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分立

⑴ 中國的《民法》都包括哪些內容

一、法學理論上的體系

（一）小民法

民法總則、物權法、債權（合同、無因管理、不當內得利、侵權行容為）、親屬（婚姻、繼承）。

（二）大民法

小民法+知識產權法（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

如果算上商法部分，還有公司法、海商法等等。

二、立法體系

總則：民法通則

物權：物權法

債權：合同法、侵權責任法

親屬：婚姻法、繼承法

知產：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

其他：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海商法、擔保法，等等。

⑵ 法律中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分別是什麼意思

民商合一，只有民法典，沒有商法典，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是民法的特別法，在法律規范發生沖突時，特別法優先適用
民商分立，既有民法典，又有商法典，二者地位平等，不存在優先適用的問題

⑶ 我國是民商分立還是民商合一

一、我國是民商合一。

二、「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是針對處理民法和商法關系的兩種立法形式或編纂模式。不同模式的形成都有它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條件；不同的國家在同一時期，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時期，採取不同的立法形式，都是由它所處當時當地的諸如歷史、法律文化等各種因素所決定的。

三、衡量各種因素，我國採取了「民商合一」的立法形式。其理由在於：

1、由於民法的商事化和商法的民事化，已經使得民商法的關系愈加密切。

2、世界和中國的立法實踐，證明民商合一是可行的。

3、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需要。

拓展資料

民商分立，是指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商法典，民法典與商法典並存。它有兩層含義:一是就立法體系而言,在民法典之外另定單獨商法典;二是就法律運行機制而言,由民法和商法共同實現對經濟關系的調整,民法和商法各自獨立而又相互依存。從大陸法系主要國家民商法律制度的歷史沿革來看,"民商分立的模式之所以至今仍占支配地位,不僅由於傳統,而且還有某些理論依據"。

採用民商分立的國家主要有法國、德國、日本以及以它們為模板的許多大陸法系國家。

⑷ 民商合一的民法體系是什麼

南京國民政府民商法的突出特徵是採用了「民商合一」的體系結構。所謂「民商合專一屬」，就是將傳統的民法及商法的基本內容、原理均規定在一部統一的民法典之中，由此形成以民法典為母法，其他民商法規與之相配合的體系結構，而不是將民法、商法分立，分別制定民法典、商法典。胡漢民、戴季陶、王寵惠等人根據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的精神起草了一份民商立法審查報告，主張「民商合一」體制，此項主張被通過，交立法院「遵照編定」，立法院依此民法典立法原則，先後完成了民法典各編的制定工作。

⑸ 民法和商法分離的原因 和依據

民商分立的淵源可追溯到中世紀時期。近代資本主義國家民商法的來源主要有三個：羅馬法、教會法和中世紀商法。中世紀商法出現以後，由於它形成了專門的概念和體系，它具有了與羅馬法、教會法相獨立的地位。這樣，商法作為一種專門的法律體系發展起來。從這一時期商法的特點來看，它主要是適應地中海沿岸商業貿易發展的需要，在商人的商業交往中產生的各種習慣規則，如匯票規則、海上保險契約、商業契約等，其中以海商方面的規則更為突出，此外，商人還自己組織法庭來處理商事糾紛案件。因此，商法是適應商業和貿易的發展在商人之間獨立發展起來的。從中世紀商法的形成來看，可以說它與羅馬法、教會法沒有直接的聯系，因此它不是從普通私法中分離出來的。中世紀商法一經產生，它就自治自立，與普通私法平行發展。 中世紀末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封建社會內部日益壯大。16、17世紀，隨著歐洲中央集權國家的強大，歐洲諸國將在各國商人之間普遍適用的、具有國際性的各種商事習慣、商事規范納入本國的國內法，從而開始了近代商事立法。法國路易十四時期頒布的《商事條例》(1673)和《海事條例》(1681)就是近代最早的兩部商事法令。另一方面，法國的民事關系屬於民法規范調整，南部成文法地區施行的是羅馬的《優士丁尼法典》，北部的習慣法地區施行的是由法律傳統形成的並經官方文件予以記錄的習慣，主要是1580年修正的1510年的巴黎習慣，1509年和1583年的奧雷昂習慣。因此，在這一時期，民商分立的格局已經開始出現。 民商分立的真正標志是19世紀初法國民法典和法國商法典的先後頒布施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革命成功和國家統一後，在全法國統一法律的任務被提上了議事日程。面對法國民事法律的混亂狀況，法國1791年《憲法》明文規定：「應制定一部共同於整個王國的民法典」。由於「在西方發達的法律體系裡，一直存在著一股促進法典化的驅動力」，加之法典編纂的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已經成熟，因此，在拿破崙的推動下，法國民法典於1800年開始起草，於1804年3月21日通過。幾乎與此同時， 法國在1801年成立了商法起草委員會，並於1807年頒布了商法典。因此，以法典為標志的民商分立體制正式得以確立。繼法國開創民商分立體制後，德國 1861年頒布了《普通德意志商法》(即舊商法典)，1871年統一的德意志帝國成立後，開始編纂新的商法典，並於1897年5月10日頒布， 1900年1月1日生效。另一方面，1874年、1890年分別成立了民法起草委員會，起草民法典，於1897年頒布、1900年施行。因此，在德國也形成了民商分立體制。除了法德兩國以外，採用民商分立體制的國家還有義大利、日本、荷蘭、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等國。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除了普通法系國家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之外，把私法劃分為民法與商法兩個分立的體系，在當年似乎是私法的一個基本特徵」。據統計，迄今為止，大約有四十多個國家制定了獨立於民法典之外的商法典。

