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批判論

❶ 刑法中的十大社會關系

一、解釋刑法與批判抄刑法，二、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三、學理解釋與有權解釋，四、基本理念與具體結論，五、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六、字面含義與真實含義，七、歸納方法與演繹方法，八、規范解釋與事實認定，九、傳統問題與熱點問題，十、本土理論與外國理論

❷ 犯罪學上的犯罪構成的理論

淺談犯罪構成要件
對於犯罪的概念，在刑法學和犯罪學上有不同的解釋，因此要談犯罪的構成要件就必須從刑法學與犯罪學兩個方面展開。
一、刑法學方面
刑法上認為，犯罪的概念為：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一規定不僅較為詳細的揭示了我國現階段犯罪的階級性、社會性特徵和法律特徵，同時也通過規定但書，將犯罪行為與尚不構成犯罪的一般違法行為區別開來。
上述定義是由我國刑法規定的，是一個很具體、實用性很強的概念，它符合我國刑法制定的目的，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實質上也就是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公民權利。
此定義的研究角度主要是從定罪量刑來說的，它是基於刑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則，同時也是為了保障無罪的人免受國家的刑事追究。
刑法上的犯罪構成要件包括四個方面：犯罪的客體、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的主體、犯罪的主觀方面。
1.犯罪客體

犯罪客體是指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所侵害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刑法總則條文在規定犯罪的概念時概括列舉了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分則條文則規定了各個具體犯罪所侵犯的社會關系的某一方面。由於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集中表現在犯罪對社會關系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侵害上，因此，犯罪客體是任何犯罪成立都不可缺少的要件，只不過不同的犯罪所侵犯的具體客體有所不同而已。由於犯罪對社會關系的侵犯通常通過對一定的物或人即犯罪對象的侵犯體現出來，因此犯罪對象也是許多犯罪成立的必備條件。當然，犯罪分子的行為作用於犯罪對象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其背後體現的仍是具體的社會關系。

2.犯罪客觀方面

犯罪客觀方面是指犯罪活動的客觀外在表現，包括危害行為、危害結果以及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此，犯罪客觀方面是表明犯罪活動在客觀上的外在表現的要件。說明犯罪客觀方面的事實特徵是多種多樣的，概括起來，首先包括危害行為。只有通過危害行為，社會關系才會受到侵犯。犯罪本身就是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犯罪構成的其他要件其實都是說明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嚴重程度的事實特徵，因此，危害行為是犯罪構成的核心要件。其次，犯罪客觀方麵包括危害結果。危害結果即危害行為對社會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如果行為不可能給社會造成危害，不屬於犯罪行為。危害行為和危害結果是任何犯罪成立必須具備的犯罪客觀方面要件，除危害行為和危害結果外，有些行為必須在特定的時間、地點實施或採取特定的方法、手段實施才能構成犯罪。因此特定的時間、地點、方法成為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選擇要件。這些選擇要件對某些犯罪的成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3.犯罪主體

犯罪主體是指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實施危害行為的自然人與單位，因此，犯罪主體是表明行為必須由什麼人實施才能構成犯罪的要件。犯罪主體主要是指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備刑事責任能力，實施了危害行為的自然人。除自然人外，單位也可以構成一些犯罪的主體。根據刑法規定，未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或不能辨認、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自然人不具備犯罪主體資格，達到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的自然人只能成為刑法所列舉的某些特別嚴重犯罪的主體。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稱為一般主體。此外，有些犯罪還需要行為人具有特定的身份或職務才能構成，這類犯罪的主體稱為特殊主體。

4.犯罪主觀方面

犯罪主觀方面是指行為人對於危害社會的結果的主觀心理狀態。因此，犯罪主觀方面是表明在實施危害行為時行為人所抱的主觀心理狀態的要件。犯罪主觀方面首先包括罪過，即犯罪的故意或過失。根據刑法規定，主觀上既無故意又無過失，即使行為在客觀上造成了損害結果，行為人也不負刑事責任。因此，罪過是一切犯罪成立所必備的主觀方面要件。此外，刑法規定某些犯罪必須具備一定的目的才能構成，因此犯罪目的是部分犯罪主觀方面不可缺少的內容。
二、犯罪學方面
犯罪概念在刑法學范圍內是相當確定的。因為我國刑法對犯罪的內涵-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應受刑罰處罰性作了明確規定。從而將犯罪認定為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觸犯刑法的、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就成為刑法理論的通說。但在犯罪學理論中，應當如何定義犯罪，則存在多種不同看法。考慮到這些看法的種種缺陷，目前在國內基本得到贊同的是「交叉說」。「交叉說」認為犯罪學中的犯罪與刑法學中的犯罪各自服務於不同的研究目的，他們在內涵和外延上既不相互包容，更不等同，而是存在著一種交叉關系。在內涵方面，犯罪學的犯罪概念以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為唯一要素，不受刑事違法性制約；在外延上犯罪學上的犯罪包括絕大多數法定犯罪、准犯罪（如精神病人實施的危害行為）和待犯罪化的犯罪。這種犯罪定義一般表述為；犯罪是自成體系的、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獨立的客觀存在。其構成要件包括：
1.犯罪行為

