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司法改革的重點是

1. 清末司法改革的特點及意義

首先，中華法系兩千年的發展貫穿在其中的一條主線就是禮對法律的影響逐漸增大，從西周時期創制周禮，到西漢時期董仲舒進行春秋決獄改革，開始引禮入法，再到唐朝時期真正確立中華法系禮法合一的特徵，禮在中國法律發展中始終占據著一個重要地位。而在清朝，司法改革出現的禮法之爭的主要爭論就在於禮教制度是否應該繼續存在，這也意味著，中國的法律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既禮法分離。中國的法律發展開始向西方看齊，開始向法律現代化邁出第一步。

其次，《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具有近代意義的訴訟法，這兩部草案是以資產階級國家的訴訟制度和原則為基礎的，是中國法律開始近代化的一個標志之一。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程序法草案，意味著諸法合一的中華法系開始走向瓦解，中國法律中開始有了實體法和程序法的區分。有助於人們司法觀念的形成，並為中華民國時期訴訟法的修訂及訴訟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再次，清末司法體制改革，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改變了中國兩千多年的行政與司法合二為一的傳統與體現專制主義的審判訴訟制度，確立了「司法獨立」原則，並確立了一系列司法機關的新職能,開始引入西方近代社會的監察體系，拉開了中國近代司法的序幕，開啟了中國法律近代化的進程。雖然在清朝覆亡在即的歷史背景下不可能全部施行，但卻為民國時期司法機關體系的建立和近代意義的訴訟審判制度的締造，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拓展：

清末司法改革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改革司法體制內的弊端為主要任務，並沒有觸及到傳統的司法體制的改革。第二個階段從改革官制入手，全面移植西方的司法體制，以實現預備立憲的目的。本文主要選取第一個階段《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的制訂過程和第二個階段的司法體制改革進行敘述。通過這兩個事件真實地再現清末司法改革的原貌，並著重討論改革中出現的爭議。

2. 簡述清末的司法機構進行了哪些改革。

一、中央司法官制改革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大臣戴鴻慈等上書，提出中央地方官制應當以日本為借鑒，吸取各國的長處。"中國今日欲加改革，其情勢與日本當日正復相似，故於各國得一借鏡之資，實不咎於日本得一前車之鑒，事半功倍，效驗昭然。"
隨後頒布施行了《大理院審判編製法》、《各級審判廳試辦暫行章程》和《法院編製法》，作為司法體制改革的法律指導。

1、審判機關——司法獨立
1）大理寺更名為大理院，正式成為全國最高審判機關。
2）下設民刑庭，並設推事和庭長組成合議庭。
3）大理寺統一解釋法律權利，在全國范圍內有效。《立憲預備折》中，"大理寺之職頗似各國大審院，中國今日實行變法，則行政與司法兩權互應分立，而一國最高之大審院必不可無。應司法獨立之後，改大理寺為都裁判廳，以當其職"。
2、行政機關
1）刑部改為法部，成為專門的司法行政機關，管理監獄、執行刑罰，監督各級審判廳和高等審判廳判決的死刑案件。

2）最高監督機關都察院改為集議院，向現代行政監察機構改革。都察院職能凈化，《立憲預備折》中，"今都察院即如後所陳擬改為集議院，擬請設立行政裁判院，置正卿、少卿各一人。專理管民不公之訴訟，及懲戒處分，凡內外百僚之辦事無成效者，並有彈劾之責。"

二、地方司法官制改革

各省改革參照中央官制。"現遵諭旨，釐定官制為立憲預備，各省管制自應參仿京部官制，妥為釐定"。 清朝承明制，地方州縣官一人掌握地方大權，沒有輔佐的只有分權給幕賓及書役，造成地方吏治敗壞。
1）對州縣官進行分權，專門在地方設相應司法機關。
2）地方分設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和初級審判廳。
3）各區設鄉讞局。
4）高等審判廳設於京師和各省省城，內設刑事、民事審判廳，審判庭實行合議制。
5）地方審判廳於京師、直隸府、直隸州各設一所。根據具體情況酌設刑事、民事庭，其審判採取合議制與獨任制相結合的原則。
6）初級審判廳剛開始被稱為鄉讞局、城讞局，後來根據相關法律更名。初級審判廳主要是設在縣內，作為當地的基層審判機關，實行獨任審判制。"別設地方審判廳，置審判官，受理訴訟；並畫府州縣各分數區，每區設讞局一所，置審判官，受理細故訴訟，不服者方准上控於地方審判廳"。
7）高等審判廳設立有不少爭議。官制大臣提出了兩種方案：
A、"每省各設高等審判廳，置審判官，受理上控案件。行政、司法各有專職，文牘簡一，機關靈通，與立憲國管制最為相近。此為第一層辦法。"
B、"則以督撫徑管外務、軍政，兼監督一切行政、司法。以布政司管民政，兼管農工商；以按察司專管司法之行政，監督高等審判廳；另設財政司，專管財政，兼管交通事務。此為第二層辦法."。
第一種方案參照西方體制進行改革，第二種基本是延續了中國傳統司法制度。

