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目的
① 司法鑒定房產的評估報告怎麼確定評估目的
(一)明確估價對象
由於提起訴訟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導致了司法鑒定估價中的房地產無論是在實物上、區位上,還是在權益上都表現各異。明確估價對象的內容包括估價的實物狀況、區位狀況和權益狀況三個方面。
日常估價中,對估價對象范圍的界定,主要包括對實物構成、權益和空間范圍的確定。對於實物構成范圍的界定,主要是看估價對象到底是單獨的土地使用權、建築物,還是土地、建築合一的房地產,是否還包括自行裝修、機器設備等;對於權益范圍的界定,需要考慮是否包括特許經營權、債權債務等;對於空間范圍的界定,涉及到位置、四至、高度、深度等。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涉案房地產多存在抵押、查封、拖欠工程進度款、欠稅等問題,在權利上往往是不完整的,估價人員既要清楚現有權益的范圍,又要根據具體估價目的弄清楚估價時應設定的權益范圍。當設定的權益范圍與估價對象實際權益范圍不一致時,估價師要在報告中充分說明差異所在,並闡述估價中設定該權益范圍的依據。
(二)明確估價時點
房地產估價是以某一時點作為估價時點,估算的是有關房地產在該時點的現時價值。由於司法訴訟案件涉及的損害、損失或侵權行為、經濟行為通常發生在過去,而判決、執行又發生在現在或將來,因此,司法鑒定項目涉及的估價時點將會根據具體訴訟事項以及估價結論最終用途的不同要求,將過去、現時或將來的某一時點作為估價時點。估價師要及時與法官溝通,明確估價時點,並在《委託司法鑒定函》中明確。
(三)明確估價目的
由於所處訴訟階段以及委託人的不同,房地產估價報告的具體用途是有所區別的,因此我們通常所說的估價目的是一個相對寬泛、概括的表述,是司法訴訟中若干具體鑒定應用目的的總稱。例如在貪污受賄案件審理中,司法鑒定估價的用途可能是為量刑定罪提供依據,也可能是為最終如何處置貪污受賄取得房地產提供依據。由於不同的最終估價目的,決定了對估價時點、價值類型的選擇會有所不同,進而對估價結果產生影響,因而在司法鑒定估價中,估價目的應根據其最終的具體目的進一步詳細表述。
在實際估價中,委託人往往並不能准確的提出符合估價要求的那種明確、具體的估價目的,這就要求估價人員要主動與委託人進行充分溝通,認真細致地了解委託人的真實估價需求。在弄清委託人的估價目的之後,估價人員應採用符合估價要求的表述將其表達出來,並請委託人予以確認。
(四)明確價值類型
明確價值類型是指明確所要評估的價值具體是哪種類型的價值。與其它估價業務價值定義存在相對確定性不同,司法鑒定估價的價值定義根據估價目的和估價對象的不同,往往存在較大的差異,例如,用於拍賣執行的,往往評估房地產合法轉讓條件下的市場價值;用於以資抵債的,為抵償價值;用於協議轉讓的,可能為建議協議轉讓價值或快速變現價值。但對於很多以分家析產為目的的估價,估價對象通常是權屬資料不全或受限制(如宅基地),這就需要估價師和法官根據估價目的,堅持客觀、公正、合情、合理的原則,本著解決矛盾糾紛、維護正當權益的原則,選擇適當的價值定義。合理的價值定義需要估價師在遵循估價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很好的與估價的根本目的相結合,要避免不加思考的「市場價值」,深刻理解市場價值僅僅只是價值的一種形式而已。
明確價值類型以後,估價人員必須在估價報告中給出該價值類型的明確定義,並在致委託方函中予以重點說明,以便於法官和當事人雙方了解價值定義,防止估價結果和估價報告被錯誤地使用,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估價人員對價值類型的選擇與定義,應以現有國家、行業技術標准與規范為依據,現行相關標准與規范有明確規定的,應以其定義為准,不要另行做出定義;現行相關標准和規范未明確規定的,應考慮採用公開認定的一般理論與研究成果,必要時,應將相關理論和研究成果作為鑒定報告的附件。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如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07﹞22號)規定,交易型受賄數額按照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計算,市場價格包括商品經營者事先設定的不針對特定人的最低優惠價格。在新商品房交易過程中,開發商所設定的市場銷售價格不具有決定意義,通常僅具有參考價值,而真正決定商品房買賣對價金額的是交易中普遍存在的折扣價格。新商品房交易折扣幅度不定,開發商內部會根據經辦人員的職務高低設定不同的優惠許可權。因此,在審判實踐中,一般認為應當以新商品房銷售方的「最低優惠價格」作為「市場價格」,以判斷國家工作人員實際支付的價格是否符合「明顯低於」市場價格。
② 5、國家推進司法改革的目的和要求是什麼
國家推進司法改革的目的主要就是為了推進我們國家的依法治國的戰略以及司法的公正。
③ 國家設立司法救助制度的目的是什麼制度有什麼樣的意義或作用
目的是讓社會公平,對社會起穩定器的作用
④ 司法體制改革的意義
司法體制改革不僅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成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把司法體制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賦予司法體制改革在整個政治體制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地位,承載起探索依法治國條件下在法治軌道上用法治方式完善中國政治體制的使命,探索依法循序漸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
1、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關鍵舉措。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證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既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保障。只有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確保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才能在全社會建立「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侵權須賠償」的法治秩序,才能切實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
