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史
Ⅰ 急！！！關於德國史的論文
一、引言
考察十九、二十世紀的德國民法學說史，需首先劃定自19世紀起德國民法學說史的大致分期。按照多數民法史家的意見，19世紀開始以後的德國民法學說史，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即第一個時期：19世紀前半期的「法典論爭」與「歷史法學」時期；第二個時期：19世紀後半期的「概念法學與德國民法典」時期；第三個時期：20世紀前半期的「自由法運動」與「法社會學」時期；第四個時期：20世紀後半期的「現代私法學」時期。以下分別考察這四個時期中德國民法學說的基本狀況。
二、法典論爭與歷史法學
（一）法典論爭
在19世紀前半期的德意志私法學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德國歷史法學派之登上德意志法學的歷史舞台。而導致其登場的契機，是所謂的「法典論爭」（Kodifikationsstreit），即圍繞是否需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民法典而展開的論戰。
圍繞應否制定一部統一的民法典而展開的論戰，最初發軔於1814年德意志人民反擊拿破崙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同年，學者蒂堡（AntonFriedrichJustusThibaut，1772—1840）發表《論制定德國普通民法典的必要性》一文，號召編纂適用於德意志各領邦的統一的民法典。對於蒂堡的主張，薩維尼（FriedrichKarlvonSavigny，1779—1861）發表了《論當代立法和法理學的使命》一文加以反擊。一方面認為現今制定民法典為時尚早，另一方面呼籲在進行正式的立法以前，應建立「法學理論」，即理論應當先行。應注意的是，這兩人立場的迥異，盡管直接表現為是否應當立時編纂一部統一的民法典，但其後的背景，實際上是對18世紀以後風靡歐陸各國的「自然法」和「習慣法」思潮的不同認識。蒂堡站在啟蒙主義的立場，主張制定一部「理性法的法典」；薩維尼則認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產物，成文法與習慣法相較，實居於次要地位，故主張德意志民族的統一民法典應基於習慣法而編成。顯而易見，這是兩種截然對立的不同主張。
發生在19世紀肇端以後的這場法典論爭運動，其范圍實際上並不僅限於對於民法典編纂的各種是是非非。薩維尼志在通過對法律的歷史研究來建構民法的潘德克吞體系，他因此成為19世紀德意志法學的最高權威 .不過，蒂堡倡導的「理性法的思想」並未因此在德意志法學界銷聲匿跡，事實上，他的這一思想與費爾巴哈的刑法學及黑格爾的法哲學思想合流，最終促成了哲學法學派的形成。以這場法典論爭為契機，19世紀前半期的德意志法學，便以歷史法學和哲學法學為軸心而展開出來。歷史法學和哲學法學，因此成為19世紀前半期德意志法學上的雙壁。
（二）歷史法學（派）
歷史法學（HistorischeRechtswissenschaft）的真正創始人，依學者通說是薩維尼。他為了法典論爭的需要而於1815年創立了用來反擊論敵的學術刊物——《歷史法學雜志》，並倡導對「法律進行歷史的研究」，及把「作為學問的法學」（Rechtswissenschaft）定為該刊的歷史使命。經過一段時期，以向該雜志投稿的學者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歷史法學派（historischeRechtsschule） .最初，歷史法學派系由薩維尼、普希塔和耶林所代表的「羅馬法派」，及基爾克所代表的「日耳曼法派」組成。這種情況反映了德國15世紀繼受羅馬法以後所形成的日耳曼法和羅馬法的雙重構造格局。不過，隨著對法的歷史的探究的日漸深入，兩派之間的裂痕益深，以致最後走上了分道揚鑣的道路。一般認為，促使兩派之走上分道揚鑣的道路的，是1846年的日耳曼法派（Germanisten） 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兩派不僅在學問上形成了對立，而且在對待1848年三月革命的態度上也形成了對立 .