犯罪行為是英美法系犯罪構成的客觀要件。犯罪行為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上的犯罪行為，指犯罪心理以外的一切犯罪要件，也就是犯罪構成的客觀要件，包括犯罪行為、犯罪結果和犯罪情節等。狹義上的犯罪行為指有意識的行為，它由行為和意識構成。犯罪行為是法律予以禁止並力求防止的有害行為，它是構成犯罪的首要因素。

2.犯罪意圖

犯罪意圖又稱為犯罪心理，是英美法系犯罪構成的主觀要件。「沒有犯罪意圖的行為，不能構成犯罪」是英美刑法的一條原則，它充分體現了犯罪意圖在構成犯罪中的重要意義。在美國刑法中，犯罪意圖分為以下四種：（1）蓄意，指行為人行動時自覺目的就是引起法律規定為犯罪的結果，或者自覺目的就是實施法律規定為犯罪的行為。（2）明知，指行為人行動時明知道他的行為就是法律規定為犯罪的行為或者明知道存在著法律規定為犯罪的情節。（3）輕率，指行為人輕率地對待法律規定為犯罪的結果或情節，當行動時他認識到並有意漠視可能發生此種結果或者存在此種情節的實質性的無可辯解的危險。（4）疏忽，指行為人疏忽地對待法律規定為犯罪的結果或情節，當行為時他沒有察覺到可能發生此種結果或者存在此種情節的實質性的無可辯解的危險。從犯罪意圖的內容來看，主要是行為人對於其犯罪行為的一種心理狀態，它是構成犯罪的基本因素。

3.合法抗辯

合法抗辯，又稱為免責理由，它具有訴訟法的特點，它在長期司法實踐中，對於刑事訴訟中的辯護理由加以理性總結形成的，並從訴訟原則上升為實際上的總則性規范。內容包括：未成年、錯誤、精神病、醉態、脅迫、圈套、安樂死、正當防衛、緊急避難等。
犯罪問題是刑法理論的核心問題。無論定罪量刑都與刑法理論有著密切聯系。因此，只有科學的分析犯罪的本質屬性，認識犯罪產生的根源以及犯罪的概念、特徵等一系列問題，才能為正確的理解和應用刑法奠定良好的理論基礎。但由於研究角度的不同，以及研究目的的差異，造成了犯罪概念在刑法學和犯罪學上的不統一，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都是相適應的，起到了明確概念的作用。同時，刑法學和犯罪學是密切相關的，這就要求我們在明確二者不同的同時，也要注意二者的聯系。這樣才能促使刑法學和犯罪學共同發展，相得益彰

這是我整理的，哈哈

❸ 論刑法中因果關系的認識錯誤

刑法因果關系
（一）特點
客觀性。所謂客觀性是指刑法中因果關系是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一種客觀的聯系。既然是一種客觀的聯系，意味著不受行為人主觀上能否預見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說判斷因果關系的有無，與行為人主觀能否預見無關。
（二）地位
負刑事責任的客觀基礎，即是讓行為人因其行為而對該結果負刑事責任的客觀基礎，對結果是否應當負刑事責任，還要考慮主觀要件（有無故意、過失）以及主體資格（責任年齡、責任能力）。例如甲深夜開車回家，在自家的院子內倒車入庫時，軋死了一個睡在院內一堆塑料薄膜下面的流浪漢。從客觀上講，該流浪漢死亡結果與甲行為有因果關系。只要有這種客觀的聯系就成立因果關系，至於甲是否能夠預見到塑料薄膜下有人睡覺，不影響因果關系的認定。但是，如果追究甲的刑事責任，僅有因果關系是不夠的，這僅是負刑事責任的客觀前提，還必須查明甲主觀上存在故意或者過失。本案中，甲顯然既沒有故意也沒有過失，不認為犯罪。不認為犯罪的原因，不是沒有因果關系，而是因為缺乏罪過。
（三）刑法因果關系的界定
（1）刑法因果關系首先是一種聯系。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事物之間的聯系具有普遍性，事物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而是和其它的事物相互聯系著的。（2）刑法因果關系是一種人的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的聯系。因為只有人的行為才能給予法律上的評價，自然力或者動物力縱使造成了嚴重的危害結果，也不能以刑法來處罰它們。（3）人的行為是有主觀罪過的行為，才能成為刑法上的原因，如果沒有主觀罪過，人就不能對他的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結果負刑事責任，自然不能認為行為和結果之間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雖然我們在研究和司法實踐中認定因果關系時，應考慮各種事實的條件，但只要被確定為刑法上的原因的人的行為，則必然有主觀上的罪過。
（四）內容
1、因果關系的客觀性法。因果關系作為客觀現象之間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它是客觀存在的，並不以人們主觀為轉移法。

