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是把雙刃劍

㈠ 刑法中公共場所定義

公共場所是供公眾從事社會生活的各種場所。公共場所是提供公眾進行工作、學習、經濟、文化、社交、娛樂、體育、參觀、醫療、衛生、休息、旅遊和滿足部分生活需求所使用的一切公用建築物、場所及其設施的總稱。

公共場所的定義
共場所是指人群經常聚集、供公眾使用或服務於人民大眾的活動場所，是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是反應一個國家、民族物質條件和精神文明的窗口。

【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罪】

第二百九十一條聚眾擾亂車站、碼頭、民用航空站、商場、公園、影劇院、展覽會、運動場或者其他公共場所秩序，聚眾堵塞交通或者破壞交通秩序，抗拒、阻礙國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情節嚴重的，對首要分子，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所謂「公共場所」，是指具有公共性的特點，對公眾開放，供不特定的多數人隨時出人、停留、使用的場所，主要有車站、碼頭、民用航空站、商場、公園、影劇院、展覽會、運動場等；「其他公共場所」，主要是指禮堂、公共食堂、游泳池、浴池、農村集市等；「公共場所秩序」，是指保證公眾順利地出入、使用公共場所以及在公共場所停留而規定的公共行為規則。

由於我國幅員遼闊，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即使同一城市或地區不同階層人群的經濟收入、消費需求、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因此各種公共場所的檔次也很懸殊，即有車馬小店，也有星級賓館；即有單純的理發小店，也有高檔的美容美發廳等。這也給公共場所的統一管理帶來了一定的困難。無論何種公共場所首先應保證使用者的健康、防止疾病的傳播，以達到人們豐富生活內容、提高生活質量的美好願望

