於其他法律部門的本質特徵所在。
答案:獨立的商法調整對象
9.在調整方法上,商法注重維持私法中傳統的「_____原則」,經濟法則信守「國家統治原則」。
答案:意思自治
10.商法作為私法規范與公法規范相兼容的法律規范體系,其公法性規定主要為______。
答案:行政法律規范
二、名詞解釋
1.商法
商法指調整商事交易主體在其商行為中所形成的法律關系,即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狹義的商法僅指商法典及其附屬法規;廣義的商法包括全部商事法律部門。
2.商法原則
商法原則指集中體現商法的性質和宗旨,調整商事法律關系必須遵守的基本准則。包括商主體法定原則,公平交易原則,交易簡便、迅捷原則等。
3.商法的淵源
商法的淵源指商法規范藉以表現和存在的形式,是對商事行為具有約束力的法律規范效力的重要來源,是商事經營活動的重要法律依據。在我國,主要表現為制定法、立法和司法解釋、商事自治法等。
4.商法調整對象
商法的調整對象指商法作為特殊的法律規范體系對現實生活發生作用的范圍。
三、單項選擇
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商事立法活動活躍,相繼出台了多部法律,可以歸入商法范疇的有(B)。
A.《合同法》、《企業破產法》、《民事訴訟法
B.《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商業銀行法》
C.《個人獨資企業法》、《信託法》、《證券法》、《仲裁法》
D.《勞動法》、《行政訴訟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2.商法的概念可以表述為(A)。
A.調整商事交易主體於其商行為中所形成的法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B.調整商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C.調整公司、企業日常商業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D.調整一切微觀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3.外國法上,採取以商人和商行為共存的折衷主義原則作為立法基礎的國家是(C)。
A.美國、英國
B.德國、法國
C.日本
D.瑞士
4.有關商法特徵的描述,錯誤的是(B)。
A.其調整行為具有營利性
B.商法調整對象的不特定性
C.商法規范較強的技術性
D.商法的公法性和國際性
5.所謂商主體法定原則是指(D)。
A.對於商主體在法律上的資格,不以強行性法規加以規定
B.商主體的類型在法律上有嚴格的界定
C.商事交易主體的地位平等,任何一方不享有特權
D.商主體類型法定、內容法定、公示法定三個方面
五、、簡答題
1.簡述商法的基本特徵。
2.簡述交易便利、迅捷原則。
3.簡述商法與民法的關系。
1.商法的特徵:
(1)商法調整行為的營利性;
(2)商法調整對象的特定性;
(3)商法規范較強的技術性和易變性;
(4)商法的公法性;
(5)商法的國際性。
2.商事交易便利、迅捷原則表現在三個方面:
(1)交易簡便:各國商法在商行為方面一般採取要式行為方式、文義行為方式,並通過強行法和推定法對其內容預先予以確定。
(2)短期時效:商法對於各類商事請求權普遍採取不同於民法上時效期間的短期時效。短期時效制的目的在於促使當事人迅速行使權利,以保證交易的迅捷。
(3)定型化交易規則:權利證券化和權利義務格式化是商法的又一個重要特點。通過法律行為標准化、定型化,從而簡化了權利轉讓和權利認定的程序。
3.商法與民法的關系:
(1)民法與商法是調整民商事行為的法律。在法律部門的相互關繫上,民法是普通法或基本法,商法是特別法;民法是抽象化的法律表現,而商法是具體化的法律表現。
(2)民法與商法都屬於私法范疇,即都是以調整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法律規范為主構成的法律。但是,民法是純私法,調整的是平權關系;商法則以私法為主體,兼具公法性內容,調整的是平權與不平權兼有的法律關系。因此,民法是私法規范體系;商法是以私法規范為主體,私法規范與公法規范相結合的法律規范體系。
(3)民法作為基本法或普通法,調整的范圍廣泛,適用於各類民事主體所實施的民事行為。商法調整范圍有限,僅適用於民事主體中從事商事經營活動的那部分,或僅僅適用於民事行為中與營利相關的那一部分行為,即商人所從事的商行為。
六、論述題
1.試述商主體的分類。
1.在當代各國商法中,商主體表現為多種形式,不同國家的商事立法和不同的商法理論,常常依照不同的標准對商主體予以分類。一般說來,主要有以下多種分類:
(1)依照商主體的組織結構形態或特徵,即是自然人還是組織體以及組織形態等形式狀況,商主體可分為商個人、商法人、商合夥。
(2)依照法律授權或法律設定的要件、程序和方式,商主體可分為法定商人、注冊商人、任意商人;或稱必然商人、應登記商人、自由登記商人。
(3)依照經營者的法律狀態和事實狀態,商主體可分為形式商人或固定商人、擬制商人、表見商人。
(4)依照經營者的經營規模,商主體又可分為大商人或完全商人和小商人。
(5)依照經營種類,商主體可以分為製造商、加工承攬商、銷售商、供應商、租賃商、運輸倉儲商、餐旅服務商、金融證券商、保險商、代理商、行紀商、居間商、信託商等等。
依照商主體資產的權利狀態,還有學者將商主體分為個體經營者、企業、商業使用人等等。

