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典心得
學習《刑法》心得體會
在這個月的讀書學習過程中，我主要對司法考試教材中的刑法學進行了有計劃的學習，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這一法律解釋對我啟發很大，現在我就把這一解釋向大家介紹一下。
根據刑法第一款的規定，犯罪以後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自動投案，是指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或者雖被發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審問，未被採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單位、城鄉基層組織或者其他有關負責人員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傷或者為了減輕犯罪後果，委託他人先代為投案，或者先以信電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機關發覺，僅因形跡可疑，被有關組織或者司法機關盤問、教育後，主動交代自己罪行的；犯罪後逃跑，在被通緝、追捕過程中，主動投案的；經查實確已准備投案的，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機關捕獲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
並非出於犯罪嫌疑人主動，而是經親友規勸、陪同投案的；公安機關通知犯罪嫌疑人的親友，或者親友主動報案後，將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應當視為自動投案。
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後又逃跑的，不能認定為自首。
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後，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
犯有數罪的犯罪嫌疑人僅如實供述所犯罪部分犯罪的，只對如實供述部分犯罪行為，認定為自首。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實供述犯罪行為，還應該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則應當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實，才能認定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並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後又翻供的，不能認定為自首，但在一審判決前又能如實供述的，應當認定為自首。
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規定，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或者判決不同的罪行的，以自首論。對於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對於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具體確定從輕、減輕還是免除處罰，應當根據犯罪輕重，並考慮自首的具體情節。
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或者判決確定罪行屬同種罪行的，可以酌情從輕處罰；如實供述的同種罪行較輕的，一般應當從輕處罰。
根據刑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犯罪分子到案後有檢舉、揭發他人犯罪的，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發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罪行的，經查證屬實；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阻止他人犯罪活動；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具有其他有利於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的，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
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後，揭發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實的，可以酌情予以從輕處罰。
根據刑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犯罪分子有檢舉、揭發他人重大犯罪行為的，經查證屬實；提供偵破重大案件的線索，經查證屬實，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動；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重大嫌疑人，對國家和社會有其他重大貢獻等表現的，應當認定為有重大立功表現。
❷ 學習物權法有哪些心得體會啊~
一、《物權法》出台的背景和意義《物權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這是我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物權法是規范財產關系的民事基本法律，調整因物的歸屬和利用而產生的民事關系，包括明確國家、集體、私人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以及對物權的保護。《物權法》第2條：因物的歸屬和利用而產生的民事關系，適用本法。本法所稱物，包括不動產和動產。法律規定權利作為物權客體的，依照其規定。本法所稱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2005年，李某注冊了一家公司，自任月球大使館館長，出售月球土地，頒發所有權證，很快就被工商部門取締。月球土地是李某無法直接支配和排他的，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物，不受法律保護。起草背景：在物權法通過之前，我國的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擔保法等法律對物權作了不少規定。但我國始終沒有一部完整的民法典，在一些問題上無法可依，拆遷、土地承包、物業管理等方面的社會矛盾十分突出。意義：物權法是規范財產關系的民事基本法律，與《合同法》共同構築市場經濟的兩大支柱。財產權分為物權、債權和知識產權三種。物權法的作用：「定分止爭」、「物盡其用」關於「定分止爭」。