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和司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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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二條【刑法任務】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解釋】本條是關於刑法任務的規定。 我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進行。其具體任務有以下幾個方面:
1.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是刑法的首要任務。我國的國家安全、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人民經過長期革命斗爭取得的,是我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經濟制度,是我國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保證。因此,用刑罰方法同一切組織、策劃、實施武裝叛亂、武裝暴亂、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勾結外國危害我國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組織、策劃、實施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等犯罪作斗爭,是刑法一項很重要的任務。刑法的打擊鋒芒,就是指向這類危害最嚴重的犯罪,這是符合國家和人民最根本利益的。
2.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國家所有的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是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保證。根據憲法關於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規定,刑法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是公民生產、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同樣受國家法律保護。因此,刑法對於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並規定了相應的處罰。
3.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在我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其人身權利是指公民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等方面的權利;民主權利是指公民依照法律參加國家管理和政治生活的各項權利;其他權利是指勞動、婚姻自由、老人、兒童不受虐待、遺棄等權利。刑法同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作斗爭,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是刑法的重要任務。 4.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我國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穩定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尤其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需要一個良好的經濟秩序,否則,什麼事情也辦不成。因此,維護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成為刑法的一項重要任務,對於擾亂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的犯罪,依照刑法予以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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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刑法的立法解釋與刑法的司法解釋關系
立法解釋
立法解釋是指立法機關對刑法的含義所作的解釋。立法機關具有立法權,當然也有權對法律加以解釋,這種解釋具有與立法相同的法律效力。刑事立法解釋對於彌補刑法規范中的漏洞,使刑法規范適應復雜多變的犯罪活動,維護刑法規范的穩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在1997年刑法頒行以後,我國立法機關開始注重通過立法解釋進一步明確立法意蘊。尤其是對司法機關存在異議的問題,通過立法解釋加以明確。例如,2002年4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一)》和《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一節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二)》),是在刑法實施以來,第一次在有關的法律問題已有司法解釋的情況下,由於司法機關對法律規定認識不一致,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做出立法解釋。其中《解釋(一)》是對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立法解釋,《解釋(二)》是對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的立法解釋。這兩個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都曾經作過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檢察院存在不同意見,因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立法解釋。這些立法解釋對於明確法律規定的立法本意,進一步規范司法解釋具有重要意義。
司法解釋
司法解釋是指司法機關對刑法的含義所作的多功能解釋。在刑法適用中,經常出現一些疑難問題,需要通過司法解釋加以明確。因此,司法解釋對於刑法的正確適用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的司法解釋是指最高司法機關(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刑法適用中有關問題所作的解釋。根據1981年6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規定:「凡屬於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凡屬於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均有司法解釋權。
從1997年刑法頒行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就審判和檢察工作中具體適用刑法的問題分別進行了大量的司法解釋,同時就一些刑法適用的共同性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名作出司法解釋。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還與有關行政部門共同對刑法適用中的問題進行解釋,這可以視為一種准司法解釋。我國的司法解釋就內容而言,可以分為規范性解釋與個案性解釋。規范性解釋通常以《規定》、《解釋》等形式發布,而個案性解釋則通常以《批復》、《答復》等形發布。此外,還有以座談會紀要的形式出現的司法解釋性文件,也同樣具有司法解釋的性質,只是在法律效力上略遜於正式的司法解釋。根據2001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第2條的規定:「對於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對沒有相關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施行後尚未處理或者在處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辦理。」
❸ 新刑法司法解釋的內容有哪些
新刑法司法解釋
(一)第一條
第一條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根據憲法,結合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具體經驗及實際情況,制定本法。
本條是關於制定刑法的目的和根據的規定。
