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都刑法

1. 14周歲以下的人，殺人犯什麼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七條：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因不滿16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
1.如果未成年是過失致人死亡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2.如果是未滿16周歲的犯故意殺人的，不承擔刑事責任。
3.如果是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犯故意殺人的，根據情節（是否是自首，是否有立功表現等）處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
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49條犯罪的時候未滿18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都是未成年人犯罪，都應當實行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原則。

參考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2. 危險駕駛罪的社會評論

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了第133條之一，置於現行刑法第133條的交通肇事罪之後，規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並處罰金。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修正案新增的這一犯罪該如何確定罪名？主流觀點認為應該定「危險駕駛罪」，因為本罪規定的兩種行為方式，其本質上的共同屬性在於都屬危險駕駛行為。
但也有觀點認為，這一新罪針對的是危險駕駛「機動車」的行為，此外的危險駕駛行為不在規范之列，所以罪名應該定為「危險駕駛機動車罪」。現在看來，這樣的觀點或有後來居上的苗頭。應該承認，「危險駕駛罪」這一罪名「文雅且足夠響亮」。但是其可能的問題在於名實不符，「危險駕駛罪」這一大帽子下面其實只管著「追逐競駛」和「醉酒駕駛」兩類行為，且不說這兩類行為的入罪要件並不相同（前者要求「情節惡劣」），更重要的是，既然稱為「危險駕駛罪」就要規定所有至少是主要的危險駕駛行為，而法條只是封閉式、限定性地列舉了其中兩種情形。自然，「危險駕駛」是將「追逐競駛」和「醉酒駕駛」行為「合並同類項」之後的高度概括，但在我看來，罪名概括除了要反映犯罪的本質要素外，還應該盡量准確地揭示該罪的法網范圍。
如此來說，「危險駕駛罪」得分於對兩類行為的共同本質的概括，但失分於對該罪法網界限的標定，是有遺憾的。相對而言，我贊成分開定罪名，即將該條所確定的罪名定為「追逐競駛罪」和「醉酒駕駛罪」二罪的思路（戴玉忠教授持此種主張）。這樣，就能准確地標示出中國刑法處罰的危險駕駛類犯罪的實際法網所及之處，而且根據一個刑法分則本條歸納出兩個獨立罪名也早有侮辱罪與誹謗罪（刑法第246條）以及窩藏罪與包庇罪（刑法第310條）等先例。
分定罪名說可能面臨著兩種質疑。第一，若依此類推，所有刑法分則各本條都依據行為方式確定罪名的話，那刑法的罪名豈不要泛濫成災？但我對這一質疑不以為然。那些刑法分則對行為方式明確列舉之後又有概括式規定或者是分則條文已經列舉了可能的主要行為方式的，完全可以採用抽象概括的罪名；而對於採用封閉式規定並且列舉明顯未盡的，則不應該徑直拒絕分定罪名。至於罪名「泛濫」的問題，實在不足為慮。學者們完全不必為能脫口說出中國刑法中到底有多少個犯罪而自豪或者為不能做到這一點而羞愧，只要是法官們在具體的司法適用中，能夠准確地「找法」定罪就足夠了。
對分定罪名說的第二點質疑更值得重視。即，如果按照分定罪名說，前一天追逐競駛且情節惡劣而第二天又醉酒駕駛的，就構成了數罪，就需要並罰；而按照「危險駕駛罪」或者「危險駕駛機動車罪」，就無需並罰，只在一罪的范圍內從重處罰即可。但是，既侮辱又誹謗的，或者既窩藏又包庇的，也都存在著同樣的問題。數罪並罰不是洪水猛獸，而且，這兩種危險駕駛類的行為如果按照一罪說則最多隻能處6個月拘役，而按照兩罪說則可因並罰而最多處1年的拘役，或許更能做到罪刑均衡。

3. 江西省於都縣禾豐鎮石徑村的殺人案

未見有關報道。根據刑法規定，故意殺人罪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直至死刑。

4. 崔篆平反兩千人中「嗟乎，刑法酷烈，乃至於斯！此皆何罪！」與孔子看到一婦人在山側哭泣時所說的什麼有異

孔子看到一婦人在山側哭泣時所說的是「苛政猛於虎」的典故。原文如下：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於焉，今吾子又死於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焉，苛政猛於虎也！」

譯文如下：孔子路過泰山旁邊，見到一個婦女在墳墓前哭的很傷心。孔子用手扶著車軾側耳聽。他讓子路前去詢問說：「聽您的哭聲，真像軾一再遇上憂傷的事。」婦女於是說道：「是的。以前我公公被老虎咬死了，我的丈夫也被咬死了，如今我兒子又死於虎口。」孔子說：「那您為什麼不離開這里呢？」婦女、回答說：「這里沒有苛政。」孔子對子路說：「你要好好記住，苛政比老虎還要兇猛啊！」

