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和司法所

㈠ 上海 局長哪個局長姓寇

據我所知真沒有姓寇的
市長 韓正
常務副市長: 楊 雄
副市長: 屠光紹 張學兵 艾寶俊 沈 駿 沈曉明 趙 雯 姜 平
秘書長: 洪 浩
副秘書長: 周 波 沙海林 蔣卓慶 王 偉 肖貴玉 尹 弘 翁鐵慧 薛 潮 陳 靖
市政府各委辦局主要負責人:3級欄目分組
市政府各委辦局主要負責人:

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 洪浩 上海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 周波
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主任 王堅 上海市商務委員會主任 沙海林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主任 薛明揚 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 壽子琪
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務委員會主任 曹斌 上海市公安局局長 張學兵
上海市監察局局長 顧國林 上海市民政局局長 馬伊里
上海市司法局局長 吳軍營 上海市財政局局長 蔣卓慶
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 周海洋 上海市城鄉建設和交通委員會主任 黃融
上海市農業委員會主任 孫雷 上海市環境保護局局長 張全
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局長 馮經明 上海市水務局局長 張嘉毅
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局長 朱詠雷 (上海市海洋局)
上海市衛生局局長 徐建光 上海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 謝玲麗
上海市審計局局長 宋依佳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主任 李銘俊
上海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 楊國雄 上海市地方稅務局局長 顧 炬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 吳振國 上海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局長 黃小路
上海市統計局局長 王志雄 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局長 焦 揚
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長 馬雲安 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長 劉海生
上海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局長 孫建平 上海市體育局局長 李毓毅
上海市旅遊局局長 道書明 上海市知識產權局局長 呂國強
上海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局長 謝黎明 上海市人民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 薛曉峰
上海市民防辦公室主任 劉南山 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辦公室主任 林 湘
上海市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主任 崔明華 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主任 劉 華
上海市人民政府研究室主任 張道根 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主任 方星海
上海市政府口岸服務辦公室主任 周厚文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主任 裘 新
上海市世博會事務協調局局長 洪 浩 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主任 白同朔
上海市糧食局局長 張新生 上海市監獄管理局局長 桂曉民
上海市食品葯品監督管理局局長 徐建光 上海市社團管理局局長 方國平
上海市公務員局局長 應雪雲

區縣政府主要負責人: 3級欄目分組
區縣政府主要負責人:

浦東新區區長姜梁徐匯區區長過劍飛

長寧區區長李耀新普陀區區長孫榮乾

閘北區區長周平虹口區區長吳清

楊浦區區長金興明新黃浦區 原黃浦區區長 周偉原盧灣區區長翁祖亮

靜安區區長閔行區區長莫負春

寶山區區長斯福民嘉定區區長孫繼偉

松江區區長孫建平青浦區區長高亢

金山區區長趙福禧奉賢區區長時光輝

崇明縣縣長趙奇

㈡ 古希臘城邦政府倡導什麼樣的道德和修養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與發展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主要可看作四個階段：1.梭倫改革2.庇西特拉圖僭主政治3.克利斯提尼改革
4.伯里克利時代。

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的光榮應屬梭倫。
在梭倫以前，氏族貴族是雅典國家的統治者。在此期間，貴族會議具有無上權威，王者執政官、軍事執政官等「國家高級官吏之任用都以門第和財富為准；而且他們最初是終身職，後來方改為十年一任。」而雅典城邦的貧民非但政治上無權，還時刻受到淪為奴隸的威脅。雅典平民之困苦和無權與舊氏族貴族的特權地償還的對立，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奴隸主、小農、手工業者、貧民)與舊氏族貴族的激烈斗爭。
公元前621年頒布的《德拉孔法典》已表明雅典平民力量增長，但貴族後裔仍然對國家享有獨占的統治地位。

處於城邦平民與貴族後裔激烈斗爭的危急中的雅典國家急需建立一種新的秩序。公元前594年，被選為首席執政官的梭倫，擔負起建立這一新秩序的重任。出身於平民而又由經商致富的梭倫力圖建立起一種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其宗旨是，對平民來說，「自由不可太多，強迫也不應過分。」
梭倫頒布「解負令」；宣布永遠禁止債務的人身但保，這就廢除了債務奴隸制；確認私有財產、土地的斷承、買賣的合法性，同時規定限制最高佔地額。所有這些，宣告了雅典人的人身自由，使雅典的貧民獲得了解放。

與此同時，梭倫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全體阿提卡公民按照法定財產資格(以地產收入為基礎)分為四個等級；富農、騎士、中農和貧農。前三個等級的年土地收入分別在500、300、200墨狄那（每墨狄那約等於41公升)。無土地收入或其收入在200個墨狄那以下者是貧民。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的貧民都有參加公民大會的權利。公民大會負責立法、決定戰和等最高政務，並選舉國家的最高官吏，新設立400人議事會，負責為公民大會審核提供議案、處理日常政務。
梭倫還創立了「陪審法庭」作為雅典的司法機關，任何公民都可向陪審法庭提出申訴。
梭倫的改革意味著曾享有世襲特權的貴族後裔的失敗、標志著富裕的工商奴隸主階級的崛起以及這個階級同雅典自由農、手工業者及貧民聯盟的勝利。盡管存在著財產特權，雅典貧民都能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並在立法、司法活動中為保衛自身利益發揮重要作用。但是斗爭遠未結束。

公元前560年，貴族出生的庇西特拉圖在主張繼續推進改革的山地派支持下，以武力奪取雅典政權，自立為僭主。在執政期間，他採取一系列措施，進一步推進工商業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延續了作為公民主體的小農的地位。庇西特拉圖政策堪稱為梭倫政策的延續和發展。他減少農民負擔，並設農村巡迴法庭。並建立商船隊和海軍，獎勵海外貿易。在雅典城裡興建道路，神廟和水道，倡導學術文化。他的政策惠及各階層，他因此成為一位深孚眾望的政治家。