商鞅在《商君書》中說：「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鶩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貧盜不取。」其中所謂「名分」，就是「權利歸屬」。名分已定，解決糾紛就有了依據，社會才有正常的秩序。關於物盡其用。通過明確權利人對物享有的權力和對物的保護，發揮物的作用，有利於鼓勵人民創造財富，實現民富國強。孟德斯鳩認為：「政治法使人類獲得自由；民法使人類獲得財產。」財產是人類生產、生存的物質基礎，又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物質基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最根本的就是財產經濟關系。物權法對廣大人民群眾最關注的問題，如徵收補償、拆遷規范、房屋買賣中的預告登記、物業管理中的各種權利義務關系的確定、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自動續期等問題，都給予了特別的關注；物權法也高度重視農民權益的保護，將與農民的生產、生活關系最為密切的兩項權利，即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與宅基地使用權第一次明確地規定為物權，這就有力地保護了農民最基本的財產權利。物權法還規定了確認物權的規則，如規定了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中小區各項設施產權的歸屬，實現了定分止爭；物權法關於相鄰關系的規定，為正確處理物權糾紛提供了法律依據。物權法對於徵收、徵用的條件和程序以及補償也都作出了相應的規定。可見，物權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法律保障。《物權法》起草人之一王軼教授認為，《物權法》出台的真正意圖是讓私人財產在與商業利益、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能得到合理、恰當的補償。物權法的頒布可以說是中國在走向民主與法治的道路上的一個里程碑。物權思想起源於羅馬人，在17世紀被德國完善。18世紀英國首相威廉%26#8226;皮特的有句名言：「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於對抗國王的權威。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在私人居所，不經允許，國王也不能進入。這與中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是不一樣。在西方國家，民法被稱為社會生活的「聖經」，是公民、法人的權利宣言。在世界上有110多個國家有民法典，但中國至今沒有。中國《民法通則》只有156條，但在200年前，法國《拿破崙法典》就有1000多頁。今年三月份，《南風窗》雜志發表一篇文章，說物權法「不僅僅是權利保障法，它更是一部轉變社會觀念，重塑文化心理，再造政治文明的法律。」二、物權法的主要內容物權法共五編一個附則，共19章247條。從內容上分析，物權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自物權，就是所有權，另一部分是他物權。前者是物的歸屬法律關系問題，後一部分是物的利用法律關系問題，包括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總則——概括起來，有兩個基本原則：物權法定原則和平等保護原則。物權法定原則。第5條規定：物權的種類和內容，由法律規定。什麼是物權，必須由法律來規定。國務院和地方政府都不行，不能自行創設物權。比如公房的租賃權是不是物權，在拆遷中如何保護。也有的法學界人土認為知識產權也是物權。雖然在物權法中知識產權不是物權，但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可以作擔保，在作擔保時就是擔保物權。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重點有兩個制度：不動產登記制度和動產交付制度。這兩個制度貫穿著一個原則：那就是公示原則。所有權——是物權體系中的核心性的權利類型。所有權的定義：所有權是指權利人徹底支配物，並因此排斥他人干涉的權利總稱，包括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如何理解這四種權利。處分權是所有權四項權能中的核心權能。 關於所有權的內容主要有：1、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私人所有權（第五章）、2、業主的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第六章）、3、相鄰關系（第七章）、4、共有（第八章）。5、所有權取得的特別規定（第九章）用益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他人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享有佔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包括土地承包經營權（第十一章）、建設用地使用權（第十二章）、宅基地使用權（第十三章）、地役權（第十四章）。同時，在第十章「一般規定」中，還規定了自然資源使用權、海域使用權、探礦權、采礦權、取水權、捕撈權等用益物權的權利和義務。土地承包經營權——耕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林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至七十年；等土地承包經營權人依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有權將土地承包經營權採取轉包、互換、轉讓等方式流轉。流轉的期限不得超過承包期的剩餘期限。但這種轉讓是有條件的，經發包人同意，受讓方是從事農業經營的。未經依法批准，不得將承包地用於非農建設。承包期內發包人不得調整承包地。目前，1988年憲法修正案規定，我們國家存在兩種土地所有權形態：土地國家所有制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集體土地需要徵收為國家所有後才能出讓。在物權法起草過程中，對集體土地徵收問題，專家組也提出集體土地直接出讓，由農民直接獲得土地收益，但最後沒有被採納。建設用地使用權——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的，自動續期。非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後的續期，依照法律規定辦理。該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的歸屬，有約定的，按照約定；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辦理。根據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的規定，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的最高年限為：居住用地70年，建設用地50年，教育、科技等50年，商業、旅遊、娛樂40年，綜合或其他用地50年。