而崔篆平反兩千人中「嗟乎，刑法酷烈，乃至於斯！此皆何罪！」一句的意思是：唉！刑罰無度，陷民於阱。百姓何罪，遭此苦難！

二者的異曲同工之處在於都揭露了當時統治者的殘酷統治。古時並沒有明確的政治和法律之分，法律完全被作為統治者的工具，嚴酷的刑法反應出的也就是嚴酷的政治統治。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承受暴政，民不聊生，孔子說這種統治比猛虎更可怕，而崔氏則對陷於這種比猛虎還可怕的統治之中的人民表達出了同情哀嘆之情。總的來說，二者都是揭示統治者嚴刑暴政之意，只是一個是運用了比喻的手法以及描寫人民寧可面對猛虎也要逃避殘酷統治來側面說明，一個是直接從正面發出感嘆。

5. 江西贛州於都的社會人員可以參加報考普通高考么

考生報名參加高考條件的政策：

符合下列條件的人員，可以申請普通高考報名：
1、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
2、高級中等教育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
3、身體健康;
4、認真閱讀並願意遵守報考簡章及省招委會、高招辦頒布實施的其他有關招生管理的政策、規定;
5、報考軍事院校的，必須是年齡不超過20周歲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報考公安院校的，必須是年齡不超過22周歲;報考公安院校外語專業年齡不超過20周歲。報考以上院校及專業的考生須未婚;
6、少年班考生報名，須先由招生學校預選、發給考生准考證、明確考試科目、並通告考生所在市、縣 (區)招考辦之後，考生本人提出申請，經市、縣(區)招考辦審查合格，可在市招考辦指定的地點報名及參加考試。申請報考少年班，必須是極少數智力超常、成績優異且年齡在15周歲以下的初、高中在校學生(不包括高中應屆畢業生)。
7、在中國定居的外國僑民符合普通高考報名條件，持省公安廳填發的「外僑居留證」可以在各市指定地點參加報名。

禁止參加高考的人員
教育部規定下列四種人員不得參加普通高考報名：
1、具有高等學歷教育資格的高等學校的在校生;
2、高級中等教育學校非應屆畢業的在校生作假偽造應屆的學生;
3、因觸犯刑法已被有關部門採取強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4、無學籍，檔案不齊全的在校生。

因此您可以參加高考，但您已有工作，參加高考似乎意義不大

高考報名流程：
考生報名全部實行網上報名方式，即考生在規定時間內登錄當地教育考試院網站填寫報名信息，按規定程序到指定地點確認報名資格。
報名資格確認地點：應屆畢業生到本學校所在區（縣）指定的地點，具體地點由本學校通知；社會青年原則上在戶口所在街道（鄉、鎮）；在職職工在本單位所在地的區（縣）高校招生辦公室。
報名資格確認手續：符合報名條件的應屆畢業生、社會青年及在職職工在網上填寫報名信息後須持本市戶口簿（在職職工還須持本單位介紹信）和報名考試費，在規定時間內到規定地點辦理報名資格確認手續。
各報名單位應組織考生核對、確認本人的報名信息。
考生報名時所需用的照片，一律由區（縣）高校招生辦公室組織攝像採集。

6. 江西有多少部隊

這個屬於國家機密。不可泄漏，是犯罪行為。

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後又有泄漏高考答案行為的，以「受賄罪」和「泄露國家秘密罪」數罪並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罪。

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6)於都刑法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條規定，以竊取、刺探、收買方法，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法持有屬於國家絕密、機密的文件、資料或者其他物品，拒不說明來源與用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7. 明朝三司分管什麼

明朝的「三司 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查使司,督指揮使司主要是加強皇權！
都指揮使司為明代地區軍事總機構，長官有都指揮使1人（正二品）、都指揮同知2人（從二品）、都指揮僉事4人（正三品），其屬有經歷司經歷（正六品）、都事（正七品）。斷事司斷事（正六品）、副斷事（正七品）、吏目各1人。司獄司司獄（從九品），倉庫、草場、大使、副使各一人。行都指揮使司，設官與都指揮使司同。長官之中有一人統司事，稱掌印，簡稱都司，位次在布、按兩司之上。《明史•職官志五》說：「都司掌一方之軍政，各率其衛所以隸於五府，而聽於兵部。」

衛指揮使司設官與京衛同。外衛皆統於都司及行都司。衛以下為千戶所，千戶所又轄百戶所。千戶所有正千戶1人（正五品），副千戶2人（從五品），鎮撫2人（從六品）。其屬吏目1人。千戶所轄百戶所10個，共有百戶10人（正六品），總旗20人，小旗100人。刑獄則歸鎮撫掌管。凡衛所皆隸於都司，而都司又分隸於五軍都督府。自衛所以下，其官兵多世襲，這是明代特殊制度之一。

