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強制性的不好的

Ⅰ 強制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

法律規范依據權利、義務的剛性程度，可分為強制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所謂強制性規范是指必須依照法律適用、不能以個人意志予以變更和排除適用的規范。任意性規范則允許主體變更、選擇適用或者排除該規范的適用。商法以私法規范為主體，貫徹意思自治原則，當然具有大量的任意性規范。商事活動要求簡便、快捷，應由當事人自行決定更為合理，因此在商事行為法方面更多地存在任意性規范。例如合同的訂立、合同形式的選用、履行的方式，公司中經理人的設置、職權的規定，證券的投資，票據的轉讓等，都可以由當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自由決定。

然而，由於商事組織在經濟生活中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商事組織的設立及其成立後的運行機制是否健全，會涉及交易當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會直接對交易安全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發生影響。因此，關於商事組織的法律規范不宜完全由當事人意思自治，而應由國家給予適當的干預，這些干預的規范在商法中就體現為強制性規范。例如公司法中有關公司設立、公司的組織機構，商業登記，票據的種類、行為的方式，破產法中的清償順序等規范均為強制性規范。商法所具有的強制性規范與任意性規范的結合特點正如德國法學家德恩所說：「商法是一切法律中最為自由，同時又是最為嚴格的法律。

Ⅱ 如何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范和管理性強制性規范

我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二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由此可見，只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才無效，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並不當然無效。那麼，如何判斷合同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呢?這在審判實踐中是一個抽象而復雜的問題，沒有嚴格、統一的判斷標准，而且也很容易發生爭議。現筆者就合同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判斷標准，談一下自己的粗淺看法，以與同仁們進行探討。

一、首先的判斷標準是，看該強制性規定是否明確規定了違反的後果是合同無效。如果該強制性規定明確規定了違反的後果是合同無效的，則該強制性規定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例如，我國《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條關於租賃合同規定的：「租賃期限不得超過20年。超過20年的，超過部分無效。」該規定即屬於這種情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合同法司法解釋（一）》第四條規定:「合同法實施以後，人民法院確認合同無效，應當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為依據。」但是，該司法解釋沒有明確將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釋規定於確認合同無效的「法律」范圍之內，以致審判人員對此不時發生爭議。一種觀點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釋不包括於確認合同無效的「法律」范圍之內；另一種觀點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釋包括於確認合同無效的「法律」范圍之內。前一種觀點的理由是，《合同法司法解釋(一)》第四條明確規定了確認合同無效的「法律」范圍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並不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釋」。後一種觀點的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釋」是對如何正確適用法律規范所作出的有權解釋，對各級人民法院處理案件具有普遍的約束力，應當視為廣義上的法律；《合同法司法解釋（一）》第四條沒有明確將「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釋」排除於確認合同無效的「法律」范圍之外。筆者同意後一種觀點，認為《合同法司法解釋（一）》第四條規定的確認合同無效的「法律」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釋。」只要「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釋」明確規定應當認定合同無效的，則司法解釋的該條規定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的「出賣人未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與買售人訂立的商品房預售合同，應當認定無效。」該條規定即屬於這種情形。

二、其次的判斷標準是，看違反該強制性規定繼續履行合同是否會損害國家、集體、第三人利益及社會公共利益。如果違反該強制性規定繼續履行合同，會損害國家、集體、第三人利益及社會公共利益的，那麼該強制性規定即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有觀點認為，只有違反強制性規定繼續履行合同，會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才能認定該強制性規定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如果違反強制性規定繼續履行合同，會損害集體利益和第三人利益的，則不能認定該強制性規定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持這種觀點的理由是，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高於集體利益和第三人利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與集體利益、第三人利益應當區別對待。筆者對這種觀點持否定態度，認為不應將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與集體利益、第三人利益區別對待，應當將上述四個方面的利益放置於同一位次加以考慮。因為，我國《憲法》、《物權法》已將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放置於同一位次加以規定，並予以平等保護，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侵犯。

