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史的特徵

A. 流刑的歷史

隋唐之際，以徒流刑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正式確立。在五刑制的確立中，流刑的出現具有特別的意義。流刑的來源雖早，然秦漢以來，這種以鄉土觀念為前提的懲治方式並未得到經常的實施，這意味著其懲治力度如何已經很久沒有得到司法實踐的檢驗，這明顯與死刑、徒刑、笞杖刑不同。其次，在秦漢以來零星出現的「流」，多將犯人流至邊方，其實施的重心仍在勞役，而非流遠本身，這與五刑制中流的特徵也有很大的差距。[1]流刑在南北朝後期進入五刑體制，占據其中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並改變自己以勞役刑為重心的特徵，而以把犯人流至遠方作為主要的懲治內容，其中恐怕與魏晉之際法律儒家化的背景有密切的關系。《唐律疏議》註解「流刑三」一條，稱，「《書》雲：『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於遠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於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蓋始於唐虞。今之三流，即其義也。」[2]這可能是對這一歷史事實最好的註解。
正是因為流刑進入五刑制有這樣較為特殊的背景，盡管五刑制的確立在中國古代刑罰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五刑制本身從一開始也是有缺陷的。流刑懲治力度不足，與其在五刑制中的地位不相符合是其中的關鍵問題。這一點在五刑制剛剛確立的唐代就已經十分明顯。
唐代流刑三等，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流均居役一年，且不加杖。[3]官員流者不需居役，只附籍當地，如同百姓，待期限一滿，「有官者得復仕」。[4]普通罪犯居役一年後，也附籍當地，流限一般為六年，不應流而特流者為三年。期滿，即可返回原籍。對於這種流刑的懲治力度，北宋熙寧中，大臣曾布有明白的解說：「---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5]可謂一語中的。還可以再與次流刑一等的徒刑相比較。唐代徒刑五等，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 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雖無流遠之苦，然「著鉗若校」，在官吏監督下進行無償勞動的時間，卻比犯流刑者要長。徒刑實際懲治的強度，與流刑相去不遠， 甚至輕重有所倒置。
隋唐以後，五刑制基本為以後各朝代繼承，成為官方明文規定的刑罰體系。為此，解決流刑三等懲治力度的不足也成為各朝代重要的司法課題。 宋代於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定「折杖法」，以杖折徒流，流刑四等即改為加役流，決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決脊杖二十，配役一年；流二千五百里，決脊杖十八，配役一年；流二千里，決脊杖十七，配役一年。[6]宋代獨具特色的刺配由此得到充分的發展。[7]宋代刺配集刺、杖、 流於一身，堪為降死一等的重刑，自宋初作為免死的刑種出現以後，行用逐漸頻繁，法規日見繁密，實施日見規范，為司法者所倚重至於出現濫施的局面。刺配起到的其實是五刑制中流刑本應承擔的任務。金人明言流刑「非今所宜」，而以徒代流，即二千里比徒四年，二千五百里比徒四年半，三千里比徒五年。[8]《大金國志》載：「徒者，---實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皆死罪也。」 [9]傳統的五刑制下，徒刑從一年至三年分為五等，《 大金國志》稱金代徒刑至於五年，又言五年以上為死罪，傳統流刑為徒刑所代已成為事實。 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元代的「新流刑」。[10]所謂的「新流刑」是指流遠與出軍。它們都是從蒙古族古老的懲治方式中脫胎而來的，從元代建立以來一直得到實施，並且有日見倚重的趨勢。出軍與流遠的主要去所在素為「瘴癘」之地的湖廣與北鄙的遼陽。[11]罪犯一般是南人發北，北人發南。出軍的罪犯到達配所之後，主要是「從軍自效」， 以增強邊方鎮戍軍伍的實力，流遠的罪犯似以屯種為主。原則上，除了大赦，出軍與流遠的罪犯要終老發配之地。與傳統流刑相比，其懲治力度之強不言而喻。出軍與流遠起初並行，至元仁宗、元英宗年間，出軍逐漸進入流遠刑，使流遠刑成為一種包括多種懲治方式，具有多種層次的刑罰，並進而進入了國家法定的刑罰體系。《 經世大典·憲典》規定的五刑制中，流刑被正式界定為「 流則南之遷者之北，北之遷者之南 」。 [12]這標志著包括了出軍的元代的流遠刑成為一種新的流刑，並正式代替了五刑制中傳統流刑的位置。
就唐代以後各朝實際應用中的刑罰看來，死刑、徒刑、笞杖刑的實施相對比較穩定，而降死一等重刑的調整卻是十分頻繁的。在這樣的調整之下，傳統流刑基本沒有得到行用，真正承擔懲治降死一等重罪任務的，是各朝代根據當時的需要和本朝的特徵創建的新的懲治手段。
