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缺陷

㈠ 簡述自由刑的優缺點

半自由監禁，對將近釋放的犯人盡量給予自由，使他能和社會進行較多的接觸回，以便釋放後能夠適應社會答生活的監禁設施或監禁制度。
半自由監禁的優點首先考慮了人權自由，充分為在監人員提供自由空間，缺點便是增加監控成本，考慮到在監人員的安全問題和威脅性

㈡ 取保候審制度的缺陷及對策有哪些

取保候審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依法責令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供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並出具保證書，保證其不逃避或者妨礙偵查、起訴、審判並隨傳隨到的一種強制措施。
一、取保候審制度主要特點
它與拘留、逮捕、監視居住同屬我國刑訴法規定的強制措施的一種，與其它幾種強制措施相比較，有以下三個顯著的特點：
(一)取保候審是人身強制性最弱的一種強制措施。取保候審對被取保人的人身強制性既不同於拘傳的強制到案，接受訊問，也不同於監視居住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定限制，更不同於拘留、逮捕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自自由的直接剝奪，它對在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是人身自由較為充分、人身強制性最弱的一種強制措施。
(二)取保候審是法定期限最長的一種強制措施。原《刑訴法》沒有對取保候審期限進行限制，存在著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長期取保既不結案，又不及時進行偵查、起訴、審理，變相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修改後《刑訴法》規定取保候審的最長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個月，雖然規定了期限，但同其它強制措施相比較，取保候審的法定期限還是最長的。
(三)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公、檢、法三家均可使用。取保候審不同於拘留和逮捕的強制措施，公、檢、法在辦理刑事案件中，根據具體情況，經過本單位領導批准，都可以使用該項強制措施。
取保候審的上述特點，決定了對於這一強制措施如果正確運用，可以起到合理保護公民僉權益和實現司法經濟的效果;反之，則有可能對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對訴訟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和案件的公正及時審理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
二、我國取保候審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取保候審決定的作出具有一定的隨意性，缺乏相互制約性。《刑訴性》第五十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傳、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根據《刑訴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在不同的訴訟階段都可以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取保候審的決定，即使對於同一案件不同的司法機關對能否適用取保候審的認識不同，也不妨礙其中一機關作出取保候審的決定，這無疑使取保候審決定的作出帶有一定的隨意性，缺乏相互制約性，也是同《刑訴法》規定的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相違背的。
(二)對取保候審使用條件的規定較模糊。《刑訴法》對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這兩種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運用條件作出了完全相同的規定，使取保候審運用條件的法律規定具有顯顯的模糊性。同時《刑訴法》第五十一條第(二)項：「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規定中，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案件范圍過於寬泛，而判定是否「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則多少帶有一點主觀色彩，對於大部分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後是否會發生社會危險性，由於缺乏明確客觀的判斷標准，常常是依據辦案人員的主觀判斷，其結論難免帶有一定的主觀性。
(三)取保候審的保證形式對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審期間的行為難以產生有效的制約性。現行的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取保候審的形式為保證人擔保或保證金擔保兩種形式。
就保證人擔保這種保證形式而言，司法實踐中作為取保候審保證人與被保證人有著特定的關系，他們在履行保證責任時，常常既有對被保人的行為加以約束的一面，又有對其姑息、縱容的一面，對於被取保人可能實施的隱匿、毀滅證據、串供、逃跑或者繼續犯罪等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保證人保證方式很難對被保證人產生有效的制約和約束。同時，刑事訴訟中保證人所承擔的保證責任與民事訴訟中保證人承擔的保證責任其責任明顯有所不同，既民事訴訟中的保證人可以代替被保證人承擔應當由被保證人承擔的民事責任，而被取保候審中的保證人卻不可能代替被保人承擔其違反刑事訴訟法律規定所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刑事訴訟法規定了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基本方式是對保證人處以罰款。由此可見，採取保證人擔保方式難以對被取保人產生真正有效的制約。