公元前509一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倫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改革。根據地區原則，全體阿提卡居民被重新劃為十個部落（三分區），每個部落在內地、沿海、雅典城郊三個區域中各佔一區。這樣，打亂了舊有的戶籍，削弱了舊部落、氏族中貴族後裔的勢力。重新設立500人議事會以代替梭倫時的400人議事會，第四等級公民也有了參加議事會的權力和機會。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貴族寡頭政治派的勢力一厥不振。但圍繞國家政治制度問題，民主派與寡頭派的斗爭並未結束。希波戰爭結束後，到伯里克利執政時代，貴族會議的職權則幾乎完全被取消。於是，雅典的民主政治進入全盛時期。

在這一時期，公民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負責通過法律，解決戰爭與靖和、城邦糧食供給問題，聽取執政官等負責人的報告，審查監督國家官吏，審查和終審陪審法庭的案件並決定國家的其它一切重大事務。大會每月約舉行4次，在公民大會中，容許有充分的發言自由。
於是，雅典人創立了一個公民自由平等、主權屬於全體公民的政體形式。

㈢ 評「刑罰世輕世重」的刑法適用觀

最佳答案「刑罰世輕世重」析
馬克思說：「刑罰不外是社會對付違犯它的生存條件（不管這是些什麼樣的條件）的行為的一種自衛手段。」 刑罰的輕、重，緩、急，最終決定於犯罪行為對統治關系的威脅程度。這個道理早在我國奴隸制鼎盛時期的西周初年，已被當時統治者階級所覺察，清楚地反映在他們制定的禮律條令中。

奴隸主階級的聖人周公旦，為鞏固和加強奴隸主階級對廣大奴隸的階級專政，總結歷史經驗，主持制定了內容十分廣泛的《周禮》。他在其《秋官司寇》中，首先闡明了「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日刑新國用輕典，二日刑平國用中典，三日刑亂國用重典」的刑法思想。這就說明了統治者階級在適用刑罰上的寬、嚴，輕、重，是依照當時、當地的階級斗爭形勢的緩和或者激烈等不同情況，而由他們審時度勢予以決定的。當然，這些記載只是他們對其國家社會所處時代的盛衰，治亂形勢的直觀認定而確立的刑政方針。逮及周穆王時代所制定的《呂刑》中，他們就把它看作是適應形勢適用刑罰的一種常規了，並從刑法理論上作了高度的概括論證和說明。《呂刑》規定「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其大意是說，對於刑罰的適用，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其輕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就是講根據不同時期犯罪的不同情況，應當依照客觀形勢的需要，制定出不同輕重的刑罰，使其符合於各個不同時期同犯罪作斗爭的實際需要；正確執行輕重不同的刑罰，才能有區別有分析地去適當用刑，以求得安定社會秩序的一致需要。這種思想和制度，既是對刑罰適用的歷史總結，又反映出適用刑罰的客觀規律性。自其形成以後，即受到歷代統治者和思想家的普遍重視。

「刑罰世輕世重」，最早見之於《尚書》中的《呂刑》。《尚書》也稱《書經》，它系中國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匯編。該書據傳是由春秋時儒家創始人孔子編選而成。可見這一刑罰思想無疑首先為儒家所肯定和繼承。孔子在進一步闡發這種思想時，就明確點出了時代的形勢條件。他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把這一刑法思想說得有因有果，變化有律，同時，孔子還以「有張有馳」的道理說明了隨時應變的客觀需要。他講：「張而不馳，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這里所講的「道」，自然也包括上述適時用刑的基本原則。

戰國時法家代表商鞅據此就直接而明白地提出：「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 並以歷史事實論證了應時變法的道理。他講：「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

苟況則提出：「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他甚至還提出了：「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的罪刑相適應的主張。故而他認為：「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征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 至於在什麼形勢下用輕刑，在什麼形勢下用重刑，荀卿有其獨特見解。但對「刑罰世輕世重」的規律，在認識上同他人卻是一致的，而且還指出了刑殺犯罪者的目的，不限於只對本人的懲治，要重在懲「其未也」，以預防犯罪，不能忽視對他人心理影響的一般預防。

法家集大成者韓非更全面地闡發了這一刑法思想。他講：「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 「嚴刑則民親法」，「親法則奸無所萌。」「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反之，「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眾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這就是說，明智的統治者，要考慮到根本，不要隨心所欲，目的在給人民以利益。統治者制定刑法，不是為了厭惡人民，而是愛民的根本。刑罰嚴厲了，人民都會尊重法律，人人守法，犯罪就無從產生了。所以治理老百姓並無什麼常規，為了治理好社會而定法設刑。法律要能隨時代的需要而變化，才能有效地治理；刑措所施要同當時犯罪情況相適應，才能取得成功。假如時代變了治理國家的法律不變，那就會出亂子，即使善於治理眾人的人，如果不能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設禁懲罪，那也是會受挫折，使法治受到削弱的。故而明智的統治者，一定要做到法隨時代的需要而制定，刑罰的輕重應當以能夠治理好國家而適時採用。可見，韓非把「刑罰世輕世重」的思想明確闡發為：一方面立法要適應形勢，做到「法與時轉則治」；另一方面司法也要適應形勢，達到「治與世宜則有功」。

道家老、庄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里的「自然」自然也包括形勢的發展，有隨時應變的思想。他們主張本「天理」定刑法，規范人群，順其自然。

經過春秋戰國法學鼎盛時期「百家爭鳴」和秦王朝「專任獄吏」、「嚴刑苛法」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中國歷史上各代統治者都把「刑罰世輕世重」思想，作為其「法治」精神的經典加以運用，大多收到一定的效果；不能隨時應變者，又都受到這一規律的懲罰。

漢朝統治者有鑒於周初採用「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的刑政方針，取得了「成康之治」的歷史經驗，同時又根據漢初百姓久苦秦時嚴刑苛法的客觀現實，遂即實行簡法輕罰和「省約煩苛」的刑政策略，也獲得了載諸史冊的「文景之治」。在這中間，刑罰適時，無疑是他們鞏固統治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漢政治家賈誼及時作出了「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的歷史總結。就是偏安中國一隅的蜀漢，由於其丞相諸葛亮能審時度勢，實行「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齊，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終於也得到了「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的治理效果，實現了「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的安定局面。