這樣一來，在外與黑格爾的哲學法學派進行斗爭，內與日耳曼法派（Germanisten）的相互對壘的論戰中，羅馬法派（Romanisten） 終於發展成為19世紀德意志法學的主流。不言自明，羅馬法派（Romanisten）的最大成就，是發起並從事了德國民法典的編纂運動。饒有趣味的是，當初堅決反對法典編纂的歷史法學派，如今卻極力主張編纂民法典。歷史法學派的這種立場的轉變，表明薩維尼建構的（私）法學體系已經確立起來了。
薩維尼在《論當代立法和法理學的使命》一文中表述了歷史法學（派）的如下綱領：第一，法律與語言一樣，是民族的共通的確信的產物；第二，法與民族的歷史共命運；第三，法首先基於民族的習慣，爾後才基於法學而形成 .薩維尼的出發點，正在於擯除啟蒙主義的自然法，而確認民族的、歷史的習慣法。
不過，以上三點並不能完全描繪薩維尼法學的全貌。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薩維尼還有歷史的方法和體系的方法這樣兩個法學方法論。上述所謂綱領，僅系這兩個方法中的前者即歷史的方法。薩維尼的真正意圖，是通過對「法的概念」進行「邏輯的計算」來建構自己的「體系法學」。歷史法學，盡管形式上推重法律的歷史主義，但實質上卻是懷抱創建極端抽象的論理主義法學的志向的。
如果說薩維尼在《中世紀羅馬法史》（共六卷，1815年—1831年出版）中表述的是對法律的歷史研究的話，那麼在八卷本的《現代羅馬法體系》（1840年—1849年）中則是從事以概念的論理為依據的非歷史主義的研究。薩維尼運用羅馬法概念來創立現代德意志法學的信念是未曾動搖過的。對於薩維尼是否真正可以被稱為羅馬法學派的歷史主義者，德國著名私法史家霍阿克（Wieacker）評論說：「這只是口頭上的歸依」 ，可見是抱有疑問的 .在整個19世紀，薩維尼法學的權威未曾動搖過，他倡導的「權利意思說」和「法域論」，對於民法學以至國際私法學均有劃時代的貢獻。1842年，薩維尼棄教從政，任普魯士修法大臣，通過對1794年《普魯士普通邦法》的修訂，為德國民法典的編纂作了政治上的准備。
這里有必要提到執著堅持和崇尚「歷史法學的歷史主義」的雅各布·格林（JacobGrimm，1785—1863）。該人不僅以作為童話集的著名編者而蜚聲世界，而且作為薩維尼的開門弟子在法學領域也有重要成就。例如，他的《法的內在的魅力》（1816年出版）就是在法典論爭猶酣之時寫成的名著。另外，他還出版了《德意志法古事志》（1828年）和四卷本的《習慣法判告錄》（1840—1863年）等著作。
雅各布·格林作為日耳曼法學者，主張從歷史和語言的角度來把握法律現象。倡導包括法學、歷史學和語言學的新學問的「日耳曼學」（即「德意志法學」）。可見忠實地實踐歷史法學的宗旨和綱領的，不是薩維尼本人，而是雅各布·格林其人。當然，薩維尼和雅各布·格林盡管是歷史法學派的雙壁，但無論在學問或政治立場上，兩人俱有對立的意見。另外，在方法論上，與薩維尼堅信法的概念的論理性不同，雅各布·格林則是確信「法的語言的、詩的、象徵的風格」 .
（三）潘德克吞法學
秉承羅馬法繼受的傳統，由歷史法學中的羅馬法學者在19世紀後半期建構起來的德意志私法學，以對德意志普通法和潘德克吞進行研究為工作的中心。所謂「潘德克吞」，即《羅馬法大全》中的《學說匯纂》（Digesta），也就是羅馬帝政時代被賦予了「解答權」的法律學者們的學說集成。薩維尼的後來者們，從這個「學說法」中抽繹出法的概念，並用來建構19世紀的私法學。
潘德克吞法學，具有易於理解的特色。創建它的學者們在潘德克吞這一論題下撰寫了數量眾多的教科書，並因此使19世紀的德意志私法學體系得以形成。其中，可以以之為代表的著述有作為薩維尼的繼承人的普希塔（GeorgFriedrichPuchta，1798—1846）的《潘德克吞教科書》（1838年）。此外，溫德沙特的三卷本的《潘德克吞法教科書》（1862—1870）、鄧伯格的三卷本的《潘德克吞》（1884—1887）等等，也是這方面的重要著作。另外，作為歷史法學派的論敵的蒂堡，也在法典論爭前寫成了兩卷本的《潘德克吞法體系》（1803年） .
潘德克吞法學，曾被耶林斥之為「概念法學」而受到批判。惟無論如何，在法學史上，該概念法學的確曾經引領過德意志私法學的發展方向。德國民法典實際上是處在潘德克吞法學的延長線上的東西 .
三、概念法學與德國民法典
（一）對概念法學的批判
對於潘德克吞法學，耶林（RudolfvonJhering，1818—1892）斥之為概念法學而加以批判 .但耶林之直接發起攻擊的，是普希塔的法學思想。
普希塔於1842年接替薩維尼在柏林大學的講座的位置，並使羅馬私法學得到了發展。不過，普希塔盡管是薩維尼的繼承人，但他受到了他的老師的最大論敵的黑格爾的影響。
如所周知，概念法學認為，法學與法典，乃是完美無缺的論理體系，通過邏輯的演繹和推論，所有的法律問題均可以得到自動的解答。耶林批判概念法學推崇邏輯崇拜，並以嘲弄的手法寫成《法學戲論》（，1884）一書，嘲諷當時的法學者盲信邏輯，熱衷於抽象概念的游戲，而忘卻法律對實際生活所負的使命，這猶如人生活在「概念的天國」中，不知社會生活為何物，自於實際生活無所裨益。耶林指出，「概念的天國」的第一個「入國者」並非薩維尼而是普希塔。即在他看來，正是普希塔，是造成歷史法學蛻變為概念法學的罪魁！
但遺憾的是，耶林自身卻成了概念法學的忠實信徒。在四卷本的《羅馬法的精神》（1852—1865年）里，盡管他說自己的法學抱負是「通過羅馬法而超越羅馬法」，但其中的內容仍是確信「法的構成的優位性」。他堅信「分析、綜合與構成」的三種法技術。不過，在1872年出版的《為權利而斗爭》一書中，他卻指出：權利是通過不斷的斗爭而實現的利益，將注意力由「法」移向「權利」，主張在法學中不是引入演繹的論理，而是引入歸納的論理 .