㈡ 國家採用刑事立法一般要考慮什麼因素

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即犯罪化和刑罰化過程），實際上總是根據自己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當時所處特定歷史條件和犯罪規律的認識），以及自己的刑法觀和自己對人文關懷的態度，來決定犯罪化與刑罰化的范圍和程度。 一般而言，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也包括司法者進行刑事司法） ，一般要受到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一個因素，是對刑法觀的不同價值取向的認同。
刑法觀的問題可以說是刑法與刑事司法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首先必須在思想觀念上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在根本意義上，我們的刑事司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刑法觀指導下進行的，它決定了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在價值上的根本取向，因而它也在根本上決定了我們的刑事立法與司法活動的基本面貌。
刑法觀是指關於刑法基本問題如刑法的價值、機能、目的任務、基本原則等問題的根本觀點與基本態度。在刑法史上，刑法觀大致有權力本位刑法觀與權利本位刑法觀、國權主義刑法觀與民權主義刑法觀的區分。權力本位刑法觀又叫國權主義刑法觀、權威主義刑法觀；權利本位刑法觀又叫民權主義刑法觀、自由主義刑法觀。前者立足於刑法的社會保護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國家利益，它所針對的對象就是公民個人，它所限制的就是公民的自由，公民只是刑法的客體與對象。 後者則立足於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公民自由，它所針對的對象是國家，它的所限制的是國家及其刑罰權。
一般而言，現代刑法在基本立場上都是認同並堅持權利本位刑法觀。因而刑法只能是以保護國民的權利和自由為核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和嚴格限制國家行為為目的的良性法律，國家刑罰權只能成為個人自由的有力保障而不是相反。這種刑法觀對於我們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動無疑都有重大指導意義。
第二個因素，是對刑法機能的基本特性的認識。
所謂刑法機能，是指刑法在社會中可能並且應該發揮的作用或者效果。關於刑法機能的學理分類，一般存在彼此相通的兩種分類法：一是將刑法機能分為三種，即行為規制機能、秩序維持機能（法益保護機能）、自由保障機能；二是將刑法機能分為兩類，即刑法的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
刑法的行為規制機能，是指刑法具有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規范、制約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基本原理是：刑法通過否定評價（即評價機能）和命令人們作出不實施犯罪行為的意思決定（即意思決定機能），來規范、制約人的行為。
刑法的秩序維持機能，是指刑法具有維持社會公共秩序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法益的保護，刑法依靠剝奪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等強制手段來發揮法益保護機能。二是對犯罪的抑制和預防。
刑法的自由保障機能，是指刑法具有限制國家刑罰權的發動、從而保障國民個人自由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是：刑法通過明確規定何種行為是犯罪、對犯罪科處何種刑罰，從而有力地限制了國家刑罰權的肆意發動。在此意義上，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憲章」，是「犯罪人的大憲章」，也是「受刑人的大憲章」。（我國有學者抱怨說：資產階級國家一直都堅持這樣的立場，即「法治的本質特徵在於限制官方權力」；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卻變本加厲地強調「專政、嚴打、規范老百姓」，政府和司法機關基本上是為所欲為，隨意不執行法律甚至超越法律、違法執法。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思考。
第三個因素，是對犯罪機能的認識。
犯罪是絕對丑惡的、消極的東西，還是具有相對的、哪怕是十分有限的積極意義的因素呢？在一般理論上，都主張犯罪原因因素和犯罪功能（犯罪機能）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引起犯罪發生的諸多因素未必都是妨害社會發展的消極因素，而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因素同樣可能成為引起犯罪的因素。例如，生產力的迅速提高能夠促進社會的物質文明和改善人民生活，但也可能引起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協調，激發大量的犯罪現象。作為市場經濟的動力的競爭機制能夠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推動生產力的提高，但也可能驅使人們追求非法利潤進而實施經濟犯罪。另一方面，犯罪功能也具有兩面性，即犯罪在本質上為惡、危害社會、侵犯法益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社會代謝功能和緩解社會張力的促進功能——犯罪作為一種社會代謝現象，微觀上危害社會與宏觀上伴生社會代謝、促進社會發展形成了千古悖論。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也認為，犯罪並不是絕對丑惡的東西，而是具有其特定歷史烙印、並具有其相對積極性的東西。