刑法和其他法律一樣,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是社會經濟基礎的反映。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我國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性質決定了我國的刑法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刑法有著本質的不同。在制定刑法的目的和立法根據的規定中明確地體現了我國刑法的本質特徵。
本條主要規定了以下兩方面內容:
1、制定刑法的目的
根據本條的規定,制定我國刑法的目的就是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我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因此,它決定了我國的刑法與其他一切剝削階級的刑法是根本不同的,它是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意志的體現,是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的有力工具,是掌握在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手中的法律武器,因而也就決定了制定我國刑法的目的只能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其中「懲罰犯罪」,就是通過刑法,規定什麼是犯罪,哪些行為是犯罪,犯什麼罪應受到什麼樣的懲罰的方式,對任何觸犯刑法規定的犯罪分子,依照刑法的規定追究其刑事責任。為懲罰犯罪提供法律武器,這是制定刑法的目的之一。「保護人民」是制定刑法的根本目的,這里所說的「保護人民」,不僅是指保護人民個人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財產權利等合法權利不受侵犯,也包括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國家安全、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不遭到破壞。
2、制定刑法的依據根據本條的規定,制定我國刑法的依據有兩個:一是憲法;二是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具體經驗及實際情況。憲法關於國家維護社會秩序、鎮壓叛國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制裁危害社會治安、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犯罪活動,懲辦和改造犯罪分子的規定,關於國家的政治、經濟的基本制度的規定,關於保護公共財產、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的規定,關於保護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的規定等等,都是制定刑法的依據。憲法序言中所確定的指引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並取得社會主義事業成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仍是制定我國刑法的指導思想和根據。建國以來,我國在同各種刑事犯罪的斗爭中,曾制定了懲治反革命條例、懲治貪污條例等單行刑事法規,特別是1979年制定了我國第一部刑法典以及隨著實際情況的發展,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了一系列的「決定」和「補充規定」,對刑法加以修改和補充。這些法律的實施,對加強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政權,保障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進行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並積累了同犯罪作斗爭的大量經驗。同時,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進行。國內外敵對勢力對我國的滲透、顛覆活動也從未停止,出現了一些新的犯罪形式。因此,不斷總結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具體經驗,針對實踐中出現的新的犯罪,調整我國的刑事政策,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有效地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都是我國制定刑法的依據
(二)第二條
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本條是關於刑法任務的規定
我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進行。其具體任務有以下幾個方面:
1、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是刑法的首要任務。我國的國家安全、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人民經過長期革命斗爭取得的,是我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經濟制度,是我國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保證。因此,用刑罰方法同一切組織、策劃、實施武裝叛亂、武裝暴亂、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勾結外國危害我國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組織、策劃、實施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等犯罪作斗爭,是刑法一項很重要的任務。刑法的打擊鋒芒,就是指向這類危害最嚴重的犯罪,這是符合國家和人民最根本利益的。
2、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國家所有的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是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保證。根據憲法關於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規定,刑法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是公民生產、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同樣受國家法律保護。因此,刑法對於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並規定了相應的處罰。
3、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在我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其人身權利是指公民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等方面的權利;民主權利是指公民依照法律參加國家管理和政治生活的各項權利;其他權利是指勞動、婚姻自由、老人、兒童不受虐待、遺棄等權利。刑法同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作斗爭,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是刑法的重要任務。
4、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我國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穩定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尤其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需要一個良好的經濟秩序,否則,什麼事情也辦不成。因此,維護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成為刑法的一項重要任務,對於擾亂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的犯罪,依照刑法予以打擊。
(三)第三條
第三條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解釋】本條是關於罪刑法定原則的規定。
1、79年的刑法基本是按照罪刑法定原則制定的,如對於什麼是犯罪,以及對各種犯罪和處刑都作了具體規定,但是考慮到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的第一部刑法,分則規定的犯罪比較少,只有103條,而且犯罪情況很復雜,可能出現一些犯罪行為需要追究,而法律又沒有規定,因此,為了有利於同犯罪作斗爭,不得已原刑法保留了有嚴格控制的類推制度,因為保留了類推制度,所以1979年刑法未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刑法實施17年來,各種新的犯罪已充分暴露出來,在認真總結同犯罪作斗爭的經驗基礎上,這次修訂刑法,分則由143條增至350條,對各種犯罪作了大量的補充,並對罪狀和處刑作了進一步明確、具體的規定。