三、再次的判斷標準是，看違反該強制性規定是否會違背我國相關法律的立法宗旨。如果違反該強制性規定，會違背我國相關法律的立法宗旨，那麼該強制性規定即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我國的每部法律，均在總則中規定了該法的立法宗旨，即立法目的。在民法領域中，《合同法》屬於特別法；在商法領域中，《合同法》屬於一般法。根據特別法優於一般法的原則，「立法宗旨」所指的相關法律系涉案合同所涉及的特別法，並不包括一般法和其他法律。如當事人之間簽訂的是有關保險方面的合同，其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判斷標准為我國《保險法》的立法宗旨；如當事人之間簽訂的是有關公司方面的合同，其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判斷標准為我國《公司法》的立法宗旨。違反強制性規定是否違背相關法律的立法宗旨，是衡量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一個兜底性判斷標准。在具體操作時，如果適用前兩個標准均不好衡量的時候，則可採用該標准加以綜合判斷。例如，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條規定的，除因自然災害嚴重毀損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對個別農戶之間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調整的，並經民主議定等特別程序進行調整外，發包方在承包期內不得調整承包地。如果發包方違反該規定調整承包地的，則違反了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條規定的「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維護農村土地承包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社會穩定」這一立法宗旨，故可以認定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綜上所述，我們在判斷合同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時，不能僅以法律的表述「禁止」、「不得」、「應當」、「必須」等加以衡量，還應當從該強制性規定是否明確規定了違反的後果是合同無效，違反該強制性規定繼續履行合同是否會損害國家、集體、第三人利益及社會公共利益，違反該強制性規定是否會違背我國相關法律的立法宗旨等方面進行綜合分析。

Ⅲ 法律強制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的區別是什麼

區別就復在於「強制性」和「任意制性」：「強制性」在於當事人沒有自主選擇的權利，必須依法辦事，通俗點即只能按照法律的規定。「任意性」在於允許主體變更、選擇適用或者排除該規范的適用，留給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間。

比如在公司法則裡面帶有「應當」「必須」「應」「不得」之類的詞語，你一定要去這么做的，就是「強制性」 而「可以」」可「有權」，可供你自主選擇的，就是「任意性。」

Ⅳ 商法主要包括哪些法律

商法包括以下來幾類主要內容源:
（一）組織規范與交易規范
大體上可以說，在本課程包括的六門法律中，公司法、合夥企業法、破產法屬於商事組織法，票據法、證券法和保險法屬於商事交易法。
（二）強制性規范與任意性規范
1、商法中的強制性規范：
任何一種法律制度，都必須在穩定性、一致性和靈活性3者之間取得平衡。要求法律具有超越時空的一致性和穩定性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這樣可以提高效益、降低成本、保證安全。
2、另一方面，除了強制性規范外，任意性規范的作用也是重要的。
為了提高經濟效率，商法又必須本著自由原則，設立任意性規范以保留意思自治的足夠空間。在商事法律中，自由原則主要體現為法律中直接的任意性條款，包括授權性和選擇性的條款。
（三）實體規范與程序規范
商法中的實體規范主要是有關權利、義務、責任、條件、限制和行為方式的規定。
有些商事法律也包括了程序性的規定。
以上就是商法的主要內容，是從三個方面介紹的：第一，組織規范與交易規范，第二，范強制性規范與任意性規范，第三，實體規范與程序規范。這三個方面的內容都相互交融在一起。

Ⅳ 如何理解商法的公法性特徵試舉例說明之。

商法的公法性不是與生俱來的，是技術與經濟發展的產物。商法的本質屬性是私法，公法性的出現源自於「商人基於意思自治、契約自由等原則而實施的行為極有可能侵害他人利益及社會公共利益」 的潛在危害性。也就是說，公法性是商事關系復雜化後，在商事主體依靠習慣法難以避免商事行為的危害性、需要國家公權力對商事活動進行調節和控制的情況下應運而生的。

商法公正性在世界展露頭腳是在20世紀以後。隨著科學技術的變革和生產力的不斷社會化及企業規模的擴展，現代市場經濟出現了從單純市場調節向著市場調節和國家調控相結合的方向發展。西方經濟的自由競爭、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逐漸被國家干預和調控的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取代。國家不僅加強了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也加強了對私權的調控。在商法領域實行了大規模的公法干預政策，其典型方式是「向傳統商法輸入刑法、社會法等經濟活動有關的公法規范」。 這樣，意思自治的商法領域溶入了大量國家強制性規范，使完全私法性質的商法具有了顯著的公法性特徵。