宅基地使用權——主要是農村人口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享有的有權利用該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屬設備的權利。只是4條，比較簡單。取得宅基地使用權是無償的，因而宅基地具備集體經濟組織福利和社會保障的功能。但現在有一個社會現象：就是現在有一些城市人口也到農村買宅基地建房。我們淮北這一現象也很突出。物權法對轉讓的說法是：適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國家有關規定。根據有關規定，這種轉讓是不合法的，產權部門也是不登記的。物權法在擔保物權一章中還規定，宅基地使用權不能抵押。根據我的理解，這也是保護農村弱勢群體的利益，防止貧富差距過大的必要措施。擔保物權——指在借貸、買賣等民事活動中，債務人或者第三人將自己所有的財產作為履行債務的擔保，債務人到期未履行債務時，債權人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就該財產優先受償的權利。包括三種權利：抵押權（第十六章）、質權（第十七章）、留置權（第十八章）。佔有——是指佔有人對不動產或者動產的實際控制。有的專家說它實際上不是一種民事權利，也不是一種物權，而是屬於一種單純的事實。在一般法律意義上，佔有有兩種：有權佔有和無權佔有。比如租賃人對租賃物的佔有，留置權人對留置物的佔有，就是有權佔有。小偷偷的物品，就是無權佔有，當然這種行為還受治安處罰法和刑法的約束。無權佔有，又分善意佔有和惡意佔有。物權法的佔有就指無權佔有。因為有權佔有前面的條款已作了規定。善意佔有人和惡意佔有人所承擔的權利和義務是不同的。比如，張三從李四處借了一個自行車，張三後來去世了。但張三的兒子不知道車是李四的，就作為遺產繼承。這就是善意佔有。李四後來要求返還，並要求支付磨損費。因為是善意佔有，張三的兒子要返還，但不需支付磨損費。但惡意佔有，就要支付磨損費。如果丟失、損壞，惡意佔有還要承擔賠償責任。因損壞取得的保險金、賠償金，要支付給權利人，不夠的，惡意佔有要賠償，而善意佔有不需賠償。通過對物權法的學習，我感到學習法律，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理解社會現象，明確自己的權利，確立自己的行為准則,個人修養經過法律嚴謹精神的熏陶也會得到提高。
❸ 中國古代的罪名「賊」相當於現代的什麼罪
從戰國的《法經》開始，"賊"是指對人身的侵犯，也包括危及政權穩定的犯罪。與對財產侵犯的「盜」相對應。
《法經》形成以下六大體系：
《盜法》是涉及公私財產受到侵犯的法律；
《賊法》是有關危及政權穩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
《囚法》是有關審判、斷獄的法律；
《捕法》是有關追捕罪犯的法律；
《雜法》是有關處罰狡詐、越城、賭博、貪污等行為的法律；
《具法》是規定定罪量刑的通例與原則的法律，相當於現代刑法典的總則部分。其他五篇為「罪名之制」，相當於現代刑法典的分則部分。
❹ 學習法律語言學的心得
參考一下看看，別照搬啊
對法律語言的准確性的學習體會
—-以《刑法修正案》（七）為例
劉金輝/文
2009年4月2日下午，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副所長靳光瑾老師光臨我所做了關於「法律語言應用」問題的講座（詳見我所網站http://www.king-capital.com/cn/contentdir/19/2747.aspx），我受益匪淺。 下面，結合自己正在學習的《刑法修正案（七）》談談我對法律語言准確性的學習體會。
靳老師的講座中談到了「語言的歧義性」，指出語言具有歧義本屬正常現象，而法律語言應當盡可能地避免歧義。我的理解是，法律語言的准確性要求避免歧義，而具有歧義正是法律語言不夠准確的一種體現。法律語言不符合準確性要求通常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生活語言不能准確體現法律概念的內涵
這可以說是由法律語言的通俗化與專業性的矛盾產生的必然結果。「老鼠倉」、「黑客」、「情婦（夫）」這些生活語言不可能作為正式的法律概念出現在刑法修正案中，這正是體現了法律語言准確性的要求。一個比較「經典」的反例是婚姻法中用「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取代「包二奶」，結果五十步笑百步，還是沒有準確表達所要表達的法律內涵。所以這次《刑法修正案（七）》沒有使用生活語言作為法律概念，而是在第二條和第九條中分別採用敘明式罪狀的方式使用法律語言描述了「老鼠倉」、「黑客」的行為特徵，而在第十三條中使用「關系密切的人」取代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兩高受賄意見》」）中的「情婦（夫）」，這種「取代」是立法者有意擴大了原解釋的主體范圍？還是只因找不到更准確的概念又無法以敘明罪狀的形式規定才不得已而姑且用之？似乎還不能下定論，如果是後者，則犯了下文所述的第二種錯誤。
二、生活語言不能准確界定法律概念的外延
《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條中的「關系密切的人」外延范圍似乎過大。《兩高受賄意見》第十一條關於「特定關系人」的范圍規定：「本意見所稱『特定關系人』，是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如果不是立法者有意擴大原解釋的主體范圍而只是用「關系密切的人」取代「情婦（夫）」的話，很明顯這種取代是極不準確的。「關系密切的人」與「情婦（夫）」之間的關系顯然是前者「大大地」包含了後者，「大」到什麼程度，即「關系密切的人」除了「情婦（夫）」之外還包括哪些人，只能有待相關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出台加以說明。
《刑法修正案（七）》第二條的核心內容「……或者明示、暗示他人從事上述交易活動，……」中的「明示、暗示」在修正案草案中使用的是「建議」，「建議」包括不包括「暗示」呢？《現代漢語詞典》把「建議」解釋為「向集體、領導等提出自己的主張」，「建議」這個詞語在生活中的用法似乎不包括採用「暗示」的方法「提出自己的主張」，如果我們承認「明示、暗示」的表述更符合立法者的初衷的話，「建議」似乎可以被看作是不能准確界定法律概念的外延的例子。
然而，以上兩種常見的不符合法律語言准確性要求的表現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畢竟法律語言也應當盡可能讓普通百姓看得懂，或者「望文生義」能懂個大概。《物權法》類似「地役權」的用法不見得能夠得到普通人的認同，也不見得能夠得到絕大多數學者的贊同。不生活化、不通俗化的所謂「專業法律語言」作為法律概念使用也不見得就十分准確。不準確的問題可以通過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的方式加以解決。司法解釋對「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解釋就是一個比較「經典」的例子。甚至有時候法律條文或法律概念的外延模糊有可能是立法者有意為之，有其合理的積極作用，不一定就是非避免不可的？。但筆者接下來談到的三種常見的法律語言不準確的表現卻是應當避免的。
三、同語反復