例如，革命行為在政府當局看來是一種「丑惡的、消極的」東西，但是在革命者、在人民大眾的評判中，革命行為卻是一種「美好的、積極的」東西——而且事實上，革命行為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應當說是具有明顯的「積極機能」的一面。例如，就現實生活中的「計算機犯罪」而言，它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極的一面，而是還有積極的一面；並且，有的電腦公司還專門設置「擂台」，公開鼓勵那些「黑客」來攻擊，以實現電腦技術、特別是電腦安全防範技術的更新換代——這可以說是計算機犯罪的相對積極的一面。正是在認識犯罪具有有限（甚至是極其有限的）、相對的積極機能的前提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就講過：犯罪創造了警察、檢察官、法官和法學教授。這些給我們的啟示是：由於社會生活的極端復雜性和犯罪現象、犯罪機能的極端復雜性，我們在刑法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謹慎權衡，必須反對極端片面。
第四個因素，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
西方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與人類社會所共生共有的現象，如義大利學者菲利認為：「犯罪是由人類學因素、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種社會現象。」菲利還提出了著名的犯罪飽和論：「犯罪飽和論，即每一個社會都有其應有的犯罪，這些犯罪的產生是由於自然及社會條件引起的，其質和量是與每一個社會集體的發展相應的。」 在我國，也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人類社會的必然伴生現象。有學者甚至提出，犯罪是必然的、人類天生的傾向，而「不犯罪」才是偶然的、不正常的現象；因此，與其研究作為必然現象的犯罪的原因，倒不如研究作為特殊現象的「不犯罪」的原因：某些人在同樣的情景下為什麼能夠不實施犯罪？
另外，有些行為到底是不是犯罪，是與特定歷史條件、特定的人群的認識所決定的，某時某地作為犯罪處理，而在另一段時間、另一個地點卻不作為犯罪處理。如：「投機倒把行為」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賞中介行為，在舊刑法里就是一個重罪，但在現行法律體制下卻是一種合法行為、有益行為、人人稱道的行為。墮胎,在我國並不違法,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貫徹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值得鼓勵的行為,但是在其他某些國家,墮胎卻是犯罪行為.那麼，到底如何評價「投機倒把行為」與墮胎行為呢，這就涉及到人們對犯罪現象與犯罪規律的認識問題。
第五個因素，是對「社會危害性」的判斷。
我們都知道，將某種行為予以犯罪化，是以該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為前提的。只有當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獲得了將其犯罪化的正當根據，這是一個基本道理。
這里，我以經濟犯罪為例來說明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我認為，對於所有犯罪、尤其是傳統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判斷而言，經濟犯罪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研究經濟犯罪的犯罪化根據及其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具有極其重大的啟發意義。因為，我們都知道，相對於殺人、搶劫、盜竊、強奸等「自然犯」而言，經濟犯罪基本上都是「法定犯、行政犯」，因而帶有極其鮮明的主觀意志色彩。那麼，對於經濟犯罪的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必須更多地、更加謹慎地進行「社會危害性」判斷。
事實上，經濟犯罪中的許多犯罪並不是天生的就是犯罪，它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法律硬性規定的結果，它帶有強烈的「法律硬性規定」的色彩——可以說，它本身並不必然就是犯罪，人們對它也不是當然就憎恨、厭惡；它之所以成為犯罪，只是由於人間法律的硬性規定，是立法者主觀意志強加於這種行為的結果。例如：前面所講的舊刑法所規定的「投機倒把罪」，其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償中介行為等，在當時簡直就是滔天罪行，處刑也不輕（最重的可以判處死刑）；但是在今天，這些行為不但不是犯罪，反而是人人理解並贊賞、當然也是值得鼓勵的行為。再比如：虛報注冊資本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高利轉貸罪、違法發放貸款罪、逃匯罪、洗錢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侵犯商業秘密罪、非法經營罪等，都是由於法律的硬性規定的結果；要是沒有公司法、金融法、不正當競爭法和刑法的特別規定，人們並不會必然將他們作為犯罪看待。
但是，話又說回來，立法者是否可以不顧國情、人情與法理而隨心所欲地制定犯罪呢？顯然也不行。就經濟犯罪而言，立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司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追究的時候，大致也要考慮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刑法機能的認識、犯罪機能的認識等各種因素。其中，首要的考慮因素恐怕應當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判斷問題。