⑸ 簡述我國商法的淵源(不是國際商法的淵源,也不是法律的淵源,看清題!)

樓上的根本不知道淵源是什麼意思。。。 我國是民商合一,沒有統一的商法典,因此商法的淵源只能是單行的商事法律規范如公司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破產法,另外一些涉外的商事條約也可能成為我國商法的淵源

⑹ 經濟法和商法的區別

1、宗旨、原則均不同

經濟法的宗旨是保護社會中的公共利益,並以此為己任。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就是保證經濟的公平。同時在經濟法中對國家的經濟干預進行為強調,這里說的干預不是指以行政行為進行直接干預。經濟法會對私人的經濟進行相應的限制與調控。

商法的宗旨是促進營利,其基本原則則是商事自治。我們不難發現,經濟法中的側重點是經濟公平,商法中的側重點則是商事自治。在傳統的商法主要是用來保護商人的利益不受到損害,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的商法中出來保證商人的利益之外,還將商事的安全與公平列入其中。

2、法律屬性有區別

經濟法屬於公法,主要用來干預國家經濟;商法屬於私法,主要用來調節商事交易。經濟法的主體有兩部分,一部分主體是國家,另外一部分主體是經濟組織、個人,經濟法主要是通過國家的宏觀調控來發揮自身的作用,主要運用的方法是經濟杠桿,例如稅收政策、貨幣政策、財政等,雖然不是國家直接干預經濟 ,但這些行為都是由國家來實行。

商法的主體是商事企業,主要是用來調控商事交易行為,私法的屬性表漏無疑。現代商法中已經添加了商事公平與保護,因此商法中不斷增加強制性的規范,再加上行政部門也開始對商事進行監督管理,導致商法越來越公法化。

(6)商法的源擴展閱讀:

經濟法起源於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科學家的經濟法概念主要見於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的學術文獻。盡管英美法系國家存在我們認為是經濟法的法律規范,但它們沒有注意法律部門之間的區別,沒有民法的概念,更不用說經濟法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對大陸法系國家、尤其是德國和日本的經濟法解釋進行解釋。

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由於其調整的對象具有特定的范圍,它只調整發生在國家經濟運行協調過程中的經濟關系,其調整對象可以與其他調整對象分離。法律法規。

商法的概念起源於古羅馬商法,而現代商法則起源於中世紀歐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法,1807年法國商法典正式確立,發展到今天。維吾爾法律國家廣泛繼承。20世紀初以來,我國商業立法主要引進了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陸法系的商法。但改革開放後,它也借鑒了英美法系的許多商業立法。

⑺ 簡述商法的存在形式及其內涵

商法是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是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部門。商法起內源於地中海沿岸國容家的商人習慣法。隨著經濟貿易活動的發展以及商事規則的豐富,大陸法系國家紛紛制定了商法典及其他商事單行法規,形成了民商分立的格局。

⑻ 商法基本原則

商法原則主要有:(1)強化商事組織原則;(2)維護交易安全的原則;(3)促進交易迅捷的原則;(4)交易公平的原則。

商事法的基本原則,是指反映一國商事法律的基本宗旨,對於商事關系具有普遍性適用意義或司法指導意義,對於統一的商法規則體系具有統領作用的某些基本法律規則。

這些原則是:

(1)強化商事組織原則

(2)維護交易公平原則,從兩個方面體現,一個是商事交易主體的地位平等,一個是誠實信用。

(3) 促進交易迅捷原則,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 交易簡便,2 短期時效,3 定型化交易規則。