漢儒董仲舒認為「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建議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儒家輕視刑法的思想影響了歷代封建統治者，大都以 「王道仁政」相標榜。晉朝葛洪尖銳地予以批駁：「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莫不貴仁而無能致純仁以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 在階級斗爭為主要矛盾的階級社會里，單憑講「仁」勸善，不可能解決你死我活的反對統治關系斗爭的犯罪問題。歷史事實表明：「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 可見，治與亂的關節，以賞罰分明為急。治理國家的人沒有不用法律的，但是法律卻有亡國的法律和治國的法律之分，其區別就在於刑賞「有分」或者「不分」。這里的「分」字，主要是講，當刑則刑，當賞則賞；反之，即為「不分」。然而就治亂急務之一的刑罰來講，還有個世輕世重之分，重刑地與非重刑地之分，某種罪重與某種罪輕之分一這就是說，處刑的輕重都是以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的。唐朝白居易說得好：「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舍順人情。」 所以宋朝變法人王安石在闡明其變法主張時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為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他還說：「徒法不足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這就是說，國家的治理，有賴適應時代要求的法律；法律的執行，又有賴於善於審時度勢的執法人。只有全面實現了這兩個條件，才能收到實際的治理效果。

縱觀中國古代刑法史，「刑罰世輕世重」的思想，是厲代王朝大都遵行的，背離的也不乏其例。凡立法、司法能「變化因時」，在治理國家上都或長或短地出現過所謂太平盛世。同歷史上「成康之治」和「文景之治」一樣，唐太宗李世民認識到在立法設刑上有「論輕重之序，慎測深淺之量，言用刑輕重失其序，則系民命之存亡的重要意義，他們」刪煩除細，改重就輕「，刑」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這對於盛唐之初的」貞觀之治「實不無促成作用。與此相反，秦王朝一味嚴刑苛法，二世而亡；新莽一味」法令苛細「，又一世而終。南北朝時南宋梁武帝蕭衍銳意儒雅，專精佛教戒律，標榜」仁政「，輕薄法威，王子叛逆，哭教訓免，王侯人家橫行不法而不為罪，結果法紀廢弛；自食其果。

歷代統治者有鑒於歷史上這些經驗教訓，在鞏固其階級統治的過程中，在立法設刑和審判活動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堅持了「刑罰世輕世重」的刑法原則，並結合其當時當地階級斗爭的特定形勢，推行了一套相應的刑事政策，建立了反映「刑罰世輕世重」思想的刑罰制度。同時，又由於階級斗爭形勢具有時起時伏、此起彼伏和某個時候或某個地區某種犯罪比較突出的復雜情況和種種特點，決定了刑罰措施和刑政制度上的多種形式。有直接反映刑罰世輕世重思想的，有折射反映刑罰世輕世重思想的，但都是在立法和司法上因時而變化的。此外還有法不變而刑政變的特殊形式等。

一、直接反映「刑罰世輕世重」思想的刑事立法

其最突出的有：西漢初年，高祖劉邦在相國蕭何的贊助下，鑒於當時百姓久苦秦朝苛法，明定「約法三章」，「省約煩苛」，簡法省刑，取悅民心，文、景時代達到了史稱的大治。到了漢武帝時，劉徹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又推行法密刑重、酷吏擊斷的刑制。隋文帝楊堅初得天下，有鑒於北周「刑政苛酷，群心崩駭」的歷史教訓，實行改革，刪除酷刑，「輕刑慎罰，」「疏而不失」，以輕代重，「取適於時」。隋煬帝楊廣繼位，他基於農民起義對其暴政的反抗，遂 「更立嚴刑」，又實行「天下盜賊巳① 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的重刑政策。唐朝初年既有「慮囚」之制，貞觀時代又有「縱囚」之舉，可謂寬緩輕刑。但到武則天統治時期，卻文重用酷吏，濫施刑罰，不問罪行輕重，一律苦打成招，可稱嚴苛重刑。

宋、明兩代，則與上述情況不盡相同。他們在建國之初，即實行重刑政策；但刑罰世輕世重，仍然是一致的。宋朝是在五代、十國長期割據之後建立起來的一個統一封建王朝。邊境未靖，斗爭激烈，它「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刑「用重典，以救時弊」。宋徽宗趙倍統治時期，在刑罰適用上又「改重從輕者至多」，片面推行「以贓論罪」的刑事政策，造成了「被害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的結果。明太祖朱元璋借口「懲元縱弛」，一開始就刑用重典，「先正綱紀」，「懲創奸頑」，嚴懲朋黨和貪污犯罪。但後來他又告誡其太孫朱允炆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明惠帝朱允炆繼位後即諭告刑官「《大明律》皇祖所規定，命朕細閱，較前代往往加重。蓋行亂國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專「務宗禮教，赦疑獄，稱朕嘉與萬方之意。」

清朝初主中原，定律修例，以求時宜，律、例並重，創一代之新制，「律例繁簡，因時制宜」，一個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在「禁暴止奸，安全良善」的原則指導下，也取得了康（熙）、雍（正）、乾（隆）時代的有效治理。及至清朝末年，又濫用重典，如「就地正法」，就是突出的表現。有法不用，群情激憤；民不畏死，革命興起，結束了清朝的一代統治。

二、折射反映「刑罰世輕世重」思想的刑事立法

這有兩種形式：

其一，借鑒西周刑用「三典」的歷史經驗，北宋統治者基於「禍起於輦轂之下」和包拯《請速除京東盜賊》的奏摺，遂確立了「重法地」的刑罰制度。據此，凡在 「重法地」犯罪的都要比在非重法地犯罪的加重處罰。宋仁宗開始只規定以京城開封諸縣為限，後來把「重法地」逐步擴大到幾乎半個中國。清王朝基於民族岐視和壓迫的基本國策，公開推行漢、滿異制的刑罰制度。滿人犯罪，照例折罰，日滿開釋，或賠償了事；漢人犯罪，則不分情節，重刑懲治，甚至按照姓氏滅族，株連無辜。逮及其末年，他們又以「地方不靖」為名，在人民革命興起的地方，授命督撫大吏，先斬後奏，「明正典刑」。