後，兩種方案得以並存。

3. 2.清末新政改革的主要內容有( )。

1、編練「新軍」

編練「新軍」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內容之一。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諭全國停止武科科舉考試；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兩江籌建武備學堂；9月12日下諭全國各省「裁汰舊軍，編練常備軍」。編練新軍的工作在全國展開。

為了在全國推行編練新軍計劃，清政府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12月4日設立練兵處，任慶親王奕劻總理練兵事務，袁世凱為會辦練兵大臣，鐵良襄同辦理。練兵處的實權為袁世凱所掌握。清政府還令各省設立督練公所，為各省領導編練「新軍」的機構。

2、倡導商業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設立商部，倡導官商創辦工商企業。接著，頒布了一系列工商業規章和獎勵實業辦法，如：《欽定大清商法》、《商會章程》、《鐵路簡明章程》、《獎勵華商公司章程》、《礦務章程》、《公司注冊章程》、《試辦銀行章程》等。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度支部頒布《清理財政明定辦法六項》，負責統一各中央地方衙門收支、統籌外債借還、考核各省銀號以及規定對各省越時造報財政之懲處。

在現代財政預算的組成上，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福州道御史趙炳麟奏請中央制定全國預算。最終，清廷於宣統二年（1910年）首次編制第一次全國預算。

3、教育改革

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廢科舉，辦學堂，派留學。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書院改成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縣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12月5日，頒布學堂科舉獎勵章程，規定學堂畢業生考試後可得進士、舉人、貢生等出身。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光緒皇帝詔准袁世凱、張之洞奏請停止科舉，興辦學堂的摺子，下令「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使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被最終廢除，科舉取士與學校教育實現了徹底的脫鉤。12月6日，清廷下諭設立學部，為專管全國學堂事務的機構。

4、改革官制

改革官制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納」，對統治機構作了一些改變。新政中，先後裁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河東河道總督，裁雲南、湖北兩省巡撫等，改設其他機構或歸其他部門監管相關職務。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7月18日，宣布停止捐納武職。同年9月4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撫兼管；裁奉天府丞，改為東三省學政。設巡警部。設學部，裁國子監。除裁並增設行政機構外，清政府還下令「停捐納」、「裁陋規」、「定公費」。

5、考訂法律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5月13日，清廷參酌各國法律，考訂中外通行法律。中國法律現代化由此起步，幾經反復，直至20世紀終結，尚未完成。不過，基本架構已在晚清新政時期奠定。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起，《獎勵公司章程》《商標注冊試辦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法官考試細則》《集會結社律》等等先後出台。

影響最為深遠的是三個總結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別在程序法和實體法領域為中國法律的現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礎。雖因辛亥革命爆發，《民律》已不及審議頒布施行，但20世紀上半葉的民國政府無不繼承這三個大法。

6、籌蒙改制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9月，在改革官制過程中，編纂官制大臣將京官編定復核，繕單進呈，後來上諭發布，宣布正式「理藩院著改為理藩部」。1907年清政府政務處大臣左紹佐、岑春煊等，奏請將熱河、察哈爾、烏里雅蘇台、庫倫、科布多、阿爾泰等地「悉照內地改設行省」，以期加強邊防。

清政府擔心沙俄出面反對，在征詢了各部大臣、各地將軍、督撫的意見後，僅宣布廢止從前關於蒙漢不得通婚的禁令，鼓勵內地漢人到蒙古開荒；在蒙古增設衛生局、巡警隊、學校、商品陳列所，舉辦所謂的「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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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政具體內容而言，新政與危機存在三種對應關系：

一、部分新政有利無弊，新政實施有利於危機的緩解，諸如裁汰撤並一些行政機構，司法改革，社會風俗改良。清政府將先前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首，這有利於更好地處理對外關系。

設立商部，班列外務部之後、其他各部之前，後來將工部並入，改稱農工商部，這有利於協調、管理實業，適應近代企業的發展。裁撤河東河道總督，將其所管業務改歸河南巡撫兼辦；裁撤詹事府和通政使司；裁撤粵海關監督、淮安關監督，粵海關事務歸兩廣總督管理，將雲南、湖北與廣東的總督與巡撫機構裁並，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精簡機構，有利於行政運作，也減少了冗員。

二、部分新政利弊參半，新政實施的同時引發了新的危機，如編練新軍、教育改革。對於清政府來說，編練新軍是完全必要的，編練的方式也是恰當的。但是，在編練過程中，引出了兩大問題。