2、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必然要求。公平正義,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線,也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石。只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才能實現長久穩定的和諧。必須加大司法體制改革力度,拓展司法體制改革深度,不斷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讓司法成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3、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迫切需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司法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由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和我們國家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所決定的。社會公眾對司法工作的要求越來越高,不僅要求維護社會穩定,而且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權;不僅要求實體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僅要求享有知情權、表達權,而且要求享有參與權、監督權。
⑤ 如何認定詐騙罪中的非法佔有目的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合同詐騙案件中如何認定非法佔有目的作了如下規定:
行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認定其行為屬於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
1、明知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擔保,採取下列欺騙手段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財物數額較大並造成較大損失的:
虛構主體;冒用他人名義;使用偽造、變造或者無效的單據、介紹信、印章或者其他證明文件的;4.隱瞞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兌現的票據或者其他結算憑證作為合同履行擔保的;
隱瞞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擔保條件的抵押物、債權文書等作為合同履行擔保的;使用其他欺騙手段使對方交付款、物的。
2、合同簽訂後攜帶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逃跑的;
3、揮霍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致使上述款物無法返還的;
4、使用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致使上述款物無法返還的;
5、隱匿合同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拒不返還的;
6、合同簽訂後,以支付部分貨款,開始履行合同為誘餌,騙取全部貨物後,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或者雙方另行約定的付款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支付其餘貨款的。」
這些規定詳盡地列舉了合同詐騙案件中常見的足以認定為具有非法佔有目的的情形,對實踐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5)司法的目的擴展閱讀
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於2011年2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12次會議。
2010年11月24日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一屆檢察委員會第49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11年4月8日起施行。
為依法懲治詐騙犯罪活動,保護公私財產所有權,根據刑法、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結合司法實踐的需要,現就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詐騙公私財物價值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可以結合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狀況。
在前款規定的數額幅度內,共同研究確定本地區執行的具體數額標准,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備案。
第二條,詐騙公私財物達到本解釋第一條規定的數額標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酌情從嚴懲處:
通過發送簡訊、撥打電話或者利用互聯網、廣播電視、報刊雜志等發布虛假信息,對不特定多數人實施詐騙的;詐騙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醫療款物的;
以賑災募捐名義實施詐騙的;詐騙殘疾人、老年人或者喪失勞動能力人的財物的;造成被害人自殺、精神失常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
詐騙數額接近本解釋第一條規定的「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准。
並具有前款規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屬於詐騙集團首要分子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第三條,詐騙公私財物雖已達到本解釋第一條規定的「數額較大」的標准。
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行為人認罪、悔罪的,可以根據刑法第三十七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的規定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