同語反復是一個在生活語言中常見的邏輯錯誤，違反了「定義不能循環」的定義規則。法律語言如果出現了同語反復的邏輯錯誤，則顯然無法准確地定義一個法律概念。《刑法修正案（七）》第三條將刑法第二百零一條（關於「偷稅罪」的規定）中反復出現的「偷稅」修正為「逃避繳納稅款」似乎就是在修正原規定中犯的「同語反復」的邏輯錯誤，而並不是將改變罪名。[在關於《刑法修正案（七）》的學習討論中楊照東律師提出了這樣的觀點。]
四、產生歧義
《刑法修正案（七）》第三條「納稅人採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或者不申報，……」就是一個可能產生歧義的表述。「不申報」是不是也以「採取欺騙、隱瞞手段」為前提呢？或者說，法條中的「或者」前後的兩種或然情況是「虛假納稅申報」與「不申報」的「或者」，還是「納稅人採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與「不申報」的「或者」呢？盡管通過內部學習討論，特別是根據田老師「歷史地看」這次修正的講解，我們已經得出了結論是後者， 但畢竟立法使用的語言造成了理解產生歧義的可能性。
筆者認為，「或者」的使用是法律語言產生歧義的一種比較常見的原因。《勞動合同法》第二十條規定：「勞動者在試用期的工資不得低於本單位相同崗位最低檔工資或者勞動合同約定工資的百分之八十，並不得低於用人單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資標准。」《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十五條對《勞動合同法》第二十條中的「或者」的解釋是：「勞動者在試用期的工資不得低於本單位相同崗位最低檔工資的80％或者不得低於勞動合同約定工資的80％」，可見，不存在「或者」前後一定是兩種不種情況的定論。這一點，在講座後與靳老師的討論中也得到專家說法的印證。
五、指代不明
指代不明是律師在審查合同等日常工作中比較常見的法律語言不準確的表現之一。我們在日常工作中遇到「其」、「及其」等詞語時應當格外小心。《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條在「國家工作人員」反復出現的情況下准確地使用了「該」字，這是一個指稱明確的正面例證。
靳老師的講座以及田老師的補充中提到了「預設和蘊含性語言」，我對此印象也很深刻。恰恰在講座第二天的模擬法庭中，「公訴人」稱被告人（被指控犯搶劫罪）「劫取」了財物，我所律師便指出了「公訴人」使用的「劫取」一詞具有預設性。關於「預設和蘊含性語言」，留待以後再於工作和學習過程中慢慢總結體會。
❺ 賄賂是什麼意思
不誇張，腐敗猶如全球性的「瘟疫」，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完全倖免。為此，《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除在第8條規定了「腐敗行為的刑事定罪」而外，又在第9條專門規定了「反腐敗措施」。我國腐敗問題的嚴重程度是有目共睹的，現行《刑法》雖以專章形式規定了貪污賄賂罪，但其實施的效果卻仍不能盡如人意。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刑事立法上所固有的缺陷也確實導致了一系列司法上和理論上的困惑，從而使反腐敗斗爭的效果大打折扣。在能不能借鑒、如何借鑒發達國家立法例，這些借鑒符不符合、在何種程度上符合我國「國情」等問題上的躊躇不前，已極大地妨礙了我國賄賂罪立法的發展和司法的運作。就如同當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公約》促成了我國「洗錢罪」 的確立一樣，相信《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下稱《公約》）也必將有力地推動我國刑法賄賂罪的立法完善。本文僅就我國刑法賄賂罪中賄賂范圍的重新定位問題，探討如下。
一 與《公約》的現實差異
在理論上，「賄賂」是賄賂罪的行為對象，是「作為職務行為的代價所贈受的不法報酬」 ，其范圍的大小直接影響著賄賂罪的成立以及刑事處罰的范圍和力度。因此，我國刑法有關賄賂范圍的規定是否達到《公約》所要求的標准將直接關繫到對《公約》義務的履行。
《公約》第8條第1款規定，行賄罪是指「直接或間接向公職人員許諾、提議給予或給予該公職人員或其他人員或實體不應有的好處，以使該公職人員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不作為」； 受賄罪則是指「公職人員為其本人或其他人員或實體直接或間接索取或接受不應有的好處，以作為其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不作為的條件。」 可見，《公約》的「賄賂」是指作為公職人員「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不作為的條件」的「不應有的好處」。
我國《刑法》第389條規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是行賄罪。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的，以行賄論處。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是行賄」；第385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論處。」
也就是說，我國刑法將「賄賂」定位於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索取或非法收受的「他人財物」 。
這樣一來，在賄賂的范圍問題上，我國刑法中的「財物」與《公約》中的「好處」是何種關系，是否需要修改、如何修改便成為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
二 我國立法沿革的回顧
要搞清作為我國賄賂內容的「財物」在法律上的內涵外延，還得簡單回顧一下我國有關賄賂的立法沿革。首先，在1979年的刑法典中，賄賂罪的行為對象被直接表述為「賄賂」，亦即受賄罪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賄賂」的行為，這種規定在賦予法律用語以彈性和包容性的同時，也使得該罪構成要件的明確性受到了某種程度的損害；於是，在1988年的《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決定》（下稱《補充規定》）中，立法機關對此進行了修改，將「賄賂」限定為「財物」，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構成要件明確性的要求，但因范圍過窄而不符合賄賂犯罪的實際情況；之後，1993年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在肯定「採用財物」賄賂的同時，還承認了採用「其他手段」而成立賄賂行為的可能；然而，1997年的修訂刑法並未在刑事法領域采經濟法的這一立場，而是沿用了《補充規定》的提法，其當時的立法意圖是在於限定處罰范圍，還是認為「財物」一詞在社會生活上已發生了某種語言學上的變化，尚不得而知。
三 對各學術觀點的評析
顯然，在此立法背景下，對「財物」內涵外延的理解直接涉及到了罪與非罪，反腐力度及人權保障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於是，圍繞我國賄賂罪中「財物」之范圍問題，形成了三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現分別評析如下。