1、巨額軍費的增加，到頭來都轉嫁到老百姓身上，或系增加煙酒稅所得，或系增加田賦所得，這就極大地刺激了民間對政府的怨恨。

2、擔負新軍編練之責的袁世凱通過各種手段，在軍隊中培植親信，灌輸對其個人的忠誠，將新軍變成他的親軍，變成其私人軍隊，尾大不掉。

這引起慈禧太後的疑忌，導致慈禧與其後的載灃等人百計削弱、打擊袁世凱，到頭來加大了袁世凱對皇室的離心力，最終成為清王朝的掘墓人。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堂，完全正確。

但學生在學堂里學的是新知識，接受的是新思想，特別是那批留學生，經東洋、西洋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法治的空氣熏陶，回過頭來，就覺得清政府專制、腐敗，左右不順眼，以至於相當多人走到了清政府的反面。

辦學堂需要經費，聘教員需要經費，學校管理需要經費，購買書籍需要經費。先前的私塾，在辦學成本很低的情況下尚可維持，換了學校，則不行。這就引起相當普遍的社會問題。

三、部分新政的效果，利弊懸疑。主要是官制改革與預備立憲，取決於實施的時機與策略，實施得當則有利於緩解或化解危機，不當則刺激或加重危機。

慈禧與載灃在處理這些問題時，至少有四個環節很不妥當：

1、通過官制改革而收漢族重臣的權利。

2、皇族內閣的產生，不適當地強化滿族權力，引起漢族大臣離心力。

3、對立憲派的處置失當。1909年至1910年，立憲派請願活動持續升溫，聲勢越來越大。這些請願活動，涉及的人很多，得到相當多的督撫支持，具有相當廣泛的民意基礎，且沒有什麼過激行為。

清廷對此並沒有加以適當的引導，先是拒絕，後是敷衍，最後輔以武力鎮壓。這樣既喪盡民心，也喪盡紳心，將立憲派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

4、載灃對袁世凱的處置，優柔寡斷，先懲後靠，全無章法。

4. 清末法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摘要 您好！

5. （世界歷史）晚清如何改革司法制度

清末法制變革概況
1.不平等條約對清末變法的影響。
2.清末修律的方針：內「參考古今，博容稽中外」
3.清末修律主要特點：(1)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借用西方近現代法律制度的形式，堅持中國固有的制度的內容，即成為清代統治者變法修律的基本宗旨。(2)在內容上，清末修訂的法律表現出封建專義傳統和西方資本主義法學最新成果的奇怪混合。(3)變法過程中一直充斥著改革與守舊的矛盾與沖突。
4.清末修律的歷史意義：(1)清末變法修律導致中華法系走向解體。(2)清末變法修律為中國法近代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礎。(3))清末變法修律在一定程度上引進和傳播了西方近現代的法律學說和法度。

6. 清朝末年法律改革有哪些

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一、重視法理學研究 清朝末年,為了適應改革法制的時代需要,沈家本大力提倡推求法理、重視法學研究。他把法理學研究看成是法律工作的先導。要明法必須先要明理,而明理的重要途徑就是提倡法理學研究。沈家本認識到近代各國法律著作浩如煙海,在龐雜的法律著作面前,法學家只有「會而通之」,才能做到「折衷而歸一」,尋找到切中時弊的葯方。 沈家本不僅從司法實踐和法制改革方面強調法理學研究的重要性,還通過法理學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來說明恢復和發展法理學的必要性。法理學從戰國時期最為發達到清朝法學逐漸衰落。尤其是清代,清代名卿紀昀(曉嵐)所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不僅所收法律書目甚少。持法名公巨卿尚且視法學為無足輕重,其餘小吏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沈家本認為,及時恢復和發展法學,在清朝末年尤為必要。沈家本已經覺察到,法律和法學發達與否,與政治關系極大。法學盛衰與政治的關系表現在兩方面: 一、「法學之衰也,可決其政之必衰」。法學盛衰即使不能必然導致政治盛衰,也能對政治產生重要影響。二、沈家本意識到,在法律與政治的關系中,主導因素仍然是政治。政治腐敗,就會產生「有法而不守,有學而不用」的現象。歷史上法學繁盛時期,都是與統治者重視法律、提倡法學分不開的。為了推動法學的發展,沈家本極力主張恢復律博士這一官職。沈家本渴望法理學能夠在中國由衰而盛,他把希望寄託在清政府的所謂「憲政」上。 沈家本對於法律的概念進行了探討，但是他沒能說明法的產生與階級斗爭的關系。他不僅從表現形式方面探討了法律的概念，而且極為重視法的內容與作用。認為治理國家不能沒有法律，而且實行法治要以仁道為宗旨。他種思想明顯是與「惡法優於無法」的論調有別的。他的法權統一的思想批判了封建主義等級特權觀念，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而且認識到不應以法律泄私憤，這是很難能可貴的。他和許多儒家賢哲一樣，也十分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張教養為主，懲治為輔。同時他也十分重視執法的問題，持平執法，不僅會彌補惡法，而且也會使社會安定。而這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取決於執法者。所以他很重視法律人才的培養。 二、確立中西結合的修律思想 沈家本繼承了中國古代的變法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變法主張。沈家本在主持修訂法律期間,始終堅持「參考古今,博稽中外」的修律原則。他既反對數典忘祖,一味推崇西法,也反對門戶之見,一概摒棄西法。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積極學習西方法學理論和研究西方法律制度,因此,日本法學界也是「名流輩出,著述日富」。沈家本以此說明西方法學確有可學之處。沈家本提出法學研究要結合古今,甄采中西。 為了使修律能夠符合清末統治階級的需要,沈家本明確提出:「我法之不善者,當去之。當去而不去,是之為悖。彼法之善者,當取之。當取而不取,是之為愚。」 他反對重型酷刑，而且在他的堅持下，它們也在大清律中被廢除了。對於在菜市場上執行死刑，他也極為憤慨，認為它是對於社會沒有好處的。罪刑相宜，，罪刑法定，反對比附，這些在今天的法律中也都得到了體現，這說明他的思想在當時之先進與正確。改良監獄，認為應該是感化人，而不是單純的懲罰，改造人。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在近代中國法律思想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法律觀的影響,繼承了中國古代德主刑輔、以仁統法的法律思想,對封建末期極端專制主義的法律制度和法學觀點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對近代中國法學和法律思想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由沈家本負責修訂的新法,雖然由於「禮教」派反對而大多數沒有被頒布實施,但他在法學上的建樹是應當肯定的。

