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司法化

❶ 關於對憲法司法化的看法和理解

淺析憲法司法化
憲法，它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我國，憲法關系著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人民的幸福和安寧、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但是，在新中國成立的60年期間，我們還未曾有過處理違憲案件的實際經驗，所以憲法在中國的法律適用過程中就面臨著十分尷尬的處境：一方面它是法律體系中的根本大法，另一方面它的很大部分內容在司法實踐中被長期「虛置」，沒有產生實際的法律效力，因此憲法司法化必須引起應該有的重視。
憲法司法化是指憲法作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的法律依據。而法院直接以憲法作為裁判案件的依據，又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將憲法直接適用於公民權利侵害的案件；另一種情形則是指法院直接依據憲法對有爭議的事項進行司法審查，即違憲審查。在當今世界，憲法司法化已經成為各國司法實踐中的普遍做法，據統計現今世界有104個國家分別採取普遍法院型和憲法法院型的違憲司法審查制度。但在中國，憲法為什麼無法進入法院？綜合分析，分為兩大原因：一為直接原因，二為深層原因。
一、 直接原因，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有關。
最高人民法院在1955年和1986年下達了兩個批復，其一是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對當時新疆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批復：「在刑事判決中，憲法不宜因為論罪科刑的依據」，另一個是1986年10月28日，給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批復：「關於製作法律文書應如何引用法律規範文件」，其中並不包括是否可以用憲法。所以這兩則批復對中國法官不直接引用憲法做判案做判案根據客觀上產生誤導作用，也成為了後來法院在審判中不直接引用憲法的「根據」。
二、 深層原因，憲法不直接使用的深層原因有以下幾點：
1、憲法本身的原因。憲法內容過於粗糙後者說是不太適應現代社會，粗糙包括修憲的容易性與頻率性。
其一：在我國，憲法修改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1∕5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提議，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全體代表的2∕3以上的多數通過。但《美國憲法》規定，經過國會兩院2∕3議員同意，或者2∕3州議會的請求，可以提出憲法修正案，修正案要經過3∕4的州議會或修憲會議批准後才能生效。而日本《和平憲法》第96條規定修憲必須得帶參議院和眾議院2∕3以上議員的認可，隨後才可以進行公民投票，草案才能成為法律。可見其他諸國的憲法修改是一件神聖而困難的事情，條件非常之高，還要進行層層限制修改程序，相比而下，我國修憲門檻低也過於簡單，這樣就難免讓我們置疑憲法規定的條文是否經過各層專家深思熟慮之後的結果。
其二：我國憲法堪稱世界最多部，修改頻率也令人吃驚。我國在60年之中，共有4部憲法，而且經過了6次修改，而美國從1775年至今二百多年來，憲法修正案只有26個，所以這樣才說明了我國修改憲法太容易，這也會使我國在治國方針上很容易偏離了主導，也會大大削弱憲法的權威和公民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法治和憲法意識。
2、我國的危險審查制度未得到充分的完善。在我國違憲審查主體模糊不清，違憲審查機構也至今未能實際建立起來，並且法律適用與憲法及法律解釋相分離，也導致了違憲審查權虛置，另一方面，憲法監督缺乏相應的啟動機制，違憲審查無法實際提出，所以違憲審查仍停留在憲法規定中，也同時在一步步制約著憲法司法化的進程。
3、我國憲法至上權威地位的觀念沒有樹立起來。憲法適用狀況與一個國家的民主法制完善程度、憲法傳統和民眾的憲法觀念有很大的關系。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國人治傳統根深蒂固，憲法法治觀念淡薄，也因為憲法沒有在司法實踐中得到運用，所以無論公民還是國家的行政、司法、立法機關，都沒有在心中樹立起憲法權威至上的觀念，從而也無法進一步形成憲法可以被律師用來打官司，可以被法院援引作為判案的根據，可以被公民直接引用為自己冤案提起上訴或是申訴的觀念。
4、司法獨立程度不高和法官素質相對較低，給憲法適用帶來了操作上的困難。一方面，司法獨立程度不高，法官不能在審判中處於相對超然地位，法官受到憲法和法律之外的諸多因素影響和干擾，這樣導致嚴格按照憲法和法律辦事原則難以貫徹；另一方面司法獨立程度不高，則法官在審判中傾向於保守，不敢革新和突破，也不敢突破適用的「禁區」，造成了憲法在司法上很少直接適用這個既定事實。
5、我國憲法深受前蘇聯憲法模式的影響。我國的憲法發特別是1954年憲法深受前蘇聯憲法影響。前蘇聯憲法有為政策服務、口號性強、適應性弱的嚴重意識形態化傾向，並且前蘇聯憲法沒有建立憲法訴訟機制，因此深受前蘇聯憲法模式的中國憲法司法化無法開展。
雖然我國存在著很多制約憲法司法化的因素，但是由於近年來，隨著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發展變化和公民權利意識的不斷增強，公民因憲法使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受到侵害而產生的糾紛大量涌現，所以把憲法引入司法程序，使之直接成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據，就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我們應當採取各種形式進一步深入宣傳和學習憲法，使憲法觀念和基本精神更加深入人心，教育廣大公民自覺遵守憲法和維護憲法權威；要大力宣傳憲法規定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觀念，充分發揮人大的監督職能，發揚人民民主；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形勢，繼續加強立法，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切實保障憲法規定的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的履行，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要使行政機關嚴格執行憲法和法律，司法機關切實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能，為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而努力奮斗。