商法公法性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的復雜化。
具體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國家政權統一的需要。商人團體依靠自律、自主行使權力缺乏國家強制力，尤其在市場經濟發展以後，不正當競爭、壟斷、侵害消費者利益等危害行為需要國家強制力的干預；而國家政權本身為了國家、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也有自我擴張的慾望，將商人進行自律管理的權力納入國家職權是國家政權統一的需要。
（二）、對一些新的商事主體交易方式的不信任。如18世紀初法國和英國的股票風潮，許多小股票持有者大規模破產，這就導致了社會對股份有限公司這種新的商事主體的不信任， 而國家干預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保障弱小商事主體的利益和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
（三）、對「公益與私益」的誤解。 人們易把商法誤認為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只服務於特定個人的利益，與現代社會的平等精神相違背，只有公法才服務於公益，從而讓公法進入私法領域成為人們的「美好願望」。

商法中公法性的內容主要體現在：
商業登記制度、商業賬簿制度；公司法中的公司組織形態、公司章程的法定事項、公司股份轉讓與公司合並的條件與程序等規定；破產法中的和解整頓、債權人會議、破產財產范圍、債務清償順序等規定；證券法中的證券發行、承銷證券公司的報告義務、證券上市、證券公司的設立、證券監督管理等規定；票據法中的票據種類、票據行為的有效、票據抗辯限制制度、匯票和本票的出票人等規定；保險法中的責任准備金、再保險、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保險業的監督管理等規定；海商法中的船舶登記、運輸單位、海事賠償責任限制、船舶抵押權等規定。
另外，公法性在商法的基本原則中也有體現，主要體現在商事主體法定原則和保護交易安全原則。如為了保證市場交易基礎的穩定，各國商法對市場主體採取了商事主體類型法定、商事主體內容法定和商事主體程序法定；為了維護商主體的正當交易行為、減少交易風險，各國商法對商行為的調控往往採取強制主義、公示主義、外觀主義和嚴格責任主義，使商法具有明顯的公法性傾向。

Ⅵ 請問法律高手什麼叫做法律的強制性規范和 任意性規范

法律規范依據權利、義務的剛性程度，可分為強制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所謂強制性規范是指必須依照法律適用、不能以個人意志予以變更和排除適用的規范。任意性規范則允許主體變更、選擇適用或者排除該規范的適用。商法以私法規范為主體，貫徹意思自治原則，當然具有大量的任意性規范。商事活動要求簡便、快捷，應由當事人自行決定更為合理，因此在商事行為法方面更多地存在任意性規范。例如合同的訂立、合同形式的選用、履行的方式，公司中經理人的設置、職權的規定，證券的投資，票據的轉讓等，都可以由當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自由決定。

然而，由於商事組織在經濟生活中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商事組織的設立及其成立後的運行機制是否健全，會涉及交易當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會直接對交易安全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發生影響。因此，關於商事組織的法律規范不宜完全由當事人意思自治，而應由國家給予適當的干預，這些干預的規范在商法中就體現為強制性規范。例如公司法中有關公司設立、公司的組織機構，商業登記，票據的種類、行為的方式，破產法中的清償順序等規范均為強制性規范。商法所具有的強制性規范與任意性規范的結合特點正如德國法學家德恩所說：「商法是一切法律中最為自由，同時又是最為嚴格的法律。」