2、因果關系的特定性法。事物是普遍聯系的，為了了解單個的現象，我們就必須把它們從普遍的聯系中抽出來，孤立地考察它們，一個為原因，另一個為結果法。刑法因果關系的特定性表現在它只能是人的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聯系法。

3、因果關系的時間序列性法。原因必定在先，結果只能在後，二者的時間順序不能顛倒法。在刑事案件中，只能從危害結果發生以前的危害行為中去查找原因法。

4、因果關系的條件性和具體性
刑法因果關系是具體的、有條件的法。在刑事案件中，危害行為能引起什麼樣的危害結果，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模式法。因此，查明因果關系時，一定要從實施危害行為的時間、地點、條件等具體情況出發作具體分析法。

5、因果關系的復雜性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客觀事物之間聯系的多樣性決定了因果聯系復雜性法。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形式，包括以下幾種:

(1) 一因一果
這是最簡單的因果關系形式法。指一個危害行為直接地或間接地引起一個危害結果法。司法實踐中，這種因果關系形式較為容易認定法。

(2) 一因多果
一因多果是指一個危害行為可以同時引起多種結果的情形法。在一行為引起的多種結果中，要分析主要結果與次要結果、直接結果與間接結果，這對於定罪量刑是有意義的法。
商
(3) 多因一果
多因一果是指某一危害結果是由多個危害行為造成的法。它最明顯的表現有兩種情況:一是責任事故;二是共同犯罪法。

(4) 多因多果
多因多果是指多個危害行為同時或先後引起多個危害結果法。其典型表現形式存在於集團犯罪中法。

6、不作為犯罪中的因果關系
不作為的原因，在於它應該阻止而沒有阻止事物向危險方向發展，從而引起危害結果的發生法。不作為犯罪因果關系的特殊性在於，它以行為人負有特定的義務為前提法。除此以外，它的因果關系應與作為犯罪一樣解決法。

7、刑法因果關系與刑事責任
刑法因果關系為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提供了客觀基礎，不等於解決了其刑事責任問題法。要使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造成的危害結果負刑事責任，行為人還必須具備主觀上的故意或者過失法
追訴時效，是指按照刑法的規定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責任的有效期限法。犯罪分子的犯罪行為已經超過刑法規定的追訴時效期限的，不再追究其刑事責任;如果已經被追究了刑事責任，該案件應當予以撤銷法。
（五）因果關系認識錯誤
因果關系錯誤，是指行為人對自己所實施的行為和所造成的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實際發展有錯誤認識。
因果關系錯誤主要包括以下四種情況：
（1）行為人誤以為自己的行為已達到預期的犯罪結果，但實際上並沒有發生這種結果。比如，行為人慾殺甲，將甲從懸崖上推下，以為甲已墜崖身亡而離去，但實際上甲被樹枝掛住而未死。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已著手實行犯罪，但由於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因此構成故意殺人罪的未遂。
（2）行為人所追求的結果事實上是由於其他的原因造成的，但行為人誤以為是自己的行為造成的。比如，上例中，甲墜崖未死，但在受傷回家的路上，被違反交通規則的汽車軋死。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雖然相信自己的行為已致甲死亡，事實上甲最終確實死亡，但我們卻不能認定行為人構成故意殺人罪的既遂，因為甲的死亡並不是行為人的殺人行為直接造成的，而是由交通事故導致的，因此甲負故意殺人未遂的刑事責任。
（3）行為人的行為沒有按照其預想的方向發展及其預想的目的停止，而是發生了行為人所預見所追求的目標以外的結果。比如，行為人意圖傷害甲，不料刺中甲腿上的動脈血管，致使甲流血過多死亡。在這種情況下，雖然行為人的行為導致了甲的死亡，但行為人並無殺害甲的故意，因此不能認定行為人構成故意殺人罪，而只能讓其負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刑事責任。
（4）行為人實施了兩個行為，傷害結果是由其中一個行為造成的，行為人卻誤以為是由另一個行為造成的。比如，行為人意圖殺害甲，在用暴力致其昏迷後，行為人以為甲已死亡，為隱匿罪證，行為人將甲拋下懸崖，致使甲摔死。刑法理論上對這種情況存在著較大的爭議。我們認為，此種情況，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殺害他人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殺人的行為，並且甲的死亡結果也確實是由他的行為所直接造成的，因此其錯誤認識並不能影響他的刑事責任，行為人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行為人構成故意殺人罪，而只能讓其負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刑事責任。