(四)第四條
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是我國《刑法》的又一項基本原則。
2、《刑法》規定,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具體體現了《憲法》規定的人人平等原則。這一《刑法》原則有兩層含義:
1、要做到刑事司法公正,即定罪公正、量刑公正、行刑公正。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對犯罪的任何人,不分民族、種族、職業、出身、性別、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情況、職位高低和功勞大小,都應予以刑事追究,公正、平等地適用法律。在司法實踐中,只有遵守這個原則,嚴格依法辦案,才能維護和實現《刑法》的權威性。
2、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由於封建殘餘思想、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影響,特權思想在一些人中仍有一定市場,以言代法、以權代法的現象仍然存在。因此,本條這一規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於在刑法全文司法解釋內容的介紹中,需要明確的是,刑法是為了保護人民且根據憲法來制定的,而且,制定刑法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人民群眾的財產以及安全,在出現事故時及時的保障人民群眾的權益,而且,刑法與其他的法律一樣,對待任何犯罪行為,絕不姑息。
❹ 刑法釋義和司法解釋
刑法 [ xíng fǎ ] [ xíng fa ]
生詞本
基本釋義 詳細釋義
[ xíng fǎ ]
規定什麼是犯罪行為,犯罪行為應受到什麼懲罰的各種法律。
[ xíng fa ]
對犯人的體罰:動了~。
❺ 刑法的司法解釋是否有溯及力
刑法的司法解釋有溯及力,具體如下:
一、司法解釋溯及力應採取從舊兼從輕原則
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了「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盡管這一原則不能直接適用於刑事司法解釋(以下簡稱司法解釋)。
但鑒於司法解釋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大量的發揮著闡釋甚至補充刑法立法的功能,其不是刑法甚是刑法,因此,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一致贊同司法解釋在溯及力問題上與刑法一樣,基本採取從舊兼從輕的原則。
這在2001年12月7日「兩高」《關於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中也得到了肯定。
該《規定》第二條規定,對於行為時沒有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施行後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辦理。
此規定可以簡單總結為「從新」原則;第三條規定,對於具有新舊司法解釋交替的情形,對於發生在新司法解釋施行前的行為,在新司法解釋施行後處理的,採取從舊兼從輕原則;
第四條對於舊司法解釋之前發生的行為,已經辦結的,不再變動,也即「從舊」原則。可以總結:對於新司法解釋施行之前的行為,在新司法解釋之後處理,分為兩種情形:如果無舊司法解釋的,採取「從新」原則;如果存在新舊司法解釋的,採取從舊兼從輕原則。
二、司法解釋溯及力存在的問題
有關司法解釋溯及力的規定似乎並無不妥,但在實務中會出現以下兩種尷尬情形:
第一,適用舊刑法(將修改之前的刑法條文簡稱為「舊刑法」,相應的將修改後的刑法條文簡稱「新刑法」)而同時適用新司法解釋。
此種情況出現在以下情形:發生在刑法修改之前的行為,如果無舊司法解釋可以適用,在新司法解釋施行之後處理的,根據該「規定」第二條的規定,應當適用新司法解釋。但如果新刑法處罰較重,在刑法條文的選擇上根據從舊兼從輕原則應當適用舊法。
因而出現適用舊刑法而適用新司法解釋的可能。
第二,在存在新舊司法解釋的情形,可能出現適用新刑法而同時適用舊司法解釋的情形:
其一,在刑法已經作出修改,但新的司法解釋尚未作出之前,如果新刑法輕於舊刑法,這導致在刑法修改之前發生的危害行為在新刑法生效之後處理的,根據刑法的從舊兼從輕原則,應當適用新刑法,但是在新司法解釋未作出之前,可能適用舊司法解釋;
其二,無論新舊刑法在處罰上的輕重,對於刑法修改後發生的行為,在新司法解釋做出之前進行司法處理的,都有可能面臨著適用新刑法而適用舊司法解釋的可能。
這一沖突並非僅是理論推理,司法實踐大量存在。舉例而言,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將1997年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修改為「污染環境罪」,在犯罪對象和結果等方面降低了定罪條件,處罰更加嚴厲。
但是最高法院2006年7月28日起施行的有關環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直至2013年6月19日被「兩高」有關環境污染刑事案件的新司法解釋所替代。
這導致2011年5月1日到2013年6月19日期間發生的行為,司法機關在2013年6月19日之前進行司法處理的,就同時適用有關「污染環境罪」的規定和2006年的司法解釋。
司法解釋是根據其作出時生效的刑法制定的。無論是舊刑法與新司法解釋的交叉,還是新刑法與舊司法解釋的交叉,如果對定罪量刑的規定不存在沖突尚可,在存在沖突的情況下,則會導致部分不符合立法初衷的司法適用爭議。對於這一問題,司法解釋並未作出適用說明。
(5)刑法和司法解釋擴展閱讀:
刑法的效力高於司法解釋
新舊刑法和新舊司法解釋的交叉的原因在於:司法解釋和刑法修改不能同步,司法解釋從舊兼從輕原則的對象是新舊司法解釋,而非針對刑法修改問題。
但由於司法解釋是對審判工作和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做出的解釋,因此,不能苛求司法解釋與刑法修改保持同步,其必然應當在刑法適用一段時間後,在發現司法適用問題和總結司法經驗的基礎上作出。
盡管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情有可原,但是並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刑事司法適用過程中的這一沖突。刑法還將不斷修改完善,刑事司法對此應當作出合理解決。
對於由於司法解釋的溯及力問題所導致的新舊刑法與新舊司法解釋交叉適用的解決,必須堅持一個原則:刑法的效力高於司法解釋。
也即,司法解釋應當完全遵循或者讓步於刑法規定。在司法解釋與刑法規定不沖突的情況下,當然可以同時作為司法處理的依據;但當司法解釋與刑法發生沖突,則優先遵守刑法規定,不能根據司法解釋的規定而對所應遵守的立法規定進行調整甚至改變。
具體而言,對於前述可能出現的適用新(舊)刑法而適用舊(新)司法解釋的情形,應當以新(舊)刑法規定為標准。
如果舊(新)司法解釋與新(舊)刑法規定相一致,也即定罪量刑的規定未修改的,可以援引舊(新)司法解釋的規定;但是當無舊司法解釋可以援引或者舊司法解釋的規定已經被新刑法所修改,則應當分別對待:
其一,在因為無舊司法解釋而可能同時適用舊刑法和新司法解釋的情形,新司法解釋與舊刑法相沖突的,新司法解釋不能作為適用依據,對案件的處理應當根據舊刑法及其生效期間的判例和審判經驗作出。
其二,在同時適用新刑法和舊司法解釋的情形,舊司法解釋中的規定已經被新刑法更改的,應當以新刑法的規定為准,舊司法解釋則不能再作為適用依據,在尚無新司法解釋可以作為適用根據的情況下,對於刑法條文的解釋則交由法院根據條文修改的立法原意和立法初衷作出判決。
❻ 刑法的司法解釋是否屬於廣義上的刑法
不屬於。只是法律適用的規范。
廣義刑法是指一切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法規的總和。它包括刑法典、單行刑事法律以及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責任條款(也稱附屬刑法規范)。
❼ 如何理解司法解釋在刑法適用中的效力