㈢ 走私罪的缺陷探微

走私罪的認定和處理相關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等法律法規。由於中國固守法典式的立法體例，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刑法典的罪刑規定與相關法律法規不協調，加之97年刑法典修改的倉促，帶來了走私罪適用問題上的一系列困惑。因此，加強對走私罪的司法適用以及立法完善的研究很有必要。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 （以下簡稱「海關法」）第2條規定，海關監管的對象可分為進出境運輸工具、貨物、物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第15、16、17條規定，這些對象，又大致可以分為自由進出口、限制進出口、禁止進出口三類。具體講，限制和禁止的又可以分為限制或禁止進口、限制或禁止出口以及限制或禁止進出口等。按照進出口時是否應繳納關稅，這些對象又可以分為應繳納關稅的和不應繳納關稅的兩類。
中國現行刑法將走私罪的對象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禁止性對象，即武器、彈葯、核材料、假幣、文物、貴重金屬、珍貴動物、珍貴動物製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製品、淫穢物品；另一類是所謂的普通貨物、物品，即前類物品以外的貨物、物品。從行為方式看，有兩種表述，一種是稱為「走私」。根據海關法的規定，「走私」是指進出境。將行為方式簡單表述為「走私」的罪名有走私武器、彈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幣罪、走私淫穢物品罪、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表述為「禁止進出口」的罪名是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製品罪及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製品罪。表述為「禁止出口」罪名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貴重金屬罪。表述為「進境」的罪名是走私廢物罪。根據這些規定，就有幾個問題值得研究：
（一）逃避海關監管，將文物、貴重金屬運輸進境如何處理
如果將文物從境外走私至境內，只能成立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如果將貴重金屬從境外走私至境內的，只能成立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這種主張至少有兩點疑問：一是，刑法第153條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規定的對象是「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三百四十七條規定以外的貨物、物品」。對該規定存在兩種理解：一種理解是該罪的對象是武器、彈葯、核材料、假幣、文物、貴重金屬、珍貴動物、珍貴動物製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製品、淫穢物品、廢物、毒品以外的貨物、物品；另一種理解是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對象是指刑法第151條、第152條、第347條規定為犯罪以外的貨物、物品。例如，走私國家禁止出口的黃金，刑法第 151條第2款已經規定為走私貴重金屬罪，因而國家禁止出口的黃金不屬於普通貨物、物品。而走私國家允許進口的黃金，刑法第151條第2款並未規定為犯罪，因其偷逃關稅，符合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特徵。因此，國家允許進口的黃金，屬於普通貨物、物品。從條文字面意義上理解，或者說從普通人的通常的理解來看，前述第一種理解可能更准確。但是，也不排除立法的本意在於第二種理解上。如果是第二種理解，為避免歧義，或許比照刑法第149條進行規定。如這樣規定：走私貨物、物品，不構成第151條、152條、347條規定的犯罪，但偷逃應繳數額在5 萬元以上，處……。因此，根據現行刑法第153條的規定，第一個疑問恐難完全排除。
第二個疑問是，文物、貴重金屬是否一定存在關稅的繳納問題。如果國家對進口文物、貴重金屬的關稅徵收作出了明確規定，則偷逃關稅的，尚有可能以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定罪處罰。但如果國家沒有規定文物、貴重金屬進口應該繳納關稅，則連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都不可能構成。至於入境以後實施倒賣文物等後續行為的，可能構成的是倒賣文物罪等罪名。
綜上，根據現有規定，走私進口文物、貴重金屬的，以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定罪是存在一定障礙的。