那麼，如何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我認為，從理論上講，這種社會危害性判斷一般要從分析判斷對象、判斷主體、判斷標准等三個方面的因素來進行：
1．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對象問題
2．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主體問題
3．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標准問題
第六個因素，是對刑罰功能的認識。
一般認為，刑罰功能具有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兩個方面的功能。但是，刑罰功能所面臨的第一個詰問是：刑罰是萬能的嗎？我們稍加分析就知道：刑罰不是萬能的。而且人類已有歷史實踐、特別是酷刑實踐已經證明：不可能通過刑罰來消滅犯罪。這涉及刑罰的功能問題。對此，我們有兩個問題需要高度注意：
一個問題是，我們打算進行犯罪化的某種行為是否可以依靠刑法手段來有效遏制。即「可行性原則」。刑罰並不是萬能的，對於部分犯罪而言，刑罰手段是無法發生預防作用的或者其所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如：部分激情犯罪、政治性或者信仰性質的犯罪、許多愉悅性犯罪、部分無被害人犯罪（如賭博、賣淫、毒品犯罪、同性戀等），刑罰手段基本上或者只在很小程度上具有抑制犯罪的作用。所以，我們不應當迷信刑罰，以為刑罰手段就能夠解決一切經濟問題和犯罪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該行為是否必須依靠刑法手段才能夠有效遏制。即「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由於刑罰手段具有殘忍性、毀滅性、違背人性的一面，如動用剝奪人身自由、剝奪財產甚至剝奪生命的手段，這種手段本身是十分殘忍的並且是毀滅性的，因此，國家及其立法、司法機關應當堅持「刑罰抑制原則、刑罰謙抑原則」，不得濫用刑罰手段；在確定犯罪的時候，只能將那些嚴重違法、危害極大而又不得不動用刑罰手段的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而不能夠濫施刑罰，或者說要合理確定犯罪的犯罪量，以及犯罪的刑罰量。在這方面，比較具有說服力的現象是發源自北美並迅速席捲全世界的刑事政策上的「恢復性司法運動」，它主張用預防性的、恢復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懲罰性的、報應性的刑事政策，通過對大量犯罪的非犯罪化和創設替代刑事司法的社會性機構來限制刑事司法的活動范圍。 這種刑事政策思想對我們來說是很有啟發意義的。為此，我國已有學者建議引進「刑事和解制度」（這種制度本質上同於「恢復性司法運動」）。 在深層次上，也涉及「執法動機、執法效益」問題，原則上應當盡量動用最少的司法資源、避免最大的經濟損失、獲取最大的社會經濟效益。這就要求我們刑事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堅持「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謹慎、嚴肅、認真進行權衡。
事實上，之所以要強調刑罰手段的最後性、不得已性，還由於刑罰手段本身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打擊犯罪的同時，往往也伴隨著暴力的誤導、以及錯殺無辜的危險。比如，在世界各國，任何完備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是以冤假錯案為必要的司法代價的，即使在美國，其死刑執行的數量很少，但是報道認為，美國的死刑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錯案，也就是說：所謂的「死刑犯」實際上是被錯殺了。在我們的生活中也一樣：案件是復雜的，有時是模凌兩可的，我們的任何一方的意見都不是絕對的、唯一的「真理」，那麼我們司法人員只能在其中選擇相對合理的、相對公道的處理方法；司法不是萬能的，司法人員包括我們的警察、檢察官、法官以及我們的學者都是有人性弱點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因而我們在處理案件時應當慎之又慎、謙虛再謙虛。當然，有的案件是本身證據有問題，而有的案件則是定性有問題，但都應當盡量作到兼聽則明。
第七個因素，是大眾文化（民眾）對犯罪的態度。
有學者指出，刑法規范實際上是文化規范。這是很有道理的。如美國文化和歷史傳統，就對犯罪是非常寬容的，甚至有不少美國人認為罪犯恰恰是一些「敢作敢為的英雄人物」，不少人對那些敢於破壞社會普遍遵行的「規范」的人十分崇拜——這一點，在美國早期的「西部牛崽影片」里以及其他的「美國大片」里，可以說是隨處可見。近年來，盡管「校園槍擊事件」、「9.11恐怖事件」等一系列震撼美國民眾靈魂的重大事件接連發生，迫使美國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犯罪對策，特別明顯的是加大了打擊恐怖活動的力度；但是，總的說來，美國的刑事政策並沒有因此發生質的變化，更沒有竭斯底里對犯罪進行所謂「瘋狂鎮壓」（但美國對其國外的制裁對象似乎有點「瘋狂鎮壓」的色彩，如其針對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和人民的「懲罰」措施就比較極端），即仍然保持在理智、理性的遏制犯罪，仍然注重保障本國公民人權和社會安寧的現狀。但是，我國情況卻有很大的不同。總的說來，我國具有對犯罪「急惡如仇、除惡務盡」的文化傳統，當今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對犯罪開展「從重從快從嚴的嚴打鬥爭」， 迄今已經20年整；有的省份還開展了「狂飆——A」到「狂飆——G」行動（真不知道還會持續或者「狂飆」到哪一個字母了結），狠不能將犯罪分子生吞活剝了，方能解這口「惡氣」。 這種「心態」確實是不夠理智、不夠理性的，直接導致了我國的刑法制定比較嚴苛、法網過於密集甚至在個別特殊情況下的法外施刑，也導致了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在更大程度上片面照顧了打擊犯罪的需要，而對公民的人權保護考慮不周，尤其是偵查行為缺乏制約，強制措施經常性地被濫用，等等，弊端太多。不過，相信今後的情況會逐漸好轉。我國已經有不少學者和司法工作者都在呼籲「法治刑法」、「憲政刑法」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人民大眾對於犯罪也在逐漸地走向寬容、理解、理智，但是，道路還很漫長。