其二，歷代封建統治者，從戰國時魏國李悝首制封建法典《法經》六篇開始，就「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刑罰重點打擊的對象，一直是盜賊犯罪。及至南北朝時北齊在其刑律中，總結出危害封建統洽最嚴重的犯罪十種，名曰「重罪十條」，作為他們刑罰打擊的重點。在歷史進入隋、唐以後，封建統治者更把這「重罪十條」明定為「十惡大罪」，雖遇赦猶除名，故稱「十惡不赦」。除此「謀危社稷」的「十惡」之外，歷朝各代還有各自不同的重罪法或輕罪法。秦朝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的重刑罪。漢朝有《輕侮法》，宋朝有《盜賊重法》。史稱唐、明合制，但其刑罰輕重，卻也不盡相同：「大抵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較明律為重；盜賊及有關帑項錢糧等事，則明律又較唐律為重。」 明初還嚴懲貪官，「詔犯贓者無貸」；清末為鎮壓革命，凡「沿及國變，而就地正法」。

這都是「刑罰世輕世重」思想，在我國封建立法和司法中的折射反映。

三、法律不變而刑政即政策變的「刑罰世輕世重」制度

一部中國刑法發展史充分證明，「法因時變」是絕對的，它通行於古今和各地，不僅各國（指諸侯國）有各國的法，而且各代有各代韻律，就是每一個朝代的法律也是極少始終不變的。而且變則盛，不變則衰。唐初及時制定了三部法典，即《武德律》、《貞觀律》和《永徽律》，不以一朝而不改法制，隨之而進入盛唐。「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當是盛唐之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世祖入關定《清律》，希其永垂千古，「其世世守之」，使之成為一部死法，終致成了清朝統治由盛變衰，由衰而亡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同時，法律乃是治國安民的章程，統一人們言行舉止的行為規范，又不宜更改、變動過於頻繁，而應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否則，朝令暮改，春定秋變，人們將無從措手足，也不利於鞏固對社會的統治。所以「不變」，只能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這個條件不是別的，就是「適於時」。對此，歷代統治者和法律家都採用過一些辦法，以解決這對變與「不變」的矛盾。其具體辦法歸納起來，也有兩種。

其一是法律保持相對的穩定性，以皇帝的詔、誥、敕、令和諭旨等法律形式去解決法律對形勢的應變問題。這在中國歷史上，自從有了成文法以後，是歷代統治者所最常用的一種辦法，並收到了一定的治理效果。比如，依照法律，詔、諭大赦等作法，許多朝代都曾採用過。但也有法外從詔的，例如，宋朝的「御筆手詔，」就是一種突出的表現。不過以 「其所自斷，則輕重取捨，有法外之意焉」，又招致了「變亂舊章」的惡果。

其二是法律保持絕對的穩定，則以例文來彌補律文不能應變的不足或缺陷。查「例」，最早見之於《尚書??呂刑》：「上下比罪」和《禮記??王制》： 「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但都未形成例文。而清朝則定例修文，附於律文之後。這是清朝立法上的一個創舉，制定了一部不同於往古的法例：《大清律集解附例》。它規定：「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無正條者，引律比附，應加應減，議定罪名，議定奏聞。」他們在辦案中「引律比附」，形成案例，根據案例，制定例文，形成《見（現）行則例》。以後，又把《則例》並入《清律》，成為《大清律例》。

清朝刑法制度中的律和例的區別是：「律一成不變，例則逐年增刪。五年一小修，又五年一大修」。其理由是：「律猶日星然，縣（懸）諸天壤，而不易。例則如躊躔度次舍之運行。或日易焉，或歲改焉。故天道五歲而一旋，星家於是有置閏之法；律例亦五歲而一輯，法家於是有增修之文」。其審判機關在具體辦案中，就可以遵照 「蓋法者一成不易之矩，而情則有曲折輕重，非可以概論者也。是故斷法有律，而准情有例；律守一定，而例則因時而變通」 的精神，結合當時當地具體情況的需要，對具體案犯論罪科刑。

律和例區別既定，例文隨時應變以適合同犯罪作斗爭的實際需要，執行的結果則勢必出現：有例文不用律文，律就漸成空文，而例則越來越繁雜、紊亂。其中有前後抵牾的，有律外加重的；也有因例破律的，甚至還有因此例而生彼例的。這樣就不是「刑罰世輕世重」，而成時輕時重和忽輕忽重了。結果是：一片混亂，法制盪然。正如恩格斯所說，「法令與條例彼此矛盾，結果讓完全不法的狀態代替了『法制狀態』」。 這是清朝統治者所未能逆料到的一顆苦果。

總上史實說明，「刑罰世輕世重」是符合同犯罪作斗爭的客觀要求的。只有根據當時當地的具體歷史條件，有區別地制定和適用輕重不同的刑罰，才能有效地發揮刑罰作為社會自衛手段的積極作用，推動社會前進，保障國家和社會安寧。如果刑罰不能隨時應變，以過時之法治新形勢下之世，不僅無效，往往適得其反，這在我國歷史上是不乏其例的。晉朝明法掾張斐就曾說：「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故在辦案中必依「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便……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 .這些歷史經驗的總結，都是值得重視的。但同時也要注意，象宋朝王安石所正確指出的那樣，「刑法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不能把它理解為 「時輕時重」，朝令夕改，那也於治理不利。可見，刑罰世輕世重，古今歷來如此。其規律是：法隨時變，刑與勢宜。其方式：或以地別，或以罪異。其方法：或時移法變，用敕令、諭旨以節制刑罰；或律守一定，而例則隨時變通，使刑罰的適用，同犯罪情況和形勢需要相適宜。就是說，刑罰的輕重要適應同犯罪作斗爭的形勢需要，從時代的差異上表現出輕重不同的刑罰。這是斗爭的需要，用刑的規律。運用得好，國家則治；運用不當，社會則亂。它是我們從中國四千多年的階級斗爭史中可以看到的一個治與亂的變化脈絡。此乃「自古有天下者，是聖明王，不能去刑法以為治」 這是階級社會的歷史規律所決定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㈣ 中國歷史中司法官的官職名稱

夏: 士
商: 司寇及正源、史
西周: 司寇及土師、士
春秋: 司寇或司敗
戰國: 廷尉或廷理
秦: 廷尉
兩漢: 廷尉
三國至南北朝: 廷尉
隋唐，五代,宋,明,清:
大理寺:卿,少卿,主簿
刑部:刑部尚書,
侍郎 御史台: 御史