（1）財物說
該說認為，賄賂僅限於「財物」，包括金錢與物品，不包括財物以外的財產性利益，更不能包括其它非物質性的利益，並認為這是從法條和現代漢語的語意所得出的當然結論，是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
因依該說不能處理在社會生活上較為普遍的以財物以外的利益進行賄賂的行為，其支持者較少。可筆者認為，就目前立法而言，在實然意義上，財物說的結論是妥當的，由此而在司法上所造成的困惑及其在社會生活中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是立法上的問題。如果不及時完善立法，而是僅僅依靠「解釋」和「理解」的「力量」去維護社會秩序，非但不能推動法治的進步，還有可能侵犯人權，從而背離刑法的價值。因為，刑法不僅僅為司法者和法學家提供了解釋的對象，它更應該為最廣泛意義上的社會成員提供以普通社會生活的觀念進行理解的可能。
（2）財產性利益說
該說認為，賄賂不僅僅限於財物，還應包含金錢及物品以外的可以直接用貨幣計算的財產性利益。但該說在對「其他財產性利益」范圍的理解上又不盡一致。有的將所有可以直接用貨幣計算的財產性利益都包含在「財物」之內，如設立債權，免除債務，免費提供食宿旅遊，免費提供勞務，等等 ；而有的則認為應排除諸如免費旅遊、免費勞務等情形，並以限定處罰范圍及類似利益不易計算價值等作為其理由 。該說實際上將財物理解為「具有價值的可以管理的有體物、無體物以及財產性利益。」並認為「財產性利益可以通過金錢估價，而且許多財產性利益的價值超出了一般物品的經濟價值，沒有理由將財產性利益排除在財物之外。受賄罪是以權換利的骯臟交易，將能夠佔有與使用的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完全符合受賄罪的本質」 。同時，該說反對將非財產性利益納入「賄賂」的范疇，認為若如此，既無法估算價值以便准確量刑，又易擴大處罰范圍，同時，也與我國社會約定俗成的「賄賂」含義相左 ，等等。
依據該說能夠處理社會生活中大多數的賄賂行為，且操作性強，既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反腐敗的社會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兼顧了「財物」一詞語言學上的要求，故得到了絕大多數學者的支持，而成為我國刑法學界的通說。筆者認為，在不能立即改進現行立法及司法狀況的情況下，與其說該說是最為合理的，倒不如說該說是最為務實和最為機智的。因為該說雖然巧妙地維持了「解釋的極限」與人們當罰性觀念的平衡，但卻並不足以完全駁倒另外兩說的觀點――它既未在實然性上完全解決其立場與「財物」一詞在詞義上的矛盾沖突，也未能在應然性上徹底說明以非財產性利益進行「賄賂」行為本身不當罰的理由。
（3）利益說
又稱「需要說」。認為「能滿足受賄人各種生活需要和精神慾望的一切財產性利益和非財產性利益」均可成為「賄賂」。因為「遷移戶口、調動工作、提升職務、安置就業、提供女色等非財產性利益」與財產性利益一樣，也能「起到收買國家工作人員的作用」 。
該說與現行法條中「財物」一詞的沖突是不可能調和的，故在實然性上應予以否定評價，絕不能在解釋論上採取這樣的觀點，否則即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明顯破壞。但從應然的角度論，筆者卻不能完全同意目前我國刑法學界居於通說地位的觀點，反而認為該說在應然性上具有最大的合理性。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下某些非財產性的利益比財產性的利益更具腐蝕性，更能夠達到行賄者的目的。因而，將賄賂的范圍擴及非財產性利益更符合賄賂罪「以權換利，以利換權」的本質特徵。該說雖不能成為現實司法的指導，但卻應成為改進立法的思路之一。
四 觀點的取捨和立場的確立
其實，上述觀點的對立並不是絕對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考察問題的角度和基點不同罷了。決定觀點的取捨和最終的立場，首先應確定研究的角度和基點。筆者認為，若以改進現行立法，滿足實踐需求，加速與國際接軌，尤其是履行《公約》義務的見地看，在賄賂的范圍問題上，立法者應采「利益說」的立場。理由如下：
（1）從賄賂罪的罪質看，無論認為賄賂罪是侵犯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犯罪，還是認為賄賂罪是侵犯職務行為公正性或廉潔性的犯罪，「賄賂」均是作為「職務行為的代價所贈受的不法報酬」而存在的，這一不法報酬理當「包括能夠滿足人需求與慾望的一切利益」 。從賄賂罪「以利換權」這一本質屬性來看，能滿足人之需求的非財產性利益與包括財物在內的各種財產性利益並無本質的區別，故無充分理由將其排除在外。有論者認為，對於「收受」不便計算價值的財產性利益（如免費旅遊、勞務）和非財產性利益（如提供職位、性服務）的國家工作人員，施以行政紀律處分即可，對其中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者可以其它瀆職犯罪追究 。對此，筆者不敢苟同。理由在於：（A）依此，不能處理「行賄者」，與對合犯的一般特徵不合 ，無法收到刑罰特殊預防及一般預防的效果；（B）對事實上具有同等社會危害性的賄賂行為，僅因賄賂的內容不同而作出罪與非罪這種性質迥異的法律評價，實質上違背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C）賄賂罪的罪質表明，其當罰性主要在於該罪對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或廉潔性的侵犯，是否為國家造成重大損失，並非刑法設立該罪所考量的重點――對行為人瀆職行為的法律追究不能代替對其受賄行為的法律評價，這種認識與97修訂刑法將賄賂罪與瀆職罪分離的立法旨趣也是一致的。可見，就賄賂罪的罪質而論，以非財產性利益為對象的賄賂行為同樣具有當罰性，且這種當罰性是相對獨立的，並不能完全包含於其他瀆職犯罪之中。
（2）從社會生活的實情看，以某些不便計算價值的財產性利益和非財產性利益實施賄賂已成為腐蝕國家工作人員的一種重要手段，危害相當嚴重，刑法應當對社會生活的這種變化及時作出適當的反應。一些「新興」的賄賂手法在現實社會生活中逐漸向「常規化」發展。如，為國家工作人員的子女解決升學、就業、提拔或出國問題，給予官員的親屬某種商業上絕對盈利的「機會」，為公務人員的房屋無償提供裝修設計或其它勞務，無償向「實權者」長期出借住房或汽車等等，至於免費吃喝玩樂、提供性服務等則更為常見。在「民間口頭文學」所描述的與領導的「五大關系」中，「一起嫖過娼」是排於「一起收過贓」之前的與領導最「鐵」的一種關系，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性賄賂」的巨大「威力」和獨特「功效」，以及普通民眾對我國腐敗現狀的看法。在這些「新興」賄賂的社會危害日漸嚴重，民眾嚴懲腐敗的要求日益強烈，「賄賂」之詞義在實際的社會觀念上已發生重大變化 的情況下，代表民意的立法者絕不能再囿於「計贓論罪」的巢臼，而對新的社會現象視而不見。畢竟，社會實踐才是決定理論走向的最終力量――法律的設置和語言、觀念的內涵都應當反映現實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