(4)維護交易安全原則。

拓展資料

商法的基本原則是商法具體規則與抽象的商法價值的交匯點,是現代商法性質的集中體現。對於商法的基本原則,我國商學界的學者們眾說紛紜,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

目前在我國主要有四種觀點:一是「二原則說」,代表人物主要有李玉泉、何紹軍;二是「三原則說」,代表人物主要是黎燕;三是「四原則說」,代表人物主要是覃有士;四是「五原則說」,代表人物主要是董安生。

雖然他們對商法基本原則的概括層面不同,但是他們的學說都體現了商法的基本價值觀念、綜合反映了商法的宗旨和任務。尤其是他們在「維護交易安全」這一基本原則上達成了高度的一致,說明了維護交易安全原則在商法基本原則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商法中確立維護交易安全原則的依據。現代商事活動,隨著交易標的額的增大、交易手段的復雜、交易周期的加快、交易范圍的擴大,交易風險日益加大。

為了增強商事主體的安全感、調動人們從事交易活動的積極性,維護交易安全便構成了商法的基本原則。維護交易安全就是要減少和消除商事交易活動中的不安全因素,確保交易行為的法律效用和法律後果的可預見性。

⑼ 商法產生的歷史

商法的歷史發展與獨立成因

商法,又稱商事法,是調整市場經濟關系中商事交易主體及商事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關於商法的起源,現代大多數民商法學者通常認為,近代商法實際上形成於中世紀地中海沿岸的一些自治城市,其最早的形成是商人習慣法,即商人法。

(一)中世紀的商法

商人習慣法是商法的最初形式,但這一制度的形成有著特定的社會根源④。中世紀的歐洲(約395—1500)處於封建專制統治之下,商品經濟極為潺弱,主要表現為自已自足的手工業經濟,同時也是農業社會。11世紀後期,以農為本的歐洲進入了發展時期,伴隨著十字軍東征的勝利,使歐洲大量的剩餘商品湧向東方市場,商品經濟開始迅速發展活躍。這種東西方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地中海海上貿易的發展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新興城市的商業貿易的繁榮,隨著地中海沿岸城市的成長,行業分工細化和商品交換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調整商人內部經濟關系的自律組織——商會。此間,數個單一的商人基於共同的經濟利益關系已成為眾多階層中的一個獨立階層,他們迫切需要對其利益給以法律上的保護,以實現商業發展和商事交易的自由。然而,中世紀的歐洲大陸實際上仍是處在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很多商業城市的貿易狀況與封建法制的實際狀況,極端的不協調,有關保護商業活動的一系列條件均缺少必要的法律反映,許多國家的法律甚至對商人還加以種種歧視。正是貿易發展與封建法制處於尖銳的矛盾斗爭之中,商會不得不另立規范以求發展。在商會自身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自治權和裁判權,有條件的利用商事生活習慣訂立自治規范,並實施於本商會內,於是該種規范經11世紀至14世紀實行數百年後,終於形成了中世紀商法,即商人習慣法。

(二)近代商法

近代商法是以中世紀商人習慣法為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進入16世紀後,孕育已久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開始萌芽,並顯示出了蓬勃的生機,與此相比,歐洲一些國家的封建割據勢力日漸衰落,這促使統一的民族國家逐步形成。與此相適應,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寺院法開始被廢棄,這就形成了民族國家制定統一法律和商人習慣法向成文法轉變條件,新生資產階級必然首先要關心制定自己的法典,以保護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在這一形勢下,歐洲的德國、法國率先開始了本國商事法律統一運動。與此同時,同處歐洲的英國和其他歐陸國家也制定了商事法,由此推動了國家公力干涉促使「商法國民化」的過程。

(三)現代商法

18世紀末期,資產階級革命在歐洲如火如荼並逐個成功,封建專制的社會關系被徹底粉碎,整個社會隨之發生了根本變革。保護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推動商事活動,促進統一完整的商品市場形成,成為許多新興國家的基本國策。19世紀初,歐洲大陸國家相繼開始了大規模的法典制定活動,至此以後,商法開始在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出現⑤。

可以看出,商法的產生,決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原因。

1、商法產生的根據原因是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掌握了一定經濟基礎、積累相當物質資料的商人形成一種勢力,他們要求脫離封建領主的司法管轄及宗教勢力的支配,對商品生產交換用一個統一的社會規則進行概括,以保護和發展自由貿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使原來作為自治規范的商人法必然發展成為國家制定的統一的商事法律。