明初律、令明確規定，以傳統的五刑制為國家法定的刑罰體系，其中流刑仍分傳統的二千里、 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其中，《 大明律》規定的處以流刑的條目約有 45條。適用的對象分緣坐與實犯流刑兩種。就設置的懲治力度而言，流刑仍處於傳統的死刑與徒刑之間。如《刑律》「謀殺人」條規定，凡謀殺人，若傷而不死，造意者絞；從而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加功者，杖一百，徒三年。[13] 那麼，《大明律》規定的傳統流刑將如何落實？而最重要的，明代將如何解決已經為歷史所證實了的傳統流刑的不足？降死一等重罪的懲治如何有效實現？ 吳元年（公元1367 年）十二月，《 大明令》和《大明律》同時修成。關於流刑，《刑令》一條規定，「 凡官吏犯贓至流罪者，不問江南江北，並發兩廣福建府分及龍南、安遠、汀州、漳州煙瘴地面安置，其上項煙瘴地面附近州府之人犯贓並發迤北邊塞處所。」[14]《大明律·名例》 「徒流遷徙地方」條下也規定：「流三等，照依地里遠近定發各處荒蕪及瀕海州縣安置。直隸府州流陝西；福建布政司府分流山東、北平；浙江布政司府分流山東、北平；江西布政司府分流廣西；湖廣布政司府分流山東；河南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山東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山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 陝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廣西布政司府分流廣東；廣東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四川布政司府分流廣西。」 [15]兩者的共同特徵在於，首先，盡管法典規定了流刑三等的距離，法律在此之外卻又設置了流犯具體的發送去所。傳統流刑作三等的區別，本是為實際發配作標準的，這樣，區別顯然已經失去了實際的意義；再者，就規定的去所而言，兩者都具有南北易置的特徵，即南方流犯發北，北方流犯發南。北方多為邊塞之地，南方都為煙瘴荒蕪之所。這與傳統流刑的發配特徵也顯然是不符合的。這意味著，盡管在刑制中，法律規定的流刑具有傳統的特徵，但即便是在法律的層面上，這種傳統已經是不完整的了。
大致在洪武十八年以前，明代流刑在一定規模之內得到實施。流犯的編發就是按照上述律、令規定的具體地理位置發送，不作三等的區別。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三月丙戌的大赦詔專門提到，「安置、徒流未至地方者，---並釋還鄉。」同月，朱元璋對刑部的詔令即為上文的「地方」提供了註解：「犯流徙罪者不宜處以荒蕪之地，但定其道里遠近，令於有人民處居之，以全其生。」[16]
與此同時，相當一部分流犯則以「輸役」來代替實際的流放。輸役的方式多種多樣。僅《實錄》的記載來看，洪武八年至十八年，十年間，太祖曾有三次對刑官下達如下的處置命令：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二月甲午，太祖下令，命流罪犯人「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種」；洪武十六年（公元1382年）正月，令流罪犯人代農民力役，以贖其罪；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六月，又命法司，罪人應流徙者，發涼州木速禿、雜木口、雙塔兒三遞運所充車夫，俾運軍需。[17]
傳統流刑的廢而不用此時已經初露端倪。
為了加大社會治理的力度，在洪武十八年及以後的一兩年內，朱元璋連續頒布了著名的四編《大誥》。為保證《大誥》的流傳，在《大誥》首篇，即《御制大誥》的篇末，朱元璋明確規定，官民犯罪，若持有《大誥》， 笞杖徒流罪名可減罪一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條《誥》文同時也規定了，如果沒有《大誥》，還要罪加一等。[18]但是，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再提減等問題時，並未提及《大誥》加等之事，只規定「法司議罪各引《大誥》減等，若遇恩例，則通減二等」[19]。 以後，「《大誥》減等」幾乎成為專有名詞，「《大誥》加等」卻罕有提及。[20]
《大誥》頒行之後，以朱元璋對《大誥》的重視，《大誥》減等的命令應該很快得到了遵行，[21]並應該有普遍的實施。 而洪武末年對《大誥》及相關命令的重申，更使《大誥》及「減等」的命令進入了祖制的范圍，得到遵奉。弘治年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疏，其一條雲，「今內外問刑衙門宜追審犯人果有無《大誥》，有者，始許減等論罪，不可仍前概擬為有《大誥》，虛減其等。」[22]在地方，也有如下的記載：「鄉之人有自官司訟回者，曰，某也罪，流罪徒而里而年不等，某也罪，杖罪笞而數不等，俱有《大誥》減等。---問於鄉之長老，始知亦制也，內自司寇部，外而諸司，但問刑者皆然。」[23]可見《大誥》減等普遍實施的事實。以此為前提，在一些律家編錄的有關法律文書中，「《大誥》減等」被編成常用的「招議之式」之一。[24]
《大誥》減等的規定本適用於死罪以下的各個刑種，但其間受到影響最大的卻是流刑。笞、杖、徒刑本身分成五等，減一等處置並不影響刑種本身的行用，而流刑的情況卻有不同。《大明律》規定，「二死三流同為一減」，即流罪三等若減一等處置，則均為徒三年。[25]這樣，身犯流刑的罪犯，如果收有《大誥》，罪減一等，則均按徒三年處置。
「《大誥》減等」本來是一個相對偶然的歷史產物，在明代卻成為傳統流刑廢而不用的重要契機。