第八個因素，是對人文關懷的態度。
有學者認為，犯罪及其刑罰問題，其實主要是一個人文態度問題，而不是客觀的科學問題——這涉及「人文與科學」的關系與爭論。刑法的人文性突出地表現在：「人性假設」具有前置性的、基礎性的重大意義。尤其是人性善與人性惡的假設，理性人與非理性人的界分，等等，都成為犯罪化、重刑化、輕緩化、刑罰個別化以及制定有關刑事政策的基本的人文理論根據。例如：中國古代講究「重典治國」、「刑亂世用重典」；而現代刑法思潮則主張：刑罰輕緩、刑罰人道、教育刑、社會防衛思想、刑罰個別化等等，都是出於不同的人性假設和人文主張的結果。其中， 最典型的是死刑問題：現代世界潮流是主張廢除死刑、嚴格限制死刑，也有的國家在廢除死刑後又恢復死刑，但是主流仍然是廢除死刑；但是，我國基本上是大量適用死刑，其數字沒法知曉，於是，有學者提出疑問：「人頭與石頭哪個更值錢？人皮與貓皮哪個更尊貴？人頭到底值幾個錢、要多少錢能夠買一個人頭？」 應當說，這些問題確實十分尖銳的問題。美國前段時間執行了一例死刑，引起舉國關注，新聞媒體的報道規模之大，絕對不亞於對「9.11事件」的報道，可見美國政府與民眾對於死刑的執行、哪怕只是一例死刑的執行，都是十分慎重的；但是我們，對於執行死刑恐怕是已經習以為常了，尤其在「嚴打」過程中更加覺得死刑判決和執行純屬「理所當然」的事。
第九個因素，是關於刑法價值的中道的權衡。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是否將某種行為規定為犯罪、是否規定刑罰和規定什麼樣的刑罰，在打擊犯罪與維護秩序、保障人權之間，總是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實在是難以兩全而只有進行中庸兼顧、中道的權衡。系統科學認為，「只有較好、沒有最好」。因此，制訂和適用一部刑法，確實需要我們進行中道的權衡。
關於刑法價值的中立取向和中道權衡問題，筆者的基本立場是：刑法的價值評判的視角可以是多棱的，對公正、自由和秩序等刑法所追求的價值目標的肯定，以及對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等刑法價值的機能價值性認識，都蘊含著真知灼見，但這些價值目標內容和機能價值性沖突需要理性化的重新整合，以使其呈現出一種最佳的價值整合狀態——對此，我們稱之為價值定位。刑法價值的這種價值定位必須是理性的，因為它既要全面（但並不徹底）實現各種價值目標內容，又要綜合協調各種價值目標相互之間的矛盾關系，從而實現整體價值目標的最大化。這種理性的法律價值定位應該是法律價值中立。 理論上認為，法律價值中立，是與價值非中立或者價值傾斜性相對立的價值定位，即指法律不傾向於任何個人、集團、黨派、階級的價值好惡，而是忠實地表達社會所有主體的共同價值需求，是對矛盾著的主體需求以共存為原則所作的共同化的抽象。 現代法律的價值定位之所以必須是中立的，這是由現代法律的本質特徵所決定的。現代法律作為社會主體共同需求的規范化，是現代社會中一種最普通、最基本、最高的社會規則；現代法律作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為了平衡矛盾、減少摩擦而訂立的「契約」，作為用以協調社會關系、平衡社會利益、社會價值和社會行為沖突的社會規則，是立法者以正義為界而對主體需求及其行為所定的寬容規則。 根據權利刑法觀，現代刑法也是社會據以限制國家權力和國家據以管理社會的基本規則，也是以主體自覺自願的法律意識確保、並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通過義務的履行以實現權利的社會規范，總之，現代刑法是反映社會正義的價值中立的社會規則。因此，刑法作為現代法律體系中的基本法律，其價值定位必然遵循並充分反映和體現現代法律價值定位的一般規律，這就是價值中立。這種刑法價值中立，其題中之義當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公正和功利的有機和諧，而不是只強調其一而不顧其他；二是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合理兼顧，而不是顧此失彼或者重此輕彼；三是工具主義和目的主義的理性統一，而不是只注重世俗實用的工具主義。因此，刑法應該「中立地」對公正和功利給予關注和平衡，並且力求使兩者處於一種理性和諧的整合狀態。其次，刑法功利也要求力求無損於公正。這種公正突出地體現在如下的命題之中：刑法必須「中立地」兼顧好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促使兩種機能協調和諧。刑法兩種機能的沖突，在本質上與刑法公正和功利價值的沖突是具有同一性的，因此總的來說，刑法對這種沖突的解決，仍然必須進行「中道的權衡」，而不應該是厚此薄彼式的選擇。當然，刑法兩種機能的充分實現和協調和諧，只是一種價值定位的理想狀態，在現實生活中難免存在差距；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刑法「應該」中立地兼顧好兩種機能。
我國現行刑法，就是根據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和現階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群眾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和對人文關懷的態度，為了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而以國家名義頒布的，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及其應付何種刑事責任、判處何種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㈢ 刑事強制措施的種類