❹ 什麼是刑法中的實質解釋

在三階層犯罪構成抄體系下，論理上存在形式犯罪論與實質犯罪論。「承認構成要件的獨立機能，以社會的一般觀念為基礎，將構成要件進行類型性的把握的犯罪論，通常被稱為形式的犯罪論。實質的犯罪論對形式的犯罪論進行批判，認為作為形式犯罪論的中心的犯罪的定型或類型的內容不明，因此，在形式的犯罪論中，追求保障人權保護國民利益的處罰范圍難以適當劃定，主張在刑罰法規的解釋特別是構成要件的解釋上，應當從處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觀點，換句話說，應當從當罰性這一實質的點出發來進行。按照這種觀點，刑法是行為規范，但更應當是以法官為對象的裁判規范，即不外乎是為了導入實質的當罰性判斷的規范。因此，罪刑法定原則中的明確性原則或刑法的嚴格解釋原則並不重要，應當從處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立場出發，對刑罰法規或構成要件進行實質的解釋。」形式犯罪論者對構成要件進行形式解釋，實質犯罪論者對構成要件進行實質解釋，也即形式解釋是將構成要件獨立於違法性判斷，主張構成要件的行為類型說，實質解釋是將構成要件融入違法性判斷之中，主張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類型說。既然存在形式犯罪論與實質犯罪論的爭論，那麼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之間的爭論，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❺ 我國刑法犯罪構成理論

在我國，「犯罪構成」實際上是指犯罪成立要件。傳統刑法理論，在犯罪概念之後論述犯罪構成，認為犯罪構成是成立犯罪必須具備的主客觀要件的有機整體，由四個方面組成：（1）犯罪客體，指我國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主義關系；（2）犯罪客觀方面，指犯罪活動在客觀上的外在表現，其中主要包括危害行為和危害結果；（3）犯罪主體，指達到責任年齡、具有責任能力，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人，單位也可以成為部分犯罪的主體；（4）犯罪主觀方面，指犯罪主體對其實施的危害行為及傷害結果所抱的心理態度。這就是在我國刑法理論中，占支配地位的犯罪構成學說，是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即犯罪構成四要件說。該學說形成於建國初期，直接脫胎於前蘇聯的犯罪構成理論。多年來，該學說為我國的刑事法制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特別是我國刑法理論研究的逐步深入，傳統的占支配地位的犯罪構成理論的不足逐漸暴露出來。於是，刑法學界不少學者開始對傳統犯罪構成理論進行批判與反思。綜合目前的情況，可以初步得出結論：在中青年刑法學者的視野中，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已經被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改造；傳統的犯罪構成四要件說已經開始了新的脫胎換骨。在傳統犯罪構成理論終將「舊貌換新顏」的現實命運面前，對各種批判與反思進行回顧與總結，有助於我們將對此的批判與總結深入下去。
我國刑法認定犯罪成立的規格和標準是犯罪構成。而犯罪構成是指我國刑法規定的，決定某一具體行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觀和客觀要件的總和。因此，在我國刑法中，「犯罪構成」、「構成要件」或「犯罪構成要件」三個概念之間常常互換使用，並無嚴格的區分。這樣，無論我國刑法使用「犯罪構成」還是「構成要件」抑或「犯罪構成要件」的概念時，其內涵與外延都與大陸法系犯罪論體系中所說的「 構成要件該當性」之「構成要件」不同：前者是對犯罪成立的所有要件的概括性稱謂，後者則只是指犯罪成立三要件中的一個要件——構成要件該當性而言的；前者包括了一定行為刑罰之法律效果的一切法律要件，因而是犯罪成立的充分條件；後者只是犯罪成立的所有條件中的一個，具體說，是三要件中的一個，是一定行為構成刑罰之法律效果的前提而非充足條件。只有在符合了構成要件該當性的前提之下，經過違法性與有責性的補充判斷並得出肯定結論之後，才能認定犯罪成立。
我國在犯罪構成方面的所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關於犯罪構成要件的數量
關於犯罪構成究竟包括幾個要件，除了犯罪構成四要件說外，還有以下幾種觀點：否定說、二要件說、三要件說、五要件說。
所謂否定說，認為只存在具體的犯罪構成要件，而不存在一般的犯罪構成要件。所謂二要件說，即認為犯罪構成要件只包括犯罪的客觀要件和犯罪的主觀要件兩大要件。如陳興良教授認為犯罪的構成要件包括罪體和罪責。 曲新久教授認為「犯罪由一系列法定要件所組成，是一系列法定構成要件的整體，組成這一整體的各種各樣的具體犯罪構成要件，可以抽象為兩個基本方面——客觀事實要件和主觀心理要件，這是所有犯罪不可缺少的兩個方面。」所謂三要件說，又包括兩種具體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犯罪的主觀方面和犯罪的客觀方面本來是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如果拋開危害行為中包含著行為人的主觀罪過這一特殊性，就無法正確解決刑法因果關系問題，因此主張將二者合並為一個要件，即「危害社會行為」。另一種觀點為張明楷教授所力倡。張教授認為，所謂犯罪客體，即法益，根本不應成為犯罪構成要件。張明楷教授最早在其碩士論文《論我國刑法中的犯罪構成》和著作《犯罪論原理》中論證了犯罪客體不應成為犯罪構成要件的理由。後來，在《刑法學（上）》及《法益初論》兩部著作中對自己的觀點再次做了進一步的論證和解說。張明楷教授認為，犯罪客體是指為我國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法益。犯罪客體的意義已經被包含在犯罪的一般概念中。我國刑法的有關條文，正是在犯罪概念中說明犯罪客體的。行為符合犯罪客觀要件、主體要件和主觀要件，不僅表明行為侵犯了一定的法益，而且表明行為侵犯了什麼樣的法益。將法益作為犯罪構成要件，實際上否定了我國刑法規定的犯罪客觀要件、主體要件與主觀要件的實質內容，似乎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只是由犯罪客體決定的。主張犯罪客體不是構成要件，並不會給犯罪的認定帶來困難。一個犯罪行為侵犯了什麼法益，是由犯罪客觀要件、主體要件、與主觀要件以及符合這些要件的事實綜合決定的；區分此罪與彼罪，關鍵在於分析犯罪主客觀方面的特徵。如果離開主客觀方面的特徵，僅僅憑借犯罪客體認定犯罪的性質，是會碰壁的。所謂五要件說，即認為犯罪構成包括犯罪行為、犯罪客體、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的主體、犯罪的主觀方面五個要件。這種觀點實際上是認為犯罪行為應單獨成為構成要件之一，犯罪客觀方面只包括犯罪結果及其與犯罪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望採納，望採納。