具有法定從寬處罰情節的;一審宣判前全部退贓、退賠的;沒有參與分贓或者獲贓較少且不是主犯的;被害人諒解的;其他情節輕微、危害不大的。
第四條,詐騙近親屬的財物,近親屬諒解的,一般可不按犯罪處理。
詐騙近親屬的財物,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具體處理也應酌情從寬。
第五條,詐騙未遂,以數額巨大的財物為詐騙目標的,或者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應當定罪處罰。
利用發送簡訊、撥打電話、互聯網等電信技術手段對不特定多數人實施詐騙,詐騙數額難以查證。
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以詐騙罪(未遂)定罪處罰:
(一)發送詐騙信息五千條以上的;
(二)撥打詐騙電話五百人次以上的;
(三)詐騙手段惡劣、危害嚴重的。
實施前款規定行為,數量達到前款第(一)、(二)項規定標准十倍以上的,或者詐騙手段特別惡劣、危害特別嚴重的。
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以詐騙罪(未遂)定罪處罰。
第六條,詐騙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別達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處罰;達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詐騙罪既遂處罰。
第七條,明知他人實施詐騙犯罪,為其提供信用卡、手機卡、通訊工具、通訊傳輸通道、網路技術支持、費用結算等幫助的,以共同犯罪論處。
第八條,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進行詐騙,同時構成詐騙罪和招搖撞騙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第九條,案發後查封、扣押、凍結在案的詐騙財物及其孳息,權屬明確的,應當發還被害人。
權屬不明確的,可按被騙款物佔查封、扣押、凍結在案的財物及其孳息總額的比例發還被害人,但已獲退賠的應予扣除。
②.詐騙罪包括間接故意
詐騙罪是故意犯罪的一種,在詐騙罪主觀要件的研究中,分歧的焦點在於詐騙故意僅限於直接故意,還是包括間接故意。筆者認為,詐騙罪的主觀要件內容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
目前,很多詐騙是在合法的外衣包裹下進行的,呈現出多樣化、職業性、隱蔽性強、藉助信息技術等特點,而且經常與其他犯罪行為交叉在一起,詐騙故意很難被發覺。
如果一味將詐騙限定在直接故意中,勢必導致刑法在打擊這類犯罪上「力不從心」,損害相對人的財產利益。
典型的詐騙犯罪為行為人主觀上明知某件事情是假的,仍予以表達(明示或者默示的形式)使得相對人陷入錯誤認識或者繼續維持錯誤認識,並基於此而「自願交付」財物。
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得以實現。但有兩種情形討論得相對較少:一是行為人自己主觀上也認為某件事情是真的,而向相對人表達並獲取了財物,可在社會一般人看來這件事情為假。
二是行為人自己對某件事情也存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半信半疑,沒有把握,但為牟利仍予以確信表達,相對人基於行為人明確的表達而「自願」交付財產。
這實際上涉及到行為人一方欺騙故意的程度問題。
對第一種情形,有觀點認為可以不認為具有詐騙故意。
對第二種情形,可以認定為有詐騙故意。
在這種情形下,行為人對自己所從事的具體行為是有明確認識的,也深知存在的不確定性、不真實性,但為了實現自己謀取利益的目的,隱瞞了全部或者部分真相。
仍舊任事情朝著可預知的方向發展,實則向被害人釋放一種信賴自己的「信號」,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繼而相信行為人。觀其行為可判斷有間接故意的心理態度,實質上為一種欺騙。
這種情形下,行為人所實施的「欺騙」行為雖然能被具有社會經驗、常識的人識破,但由於具體的被害人缺乏社會經驗或者常識判斷能力,因而陷入認識錯誤。
從騙者與該受騙者的關繫上看,應該達到了詐騙犯罪的欺騙程度。
⑥ 對方要求變更司法管轄地有什麼目的
可以延遲訴訟進行抄的時間,以便更充分的准備應訴。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七條之規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後,當事人對管轄權有異議的,應當在提交答辯狀期間提出。人民法院對當事人提出的異議,應當審查。異議成立的,裁定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異議不成立的,裁定駁回。
因此,一旦管轄異議成立,則案件審理的時間將會延遲,異議者有更多准備的時間。
⑦ 司法鑒定的主要作用是什麼
司法鑒定主要是在司法審判實踐活動中,對於專門領域的專業問題,通過專門的司內法鑒定機構,在容相應領域的行業專家運用科學的鑒定方法得出科學、獨立的第三方結論從而幫助審判工作查明事實真相,確定法律關系,評判責任承擔。其主要作用在於解決司法機構不能判斷的科學性、專門性問題。簡單來說,就是專業的人作出專業的判斷。
⑧ 國家設立司法救助制度的目的
主要目的是拓寬司法救濟范圍和渠道,彌補司法過程中的錯誤
⑨ 什麼是羅斯福的司法重組法案的目的是什麼
其目來的為美國總統自試圖以法案的形式、通過改變最高法院人員組成以使其在司法實踐中接受「新政」思想觀念
這只是一次嘗試 為羅斯福新政的組成部分
不過最終以失敗告終
當gov試圖以立法形式確定人民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的時候 在一個民主國家永遠是不可行的
⑩ 司法解釋和政策解讀的區別是什麼
談幾點區別:
1.二者主體不同
司法解釋的有權機關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除此兩版家,別無分權店(你要求講的通俗)
政策解讀,是不特定機關都可以作出的,法律對其主體並無限制
2.二者的對象不同
司法解釋針對的是現行法律。
政策解讀的對象是黨的政策。
3,二者解釋的效力不同
司法解釋一旦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必須遵守,否則將承擔不利後果。
政策解讀,更大程度上是對黨的政策的解讀,不像司法解釋那樣嚴謹、公開,其並不具有嚴格的可操作性也不是人人都必須遵守。
4,二者解釋的目的不同
司法解釋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司法機關在辦理案件時統一對法律的理解和適用
政策解讀的目的是為了闡明政策,更多的帶有宣講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