2、商法的產生是國家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的結果。16、17世紀,由於新大陸的發現,世界市場突然擴大,地中海海上貿易隨之遍及世界角落,各國政府為了發展本國經濟,大力推行促使經濟發展的重商主義政策,這一政策導致了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商業活動的特殊化。於是,商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出現,各國紛紛制定了商法。由此可見,商法只所以迅速在各國法典法,只不過是各國重商主義政策的法律化。

法國學者丹尼斯·特倫曾指出:商法的形成實際上來自於實踐,它們的系統化過程不是民法學者的傳播,而是由於推行者的努力⑥。
參考資料:http://www.studa.net/faxuelilun/060627/11434953.html

⑽ 民法和商法的關系

民法與商法的關系無論在理論上還

是在實踐中都是一個富有爭議的問題,它不但影響到我國民商法學科的發展前景,而且也決定了我國民法典制定的理念和思路。本文試從民商關系的角度對我國民法典的編纂體例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就教於各位同仁。

一、傳統民商分離的歷史功績及其局限性

(一)民商分離的涵義及其歷史沿革

民商分立又稱民商分離,它有兩層含義:一是就立法體系而言,在民法典之外另定單獨商法典;二是就法律運行機制而言,由民法和商法共同實現對經濟關系的調整,民法和商法各自獨立而又相互依存。從大陸法系主要國家民商法律制度的歷史沿革來看,「民商分立的模式之所以至今仍占支配地位,不僅由於傳統,而且還有某些理論依據」。[1]

如果追溯民商分離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雖然商事習慣和商事規則很早就已出現,但商法真正作為一個法律部門而獨立存在卻是近代的事情。商事關系的產生是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結果。羅馬法作為商品生產社會的第一部世界性法律確定了簡單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質的法律關系。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范圍的擴大,面對紛繁復雜的商品經濟關系,以民法為基本內容的羅馬法開始有捉襟見肘之感。對此,伯爾曼認為:「無論是重新發現的羅馬市民法,還是僅僅殘存的羅馬習慣法,包括萬民法,都不足以應付在11世紀晚期和12世紀出現的各種商業問題。」[2]由此產生了對商法的需求。而在商法制度的構建和商法體系的完成方面,商人無疑發揮了重大作用。商人們在長期的交易中摸索出一套規則,即商業習慣。商業習慣在商人們之間有類似於法律的效力,商人自治團體按照已經發展起來的商業習慣解決商人間的糾紛,並發展起自已的司法系統———參與裁判制的商事法院。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作為那個時期的特徵,商法最初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雖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2]作為最早出現的義大利商人習慣法主要根據的是羅馬法,運用了羅馬法的法律術語和權利義務觀念,並吸收了教會法的善意、公平交易和信守合同的道德觀念,它構成了近代商法的基礎。中世紀末,特別是16世紀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歐洲的一些國家封建勢力逐漸衰落,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寺院法開始被廢棄,統一民族國家逐步形成。隨著國家干預商事事務的強度不斷增大,商事習慣法逐漸被國家的商事法所取代,從而導致在歐洲大陸相繼出現了1807年的《法國商法典》、1817年的《盧森堡商法典》、1829年的《西班牙商法典》、1888年的《葡萄牙商法典》、1838年的《希臘商法典》、1838年的《荷蘭商法典》、1850年的《比利時商法典》、1865年和1883年的《義大利商法典》、1900年的《德國商法典》等,並由此形成了所謂的民商分離立法模式。

(二)民商分離的歷史功績

民商分離既是一種科學的法律體系劃分,帶有較多的主觀色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從理論上說,將民法典與商法典分立的體例,是一種符合經濟生活對法律調整的不同需求的體例,這不僅使民法與商法各自發揮其應有的效用,而且使商法的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基本原則及其特有的立法技術全方位地為人們所了解、知曉並加以應用,這對樹立重商揚商的法律觀念具有重大意義。[3]具體說來,民商分離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商分離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從法律上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進行了鞏固和加強。商法與市場經濟密切相聯。與民事主體不同,市場經濟主體是以從事營利性活動為其唯一存在目的的經濟人——商人。經濟人必須具有理性,能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來對其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優化選擇。營利是商人據以從事經營活動的終極目的,是商人的根本價值追求,是商法調整的市場經濟的價值基礎,也是評判市場主體經營活動是否合乎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的標准。在這個意義上,一切商法制度的設計都應當而且必須考慮商事行為的營利性這一要求,盡可能減少市場運作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就立法實踐來說,整個商法制度的設計都是為了滿足商事主體的營利性要求。整個商法的運行過程也表現為對各種利益關系的平衡、選擇和取捨,並通過權利和義務對各種利益進行規范和調整。如果說民法對商品交換的一般性調整為商事關系的調整提供了基礎的話,那麼,商法則對營利性的經營活動形成的經濟關系予以專門性調整,營利調節機制是它特有的方式。商法把營利視為自己的宗旨,創造了自身的價值體系和新的原則。[4]