❷ 不服行政決定，申請復議或訴訟的期限是多久

不服行政決定，申請行政復議時限為60日，提起行政訴訟的期限為6個月，這些在處罰決定書中均會載定。

法律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

第九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自知道該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六十日內提出行政復議申請;但是法律規定的申請期限超過六十日的除外。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當理由耽誤法定申請期限的，申請期限自障礙消除之日起繼續計算。

2、《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四十六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應當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作出行政行為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因不動產提起訴訟的案件自行政行為作出之日起超過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為作出之日起超過五年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3、《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第六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所給予的行政處罰，享有陳述權、申辯權；對行政處罰不服的，有權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因行政機關違法給予行政處罰受到損害的，有權依法提出賠償要求。

第三十五條 當事人對當場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第三十九條 行政機關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條的規定給予行政處罰，應當製作行政處罰決定書。行政處罰決定書應當載明下列事項：

（五）不服行政處罰決定，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的途徑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行政機關名稱和作出決定的日期。

(2)准司法化擴展閱讀：

行政復議程序是指行政復議機關審理行政復議案件所遵循的步驟。它在性質上屬於行政程序。行政程序與司法程序相比，具有簡易、高效等特點。但是，行政復議作為一種行政裁判制度，又具有準司法性，所以在程序上應盡量司法化，以保證復議活動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復議法》

第六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依照本法申請行政復議：

（一）對行政機關作出的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行政拘留等行政處罰決定不服的；

（二）對行政機關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等行政強制措施決定不服的；

（三）對行政機關作出的有關許可證、執照、資質證、資格證等證書變更、中止、撤銷的決定不服的；

（四）對行政機關作出的關於確認土地、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塗、海域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決定不服的；

（五）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合法的經營自主權的；

（六）認為行政機關變更或者廢止農業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權益的；

（七）認為行政機關違法集資、徵收財物、攤派費用或者違法要求履行其他義務的；

（八）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執照、資質證、資格證等證書，或者申請行政機關審批、登記有關事項，行政機關沒有依法辦理的；

（九）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受教育權利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沒有依法履行的；

（十）申請行政機關依法發放撫恤金、社會保險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費，行政機關沒有依法發放的；

（十一）認為行政機關的其他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十二條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的下列訴訟：

（一）對行政拘留、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罰款、警告等行政處罰不服的；

（二）對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強制執行不服的；

（三）申請行政許可，行政機關拒絕或者在法定期限內不予答復，或者對行政機關作出的有關行政許可的其他決定不服的；

（四）對行政機關作出的關於確認土地、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塗、海域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決定不服的；

（五）對徵收、徵用決定及其補償決定不服的；

（六）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復的；

（七）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經營自主權或者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土地經營權的；

（八）認為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或者限制競爭的；

（九）認為行政機關違法集資、攤派費用或者違法要求履行其他義務的；

（十）認為行政機關沒有依法支付撫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會保險待遇的；

（十一）認為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約定履行或者違法變更、解除政府特許經營協議、土地房屋徵收補償協議等協議的；