在1877年—1883年出版的兩卷本的《法的目的》（DerZweckimRecht）一書中，耶林強調法律是人類意志的產物，有一定的目的，故應受「目的律」的支配，與自然法則之以「因果律」為基礎而有其必然的因果關系，截然不同 .耶林在該書的扉頁上開宗明義地寫下了這樣的話語：「目的，是一切法律的創造者。」這一話語被認為是耶林由概念法學轉向目的法學（Zweckjurisprudenz）的「轉向宣言」 .
（二）德國民法典的編纂
遠在德國法學界掀起民法典編纂的論爭以前，主張制定民法典的蒂堡便提出了在德意志實現政治上的統一之前，應先期實現法律上的統一的意見。薩維尼則認為應建構作為立法前提和立法基礎的法學（理論）。其後，盡管薩維尼等人創建的法學被斥之為概念法學而受到批判，但歷史法學（派）的學術活動卻在事實上加速了潘德克吞法學的學問的體系化的進程。德國在經歷了1848年革命的挫折後，於1871年實現了國家的統一。這樣，制定民法典的政治與學問的基礎也就具備了，民法典的制定指日可待！
在作了周到的准備並經過了一段較長的時期以後，德國於1881年為編纂民法典而成立了第一次委員會。該第一次委員會的實際上的領導人，便是後期歷史法學派的重要人物溫德沙特（BernhardWindscheid，1817—1892）。該第一次委員會於1887年作成了第一草案並向社會公布 .
1892年第二次委員會作成民法典第二草案。該第二草案經聯邦參議院稍作修正後被作為第三草案提交給帝國議會，1896年公布了該草案，是為德國民法典。
德國民法典是一部內容包括五編、共2385條的卷帙浩繁的大法典。這是德國歷史法學（派）誕生以來德國私法學的集大成的作品，以用語的洗練和論理的精緻而對20世紀各國民法的法典化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總則、債法、物權法、親屬法和繼承法的編制體例，被說成是「潘德克吞模式」的典範 .其中，在法典之始便開宗明義地規定總則，更被說成是該法典的重要特色 .
順便提到，鑒於溫德沙特在德國民法典的創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是由他負責起草的），所以後世有稱德國民法典為「小溫德沙特」之說。該人對於德國民法典的影響，除他身體力行參與民法典起草委員會的各項活動外，更重要的還在於他撰寫了《潘德克吞法教科書》，該書對於德國民法典的制定產生了重要影響，被稱為是潘德克吞法學的最稱標準的體系書，是對羅馬法理論的總決算，為現代民法立法選擇、取捨羅馬法概念提供了參照 .
（三）對於德國民法典的批判
德國民法典自1900年1月1日起施行。德國人民在慶賀這部20世紀的大法典問世的同時，也聽到了對於這部法典的不絕於耳的批判之聲。有人認為它是「德意志自由主義延期出生的溫馨兒」，也有人斥之為「19世紀的遺產兒」，絕不是「20世紀的種子」等等。當然，這些批判的聲音，遠在民法典草案階段，特別是對於溫德沙特負責起草的第一草案提出批評之時便已出現了，其代表人物是著名學者基爾克（OttoFriedrichvonGierke，1841—1921）和奧地利的安東·門格（AntonMenger，1841—1906）。
基爾克，是歷史法學派中的代表性的日耳曼法學者。主要著作為四卷本的《德意志團體法》（1868—1913年出版）。該書敘述了德意志的家族、職業組合和國家等各種各樣的所謂「同志團體」（Genossenschaft）的歷史。他指出，不是羅馬法的個人主義，而是日耳曼法的團體主義，才是適合於德國傳統的法制度。另外，他還撰寫了介紹日耳曼法學者的見解的三卷本的概說書——《德意志私法》（1895—1917年出版）和《德意志私法概論》（1913年出版） .
應當指出，團體主義理念及其法制度，乃是日耳曼民族的傳統。在這一點上，日耳曼法可以說是前近代的封建法。近代資本主義因以自由競爭和私法自治為前提，所以可謂是羅馬法的個人主義的復活。但隨著社會生活的斗轉星移，無論是從事資本主義生產，還是改善勞動者的勞動條件，個人主義俱無不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資本主義的矛盾，同時也是近代法尤其是近代私法的矛盾。為了克服這一矛盾，日耳曼法的團體法理念於是可以發揮它的作用。
基爾克的團體法理論，賦予各種團體以實在的人格，並承認其有權利、義務的主體資格。這就是關於法人本質的「法人實在說」。該說暴露了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法人擬制說」的局限性。另外，團體法理論，還打破了傳統的公、私法的二元區分理論，為一個新的法域即「社會法」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1888年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一經公布，基爾克便發表了《民法典草案與德國法》（1888—1889年出版），站在日耳曼法的團體主義立場，對草案的非民族性、對德國固有法的輕視，以及對該草案的強烈的羅馬法色彩等進行了批判 .
