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私法化

㈠ 從民法總分則體系、法律規范的構造、法律行為概念等范疇，簡述近代民法典

民法的意義與近代民法的形成 http://www.lawyeronline.cn/news/list.asp?id=379

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全面主體性與嚴格自由主義的統一。具體而言，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表現為對實質正義、個別正義的追求，對人格權的關注以及對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過失責任等三大近代民法原則的修正與限制。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對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揚棄，是人類朝著純粹的理想的人文精神前進的一個重要環節，它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是對近代民法人文精神中二律背反的克服，具有辯證法的色彩，必將極大推動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自羅馬法復興、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來，民法以其自身邏輯獲得發展。總的來說，依據一些學者的看法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即近代民法和現代民法。近代民法，即指經過16、17、18世紀的發展，於19世紀西歐各國編纂民法典而獲得定型化的一整套民法的概念、原則、制度、理論和思想的體系，在范圍上包括法、德、奧、日本及舊中國民法等大陸法系民法和英美法系民法。現代民法，是指近代民法在20世紀的發展與修正，與近代民法並無本質上的差別，是在近代民法的法律結構基礎之上，對近代民法的原理、原則進行修正、發展的結果。[1]本文闡述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徵和發展過程，並力爭指出這一發展背後的力量和啟示。

一．什麼是民法的人文精神？

一部民法史，就是市民社會、民法、人文精神互動的關系史，一部弘揚民法的人文精神和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歷史。在民法文明這一個歷史形態中，人終於或多或少地發現了馬克思所說的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及對人的本質的佔有。雖然作為歷史范疇的民法文明會因歷史傳統、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地理環境等諸因素影響具有歷史局限性，但是只要人文精神是它的精神和追求，那麼它引導人民走提升主體性及高揚自由平等精神的本質就不會改變，否則它不成其為民法。因此作為歷史范疇的民法所抽象的"民法人"，一方面具有歷史局限性，他要反映並記錄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具有歷史進步性，他要弘揚和實現民法的人文精神，這是人類認識非至上性與至上性、真理的相對性與絕對性在民法文明中的矛盾表現。民法的崇高正在於它以人文精神喚醒人去做一個"民法人"，從而使他在人的解放的道路上前進。所以耶林說："羅馬帝國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消失，宗教隨著人民思想覺悟的提高、科學的發展而縮小了影響，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為持久的征服。"羅馬法律對世界的征服之所以最為持久，既在於其私法制度的相對完備，更在於其私法精神對人的權利的肯定、對人的關懷已蘊涵了近代、現代民法人文精神的胚胎。

我們認為，民法的人文精神是民法文明內在、深層的精髓與內核，是民法文明的價值追求和終極關懷，是民法的最高原則。一方面，它旨在高揚人的主體性，肯定人的尊嚴與價值，肯定人-物關系中人的主體地位，對這一關系作出民法回答；另一方面，它旨在弘揚自由的精髓，肯定有限制的自由主義的價值，肯定人-人關系中的自由與平等，對這一關系作出民法回答。簡言之，民法的人文精神就是主體精神與自由精神。

我們可以說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市民社會及哲學革命矛盾運動的產物。首先，近代民法肯定提升了人的主體性，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把所有人生而平等享有權利寫進了法典，承認了人的獨立性與平等性，使人從等級、身份制度的壓迫中解放出來，它是以尊重人、肯定人、解放人為己任的；但另一方面，它對人的獨立性與平等性的關懷又是形式上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這導致了近代民法關注形式正義、整體正義而忽視實質正義、個別正義和重物輕人、重客體輕主體的現象，使民法降格為單純的財產法。其次，近代民法以唯理主義和自由主義為其靈魂，奉"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過失責任"為圭臬，與此同時它的革命性又把辯證法的另一面丟掉了，缺少應有的相對的一面和節制精神。所以說，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矛盾的統一，它具有二律背反和形而上學的色彩。一言以蔽之，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片面主體性與絕對自由主義，它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近代民法正是這一矛盾在制度上的展開。

二．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

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全面主體性與嚴格自由主義的統一。具體而言，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表現為對實質正義、個別正義的追求，對人格權的關注以及對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過失責任等三大近代民法原則的修正與限制。所以說，現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對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揚棄，是人類朝著純粹的理想的人文精神前進的一個重要環節，它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是對近代民法人文精神中二律背反的克服，具有辯證法的色彩，必將極大推動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一） 現代民法人文精神之全面主體性