❻ 韓非子的法家思想的批判論文~~~

商君書·說民》：「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而計利，死則慮名。」

《韓非子·五蠹》：「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可以得貴也。」

總之，好暖惡寒、好食惡飢、好樂惡苦、好佚惡勞等人性之常，可以被更高層次得求「名」之性壓抑和克服，而不顧正常得生理、心理滿足；好榮惡辱、好安惡危的人之常性，又可以被求「利」之性抹煞和取代，而不顧刑罰之辱名危身。

這個發現，法家以為具有重大意義。追名逐利之性既然是支配和主宰人們活動的終極力量，可以使人違乎常性，悖乎常情，因而就要順應它、利用它，即要使本質屬性壓倒非本質屬性。這在人性的好惡系統中，可以稱做「以好制惡」，即以好名、好利的本質屬性抑制惡寒、惡飢、惡苦、惡勞、惡危等非本質屬性。由此發展起來的是重賞理論——求名就應貴其爵，求利就應厚其祿。

但，追名逐利之性作為人的根本屬性，只是「好爵祿」的一面，其對立面還有「惡刑罰」的一面，也屬於根本屬性。這意味著：名利之性的發展不能是無限制的。因為單純鼓勵追名逐利，會產生雖犯刑戮之辱、危而猶求「利」的現象。對此要用「惡」刑制「好」利，可以稱做「以惡制好」。刑罰如何才能獲得為人所「惡」的特性呢？這就是重刑。一般說來，刑罰是人們所厭惡的，既包括重刑，也包括輕刑。但刑罰與名利，在對立的發展過程中，如《韓非子·奸劫弒臣》所雲「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也」，又派生出了喜歡「輕刑罰」這個枝節。因而要想使刑罰變為絕對的厭惡，就應拋棄輕刑。《韓非子·奸劫弒臣》所說的「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或「嚴刑者，民之所畏；重罰者，民之所惡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由此發展起來的是重刑理論。這是法家全部人性理論的最後歸宿點，也是我們應該詳加分析的。

由人性的分析引出的重刑理論，必然是罪刑相應的對立物。法家首先排除的就是「刑當罪」的觀念。《商君書·說民》：「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

「刑當罪」既然不中用，就只能是「刑不當罪」，這只有倚輕或倚重兩個極端。但由於輕刑早已在人性的前提中被拋掉了，《商君書·去強》中謂「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輕刑罰變成了「民之所喜」，成了「以刑致刑」的亂亡之道，因而不求刑當罪，也就只剩下了重刑這一端。故《商君書·靳令》雲：「行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重其輕者，只能更重其重者。這是《商君書·開塞》篇所謂的「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規律的要求。結果必然是刑罰強度的普遍和全面加重。不過，為什麼「重其輕者」便會「輕者不至，重者不來」呢？或者說，不求刑當罪為什麼要選取重刑輕罪為突破口呢？《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說得很透：「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