7. 清末司法改革的內容和背景。

背景：可以從以下幾點去看：第一，清朝統治者內政外交陷入極大的困境之中。外版敵侵略，國內的權反抗。不改不足以挽救危局。第二，新思想的傳入，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宣傳的深入，變法圖強已經深入人心，變為一種極大的社會要求。第三，專制的、封建的司法制度無法繼續延續下去。 內容：修律立法，設置近代司法機構，轉變法治理念等

8. 清末新政的改革內容

編練「新軍」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內容之一。清政府對此投入了巨大財力，花費了很大力氣。
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諭全國停止武科科舉考試；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兩江籌建武備學堂；9月12日下諭全國各省裁汰舊軍，編練「常備軍」。編練「新軍」的工作在全國鋪開。
為了在全國推行編練「新軍」計劃，清政府於1903年12月4日設立練兵處，任慶親王奕劻總理練兵事務，袁世凱為會辦練兵大臣，鐵良襄同辦理。練兵處的實權為袁世凱所掌握。清政府還令各省設立督練公所，為各省領導編練「新軍」的機構。
1904年9月，練兵處、兵部奏准在全國編練「新軍」36鎮，頒布了《陸軍學堂辦法》。
1906年11月7日，清政府改兵部為陸軍部，將練兵處並入其中，鐵良為尚書，統一指揮全國「新軍」。
1907年8月，陸軍部制定了全國編練「新軍」36鎮的龐大計劃，擬於2—5年內，除近畿4鎮、四川3鎮外，其他各省各編練1—2鎮。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編成14鎮和18個混成協又4標及禁衛軍1鎮，約16萬人。
清政府推行「新政」，編練「新軍」。而練兵需要巨額款項，因而籌餉就成為清末統治者的又一「要政」。為了籌餉，清政府不惜巧立名目，多方搜刮。
從1902年起，在通商口岸徵收印花稅，在湖廣徵收房捐、鋪捐；1903年在吉林徵收燒窯捐、車輛捐；在其他地方徵收牛捐、馬捐、鹽商捐、紳富捐，還有戶口稅、丁稅等。同時，還亂提稅率，有由戶部決定在全國公開加收的，也有由各地任意增加稅率的，並允許地方官自籌稅收。如此「籌餉」，使財稅紊亂，貪污橫行，給廣大勞動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災難。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設立商部，倡導官商創辦工商企業。接著，頒布了一系列工商業規章和獎勵實業辦法，如：欽定大清商法、商會章程、鐵路簡明章程、獎勵華商公司章程、礦務章程、公司注冊章程、試辦銀行章程等。這些章程規定，允許自由發展實業，獎勵興辦工商企業，鼓勵組織商會團體。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於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繁榮。
1906年，度支部頒布《清理財政明定辦法六項》，負責統一各中央地方衙門收支、統籌外債借還、考核各省銀號以及規定對各省越時造報財政之懲處。由度支大臣載澤兼任督辦鹽政大臣，統理全國鹽政行政用人之權履行，並在1902年之《中英商約》中商討有關免厘加稅之條款。而在現代財政預算的組成上，1907年福州道御史趙炳麟奏請中央制定全國預算。最終，清廷於1910年首次編制第一次全國預算。
在1910年頒布《國幣則例》二十四條，劃一銀幣及銅幣之重量和成色，但由於當時市面流通之舊幣總值達十五億以上，回收的財政費用已是政府難以承擔，最終清廷需要於1911年4月15日向美英法德四國財團貸款一千萬英鎊，以推行有關幣制改革。
1900—1905年間鐵路總體發展為三千二百哩。唯除全長201公里的京張鐵路為本國修建外，其餘鐵路均為外國持有部分股權下所修建。 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廢科舉，辦學堂，派留學。
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書院改成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縣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12月5日，頒布學堂科舉獎勵章程，規定學堂畢業生考試後可得進士、舉人、貢生等出身。
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廣學堂辦法。8月15日頒布《欽定學堂章程》。
1904年1月13日又頒布《重訂學堂章程》，詳細規定了各級學堂章程及管理體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國推行。與普通學堂並行的還有專業教育，包括師范學堂及各類實業學堂，在學制上自成系統，一套完整的學校制度隨之建立。
1905年9月2日，光緒皇帝詔准袁世凱、張之洞奏請停止科舉，興辦學堂的摺子，下令「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使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被最終廢除，科舉取士與學校教育實現了徹底的脫鉤。12月6日，清廷下諭設立學部，為專管全國學堂事務的機構。清政府在推行「新政」過程中，把「獎游學」與「改學堂，停科舉」並提，要求各省籌集經費選派學生出洋學習，講求專門學業。對畢業留學生，分別賞給進士、舉人等出身。對自備旅費出洋留學的，與派出學生同等對待。
為統一管理留學生工作，清政府分別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總監督赴東洋和歐洲。
1903年10月，清政府頒布《獎勵游學畢業生章程》，規定凡中國留日學生在日本普通中學5年畢業，得優等文憑者，給予拔貢出身；在日本文部省直轄之各高等院校及程度相當的各項實業學校3年畢業，得優等文憑者，給予舉人出身；在大學專科某科或數科，畢業後有選科或普通畢業文憑者，給予進士出身；在國立大學及程度相當的官立學堂中3年畢業，得學士文憑者，給予翰林出身；5年畢業，得博士文憑者，除給予翰林出身外，這給予翰林升階。最初，在洋務運動期間的留學生計劃大都留學英美法等國家，不過，由於庚子賠款後政府財政緊拙，結果清末改革中的留學生計劃大都留學日本。至1907年，留日學生總數達一萬五千人。 改革官制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納」，對統治機構作了一些改變。