都督府的都督名稱後來變為空頭的官階，而統兵之官則須別加總兵、副總兵、參將、游擊將軍、守備、把總等名目。《明史•職官志五》：「總鎮一方者為鎮守，獨鎮一路者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為守備，與主將同守一城者為協守。又有提督、提調、巡視、備御、領班、備倭等名。凡總兵、副總兵一職均須有公、侯、伯、都督爵銜者充任。其總兵掛印稱將軍者，雲南曰征南將軍，大同曰征西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其在薊鎮、貴州、湖廣、四川及儹運淮安者，不得稱將軍掛印。宣德間，又設山西、陝西二總兵。嘉靖間，分設廣東、廣西、貴州、湖廣二總兵為四，改設福建、保定副總兵為總兵，又添設浙江總兵。萬曆間，又在臨洮、山海增設總兵。至明代末年，總兵官增置繁多，不可勝記。總兵在明代本為無品級之差委，至清代則為正二品的正規武職。

此外，還有軍民府、土州、土縣，其官員設置，與府、州、縣制相同。

據何先生介紹，掌管天津衛的最高官員就是天津衛指揮使，一位正三品的軍事長官。何教授說，明朝中央機構在初期設有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三孤(少師、少傅、少保)。但這些基本上屬於榮譽稱號而非實授。處理具體政務的是中央設立的中書省，左右丞相總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事務。到1380年，朱元璋廢除中書省及丞相制，分中書省及丞相權力歸屬六部，由六部尚書(相當於各部的部長)直接對皇帝負責分理國家諸事。此外還設有具備司法功能的大理寺、相當於現在紀檢部門的都察院等一些職能部門。

在地方上，明朝在各省設立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各1人，是本省的最高行政長官；提刑按察使1人，負責司法之事；而本省軍事防務的責任就落到了都指揮使肩上。可謂是三司權責分明。