（3）從人的需要結構看，非財產性利益在人類的各種需求中居於重要地位，其中的相當部分在社會意義上具有賄賂的價值。由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可見，從最低級的生理需要，到最高級的自我實現的需要，非財產性的需要是客觀存在且不可或缺的。弗洛伊德甚至將性看作是推動人類行為的根本力量。連孔子都承認「食色，性也。」我們無意在此探求這些論斷在理論上的准確性，只想據以說明以性滿足為代表的一系列非財產性利益之於人的重要性，並進而標明這些利益作為「賄賂」的價值及其對作為人而存在著的「國家工作人員」的「殺傷力」。有媒體曾報道過某「走私大亨」擺平各路官員的「心得」，其「經驗」表明：凡是當官的都必有一好，要麼好財，要麼好色，要麼好官，故只要因人而異，投其所好，則必有「斬獲」。其實，這位行賄「高人」並不是什麼法律或心理學方面的專家，他的「高明」之處僅在於他客觀地認識並利用了人性的基本弱點。從某種意義上說，法學在本質上是一種人學。這便意味著刑法必須站在人性的立場，以客觀的態度，擺脫極端「經濟一元論」的消極影響，將關注的目光投向在社會意義上具有賄賂價值的所有利益 ，這當然包括諸如性滿足在內的某些非財產性利益。
（4）從國外的立法潮流看，隨著腐敗的社會危害不斷加劇，世界各國反腐敗的力度也相應加大。嚴懲腐敗之理念在立法上的表現之一，就是大多數國家的刑法均承認，「賄賂除了財物、財產性利益之外，還包括其他非物質性利益，」如義大利、瑞士、德國、日本等國即是如此 。這無疑大大強化了對賄賂犯罪處罰，使得許多依「財物說」和「財產性利益說」不能處罰的行為，成為犯罪而遭受刑罰的制裁。在腐敗問題已相當嚴重的我國，筆者確實不能、也不敢認為存在著某種真正有力的理由能使我國游離於這一立法潮流之外――「特色論」或「國情論」若用於此，是不足以服人的。因為正如政治學和法學界主流觀點所指出的那樣――當今全球性的腐敗問題，有著許多共同的成因和規律，那麼也必然會存在著許多共同的對策。筆者以為，《公約》出台的基礎之一，正這種普遍規律的客觀性和某些普遍對策的有效性。有論者指出，「對一種犯罪究竟打擊面多大，這取決於犯罪的客觀性、懲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從實踐中看，確實存在以非物質性利益為賄賂，並且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但從可行性上看，把財產之外以（的）其他一切不正當利益納入賄賂之中，勢必給司法實踐具體操作帶來困難，……其可行性是不具有的。」 這種擔憂不能說沒有道理的，但以此來否定「利益說」則顯得力度不夠。筆者倒是認為，有必要認真借鑒那些采「利益說」的發達國家的作法，結合我國實情，去解決「可行性」的問題。
（5）從我國立法進程看，賄賂之內涵外延並非一成不變，其運動變化的過程表明，任何一種對「賄賂」范圍的界定都會隨社會生活的變遷而被揚棄。「賄，財也；賂，遺也」的認識及「計贓論罪」的原則，曾是符合當時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的，「財物說」自然會被立法者採納。79刑法中「賄賂」一詞雖在今天看來似乎可能涵蓋任何形式的利益，但依我國歷史傳統、立法當時的社會觀念及司法實情，賄賂主要還是指「財物」――這可從88年《補充規定》及修訂刑法將「賄賂」明確為「財物」以及處刑輕重主要以數額論而得以印證 。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大量財物以外的財產性利益成為了賄賂犯罪的對象。筆者認為93年《反不正當競爭法》將「採用財物」以外的「其他手段」作為商業賄賂的一種形式，正是在經濟法領域適應了社會生活這一變化的結果 。可見，「作為賄賂的利益，其內容未必是確定的或永存不變的。它的實現可能要受以後不同的條件所左右，如果實現了預想的可能性，就成為賄賂所得。」 近年來，社會的進步，國家工作人員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別是反腐敗力度的加大，使賄賂的范圍已事實上大量地及於非財產性利益，立法者對之作出必要的回應是順理成章的。
（6）從《公約》的要求看，締約國有義務「採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使其國內法達到《公約》的基本要求。對於《公約》第8條第1款的賄賂罪，《公約》是採取「均應該……將下列故意行為規定為刑事犯罪」這種強制性條款來規定的。易言之，即使僅從履行國際法義務的角度，我們也必須使我國刑法中賄賂罪的構成要件達到《公約》所確立的基本標准。也就是說，在賄賂罪行為對象的范圍問題上，我國刑法中賄賂的范圍不得小於《公約》的相應范圍。《公約》在該款a、b兩項中將賄賂定位於「不應有的好處」，而「好處」 的范圍明顯大於我國現行刑法中的「財物」，即使采「財產性利益說」這樣的擴大解釋來理解「財物」也是如此。從文理上講，現代漢語的「好處」是指「使人有所得而感到滿意的事物」 ，並不局限於「財物」或「財產性利益」的范圍；從論理上說，能夠成為公職人員「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不作為的條件」的「不應有的好處」，當然會包括某些與「財物」、「財產性利益」一樣，具有滿足人的某種需要和慾望之功能的「非財產性利益」。可以認為，作為各種價值觀念、文化信仰及法律制度斗爭、妥協和融合產物的《公約》，在賄賂的范圍問題上採取了多數發達國家的立場，藉「利益說」以收嚴懲腐敗行為、打壓有組織犯罪之功效。由此看來，將我國刑法賄賂罪的對象擴張及於某些非財產性利益，是《公約》的要求，也是我國必須履行的國際法義務。
結 語
綜上所述，在我國刑事立法上采「利益說」的主張，將「賄賂」的范圍定位於包含某些非財產性利益在內的，所有在社會生活意義上具有「賄賂」價值 的利益，是有較為充足的理由的。這既是反腐敗社會實踐的需要，也是賄賂罪罪質的要求；既符合法律的發展規律，也順應了先進的國際立法潮流；既是可行的立法改進方案，同時也是必須履行的國際法義務。至於在法律條文中具體采何種表述方式為妥，則可繼續作深入的研究。
❻ 學習刑法的心得和體會
刑法規定的任務，是由我國社會主義的性質和法制建設的要求決定的。具體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懲罰犯罪。對觸犯刑法所規定的任何犯罪行為，都要依照刑法的規定予以追究，對犯罪分子判處一定的刑罰，使其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通過懲罰犯罪分子，一方面可將犯罪分子改造過來，另一方面對社會也起到警示、教育作用，達到維護社會正義、減少犯罪、預防犯罪的目的。
（二）保衛國家安全、鞏固國家政權。國家安全和政權穩固是我國改革開放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前提和保證。作為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的刑法，其首要任務應當針對那些危害國家主權和安全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和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犯罪行為。這是刑法階級性的集中表現。在我國刑法分則中，第一章就規定了「危害國家安全罪」。該章總結了建國以來同這類犯罪作斗爭的經驗，對各種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及其處罰，作了明確的規定。