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撤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設外務部，「班列六部之首」。
1902年2月24日裁河東河道總督，其事務改歸河南巡撫兼辦。3月6日裁詹事府及通司。
1903年9月7日設商部。
1904年12月12日裁雲南、湖北兩省巡撫，由雲貴總督、湖廣總督兼管。
1905年9月4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撫兼管；裁奉天府丞，改為東三省學政。
設巡警部。設學部，裁國子監。除裁並增設行政機構外，清政府還下令「停捐納」、「裁陋規」、「定公費」。
1901年9月19日，清政府宣布停止報捐實官。
1905年7月18日宣布停止捐納武職。 推動經濟自由發展
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發了一道上諭：「疊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各礦、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約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此應及時舉辦。」以這一聖旨為標志，清政府的經濟政策從壓制私人資本即剝奪國民的經濟活動自由，轉變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護和扶植私人資本。阻力和困難仍然不少，但大體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與此同時，現代財產所有權亦相應逐步確立。《大清民事刑事訴訟法》在「判案後查封產物」一節中規定：「凡封票紙查封被告本人之產物，如產物系一家之公物，則封本人名下應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連。」「凡左列各項不在查封備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屬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孫所自得之物。」這表明財產所有權已從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轉變為以個人為本位。盡管這一規定要不僅在打官司時管用，並要成為全社會的習慣仍須假以時日，但這些法律條文的出現，就意味著主流文化開始承認個人財產權的正當性。
1904至1910年間，設廠數目與投資總額都大大地超過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1895至1898年的民族工業，新設廠投資萬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1904至1910年清末新政期間，新設廠投資萬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第878—919頁。其中純官辦企業未計算在內）。這種發展還表現在礦業上，1904至1910年新建礦48家，超過了以前任何時期。此外，交通、商業、金融等都有了較明顯的發展。在農業上，由於土地面積的增加（拙作《清末發展實業初探》，《北方論叢》1985年第3期），促進了農作物產量的增長；而先進的農業技術和知識的傳入（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868—879頁），則表明中國農業生產也帶有近代的色彩。
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經濟自由。這樣的說法有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傳統或中世紀中國沒有現代意義的自由。中國人獲取自由是由經濟領域開始的。就傳統經濟領域而言，中國人當然可以經營農業、商業和手工業。可是，有個障礙迎面而來：財產所有權的限制。《大清律》承襲傳統，明確規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一百。若居父母喪而兄弟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孫不得私財，禮也。居喪則兄弟猶侍乎親也，若遂別立戶籍，分異財產，均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財。這是嚴重壓抑經營積極性的規定。更為嚴重的是清政府為新經濟的發展設置了種種障礙。突出的表現是辦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業，一律實行批准制，往往相應設置壟斷特權，不準民間資本自由進入。
例如，19世紀國際貿易的主導商品是紡織品。它和鴉片是19世紀中國外貿入超的主要因素。為與外商爭利，70年代開始，朝野有關人士就著手籌辦紡織廠。1890年上海機器織布局開車生產，這是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個棉紡織廠。從1876年李鴻章批准籌辦起算，幾經折騰，整整歷時14年。1880年，為辦這么一個廠，李鴻章特地上奏，並經皇帝批准，給予該局十年專利，「十年之內只准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1888年張之洞在廣東籌設織布官局，不得不致電李鴻章協商：「閱《申報》載，上海布局經尊處奏准：『十年之內，不準另行設局』；是否專指上海而言？粵設官局本與商局有別；且進口布多消旺，斷非滬局所能遍給，粵給粵用，猶恐不給；當不至侵滬局之利。望速電復。」李鴻章的答復是：「粵設官局，距滬較遠，似無妨。照「不準另行設局」的規定，雙方的說辭都經不起推敲。李鴻章和張之洞是當時權勢最大的兩位總督，在人治社會官場文化的氛圍中，矛盾順利化解了。