8. 犯罪數額的犯罪數額的理論

犯罪數額是犯罪定量的重要體現，我國刑法中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都是刑法分則條文中犯罪定量因素的載體。同時犯罪定量因素是犯罪數額的存在根據，犯罪的本質特徵是質與量的統一，刑法總則部分第13條的「但書」規定，是以概括的形式對犯罪定量因素的肯定。為了正確評價犯罪數額在定罪量刑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須從刑法基礎理論的角度，對犯罪定量因素進行研究。本文將重點圍繞犯罪概念中定量因素的存在性、價值蘊含以及司法實踐中犯罪定量因素存在的困境等問題展開。
一、我國刑法犯罪概念中定量因素存在與否的爭論
刑法學界對犯罪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由於犯罪的概念與犯罪的特徵緊密聯系，學者們對犯罪特徵的不同看法必然導致對犯罪概念有不同理解。傳統刑法理論的觀點是「三特徵」說，即犯罪特徵包括
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應受刑罰處罰性。「犯罪是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並應當受刑罰處罰的行為」。在對「三特徵」說的批判過程中，有學者提出了「二特徵」說，具體又包括以下幾種觀點：1.社會危害性和刑事違法性說；2.危害社會和依法應受刑罰處罰說；3.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違法性說；4.應受刑罰處罰的社會危害性和刑法的禁止說；5.應受刑罰懲罰的社會危害性和依法受刑罰懲罰性說；6.犯罪具有社會危害性和應受刑罰懲罰性；此外，關於犯罪特徵還有四特徵、六特徵說等。
以上學說究竟何者具有合理性，至今仍有爭論。對犯罪到底具備幾個特徵筆者不想多著筆墨，這里所關注的是犯罪概念、犯罪特徵中所包涵的定量因素問題，即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是否具有程度的要求？上述多數觀點持肯定態度，即社會危害性這一犯罪的本質特徵具有的限度犯罪與其他一般違法行為的區別在於社會危害性的程度。筆者認為社會危害性是質和量的統一。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指出：「犯罪——孤立的個人反對統治關系的斗爭。」這一科學論述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的犯罪觀，即認為犯罪的本質是反對統治關系的行為。所謂反對統治關系也即社會危害性，所以社會危害性揭示了犯罪的本質。但是並非一切破壞統治關系的行為都是犯罪，除了犯罪具有社會危害性以外，一般的民事行政違法行為也具有不同程度的社會危害性。為了把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與其他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區別開來，必須從質量統一上來闡述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宇宙間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質和一定的量，是質和量的統一體。質是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內在規定性，事物的質是通過事物的屬性表現出來的。量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規模程度、速度等可以用數量表示的規定性。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不僅具有一定的質，而且具有一定的量。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文中說：「蔑視社會秩序的最明顯、最極端的表現就是犯罪。這里所說的「最明顯、最極端」無疑是對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的量的描述，如果我們不能正確把握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的量，就不能深刻理解犯罪概念中的定量因素。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有許多同志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
理論界也有學者對「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是質變數變規律的要求」的觀點提出質疑。李居全博士認為：「社會危害性是質的規定性，社會危害程度是在質的基礎上的量的積累，如果在社會危害性這一質的范圍內，以社會危害性的一定量作為質變的關節點即度，實際上是在量的積累過程中，人為地切斷了量的積累過程，在不具備質變條件的情況下強行飛躍。」「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之一，與民事違法等一般違法行為的區別不在於社會危害性程度的不同，後者只具有個體危害性，並不具有危害性，更不存在其社會危害性達到一定程度構成犯罪的問題」。
筆者不同意上述觀點，理由有：其一，度是質和量的統一，它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質的數量界限，是事物的質所能容納的量的活動范圍。在這個數量界限的范圍內，量變不會引起質變，超出了這個范圍，事物就會發生質變。社會危害性也是以一定的量作為質變的關節度，如果達到了「最明顯、最極端」的度，就會由使社會危害性的總量突破違法性的臨界點，經過刑事違法性的確認，而產生質的飛躍，使違法行為被確認為犯罪行為。這並不是「人為地切斷了量的積累過程」的強行飛躍，而是符合質變數變規律的。其二，在我國法律制裁體系中，犯罪與一般違法行為的區別不在於行為性質，而在於行為的危害程度。如《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規定的種種違法行為，往往能夠在刑法中找到相應的行為類型，受治安處罰的行為與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往往只存在著危害程度差異。因此一定程度的社會危害性是區別犯罪與一般違法行為的關鍵點。而後者認為兩者的區別在於個體危害性與社會危害性的觀點，則沒有看到一般違法行為與犯罪一樣，是一種違反現行統治關系的行為，同樣對社會秩序造成一定的危害，同樣具有社會危害性。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犯罪與一般違法行為的共性在於都具有社會危害性；兩者的個性在於，社會危害性量的差別。犯罪本質特徵的社會危害性是質和量的統一，犯罪概念中的定量因素即社會危害性的程度，是區分罪與非罪的重要標志。
二、「但書」是犯罪定量因素的集中體現