B. 從刑罰演變的角度談一談人類文明的進步

從古帶到近代。刑罰從最原始的反人類性質，逐步演變到今天對自己犯錯誤所承擔責任，懲罰自己的性質。隨著文明的進步，人類社會在刑罰上，更加註重人權，逐步堅持以人為本的人性至上的原則。

C. 國際刑法的刑罰體系具體有哪些內容和特點

國際刑罰體系：是指國家以有利於發揮刑罰的功能、實現刑罰的目的為指導原則，專通過屬刑法的規定而形成的、由一定刑罰種類按其輕重程度而組成的序列。
國際刑罰體系具有以下特點：
1.刑罰體系的構成要素是具體的刑罰方法即刑種。
2.構成刑罰體系要素的刑種是經過立法者選擇而確定的。我國的刑種是立法者在總結長期以來我國各種刑事立法規定的刑罰種類及其運用效果的基礎上選擇確定的。
3.構成刑罰體系要素的各刑種是依照一定的標准排列的。我國刑法中的刑罰體系主刑和附加刑都是按照各自的嚴厲程度由輕到重依次排列的。
4.刑罰體系是由刑法明文規定的。首先，構成刑罰體系要素的刑種是由刑法明文規定的；其次，主刑與附加刑的分類是由刑法規定的；再次，刑罰種類的先後排列是刑法規定的。
5.體系確立的依據是有利於刑罰功能的發揮和目的的實現。我國刑罰體系中，無論是刑種的選擇，還是刑種的分類，抑或是刑種的排列，都是立法者從有利於刑罰功能的發揮和刑罰目的的實現而確定的，不是隨心所欲規定的。