但問題沒有真正解決，其他人辦企業，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郭嵩燾是大清帝國第一位駐外使節，二品大員。黯然回國退休後，他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說到這么一件事：「輪船之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習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難在士紳；十年以來，阻難專在官。凡三次呈請……獨不準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燾出面籌辦的，已籌集資本兩萬余，這個航運公司還是辦不成！
不過，由於中國傳統觀念中把公私之分視同善惡之別；加上屢仆屢起的啟蒙運動遠未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經濟自由的極端重要性，沒有被廣大知識分子深刻認識。這就為日後的反復留下了禍根。
這兩個例子帶有普遍性。說到底，這是制度問題：傳統中國沒有經濟自由。因此，各行各業要辦點當時的新經濟，無不碰到官方批准這一難關。
如果從1865年辯論要不要學西方借法自強算起，清政府內部整整爭論了30年，才得出這么一個結論。更主要的是鴉片戰爭以來歷經6次內外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失敗，內外交困，迫使清政府的經濟政策不能不作出重大調整。用當時一篇得到朝廷首肯並轉發而流傳甚廣的奏章的話來說是：「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強之術。換句話說，生死存亡迫使這個專制政府不能不放鬆控制，讓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經濟自由。不過，這一權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連頒布《奏定商會簡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後的事。其中規定「凡設立公司赴商部注冊者，務須將創辦公司之合同、規條、章程等一概呈報商部存案。」悉與國際慣例一樣，辦企業僅須登記注冊即可。
中國法律現代化
1925年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特別是1927年成為全國政權後，中國法制進程因中國國民黨在包括立法、司法在內的各領域全面推行「黨化」而逆轉。但其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文本仍大體承襲了清末新政的成果。他們的專制統治，是通過另外兩條途徑達到的：一是另外製定法例（例如《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等等），把現代公民應有的權利全部化為烏有。二是建立以民為敵的秘密警察（特務）機關，嚴格管制公民的言行。軍統、中統和國民黨中宣部及各級黨部宣傳部是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他們開創了執政黨直接檢查和鉗制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體制，冀圖以一黨的主義「齊一國民思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後來的解放區，也沿用國民政府的《六法全書》辦案。直至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下令「蔑視和批判」西方「反人民的法律和廢止國民黨《六法全書》」，再歷經50年代初的「司法改革」，歷史出現了30年的斷裂。可是，近20年，立法、司法又開始悄悄地回歸清末新政開創的新傳統。
政權機構現代化
在政治上，清末政權機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清末新政前，清政府基本上還是封建的政權機構。在清末新政期間，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表現在1906年前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以及設立商部、練兵處、巡警部、學部等；還表現在1906年11月重新更定官制，除內閣、軍機處仍舊外，新設立或改名稱的有：外務部、學部、民政部、度支部、陸軍部、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海軍部、軍咨府、資政院、審計院。到此，清政權雖然仍是半新半舊的，但這畢竟是清朝政權機構邁入近代時期的開始。
中國軍隊近代化
新軍是中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近代軍隊的首次努力，是中國近代軍事史上重要的一頁，對日後中國軍隊的軍制、作戰、訓練、編制等方面都有重大影響。鴉片戰爭當中，曾經勇武善戰的八旗軍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和新式步炮協同戰術的打擊下不堪一擊，參戰清兵與英軍傷亡比竟然達到600比1，慘痛的現實迫使清朝統治者從「天朝上國」的美夢中驚醒，開始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然而，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即使是清軍已經裝備了相當數量的西方先進武器，包括比日軍還要先進的毛瑟步槍的情況下仍然一敗塗地，究其原因大部分清軍是混編各式古老火槍（甚至包括鳥銃、抬槍）與不同口徑的近代步槍，沒有幾個單位配置統一的制式近代武器，戰斗一旦打響則後勤供應漏洞百出，有槍無彈、有彈無槍的情況比比皆是。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現場采訪報道更為直截了當：「除了數千由外國軍官親手訓練的精銳部隊外，大部分的清國官兵即便是手裡拿著現代武器，思想卻還是活在300年前」。清朝統治者恐慌之餘終於明白，軍隊的戰鬥力不僅僅來源於先進的武器裝備，建立先進的軍隊制度才是提高戰鬥力的根本。在反思日軍勝利因素後，清朝統治者認識到日軍「專以西法制勝」、「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時有一時之兵制，未可擬古劑以療新病，居夏日而禦寒裘也」。因此，清政府嘗試逐漸引入西式軍制與訓練，開辦西式軍事學校，同時命令舊有軍隊改習洋操，聘請西方教官訓練甚至管理軍隊，這些接受西式軍事訓練，使用西式制式武器裝備的清軍被稱為新式陸軍。其中，北洋的定武軍和南洋的自強軍在這方面開創了新河。