Ⅶ 商法的性質

對於以商事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商法，其性質是什麼，在當代中國的法學界雖未見有學者
以「性質」為篇名作系統的闡發，但許多學者在談到商法的特徵時多少有所涉及，而其中所
涉及的內容似乎尚有深入研討的必要。
商法的性質即商法的本質屬性，從普遍的意義上說，此處並不涉及其政治性質問題，因
為中國法律毫無疑問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從商法產生時起，大陸法系國家的學者就認為商法是私法的特別法，屬於私法范疇。也
就是說，商法的首要性質是私法。對於商法這種性質的揭示不僅適合於19世紀的歐洲，同
樣適合於當代中國。
關於當代中國是否應採用公、私法的劃分問題，在國家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定為我國
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之後被法學家提了出來，盡管如同國外的情況一樣有少數學者持
否定的態度，但較為多數的學者認為「公私法的區分，是現代法秩序的基礎，是建立法治國
家的前提。」①依區分公法和私法的通行標准，商法的私法性質十分明顯。
第一，作為商法調整對象的商事關系是一種平權關系，主體雙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商事關系是發生在商事活動中的商人之間形成的財產關系，商人或稱商事主體是市民社會的
主體之一，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即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市場經濟主體，它們或是公司、合作
社，或是獨資企業、合夥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等等。它們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
人，是市場之中實在的人在法律上的表現，是實實在在的「經濟人」而非「道德人」。因此，
商人是私法的主體，商事關系屬於私法調整對象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商法規定的權利是商事主體從事商事活動的權利。這種權利的核心是商事主體擁
有在法律預先設定的范圍內的充分的經營自由，以實現其營利目的。為達到這一點，商法首
先要以嚴格主義(強行性規范)確立商事主體的主體地位，賦予其商事權利能力和行為能
力;其次，是必須確保商事主體的意識自治，以使其通過自己的獨立的行為去享有權利和承
擔義務，體現在法律規范上，即是較多的任意性規范的存在。例如，關於商行為，在許多情
形下，只要不違背社會公共利益或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均可由當事人自行約定或自行訂
定。
，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法律系副教授。
①肖揚主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建設講座》，中國方正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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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論是商法的任意性規范，還是其強行性規范，都以確認、保障和促進商事主體
的營利為宗旨。商法關於商事主體的營利性調整機制並不是保證每一個商事主體都獲利，實
際獲利的數量與當事人主觀願望的差異，是由當事人雙方能力決定的事情，商法對此不加干
預。商法的使命是保障交易程序的公平，即以建立交易的公平競賽規則為己任，向所有依法
經營的商事主體提供公平獲利並將其合理地分配於投資者的一般性條件，但如果交易使一方
無利可得，就違反了交易在分工條件下使雙方皆獲利的本質，尤其是在交易中發生欺詐、脅
迫行為，商法則對此嚴加干預。很顯然，這一機制是典型的市場經濟機制和現代私法的調整
機制。
如此判定商法，必然招致不少人的非議。在一些人看來，商法是典型的「公私混合法」
或是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對於此論，我們不敢妄加否定，但至少可以說，這是不全面的，
因為它涉及到公私法的區分層面的問題和對商法概念的理解問題。
依我們的理解，公私法的區分主要是從法律規范的層面著眼的，雖然有時也及於其調整
領域和法律文件，但對於後二者而言，這種區分的意義是十分有限的。在現代社會中，一則
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要達到平衡，二則一定的社會關系范圍往往需要多種法律規范的綜合調
整，如財產權和人身權既需要民法保護，也需要刑法保護。亦即存在一些學者所謂的「私法
公法化」的現象。如果僅以法律規范為考察對象，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是比較清楚的，私法規
范從沒有「公法化」過。