希望對你有用

㈤ 09貴州省公務員成績

貴州省公務員考試筆試成績，考生可在貴定或黔南黨建雲網站進行查看，但是筆試成績只能在總成績發布的時候可以看到。
希望能幫到你。

㈥ 神探伽利略的影片評價

日本作品《神探伽利略》的精妙之處，在於難以讓人保持冷靜。觀看中，我以為我們的思維重心還是不要被時常出沒於長達128分鍾的高智商探案類影片的邏輯知識或數學物理命題和原理所蒙蔽，也不要沉迷於所謂科學怪人的神秘性、大量作案和破案的技術性細節、常識性現象之間的微妙關系，以及具體案情或人物具體糾葛。總之，就是大腦不要被表面的精彩或好奇心所遮蔽，否則，你就無法走近真相。影片以貫穿詳細記錄精神的鏡頭和畫面的電影語言，對於案情和破案過程的具體細致冷靜的敘述，突出地表現出日本推理小說和推理故事片的一貫理性的、冷靜客觀的、科學分析的而又環環相扣的、同慾望和靈魂內在的矛盾性緊密契合的傳統特點。但影片又重在將當代社會深層問題揭示同人的終極關懷結合起來，深入細致地觀察和分析糾結在社會和法律問題中的人性畸變形態，同時把法律、執法者以及司法機制的矛盾性和困惑無奈的形態攤放在觀眾面前。這是比破解再多的疑難案件或大案要案要重要得多的價值所在。我們的同類題材影片或電視劇，其實致命的不足和缺陷也就這里。觀眾很難不為該影片的結尾部分所震撼：嫌疑犯石神被押解上囚車時和花岡靖子那種如同生離死別般在發自靈魂深處的哭喊和野獸似的長嚎中絕望地互道「對不起」的場景。影片敘述結構和手法頗有值得玩味之處。開頭就似乎把案情全盤托出，但實際上只有到了結尾才讓觀眾大白真相。而且那是先由刑偵專家湯川不斷通過推斷和觀察得出的結論，再藉助畫面和情節展示出來。前半部給出的案情讓觀眾多少有點同情和欣賞嫌疑犯石神，觀眾很容易按照一般思維局限於鄰居男女的愛情關系或打抱不平上，事實上卻是逆反於這個敘述慣性，直到最後才揭示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愛在左右一切。後半部則讓觀眾震驚於數學天才的冷靜乃至冷酷在既殺人犯罪又成功干擾破案中所達到的可怕程度，同時，最後還是令觀眾懂得嫌疑犯出於愛的動機，所帶來的動機和案情的復雜性，也包括嫌疑犯的性格的復雜性，實際上它有點類似於感恩報恩的模式和動機。這就是編導所暗示的愛的絕對性、永恆性和超越性，多少有意讓人物來贊揚石神那種堅定地由「獻身」來「深切地愛別人」的必要性，但同時也質疑他那種為了報答鄰家美女母女曾經在無意中釋放愛的溫暖使他放棄了自絕於世的念頭，企圖阻止警方破案而實施屍體掉包的高智商犯罪，尤其是把流浪漢等似乎與他不相乾的下層人的生命當做「時鍾的齒輪」而冷酷殘忍對待的惡行。還有，影片採用案中案和案外案的敘述結構，採用看似簡單但飽含歷史友誼關系的人物復雜關系，採用堅硬邏輯推理對堅硬邏輯推理的高智商對立關系，採用同樣堅硬的真假證據和真假事實的對立關系，採用堅硬邏輯與堅硬事實的對立關系，採用感情和犯罪的軟硬性質的對立關系，採用後半部推翻前半部的調查重點轉換布置和證據與結論的對立關系，從而大大改變了過去推理類或探案類日本影片和小說的某種在思想、內容和結構上都相對比較單純的性質和形態。全片涉及愛的矛盾性、愛與科學、愛與法、愛與罪、愛與生命、愛的回報、親情與友情、愛情、底層關懷、終極關懷、天才與罪犯等等許多問題和關系。所以，它帶給我們的思考卻是覆蓋諸多方面和層面的。而它的思考重點包括法律表面上的公正性和正義性的背後是什麼，案情和偵破過程是不是司法機器和執法人最重要的要求。影片告訴觀眾：社會問題、法律問題中所包含的人格、性格、慾望和感情才是最需要正視、最難以把握的對象 。

㈦ 你對河南光法律師事務所了解多少哪位律師最為推薦

2004年7月28日河南光法律師事務所成立。注冊地在河南省金水路299號浦發國際財務中心。法定代表人魏濤。主要經營范圍為法律服務。現在光法律師事務所隸屬於正尚律和律師集團。光法律師事務所扎給河南並與集團其他律師事務所實現了資源共享、異地辦案。能夠為顧客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務。

㈧ 吳三桂兵敗後，孫女被人納小妾，康熙知情後，為何雲貴總督全家遭殃呢

其實關於吳三桂孫女被人納為小妾，康熙得知這個情況後雲貴總督全家一同遭殃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那個在吳三桂兵敗後，將其孫女納為小妾的正是當時的雲貴總督蔡毓榮。根據《清史稿·蔡毓榮傳》記載：「侍衛納爾泰自陳前使雲南，蔡毓榮令其子蔡琳餽以銀九百。內務府以新自雲南歸旗之革職知州文定國揭發，蔡毓榮入雲南以吳三桂孫女為妾，並徇縱逆黨狀。下刑部，鞫實，擬斬，籍沒，命免死，與蔡琳並戍黑龍江，赦還。」

由於他戰功卓著，自然深得康熙的信任，先將他調到湖廣擔任總督，不久之後調任到雲貴擔任總督。在雲貴擔任總督期間得罪了不少官員，最後因為納吳三桂孫女為小妾的事東窗事發，才獲得如此田地。

㈨ 試析西學東漸對近代中國法律觀念的更新有哪些表現

：「西學東漸」背景下的中國近代司法思想

發布時間: 2005年3月9日 閱讀次數:307 默認字體 9pt 10pt 11pt 12pt 13pt 14pt 15pt 16pt 17pt 18pt 20pt 25pt