（十二）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的。

除前款規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

參考資料：網路-復議

❸ 如何應對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缺陷

對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建議

如果發展中國家不能有效地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或者說WTO爭端解決機制如果不能維護發展中國家在多邊貿易體制內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其權威性將不可能得到承認，這最終將使整個多邊貿易體制的健康發展受到威脅。不難預見，在國際貿易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WTO爭端解決機制必然會面臨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新挑戰。
對於WTO爭端解決機制長期實踐暴露出來的問題，WTO成員有必要通過對《關於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諒解》的各項規定進行澄清和明確，促使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完善和合理化。 1，關於競爭和勞工條款缺失問題。
在新一輪回合談判中，商議有關競爭和勞工標准方面的條款，使得在以後的貿易中如果出現關於這兩方面的問題，能夠有相關條款予以評判。
2，關於執行期限過長的問題。
對合理期限的使用要有所限制，如果發現惡意利用該期限實際逃避履行義務則給予懲罰。對此，就必須要建立起定期審查機制。DSU所確立的是准司法程序，DSB是一個准司法性質的機構，這已經為大多數法學家所公認，因此，對於任何試圖逃避經過DSB批準的制裁措施都應該受到懲罰，應該增加一項，規定即使是在合理期限內，義務履行一方也應該定期向DSB報告為履行裁定所做的准備工作，權利方也可要求其向DSB報告或自行反映，這樣，當上訴方發現被訴一方有明顯的不可能執行裁定的跡象時可以提請DSB提前終止合理期間的
持續，而改用別的措施，這樣，即使最後得不到補償或者履行，也可以減少因為等待合理期間的完畢而遭受的期間損失。 3，關於損失的賠償問題。

應建立制裁措施，增加損害賠償責任，在DSU中增加相應的制裁措施。鑒於目前裁決的執行情況不容樂觀，為了更好地保證勝訴方損失得到賠償，建議設立一種類似特別提款權的基金，將交納該基金作為加入WTO的義務之一，金額隨國家經濟實力而異。這筆基金相當於是國內的保證金制度，當評判完成時，可將敗訴方已經交納的基金中的一部分拿出賠償給勝訴方，以補償其損失。 4，關於權威性問題。
應增加DSU的司法化性質，以賦予專家組以更多的司法性質的權力。目前，無論是從DSU的條文用語還是專家組職能來看，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使DSB具有司法性質，但要解決DSB的執行難問題就必須增加DSU的司法性質，要在保留原有機制中的磋商、斡旋、調解等靈活的程序的基礎上，賦予專家組更多的權力，增強DSB的司法性以保證執行以及駁回上訴的權利。
5，關於發展中國家交叉報復效力不足問題。
應在發展中國家得到授權對發達國家採取報復措施的情況下，應有所有成員聯合報復的機制，這樣一來就能有效的對敗訴方（發達國家）產生有效威脅，迫使其改正，從而維護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6，關於發展中國家政策建議難通過的問題。
應積極改變WTO被少數發達國家操控的現狀，採取一定措施加重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如在投票中增加發展中國家的權重等，通過這些措施來使得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建議得以順利實施，從而更好的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❹ 那行政國家的特點是什麼如何科學的認識行政國家這一現象呢