D. 中國古代刑罰制度的特點。

一、社會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當權者指導思想的不斷變化導致了刑罰發展變化。法律制度是社會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門，任何法律制度的產生、發展，以及其特色的形成，都是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傳統等社會經濟條件緊密相連的。原始社會時期，沒有國家，沒有法律，生產力水平低下，人類認識自然的能力低下，當時的原始習慣也是由以採集和漁獵為標記的低下生產力水平決定的，懲罰方式簡單殘暴，後來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私有製成為主導。逐漸產生了相當多的習慣法，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隨著人們對物質世界的進一步認識，刑罰的體系逐漸完善，目的性也更加專一，保護私有制財產，保護人身權利，維護政治統治。自夏代建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起，我國古代社會一直堅持以刑法為主的法律體系。 由於專制、集權貫穿我國幾千年的古代發展史，中國的法律文化也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沒有西方世界的民主與法制、人權的概念。大量的充斥於刑法之中的完全是對人的生命的漠視和刑罰的隨意性。 從簡單的同態復仇到夏、商時期奴隸制刑罰，及至演變到封建社會的「五刑」，刑罰的變化，同當權者的統治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系。中國古代社會一直是集權的家長制統治，王或皇帝是國家的主宰，所謂家天下。「溥天之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法律也集中體現了維護王權統治的基本指導思想。崇尚刑法，重視刑罰。使我國古代不管民事、行政、刑事的制裁，無一例外的採用刑罰的手段。法律不但憑借嚴酷的刑罰手段懲辦危及王權統治的政治性犯罪，同時也嚴厲制裁破壞國家統治、擾亂社會程序的刑事犯罪。統治者從長期的實踐中體會到，既要使犯罪者受到懲罰，又能保存勞動能力，是更為有利的。所以刑制的改革，更加適應了經濟基礎需要，同時更好的維護其統治。夏、商時期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同時又剛剛從原始野蠻時代演變而來，維護王權成為其首要的目的，同時人的愚昧無知又使統治者假借天意的圖謀得以實現，雖然其刑罰十分的野蠻殘酷，但是統治者借天的名義，成功地表明其刑罰的合理性。同時，統治者鑒於前朝的教訓，至周時提出「以德配天」、「明法慎罰」的思想，強調「用刑寬緩」，將教化和刑罰結合起來，體現到刑罰上，出現了「圜土之制」，「嘉石之制」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罰，以及贖刑、流刑等以作為五刑的補充，不再單純是傷及人肢體、生命的酷刑。秦以後到明清，中央集權的統治者更加牢固的確立，雖然各朝代執政者執政的指導思想各有不同，但是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在也逐漸促進統治者對刑罰作出變革，以絞、斬死刑代替以往殘酷的生命刑，以笞、杖、徒、流代替野蠻的肉刑，實質是統治者逐漸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文明程度提高的反映。 二、古代社會高度集權的家長制統治，統治者權力的無限制和無制約，當權者往往憑一己好惡行事，使刑罰形成了不穩定和不確定的特點。所以，我國古代刑罰發展變化的進程中人為的痕跡濃重。總趨勢是朝者寬緩的方向，但是其中也多有反復。我國古代社會自從有國家以來，無論是不成文立法的時代，或者是成文法時代，法律對刑罰的種類都有明確的規定，但是經常有隨意增加法外刑罰的情況。隋初，制定《開皇律》、《大業律》，強調用法寬緩，然而隋煬帝並不依律行事，他「更立嚴法」，並恢復梟首、滅九族等等酷刑，自毀法制，濫施淫刑。又如唐時法律為我國古代之最鼎盛時期，但是法外施刑的現象也層出不窮。武則天時，酷臣周興、索元禮、來俊臣非法採用酷刑，摧殘人犯，將人犯「禁地牢中，或盛之如瓮，以火圜灸之，兼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瞰之者。」明時，皇帝設廠衛特務機關，濫用刑罰更為嚴重。清律中根本沒有關於文字獄的直接規定，但所有的文字獄均是按照謀反、大逆定罪，是最嚴重的犯罪，並且處以最嚴厲的刑罰。所以，古代專制制度下，皇帝的行為往往將法律淪為一紙空文。 另一方面，較為開明的當權者的舉措，又會帶來不同的後果。據史載，漢初文帝改刑罰的原因，是為緹縈的孝心感動，遂下詔說：「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生不息」，是 「不德」。由此引發了漢初刑罰的改革。 所以，在我國古代社會以仁者治國的指導思想下，法制的推進顯然有其偶然性，但是反過來說，這樣的發展變化也是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 三、宋元明清法制由輕向重變化的原因。從秦漢至隋唐，刑罰制度的發展趨勢一直為由繁雜殘酷向簡明輕緩。期間有漢文帝廢肉刑的改革，以及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刑制改革及隋文帝法定五刑，至唐時法制達到巔峰，其影響直至宋、元、明、清，並及諸海外，但是宋、元、明、清雖以唐制，其刑罰較前朝又趨殘酷、繁雜，並且復活了肉刑，死刑的執行方式也有增加。從歷史上看，宋、元、明、清時期是我國小農經濟繼續發展並且至沒落，而商品經濟逐漸萌芽之時，社會的矛盾日趨激化，統治者為維護其統治，更加加強中央集權，用重典治天下，故而刑罰更加殘酷，這也是中國古代社會後期刑罰的重要特點，至明清，發展尤為明顯。其特點，就是限制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在資本主義萌芽已經誕生的條件下，仍然堅持重農抑商的傳統，實行「禁海閉關」，延緩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和發展。明時增加許多法外酷刑，而清朝又處於古代中國向近代化發展的復雜時期，更加以空前的嚴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的高壓統治。明清時期大興文字獄，對思想異端嚴厲懲罰，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我國古代社會先進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這也是我國古代社會一貫的愚民政策的體現。 明清時期重刑觀點同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社會矛盾的錯綜復雜密切相關。古代社會發展到明清時期，封建制度已經走向末路，新的生產關系正在形成之中。而這種新興的生產關系勢必威脅到封建統治集團的切身利益，所以，統治者為了維護政治上的專制統治，必然鉗制廣大人民的思想和輿論，甚至不惜動用殘酷的刑罰手段，遏制自由思想的興起。 四、刑罰的變化與發展同特定的社會發展現狀緊密相連。我國古代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或者同一階段的不同時期，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各個層面發展不盡相同，所以，在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會形成不同的特色。刑罰作為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也有不同的發展和變化。「刑罰世輕世重」的刑事政策也充分得以體現。從夏商以來歷代統治者在運用刑罰統治社會的過程中逐漸積累了豐富的用刑經驗，至西周時，形成「刑罰世輕世重」的理論。《尚書。呂刑》說「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這種思想逐漸融入中國傳統政治理論之中。刑罰的發展變化實際上也體現了這種理論在治國實踐中的運用。戰國時期，群雄並爭，天下大亂，當時剛剛興起的地主階級在制定法律的時候就特別強調重典重刑，用刑嚴酷。唐時，社會經濟的發展較為迅速，國家實力明顯增強，所以，這一時期奉行用刑持平，「刑平國，用中典」的策略，體現到刑罰上，變化為寬嚴適中，簡約易明。由此帶來的後果是社會更加穩定，經濟更加繁榮，使唐帝國成為當時亞洲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宋、元、明、清時期，統治者都是在天下大亂，群雄紛爭中奪取天下，都認為身處亂世，強調治亂世用重典。所以這一時期的刑罰一反隋唐以來的輕刑中典政策，又將刑罰導入峻法酷刑的時期，走上了回頭路。然而，嚴刑酷法帶來的不是統治者的長治久安，也不是什麼治國良方，殘酷的鎮壓反而加快了王朝覆滅的步伐。