（二）既不屬於刑法第151、152、347條規定的特殊物品又不屬於第153條規定應該繳納關稅的貨物、物品如何處理
例如，陳某從境外走私模擬手槍（禁止進口的物品）110支入境賣給他人。陳某的行為構成何罪?[4](P427）根據200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的《關於處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8條規定，已被國家明令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例如舊汽車、切割車、侵犯知識產權的貨物、來自疫區的動植物及其產品等，可以成為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對象。此外，2000年10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1條第6款規定，走私管制刀具、模擬槍支構成犯罪的，依照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定罪處罰。但問題是，既然是國家明令禁止進出口的，還會存在關稅徵收問題嗎?筆者對此表示疑問。若不存在繳納關稅的義務問題，又如何能構成以偷逃稅額作為成立犯罪的條件的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呢?筆者的結論是，如果國家沒有對這些明令禁止進出口的物品規定徵收關稅，則不僅不能構成走私特殊對象的犯罪，也不能構成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回到上述案例，筆者初步認為，陳某的行為無罪。
（三）對刑法第155條的規定可能存在適用上的困難
刑法第155條規定，下列行為，以走私罪論處，依照本節的有關規定處罰：（一）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購國家禁止進口物品的，或者直接向走私非法收購走私進口的其他貨物、物品；數額較大的；（二）在內海、領海、界河、界湖運輸、收購、販賣國家禁止進出口物品的，或者運輸收購販賣國家限制進出口貨物、物品，數額較大，沒有合法證明的。這在理論上稱為間接走私。間接走私不是獨立的罪名，需要根據走私的對象和有關條件，確定構成何種走私罪。但問題是，如上所述，中國現行刑法對於走私罪的規定是存在處罰上的空隙的。也就是說，可能存在既不能按照第151條、152條、第347條定罪處罰，也不能按照第153條的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定罪處罰。原因在於，國家通常只是對自由進出口的物品規定了關稅，而對於限制或者禁止進出口的物品往往沒有規定徵收關稅。未規定關稅的，除非構成上述三個條文的特殊對象的走私罪，否則就不構成犯罪。
綜上，現行刑法對於走私罪的規定存在大量處罰上的空隙。為彌補這種處罰上的空隙，筆者設想可能的途徑是：一是，對於禁止進出口的對象應採取列舉加概括式的規定方式；二是，對於走私限制進出口的貨物、物品，也最好設置專門的罪名；三是，凡不能以走私禁止進出口、限制進出口的罪名定罪處罰的，都應對關稅的徵收作出規定，以便至少能以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定罪處罰；四是，如前所述，對於第153條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條文表述也要進行相應的修正。 刑法第153條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條文第3款規定，對多次走私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走私貨物、物品的偷逃應繳稅額處罰。前述《解釋》第6條規定，「對多次走私未經處理的」，是指對多次走私未經行政處罰處理的。問題是，除走私普通貨物、物品外，多次走私武器、彈葯、文物等特殊對象的，應否或者能否累計多次走私的特殊對象本身的數額。
盡管這些走私特殊對象犯罪的條文往往沒有數額的規定，但前述《解釋》對這些特殊對象的走私罪的定罪量刑標准都規定有明確的數額標准。對走私武器、彈葯、假幣、文物等犯罪適用死刑、無期徒刑的條件也從數額上作出了明確規定。現實情況是，行為人往往多次實施走私行為，數額累計計算後方達到適用無期徒刑甚至死刑的數額標準的。如果不累計計算數額而是採取同種數罪並罰的方式處理，對於行為人來說，通常是很難被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