簡述行政國家的特點？

⒈國家行政權力機構的數量增多，其管理的內容龐雜，職能復雜；

⒉行政人員的隊伍日益龐大，行政事業費用大量增加，公共管理的成本越來越高；

⒊各種專門行政委員會紛紛成立，導致行政權力的准立法化和准司法化；

⒋行政立法數量增加，自由裁量權的范圍不斷擴大；

⒌行政權力自主性增強，地位日益提高，出現凌駕於立法權力和司法權力之上的情況；

⒍行政權力的服務功能漸趨重要，公共福利措施增多，福利主義政策波及全球；

⒎行政權力不斷發生越軌現象，侵犯立法權力和司法權力，侵犯公民權利，甚至直接干預經濟與社會事務。

如何認識「行政國家」現象？

⒈行政國家的出現，是近現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和生產力迅速提高的結果；

⒉與行政國家現象相伴而生的行政越權現象，是在行政權力增長過程中自身的惡性膨脹造成的；

⒊行政權力在由「守夜警察」的消極身份轉變為社會積極干預者身份的過程中，其本質特徵沒有改變。

❺ 憲法司法化的意義

1，憲法的司法化使僅具有理論效力的憲法變成具有實踐效力的憲法，憲法成為真正具有規范性和強制力的法律。是法律就必須由法院加以適用，這是一切法律所具有的本質要求。不能由法院適用的法律不是法律，憲法也如此。如果不能為法院適用，無論憲法自己規定具有什麼樣的最高效力，也無論它如何強調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活動准則，憲法在實踐中的效力將會大打折扣。作為一種法律規范，憲法只有通過法院的適用直接與具體的社會關系相連結，直接形成具體的法律關系，並最終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裁決的執行，才具有了真正的實踐效力。②有人認為，憲法通過一般法加以具體化和補充，憲法的效力通過一般法的效力來體現，即憲法不具有直接的效力，僅具有間接的效力。[5](25頁)筆者以為，「依據憲法制定……法」即憲法具體化為一般的法律，並不能說明憲法具有間接法律效力，理由是：在實質上，一般法的遵守與適用都同憲法的效力沒有直接關聯。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現行憲法未建立有效的違憲審查制度，一般法是否真正完全嚴格「依據憲法制定」或者是否違憲未有定論，如果一般法違憲，其效力怎能說是憲法效力的體現？在缺乏一般法的「糾偏機制」（違憲審查）情況下，憲法不能保證一般法與自己保持一致，一般法的效力與憲法的效力沒有嚴格的、邏輯的聯系。所以，一般法的效力不是憲法效力的體現，也不能以一般法的效力說明憲法具有間接效力。說憲法具有間接效力，實際上意味著憲法本身法律效力的闕如。總之，必須由法院直接適用憲法才具有實效。
2，憲法的司法化，是憲法與社會現實或具體的社會關系相連結的紐帶，使憲法與社會現實形成良性互動關系，可以增強憲法的適應性。憲法的適應性，一層含義是指憲法的內容必須准確地反映一定的社會關系，而不能和現實需要脫節，二層含義是指憲法所具有的通過自身的應變方式使憲法的內容適應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變化以及憲法以其國家強制力使法律、行為合憲的能力。[1]由法院適用憲法解決爭議，可以准確、及時地檢驗憲法規范與具體社會關系是否一致，與社會關系不一致的憲法規范被及時揭示出來，可使修憲機關及時作出修憲或憲法解釋。一些內容即使在憲法中沒有明文規定，也可以通過法院的判例規則予以完善和補充。這些都使憲法更適應社會需要，而憲法本身也在其中獲得了完善、發展。因此，憲法的司法化是憲法發展的動力和重要途徑，是重要的憲法發展機制。
3，憲法司法化是保證憲法至上的關鍵環節。如前述，憲法至上是憲法司法化的邏輯基礎，即憲法司法化是憲法至上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憲法至上也最終是靠憲法的司法化即憲法在法院獲得尊重和適用來實現的。憲法在法院的直接適用，實質上就是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以憲法為標准對其他法律和特定國家機關行為是否合憲進行評判，對違憲的法律不予適用或宣布其違憲無效，撤銷違憲行為，從而直接以憲法規范為依據進行裁決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憲法至上性在司法領域內實現的過程。憲法只有由法院直接適用，才能真正實現其至上性。 1，憲法的司法化是法治的起點。所有法律包括憲法都具有可訴性，是法治社會的基本特徵。法的可訴性是指法所必備的為了判斷社會糾紛的是非而使糾紛主體可訴求於法律公設的判斷主體的屬性。[6](167頁)從法律的方面說，法的可訴性即法的適用性——法必須進入司法的領域。法治建設的第一步便是所有法律進入司法領域，首要的是實現憲法的司法化。但是，實現憲法的司法化並不意味著已經建成法治，因為法治還包含有人權保障、充分民主等價值要素以及權力分立與制衡、代議制等技術手段，憲法的司法化僅是法治的起點。
2，憲法的司法化是法治建設的重要內容。使憲法進入司法領域，是我國當前法治建設的關鍵。如果憲法不能進入司法適用的領域，我們無論怎樣進行法治的建構，最終都是不完備的，而且最終可能使法治建設步入歧途。憲法司法化是法治建設不可逾越的「合理化」過程。
3、憲法司法化是現代國家的基本標志之一。自美國1803年馬伯里訴麥迪遜案迄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大約4000件關系憲法解釋的案件進行了審查，宣告了由美國議會制定的80餘件法律違憲，至於州法律被宣告違憲者更多。[7](3頁)正是憲法的司法化，保證了美國憲法的長期穩定，同時又使美國憲法始終處於實踐狀態，成為「活著的憲法」。在設立憲法法院及通過最高法院行使憲法法院職能的國家，憲法審判制度成了首要的司法審判制度。[7](106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1991年蘇聯、中東歐國家發生劇變以後，這些國家絕大多數都設立了憲法法院，並以此作為走向法治的標志。憲法的司法化越來越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可以說，它已經成為現代憲政國家的基本標尺。