E. 刑罰的特性

刑罰不僅是對犯罪人的一定權利和利益的剝奪，而且還表明國家對犯罪分子及其行為的否定的評價，並且從道義上譴責犯罪分子，這對於犯罪人以及其他人都寓有教育的意蘊。因此，教育也是刑罰的內在屬性之一。教育作為刑罰的屬性，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在各個時期的刑罰中所佔的比重及其表現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在中國的蒙昧時代和西方的復仇時代，刑罰的懲罰性居於核心地位，刑罰的教育性是微乎其微的。在西方的威嚇時代，刑罰的教育性主要表現為用殘酷的刑罰進行恫嚇。當然，與此同時，中國和西方歷史上主張發揮刑罰的感化作用的思想家也不乏其人。顯然，與恫嚇相比，感化與我們現在所說的教育，距離更為接近。及至近代西方教育刑興起，更是將教育視為刑罰的本質特徵。應該說，教育因素在刑罰屬性中的地位加強，正是刑罰進化的必然結果。中國刑罰特別重視刑罰的教育性。它通過對犯罪的譴責，使犯罪分子認罪伏法，在思想上受到深刻的教育。因此，如果沒有教育這一因素，刑罰同樣不成其為刑罰。而且可以肯定，隨著社會進步、文化發展，刑罰中的教育性這一屬性將在中國刑罰中越來越占重要地位

F. 古代的刑法為什麼那麼殘忍

或許我們私下裡和朋友開玩笑，說過「你這樣的行為在古代估計要被五馬分屍」這樣的話語。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在我們的潛意識裡面，認為古代的刑罰是比較血腥殘忍的。當然這也沒錯，翻閱歷史上的各種酷刑，都讓人看的心驚膽戰。
古代刑罰我們看起來之所以血腥，那是因為我們站在當今社會的立場和價值觀之上，自然古代的刑罰便代表著野蠻血腥和殘忍。有網友甚至評論說，封建時代的刑罰不是從現代社會人性化角度設計的，其潛台詞卻是說，古代的刑罰是他們那個時代價值觀和文化的體現。比如五馬分屍，誅九族，腰斬，凌遲等我們看上去毫無人性，毫無道理的血腥處罰。

在古代人眼中，卻代表著一種理所當然和本該如此。因為這樣的酷刑，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奢求的。在古代除非是造反，叛國等重大罪行，才給給予極刑。比如明朝時期的袁崇煥，便是以叛國通敵罪而被判處凌遲，而當時的百姓紛紛叫好，更是有人買其肉而食之。從這個歷史事件便可以看出，古人並不認為這樣的凌遲殘忍，就像我們現代社會一個人殺人了，他被判處死刑，這樣的平常事沒有人在意，都認為理所當然。

我們現在執行死刑一般都是槍決，未來可能會是更加文明的方式安樂死。說不準在未來的時空之中，那些未來的民眾看待我們的時候，也會認為我們現在的刑罰過於血腥和殘忍。

G. 中國法制史 比較奴隸制五刑和封建制五刑內容，各自有何特徵，並做簡要評述 謝謝各位高人啊，這是作業好難

1.五刑是五種刑罰的統稱，可分為奴隸制五刑和封建制五刑。

奴隸制五刑是指墨、劓（音易）、刖（音月）、宮、大辟。封建制五刑指笞、杖、徒、流、死。奴隸制五刑在漢文帝之前通行，封建制五刑在隋唐之後通行。兩種五刑制只是對古代刑罰的一種概括，不能完全包括古代的刑罰制度。