第二,民商分離促進了整個社會立法技術的提高。一般而言,民法規范為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提供了一般的行為規則,這些一般行為規則是對整個市民社會及其經濟基礎的抽象和概括,是人們理性思維的結果,一般較為合理也較為穩定。正是基於這種調整對象的性質和特徵以及調整手段的特點所決定,因此民法條款絕大多數屬於倫理性條款。不僅如此,自羅馬法特別是德國民法典之後,民法非常注重對概念的使用及對概念的界定。但民法概念卻具有相當的彈性和不確定性,典型的如作為民法基本要求的公平和誠實信用、判斷行為效力的善意和惡意、確定行為人是否承擔責任的過錯等概念,都具有相當的靈活性。而商法則不然,商法規范則要求所使用的概念應具有明確肯定性和不可產生歧義性。商法最早起源於「商人法」,從它產生伊始就具有專門性及職業性,而後雖經多次進化,「商人法」發展成為「商行為法」,但商法的基本特質並沒有變化。商法始終是對市場經濟的直接調整,可以說,市場經濟的基本內容、基本規則及基本運作方式翻譯成法律語言就構成了商法規則。有什麼樣的市場交易方式和市場交易內容,就相應有什麼樣的商法規范進行調整。由此決定了商法規范必然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技術性,並且這些技術性規范不能簡單地憑道德倫理意識就能判斷其行為效果。可以說,若沒有大量技術性規范的有效調整,商法的營利性和商法宗旨均難以實現。

第三,民商分離促進了法律規范的國際化運動。從歷史淵源方面來看,早期商法在西歐中世紀商人習慣法時代就具有一定的國際性。商法本屬於國內法,它所調整的對象主要是國內商事法。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國際交往的加強和國際貿易的發展,許多商事關系中都涉及到國外主體或其它涉外因素。不僅如此,商法所調整的市場經濟本身就具有良好的成長性和顯著的跨地域性,一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它國經濟的發展,任何一國要想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不依賴其它國家而獨立發展幾乎已不可能。因此,國內商法也就不能再局限於本國的領域內,而要顧及有關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另一方面,與其它法律制度相比,商法的國際統一性要求有著較好的客觀基礎。一是商法的大多數規定都是技術規范,既不像刑法那樣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也不像民法那樣有著濃厚的民族色彩和倫理色彩,這就為實現商法的國際統一化奠定了良好的法律技術基礎。二是商法的內容大多源於中世紀的商人自治法,這些自治法主要來源於在商事活動中所形成的各種商事慣例,而這些慣例在各國制定成文商事法時都曾廣泛地加以借鑒,即各國商法就其主要內容而言具有同源性。因此,商法的每一個部門法在具體操作上都具有易於統一性。從目前多數國家的法制現狀來看,商法中有關票據、海商、國際貨物買賣和商事仲裁的國際一體化發展實際上已經是無法逆轉的趨勢。

第四,民商分離強化了對交易安全的維護。與民法比較注重當事人意思自治要求不同,商法中對當事人的意思自由作了較多的限制。商法中包含有較多的涉及刑法、社會法等與經濟活動有關的公法規范,這些規范具有明顯的國家強制性。在法律適用上,公法規范具有優先效力,這種優先效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當事人的行為只有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才被認為是有效的,單純的不違反法律規定並不構成行為合法的當然理由;二是在法律適用上公法規范可以排斥私法規范而單獨發生效力;三是對於帶有公法性的規定,當事人不能通過協議或章程而改變其內容。就商法本身來說,為了突出對交易安全的維護,商法在商行為的法律控制方面實行了強制主義和嚴格主義。通過商業登記、消費者保護、不正當競爭之禁止、商業壟斷之限制等一系列規則調整商主體的行為。不僅如此,商法還比較注重商事行為的獨立性,強調每一行為的有效與否僅僅取決於該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而與其它行為的效力無關。與此相關聯,商法非常強調對信賴利益的保護,強調行為的外觀效力,公示於外表的事實縱與真實的情形不符亦確認其行為效力,而不需要探究行為人的內心真實想法。以上這些制度對於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具有非常顯著的作用。