奧地利的安東·門格從所謂「法律界人士的社會主義」的角度，對第一草案進行了批判。該氏所著的《民法與無產階級》 一書，從社會主義者的視角，指明了民法典草案的階級性。
耶林和安東·門格對於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的批判，得到了民法典第二次委員會的重視，民法典第二次草案因此被導入了某些「社會主義的因素」。盡管如此，它並未從根本上動搖該草案的「十九世紀的性質」，結果使這部草案最終成為法律，並帶上「十九世紀的性質」而付諸實施了。基爾克、安東·門格等人團體的、社會主義的見解，作為20世紀的課題，被自由法運動所繼承了下來 .
四、自由法運動與法社會學
（一）自由法運動
上文談到，19世紀之時由薩維尼、普希塔和溫德沙特苦心經營而後底於成的德國潘德克吞法學，堅持認為羅馬法的概念極為精緻，任何問題均可「依概念而計算」、依形式邏輯演繹的操作而求得解答。在進行機械操作時，應擯除權威，排除實踐的價值判斷，所獲答案才能期其精純。所謂「邏輯崇拜」（derKultusdesLogischen）、「概念的支配」（leregneconcept），正是概念法學的生動寫照 .1896年德國民法典，正為概念法學的精華 .
但是，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反對概念法學的「自由法運動」（Freirechtsbewegun）興起，並由星星之火演成燎原之勢，「自由法學」運動由此登場。其發起者是著名學者耶林。
作為概念法學的叛逆者，耶林提倡「目的法學」，聲稱法律的解釋，必先了解法律究欲實現何種目的，只有以此為出發點而解釋之，才能得其肯綮。而所謂目的，指解釋法律的最高准則，即目的法學 .
自由法論（包括利益法學）的主張，可以歸納為以下五點：
第一，國家的成文法，並非唯一法源，此外還有活的法律存在，而這才是真正的法源。
第二，自由法論者對概念法學所服膺的「法律體系的邏輯自足性」、「法典完美無缺」等加以批判，認為法律有漏洞（Lucke）是必然的事。
第三，概念法學以「概念數學」（begriffsmathematisch）的方法，就法律的解釋進行邏輯演繹的操作，而不為目的考量或利益衡量，甚至認為社會上可能發生的各種問題，只需要把各種法律概念進行數學公示般的演算，就可以導出正確答案。這種方法最為自由法論者所責難，斥之為「法律的邏輯」（juristischeLogik）。認為它未能切合現代法學的要求。現代法學的使命，端的在於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第四，概念法學禁止司法活動「造法」（Rechtsschopfung）。認為法典完美無缺，任何具體案件均可在法律之內尋得正確答案。而自由法論者卻認為這純屬美夢，法律不可能盡善盡美，其意義晦澀者有之，有待法官闡釋；條文漏洞者有之，有待法官補充；情況變更者有之，有待法官為漸進的解釋（不改變法律文字，漸改其意義）等等。凡此種種，法官莫不需要憑借其智慧，而為利益衡量或價值判斷，此非「造法」而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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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英美法系有無民法史
英美法系，又稱普通法法系或者海洋法系。是指以英國普通法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法律的總稱。它首先產生於英國，後擴大到曾經是英國殖民地、附屬國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以及非洲的個別國家和地區。到18世紀至19世紀時，隨著英國殖民地的擴張，英國法被傳入這些國家和地區，英美法系終於發展成為世界主要法系之一。它們在法律分類、憲法形式、法院權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別。 英美法系的主要特點是注重法典的延續性，以判例法(簡單解釋判例法就是以前怎麼判，現在還是怎麼判)為主要形式。
主要特點
司法體系
(一)法院組織
1.英國
上議院是實際上的最高法院。
2.美國
雙軌制的法院組織。
美國有兩套法院組織系統:聯邦法院組織系統與州法院組織系統。
(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
"馬布里訴麥迪遜"案件，確立了司法審查的憲法原則。
法系應用
法律的形式
(二)在法律的形式上，判例法佔有重要地位，從傳統上講，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佔主導地位，但從19世紀，其制定法也不斷增加，但是制定法仍然受判例法解釋的制約。判例法一般是指高級法院的判決中所確立的法律原則或規則。這種原則或規則對以後的判決具有約束力或影響力。判例法也是成文法，由於這些規則是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創立的，因此，又稱為法官法(judge-made law)。
除了判例法之外，英美法系國家還有一定數量的制定法，同時，還有一些法典。如美國的《統一商法典》、美國憲法等。但和大陸法系比較起來，它的制定法和法典還是很少的，而且對法律制度的影響遠沒有判例法大。
在判例法和制定法的關繫上，是一種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關系。制定法可以改變判例法，同時，制定法在適用的過程中，通過法官的解釋，判例法又可以修正制定法，如果這種解釋過分偏離了立法者的意圖，又會被立法者以制定法的形式予以改變。
法律的分類