根據1981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第二條規定:「凡屬於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凡屬於檢察院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由此可見,我國實行的是「二元一級」的司法解釋體制 。「二元」指的是有權制定刑法司法解釋的機關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兩高」);「一級」指的是最高司法機關。故以上「二元一級」的刑法司法解釋具有普遍適用的效力。但我國各地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尤其是東西部差距明顯,「兩高」所作出的刑法司法解釋難以兼顧各地實際情況,有些情況下只能作出具有一定彈性的規定(如數額犯),然後授權各地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具體「意見」,這些意見對案件的處理發揮著司法解釋的作用。比如,相同的犯罪數額,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和在經濟發達地區所表現的社會危害程度是不同的,犯罪分子所承擔的刑事責任也應不同,即對犯罪分子的處罰應有所區別,這一區別就反映在各地的「意見」中。而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制定的「意見」又分兩種:一是根據「兩高」的明確授權所制定的「實施意見」,因該意見的效力源於「兩高」的刑法司法解釋,故當然具有刑法司法解釋的效力;二是根據刑法和「兩高」刑法司法解釋的精神,結合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及社會治安狀況制定的「指導性意見」,筆者認為,從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出發,在轄區范圍內具有「准刑法司法解釋」的效力。
❽ 刑法的司法解釋
1、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通知,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26頁。
3、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通知,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2期第23頁。
4、國家計劃發展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印發《扣押、追繳、沒收物品估價管理辦法》的通知,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29頁。
5、《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不申報繳納稅款定性問題的批復》,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48頁。
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依法不再核准類推案件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刑法時間效力規定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9-10頁。
7、《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39頁。
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規定》,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25頁。
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故意傷害、盜竊等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分子能否附加剝奪政治權利問題的批復》,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25頁。
1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刑法第十二條幾個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39頁。
1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裁判文書中如何引用修訂前、後刑法名稱的通知》,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40頁。
1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22頁。
1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31頁。
1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33頁。
1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37頁。
1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40頁。
1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印發《關於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案件》的規定的通知,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40頁。
1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嚴厲打擊有關非法出版物犯罪活動的通知》,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25頁。
1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深入開展嚴厲打擊走私犯罪專項斗爭的通知》,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9期第44頁。
2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懷孕婦女在羈押期間自然流產審判時是否可以適用死刑問題的批復》,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30頁。
21、《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243頁。
2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騙購外匯、非法買賣外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32頁。
23、《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283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辦理騙匯、逃匯犯罪案件聯席會議紀要》,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332頁。
2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機動車輛肇事後由誰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問題的批復》,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295頁。
25、《公安部監察部關於開展嚴厲打擊破壞森林資源違法犯罪活動專項斗爭的通知》,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30頁。
2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30頁。
2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鐵路運輸過程中盜竊罪數額認定標准問題的規定》,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6頁。
2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在辦理受賄犯罪大要案的同時要嚴肅查處嚴重行賄犯罪分子的通知》,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1頁。
29、《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便利非法佔有公共財物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40頁。
30、《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42頁。
3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審理倒賣車票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11頁。
3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41頁。
33、199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涉及條款為本162條、168條、174條、180條、181條、182條、185條、225條。載於2000年《刑事審判參考》第1期第46頁。
3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拐賣婦女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3頁。
3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強奸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5頁。