奴隸制五刑中除了大辟即死刑外，其他四種又叫做肉刑，因為這四種刑罰是對肉體的刑罰，而且受刑後無法復原。

墨刑又叫做黥（音晴）刑，先割破人的面部，然後塗墨，傷好後留下深色的傷疤。漢文帝廢除肉刑後，經過魏晉隋唐，都沒有此刑，但五代和宋又恢復，遼金元明清都有刺面刑，但有的輕罪則刺胳膊。到清末光緒末期，徹底廢除。

劓，即割鼻子，漢文帝廢除肉刑後，用笞三百代替，後來，又減少了笞數。此後，該刑不再出現。

刖，夏朝稱臏，周時稱刖。是指斬掉左腳、右腳或者斬雙腳。有的說稱臏是去掉膝蓋骨。秦朝稱為斬趾。

宮，又叫淫刑、腐刑、蠶室刑。開始是懲罰那些有淫亂行為人，後來處此刑的人與淫亂無關。宮刑是五刑中僅次於死刑的一種重刑。東漢時曾經用這種刑罰來作為死罪減等刑。隋朝法律正式廢除。

大辟，即死刑。秦漢以前的死刑種類很多，如戮、烹、車裂（五馬分屍）、梟首（砍頭後懸掛示眾）、棄市（鬧市斬首後暴屍於眾）、絞、陵遲（也寫作凌遲）等。

2.封建制五刑在隋唐以前已經存在，到了隋唐正式定為法定刑罰使用。

笞是笞打，原來的刑具用小荊條擰成，到了清朝則用竹板做成。這種刑一般打臀部。受刑的輕重和行刑人有關，可以徇私舞弊。笞分為五種等級：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杖，用粗荊條擰成，到隋朝時定為法定刑，也分五等：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和一百。擊打部位是背、臀和腿。宋、明、清和隋唐相同，到清朝末年法律改革時廢除。

徒，強制犯人勞役的刑罰。《唐律疏議》的《名例》篇解釋說：「徒者，奴也。」即勞役。分五等：一年，一年半，兩年，兩年半，三年。唐朝不附加杖刑，而宋朝則加脊杖。

流，就是將犯人流放到邊遠地區，不準回鄉。隋的流刑分三等：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分別勞役二年、二年半和三年。唐朝則各加一千里，但勞役時間減少，都是一年。

死，隋唐之後，死刑一般是兩種：絞和斬。宋元明清還加上了凌遲。明清加梟首。

古代執行死刑一般是在秋冬季節，這與古人的自然神權觀念有關，即順應天意。春夏是萬物生長的季節，而秋冬是樹木凋零的季節，象徵肅殺。人的行為包括政治活動都要順應天時，否則要受到天神的懲罰。皇帝即是天的兒子，更要遵守天意，按照天時行事。處決犯人也是如此。

從西周開始就有了秋冬行刑的做法，到了漢朝成了制度。除了謀反等大罪可以立即處決外，一般死刑犯都要等到秋天霜降後冬至以前才能執行。

古代還有行刑的禁忌，唐宋規定正月、五月、九月為斷屠月，每月的十齋日為禁殺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即使謀反重罪也不能在這些日子處死。明朝也規定十齋日禁止行刑，否則笞四十。國家進行的大的祭祀活動時也禁止行刑。行刑的具體時間有的規定在下午1點到5點之間。過時則要等到第二天。

H. 簡述刑法的特徵

戴某在福建省古田縣某銀行工作。1990年1月1日起，戴某與銀行簽訂了書面勞動合同，並約定銀行可以解除或終止合同的情形包括用人單位因經營虧損、機構改革和調整等。合同期滿後，雙方未續訂勞動合同，但戴某繼續在原單位工作。後銀行採用投票記分、末位淘汰的方式進行裁減職員，經投票，戴某被列入淘汰名單上報寧德市分行。寧德市分行以「裁員增效精減分流」為由下達了《關於解除戴某勞動合同的通知》和《關於解聘戴某聘用制幹部的通知》。戴某因此與所在單位發生爭議。

，《勞動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勞動合同期滿或者當事人約定的勞動合同終止條件出現，勞動合同即行終止」的規定，並非是用來約定「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因為這一條款當中所謂「當事人約定的勞動合同終止的條件出現」是指雙方在簽訂勞動合同時，對因意外事件的出現和當事人失去履行合同能力而不能繼續履行合同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時所作出的前瞻性的終止合同效力的約定。

什麼是「末位淘汰」？這種制度硬套在對企業職工的勞動管理上合適嗎？

「末位淘汰」是「舶來品」。它源自美國，如GE、惠普都推行了末位淘汰制。這是與在GE中做人力資源管理的傑克·韋爾奇有著密切關系的，他創制出了「活力曲線」，為「末位淘汰制度」奠定了基礎。也可以說，在GE，末位淘汰制度是成功的。