(三)在法律的分類方面，英美法系沒有嚴格的部門法概念，即沒有系統性、邏輯性很強的法律分類，他們的法律分類比較偏重實用。其原因有以下幾點:1、英美法系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令狀和訴訟的形式，這種訴訟形式的劃分本身就缺乏邏輯性和系統性，因此就阻礙了英國法學家對法律分類的科學研究。2、英美法系重判例法，而反對法典編纂，判例法偏重實踐經驗，而忽視抽象的概括和理論探討。3、英美法系在法院的設置上分為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劃分從政治的角度看是國會和國王爭奪權利的表現，從法律技術的角度看是衡平法對普通法缺陷的修改和補充，衡平法是以普通法為基礎的。他的說明價值在於指出了一般正義和個別正義的沖突和矛盾。而沒有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的區分。因此，對涉及政治權力的案件和普通私人案件在處理時沒有明顯的區分。這也阻礙了對法律的分類，尤其是難以形成公法和私法觀念。4、在英美法系的發展過程中，起主要推動作用的是法官和律師。而且其教育方式也是以學徒制為主，這就決定了他們更加關系具體案件。而輕視抽象理論意義上的法律分類。另外，像前面所提到的，英美法系有悠久的劃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傳統，盡管在他們那裡已經沒有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院的劃分，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區分仍然一直保留到現在。
法學教育
(四)在法學教育方面， 英美法系主要是美國將法學教育定位於職業教育，學生入學前已取得一個學士學位，教學方法是判例教學法，重視培養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畢業後授予法律博士學位(JD)，而且各學校有較大的自主權，不受教育行政機關的制約。在英國，大學的法學教育和大陸法系有些相似，也偏重於系統講授，但大學畢業從事律師職業前要經過律師學院或律師協會的培訓，而這時的教育主要是職業教育，仍然受學徒制教育傳統的影響。
法律職業
(五)在法律職業方面。職業流動性大，法官尤其是聯邦法院的法官一般都是來自律師。而且律師在政治上非常活躍。法官和律師的社會地位也比大陸法系高。
Ⅲ 金平的中國「當代民法史的活化石」
金平教授於1955年，復1962年、制1979年三次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因多種原因民法典三次出稿卻始終未能與世人見面，但在1981年5月至1982年9月，他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起草小組組長，為《民法通則》的制定與傳播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是我國唯一健在的第一次民法典起草專家組成員，見證了半個世紀以來我國民法典經歷的坎坷曲折，被中國法律界譽為「當代民法史的活化石」。
Ⅳ 簡述我國民法的歷史發展
您好！
（一）清末法制變革前的中，國民法在清末法制變革以前，中國民法走過了漫長的發展道路。應當說，中國古代的刑法是相當發達的，它的科學性和周密性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中國古代的民法卻遠沒有刑法那樣發達，沒有形成系統、完整和嚴密的體系，沒有獨 立的民法典。盡管歷代封建統治者都十分重視法典的編纂，各朝代都制訂有法典，但這些法典大都是刑法之規定，其中雖涉及民事關系，如戶、婚、錢債、賠償等，亦採取刑罰的手段調整之，本質上仍屬刑法規范。綜觀中國古代民法，可以看出：1、中國古代民法觀念不發達，民法中的平等、自由、權利等觀念一直沒有形成，2、中國古代沒有成文的民法典，民法法典化極不發達，與羅馬法及後來的大陸法系相比，相去甚遠；3、民刑不分，以刑事責任代替民事責任。
（二）清末法制變革後至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國民法
清末法制變革後，中國民法開始走上了法典化的進程。可以說，清末法制變革是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的真正開端。清末法制變革以引進西方先進法律，進行法典化運動為基本特點，其結果是制定了大批新式法典，對中國法律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1911年，清政府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是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的開端。這部仿效德、日民法典而制訂的民法典草案盡管因辛亥革命而沒有正式頒行，但對中國民事立法及民法理論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中華民國成立後，民法典的修訂工作也沒有中斷，但起草工作進展緩慢。1925年，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礎上，由北洋政府修訂法律館完成了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稱為《民法修正案》，又稱《第二次民律草案》。這部民法草案曾經北洋政府司法部通令各級法院在司法中作為法理加以引用，但終因沒有完成立法程序而未成為正式民法典。 1928年12，月，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成立後，即著手起草民法典，並於1929年設立民法起草委員會。民法起草委員會依「民法各編立法原則」，經兩午完成民法典的整個起草工作，並分編公布施行，是為《中華民國民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正式的民法典。新中國成立後，這一民法典被中央人民政府明令廢除，現僅在台灣省適用。
（三）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民法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也開始了現代中國民事立法史的新篇章。我國曾於1954年和1962年進行了兩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並分別制定了兩個民法草案，但這兩個民法草案都因政治運動而夭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開始糾正思想上的左的錯誤，並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因而，民法典的制定再次被提到日程上來。1979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組成了民法起草小組，開始了第三次民法起草『工作，至 1982年5月，先後四易其稿。此後，由於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的原因，中國的民事立法採取了先分別制定民事單行法，待條件成熟後再制定民法典的立法方針。在這一立法方針的指導。下，我國先後制定了大量的民事單行法，如《經濟合同法》、《繼承法》、《專利法》、《商標法》等。鑒於民事立法中的若干基本原則和制度不宜由單行法分別規定，因此，1986年又制定了具有民事基本法性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此後，又陸續制定了諸多民事單行法。