3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受託管理、經營國有財產人員挪用國有資金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規定》,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6頁。
3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全國婦女聯合會關於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有關問題的通知》,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5期第12頁。
3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裁判文書中刑期起止日期如何表述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40頁。
39、《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國家工作人員挪用非特定公物能否定罪的請示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46頁。
4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擾亂電信市場管理秩序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5頁。
4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農村合作基金會從業人員犯罪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8頁。
4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敲詐勒索罪數額認定標准問題的規定》,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9頁。
43、《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事業編制人員依法執行行政職務是否對侵害人以妨害公務罪論處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44頁。
4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准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33頁。
45、《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載於2000年《刑事審判參考》。
46、《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對〈關於中國證監會主體認定的請示〉的答復函》,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3頁。
47、《公安部關於對爆炸物品購買證有關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37頁。
4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破壞土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9期第40頁。
4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貪污、職務侵佔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31頁。
5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量刑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34頁。
5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退休後收受財物行為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35頁。
5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規定的「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36頁。
5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偽造貨幣等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40頁。
5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未被公安機關正式錄用的人員、獄醫能否構成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罪主題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15頁。
5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24頁。
5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區分主犯、從犯問題的批復》,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28頁。
5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對軍人非戰時逃離部隊的行為能否定罪處罰問題的批復》,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2期第49頁。
58、《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載於2001年《刑事審判參考》第2期第55頁。
59、《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載於2001年《刑事審判參考》第6期第48頁。
6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37頁。
6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41頁。
6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43頁。
6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43頁。
6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變賣、倒賣變造郵票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43頁。
6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43頁。
6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47頁。
❾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及司法解釋
第二百九十四條 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處七回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可以並處罰金。 境外的黑社會組織的人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發展組織成員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包庇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或者縱容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前三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為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罰。 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應當同時具備以下特徵: (一)形成較穩定的犯罪組答織,人數較多,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幹成員基本固定; (二)有組織地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以支持該組織的活動; (三)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 (四)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稱霸一方,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