所謂「西學東漸」，是指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它始於明代中葉（如萬曆年間利瑪竇在華傳教），此時的「西學」主要是指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鴉片戰爭後，「西學」對中國文化進行了全方位滲透（此時的「西學」主要是指西方近代政治法律思想、哲學及價值觀念等），尤其是來自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對當時的中國知識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進而刺激了政治上的變法運動。本文將主要考察在「西學東漸」背景下中國近代「維新派」（以梁啟超和嚴復為代表）、「法理派」（以沈家本為代表）與革命派（以孫中山和章太炎為代表）的司法改革思想。
一、維新派的司法思想
作為資產階級維新派的重要理論家，梁啟超深受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學說的影響，認為中國要建立真正的法治，就必須打破司法權與行政權不分的傳統。他提出了「司法獨立」的口號，主張在中國建立憲政必須「以司法獨立為第一要件」1。他強調說：「司法之權若與立法權或與行政權同歸於一人或同歸於一部，則也有害於國人之自由權。」2為此，他積極呼籲改革中國傳統的司法體制。1913年，他發表了一篇題為《呈請改良司法文》的文章，認為在肯定司法獨立的前提下，還應對司法制度作如下改革：第一，法院審級需要改正；第二，審理輕微案件應該省略形式；第三，應當確立審限；第四，應當制定刑律施行法；第五，應該設立法官養成所（培養法官）；第六，必須嚴格限制律師資格；第七，法院經費應由國稅支付；等等。
另一位維新派健將嚴復（曾翻譯孟德斯鳩的《法意》即《論法的精神》）也大力宣揚三權分立理論，鼓吹司法獨立，要求司法權獨立於行政權之外，獨立行使審判只能。他說：「所謂三權分立，而刑權之法庭無上者，法官裁判曲直時，非國中他權所得侵官而已。」3他根據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的理論，要求在中國實行「三權分立」的政體，認為在這樣的政體下，司法獨立才有保障，法官可以不受行政機構的干預並依法獨立審判，使公民受損的權利得到司法救濟。
二、法理派的司法思想
「法理派」是指清末參與修律（自1902年始）的官員（或學者）集團，以沈家本為代表。沈家本不但有豐富的理論素養，而且因其主持了晚清的修律工作，所以也具有豐富的法律實踐經驗。
沈家本(1840-1913)是一個學貫中西的人物，其司法思想既受中國傳統司法思想的影響，也受西方近代司法思想的影響。西方近代學者所提倡的有關"罪刑法定"、"刑罰人道主義"以及"刑罰平等"等司法思想，直接被沈家本吸收，並落實到其修律實踐中去了。
西方近代刑事古典學派提倡的罪刑法定原則強調：無法律即無犯罪，無法律即無刑罰。這一原則在1810年的《法國刑法典》中得到確認，並為後來許多國家的刑法典所繼承。沈家本在主持撰修《大清新刑律》時也採納了這一原則，如該律第十條規定："法律無正條者，不問何種行為不為罪。"承認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就必須反對比附類推的原則，這是西方刑事古典學派所堅持的觀點。沈家本也採納其說，反對比附斷獄的司法傳統。他在《歷代刑法考·明律考》中指出："凡刑律於正條之行為若許比附援引及類似之解釋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審判官得以己意，於律無正條之行為，比附類似之條文，致人於罰，是非司法官，直為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為一，非立憲國之所宜有也。第二，法者與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應為與不應為，若刑律之外，參以官吏之意見，則民將無所適從。以律無明文之事，忽援類似之罰，是何異以機阱殺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許審判官得據類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難期統一也。"這是說，法律允許比附(即類推)斷獄，無異於肯定法官造法，使立法與司法混而不分，這就為法官任意出入人罪打開了方便之門，使百姓無所適從，深受其害。沈家本指出，中國古代本有依律斷獄的傳統，明代以前雖有比附，但法律予以嚴格限制，他很贊賞西晉學者劉頌提出的"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的觀點，認為這與西方罪刑法定說有異曲同工之處。但至明清時期，隨著專制皇權的加強，比附斷獄之風泛濫，如清律公開主張"若斷罪無正條者引律比附"，結果造成大量的司法冤案。例如，康熙時有名的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獄，漫為比附，株連無辜，駭人聽聞。沈家本由此而生感慨："比附之未足為法，即此一獄可推而知矣。"為此，他把"刪除比附"作為修改舊刑律、制定新刑律的一個宗旨，這也體現了他的人道主義司法思想。
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刑事古典學派的代表人物貝卡里亞(1738-1794)極力提倡刑罰人道主義，認為罪犯的人格尊嚴應得到尊重，禁止使用酷刑和侮辱人格刑等不人道刑罰手段制裁罪犯，主張廢除死刑（只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才適用死刑）並盡可能減輕刑罰。這種刑法思想對沈家本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從罪名和刑名兩方面比較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的刑法，認為"中重而西輕者多"，因此，西方人普遍批評中國刑法不人道，"其旅居中國者，皆借口於此不受中國之約束"。為了使中國刑法合乎人道主義原則，他主張刪除舊律中凌遲、梟首、戮屍三種不人道的酷刑，而代之以斬決、絞決、監侯三種；反對株連無辜，緣坐除知情者外，余皆寬免；革除刺字（類似於墨刑）之法；禁止刑訊逼供，廢除笞杖之刑，並改良監獄等等。
沈家本還從中國歷史上考察，認為治平之世均表現出了司法寬和的特點，三代聖王及漢初文景二帝及唐太宗等明君皆反對重刑治民。《唐律》以"寬平"著稱，使當時"民樂其安，重於犯法，改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時"，而"漢文廢肉刑，千古之仁政也"。他批評歷史上的暴君皆信奉酷刑主義，實行"非法之法"，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他認為，重刑非但不能使天下大治，反而會使天下大亂。許多君主不明白百姓犯罪的根源是"生計窮"和"德不修"，而是一味強調用重刑威嚇百姓，相信"重其刑誅可禁奸止暴"，結果"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屍未移而人為繼踵，治癒重而犯愈多"，由此可知重刑無益於治。即使像朱元璋那種喜用重典治世的人，晚年總地教訓時也深有感悟："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為威。"沈家本謂此語可以後世治國者借鑒。
沈家本還主張，量刑輕重須有"限斷"，"法必有限斷，若任意輕重，即屬非法。今之人輒曰加重，遇一事而加重矣。設遇一事情更有重乎是者，抑更加乎?抑不加乎?更加則法必有時而窮，不加則無以副人從重之意，並無解於向者之加重也。法無限斷，其弊必至於是。"這就是說，量刑必須以法為准，不能任意輕重，若一味加重，而其他犯罪情節重於此者則更應加重，如此必然導致法窮而不止，法律的權威也將受到損害。沈家本認為，任意從重的刑法即為"非法之法"，在真正的法治國家中必須禁止這種"非法之法"。他還主張，司法官應做到"以恕為心"，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斷獄量刑，就能"用法而得其平"，使法律的人道主義精神得以體現出來。
西方近代學者所提倡的"刑罰平等"的司法思想對沈家本也有一定的影響，這種刑罰平等的思想主張刑罰不能因人而異，即不能根據犯罪人種族、性別及社會地位的不同而施以不同的刑罰。沈家本也明確主張刑罰平等，反對同罪異罰。他猛烈抨擊了清律中有關"官員打死奴婢僅予罰俸，旗人故殺奴婢僅予枷號"的規定，認為這"較之宰殺牛馬，擬罪反輕，亦殊非重視人命之義"。針對清律對旗人與漢人同罪不同罰的規定，沈家本提出了"一體同科，實行發配，現行律例折枷各條，概行刪除，以昭統一而化畛域"。他之所以有此主張，是由於他認識到"法不一則民志疑……故欲安民和眾，必立法之先統於一法，一則民志自靖"。沈家本的這種要求法律統一、刑罰平等的主張，無疑是對封建等級特權法的一種否定，盡管這種否定由於歷史的局限而不夠徹底，但在當時確有較大的進步意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歐洲興起的刑事社會學派(代表人物為德國刑法學家李斯特)提出了刑罰目的在於保衛社會的主張，強調通過教育的手段來改造罪犯，使其適應社會生活並重返社會。這種被後世刑法學界視為 "教育刑"的觀點對沈家本頗有影響，他提倡的感化教育說就是明證。他認為"設獄之宗旨，非以苦人辱人，將以感化人也"，監獄是進行感化教育的場所，故必須改良監獄，"無適當之監獄以執行刑罰，則遷善感化猶托空言"。尤其是對青少年犯，沈家本更加強調對其進行教育，通過教育改造而使其重返社會並無害於社會。這也反映了沈家本對司法人道主義的追求。