如果說犯罪是社會危害性是質和量的統一，那麼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的集中體現就是刑法第13條「但書」的規定。由於學界所列舉的犯罪概念的幾個特徵如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應受刑罰處罰性等，都是定性分析，因此任何一個特徵本身都不標明定量因素。第一，「刑事違法性」是國家立法者對達到嚴重程度的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的否定性法律評價，也是司法者判斷某一行為是否成立犯罪的法律標准，刑事違法性的判斷完全是一個定性分析的過程，不存在定量分析的問題。行為符合刑法分則的犯罪構成就成立犯罪，否則，就不成立犯罪。只有成立與不成立犯罪的問題，不存在「大小」程度問題。第二，「應受刑罰處罰性」是犯罪的法律後果，國家給予刑罰是表明對行為構成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的確認，因此，我們不能顛倒因果，以應受刑罰懲罰性這一特徵來替代社會危害的程度。社會危害性的程度即犯罪定量因素，只能從我國刑法第13條但書去尋找。其一，從但書的規范含義來看，我國刑法第13條中規定：「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里的情節指除客觀損害結果外影響行為社會危害程度的各種情況，如行為的方法、手段、時間、地點；行為人的動機、目的、一貫表現等。「危害不大」指行為的客觀危害結果不大。情節側重說明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而危害側重說明行為的客觀後果，二者相結合就構成了社會危害性的全部內涵。因此，在適用刑法第13條但書時，必須同時具備情節顯著輕微和危害不大方兩個條件。「但書」的這一規定，其正面意思是社會危害大到一定程度的才是犯罪，「但書」把定量因素明確地引進到犯罪的一般概念之中。正因為如此，儲槐植教授認為「但書」是第13條犯罪立法定義的必要組成部分，它把人類認識發展史上達到的新水平「定量分析」引進刑法領域，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其二，從但書的直接淵源來看。據研究1973年以前，中國刑法在立法機關曾起草過33稿，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前又由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修訂一稿、修訂二稿。除了初稿外，在所有刑法草稿關於犯罪概念的規定中，均有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或不以犯罪論處的規定。我們認為我國犯罪概念但書的規定，受前蘇聯刑法影響較大。1926年的《蘇俄刑法典》第6條規定：「目的在於反對蘇維埃制度，或者破壞工農政權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所建立的法律秩序的一切作為或不作為，都認為是危害社會的行為。對於形式上雖然符合本法分則任何條文所規定的要件，但因為顯著輕微並且缺乏損害結果，而失去危害社會的性質的行為，不認為是犯罪行為。」1960年《蘇俄刑法典》第7條第2款基本上相當於上述規則「形式上雖然符合刑事法律所規定的某種行為要件，但是由於顯著輕微而對社會沒有危害性的行為或不作為，不認為是犯罪。」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刑法的犯罪概念的規定，特別是「但書」的規定是直接借鑒於《蘇俄刑法典》的，但有學者認為，《蘇俄刑法典》關於犯罪概念的「附則」不具有定量含義。因為附則規定的是「對社會沒有危害性」，而我國「但書」規定的是「危害不大」。由此可見，我國犯罪概念尤其是「但書」規定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既有借鑒模仿的成分，更有中國特色的創新之處，創新之處就在於，作為犯罪定量因素的「但書」，也是區分罪與非罪的標准，這樣區分罪與非罪標准不僅是社會危害性的有無，而且有社會危害性的程度。其三，從「但書」規定與刑法分則的對應關系來看，有的又稱為「但書的照應功能」。我國刑法中具體犯罪含有定量因素的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直接規定了數量限制，如規定「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或規定了具體貨幣金額的情況，如刑法第155條、第158條、第160條、第163條至165條、第170條至173條、第175條至179條等；如規定「數量較大」、「數量巨大」、「數量特別巨大」或規定了具體數目的情況，主要刑法第206條至第209第、第211條、第342條、第345條等；還有規定了特定種類的數額，如刑法第140條至149條，第214條中的銷售金額，第153條中偷逃應繳額第201條中的偷稅數額、第386條中的受賄所得數額等，第二類是條文中內含定量限制因素，如規定「情節嚴重」、「情節惡劣」、「造成嚴重後果的」條文，主要包括以下條款：刑法第130條，第158－160條，第179－180條；第260至261條，第293條，第443條，第444條；第128條，第129條，第146至148條，第158條至162條等。上述具體犯罪概念中的定量因素，是總則一般犯罪概念中定量因素但書的體現，但書規定是刑法分則諸多具體犯罪構成數量要件的高度概括。兩者是具體與抽象，特殊與一般的關系。
三、犯罪定量因素的價值蘊含
犯罪定量因素的立法價值是收縮犯罪圈，實現刑法謙抑精神。
（一）刑法的謙抑性的含義及內容
謙抑是指縮減或壓縮。陳興良教授認為「刑法謙抑性又稱刑法的經濟性或者節儉性，是指立法者應當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但正如學者所言，該定義自然存在以下缺陷：「上述含義將刑法的謙抑性限制在立法領域是妥當的，但從純粹功利計算角度分析刑法的謙抑性，有失偏頗，因為刑法的謙抑性是「愛的刑罰觀」（宮本英修語）而提出來的，不應該拆除人道的思考維度。筆者更傾向如下界定：刑法謙抑，是指刑法應當作為社會抗制違法行為的最後一道防線，能夠用其他法律手段調整的違法行為盡量不同刑法手段調整，能夠用較輕的刑法手段調整的犯罪，盡量不同輕重的刑法手段調整。
我國學者通常認為刑法謙抑原則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1.刑法的緊縮性。盡管中西法律文化類型的有所不同，法律發達的道路存在區別，但從歷史演變過程來看，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趨勢，就是刑法在整個法律體系所佔比重的逐漸降低，其基本原因在於社會與個人，即權力與權利之間的對應關系的變化；2.刑法補充性。刑法的補充性表明，只有在其他社會統制手段不完全時或其他社會統制手段過於強烈，有代之以刑罰的必要性時，才可以運用刑法；3.刑法的經濟性。刑罰作為一種社會資源具有缺性，應當有效使用，因此，從經濟分析法學的觀點來看，刑法的適用應有所限制。
（二）刑法謙抑原則的內在要求之一——非犯罪化或收縮犯罪圈