❻ 什麼是行政司法行為

行政司法是指行政機關作為第三者，按照準司法程序審理特定的行政爭議或民事爭議案件所作出的裁決行為；它所形成的法律關系是以行政機關為一方，以發生爭議的雙方當事各人為一方的三方法律關系，具體包括行政裁決、行政復議等。此外，還有一些特殊的行政行為，如行政終局裁決行為、國家行為等。
行政司法的特徵
⒈行政司法行為是享有準司法權的行政行為，即以依法裁處糾紛為宗旨的行政司法行為。它按照準司法程序來裁處糾紛，堅持程序司法化的原則；
⒉行政司法行為的主體是法律規定的具有行政司法職權的行政機關，在我國，主要是指行政復議機關、行政裁決機關、及調解機關；
⒊行政司法行為的對象是和行政管理有關的行政糾紛以及民事、經濟糾紛，這些一般都由法律給以特別規定。它們是由於當事人不服行政機關的決定，或雙方當事人不履行義務，或行政機關、其他當事人侵害相對方合法權益而產生的，在權利和義務發生利害關系的爭議或糾紛；
⒋行政司法行為是行政主體的依法行政的活動，即行政機關依法裁處糾紛的行為；
⒌行政司法行為不同程度地具有確定力、約束力、執行力(行政調解的執行問題有特殊性)。但它對糾紛的解決一般都不具有終局性，所以原則上也具有可訴性，不服行政司法決定的還可以向法院起訴。

❼ 公安工作的基本政策是什麼

公安工作的基本政策包括以下幾個：
1.嚴肅與謹慎相結合的政策。
2.依法從重從快懲處嚴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政策。
3.寬嚴相濟政策。
4.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的政策。
5.尊重保障人權政策。
6.教育與處罰相結合的政策。
二、嚴肅與謹慎相結合政策的具體應用
嚴肅與謹慎相結合，是我們黨根據對歷史經驗的深刻理解而提出的，是指導人民警察同刑事犯罪分子作斗爭的一項重要政策。
1.嚴肅、謹慎的含義
嚴肅，就是執法必嚴，使應負刑事責任的犯罪分子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特別是對於那些嚴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須嚴厲打擊，絕不手軟，以維護法律的嚴肅性，表明我們對敵斗爭和打擊犯罪的堅決態度和原則立場。謹慎，就是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得草率，防止偏差，實行嚴格審批制度、監督制度，堅持有錯必糾。謹慎是我們黨實事求是、光明磊落和對人民高度負責精神的體現。
2.嚴肅與謹慎的關系——辯證統一的關系
(1)相輔相成的。嚴肅要以謹慎為保證，謹慎要服從嚴肅的要求。嚴肅不忘謹慎，謹慎不忘嚴肅。
(2)兩者不可偏廢，不可脫節。如果片面強調嚴肅而忽視了謹慎，就會傷害無辜，犯擴大化的錯誤;如果片面強調謹慎而忽視了嚴肅，就會放縱壞人，犯打擊不力的錯誤。
3.認真貫徹嚴肅與謹慎相結合的政策
嚴肅與謹慎相結合政策的總精神——不枉不縱。具體應用即堅持「穩、准、狠」。
(1)「穩」，就是要注意策略，講究工作方法，不打無准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
(2)「准」，就是對打擊對象一定要調查准確，不要出偏差，做到事實准、定性准、量刑准。
(3)「狠」，就是要依法給犯罪分子以嚴厲打擊，使之受到應有的懲處。
三、依法從重從快懲處嚴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政策的含義
依法從重，是指依照《刑法》的規定，在量刑幅度以內從重處刑。
依法從快，是指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審理案件的時限以內迅速地審結案件。
四、貫徹依法從重從快懲處嚴重刑事犯罪分子政策應注意的問題
1.適用對象：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
2.必須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堅持做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性准確，量刑適當，程序合法。從重從快的前提是依法，要做到准確、及時、合法。
3.依法從重從快懲處嚴重刑事犯罪分子，並不意味著對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一律從寬或不予處罰。
4.依法從重從快懲處嚴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必要性。
(1)維護穩定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
(2)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需要。
(3)團結教育廣大人民群眾，密切黨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密切警民關系的需要。
(4)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
五、寬嚴相濟政策的含義
寬嚴相濟政策，是在長期斗爭中逐步形成的，是黨中央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新形勢下重申的一項重要政策，是我國的基本刑事司法政策。
寬嚴相濟的「寬」，是指寬大、寬緩和寬待。主要表現為以下三種情形：
1.非犯罪化，即指本來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基於某種形勢政策的要求，不作為犯罪處理。
2.非監禁化，即指某一犯罪雖然構成犯罪，但根據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判處非監禁化的刑事處罰措施。
3.非司法化，這是就訴訟程序而言的，在一般情況下凡是涉嫌犯罪的都應進入刑事訴訟程序，但公訴案件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自願和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非司法化，是對輕微犯罪案件在正式的刑事訴訟程序之外得以結案的一種方式，體現了對輕微犯罪的寬緩處理。
寬嚴相濟的「嚴」是指嚴格、嚴厲和嚴肅。這里的嚴格是指法網嚴密，有罪必罰。嚴厲是指刑罰苛厲，從重懲處。嚴肅是指司法活動循法而治，不徇私情。