如能進一步提出更加詳細的信息，則可提供更為准確的法律意見。
Ⅳ 談談你對德國民法典的認識
（一）關於對民法自身的認識
如前所述，清末繼受外國民法和國民政府制定民法典，其直接動因是為了廢除領事裁判權，新中國成立後因意識形態和經濟政治的原因而繼受蘇聯民法，直到1978年後民法經濟法論爭中將民法理解為「商品經濟法」[70]，及為了適應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而制定統一合同法和物權法，充分體現了中國民法學一直為某種政治功利目的所左右，是否因而長期遮蔽了中國民法學對自身的認識和理解？例如，什麼是民法的理念、民法的精神、民法的目標或者民法的本位？民法究竟是私法還是公法？為什麼中國民法學已經存在了一百年，而中國社會仍然處於公法觀念支配之下？為什麼很少涉及私法、私權、私法觀念、私權觀念，而一旦涉及這些個概念時總是顯得理不直、氣不壯？
中國繼受外國民法學，時值西方社會法學和社會連帶主義法學思潮高漲之時，所謂「社會本位」、「民法公法化」、「民法社會化」被視為民法學發展之必然趨勢。中國民法學自誕生之始即深受影響，甚至一些民法學者將所謂「社會本位」誤解為歷史上「義務本位」之回歸。此種所謂民法發展趨勢和發展潮流，恰好與中國在1949年後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暗合，更促成民法和民法學的「異化」，因片面強調社會公益、否定私權、私益，而否定了民法自身。最終「社會公益」也異化了。「公益」、「公益」，多少違法、惡行假汝之名以行！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公法與私法、公權與私權、公益與私益的關系，恐怕是中國民法學必須面對的最大課題。
（二）關於民法的「本土化」
中國民法和民法學，是從外國民法繼受而來，因此決定了中國民法學始終面對
「本土化」的命題。如果說，「法律移植（繼受）是法律進步、發展的永恆的主題」 ，則同樣可以說，如何實現繼受而來的法律的本土化，是中國民法學進步、發展的永恆的主題，也是中國數代民法學者最終的目標。
在繼受外國法的過程中，繼受的外國法與本國國情不合甚至沖突的可能性是始終存在的，因而在學界內外引發爭論，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日本的法典論爭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國自清末繼受外國民法之始即發生過類似的爭論。改革開放以來的民法立法也始終伴隨著這樣的爭論。關鍵問題是如何判斷所謂「國情」，及對那種「國情」應持何種態度。究竟什麼是「淳風美俗」？中國歷史上的「一夫多妻」，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否「淳風美俗」？女人纏足、男人蓄長辮、三跪九叩首，是不是「淳風美俗」？改革開放前在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形成的習慣做法是否「淳風美俗」？中國有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和輕視個人自由和個人利益的傳統，加之新中國建立後曾長期實行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究竟有多少值得保存的「遺產」、「習慣」和「本土資源」？這些問題都必須首先澄清。
謝懷栻先生指出，不論哪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沒有特點的國家和民族是沒有的。因而在繼受外國法時，辨別自己的特點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機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國的法律，當然不一定好；強調甚至借口自己的特點，而拒絕接受先進的外國法律，也是不對的。要敢於接受，善於研究，不斷修改，這是繼受外國法律很重要的原則。
我們不僅繼受外國法的制度、條文，還要繼受制度和條文背後的民法理論。這就是日本學者北川善太郎所謂「立法繼受」與「學說繼受」。鑒於德國民法（包括法律和理論兩方面）在成文法國家的重要地位，加上中國民法和民法學主要是繼受德國民法，德國民法的影響在近期會更加擴大，在將來也會長期存在，這是不可否認的。因此，研究、探討德國民法典，從其中取得經驗教訓，以促進我國的立法工作和研究工作，仍不失為中國民法學者的重要任務。當然不限於德國民法。我們一定要密切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的實際，廣泛參考借鑒包括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內的發達國家的民法立法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堅持參考借鑒我國台灣地區、香港地區、澳門地區的立法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才能最終使中國民法和民法學不斷發展，與時俱進！
（三）關於中國民法典編纂