第五,民商分離擴大了交易習慣和交易規則的適用范圍。在商法制度創立的初期,為了有效調整商人之間的商事關系,特別是跨地區、跨國境的商事關系,以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促進商事貿易關系的正常發展,商人們根據商事交易的實際需要,創造出一些習慣做法和慣例。即使在現代社會,習慣仍然是各國商法的重要淵源之一。交易習慣由於反映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為交易主體所主動遵守,並對交易主體的行為形成必要的約束,具有較強的確定性和確信性。交易習慣在市場經濟關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市場的自律水平,降低法律的運行成本;可以填補法律的空白,解釋法律的含義,使法律得以更加合理的施行。

(三)民商分離的歷史局限性

民商分離雖然適應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現代經濟關系和經濟秩序的形成。但由於商法從一開始便帶有商人習慣法的局限性,是實用主義和折衷主義的產物,其立法過程缺乏類似於民事立法那樣的理論准備,因此在缺乏理論准備下建立起來的歐洲各國商法體系,隨著經濟生活的發展,其內容被不斷修改和補充,從而成為發展最快、變化最為迅速,但同時又缺乏必要理論指導的法律部門。[5]隨著現代生活的發展,民商分立的一些先天不足也逐步暴露出來。

首先,我們無法從理論上對民法和商法作出明確界定,其原因在於:(1)民商法有相同的價值取向,包括公平價值、效益價值、平等價值、誠實信用價值等;(2)都是以社會經濟關系作為其調整對象;(3)都有賴於現存的相同經濟基礎和經濟實現方式;(4)在法律屬性上同屬於私法范疇等。

其次,商法的內容和原則要受民法基本原則的指導和制約。由於民法和商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市民社會的法律表現,都屬於私法范疇,因此,民法和商法在基本原則上具有相通性。不僅如此,相對於商法的基本原則,民法原則更具有基礎性,在性質上屬於根本性規則。民法基本原則的根本規則屬性有兩層來源,一是其內容的根本性,二是其效力范圍的廣闊性。由於「民法准則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現了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6]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則主要表現為從事商品生產和商品流轉所必須遵循的一些基本准則,是對整個市民社會基於主體平等和意思自治而建立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調整,具有抽象性和系統性。就對市場經濟的法律調整而言,民法提供的是一般規則,商法提供的是具體規則,所以民法是一般私法,而商法則是特別私法。民法是純粹私法,有著完備的自治體系;商法為混合私法。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則通常可以適用於商法規定。

最後,商法的產生存在先天不足。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就商法的體系來說,商法本身的體系紛紜蕪雜,難以形成共同的法律原則,各組成部分之間沒有充分的內在聯系。從德、法等國商法典形成的歷史因素來看,商事規則本來就是民法的「棄兒」,商法典是對游離於民法之外的「散兵游勇」的收容,故其內在聯系性遠遠不如民法。不僅如此,商事法律規範本身還缺乏必要的共同性,「民法和商法的分立並不是出於科學的構造,而只是歷史的產物」。[7]商法規范沒有形成完全獨立的調整方法,它的方法仍然是建立以權利為內容的法律關系;沒有獨立的調整對象,它的對象仍然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商法內容主要是對民法規范的變更、補充或排除。[8]從歷史發展來看,法、德、日等國的商法典不但制定較早,而且在形式理性上也遠不如民法典完美,無論是商法典的結構與內容,還是商法典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都不能與民法典同日而語。由於商法沒有民法那樣堅固的基石和傳統,沒有一套嚴密精深的商法理論和商法學說來影響歐洲各國的法律制度和立法活動,因此註定了它的出現不但不能動搖民法的傳統地位,而且面對民法強大的擴張性和包容性,還有逐步喪失自己獨立的危險。[9]