❽ 我國為何不將憲法司法化運作

具體答案目前也沒有一個具體的說法。你看看這句話能不能給你啟發：
除非實在法專規則違反正屬義的程度達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以致這種規則實際上變成了「非法的法律」，這時拋棄現有法律去尋求施行正義的法律才是正當的。否則，即使實在法規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正義，我們也應當給予實在法規則以優先考慮。
——拉德布魯赫

❾ 齊玉苓案提出哪些訴訟請求

齊玉苓案介紹
備受國人矚目的齊玉苓案的大致經過如下：
1990年，原告齊玉苓與被告之一陳曉琪都是山東省滕州市第八中學的初中學生，都參加了中等專科學校的預選考試。陳曉琪在預選考試中成績不合格，失去繼續參加統一招生考試的資格。而齊玉苓通過預選考試後，又在當年的統一招生考試中取得了超過委培生錄取分數線的成績。山東省濟寧商業學校給齊玉苓發出錄取通知書，由滕州八中轉交。陳曉琪從滕州八中領取齊玉苓的錄取通知書，並在其父親陳克政的策劃下，運用各種手段，以齊玉苓的名義到濟寧商校就讀直至畢業。畢業後，陳曉琪仍然使用齊玉苓的姓名，在中國銀行滕州支行工作。
齊玉苓發現陳曉琪冒其姓名後，向山東省棗庄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被告為陳曉琪、陳克政（陳曉琪的父親）、濟寧商校、滕州八中和山東省滕州市教育委員會。原告訴稱：由於各被告共同弄虛作假，促成被告陳曉琪冒用原告的姓名進入濟寧商校學習，致使原告的姓名權、受教育權以及其他相關權益被侵犯。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賠禮道歉，並賠償原告經濟損失16萬元，精神損失40萬元。
棗庄市中級人民法院經過審理後認定：（1）民法通則第99條規定，「公民享有姓名權，有權決定、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盜用、假冒」。被告陳曉琪在其父陳克政策劃下盜用、假冒齊玉苓姓名上學，是侵害姓名權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2）原告齊玉苓主張的受教育權，屬於公民一般人格權范疇。它是公民豐富和發展自身人格的自由權利。但是，本案證據表明，齊玉苓已實際放棄了這一權利，即放棄了上委培的機會。其主張侵犯受教育權的證據不足，不能成立。齊玉苓基於這一主張請求賠償的各項物質損失，均與被告陳曉琪的侵權行為無因果關系，故不予支持。（3）原告齊玉苓的姓名權被侵犯，除被告陳曉琪、陳克政應承擔主要責任外，被告濟寧商校明知陳曉琪冒用齊玉苓的姓名上學仍予接受，故意維護侵權行為的存續，應承擔重要責任；被告滕州八中與滕州教委分別在事後為陳曉琪、陳克政掩飾冒名行為提供便利條件，亦有重大過失，均應承擔一定責任。基於上述主要的事實認定，棗庄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民法通則第120條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作出判決：（1）被告陳曉琪停止對原告齊玉苓姓名權的侵害；（2）被告陳曉琪、陳克政、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原告齊玉苓賠禮道歉；（3）原告齊玉苓支付的律師代理費825元，由被告陳曉琪負擔，被告陳克政、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對此負連帶責任；（4）原告齊玉苓的精神損失費35,000元，由被告陳曉琪、陳克政各負擔5,000元，濟寧商校負擔15,000元，滕州八中負擔6,000元，滕州教委負擔4,000元；（5）駁回齊玉苓的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作出後，齊玉苓向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除了對精神損害賠償的標准提出異議以外，主要是提出證據表明自己並未放棄受教育權，被上訴人確實共同侵犯了自己受教育的權利，使自己喪失了一系列相關利益。據此請求二審法院判決：（1）陳曉琪賠償因侵犯姓名權而給其造成的精神損失5萬元；（2）各被上訴人賠償因共同侵犯受教育權而給造成的經濟損失16萬元和精神損失35萬元。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審理中認為，這個案件存在適用法律方面的疑難問題，因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33條的規定，報請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最高人民法院經過研究後，作出了《關於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該決定全文如下：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1999魯民終字第258號《關於齊玉苓與陳曉琪、陳克政、山東省濟寧市商業學校、山東省滕州市第八中學、山東省滕州市教育委員會姓名權糾紛一案的請示》收悉。經研究，我們認為，根據本案事實，陳曉琪等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了齊玉苓依據憲法規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權利，並造成了具體的損害後果，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接到《批復》以後，繼續審理此案並認為：