清末新軍建設是中國軍事史的重要環節，盡管它最後的發展方向並未與這場軍事變革的發動者——清政府所預期的一致，但是新軍建設開創了中國近代軍事進程的多項先河，是中國軍事近代化的重要進步。新軍建設與洋務運動有著本質的區別，洋務運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思想上根本沒有承認西方軍事思想和制度的領先，幻想單純從西方列強手中購買洋槍洋炮、替換清朝軍隊手中的大刀長矛和土炮就能成為一流軍隊，而對於真正決定戰鬥力的軍隊制度絲毫不作變革，導致清朝軍隊在鎮壓國內革命運動時還有足夠的力量，可是甲午戰爭當中面對同樣經歷了學習西方的軍事變革的日本軍隊，清朝軍隊照樣不是對手，因此，洋務運動並沒有從本質上改革軍隊，軍隊戰鬥力沒有大幅的提升。反觀新軍建設，是從軍隊制度乃至武器裝備、官兵培訓等方面作了深刻的變革，近代軍隊司令部、軍事學校、軍樂隊、近代軍事編制、後勤制度以及「國防軍」概念等等措施，都是清政府守舊勢力不敢想像的變革。一系列的變革對於提升新軍戰鬥力的效果非常明顯，辛亥革命初期，人數上占據優勢的舊軍面對新軍時，大部分一觸即潰。最終南方新軍在孫中山、黃興的領導下順利起義，北方新軍在袁世凱指揮下進行逼宮，給予了清王朝致命的一擊。新軍的西式軍制在清朝滅亡後，經過進一步改進和變革，一直作為國民政府軍隊的軍事制度，而部分軍事制度甚至也被後來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所沿用、發展，其意義和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新學教育興隆
在思想文化上，通過清末新政，在這方面的變化是十分突出的。其一，結束了科舉制度的歷史。其二，清末出現了辦學熱潮。由於清政府號召辦學，又公布了《奏定學堂章程》，加上廢除科舉制度，於是新式學堂如雨後春筍，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三，由於清朝政府的號令及地方官和個人的努力，很快地出現了留學的熱潮。1905至1906年間，僅留日學生就多達8000餘人（一說10000多人），這同新政前比較，增長了100多倍。其四，政治思想界也有所變化。隨著清末「預備立憲」的開展，西方資產階級某些思想得到了一定的傳播，在中國封建專制思想體系中透進了一線民主的霞光。
民族資產階級崛起
在階級關繫上，清末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有了明顯地增長，特別是這時，民族資本的中小企業大量涌現，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力量有了明顯地壯大。與此同時，中國工人階級的隊伍，也由甲午戰前的10萬人左右，增長到辛亥革命前的66萬多人。
促進民主革命
在新政與民主革命的關繫上，新政促進了革命的爆發。清末新政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互相影響著的兩個運動：由於民主革命活動的開展，觸動了清朝的封建專制統治，因此，清末新政有轉移人們斗爭視線、破壞革命的動機。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革命活動促使了清末新政的實行。但同時，我們還必須注意另外一個客觀事實，這就是由於清末新政的開展，又在客觀上促進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發展。主要表現是：清末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供了經濟基礎；由於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供了階級基礎；辦學和留學熱潮的出現，產生了眾多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階層，這是民主革命的群眾基礎；由於清末新軍的出現，由於革命黨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新軍，新軍就逐漸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陣地。 增負
為了實行新政，清政府必須想方設法籌集經費，增加了人民的負擔，使中國勞苦大眾生活更加貧困化，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為了籌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攤派，這是清末新政經費的最主要來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發布的兩個上諭，就向各省派款每年達960萬兩（《光緒朝東華錄》，（五）總第5116—5117頁）。清政府向下派款，而這些款項，各地方政府又通過提高部分商品物價從勞動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隸，1902年袁世凱擬「每戶售酒百斤，抽捐制錢一千六百文，並准其於常價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發售。」（《光緒朝東華錄》，（五）總第4925頁）此外又出現了許多新名目的稅捐，如糧捐、房捐、新捐、學捐、鋪捐、膏捐、統捐、攤捐等等。
北洋軍閥崛起
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惡果。眾所周知，袁世凱是靠在天津小站練兵起家的，又靠出賣維新派和帝黨及鎮壓義和團運動發跡的。在「新政」期間，於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凱訓練京旗陸軍，到1906年末，北洋六鎮的軍隊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凱聲名顯赫，並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凱及北洋軍閥的崛起是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列強的經濟侵略