我國的刑事強制措施包括：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五種，這五種措施是依照強制力度由輕到重的順序依次排序的。

拘傳

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對於未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強制其到案接受訊問的一種強制方法。 傳喚、拘傳的時間最長不得超過12小時。不得以連續傳喚、拘傳的形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取保候審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

（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監視居住

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用的，命令其不得擅自離開住所或者居所並對其活動予以監視和控制的一種強制方法。

拘留

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在偵查過程中，在在緊急情況下，依法臨時剝奪其某些現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人身自由的一種強制措施。

逮捕

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須經過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決定，由公安機關執行。

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即依法逮捕。

對應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嚴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懷孕、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可以採用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的辦法。

(3)刑法是把雙刃劍擴展閱讀：

強制措施不是處罰，強制措施的作用是：

1.維護社會治安，防止犯罪；

2.防止犯罪人逃避偵查和審判；

3.防止犯罪人串供，毀滅、偽造證據；

4.防止犯罪人自殺等意外事件；

5.震懾罪犯，鼓勵群眾積極同犯罪行為做斗爭。

三、強制措施的特徵：

1.強制措施是剝奪或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權的行為。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才可以規定強制措施的內容。政府和其他任何機關發布的文件，都不得有對公民採取強制措施的內容。

2.只有司法機關可以行使這項權力。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對公民採取強制措施。

3.只有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才能採取強制措施。

4.適用對象只能是犯罪分子和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

5.以保障偵查和審判的順利進行為目的，不得把強制措施作為變相懲罰。

6.必須嚴格依照刑事訴訟法進行。違法採用強制措施要承擔國家賠償責任。

㈣ 耶林:刑罰乃一把雙刃劍,用之不當,則國家和個人兩受其害。出自

這個，要回答是出自哪不太容易。

這話只不過是被刑法學家們反復引用。

德國學者耶林的著作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篇名為《為權力斗爭》的演講錄。也是最早被翻譯進中國的一篇。

所以，應該就是出自這裡面了

㈤ 類推制度和類推解釋的區別

一.類推制度 : 類推適用制度從法律角度看，是指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一定行為，但其足以造成一定的社會危害時，將具有相似性質的行為法律擴充適用或者援用同它有類似性質事項的法律進行定罪量刑。類推制度是一種具有一定程序性的法的創制，「諸斷罪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是刑法的保護個人權利機能和保障社會秩序機能矛盾的表現和緩沖。類推制度依據類推適用對象不同分為法律條文含義的類推解釋和具體行為的類推適用。以法律條文含義為對象的類推解釋通過對法律條文本來並不具備的含義進行類推理解，使法律條文能夠適用於原來法律沒有規定的社會關系。這是對於刑法保障機能的維護，通過對法律條文含義的類推，能夠最大限度地遏制和制裁沒有被規定為犯罪行為但是足以對社會造成危害的行為。再者就是具體行為的類推適用，「法有限，而情無窮」，刑法作為成文法，理所當然具有抽象性和相對於社會發展的滯後性，因此不能夠針對每一個行為做出具體的規定，從而出現了對於法律沒有規定的行為，援引與其性質相類似的刑法條文適用於該行為的法律類推適用。刑法是通過嚴厲的刑罰手段來限制個人的權利從而調整社會關系，具有國家強制性和懲罰性，類推制度雖然最大限度的懲治了危害社會的行為，但是也不可避免的損害了刑法對法律行為所具有的可預測性和可評價性的功能。