1．實質正義

締造近代民法的先驅們曾在理性主義耀眼的光環下滿懷信心地為打造無所不包、能充分預見未來的民法機器而努力。他們相信"只有立法者制定的才是法律，而其他的都不是"，法官只是一台自動售貨機，他的任務就是單純地運用已制定好的毫無漏洞的法律規則。這種認為法律無所不包的立法理念是法律形式理性發達的表現之一，而這往往傷害了實質正義和個別正義。隨著哲學史上對科學主義、唯理主義、實證主義的批判，科學與人文再度聯姻以及現實法律生活中對形式正義、法典化運動的反思與批判，一場民法學者、立法者和法官們拋棄絕對規則主義、法律無漏洞之說而尋求將理性與人文、理性與經驗在民法中統一起來的運動開始了。現代民法對近代民法揚棄的表現之一便在於認識到對人的關懷不僅是理性的而且是人文的，雖然理性也為人文開辟道路，但過度至上的理性顯然割斷了民法的終極關懷與民法制度之間的臍帶。現代民法正在逐漸擺脫近代民法中單面的一般正義，形式上的平等與自由，而努力將一般正義與個別正義、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結合起來，它既肯定所有人平等、自由的價值，又肯定單個人尊嚴、自由的價值，反對犧牲任何一方。從而努力使民法所關懷的人在制度面前不再被異化，相反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一句話，現代民法在近代民法基礎上使人從單面人走向完整人，從理性人、經濟人走向經濟人與倫理人的結合，從而使人的主體性由片面走向全面。現代民法的這一努力通過許多方面表現出來，例如兩大法系的合流趨勢、方法論意義上的歸納法與演繹法的結合等等，但是縱觀現代民法的發展趨勢，這兩點最能反映現代民法的發展趨勢和人文關懷：一是"從具體到抽象"，表現為現代民法中一般條款的出現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擴大；二是"從一般到個別"，表現為現代民法在揚棄近代民法"抽象的人格"的基礎之上對"具體的人格"的規定。現代民法的這兩大趨勢從側面表達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初步融合。

對於個人法律權利倫理化、人文化的關懷，民法典那種邏輯嚴密的規定常常提供不了充分的可能，於是在法典中出現了一些"強調相對的社會責任的傾向"。其中一般條款的規定特別引人注目，它作為安全閥的作用眾所周知。從這個意義上講，《德國民法典》第242條的規定應是現代民法范疇的，無論是在其認識上、還是在實際操作中。該法條規定："債務人有義務依誠實和信用，並參照交易習慣，履行給付。"學者認為，德國民法典第242條著名的一般條款曾經而且現在仍然是契約關系倫理化的突破口。這一條款規定了 "情勢變更原則"，"交易基礎喪失"，"濫用權利"等原則性規定一起修正了民法典契約法中最初的個人主義的僵硬性。[2]因此一般條款被證明是契約法適應變化了的社會倫理觀念的一個重要手段，是法律與倫理由分化走向統一的標志之一。瑞士民法典曾被人看作是20世紀第一部民法典，是民法由近代向現代演進的一塊里程碑。在這部20世紀的民法典中，歐根·胡貝爾將這樣兩條規定寫在了法典的最前面：第1條第2款：如法無相應規定時，法官應根據慣例;如無慣例時，依據自己作為立法人所提出的規則裁判，第2條：任何人都必須誠實、信用地行?谷ɡ