從司法人道主義的立場出發，沈家本要求法官必須具備高尚的道德品質。因為只有通過道德高尚的法官來從事司法實踐，才能使法律的人道價值得以實現。他說：
夫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
……有其法者尤貴有其人矣。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嚴厲亦能施其仁於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寬平亦能逞其暴於法之外。此其得失之故，實筦乎宰治者之一心，為仁為暴，朕兆甚微，若空言立法，則方冊俱在，徒虛器耳。4
在他看來，光有善法而執法者不善，則善法也形同虛文。他舉例說，《唐律》號稱輕重適中，得古今之平，無疑是封建社會的一部「善法」，貞觀時期，執法得其人，結果天下一年斷死罪僅有數十人，刑輕而犯少，四海昇平。而武則天當政時，因任用周興、來俊臣之徒，大興酷獄，導致民怨沸騰。開元時期，號稱治平，人罕犯法，而至李林甫用事，任羅希奭、吉溫之徒，復起大獄，濫殺無辜，結果盜賊群起。沈家本由此得出了「有其法者尤貴有其人」的結論。
這一主張與梁啟超的觀點頗為相似，梁啟超在1911年發表的《箴立法家》一文中說：「治國非獨恃法也，法雖善，非其人亦不行。然使法而不善，則不肖者私便而賢者束手焉。無論得人不得人，皆不足以為治。」5這是說，對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來說，不要以為立了法就萬事大吉，從某種意義上講，法律的實施或司法實踐更加重要。法律是由人來執行的，法律再好，沒有品德高尚的人執行也形同虛設。上引沈家本的言論也反映了他對司法實踐問題的重視，在其看來，司法者的道德品質是至關重要的，只有品行端正者才能使法律在良性的軌道上運作，而品德敗壞者執法無異於毀法，法律將成為其徇私舞弊的工具，法律的權威也將隨之喪失殆盡。
沈家本在《法學盛衰說》一文中指出：「吾獨不解，骫法之人，往往即為定法之人。……法立而不守，而輒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自來勢要寡識之人，大抵不知法學為何事，欲守其法，或反破壞之，此法之所以難行，而學之所以衰也。」6「骫法之人」即枉法之人，枉法之人，往往為立法之人，從而嚴重影響了法律的實施。這揭示了封建法制的一個重大缺陷。在封建社會里，皇帝擁有立法、司法、行政三項大權，若皇帝不帶頭守法和嚴格執法，法律的權威則很難樹立，法律也就很難實施。皇帝帶頭守法或不守法，與其個人道德修養有密切關系。道德修養高的皇帝不僅能帶頭守法，嚴格執法，而且會立善法，這種善法往往以恤刑省刑為宗旨，體現出一種仁者之風。
他批評秦法之嚴酷，並引《漢書·刑法志》之言：「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他感悟道：「觀於斯言，則重刑之往事大可鑒矣。世之用刑者，慎勿若秦之以刑殺為威，而深體唐虞欽恤之意也。」7為此，他主張廢除舊律中的凌遲、梟首、戮屍、緣坐、刺字等酷刑，死罪至斬決而止，反對刑訊逼供和株連無辜等等。他又說：「……舍道德而言刑名，其刑名必不得其中，立法者可忽之乎。」8這點明了道德和法律的關系，法律應體現出一定的道德精神，立法應遵循一定的道德取向，而只有品德高尚的立法者才能做到這一點。沈家本指出：「清明之世，其法多平。陵夷之世，其法多頗。」9這又說明了法律與政治的關系，善政有善法，惡政有惡法。沈家本在《刪除律例內重法折》的上書中說：「臣等竊維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自來議刑法者，亦莫不謂裁之以義而推之以仁，然則刑法之當改重為輕，固今日仁政之要務，而即修訂之宗旨也。」10照這種說法，善法是建立在仁政的基礎之上的，它以輕刑化為基本特徵，體現了一種仁愛的道德精神。
沈家本也提出了司法獨立的要求，對中國傳統的司法與行政不分的體制進行了抨擊。他說：「西國司法獨立，無論何人皆不能幹涉裁判之事，雖以君主之命，總統之權，但有赦免而無改正。中國由州縣而道府而司而督撫而部，層層轄制，不能自由。」又說：「政刑叢於一人之身，雖兼人之資，常有不及之勢，況乎人各有所能，有所不能。長於政教者，未必能深通法律；長於治獄者，未必為政事之才。一心兼營，轉致兩無成就。」上述分析，可謂切中肯綮，闡明了司法獨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清政府宣布仿行憲政後，沈家本又把司法獨立提到了實施憲政的高度來認識，稱「司法獨立為異日憲政之始基」，反映了其對司法獨立的極端重視。
沈家本還提出了改革訴訟與審判制度的主張：第一，區別實體法與程序法；第二，實行公開審判；第三，區別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第四，禁止刑訊，不以口供為必要證據；第五，不許羈押證人；第六，建立律師制度。顯然，上述制度來源於西方。
他還把西方的人道主義與中國古代儒家的「仁政」結合起來，並以此為根據提出了人道化刑法改革的主張：「……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自來議刑法者，亦莫不裁之以義而推之以仁。然則刑法之當改重為輕，固今日仁政之要務，而即修訂之宗旨也。」這反映了沈家本的人道主義法律觀，正是基於這樣的法律觀，才使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的主張，對後世中國的司法制度產生了積極影響。
三、革命派的司法思想
戊戌變法的失敗使近代中國的進步人士放棄了「和平改良」政治的幻想，而代之以暴力革命的追求。一個新的階層——資產階級革命派登上了歷史舞台，其代表人物有孫中山、章太炎等人。他們主張用暴力革命徹底推翻封建專制統治，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體。
孫中山基於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立場，反對嚴刑重罰、刑訊逼供，主張司法寬和。他在任臨時大總統期間，頒布了《大總統令內務部司法部通飭所屬禁止體罰文》、《大總統令內務部司法部通飭所屬禁止刑訊文》等法令，嚴禁使用殘酷的肉刑。他說：「不論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種案件，一概不準刑訊。鞫獄當視證據充實與否，不當偏重口供。其從前不法刑具，概行焚毀。」11他還提出了「四級三審」的審級體系，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護人民的訴權。另外，他又主張建立律師制度和公開審判制度，使人民的政治權利得到司法保障。
孫中山在西方三權分立說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了「五權分立」（即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考試權與監察權）的主張，並強調司法獨立的重要意義。他認為，「司法為獨立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勢力的干涉。並要求以立法的形式規定法官必須獨立審判、法官不得被減俸、轉職和解職（法定原因除外）、法官資格必須通過考試來獲得，等等12。
章太炎也是司法獨立的鼓吹者。他認為，要保證司法獨立，須採取如下的措施：第一，立法權不能由官府和豪門來行使，而是應由精通法律、通曉歷史、了解民生的人來行使，法律制定後任何人（即使身為總統）都不許違反，否則將受法律制裁；第二，法官不能由政府任意黜陟，也不能從豪門中選任，而應由「明習法令者自相推擇為之」，從而使法官不受官府控制與豪門影響，獨立行使司法權。13他還指出，「當專以法律為治，而分行政、司法為兩途徑」，由此而「長吏不奸裁判之權，則無由肆其毒」14。可見，章太炎的司法獨立說也反映了一種以司法保護民權的司法人道主義精神。
綜上所述，中國近代的司法思想因受西方保護人權的司法理論的影響，而表現出了明顯的人道主義色彩。正是基於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立場，中國近代許多思想家才提出了諸如司法獨立、司法平等、司法公正、司法寬和、審判公開、改良獄政、反對刑訊逼供以及建立律師制度等主張來，從而使其對今天的司法改革也具有了一定的借鑒意義。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國一些提倡司法改革的思想家也注意從中國古代的司法思想中尋找人道主義的精神資源（如沈家本就肯定儒家的「仁者司法」的傳統），並將其與來自西方的司法人道主義理論結合起來，從而提出了系統的司法改革主張。這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一個思路。