德國當代著名刑法學家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曾經指出：「通過對犯罪學的研究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各種研究，現代刑事政策在怎樣處理犯罪以及應該採取什麼方法和手段來戰勝犯罪方面，大致已經形成了以下三個共識：第一，立法者為了在一般人的思想上維護刑罰的嚴肅性，必須將刑法所必須歸罪的行為范圍限制在維護公共秩序所必需的最低范圍之內；第二，因為大部分人都是正常發展的，所以，對於有輕微甚至中等程度的犯罪行為的人，應當擴大在自由狀態中進行考驗的辦法；第三，應當被警察和司法機關的工作集中於較重的犯罪，至於輕微的犯罪則要托給行政機關通過簡易程序的處理。耶塞克教授這段話勾勒出了當代刑法改革運動的一大原則——刑法謙抑和兩大問題——非犯罪化和非刑罰化。
非犯罪化和非刑罰化作作為當代世界性刑法改革運動的兩大主題，是刑法謙抑原則的直接要求。刑法謙抑包括罪的謙抑和刑的謙抑兩個方面。罪的謙抑是犯罪范圍的謙抑性，即國家對社會生活的刑事干預具有限度的，應當盡可能科學地界定犯罪的范圍。它首先涉及正當行為與不當行為的區分，只有不當行為才存在確定為犯罪的可能性，才有可能進入刑法的視野。最後在界定犯罪范圍的時候，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區分，只有那些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的不當行為才能規定為犯罪並處以刑罰。實際上，我國刑法中犯罪圈的規定是由刑法第13條的前段和後段共同完成的。根據前段，一切具有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刑罰處罰性的行為，都是犯罪，這就初步規定了我國刑法的犯罪圈，但框入圈內的行為有些並非犯罪；根據後段的但書，將圈內的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行為，不認為是犯罪，從而排除出去，這才是最終劃定的犯罪圈。由此可見，我國刑事立法中的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犯罪概念將我國的犯罪劃定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有效地收縮了刑法的打擊范圍，從根本意義上凸現了刑法謙抑的精神。「而在西方國家道德高度刑法化、刑法高度道德化的刑事政策思想和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犯罪化模式既存條件下，刑法改革首先是通過將傳統的道德犯罪、危害不大的行為犯罪進行非犯罪化處理的方式體現刑法謙抑原則的」。盡管中外兩種犯罪模式不同，但在體現刑法謙抑原則方面則可以是殊途同歸。
四、犯罪定量因素在司法實踐中的困惑
下面本文主要以刑法第13條但書為切入點，對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與刑事違法性特徵的矛盾關系、犯罪定量因素的適用范圍問題作進一步探討。
（一）犯罪定量因素與刑事違法性的矛盾關系
根據刑法通說，刑法犯罪概念中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應受刑罰懲罰性是有著內在聯系的，其主要表現為社會危害性是前提條件，犯罪行為首先是危害社會的行為，但危害社會的行為不一定都是犯罪，只有刑法規定的社會危害性達到一定嚴重程度的行為才是犯罪行為，這種行為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刑法規定為犯罪的行為是應當受到刑罰懲罰的行為。但由於「但書」的規定在一定的程度上以社會危害性的特徵否定了犯罪概念中刑事違法性這一同樣重要的特徵。「但書」這一犯罪定量因素直接對抗是刑事違法性。正如有的學者主張「我國刑法第13條關於犯罪的立法定義，既未採用純粹的社會危害性標准，也未採用完全的刑事違法性標准，而是一種刑事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相結合、規范標准和非規定標准互為補充的復合標准，在這種復合標准之下，犯罪認定大致可分為如下四種情況：
具有刑事違法性且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危害性，構成犯罪；（復合標准）；沒有刑事違法性也沒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危害性，不構成犯罪；（復合標準的邏輯推論）；具有刑事違法性但沒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危害性，不構成犯罪；（但書）；沒有刑事違法性但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危害性，不構成犯罪。但筆者認為「復合標准」說值得商榷，誠然社會危害性在刑事立法中對界定罪與非罪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對司法來說，特別是在刑法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後，刑事違法具有更為重要的作用。在犯罪概念的實際運用上，立法與司法有著重大區別。就立法層面而言，立法者在把握犯罪概念的問題上，只要注意懲罰性的特徵就行了，至於刑事違法性就不是立法者主要考慮的問題。就司法層面而言，則主要應當注意刑事違法性，因為只有刑事違法性才是執法的依據。關於這一點，陳興良教授有過精闢的概述：「從立法上來說，由於立法是一種規范的構造，而社會危害性是創設罪名的實體根據與基礎，因而可以說是社會危害性決定刑事違法性。因為正是社會危害性回答了某一行為為什麼被立法者規定為犯罪這一問題。但從司法上來說，面對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和具體案件，因而某一行為是否具有刑事違法性就成為認定犯罪的唯一標准。因為正是刑事違法性回答了某一行為為什麼被司法者認定為犯罪這一問題。而「但書」這一犯罪定量因素往往在於強調社會危害性的同時，削弱了刑事違法性對於司法人員界定犯罪的重要性，不利於堅持「刑法分則的犯罪構成是區別罪與非罪的唯一標准」。
關於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的沖突解決，理論界有一種有力的見解，齊文遠教授指出：「罪與非罪之區別不能僅僅取決於法益侵害的嚴重程度，而是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應從矛盾的方法論將犯罪的本質特徵理解為一種矛盾結構」。並且認為立法修改補充以及解釋無疑都是以犯罪本質特徵為指導觀念的刑事違法性與社會危害性之間的對立沖突的一種補缺。截至目前，六次以立法方式出現的刑法修正案主要是對一部分行為具有應受刑罰處罰的法益侵害性但不具有刑事違法之沖突的彌補，而司法解釋中則包含對部分行為具有刑事違法性但不具有可罰的社會危害性之沖突的排除。筆者認為齊教授的觀點具有相當的合理性，為我們深入認識犯罪的本質特徵提供了一種全新視角。認為立法修改補充是解決刑事違法性與社會危害性沖突重要方法之一的觀點也是真知灼見，值得肯定。但有一點值得商榷的是，司法解釋將部分行為具有刑事違法性但不具有可罰的社會危害性之沖突情況排除是否有侵犯立法權之嫌。以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分量若干問題的解釋》為例，該司法解釋規定：盜竊公私財物雖已達到數額較大的起點，但情節輕微，並具有下列情節之一的，可不作為犯罪處理：1.已滿十六歲不滿十八歲的未成年人作案的；2.全部退贓退賠的；3.主動投案的；4.被脅迫參加盜竊活動，沒有分贓或獲贓較少的；5.其他情節輕微，危害不大的。雖然，我們在審判活動中應當肯定司法解釋的法律權力，但作為理論探討，我們認為，對盜竊罪在數額較大的犯罪標准上規定具有這些情節的就可不作為犯罪處理，那麼在實際執行中還能不能以數額較大作為定罪的標准都值得懷疑。司法機關屬於執法機關，其職責是依法辦案，具體判定實際發生的行為，依照刑法是否構成犯罪應當如何處罰。至於判斷某一些規定應受刑罰懲罰的行為中，哪些屬於情節顯著輕微不認為是犯罪，已不完全屬於執法中對行為的認定，而是具有對犯罪構成的規定性。根據《關於進一步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的規定，凡關於法律、法令條文件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做補充規定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進行解釋，或用法令加以規定。