這里有兩個三段論：

第一，大前提：民皆厭惡重刑；

小前提：以重刑懲罰重罪；

結論：故重罪難犯。

第二，大前提：民皆厭惡重刑；

小前提：以重刑懲罰易去的小過；

結論：則小過愈不生。

在法家看來，重罪問題是輕易解決的，因為重罪必受重刑，有第一個三段論作著保證。著眼點應放在小過即輕罪上。怎麼辦呢？就應重罰小過，轉入第二個三段論。這里有雙重保證。一則，小過易去，這是一重保證。再則，重刑的使用與第一個三段論重合，小過也因之獲得了「難犯」的性質，這是又一重保證。這似乎較對付重罪更穩妥。然而，「易去」的小過須用重刑懲治這一事實本身，表明著小過不是易去，而是難除，不是稍加外力即用輕刑就可以去除的。因而雙重保證最終就只剩下重刑這一重。這就是基於人性發展起來的犯罪（輕罪、重罪）特性理論。以刑去刑——刑罰消滅犯罪的全部希望都寄託在重刑之上，著眼處是重刑輕罪。商鞅的創說、韓非的發揮，都不無抓住了關鍵的自得。結果自不必多說，極端並沒有帶來極佳效果。輕罪無法不至，重罪不可能不來，以刑去刑只是在形式邏輯的推論中才存在。

商鞅在分析人性時，已經注重到「逐利」之性是犯罪的根源，——盜賊犯法，雖「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韓非以為，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犯罪既源於求利，犯罪也應具有利害特質。《韓非子·六反》說：「所謂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也。所謂輕刑者，奸之所利者大，而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

「利」被引入刑罰領域，出現的僅僅是重刑與輕刑兩個極端。輕刑固然是不等價交換，切不可取。刑罰當罪在理論上已經是等價交換，利害相同，但沒有禁奸止過的功效，也萬萬不可用。只有重刑的利害懸殊的不等價，才能禁奸止過。然而刑罰怎麼才能以「利」來計算呢？大約人性「惡刑罰」所包含的刻、割、剝、裂及誅死、族誅等都含有不同的價格吧，要不，價格的大小，自己去體會好了，總會感到得不償失的。

其實，重刑所需要的人性的證實，只是為著使重刑獲得絕對的意義。它的必要性一旦得到證實，就必然會沿著自己的道路走下去。重刑輕罪及利害分析都是對著犯罪者本人而言的，但重刑不應該停留在這一水平上，而應當遠遠超出這種具體性，獲取普遍的、絕對的禁奸功能。《韓非子·六反》篇說：「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

遠遠地超出「盜」、「賊」本人，這就是恐怖。重刑來、重刑去，只是在這里，才得到了最後證實。重刑的必要，需要到恐怖要求中去尋找。在現代刑法理論中被稱作「一般預防」的，在法家是以「悼懼」戰栗的恐怖發明出來的。但它不是與人性毫不相乾的。「悼懼」的產生，是「良民」耳聞目睹了重刑慘象而作用於人性、喚起或加強了「惡刑罰」因素的結果。

❼ 刑法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為什麼刑法要做出這樣的原則規定

刑法基本原則 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貫穿於刑法始終，必須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則，就是刑法的基本原則。我國刑法明文規定了三個基本原則。
一、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的經典表述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刑法第3條明文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產生的思想淵源是三權分立學說與心理強制說。但該原則的四項基礎則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主義：民主主義要求，什麼是犯罪，對犯罪如何處罰，必須由人民群眾決定，具體表現為由人民群眾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來決定；尊重人權主義要求，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必須使得公民能夠事先預測自己行為的性質與後果，故什麼犯罪，對犯罪如何處罰，必須在事前明文規定。
罪刑法定原則的具體要求如下：
（1）規定犯罪及其法律後果的法律必須是立法機關制定的成文法律，行政規章不得規定刑罰，習慣法不得作為刑法的淵源，判例也不應作為刑法的淵源。
（2）禁止不利於行為人的事後法（禁止溯及既往）。
（3）禁止不利於行為人的類推解釋。
（4）禁止絕對的不定刑與絕對的不定期刑。
（5）刑法的處罰范圍與處罰程度必須具有合理性：只能將值得刑罰科處的行為規定為犯罪，禁止將輕微危害行為當作犯罪處理；處罰程度必須適應現階段一般人的價值觀念。
（6）對犯罪及其法律後果的規定必須明確：對犯罪構成的規定必須明確；對法律後果的規定必須明確。
（7）禁止不均衡的、殘虐的刑罰。
這里特別要說明的是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區別。一般認為，罪刑法定原則並不禁止擴大解釋，但如何釐定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則是一個難題。從形式上說，擴大解釋所得出的結論，沒有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即在刑法文字含義的「射程」之內進行解釋；而類推解釋所得出的結論，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即在刑法文字含義的「射程」之外進行解釋。從著重點上說，擴大解釋著眼於刑法規範本身，仍然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從論理方法上說，擴大解釋是擴張性的劃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則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從實質上而言，擴大解釋的結論在公民預測可能性范圍之內；類推解釋則超出了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
二、平等適用刑法原則
平等適用刑法，也即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指刑法規范在根據其內容應當得到適用的所有場合，都予以嚴格適用。刑法第4條明文規定了該原則。平等適用刑法，是維護合法權益的要求，是市場經濟的要求，是預防犯罪的要求，是實現價值追求的要求，是作為規范的刑法本身的要求，是法治的要求。
平等適用刑法的具體要求是：對刑法所保護的合法權益予以平等的保護；對於事實犯罪的任何人，都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認定犯罪；對於任何犯罪人，都必須根據其犯罪事實與法律規定量刑；對於被判處刑罰的任何人，都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執行刑罰。
三、罪刑相適應原則
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含義是，刑罰的輕重應與犯罪的輕重相適應。刑法第5條明文規定了這一原則。罪刑相適應，是適應人民樸素的公平意識的一種法律思想，是罪與刑的基本關系決定的，是預防犯罪的需要。
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具體要求是：以客觀行為的侵犯性與主觀一是的罪過性相結合的犯罪社會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主體再次犯罪的危險程度，作為刑罰的尺度；換言之，刑罰既要與犯罪性質相適應，又要與犯罪清潔相適應。在立法上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要求注重對各種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的宏觀預測和遏制手段的總體涉及，確定合理的刑罰體系、刑罰制度與法定刑；在量刑方面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要求將量刑與定罪置於同等重要地位，強化量刑公正的執法觀念，實現刑與罪的均衡協調；在行刑方面實現罪刑法定原則，要求注重犯罪人的人身危險程度的消長變化情況，合理的運用減刑、假釋等制度。