「……由於被上訴人滕州八中未將統考成績及委培分數線通知到齊玉苓本人，且又將錄取通知書交給前來冒領的被上訴人陳曉琪，才使得陳曉琪能夠在陳克政的策劃下有了冒名上學的條件。又由於濟寧商校對報到新生審查不嚴，在既無准考證又無有效證明的情況下接收陳曉琪，才讓陳曉琪冒名上學成為事實，從而使齊玉苓失去了接受委培教育的機會。陳曉琪冒名上學後，被上訴人滕州教委幫助陳克政偽造體格檢查表；滕州八中幫助陳克政偽造學期評語表；濟寧商校違反檔案管理辦法讓陳曉琪自帶檔案，給陳克政提供了撤換檔案材料的機會，致使陳曉琪不僅冒名上學，而且冒名參加工作，使侵權行為得到延續。該侵權是由陳曉琪、陳克政、滕州八中、滕州教委的故意和濟寧商校的過失造成的。這種行為從形式上表現為侵犯齊玉苓的姓名權，其實質是侵犯齊玉苓依照憲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各被上訴人對該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後果，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由於各被上訴人侵犯了上訴人齊玉苓的姓名權和受教育的權利，才使得齊玉苓為接受高等教育另外再進行復讀，為將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業戶口交納城市增容費，為訴訟支出律師費。這些費用都是其受教育的權利被侵犯而遭受的直接經濟損失，應由被上訴人陳曉琪、陳克政賠償，其他各被上訴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為了懲戒侵權違法行為，被上訴人陳曉琪在侵權期間的既得利益（即以上訴人齊玉苓的名義領取的工資，扣除陳曉琪的必要生活費）應判歸齊玉苓所有，由陳曉琪、陳克政賠償，其他被上訴人承擔連帶責任。……

綜上，原審判決認定被上訴人陳曉琪等侵犯了上訴人齊玉苓的姓名權，判決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是正確的。但原審判決認定齊玉苓放棄接受委培教育，缺乏事實根據。齊玉苓要求各被上訴人承擔侵犯其受教育權的責任，理由正當，應予支持。」