是否應當累計計算呢?傾向於總體上應以是否有利於被告人的原則進行處理，尤其是在可能涉及死刑的適用時，應嚴禁累計計算。這是因為：一是，第153條關於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累計計算應納稅額的規定可以看做是特別規定而沒有施行於其他走私罪條款的效力。二是，將每次未達定罪標準的數額累計計算後達到定罪標准因而定罪處罰的，這正如將每次只是致人輕微傷的「累計計算」為輕傷因而以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顯然不能為人所接受。三是，即使每次均達到了定罪標准，因累計計算而適用了加重法定刑，這也如將多次致人輕傷的結果累計計算或者說折算為「重傷」，將多次致人「重傷」的結果折算為「致人死亡」，因而適用故意傷害罪（重傷）、故意殺人罪定罪量刑一樣荒謬。四是，盡管理論上對於同種數罪是否應當或者可以並罰存在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一方面對於發現的漏罪或者新罪系同種數罪的，是按照同種數罪並罰處理的，另一方面對同種數罪進行並罰並不違背現行刑法的規定。四是，走私犯罪屬於經濟犯罪，而對經濟犯罪規定無期徒刑本已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刑事立法通例相悖，對走私假幣、文物等罪名居然規定死刑，這嚴重悖離了國際公認的死刑只能分配給所侵犯的權益的價值不低於生命權益價值的最嚴重的故意犯罪的死刑配置原則，這是明顯的逆歷史潮流而動，是遭國際社會唾棄和嚴厲譴責的。事實上，中們也正是因為對走私犯罪規定了死刑才導致對遠華走私案的主犯賴昌興引渡上的困難。在這種無理的規定已經存在的情況下，中們所能做的和應該做的，就是通過刑法解釋論減少經濟犯罪死刑的適用。而對上述掛有死刑的走私犯罪的數額不予進行累計計算而是採取同種數罪並罰的方式處理，無疑是減少走私罪名死刑適用的有效途徑。 我們設想這樣幾個案例。
案例一：某甲為運輸走私物品而租賃一艘萬噸巨輪，裝載了各種走私物品，一次報關進境。在這艘巨輪上共有十二個船艙，每個船艙分別裝載著武器、核材料、假幣、文物、貴重金屬、珍貴動物、珍稀植物、淫穢物品、廢物、普通貨物、毒品、制毒物品。假定每一種對象都達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所規定的定罪起點標准。
案例二：某乙本想租賃一艘萬噸巨輪走私貨物，但由於未能租到萬噸巨輪，只好租賃十二艘千噸輪船，每艘輪船分別裝載著武器、核材料、假幣、文物、貴重金屬、珍貴動物、珍稀植物、淫穢物品、廢物、普通貨物、毒品、制毒物品，十二艘輪船首尾相接浩浩盪盪地開進海關，一次報關進境。假定每一種對象都達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所規定的定罪起點標准。
案例三：某丙為運輸走私物品本想租賃一艘萬噸巨輪一次走私進境，但由於船源緊張，只好租賃了十二班貨輪，每班貨輪分別裝載著武器、核材料、假幣、文物、貴重金屬、珍貴動物、珍稀植物、淫穢物品、廢物、普通貨物、毒品、制毒物品，分十二次運抵海關，分別報關進境。假定每一種對象都達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所規定的定罪起點標准。
上述三個案例是定一罪還是定數罪?或許不少人認為由於只有一個行為，屬於想像競合，只能以一重罪定罪並從重處罰。對於案例一主張屬於想像競合只定一罪的可能最多。對於案例三認為屬於想像競合，可能有人會有點猶豫。的主張是應當數罪並罰。問題的關鍵在於上述案例中行為人的行為是認定為一行為還是數行為。
從自然意義上說，甲由於只租用了一艘輪船，又是一次報關進境，確實只有一個行為，而丙租用了十二艘輪船，並且分十二次報關進境，可能會被認為是數個行為，乙的行為可能介於一行為和數行為之間。但是，自然行為論早已沒有了支持者。所謂自然行為論，是認為行為是人的身體動靜。自然行為論受到了如下指責： 1、在不作為時，行為人根本沒有任何舉動；
2、它把單純的（未經法律評價的）神經與肌肉反映理解為行為人，過於缺乏作為評價對象的實質內容。比如，根據這一概念，李斯特1884年給誹謗罪定義為「符合構成要件的、違法並有責的空氣振動而對被害人神經系統所導致的精神變化」，這多少是有些「可笑」（羅克辛語）的。而社會行為論主張，刑法是一種社會統制手段，故具有社會意義的人的身體動靜才是刑法中的行為。
理解刑法中的行為顯然只能從社會意義上，准確地說從刑法規范意義上理解行為的數量，而不能停留在自然意義上理解。比如，中們不能從自然意義的角度認為，一刀剁掉被害人的一隻胳膊，又一刀剁掉被害人的一條大腿，再一刀剁掉被害人的鼻子，行為人實施了三個行為，故構成三個故意傷害罪。也不能認為，行為人先一刀剁掉被害人的胳膊，再一刀刺進被害人的心臟致其死亡，行為人實施了兩個行為，構成了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兩個罪名。從刑法規范意義上講，上述第一種情形行為人的行為只應評價為一個傷害行為，第二種情形只應評價為一個殺人行為，故均應認為只有一個行為，只定一罪。
回到上述走私犯罪案例，既然刑法根據對象性質的不同，設置為不同的罪名，說明從規范意義上講，走私不同的對象，在刑法評價上是不同的。這與選擇性罪名不同。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製品罪屬於選擇性罪名，故行為人同時走私珍貴動物和珍貴動物製品時，只能認為是實施了一個行為，只構成一罪，是理所當然的。換句話說，如果立法者將走私犯罪也設置成一個選擇性罪名，如規定「走私武器、核材料、假幣、文物、貴重金屬、珍貴動物、珍稀植物、淫穢物品、廢物、普通貨物、毒品、制毒物品的，處……」，則上述關於走私的三個案例無疑均應認為是一個行為，只應定一罪。既然立法者根據對象的不同，設置了一系列的走私罪名，中們就不應把它按照選擇性罪名來對待，此其一。其二，上述三個案例中，從刑法規范意義上看，不應該認為有本質的不同。因此，認為將上述三個案例均應根據對象的不同評價為數個行為，構成數罪，實行數罪並罰。否則，無論按哪一個罪名定罪，都會遺漏對走私其它對象的刑法評價。