❽ 如何評述我國刑法中的形式解釋和實質解釋

在三階層犯罪構成體系下，論理上存在形式犯罪論與實質犯罪論。「承認構成要件的獨立機能，以社會的一般觀念為基礎，將構成要件進行類型性的把握的犯罪論，通常被稱為形式的犯罪論。實質的犯罪論對形式的犯罪論進行批判，認為作為形式犯罪論的中心的犯罪的定型或類型的內容不明，因此，在形式的犯罪論中，追求保障人權保護國民利益的處罰范圍難以適當劃定，主張在刑罰法規的解釋特別是構成要件的解釋上，應當從處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觀點，換句話說，應當從當罰性這一實質的點出發來進行。按照這種觀點，刑法是行為規范，但更應當是以法官為對象的裁判規范，即不外乎是為了導入實質的當罰性判斷的規范。因此，罪刑法定原則中的明確性原則或刑法的嚴格解釋原則並不重要，應當從處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立場出發，對刑罰法規或構成要件進行實質的解釋。」形式犯罪論者對構成要件進行形式解釋，實質犯罪論者對構成要件進行實質解釋，也即形式解釋是將構成要件獨立於違法性判斷，主張構成要件的行為類型說，實質解釋是將構成要件融入違法性判斷之中，主張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類型說。既然存在形式犯罪論與實質犯罪論的爭論，那麼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之間的爭論，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前田雅英是實質犯罪論者，也是實質解釋的積極倡導者。「前田堅持罪刑法定主義原則，但他反對形式的罪刑法定主義，主張從實質的觀點修正罪刑法定主義。罪刑法定主義的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思想基礎，使得刑法在規制行為時，必須考慮憲法上的必要性，即罪刑法定主義與實體的正當程序具有密切關系，故必須從實質上理解罪刑法定主義。前田認為，對刑法的解釋必須符合憲法。解釋刑法時，先是確定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然後確定該法規的保護法益，考慮刑法保護的必要性，再後，當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具有一定價值時，要對該價值與被害法益的價值進行衡量；此後，計算處罰該行為對其他案件的影響效果：最後，考慮解釋結論與其他法律規范的協調統一性。關於解釋允許的范圍，前田教授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解釋的實質的允許范圍，與實質的正當性（處罰的必要性）成正比，與法文通常的語義成反比。』即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允許解釋的范圍就越大，距離法文的通常語度越遠，允許解釋的范圍就越小。」 {48}與此相對應，有學者批評了從罪刑法定原則的實質側面引申出來的實質解釋論的觀點，指出：「從刑法實質解釋的角度出發，有見解認為，在解釋的時候，必須在語言可能具有的意義的范圍、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的范圍和保護法益、處罰的必要性之間進行比較衡量。按照這種見解，『解釋的實質處罰范圍和實質的正當性（處罰的必要性）成正比，和條文通常意義之間的距離成反比』。但是，罪刑法定原則是即便具有處罰的必要性，也不得予以處罰的原則，因此，在確定處罰范圍的時候，不應當加人處罰的必要性考慮。罪刑法定原則是即使犧牲處罰的必要性，也要保障國民基於預測可能性進行行動的自由的原則。