二、民商合一與商法的民法化

為了彌補民商分離的理論缺失,在理論上主張民商合一的呼聲漸趨高漲。民商合一論者的主張按其含義不同又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商法民法化」,另一派主張「民法商法化」。前者以商法較之於民法是個性小於共性,民法原理足以解決所有商事問題為由,主張將商事規范納入民法中而不必另定商法典,用民法取代商法。後者以現代社會更加強調商事活動對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商事交易及商法上形成的制度與思想已逐漸成為整個民商事法律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則為由,主張構建以商法為主要內容的民商事法律制度,用商法原理統帥民法,將民法制度融於商法之中。[10]在這兩種觀點中,主流是商法的民法化。從實行民商合一立法體例國家的實際情況看,也都是以商法民法化作為其立法模式的。因此,通常意義上的「民商合一」指的就是商法民法化。隨著近幾年來我國民法典制定研討的深入,民法學界有人明確提出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的主張。認為民商合一的實質是將民事生活和整個市場所使用的共同規則集中制定於民法典,而將適用於局部市場或個別市場的規則,規定於各個民事特別法和商事特別法。就立法實踐來看,瑞士是首先採用民商合一立法體例的現代國家,1911年3月30日,瑞士通過了統一的債務法典。原先採用民商分立制的義大利在1942年制定了一部包括民商法在內的綜合性的新民法典。土耳其1926年新的民法典也接受了瑞士民法典的合一體例。泰國、匈牙利、南斯拉夫、俄羅斯等國也相繼採取民商合一制。因此有學者斷言:「民法法系的現代趨勢是朝著法典統一,包括商法典和民法典統一方向發展。」[11]

民商合一論的主要理論是建立在對作為傳統商法立法基礎的商人和商行為的否定基礎上的。即認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人的普遍商化,人的普遍商化導致人人都是商人,人人都是商人導致商主體與民事主體的融合,因此商法應融入民法;另一方面,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導致民事行為和商事行為的融合,因此商法應融入民法。以上推理頗有牽強附會之感。所謂商品經濟發展導致人的普遍商化,只不過是指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後,絕大多數人都被捲入了市場和參與市場交換,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人都是商人,商事行為的本質在於資本的營利活動,因此,商人僅僅應當界定為資本的人格化身。因此,不能認為現代商品經濟條件下,諸多的民事主體都捲入了市場、參與了商品交換,就認為民事主體已經與商事主體相融合。商人仍是獨立存在的與一般民事主體不同的主體,商法仍然表現為現代商人的身份法。只不過傳統商法的商人身份特性是建立在商人特權基礎之上的,而現代商法的商人身份法的特性是建立在現代民法的具體人格基礎上的。商事主體區別於民事主體的顯著表現是商事主體將其范圍延伸到了公司。公司制度的出現不但使主體范圍由單純的自然人擴及到了不具有自然思維能力的社團組織,使主體資本的籌集超出了單個自然人的能力和財力的限制,使主體人格不再依附於自然人的壽命而可以具有永久存續性,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公司是完全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而「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增長的關鍵要素;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就在於發展了一種有效率的經濟組織」。[12]不僅如此,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只表明作為商的資本活動的范圍的擴大,但並不表明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融合。現代意義的商法已不再是單純的屬人法,而是以一切商事活動和商事關系為調整范圍的法律部門,商事行為並非只有職業商人才能為之,相反,任何實施了商事行為的人,都會受到商法的管轄,如公司行為、票據行為、證券行為、破產行為、商買賣行為等。商法盡管脫胎於民法,卻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法律原則、制度,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理論依據,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調整方式,而決不是民法基本原則、制度在商事領域的具體化和特殊化。[13]商事活動的營利特殊性使得民法中平等自由等原則經過商法的改造,變成為具有新的內涵的商法原則。

三、民法商法化與我國民法典的制定

(一)民法商法化及其立法實踐

民法的商法化主要表現為民法對商法內容、商法原則和商法規則的吸收和借鑒。所謂「民法商法化」,其意義有二:一是由商事交易及商法上所形成之思想或制度,為民法逐漸採用;二是原屬民法上的制度或法律關系,後漸歸商法所支配。這一理論並不主張商法復歸傳統民法規則,而主張相互吸收。我國在制定合同法時就採取了民法商法化的立法模式,確立了以商事合同為常態、以民事合同為例外的立法格局。從而實現了民法和商法的有機結合,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民商合一的典範。當然,我們強調民法與商法的相互滲透與同化,主要是表明兩者的內容相互交叉和接近,兩者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差別日益縮小,兩者的功能日益趨同。但是,這並不是說民法與商法已融為一體,彼此不再獨立存在。雖然民法已經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後的民法將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和適應性,而不可能變成商法。