㈣ 惡意欠薪罪的法律缺陷

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關於執行《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五）將惡意欠薪罪改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
隨著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多，務工收入已成為增加農民收入的一個重要途徑，隨之而來的則是大量務工人員工資被拖欠，惡意欠薪已逐漸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隱患，並由此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面對這一「頑疾」，以總理幫助重慶農婦熊德明討要被拖欠的工資為發軔，各級黨委、政府採取了各種措施予以清欠，收到了一定效果，但遠遠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往往是舊的積欠未完全解決，新的積欠又產生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復雜的，但立法滯後、相關法律法規不夠健全，造成處罰手段薄弱，應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現行規范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勞動工資關系的法律法規主要包括1995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民法》、《民事訴訟法》、《企業破產法（試行）》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各部委制定的勞動規章等等。總的說來，各類相關法律、法規體系龐雜、效力等級不一，相關規定時有沖突，對勞動工資關系的規定較為原則，不易操作執行。如作為規范勞動工資關系的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五十條規定：「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不得剋扣或者無權拖欠勞動者的工資」。
第九十一條規定：「用人單位有下列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情形之一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支付勞動者的工資報酬、經濟補償，並事責令支付賠償金：（一）剋扣或者無權拖欠勞動者工資的；（二）拒不支付勞動者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報酬的；（三）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准支付勞動者工資的；（四）解除勞動合同後，未依照本法規定給予勞動者經濟補償的」。
再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之規定等等。這些規定，雖然明確了用人單位在侵害勞動者勞動工資關系時要承擔的責任，但縱觀這些規定，對勞動者勞動工資關系受到侵害時的權力救濟都過於籠統，賦予勞動行政部門的監督職權僅為責令支付勞動報酬、經濟補償、責令支付賠償金三種措施。總的說來，處理手段單一、薄弱，缺乏剛性。 由於處置手段的弱化，當前勞動工資關系糾紛特別是用人單位拖欠勞動者薪金問題已漸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進而影響到了社會的和諧穩定，並成為許多違法犯罪行為的誘因。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寧夏民工王斌余被包工頭惡意欠薪，在討薪時又被毆打，激憤之餘，連殺四人被處死刑。普遍的社會輿論並不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而是對其報以深切的同情，希望能從寬處理。這說明，欠薪特別是惡意欠薪這種社會現象已觸及社會道德的底線，成為一件具有嚴重社會危害的行為，它惡化了勞動者的生存環境，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進而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已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當然，欠薪行為的成因是十分復雜的，必須認真剖析，分清性質。筆者認為；欠薪行為從欠薪者主觀方面的不同，可劃分為惡意欠薪行為和一般欠薪行為。對於一般欠薪行為因其生存往往是因為用人單位屬客觀上經營遇到困難，資金周轉不開，經營不善等造成的，主觀上並不具有故意和惡意，根據刑法上犯罪構成的主客觀一致原則，不宜將其納入刑法調整行為，對這種欠薪勞動者可以通過進一步完善現有的權力救濟途徑去維護其合法權益。而對於惡意欠薪行為，因其業已存在的巨大社會危害性，應將其中性質嚴重的或造成嚴重後果的納入刑法調整范圍。 根據法理的基本觀點：法律要具有尊嚴和權威性，必須正確反映經濟關系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因此，在刑法中增設惡意欠薪罪是契合這一基本觀點的。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根據刑法犯罪構成的基本原理，將應增設「惡意薪罪」予以剖析：在犯罪主體方面，應規定為用人單位和僱主，犯罪主體可以是單位；在主觀要件方面，應為故意；在犯罪客體方面，應為復雜客體，既侵犯了勞動者的財產權，又侵犯了市場經濟秩序。
在犯罪客觀要件方面，應既有危害行為又有危害結果，且兩者間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危害行為應當是不作為，即行為人能夠履行自己應盡義務而拒不履行，危害結果應是要造成群體性上訪、拖欠數額巨大、引起勞動者精神失常、自殺等等嚴重後果。
另外，在追訴體制上，可以參照傷害案件的有關追訴規定（輕傷害為自訴案件，重傷害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根據惡意欠薪行為危害結果的不同，分別規定為自訴案件和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案件，以利於將有限的司法資源用於嚴重的惡意欠薪犯罪上去，節約司法成本。在量刑體制設置上，應規定為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並處或單處罰金刑。另外，為確保整個刑法體系的科學、嚴密，根據惡意欠薪罪侵犯的復雜客體，應分清主次，將其納入刑法第三章《妨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八節《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罪》，以求嚴密、科學。