在三階層遞進式的犯罪論體系下，也許這種解釋方式的爭論有存在的必然性，也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回觀我國學者就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的爭論，仍然是在大陸法系犯罪構成理論之下展開的[6]，存在這種爭論也就不足為奇了。盡管如此，兩種解釋方法還是可以統一的。首先，從上面二者的爭論以及對爭論的評價中可以看出，有些爭論是無關緊要的，駁斥對方的有些論據顯得疲乏無力，既難以駁倒對方，也很難支持自己的主張。其次，對於有些問題，嚴格按照形式解釋的結論，不符合法律的規定，也難以為國民接受，此時，需要實質解釋為先，而對於另外一些問題，徹底遵循實質解釋立場，會出現擴大處罰范圍的處理結果，這時，有必要以形式解釋為首。再次，形式解釋論者在形式解釋之後，還要作實質解釋，並不是實質解釋論者批評的那樣，形式解釋論者僅作形式解釋而不作實質解釋，實質解釋論者在實質解釋之後，也要作形式解釋，並不像形式解釋論者批評的那樣，實質解釋論者在實質解釋之後，無法再作形式解釋[7]。本文認為，對於有些問題的解釋，需要形式解釋優先，有些問題則需要實質解釋優先，其餘的問題採取何者為先均可。盡管形式解釋論與實質解釋論都強調自己既進行形式解釋也進行實質解釋，但解釋的先後順序卻完全相反，根據本文的結論，嚴格的形式解釋論和徹底的實質解釋論都不能合理解決所有問題，有必要取消形式解釋論和實質解釋論的提法，代之為形式實質統一論或者並合論。

立足於當前我國仍以四要件平面式（或耦合式）為主的犯罪構成體系之下，似乎不應存在這種爭論，因為，犯罪構成要件是犯罪成立的全部要件，脫離違法性的構成要件沒有存在的餘地，這就意味著犯罪構成要件既要實質解釋—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又要形式解釋—符合刑法的明文規定，實質解釋和形式解釋在平面式的犯罪構成要件下，很難截然分開，也很難說先形式解釋合理還是先實質解釋合理，在實際判斷中，往往同時進行，形式解釋的同時也在實質解釋，反之亦然。

❾ 論學習刑法的意義

學習刑法的意義
指導刑事立法，促進刑事司法，繁榮法學教育。

辯證唯物主義對研究刑法學的指導作用辯證唯物主義（即現代唯物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德國古典哲學---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合理內核』和費爾巴哈唯物論的『基本內核，在總結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的基礎創立的一系統科學的邏輯理論思維形式。
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是個重要而復雜的問題，它是讓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的客觀基礎．古往今來的中西方法學家們一直在深入研究刑法上因果關系的理論，其中大陸法系國家提出的條件說、原因說、相當因果關系說以及社會主義國家提出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因果關系理論較為成熟，影響極大。

❿ 為什麼刑法中的犯罪構成理論和法律關系三要

在我國，「犯罪構成」實際上是指犯罪成立要件。傳統刑法理論，在犯罪概念之後論述犯罪構成，認為犯罪構成是成立犯罪必須具備的主客觀要件的有機整體，由四個方面組成：（1）犯罪客體，指我國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主義關系；（2）犯罪客觀方面，指犯罪活動在客觀上的外在表現，其中主要包括危害行為和危害結果；（3）犯罪主體，指達到責任年齡、具有責任能力，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人，單位也可以成為部分犯罪的主體；（4）犯罪主觀方面，指犯罪主體對其實施的危害行為及傷害結果所抱的心理態度。這就是在我國刑法理論中，占支配地位的犯罪構成學說，是我國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即犯罪構成四要件說。該學說形成於建國初期，直接脫胎於前蘇聯的犯罪構成理論。多年來，該學說為我國的刑事法制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特別是我國刑法理論研究的逐步深入，傳統的占支配地位的犯罪構成理論的不足逐漸暴露出來。於是，刑法學界不少學者開始對傳統犯罪構成理論進行批判與反思。綜合目前的情況，可以初步得出結論：在中青年刑法學者的視野中，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已經被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改造；傳統的犯罪構成四要件說已經開始了新的脫胎換骨。在傳統犯罪構成理論終將「舊貌換新顏」的現實命運面前，對各種批判與反思進行回顧與總結，有助於我們將對此的批判與總結深入下去。
我國刑法認定犯罪成立的規格和標準是犯罪構成。而犯罪構成是指我國刑法規定的，決定某一具體行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觀和客觀要件的總和。因此，在我國刑法中，「犯罪構成」、「構成要件」或「犯罪構成要件」三個概念之間常常互換使用，並無嚴格的區分。這樣，無論我國刑法使用「犯罪構成」還是「構成要件」抑或「犯罪構成要件」的概念時，其內涵與外延都與大陸法系犯罪論體系中所說的「 構成要件該當性」之「構成要件」不同：前者是對犯罪成立的所有要件的概括性稱謂，後者則只是指犯罪成立三要件中的一個要件——構成要件該當性而言的；前者包括了一定行為刑罰之法律效果的一切法律要件，因而是犯罪成立的充分條件；後者只是犯罪成立的所有條件中的一個，具體說，是三要件中的一個，是一定行為構成刑罰之法律效果的前提而非充足條件。只有在符合了構成要件該當性的前提之下，經過違法性與有責性的補充判斷並得出肯定結論之後，才能認定犯罪，望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