⑹ 民商分立的根源

在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為何會在近代私法體系中出現民商分立現象，對此學者們解釋不一。其實，發掘民商分立的背景和根源，不難發現，與其他任何法律部門的產生和存在一樣，商法的存在直接根源於其調整的特殊的社會經濟關系的存在。除此之外，歷史傳統和各種現實因素也是促成這一現象的不可缺少的條件。民商分立，既是當時社會經濟關系的需要，也是立法者根據當時社會經濟關系的特點構建近代私法體系的需要。
首先，在近代各國制訂、頒布民法典之前，民商分立實際上已經作為一種客觀現實而存在。
自羅馬法以來，雖然各國尚未制訂民法典，但民事法律規范一直在主導著民事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這一階段，由於存在公法私法的劃分，因此民法的稱謂只不過被私法而取代。與此同時，由於商人階層的存在和特殊利益，商人團體的自治規則和私法中的商事規范逐漸發展起來。這便出現了民商分立的萌芽。從法典化的進程來看，在不少國家，商法典要比民法典頒布得早。但為何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商法規范遠不如民法規范那樣為人們所重視呢?有的學者分析認為：民法國家在適用中需要一部清楚、權威的商法表述，然而商法正文里沒有這些內容，這是因為商法沒有達到私法其餘部分的同等程度，私法的其餘部分是建立在以繼受優士丁尼《法學階梯》這樣正宗的基礎之上的，並經歷了數世紀的學術評價、注釋和發展，而商法規范，在法典化之前，卻不容易為人所知。
其次，民商分立也是由商法規范與民法規范的特殊差別決定的。
民法規范基本上來源於羅馬私法，在近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凡是平等主體之間所產生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均由民法規范調整。因此，民法規范是平等地保護一切民事主體，而不是保護某一特殊階層的利益的法律。這一特點是近代民法與近代商法的重要區別，因為商法盡管與民法同屬私法范疇，但它主要表現為商人階層的法律，這就使得商法規范與民法規范具有一些重大的差別。在傳統上，直接源於羅馬法的許多制度一向被認為屬於民法規范，如物權、法律行為、債和合同、繼承、婚姻等；而隨著商事關系的發展而在商人團體之間發展起來的一些制度，如無限責任、有限責任、票據背書等，則構成新興的商法規范的內容。
第三，在中世紀的商業關系中，由於貿易傾向於採取嚴格的特許主義，因此商法的自立及與民法的分立便成為一種自然的歷史現象。
在羅馬法中，商法規范與民法規范融合為一，商法規范其實就是民法規范。在近代法典化浪潮中，按理說衍生出一部可以全面調整資本主義商品關系的民法典即可，但在這一時期卻出現了可以與民法典分庭抗禮的商法典，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商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已形成了一種特殊的、不能為民法所調整的關系，這就是商人所從事的商業活動及所產生的商事關系。而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由於國家對貿易採取了特許的政策，因此，商人成為這一特許政策的受惠者和執行人。正如有的法學家所指出的：「民商分立的一個更深入的理由是，在中世紀，貿易傾向於嚴格的特許主義，而且通常只有那些被賦予特權的社團里的成員，持許可執照從事這項活動」。基於此，商法只能適用於商人階層， 而不能普遍適用於社會，這便為商法典與民法典分立准備了物質基礎和客觀條件。
民商分立以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分立為顯著標志，因此近代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典化成就對民商分立具有劃時代的開拓性意義。民商分立現象是近代法典化運動的產物。法典化運動是大陸法系國家近代法律制度發展史上的特有現象。在法典化運動中，民法典的誕生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正如艾倫·沃森所指出的：「民法典的問世，開辟了一個新紀元，整個民法法系都因而產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典型的近代形式的民法典面前，先前的法律盪然無存」， 「民法典以新姿態昂然走上歷史舞台，取代了優士丁尼《民法大全》以來的法規」。 另一方面，民法典的誕生給商法典的另立創造了前提條件。盡管在民法典誕生之前，在法國等國家，已經具有商事條例、海事條例等商事法規，但由於近代民法、近代商法都處於孕育發展過程中，因此尚談不上民商分立問題。法國在制訂民法典時，並未將商事、海事等方面的規范予以包容進去，因此給日後的商法典制訂留下了十分有利的空間和機會。一些法學家將這種情況稱為立法上的「一個最令人吃驚的疏漏」。分析這種「疏漏」的原因，有兩點值得注意：
其一，法國大革命時期，新興的資產階級對商人和商人團體抱有嚴重的敵意態度，因此民法典中必然不能包括保護商人利益的特殊法律制度，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缺乏適合於貿易和商業階層需要的法人制度。同時，在民法典頒行後，在邏輯上必然導致以往的單行商事法規的消失或效力的終止。
其二，「民法典里沒有商法的簡單原因是商法沒有被當成民法來看待，商法已形成它獨特的法律傳統，它沒有明顯的與羅馬法有關聯的祖先。一句話，優士丁尼的《法學階梯》里沒有它，從而法國法理論里也沒有它。這一原因同樣能解釋奧地利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里為什麼疏漏商法」。。這就是說，商法不象民法那樣存在發源於羅馬法中的許多制度，而是具有不同於民事規范的許多獨特規范，因而不能為民法典所取代。正因為這種「疏漏」，導致了商法典的建立及與民法典的分立，最終形成了近代法制史上的民商分立現象。