我們的結論是但書這犯罪定量因素不應當突破刑事違法性，犯罪定量因素與刑事違法性的矛盾沖突，不應由司法機關解決，而應當由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來解決。
（二）犯罪定量因素與刑法用語明確性原則的沖突問題
1.明確性原則的含義
關於明確性原則的解釋？學者間存在不同的表述。有的認為，它是指「刑法法規對什麼行為是犯罪，應處罰何種刑罰的規定，應當是明確的。由於不明確的刑罰法規違反罪刑法定意義的基本理念，根據規定實體的正當程序的憲法條文，被認為是無效的。即沒有明確規定什麼范圍內的行為是處罰對象的刑罰法規，不具有告知國民什麼是犯罪及應處何種刑罰的機能，而且不得不由法官進行多種多樣的解釋，因此實際上違反了國會立法的原則」。有的則認為，明確性就是「要求刑法對犯罪與刑罪的規定，必須力求明確，包括犯罪構成要件的明確化和刑罰種類、分量的明確化等」。還有的認為「根據理論界一部分人的看法，明確性和確定性是兩個同義詞，它們都表示這樣一種基本要求：規定犯罪的法律條文必須清楚明確，使人能確切理解違法行為的內容，准確地確定犯罪行為與非犯罪行為的范圍，以保障該法規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不會成為該規范適用的對象。但認為明確性和確定性具有不同的含義似乎更為適當。明確性是指強調在立法過程中，立法者必須確切地規定刑法規范的內容；確定性則是指在司法過程中法官對刑法規范不得類推適用」。上述幾種觀點關於明確性原則表述略有不同，但都表達了一個共同的意思。即明確性原則過對立法者技術的要求，力求用清楚，明白的語言表達刑法規定的內容，使公民能夠清楚地知道行為的罪與非罪的界限，限製法官適用法律的任意性，從而保障公民的權利。可見刑法的明確原則就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必然要求和實質內容，因為罪刑法定的意義在於防止刑罰濫用，保障人權。
學界有人認為犯罪定量因素違背了明確性原則，如我國台灣學者林山田先生對中國內地刑法存在的概括性數額的規定現象提出了批評，他認為「大陸刑法分則中有為數不少的構成要件，系依照程度上的量差作為構成要素，如數額較大或數額巨大，情節嚴重輕微，情節惡劣或者特別惡劣等。使得刑法喪失了其確定性和安全性，了無人權保障功能而言，即使刑法總則中有犯罪定義的規定，也無法彌補此等因違背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所形成之利弊」。
至於應當如何認識犯罪定量因素與明確性原則的沖突關系？犯罪定量因素的模糊性用語有沒有存在必要？刑法用語的模糊性與明確性如何協調？這是筆者下面將要討論的。
2.犯罪定量因素模糊性用語存在的根據
美國現實主義法學的先驅霍姆斯大法官對一度非常流行的「將法律視為適用於一切情況的永恆的明確的規則」的概念論給予了尖銳批評，提出了著名的論斷：「法律不是邏輯而是經驗」。攻擊的矛頭直接指向法律規范的明確性，筆者認為，刑法規范的明確性是相對的、有限的，而刑法規范的「模糊性」是絕對的、無限的，刑法規定的模糊性存在的合理根據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由刑法調整對象的復雜性所決定。法律對於社會關系調整不是隨機、個別的調整，而是一般的調整，針對某一類案件設定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從而是可以反復多次適用的處理規則。而社會生活是具體生動復雜多變的動態的。不變的事物易於精確描述，而動態的變化的事物則難於作出精確的描述。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具有變易性，即使同一行為，時間、地點、條件的變化，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有無與大小也會發生變化。因此，不採取精確的描述，而使用情節嚴重，數額較大等模糊概念，能夠使刑法適應不斷變化的形勢。「使用模糊概念使法律具有一定的彈性，能使法律適應復雜現象與變化的形勢，而不致損害法律的穩定性與權威性。法律的彈力性是由模糊概念來實現的，完全精確的概念，不可能有彈力性，刑法當然也不例外」。
（2）模糊性是立法者基於刑事政策的考慮而有意做出的積極選擇。楊書文博士指出，「無論是明確性還是模糊性，都有其獨特的價值與功能。如果說刑法規范的明確性在於限制刑罰權的發動與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著重體現刑法的人權保障功能，那麼刑法規范的模糊性則有利於推動刑罰權的發動，重在體現刑法的社會保護功能。」在社會治安形勢比較嚴峻的情況下，適度設立一些「開放的構成要件」，對於強化刑法適時性與靈活性是很有必要的。當某一時期的經濟形勢決定某類經濟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不太嚴重，我們可以調高構成犯罪的起刑點，反之當另一時期的經濟形勢決定此類經濟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非常嚴重時，我們又可以調低犯罪的起刑點。在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狀況下，各地區可以通過刑法的模糊性用語來調解犯罪構成不同數額標准，這就是通過刑法模糊性用語調節犯罪構成的起刑點來實現不同時期的打擊犯罪的刑事政策。
3.刑法用語的模糊性與明確性的協調
通過上述分析，應當看到明確性與模糊性是刑法規范的兩個基本屬性，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明確性是相對的，模糊性是絕對的，各有其獨立存在的理由和合理性，在刑事立法中，既要以刑法規范的明確性為目標，又要注意發揮刑法規范模糊性的積極功能；二者的協調與平衡是刑事立法的目標所在。有學者提出了「刑事規范明確性與模糊性的整合機制」，「對於復雜多變難以採用明確性構成要件且社會危害性較為嚴重的犯罪採取模糊性犯罪構成」。並肯定了數量型犯罪構成是模糊性犯罪的構成的類型之一，筆者認為是可取的，它正確地認識到了「數量型犯罪構成」與模糊性之間的緊密關系，為犯罪定量因素的模糊性用語找到了合理存在空間，當我們對犯罪定量因素在立法量化犯罪構成的時候，應當適當保留模糊性情節要素的規定。為此，從刑法用語的模糊性屬性來看犯罪定量因素有其存在價值，它的存在並不違背明確性原則要求。