㈤ 德日、英美刑法的犯罪構成理論特點,優缺點。

以德國、日本為代表的「遞進式」犯罪構成體系， 由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構成。構成要件的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之間，應環環相扣、層層遞進，各要件之間的邏輯關系必須明確。根據這種遞進式結構，在將某一行為認定為犯罪時，須進行三次評價，構成要件該當性是事實評價，為犯罪提供行為事實的基礎；違法性是法律評價，排除正當防衛等違法阻卻事由；有責性是主觀評價，為追究刑事責任提供主觀根據。以上三個要件，形成一個過濾機制，各構成要件之間具有遞進關系，形成獨特的定罪模式。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三者之間的關系是：構成要件該當性具有推定功能，只要行為符合構成要件，原則上可推定構成犯罪；存在違法性，原則上可推定行為人有責任。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考慮一般情況，其評價標准對所有人平等適用，違法阻卻、責任是考慮特殊、例外情況，當存在例外情況時，遞進式推理即中斷。

英美法系犯罪構成的特點
英美法系沒有大陸法系系統的犯罪構成理論，但長期的刑事司法活動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的犯罪構成。
（一）"合法辯護"地位特殊
一般認為英美法系犯罪構成具有雙層次的特點，即有實體意義上的犯罪要件和訴訟意義上的犯罪要件。前者指犯罪行為和犯罪意圖，後者指"合法辯護"。大陸法系將後者內容置於犯罪構成范疇之內，從反面來填補犯罪構成要件，而英美法系則置於犯罪構成范疇之外獨立成章，直接定名為"合法辯護"，合法辯護作為廣義的犯罪構成要件中的消極要件而存在。英美法系刑事訴訟采當事人主義模式，強調雙方當事人在訴訟中的主體地位和訴訟作用，使他們在訴訟中積極主動互相對抗爭辯，而審判機關則只起著居中公斷的作用。刑事訴訟主要通過控辯雙方對證人的交叉詢問來推動。這樣的訴訟模式決定了其犯罪構成要件的特點，集中體現的就是"合法辯護"。
（二）沒有違法性這一實體要件
英美刑法最大的特點就是充分利用民間司法資源之於國家刑罰權的對抗作用，發揮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積極性，在動態中實現國家權力和個人自由的平衡。英美法系是典型的判例法，三權分立和民主是其思想基礎。在這樣的體制下，一切是與非都交給法院來判決，警察只是負責維護社會的安全。因此違法性就安排在合法抗辯這個環節，即訴訟法的環節，這樣也是合理的。在大陸法系刑法理論中，通常將違法性作為犯罪構成要件，主要研究違法阻卻事由，例如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而在英美法系刑法理論中，並沒有違法性這一實體要件，正當防衛、緊急避險作為合法辯護理由，在犯罪構成加以論述。而在訴訟中僅把其作為合法抗辯理由。而在我國和前蘇聯的犯罪構成理論中，違法性僅是犯罪的一個特徵，在恆定是否社會危害的時候用。
（三）舉證責任分配特殊
在訴訟中，實施了符合法定犯罪要件行為的人，即被推定是有實際危害和應承擔刑事責任的，控方的證據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程度，被告人則沒有協助證明自己實施犯罪行為的義務。在行為特徵符合犯罪實體要件後，如果行為人能說明自己不具有責任能力，如是未成年人、精神病或者說明行為是合法的，如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再或者是說明有其它免責的情況，如認識錯誤、被脅迫、警察圈套等，就不負刑事責任。可見英美法系在訴訟中直接融入了犯罪構成的內容，雙方當事人可以積極主動地參與訴訟活動，與訴訟活動的緊密聯系，增加了犯罪構成操作上的便利性。英美法系偏重自由主義和程序公正，認為如果犯罪構成僅僅反映犯罪而無法體現定罪過程，只能是刑法的社會保護機能。"刑法是犯罪人的人權宣言"社會保護機能的單方體現會忽視甚至會損害公民的合法權利。其犯罪構成正是應此理念設計。控方就被告人的行為和心態作出有罪指控，達到"排除合理懷疑"，辯方就指控提出辯護證明行為沒有實際危害或主觀責任，也就是所謂的"合法辯護"。合法辯護在此過程中發揮著突出作用，它從反面來說明行為負刑事責任的根據，實質則在於限制所能認定的犯罪的行為范圍，並且通過控辯雙方對抗的直觀審判進程來實現刑法的人權保護機能。