⑺ 中國採用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民商分離）

民商合一就是把商內容編入民法。中國大陸是民商分立，不過不是一部民法，一部商法。商法的形式表現為大量的商事單行法規，比如票據法公司法保險法等等。

⑻ 關於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

關於商法的地位與商事立法問題，學界歷來存在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主張。然一種奇怪的現象是，國內的商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分立而民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合一，這其中或許多少帶有一些感情因素。在筆者看來，商法是否獨立，商事通則制定是否可行，是一個邏輯性、體系性、科學性的論證過程，也是一個立法技術的問題；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沒有單獨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則，也絕不意味著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與獨立性沒有必然的聯系。基於這樣的考慮，本文試圖撇開感情因素，對這個問題做客觀全面的分析與考察。

商事規范與「商事通則」

（一）關於商事規范內容的通說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因為對商或商事關系的界定是構建商法的概念、規則、體系的基礎，所以研究商事規范需從對商的認識出發。根據《布萊克法律辭典》的界定，「商是指貨物、生產品或任何種類的貨物之交換。」《韋氏新國際辭典》稱「商是指商品交換或買賣行為」。筆者認為這些界定主要是針對古典商業時代而言的，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商事的范圍和種類已越來越廣，越來越多，形成 「無業不商」的局面，商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凡屬以營利為目的從事交易的行為，在法律上皆可謂之「商」。按學界通說，現代「商」的具體種類包括：其一，買賣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直接進行財貨交易的行為；其二，「輔助商」，指以間接媒介財貨交易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實際上是輔助固有商營業得以實現的商事行為，如貨物運輸、倉儲、代理、居間、行紀等；其三，雖不具有直接或間接媒介貨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為性質與固有商和輔助商有密切聯系，為其提供商業條件的營業活動，如融資、信託、加工、承攬、出版等，學者稱之為「第三種商」。其四，僅與第三種商有牽連關系的營業活動，如廣告宣傳、人身與財產保險、餐飲娛樂、旅遊服務、信息咨詢等，即「第四種商」。現代意義上的商事是指一切營利性主體所從事的一切營利性活動或事業的總稱。