二. 類推解釋：是指對於相類似的案件應作相同處理，其法理基礎在於平等原則，也是正義的要求，理論界支持的廣義說認為，類推解釋是指在一個具體事實與法律規定情況相似，但根本不可能為該法條的字面含義所包容的前提下，以其相似性作為援引某一法律規定為依據的解釋方法。
三.區別：1979年《刑法》第79 條規定的類推制度與刑法類推解釋在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 只是審視的角度不同而已, 前者是將其視為一項刑法制度, 而後者則將其視為一種刑法解釋規則。如果允許進行類推解釋, 那麼我國1997年刑法廢除類推制度就失去了意義。① 如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1月4日通過的《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第1項規定在具備「盜竊殘疾人、孤寡老人或者喪失勞動能力人的財物」等三種嚴重情形的情況下, 即使行為人不具備「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 也可以追究刑事責任, 這實際上是在刑法第264條的規定之外另立盜竊罪之罪與非罪的其他區分標准, 明顯屬於類推解釋。2002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審理搶奪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司法解釋中也存在這種現象。又如2002年2 月25 日, 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通知指出: 「根據目前我國足球行業管理體制現狀和體育法等有關規定, 對於足球裁判的受賄行為, 可以依照刑法第163條的規定, 以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依法批捕、提起公訴。」而根據《中國足球協會章程》的規定, 中國足球協會屬於社會團體法人,不是公司、企業。足球裁判根本談不上屬於「公司、企業人員」, 因而這一解釋顯然屬於「比照最類似條款」的類推解釋。 (七) 要注意防止擴張解釋異化為類推解釋擴張解釋是指對刑法條文作超出其「字面通常含義」但未超過其「所可能具有的最寬的含義」的解釋; 而類推解釋是指對刑法條文作超出其「所可能具有的最寬的含義」的解釋。但正像有些論者所指出的那樣, 擴張解釋和類推解釋雖然在理論上是存在明顯區別的, 但實際上有時是難以區分的。對同一個解釋, 有的認為是擴張解釋, 有的則認為是類推解釋。而且, 可以對刑罰法規的文言作擴張解釋的理由、機能及效果, 與類推解釋也是相差無幾的[ 10 ]。也有論者認為, 要清楚地界定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的關系並非一件易事。理論上的各種區分標准大多停留在紙面上, 實踐往往傾向於將那些看來更像類推解釋的做法視為合理的擴大解釋。即在需要維護某種法益時, 只要侵犯這種法益的行為與法律規定的行為實質上相似, 都可能發生這種情況; 但由於禁止類推, 人們就盡可能地把一切類推性適用都往擴張解釋里塞。有的國家則因為擴張解釋與類推解釋很難具體區分, 乾脆就將擴張解釋也納入禁止之列[ 11 ]。日本刑法學家木村龜二更是明確指出, 「類推解釋和擴張解釋的區別是毫釐之差, 其區別的標准其實也就是想法的不同。」[ 5 ]筆者認為, 擴張解釋和類推解釋在理論上比較容易區分, 但在具體的刑法司法解釋實踐中有時確實難以區分, 需要注意的是, 不是二者之間就根本無法區分, 也不是任何時候都難以區分。這就要求刑法司法解釋機關在進行具體的解釋時根據「社會相當性」標准去具體把握, 防止在擴張解釋的名義下進行為罪刑法定原則所排斥的類推解釋。 總之, 筆者認為, 由於不涉及生命等重大利益的剝奪, 在民商事法律中允許類推解釋的存在容易被人們接受, 但在作為「最後一道法律防線」的刑法領域中, 類推解釋是應當絕對禁止的, 尤其是在剛剛廢除類推制度、罪刑法定主義根基尚淺的中國更是必須如此。正如有些論者所指出的那樣,「要實行罪刑法定就必須培養和提升一個民族適當放縱『犯罪』的勇氣, 即要有適度的寬容精神」[ 12 ]。中國現在最需要培養的就是人們的規范意識, 而不是去尋求難以把握的「法的精神」等概念而重新陷入法律虛無主義狀態之中。只有禁止刑法類推解釋才能不讓類推制度通過類推解釋借屍還魂, 罪刑法定原則這一刑法的「帝王原則」才能真正地指引我國的刑法司法解釋工作走上健康運作的軌道。