㈥ 刑事訴訟制度 缺陷

我國至今還沒有明抄確規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而且在刑訴中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機關的訊問必須如實回答，這與國際上通行的最低司法標准相差還很遠。
我國對刑訊逼供取得的言詞證據予以排除，但對刑訊逼供取得的其他證據不予排除，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偵查機關刑訊逼供。
再一個是律師介入案件的時間過遲，只有在審查起訴階段律師才擁有對抗的權利，律師的作用受到大大削弱。

㈦ 現行刑法對正當防衛的界定存在哪些缺陷

正當防衛需要符合下列條件：
一、有不法侵害發生;
二、必須是在不法內侵害正在進行的時候；容
三、正當防衛不能超越一定限度;
四、正當防衛必須基於保護合法權益免受不法侵害的目的;
五、正當防衛所針對的，必須是不法侵害者本人.

但是缺陷就在第二和第三點
「不法侵害正在進行」如何界定？如何能清晰的界定中止和終止，如何判斷侵害人是否會繼續不法侵害。
還有，是否正在進行如何取證？崑山自衛案，是碰巧有監控錄像為證；如果沒有，被侵害人是否能那麼幸運採信正當防衛？那個前女婿持械入室被反殺案，就是因為沒有監控佐證，而無法證明正當防衛。
「一定限度」如何制定范圍？被侵害人與侵害行為人在以死相博的時候，如何能讓自己能時刻保持清醒，保證自己正當防衛的力度。

我認為，只要保證不法侵害行為是同一時間段，不存在報復行為的，對於自行防衛，應當賦予絕對的自衛權。特別是非法入室行為。

㈧ 刑法19條關於生理有重大缺陷的人的刑事責任是如何規定的

第十九條 又聾又啞的人或盲人犯罪的刑事責任
又聾又啞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對於聾啞人必須是又聾又啞的人，這一條體現了對生理有缺陷的保護。

㈨ 能力，我國刑法對刑事責任能力有哪些規定

我國《刑法》對刑事責任能力規定為四類：
一是完全刑事責任能回力，即年滿18周歲、精神和生答理功能健全、且智力與知識發展正常的人，和在未發病期間的間歇性的精神病人;
二是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即沒有《刑法》意義上的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人，亦即不滿14周歲的人和因精神病而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人;
三是相對無刑事責任能力，即對《刑法》明文規定的某些嚴重犯罪具有刑事責任能力，而對未明確限定的其他危害行為無刑事責任能力的人，亦即僅指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
四是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即因年齡、精神狀況、生理功能缺陷等原因，而使行為人實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為時，雖然具有責任能力，但其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較完全責任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減弱或降低的情況。

㈩ 如何理解和認定刑法中規定的「銷售金額」這種規定是否存在缺陷

「銷售金額」是指生產者、銷售者出售偽劣產品後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包括合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