在世界各國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著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單獨制定商法典，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法國、德國、日本、比利時、韓國等40多個國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下，商法僅是民法的特別法，沒有形式意義的商法典，僅以商事單行法和散見於民法及其他部門法、判例中的商法規則為表現形式。考察世界各國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國家中，《德國商法典》分為五編：第一編為商人的身份，下設商人、商業登記簿、商號、經理權和代辦權，商業輔助人和商業學徒、代理商、商事居間人七章；第二編為公司和隱名合夥，下設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和隱名合夥三章；第三編為商業賬簿，下設對所有商人的規定，對資合公司的補充規定、對登記合作社的補充規定、對保險企業的補充規定、私人提出賬目委員會及提出賬目咨詢委員會五章；第四編為商行為，下設一般規定、商業買賣、行紀營業、貨運營業、運輸代理營業、倉庫營業六章；第五編為海商，內容另行刊載。它未涉及任何票據法、破產法、保險法的內容，對有限公司、合作社、證券等相關內容也未作規定。《法國商法典》的內容涉及商人、商人會計、商品交易所、居間商、質押和行紀商、商行為的證據、匯票和本票、商業時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採用了總則、公司、商行為及海商四編的體系結構，規定了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的內容，又規定了買賣、交互計算、隱名合夥、居間營業、行紀營業、承攬運送、寄託保險等商行為，但未涉及破產法。《澳門商法典》分為四卷，即經營商業企業之一般規則、合營企業之經營及企業經營之合作、企業外部活動及債權證券。從上述各國（地區）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內容極為龐雜，各國法上規定的內容相差較大，商法並沒有具體明確的法律界線，在尚無成熟的立法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談我國商事通則乃至商法典的制訂，似乎為時尚早。

（二）關於商事立法的各種主張以及目前的立法實踐

國內學界對於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幾種主張：

1.主張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學鹿教授。該種主張主要是基於完善商法體系，保障商法統一以及體現商法獨立價值等方面的考慮。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張，而這與我國民商合一的立法傳統相悖，欠缺對中國現實的回應，已經為大部分學者所不採。

2.主張制定商事通則，江平、王保樹等諸多學者持此主張。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發揮其統率作用，以收綱舉目張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質的局限，其內容不可能無限膨脹，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實現商法體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統一市場、統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贊成制定商事通則，認為這樣簡便可行並可以充分體現商法的特徵。[2]但對於商事通則的內容，學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張商事通則應包括商事活動原則、商事權利（包括商業名稱、商業信用、商業秘密等）、商事主體以及商事企業的基本形式、關連企業、連鎖企業、商業帳薄、商事行為、商業代理（包括內部經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種銷售代理，如獨家代理等）等內容；[3]也有學者提出商事通則應包括基本原則、商事主體、商事行為與代理、商號、商業登記、商事責任的一般規定、附則等七章，[4]此較前說范圍縮小；王保樹教授認為，商事通則僅僅是一部關於商事主體一般規則的法律。[5]

3.主張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別法的形式存在，此多為民法學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數商法學者持此主張，比如趙萬一教授認為「以民法典為基本法，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是我國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選擇。」[6]筆者贊同此種觀點，基於我國的立法傳統、民法與商法的關系以及立法技術等幾個方面的理由，而且現行的體制運行良好，沒有必要做大的改動。

商法的內容，通說認為包括組織法和行為法兩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體、商業登記、商業賬簿、商事代理等內容；後者主要包括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等等。在筆者看來，無論商法的具體范圍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義上的內容，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破產法等很難找到共同涉及的內容准則，從而抽象出普遍適用的本質特徵及共同規則，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議的商法典，將會是一件極為費時費力的事。但在現實中卻出現了令人驚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並於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經濟特區商事條例》（以下簡稱《深圳商事條例》）。該條例分為8章共65條，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記，第四章商人的名稱與營業轉讓，第五章商業賬簿，第六章商業雇員，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則。這實際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則。自其頒布以來，學界雖有一定的爭論，但褒獎者甚眾，比如有的學者就認為這是對我國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務部召開的現代市場流通體製法律框架研討會上又傳出了要抓緊制定商事通則的消息。的確，基於深圳特區在我國的突出地位，其第一個制訂商事條例不可能沒有轟動效應，但若主張以此為契機，制訂全國適用的商事通則，則有諸多需商榷之處。而且從其體系和內容上看，它是將商行為法剝離，而僅以商組織法為基礎做出的原則性規定，全文僅有65 條，立法的過於粗線條，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筆者認為是否制定商事通則是一個關乎法律體系和立法技術的問題，需要大量的分析論證，以我國目前的立法傳統和理論基礎，應以舍棄制定商事通則為宜。

⑼ 民商分立的介紹

民商分立，是指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商法典，民法典與商法典並存。它有兩層含義:一是就立法體系而言,在民法典之外另定單獨商法典;二是就法律運行機制而言,由民法和商法共同實現對經濟關系的調整,民法和商法各自獨立而又相互依存。從大陸法系主要國家民商法律制度的歷史沿革來看,民商分立的模式之所以至今仍占支配地位,不僅由於傳統,而且還有某些理論依據。採用民商分立的國家主要有法國、德國、日本以及以它們為模板的許多大陸法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