（三）保護國家、集體、公民的財產。國家所有的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是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保證。公民個人的財產，是公民生活、從事生產等活動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刑法根據憲法的規定，將保護公共財產和公民個人所有的財產作為刑法的任務之一，這對於維護國家的經濟基礎，保護個人合法財產，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在我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包括公民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等方面的權利，公民依照法律參加國家管理和政治生活等各項民主權利，以及勞動、學習、創作等相關權利。為了同各種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的犯罪行為作斗爭，刑法對這一類犯罪及其處罰作了比較具體的規定，對於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具有重要作用。
（五）維護社會秩序。社會秩序的范圍是很廣的，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生產、工作、學習、科研等各方面的正常秩序。刑法規定的各種犯罪，盡管犯罪所針對的對象、行為表現形式各有不同，但歸根結底都是對社會秩序的破壞。有些犯罪，直接目的就是擾亂一定的社會秩序。運用刑法打擊犯罪、懲罰犯罪，最終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保持社會的穩定，實現刑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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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二十年來，尤其近十年來，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建築業的發展突飛猛進。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面對建築市場的形成與建立，依法規范建築市場的呼聲越來越高，經過幾年的醞釀討論，全國人大常委會終於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一日通過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起執行。
根據特別法優於一般法的原則，《建築法》與《民法通則》、《經濟合同法》相比較，在建築活動這個較為特別的經濟活動領域內更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由於建築活動是形成不動產的重要經濟活動，具有投資大、周期長、參與活動的主體較多、風險較大、影響因素多等特點，在我國尚未形成民法共和不動產法律體系的情況下，建築法的頒布實施顯得尤為重要。
《建築法》實施已一年有餘，我們看到一些習慣作法改變不大 ，與該法實施時間短，人們對其認識水平還較低不無關系。筆者有幸參加了由建設部組織的「98建築、房地產法律實務研修班」的學習，感觸十分深刻，將自己的學習心得歸納一二，以便與業內人士一道共同提高認識。《建築法》所確立的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刑事責任綜合承擔適用的原則，是其他經濟部門法無法比擬的，具有鮮明的針對性。特別是針對近年來建築活動中所普遍存在的熱點、難點問題，做了明確的規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強化建築工程質量和安全的法律保障
《建築法》總計八十五條，通篇貫穿了這個問題，具有強烈的針對性。對影響建築工程質量和安全的社會因素作了較為全面的規范，除一般性義務規定外，較為特別的規定有以下幾點：
（一）《建築法》第六十條第一款規定「建築物在合理使用壽命內，必須確保地基基礎和主體結構的質量」；第八十條規定「在建築物的合理使用壽命內，因建築工程質量不合格受到損害的，有權向責任者要求賠償」這兩條實際 上設定了「必須」的義務和沒有「必須」的司法救濟手段，這個救濟手段較為特別，已經超越了《民法通則》絕對訴訟時效二十年的規定。依法規定了工程質量必須保障，責任人在建築物的合理使用壽命范圍內，即使超過二十年，仍不能免除質量賠償責任。其目的是從立法角度提高建築活動參與者的質量意識，依法強化質量責任。
（二）《建築法》第六十六條、六十七條、六十九條規定了目前建築活動中較為常見的經濟活動主體的質量連帶責任，如頂名掛靠，內部承包，工程的轉包和分包，以及監理方承擔責任的條件。規定這種質量連帶責任，將有利於各方在建築活動的合作中加強質量責任觀念，避免互相推諉扯皮，有效地預防質量事故的發生。如果發生質量事故即使無過錯，也要承擔法定的賠償的無過錯連帶責任。
（三）針對建築活動中行政主管部門的權利義務，除設定了行政機關責任人的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外，還設定了在質量事故中行政機關承擔國家賠償義務的法定條件，反映在《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的規定中。
（四）明確了「施工現場安全由建築施工企業負責」這一主要安全責任主體，並規定了「施工企業必須為從事危險作業的職工辦理意外傷害保險，支付保險費」為施工現場人身傷害的預防和處理提供了法律依據，見該法第四十五條和四十八條的規定。
（五）設定了裝修、拆除工程的安全責任主體和法定責任，見該法第四十九條、五十條，對於規范建築活動中的拆舊、裝修市場混亂無序的現狀設定了法律依據。
（六）《建築法》第六十三條，設定了建築工程質量的社會監督法定授權，無論有無利害關系的社會公眾，依法都對建築質量享有檢舉、控告、投訴權利。以上六點，充分說明了《建築法》的立法宗旨是確保建築工程質量安全，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二、建築活動中的行政管理活動依法規范
《建築法》立足於我國計劃經濟體制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中，建築活動中行政因素佔主導地位的現實情況，有針對性的依法確立了建築行政主管部門在建築活動中的管理職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針對建築活動中行政職權的濫用以及不正當行政行為帶來的不正當競爭對市場體制的負面影響，依法做了限制性規定。如第七十八條，本條從兩方面規范了市場主體行為，一方面為約束行政權力持有人不論出於何種動機越權對發包承包方施加影響設定了法定依據。一方面約束了承包單位依靠關系或行政權力搞不正當競爭的行為。本條只是確立了原則，在實際操作上，還有賴配套法律法規的進一步完善，還有賴於黨風政風的進一步清廉。從發展的眼光看，建築施工企業僅依靠官方勢力競爭的路子，只能越走越窄。
《建築法》對建築行政主管部門的職責、權利、義務依法作了原則性設定，行政處罰權也由《建築法》第七十六條做了規范。在法律責任一章中，涉及行政處罰的法定情節多達十五條之多，處罰種類包括責令停工、改正、停業整頓、罰款、降低資質等級、沒收違法所得、吊銷資質證書及吊銷營業執照等。為加強建築活動中的政府管理職能提供了法律依據。