(二)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筆者認為,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應當是:在正確界定和承認民法和商法差別的基礎上以商法編的方式對民商法進行統一立法。在現代社會,尤其是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民法是調整商品經濟的基本法,是商品社會的「憲法」。民法的產生與發展是社會生活諸條件互動作用的結果,創造法律同創造歷史一樣,「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4]21世紀民法將在20世紀民法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它將面臨一些有待解決的、更具挑戰性的難題。世紀之交的民法無疑正處於一種統一化與多元化、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對立發展的態勢中。[15]我們應對傳統民法做成功的現代轉化:適應整個現代社會,制定一部民商混合的法典,即在正確界定和承認民法和商法差別的基礎上,以商法編的方式對民商法進行統一立法。當然,採取民商統一立法,有兩點是不能忽視的。一是商事活動的某些特殊要求,必須在未來的民法制定中加以滿足,統一不能漠視不同的主體和不同的活動的差異性;二是要追蹤新時期商事活動的變化,使我們的法律不至於與現行的商業條件不相關聯,成為一種不合時宜的法律。[16]

我國現階段之所以要採取民商統一立法體例,主要是基於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民法和商法在調整對象上具有不可區分性。民法和商法都調整市場主體及其活動。市場經濟必須有賴於商品經濟而存在,以承認和實施商品經濟的基本要求為條件。商業行為與一般的民事行為在司法實踐中沒有明確的界限,都會產生一定的權利義務關系,民商分別立法可能引起適用法律上的困難。其次,法律性質和屬性上具有相同性。民法和商法在性質上都屬於私法范疇,在規范內容上都屬於權利法。完全實行民商分立有人為割裂同一法律關系之嫌,既有害於私法體系的統一性,也不利於私法理論的深人發展。最後,民商分離的立法條件在我國並不具備。在我國發展的所有歷史階段,商人都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階層,而是依附於其他主體而存在,現在的商人仍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階層,因此中國缺乏民商分離的主體基礎。不僅如此,一般言之,民商分立必須以民法的高度民主發達為條件,是在民法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現有的民法規范無力調整紛繁復雜的社會經濟關系時才產生對商法的渴求。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是,民法本身尚有待完善和弘揚,民法觀念也有待於進一步深化。在民事立法尚待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民法典尚付闕如的情況下實行民商分離,無異於在沙灘上修建摩天大廈。

筆者始終認為,民法雖然是主要調整財產(經濟)關系,但民法就其產生和演變來說,對人(其中特別是公民)自身的價值、人的法律地位、人的權利的關注遠勝於對財產的關注。這也是民法區別於商法的表現之一。因此,對民法來說,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而財產僅僅是實現人的目的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把規范財產關系作為民法的主要著眼點和核心內容,而不注重對人類理性的提升和確認,那麼因此而制定出的民法典只能是對民法本質的歪曲和異化。[17]因此,對市場經濟的法律調整主要應當是由商事法律規范來實現的。我國目前所採用的單行商事立法的模式,雖然具有靈活、簡便等優點,但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單行商事立法的模式,由於缺乏一部總綱性的法律協調,使各個單行法律變成了孤立、單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體系內在應有的聯系,致使商事法律雜亂無章,缺乏統帥,不成體系。這不利於對我國市場經濟關系的統一規制,亦無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原則、制度和規則的全面理解,更不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的貫徹實施。[18~19]由於沒有一部總綱性的商事立法,我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形成完整的商事法律基本理論,沒有形成系統的商事法律理論,沒有實現商法學體系和內容的科學化。通過商法編的方式對商法內容進行疏理和整合,明確規定我國商法的基本原則,並把單行商事法規中帶共同性的東西以商法原則和商法規范的形式固定下來,不但有利於我國獨立商法體系的形成,也有助於對單行商事法規的統一理解,更有助於其有效實施。

由此可見,民商統一立法並不是簡單地將商法並入民法,或是將商法完全融入民法,或是完全由民法取代商法,而是以承認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獨立的調整內容為條件,在充分承認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特殊性的基礎上,將民法內容和商法內容進行充分整合,以民法典(或稱民商法典)為載體,分別以民法編、商法編、知識產權法編和家庭法編為各自所屬法律類別的統率,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的一個系統完整的民商法規群,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民法和商法對經濟的共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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