清末新政時，某些經濟政策的公布，客觀上也為帝國主義輸出資本創造了方便條件。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一個重大轉折時期：帝國主義對華經濟侵略加速擴張，民族危機空前深重，西方列強的侵略方式也由原來的商品輸出為主轉為資本輸出為主，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形態最後形成並進一步深化。商品輸出，顧名思義，就是西方列強向中國傾銷工業品和掠奪原料，這些商品包括鴉片、西方列強本國的手工工廠所生產的產品，或者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很少），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和原料，剝削中國人民。商品輸出較資本輸出時間早，在1840年至1895《馬關條約》簽訂年間里，絕大部分都是商品輸出。其本質是控制殖民地的市場。資本輸出是用過剩資本向其他國家投資，例如在中國投資開辦工廠，或利用雄厚的資本取得在中國的鐵路權（《中法條約》規定）、開礦權等等。或用過剩資本作為貸款（如《辛丑條約》規定賠4.5億兩白銀清政府無力支付，只得向帝國主義國家大借外債，以海關等稅做擔保）。其本質是通過資本控制殖民地的經濟命脈（危機更加加深和嚴重）。
在西方列強看來，與其等著一味守舊的清政府最終被革命所推翻，不如督促清政府實行改革以消彌革命，這樣才能保持甚至擴大它們在華的既得利益。因此，《辛丑條約》簽訂之前和之後，列強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改革的建議。從這一點上講，清政府最後力行新政，在一定程度上含有迎合列強的因素。清末新政後，民族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張謇是清末提倡實業救國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過「棉鐵主義」、發展外資等具體發展實業的措施。棉鐵主義指以棉紡織業、鋼鐵業帶動民族工業的發展，形成民族工業體系。他還主張以合資、借款、代辦等形式，利用外國資本解決發展民族工業所需要的資金問題。但是帝國主義也不允許中國走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正是英、德、法、美四國以借款為誘餌，脅迫清政府將鐵路收歸國有，激化了清政府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強化封建國家機器
清末新政時，練新軍、辦警政，強化了封建專政的國家機器，有利於清政府對人民群眾反抗斗爭的鎮壓。因為在清末，清朝舊式軍隊早已失去戰鬥力，而所編練的新軍，戰鬥力有了明顯的提高，再加上各地辦起的警察，加強了對人民反抗斗爭的偵緝和鎮壓，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個惡果。 經濟意義
從1901至民國建立，有很多制約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強勢和享有特權的外國資本；厘金和其他苛捐雜稅；由於政治制度改革滯後帶來的政府官員腐敗；日俄戰爭及其他突發事件引起的社會不安和動盪；等等。但民族經濟仍有不俗的表現。1895——1913年間，民族資本工業發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無暇東顧期間的發展速度還略高一點。其他經濟事業發展也比較順暢。主要的一條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堅持以官辦或官督商辦的壟斷經濟為路向，扶植和獎勵私人資本，建立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加上工資和原料低廉；市場廣闊；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帶來的不利因素（如貪污腐敗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響。
從民國初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戰火連綿，社會動盪不安。但總的說來，經濟仍持續以較高速度發展。1912~1936年間，盡管有幾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特別是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危機，中國工業年均仍增長9.2%。1912~1920年，更高達13.8%。原因是北洋軍閥政府繼承新政的經濟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後，雖然開始扶植帶有封建的、買辦性質的官僚資本，但尚不足壟斷國民經濟。
人文意義
更值得重視的是經濟自由對人的解放的重要意義。在所譯之書論及西方有經濟自由，「乃至民生安業之事，大抵任民自為，而不過問」之際，嚴復感慨系之地寫道：「讀此，則知東西立國之相異，而國民資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蓋西國之王者，其事專於作君而已；而中國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師。且其社會，固宗法之社會也，故又曰元後作民父母……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親師之眾責……卒之君上之責任無窮，而民之能事，無由以發達……而其於國也，無尺寸之治柄，無絲毫應有必不可奪之權利」。沒有經濟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權利就失去基礎。在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也一再重申「以獨立之生計，成獨立之人格」的極端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