我國也有某些知名大企業在推行這套制度時，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海爾集團的「三工並存、動態轉換」，萬向集團的「階梯式用工、動態式管理」以及山東濰坊電業局的「分線管理」等。

所謂「末位淘汰」，是指用人單位根據其具體目標和企業戰略，結合各個具體職位的實際情況，制定的績效考核指標體系，並以此為標准對員工進行考核。根據考核結果對績效靠後的員工進行淘汰，而不管這些員工的績效水平是否高於組織績效考核標准線的績效管理制度。換句話說，末位淘汰制度，就是用人單位自己制定一個考核標准，然後對員工進行考核，經過考核後將排名相對靠後的人員予以淘汰、辭退的一種管理方法。

刑法的特徵

刑法是指刑法與其他部門法相比所具有的自身特殊性，這些特殊性是刑法作為一個部門法存在的主要依據，也是我們研究刑法的邏輯起點，刑法中的許多問題都是由這些特點引出的。關於刑法有哪些特點，理論上有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刑法的特點應當包括以下四點。
（一）刑法的強制性最為嚴厲
（二）刑法的保障性
（三）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范圍更廣泛
（四）刑法的謙抑性、最後手段性
刑法上述四個特點是相互聯系的。刑法的強制性最為嚴厲這一特點是刑法最根本的特點，它派生了其他特點。刑法的上述第二個特點是利用刑法嚴厲性的結果，第二個特點又進一步引伸出第三個特點，而第四個特點是限制刑法嚴厲性的結果。
第二、三個特點和第四個特點又是對立的。從刑法的保障性看，刑法的保護范圍越是廣泛，刑法的觸角延伸得越廣，保護的力度越強，就越有利於刑法保障功能的發揮；但從刑法的謙抑性角度看，刑法負作用很大，需要內斂，刑法的觸角不能無限擴張，否則就容易侵犯公民的自由。刑法的觸角超出了一定的范圍，就會與公民的自由發生沖突。可以說，全部刑法都是圍繞著利用刑罰的嚴厲性懲罰犯罪和限制刑罰的嚴厲性防止刑罰的濫用這一對矛盾展開。由這一對矛盾引申出刑法中一系列的問題以及決解這些問題的刑法原則和制度。如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犯罪化與非犯罪化問題、罪刑法定原則、犯罪構成問題等。

差不多了-

I. 論中國傳統刑法的特徵

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的發展演變及其主要特徵
1、我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以「禮」為立法的指導思想（《中國法制史》）。
2、「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統一法典結構，一部法典把民法、刑法、訴訟發、經濟法的內容都裝進去了。
3、宗法制度的影響很大。
4、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原心論罪論。
中國法律主要起源於早期氏族部落之間的戰爭。古人將這些戰爭稱為"刑征"或"刑伐".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要有統一的紀律，於是首領的軍令成為每一個成員必須遵守的規范，軍紀軍規成為中國法最早的一個形式。甘誓稱"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這種在作戰前當眾發布的誓詞或者說軍令就是一種比較多見的法律形式。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左傳 昭公六年》)不僅如此，一些最初的刑罰方式也來源於此，比如死刑中的殛刑便是黃帝與蚩尤戰爭中產生的，蚩尤戰敗後，黃帝對其施蚩攴刑，"蚩"即蚩尤，即殺，殛蚩攴同音假借，故稱"殛刑"。肉刑是苗族攻打異族時創造的，《尚書呂刑》中有記載"爰始淫為劓、刵、椓、黥黃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相虐以威，遇絕苗民，無世在下。"其中"劓"、"刵"、"椓"、"黥"就是肉刑的幾種方式。也就是說，中國法律從一開始便和異族聯系，和暴力制裁聯系，這對後世影響很大。直至今天，大多數人仍把"法"和"刑"聯系在一起，認為法律就是制裁那些品性不良，不順教化，即是和自己不處於同一范圍的人，因此得出結論，對這些人以重刑懲罰，便是理所當然。中國古代刑法的哲學基礎是建立在一種"人性本惡"的指導思想上的。戰國時期的法家思想認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享樂，好逸惡勞，趨利避害，這是犯罪的根源。"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因此主張以毒去毒，以刑去刑，商鞅認為："刑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所為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韓非子也說過："重罪者人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所謂重刑者，奸之利之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不生也。所謂輕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也，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以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既然輕刑不能制止犯罪，就加重刑罰.中國人的重重刑傳統使得整個封建社會法律所採用的刑罰普遍較嚴厲。就以死刑為例，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有章可循的就有斬、梟首、棄市、戮、戮屍、肢解、剖心、炮烙、射殺、凌遲、醢（搗成肉泥）、車裂、活埋、磔（分裂人體）、具五刑（五種極刑並用）等等。直到近代，伴隨西方法律思想逐漸傳入，中國法制逐漸走向現代化，法律的輕刑化才逐漸得以實現。這個觀點在實際也得到證明：以刑法本身為例，中國封建社會中，幾乎沒有真正意義的民法，沒有違法犯罪之分，而是刑法一統天下。而如今，一大批部門法產生，刑法在法律體系中由全面保護各種利益逐漸演變為其它法律的保障法。世界法律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已成為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潮流和趨勢，中國法律的發展進化必須與之相吻合。但我國刑罰輕刑化和死刑的廢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與世界相比，都存在較大差距，需要政府不斷的努力 。