9. 於都縣入室盜竊一萬元左右第一次初犯大概要判多久

樓上的16歲就是完全刑事責任年齡段的人了，未滿18歲只是從輕的情節，另外入室盜竊是刑版八修訂中的從重權情節，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修改為:「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凶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10. 詐騙轉化成搶劫是否以構成詐騙罪為前提

當晚22時許，行至目的地於都縣小溪鄉黃泥村後，同車人楊某、賴某等人便下了車。左天平於是對受害人陳某謊稱到小溪圩取錢，到了小溪圩，被告人左天平不僅不付租車費，而是蓄意脫逃，受害人陳某遂追逐左天平索要租車費，追至小溪圩農貿市場旁邊一水塘時，被告人左天平用隨身攜帶的水果刀刺中陳某右手手腕，致陳某右手橈動脈破裂。次日凌晨，被告人左天平被於都縣公安局小溪派出所民警抓獲歸案。經法醫鑒定，陳某的損傷程度為輕微傷乙級。 【分歧】第一種意見認為，行為人實施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必須達到「數額較大」構成犯罪的程度，也就是說轉化犯只能是罪與罪之間的轉化，違法行為不能轉化為犯罪行為。從嚴格罪刑法定主義的立場而言，對刑法所規定的「犯盜竊、詐騙、搶奪罪」，只能理解為是指構成犯罪的情形。如果解釋為只要有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就有可能構成轉化型搶劫罪，那就是一種不利於被告人的擴張解釋，顯然是違反罪刑法定主義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詐騙公私財物價值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本案中被告人左天平實施詐騙的數額未達到數額較大，不構成詐騙罪，不能轉化為搶劫罪，對被害人陳某的故意傷害行為，應以故意傷害罪定罪量刑。 第二種意見認為，不要求行為人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達到「數額較大」構成犯罪的程度。如果財物數額雖未達到「較大」，但暴力行為嚴重甚至造成嚴重後果的，應適用刑法第269條。本案中，被告人左天平明知自己無力支付租車費用，仍然惡意騙取他人提供運輸服務，其主觀上具有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在實施詐騙過程中，被告人左天平為抗拒抓捕，當場使用凶器對被害人進行傷害，並致輕微傷乙級，情節嚴重，其行為符合刑法第269條規定的搶劫罪定罪處罰的情形，構成搶劫罪。 【評析】筆者贊成第二種意見。 我國刑法第269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263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刑法第269條規定的「犯盜竊、詐騙、搶奪罪」，應理解為有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典型的搶劫罪的行為結構（先有暴力性手段，後有取財行為）與轉化型搶劫的行為結構（先有取財行為，後有暴力手段）僅僅是形式的差異，其實質完全一樣，沒有什麼不同，它們都是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的結合，都從統一一致的主客觀方面揭示了搶劫罪既劫人錢財又侵害人身的構成特徵。如果先行盜竊、詐騙、搶奪財物的數額較小，當場實施的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也很輕，綜合全案情節，符合刑法第13條「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規定，就依法不認為是犯罪，自然也談不上適用刑法第269條轉化型犯罪的問題。本案中，被告人左天平先行詐騙財物的數額雖然構不成較大，但當場實施的暴力致被害人輕微傷乙級，情節嚴重，其行為符合刑法第269條規定的搶劫罪定罪處罰的情形，構成搶劫罪。 第1頁 共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