《建築法》同時對建築活動中的行政管理人員的違法違規行為設定了行政處分及刑事處分的法律依據，見第七十七條、七十九條。
《建築法》總結了建築活動行政管理中的正反兩方面經驗，為建築活動中的依法行政做出了較為切合當前實際的規定，為建築市場走向健康有序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明確了建築活動中應負刑事責任的幾種情況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三條「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的規定。《建築法》在第六十五條、六十八條、六十九條中界定了十一種情況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分別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八十條、一百三十四條、一百三十七條、三百八十五條、三百八十七條、三百八十九條、三百九十一條、三百九十三條、三百九十七條，九條十個罪名。
《建築法》第十六條二款規定「建築工程的投標招標，本法沒有規定的，適用於有關投標招標法律的規定」將建築工程中的招標投標的市場競爭規則納入市場行為法的管轄范疇，但應當看到，建築工程投標招標在整個經濟生活中的投標招標行為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投標招標活動是建築活動中的一項重要活動，雖然沒有納入《建築法》管理的范疇，但《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條所列的串通投標罪和二百二十六條的強迫交易罪，在建築經濟活動中也會涉及。
《建築法》為預防和打擊建築活動中的犯罪活動，設定了部分建築活動中在十一種情況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為保障建築活動合法有序的進行提供了法律保障。當然，是否構成犯罪，還要依照刑法的有關規定予以認定。
四、建築活動中的兩個常見問題
從《建築法》的立法角度來看，只是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個部門法律，突出特別法性質，其涵蓋不可能涉及建築活動的各個方面，業內人士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不可能在這一個部門法律中得到全面解決。建築活動中所涉及的投資體制問題，合同問題，市場規范問題都比較突出，國家將在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框架內逐步以法律形式規范，建築活動涉及土地、金融、投資保險、合同等諸多經濟領域以及國家管理、行政管理、司法管理等諸多社會管理領域，各方面的立法將隨著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不斷趨於完善。《建築法》是我國第一部規范建築活動中的部門法，不能夠也不可能達到盡善盡美，從其自身性質看，在施行中還有待司法實踐活動的經驗積累和進一步完善。
對於《建築法》沒有深入涉及的兩個熱點問題，作一些簡單探討：
第一、關於拖欠工程款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在建築活動中沒有明確解決的途徑，仍適用於一般法律原則。截止一九九六年底，全國施工企業被拖欠的已結算工程應收款，據建設部不完全統計約為1000億元，如包括新增的結算和未結算的工程應收款，將會是這個數字的數倍乃至數十倍，直接影響到建築施工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同類問題在法院建築工程合同糾紛案件中占的比重也相當大。這個問題所反映的不僅僅是一個合同履行的問題，更深層次觸及到投資體制乃至經濟體制問題，《建築法》作為一個部門法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工程造價的簽證和索賠問題
這也是一個實踐中常見的問題，我們看到建築糾紛訴訟案中這樣的案例很多。而在實際操作中，計劃經濟年代的模式仍舊在不同程度的沿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設計概算、施工圖預算、工程竣工後再決算，投資主體單一，都是國家的錢，似乎沒有多大意見，有點意見通過行政協調也可以解決。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不一樣了。按照市場經濟最基本的游戲規則，任何投資主體即建設單位都必然會對項目建設的工程造價嚴加控制。都力圖花最少的投入建造符合自己要求的工程，任何承包商都必然會按照工程造價「低中標，勤簽證，高決算」的慣例，力爭承包到手的工程獲得盡可能好的效益。造價結算幾乎無一例外的成為雙方矛盾的焦點。無論是訴訟案例還是非訴訟案例，合同簽訂時的預算價格幾乎在結算時，沒有不變動的，造價管理體制明顯滯後於現實發展。而建築法第十八條只作了原則性規定「建築工程造價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由發包單位與承包單位在合同中約定。公開招標發包的其造價的約定，須遵守招標投標法律的規定」，在這里「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實際上指的是建設部以及各省地發布的有關造價定額及政策。改革開放二十年了，許多重要物資的價格都放開了，只有建築工程的價格仍在沿襲計劃經濟時的作法，與國家投資體制改革進行的緩慢也有一定關系。但是應當看到，《建築法》作為特別法有優於一般法的特點，建築造價的約定還不能完全適用於合同自由原則，但在不違背上述原則的情況下，合同雙方還應當遵循《合同法》公平原則，作出比較明確的約定。建設工程合同履行過程中往往會碰到工程簽證和工程索賠的問題，一份建築工程施工合同即使簽訂的再好，簽訂前考慮的問題再全面，在履行過程中都免不了要發生根據工程進展過程中出現的實際情況而對合同事先約定事項的部分變更，這些都需要通過工程簽證加以確認。在國際工程承包結算過程中，簽證和索賠部分平均占總造價的百分之七左右，應當引起建築施工企業以及投資建設方的足夠重視。
以上所探討的兩個問題實際上是合同簽訂和履行的問題，雖然各案有各案的特點，但通病是合同意識差，履約過程中的合同管理職能沒有加強造成的。如果建築活動中的各方增強法律觀念和合同觀念，這兩類糾紛的發生會減少到最小程度。即使發生解決起來困難也會減少許多。
《建築法》的頒布實施，只是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問題，要想使建築活動及建築市場走向規范，走向完善，進一步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需要建築活動者增強法律意識，將自己的活動約束在合法范圍內，將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合法的基礎上，對違法行為利害關系人能用法律賦予的救濟手段來糾正和追究。維護建築法的正確實施，不僅是建築行政管理部門的事情，而是建築活動者、參與者應當普遍遵循的義務，也是參與者各方維護自身權益的武器，只有參與者各方都自覺地維護 《建築法》及相關法律的正確實施，那麼一個規范、健康的建築市場離我們並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