中國民法學的第一項使命，當然是制定中國民法典。在中國歷史上，一個王朝開始後，常要做兩件大事，一是為前朝修史，二是為本朝修律。這兩件事的意義都很重大，皇帝都派重臣主持，並親自過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三次起草民法典均未成功。1998年八屆全國人大王漢斌副委員長決定恢復民法典起草，並委託九位學者專家成立民法起草工作小組，負責民法典和物權法的起草。民法起草工作小組決定：第一步，制定合同法；第二步，制定物權法；第三步，編纂中國民法典。2002年1月，九屆全國人大李鵬委員長指示加快民法典起草，同月即委託學者起草[76]，當年即完成一部民法典草案，並於同年12月經人大常委會審議一次。因此，鼓動了中國民法學界的激情和關於民法典編纂思路的論爭。2004年6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變更立法計劃，擱置民法典草案的審議修改工作，恢復物權法草案的修改、審議。現今物權法已經頒布，按照法制工作委員會透露的信息，還將依次制定侵權行為法、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和民法總則，待民法總則頒布之後，再編纂民法典。
對於法典編纂而言，政治因素必定是重要的，當法典問世之時，也必定有適當的政治環境。中華民族這位老人，背著沉重的包袱，雖然有點步履蹣跚，卻在向前奮進。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說的正是如今。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取得偉大成就並實現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今天，已經具備編纂民法典的政治經濟條件，應當是沒有異議的。問題在於，中國民法學為完成這一偉大歷史使命而做的理論准備是否充分？
為什麼一定要編纂民法典？不僅因為，相對於刑法典、訴訟法典甚至憲法法典而言，民法典更足以代表一個民族的文明高度，而且唯有一部科學、進步、完善的中國民法典，才能表明中華民族已經攀上歷史的高峰！
（四）造就一批研究外國民法的中國學者
中國民法學的百年史，是一部民法繼受史。無論歷史上繼受大陸法系的德國民法，1949年後繼受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民法，或者改革開放以來的「多元繼受」即廣泛參考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民法，都是圍繞一個目的，就是學習外國經驗。質言之，中國民法學和民法學者始終是扮演「學生」的角色。當然，將來即使制定了一部進步、科學、完善的民法典，中國民法學和民法學者也還要繼續研究外國民法、繼續汲取外國立法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亦即還要繼續扮演「學生」的角色。
問題在於，何時中國民法學才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法學術之林，與一切國家的民法學比肩而立？何時才有不以參考借鑒外國經驗為目的的對外國民法的學術研究？何時才有一批研究外國民法的中國學者？這樣一批研究外國民法的中國學者，將經常出席國際的和外國的學術會議，與外國民法學者平起平坐，共同研討外國民法面臨的重大課題，報告其研究外國民法的學術成果。這樣的民法學者，將不同於現今及此前所有的中國民法學者。中國民法學，只有造就出這樣一批專門研究外國民法的學者，才能終結中國民法學單純扮演「學生」角色的歷史，屆時中國民法學既當「學生」也當「先生」，也就在世界民法學術之林，為中國民法學爭得了「一席之地」！
（五）「全方位」的外國民法研究
現今中國民法學界已經有了一些研究外國法的學者，雖不是專門研究外國法，雖其研究的目的仍然是為了學習外國經驗，產生了一批研究外國法的學術著作。但其研究的對象，仍局限於「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范圍，這是由前面提到的「指導思想」決定的。現在看來，中國民法學不應繼續將研究對象局限於「發達國家和地區」。隨著改革開放和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國家已經舊貌換新顏，正在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要求中國民法學放眼世界，不僅密切關注和研究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民法，而且密切關注和研究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民法。凡有中國商品、中國旅遊者、中國投資者和中國企業到達的國家，就有必要密切關注和認真研究該國民法。遺憾的是，中國民法學在這方面做得很不夠。且不說研究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中亞國家民法，就是對周邊鄰國包括對俄羅斯的民法，也缺乏關注和研究。中國民法學和民法學者，要本著一貫對國家、民族、人民負責的精神，跟上國家、民族復興的步伐，勇於承擔國家、民族、人民和歷史賦予的使命，敞開胸懷，放開眼界，面向未來，面向世界，實施「全方位」的外國民法研究！
結語
中國民法學，這條在中華民族的土地上已經流淌了一百年的河流，雖然歷經曲折、艱險、轉向、停滯，終究沒有改變前進的方向。因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機遇，中國民法學以其長足的進步、優異的成就和卓越的貢獻，受到社會的關注和尊重，已成為一門「顯學」。一位研究中國民法學史的學者說過，當「民法學這條大河沸騰起來的同時，也是從容思考的空間突然失去的時候」。願中國民法學能夠從容面對各種誘惑，排除各種干擾，朝著既定方向，奮勇前進！
Ⅵ 胡劍南律師是刑事律師還是民事歷史
律師不分民事還是刑事的，基本都是有什麼案件辦什麼案件。
Ⅶ 高二歷史問答題
《拿破崙法典》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法典，原則鮮明，編排合理，邏輯嚴謹，語言簡潔，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部誕生於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為保衛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果實而制定的。隨著拿破崙在歐洲的軍事擴張，《拿破崙法典》也被應用到法軍所到之處。由於該法典的系統性、完整性和規范性，因而對後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立法產生了巨大影響，起到了立法規范的作用，從而具有了廣泛的世界意義，其內在的價值和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光彩奪目。