當代中國法律發展
1，實質上仍然是成文法系，但是，在新興立法上開始被美國的判例法中確立的一些規則所影響。美國的判例通過成文法，特別是司法解釋的方式開始逐步影響司法實踐。
2，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國內立法逐步與國際公法、私法開始接軌。成為國內立法的發展方向。
但是，個人認為中國的法學理論界資源過於集中在某些成名大家手中，這些大學者的過分突兀已經影響了立法的走向。幾個人的思想就可能影響一部法典的編撰。使很多非著名學者的學說日益邊緣化。

中國法律的發展史參考：
二十世紀的中國法律史學研究
比較法制史：中國法律史學研究的新視角
中國法制史論文：

J. 古代的刑具刑罰

中國古代的刑罰種類繁多，大致可以歸為五類。隋以前的五刑為；墨刑、劓刑、刖刑、宮刑、大辟，前四種為肉刑。漢文帝始議除肉刑，至隋文章制《開皇律》，基本上以五刑——笞刑、杖別、徒刑、流刑、死刑取代了舊五刑，以身體刑（又稱痛苦刑）取代了肉刑。值得一提的是，這里所提到的自刑、身體刑，基本上屬於法律規定的正刑，而實際上法外施刑的情況非常普遍，施刑有著極大的隨意性，五花八門，十分殘酷。

l、湯鑊
例：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廉頗藺相如列傳》高中語文第一冊）
湯鑊：死刑的一種，也作「烹」，是把人放過大鼎或大鑊，用滾湯將人活活煮死的酷刑。

2、黥
例：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高中語文第一冊單元統習）
黥；又稱墨刑，其法是以刀刻鑿人面（體）再用墨塗在刀傷創口上，使其永不褪色。漢以前，墨刑主要施於犯人面、額之上，適用於較輕罪犯；以後，墨刑間或有之，主要用於選奴、竊盜和輔助刑。

3、斬
例：君既系獄，……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譚嗣同》高中語文第二冊）
斬：死刑的一種。古時分腰斬和斬首，腰斬用鐵鑕（今鍘刀），斬首用刀刃。隋以後新刑告皆指斬首之刑。此處即為斬首。

4、刖
例；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韓非子?和氏》高中語文第三冊單元練習）
刖；斷腳之刑。刖刑系以臏刑演變而來。臏刑是去掉犯人的膝蓋骨，犯人受臏刑後不能行走，受刖刑即斷足後，裝上假肢仍可行走，故刖刊輕於臏刑。

5、刺配
例；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這里。（《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高中語文第四冊）
刺配：臉上刺了字，發放送往遠地充軍。刺：即上文的黥刑，在罪犯額面或肌膚上刺上字，用墨染上顏色。配；流刑，發往遠地充軍。

6、笞
例：履至君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過秦論》高中語文第四冊）
笞：古代新五刑的一種，用竹板或荊條打人背部或臀部。笞刑自十至於五十下。敲撲，刑具，短的叫敲，長的叫撲，這里指用嚴酷的刑罰來奴役天下的百姓。

7、謫戍
例：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過泰論》高中語文第四冊）
謫戍：流刑，將有罪的人流放到邊遠地區防守。課本注為「被征發戍守邊遠地區」是不準確的。

8、菹醢
例：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涉江》高中語文第五冊）
菹醢：古代的一種酷刑，把人剁成肉泥，製成肉醬。

9、杖
例：宰嚴限追比，旬余，杖至百。（《促織》高中語文第五冊）
杖；自隋起定為五刑之一。用大荊條、大竹板或棍棒抽擊人的背、臀或腿部。杖刑自五十至於一百下。

10、宮刑
宮刑；又稱腐刑，是僅次於死刑之刑。男子閹割生殖器，女子幽閉。因犯人閹割後畏風須暖，要在蓄火如蠶室之宮刑獄中將養百日，所以宮刑也叫做隱宮、下蠶室。大家熟悉的《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就曾因「李陵之禍」而遭受了宮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