正如一些權威著作總結的那樣，商法是一個內涵很不確定的術語。①學者們在回答什麼
是商法時，都要從形式意義和實質意義上加以闡述。考察當今世界各國的商事立法，在形式
意義的商法中，其法律規范無不包括私法規范和公法規范兩大類。再加上當代世界是一個國
際往來十分活躍的世界，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因此，每一類商事規范又都含
有國內法規范和國際法規范。我們認為，通常所指的作為民法的特別法的商法僅指商私法規
范，且以國內法規范為主。正如後文將要談到的，商法的意義應當是實質意義上的而不是形
式意義上的。如此則其中商公法規范應當歸入經濟法或刑法之中。如果從立法(法律文
件)這一層面去著眼，則當然可以得出「商法的公法化」的結論，然而卻不好理解「商法是
民法的特別法」或「商法是私法的特別法」這一點。總不能說，其中的刑法規范也是私法
(民法)的特別法吧!其實，「商法公法化」的准確說法是「商事活動的公法調整得到加強」，
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早期單純地只由私法規范調整的領域演變成以私法規范調整為主、為
基礎，公法也將其納入自己調整范圍之內的態勢。明顯的例證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
和人身關系由私法調整，但是平等主體之間只存在私法關系嗎?顯然不是，許多犯罪行為均
是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當然應當由刑法(公法)進行調整。商事領域同樣是如此。
因此，單純地說，「商法是公私混合法」或「商法具有公法性」是不太確切的。就形式
意義的商法而言，這是完全正確的，但作為民法的特別法來說，則是不準確的。否則，一方
面劃不清商法同經濟法的關系，另一方面刑法也就會被各個領域的法所肢解，即出現所謂的
商刑法、環境刑法、經濟刑法、文化刑法等。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僅是從這些方面進行科
學研究當然是無可非議的。
商法的第二個性質是實體法。將法律區分為實體法和程序法是近代以來的做法。按照羅
①參見(牛津法律大辭典》，光明日報出版社19%年版。第120頁。
馬法上的公法與私法的概念，民事訴訟法屬於私法范疇。直到《拿破崙法典》制定時，作為
程序法的民事訴訟法已被從私法中分離出來作為公法處理。①雖然法國於1807年頒布的商
法典中專門規定了商事法院組織和訴訟程序，1958年法國的司法制度改革法沒有變動商事
法院在法院司法體系中的地位，可是大多數國家並未單設商事訴訟程序法，而將商事糾紛依
民事訴訟程序法處理。考察各國的形式意義的商法，可以發現其法律規范大量的是實體性規
范，雖然也存在有一定數量的程序性規范，如公司登記的具體程序，但它主要是告知主體如
何去行使自己的權利，至於國家主管機關究竟應如何辦理，則因這些法律中不可能包含如此
瑣細的規范，往往要有其他的實施性規定的出台始為實用，而這些具體的規范性質上則屬於
經濟法規范(一些學者稱之為經濟行政法規范)。另外，破產法從其發生來看本屬於傳統的
商法之中，一些國家規定，破產只適用於商人而不適用於一般的民事主體。然而，破產法在
性質上主要是程序法(當然其中也有不少經濟法規范)，隨著法律體系的不斷發展和人們對
體系化追求的強化，應當不再將其認為是商法，個中理由就與人們不將民事訴訟法歸於民法
是一樣的。②總之，現代商法已經從傳統的實體法程序法合二為一的商法發育而成實體法的
商法。
在我們看來，商法在性質上是國內法而不是國際法。有人認為商法的發展趨勢是「國際
法—國內法—國際法」。從表面來看，此論好象不錯。但仔細思考一下，我們覺得似乎
不太准確。
誠然，商法早在其古典時期就已表現出國際法的特徵，形成於中世紀的商事習慣法特別
是海事習慣法實際上已被歐洲大陸各國的商人普遍接受並適用其商事活動，當時的商人團體
甚至視商法為「國際法或自然法之一部分」。③我們不禁要問，這種習慣法可以與現代國際
法同日而語嗎?回答無疑是否定的。那時的商事習慣法充其量是具有國際法的某些特徵而
已，貌似而神不似。
至於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已是國際范圍內的大市場，國家間商品的流通和人
員、資本、勞務的流動日趨自由，於是商法的統一化、國際化趨勢得到加強，一系列的國際
商事公約、協定和地區性的商事公約逐漸問世。這的確是個不爭的事實。然而即使是這種事
實，仍然得不出現代商法是國際法的結論。一則，是否參加這些公約，對這些公約中的某些
條款是否保留，完全是一國主權范圍內的事，一國基於其自身利益的考慮可以參加某公約也
可以不參加某公約，即便是國際市場的動力促使其加入某公約，還是要經過一國以主權形式
表現出來;二則，現代世界各國的普遍性的做法是，並不因為有國際性的商事法律規范的存
在而不進行國內商事立法，也就是說，國內商事法規范與國際商事法規范是同時存在的，國
內立法只是吸取國際上的先進做法而已，而不是以國際商事規范直接代替國內商事規范。歐
共體國家的情況雖有點特別，但歐共體畢竟只涉及幾個國家。其實，從嚴格意義上說，所謂
的「商法一體化」主要表現為各國商事法律規范的相似或相同，就一國的商法而言，其法律
規范包括了國內法規范和國際法規范兩部分，國內法規范是基礎，是佔主導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