㈩ 靖霖律師事務所收費標准

無財產爭議案件：普通民事、經濟、行政案件，不涉及財產的，根據案件性質、復雜程度、工作所需耗費時間等因素，在6000—100000元之間協商收取；外地民事、經濟、行政案件不涉及財產的，代理費不低於20000元；法律文書：代為撰寫、修改、審查法律文書，根據法律文書的性質、難易程度、工作所需耗費時間等因素，每份文書在600－2000元之間協商收費。
律師服務收費可以根據不同的服務內容，採取計件收費、按標的額比例收費和計時收費、風險代理收費等方式。同等，標的額越高則收費越貴。律師事務所提供的法律服務的收費實行市場調節價。政府指導價的基準價和浮動幅度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價格主管部門與同級司法行政部門制定。
1、無財產爭議案件：普通民事、經濟、行政案件，不涉及財產的，根據案件性質、復雜程度、工作所需耗費時間等因素，在6000—100000元之間協商收取；外地民事、經濟、行政案件不涉及財產的，代理費不低於20000元；
2、法律文書：代為撰寫、修改、審查法律文書，根據法律文書的性質、難易程度、工作所需耗費時間等因素，每份文書在600－2000元之間協商收費；
3、律師見證：根據法律文書的性質、所需時間等因素，按每件2000－10000元之間協商收費。
4、代辦公證：律師代辦公證的事務不同，每件1500－3000元之間協商收費；
5、律師函及法律意見書：為委託方出具律師函或法律意見書，根據相關事務難易程度、使用目的、工作所需耗費時間等因素協商收費，每份為1500－20000元之間協商收費。
6、律師調查：按調查事項協商收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