由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依照憲法第46條[5]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對棗庄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予以部分維持、部分撤銷，並判決：（1）被上訴人陳曉琪、陳克政賠償齊玉苓因受教育的權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7,000元，被上訴人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擔連帶賠償責任；（2）被上訴人陳曉琪、陳克政賠償齊玉苓因受教育的權利被侵犯造成的間接經濟損失（按陳曉琪以齊玉苓名義領取的工資扣除最低生活保障費後計算）41,045元，被上訴人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擔連帶賠償責任；（3）被上訴人陳曉琪、陳克政、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賠償齊玉苓精神損害費50,000元。

從此案的發生經過看，對於齊玉苓而言，關鍵之處在於法院是否支持其關於受教育權被侵犯的訴求，因為這決定了齊玉苓可以得到的賠償數額。按照初審法院、二審法院對待侵權賠償救濟的方法，若法院不予支持（恰如山東省棗庄市中級人民法院所為），齊玉苓只能得到其姓名權的損害賠償，即精神損害賠償；若法院予以支持（恰如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所為），齊玉苓就可以得到一切與其受教育權被侵害有著因果關系的物質損失、精神損失。然而，由於民法通則沒有規定受教育權，而此案又是一個民事訴訟案件，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故而認為法律的適用是疑難問題，向最高人民法院請求解釋。最高法院於是作出了上述《批復》，認定陳曉琪等侵犯了齊玉苓依據憲法享有的受教育權。此批復，乃直接針對正在審理中（二審階段）的齊玉苓案，因涉及具體爭議點而備司法性質，其與最高法院另一類頗具立法色彩的司法解釋迥異；並且，在當事的侵權一方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這一問題上，法院未以其他具體法律為依據而直接地、單一地適用憲法。就此兩點而言，司法界、學術界、媒體多稱此案為「憲法司法化第一案」。

❿ 如何看待齊玉苓訴陳曉琪案

眾所周知，憲法是國家根本法，要使憲法在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充分發揮作用，就必須使憲法得到全面有效的實施。根據憲法原理，憲法實施不僅包括國家權力機關通過立法使憲法規范具體化以及國家行政機關貫徹執行憲法，還包括國家審判機關依據憲法規范來裁決憲法方面的爭議。所謂憲法適用，在中國，就是指人民法院依據憲法規范審理和裁決憲法爭議的專門活動。

但是，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由於體制上或觀念上的原因，憲法並沒有作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據。從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各級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一般在裁判文書中只引用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及自治條例、單行條例，或援引有關司法解釋，一直迴避在法律文書中直接引用憲法。因此，作為國家根本法和「公民權利保障書」的憲法，其中相當部分的內容在司法實踐中沒有發揮法律效力，使一些憲法爭議得不到有效的司法處理。

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因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受到侵犯而產生的爭議和其他一些憲法爭議不斷出現。這些涉及憲法方面的爭議在普通法律規范中不少缺乏具體適用的依據。這樣，審判機關是否要在訴訟過程中將憲法規范加以適用，使之成為裁判案件的依據，就是一個亟需研究解決的問題。

從理論上說，憲法適用是憲法實施的內在屬性，沒有憲法的全面、普遍的適用，就不能真正實行憲政。但憲法適用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由於憲法主要規定國家權力的組織、運行和公民的基本權利，憲法規范主要是指國家權力規范和公民基本權利規范，因此，所謂憲法全面、普遍的適用，就是指憲法的司法化，包括國家權力規范的適用和公民權利規范的適用。其中憲法權力規范的適用，即司法機關通過適用憲法裁決國家機關之間許可權爭議，審查下位法規范和國家機關行為是否合憲，是憲法適用的重點和實行憲政的關鍵。

在不少西方國家，已經建立了憲法訴訟制度，實現了憲法司法化。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普通法院模式，對涉及憲法爭議的案件由普通法院來審理；另一種是以德國為代表的專門法院模式，對涉及憲法爭議的案件由專門設立的憲法法院來審理。但在中國，涉及國家權力規范的適用，如審查規范性文件和國家權力產生及行為的合憲性以及裁決國家機關之間許可權憲法爭議等，在目前情況下很難有所突破。[2]因此，如果要實現憲法適用，一般也是有關公民基本權利憲法規范的適用；與之相關的訴訟程序只能是普通訴訟程序，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憲法訴訟程序。

因此准確地說，最高人民法院批復和齊玉苓案的判決，涉及的主要是憲法中關於公民基本權利條款如何在普通訴訟中適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