詳細資料看這里
http://ke..com/view/115315.htm
該法典在不少資產階級國家裡有頗大的影響。首先，在1804年原屬法國因而自該法典施行之日起即屬於它的效力范圍的一些國家中適用，比利時和盧森堡現在仍然把它作為自己的法典。該法典在法國的某些前殖民地中也仍在施行。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現行的民法典，部分以該法典為基礎，部分以《巴黎習慣法》為基礎。美國的路易斯安那州自1825年起採用了該法典，不過作了若干修改和補充。其次，有些國家以該法典為藍本制定本國的民法典。例如，1838年的《丹麥民法典》是依據該法典制定的，1940年的《希臘民法典》也是以該法典為範本的 。最後，還有很多國家的民法典在編纂時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該法典的影響，如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1867年的《葡萄牙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1916年的《巴西民法典》等。
Ⅷ 法律書籍有哪些
法律復書籍包括以下這制些：
《中國理論法學》、《歷史法學》、《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法制文明的演進》 《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 《法律的文化解釋》、《中國法律傳統的基本精神》、《唐律疏議譯注》、《中國民法史》 、《清朝文官制度》、《中華民國開國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書生事業無限江山——關於近世中國五代法學家及其志業的一個學術史研究》、《人權概念起源》、《法哲學范疇研究》、《法哲學經緯》、《法的價值論》、《法的時代精神》、《法治論》√ 、《贏得神聖——權利及其救濟通論》、《價值重建與規范選擇》、《法治秩序的建構》 、《法治及其本土資源》、《道路通向城市》、《也許正在發生》、《美國學者論中國法律傳統》、《中國法學史》、《西方法學史》、《西方法哲學史綱》、《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現代西方法理學》、《比較法研究》、《鄉土中國》、 《論美國的民主》 《心理罪》、《近距離看美國》、《正義論》、《法辯：中國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Ⅸ 簡述兩大法系民法歷史的發展歷程
法系是在對各國法律制度的現狀和歷史淵源進行比較研究的過程中形成的概念。當代世界主要法系有三個: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以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法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法系。其他的法系還有伊斯蘭法系、印度法系、中華法系、猶太法系、非洲法系等。對資本主義法影響最大的是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
大陸法系發展歷程：大陸法系，又稱民法法系、羅馬法系、法典法系、羅馬-德意志法系，是以羅馬法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法律的總稱。大陸法系最先產生於歐洲大陸，以羅馬法為歷史淵源，以民法為典型，以法典化的成文法為主要形式。大陸法系包括兩個支系，即法國法系和德國法系。法國法系是以1804年《法國民法典》為藍本建立起來的，它以強調個人權利為主導思想，反映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社會經濟的特點。德國法系是以1896年《德國民法典》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強調國家干預和社會利益，是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法的典型。
英美法系，又稱普通法法系、英國法系，是以英國自中世紀以來的法律，特別是它的普通法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法律的總稱。英美法系首先起源於11世紀諾曼人入侵英國後逐步形成的以判例形式出現的普通法。英美法系的范圍，除英國(不包括蘇格蘭)、美國外，主要是曾是英國殖民地、附屬國的國家和地區，如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緬甸、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馬來西亞等。中國香港地區也屬於英美法系。
起源: 英美法系起源於英國。普通法一詞(Common Law)，是相對於在各地區的地方貴族的法庭而言，由英格蘭國王指派的專職法官巡遊各地，推廣相對統一的國家法律。這一做法主要始於亨利二世，被認為是對於歐洲舊有司法制度的重大變革。由於國王的法官力求在全國范圍施行較統一的司法尺度，於是開始重視對於過往案件的參考，英國的案件報告系統逐漸形成，也成為後來法律系統的重要基礎。
普通法的格式和程序非常嚴格，由於程序上的違規，導致案件不得不接受看似不公平的結果。英格蘭之後又出現了與之區別的"衡平法"(Equity)，放寬了對於形式和程序的要求，但是由不同於普通法的法院系統受理。功利主義學派創始人邊沁(Bentham)認為普通法不是合理設計的結果需要改革，一開始未被英國法官和律師所接受，但1873年到1875年的《司法法》大幅簡化法院組織和司法訴訟程序，宣布普通法與衡平法系統正式合並，結束了兩種法制並立的局面。合並後的法律統稱為普通法，但是其中某些細節仍然有保留衡平法與原普通法的差別對待，廢除使用多年繁瑣的令狀制，讓英國法律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