㈥ 「法律作為入罪的基礎，倫理作為出罪的依據」是什麼意思

法益是犯罪的基礎,道德是犯罪的基礎。許多法律學得很好的學生已經失去了人性。當你認為世界上有很多不公正時，有一個與不公正相對應的概念叫作公正。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正義，那麼說它是不公正的就沒有意義了。我們相信這個世界上有正義，所以我們應該用我們的法律知識不斷追求正義。法律永遠不能超越社會常識的界限。永遠不要接受法律人士的傲慢。這種傲慢實際上是無知的表現。

不要對人性期望過高。時刻警惕人性深處的黑暗。法治的前提是人性的腐敗假設。理性不是唯一的認識論基礎。人類所有的思想都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礎上的。不要把編輯的價值加在我們重視的理論上。我們必須有一種理論上的謙遜感，而不是一種理論上的自豪感。法律應始終追求公平和正義。法律應該傾聽人民的聲音，但要超越人民的偏見。懲罰的基礎是報應而不是預防，報復已經犯下的罪行，而不是預防和控制未來的罪行。

㈦ 國家怎樣依法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

一、私有財產權的憲法保護 憲法因其一國法律體系中居於最高法之地位，故應當在公民私有財產權法律保護中起總領與統攝之功效。該功效一方面要求財產權作為基本人權的地位在憲法規范上的確認，更要求憲法合理限制財產權的行使以及對於相應國家權力的規范。這主要是國家與公民的二元角度來理解財產權，是財產權的憲法保護的基礎，只有憲法首先完成了這些作業，才可能真正在國家的法律體系之中建立完善的財產權保護體系。 2004年的修憲使得私有財產權第一次作為一個法律概念進入了憲法文本，規定了對於私有財產權的法律保護，法律限制——徵收、徵用以及補償要求，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規范保護結構，即保護——限制（徵收、徵用）——保護（補償）的邏輯結構。因此，從憲法規范保護角度來理解，私有財產權的憲法保護必須首先解決徵收、徵用權的合法性問題和補償的公正性問題，即如何構建符合憲法規范結構的徵收、徵用制度，從而在實體和程序上防範公權力通過徵收、徵用權侵害私有財產權。由於我國尚未制定統一的徵收、徵用立法，故相關制度只能依靠單行法的相關規定來進行。從長遠來看，我國應當制定統一的徵收、徵用基本法，並輔以單行法的規定，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制度體系。二、公民私有財產權的民法保護 民法對財產權的調整和保護，並非將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而是將財產權分解為各種具體權利類型，分別立法規范，並通過民法總則制度等調整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根據具體財產權利性質的不同，當代立法為它們各自建立了十分龐大的法律制度，如債法、物權法、專利法、商標法等，區分不同權利類型進行精細調整，以實現法律對財產權進行保護的目的。 由於財產權類型的廣泛性和民法的分類調整技術，要探討財產權的民法保護問題就需要涉及民法的方方面面，就這樣廣闊的范圍進行論述，是筆者難以駕御的。財產權的重心是物權，物權的民法保護問題是財產權的民法保護的重要內容。我國目前正在制定物權法，物權法制定中的重要問題也是財產權的民法保護的焦點。 課題報告以物權保護為中心，在對民法中的財產權制度進行概括介紹的基礎上，重點探討物權的民法保護，以集體所有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為例，對上述權利的保護問題提出自己的一些見解；同時兼顧其他的財產權利，並以網路作品著作權、虛擬財產等新型財產的保護為例進行了探討。課題報告對財產權民法保護的方式進行了總結，並從自力保護與公力保護相結合、公法保護與私法保護相結合的角度探討了保護方式的完善。最後報告從總體上對財產權民法保護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三、公民私有財產權的刑法保護 公民私有財產權的入憲並不當然地導致私人財產在實踐中能夠得到保障。相比於憲法修改，憲法的實施更為重要。刑法是我國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保障公民財產權方面是一把「雙刃劍」。因為它既可以以建構犯罪、設置刑罰的方式阻止各類主體對公民財產權的侵犯，又可以財產罰的方式限制、阻礙公民財產權的實現。所以，以憲法的視角解讀我國刑法的公民財產權保護制度，考察刑法有關公民財產保護的規范與憲法的契合程度，分析其中的得失，探究其中的緣由，對於建立完善而合理的公民財產權刑法保護的機制並最終實現對公民財產的保護具有重要的意義。

㈧ 無論任何法規都有兩面性，也是把雙刃劍，用好了保護自已。用不好傷了自已。

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利弊就會不一樣的，任何事物都會有雙面性甚至多面性的，又很多高智商犯罪就鑽了法律的空子，所以我們的法律法規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顯現出來的漏洞而加以修正的，相信會越來越完善的

㈨ 與刑法有關的宣傳語

1， 反腐敗既要打老虎，也要打蒼蠅!
2，不以惡小而為之專，不以善小而不為！
3，放鬆一小步，落屬後一大步！
4，原諒自己就是墮落的開始！
5，治國必先治吏，治吏必先治廉！
6，勤政廉政，上下一心；同心同德，百姓順心。
7，用好手中的權力靠的是責任
8，帶好身邊的人員靠的是品行
9，廉者磊落一世都能信步人生
10，貪者痛快一時必將舉步為艱
11，「權力是把雙刃劍，多少貪官鮮血濺
12，今日伸貪手，明日進班房
13，安於清貧無後患，沉溺享樂身多憂
倡廉風，樹新風，正黨風，清政風

㈩ 民事 刑事和行政的區別

1.一般違法行為包括民事違法行為和行政違法行為,它們違法情節比較輕微,對社會危害性不大,（沒有觸犯刑法,只是違反了刑法以外的法律,法規）.刑事違法行為屬於犯罪行為,違法情節嚴重,對社會危害很大（觸犯了刑法）.

2.一般違法行為要承擔法律責任.民事違法行為承擔民事責任,行政違法行為應受行政制裁（一般強制性措施）.盡管一般違法行為沒違反刑法,但也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刑事違法行為受刑事處罰（包括最嚴厲的強制性措施,如剝奪人身自由、沒收財產、身子剝奪生命權。

3.法律責任包括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民事責任是指民事主體違反民事法律規范所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民事責任包括合同責任和侵權責任。合同責任是指合同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4.侵權責任是指民事主體侵犯他人的人身權、財產權所應當承擔的責任。民事責任的責任形式有財產責任和非財產責任，包括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支付精神損害賠償金、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返還財產、恢復原狀以及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

5.這些責任形式既可以單獨適用，也可以合並適用。行政責任是指個人或者單位違反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規定所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行政責任包括行政處分和行政處罰。行政處分是行政機關內部，上級對有隸屬關系的下級違反紀律的行為或者是尚未構成犯罪的輕微違法行為給予的紀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