㈡ 論民法的性質和作用。

民法乃一國法律體系中之基本法,與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共同構成一國之部門法體系,為最重要的法律部門之一。民法的性質表現在四個方面: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民法是私法;民法是實體法;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其中,市民社會的法是民法性質的集中體現。
(一)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
民法者,實乃市民法之簡稱也,而
市民法者,當為市民社會之法也。何謂市民社會?社會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存在方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則依兩種方式發生,一種是直接面對其他社會成員而發生,包括家庭成員,另一種是通過國家這一中介而發生。由此形成兩種社會關系,前一種社會關系因直接發生於社會成員之間,故其有關內容取決於社會成員個人的意志,而後一種社會關系通過了國家的中介,國家必將其意志體現在其中。體現社會成員個人意志的社會關系當以個人或私人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而體現國家意志的社會關系當以國家或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由此,人所參與的全部社會關系不外乎此兩種類型,而社會也就因此可以不僅從理論上而且從實證上劃分為兩種,一種為純粹由個人作為主體參與的社會,即所謂市民社會,而另一種為有國家參與的社會,即所謂政治社會或政治國家。任何人都總是扮演兩種角色、具有雙重身份,他一方面作為市民社會的人參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另一方面又作為政治社會的人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規范市民社會關系的法律就發展成為市民法,它以保護市民社會中人的權利即私權為己任;而規范政治社會關系的法律就是公法,它以保障國家權力的行使為目的。所以說,民法(市民法)是關於市民社會的法。
盡管人總是既要參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又要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然而市民社會是其生存之本,市民社會中的經濟與人身關系是每一個人都生而必須進入的,所以,市民社會的生活對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市民社會中權利的享有與保障對於一個民主國家來說同樣是至關重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國家中的權力從根本上說不是為國家而存在的,而是為市民即為民眾而存在的,國家行使公共權力不過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和保障市民社會的權利,市民權利與政治權力的關系是本與末的關系,萬不可顛倒。同時,在法治體系尚非盡善盡美的情況下,政治權力的膨脹與擴張必然會導致對私權的擠壓與限縮,使政治權力成為凌駕於市民權利之上的強暴工具,所以,必須在對政治權力與市民權利進行正確定位的基礎上,充分發展和完善市民社會,這是實現經濟民主進而實現政治民主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
(二)民法是私法
「民法是私法」這一判斷在今天已是學界之共識,然而這一共識的取得在我國卻經歷了艱難的過程,十餘年前這還是個頗具爭議的問題,即使當時頗具影響的學者與民法教科書都認為「民法即私法的觀點已難以成立」)。當然,在認識上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完全正常的。
公法與私法的劃分盡管向無統一的標准,有利益說、效力說、主體說、統治關系說、意思說等,但自羅馬法以來人們都承認將法作這樣的劃分,查士丁尼在《法學總論》中即指出:「法律學習分為兩部分,即公法和私法。公法設計羅馬帝國的政體,私法則設計個人利益。」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公法就是關於政治權力的結構、行使、效力等的法,而私法就是關於市民權利的取得、行使、效力、保護等的法。一般認為,私法即指民法或民商法,公法則包括憲法、刑法、行政法、各種訴訟法等。究其實,私法乃關於私權利與私人利益之法,正如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指出的:「私法是關於個人相互間的關系的法,所以觀察個人相互間享有某種特定權利和負有之司法是否適合法律的秩序,就是私法規定的立法著眼點。私法所保護之法律的秩序,主要是該關系當事人之個人利益。 但是,上述現象只表明公、私法的相互滲透與交叉,而決不意味著相互取代,法律社會化也好,私法公法化也罷,都只說明公、私法之間的界限不再象以前那樣清晰了,但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仍然是可行的、基本的法律分類,公法就是公法,私法就是私法,不能過分強調二者之間的滲透與交叉而否定二者的本質區別。關於這一點,美濃部達吉有精彩之論述:「公法和私法在其相接觸的區域極為近似,欲截然區分為二,殊非易事,但是,這和在自然科學的領域中,動物和植物於其相近的領域境界內,彼此的區別也
不常明了一樣,不能成為否定兩者的區別的理由。」民法的私法屬性是民法性質的主要體現,並由此決定了民法私法自治、權利本位的理念與功能。
(三)民法是實體法
實體法與程序法也是法律的基本分類方法之一。其劃分標准在於法律的內容是規定法律主體在社會關系中的本體性權利義務還是規定法律主體在以司法機關為主導的訴訟關系中的程序性權利義務,如屬前者則為實體法,如屬後者則為程序法。是故,實體法乃決定了法律主體在發生常態交往時的具體權利義務,程序法則決定了法律主體在發生異態交往時即糾紛狀態時的訴訟權利義務。民法之內容在於規定私法主體在市民社會交往中具體的財產與人身方面的權利義務,所以民法屬於實體法。
與

民法這一實體法對應的程序法是民事訴訟法(包括仲裁法)。學者多將實體法與程序法的關系看作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或主法與助法的關系,自不無道理,然須注意,程序法自有其價值與生命,而程序公平與程序正義本身即為法律公平與正義之應有之義,切不可以主助關系而犧牲程序價值以求實體價值。
(四)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
按照經典經濟學家的分析,可以綜合出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即:社會分工;身份獨立;交換自由。而民法既是直接在這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基礎上產生的,又反過來最直接地促進了這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所以說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
社會分工是商品生產的首要條件,正如經典經濟學家所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兩個同義語,講的是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民法的所有權制度就是私有制的法律反映,所有權是市民社會主體獨立人格的物質前提和保障。而由所有權演變而成的他物權制度又進一步豐富了所有權的實現途徑,促進了社會分工。
交換是私有制存在的土壤,沒有交換就沒有商品經濟,而交換的前提是進行交換的人均具有平等的身份和獨立的人格,能自由自主地讓渡自己的產品和其他財產,處分自己的權利。民法的民事權利能力、民事行為能力制度就是確立市民社會主體的這種適應商品經濟需要的平等人格。自然人制度如此,近代民法創立的合夥制度如此,現代民法創立的法人制度也如此。
交換不僅須有身份平等的主體,而且須有貫徹這種平等身份的形式或媒體,使人們能將自己的自由意志充分體現在交換的形式與內容中,從而使產品和社會財產的流轉能最大限度地符合人們的利益追求,使人們的經濟活動最大可能地接近價值規律的要求。這便是民法的契約自由制度。由此觀之,民法的確是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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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如何理解西方法律文化私法屬性中民法典發達的變現

西方民法典發達主要是出自基督信仰。基督信仰的主線如下：上帝創造了人並為了人的回需要創造了宇宙萬物；在答上帝的主權下，人人平等，沒有等級之分，只有社會職務和角色之別；每一個人的人權及其自由都是上帝給予的，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損害或剝奪他人的人權和自由，除非這個人違背了上帝對人規定的律法——這個律法是通過摩西十誡顯現出來的；因為人離開上帝而墮落而變得貪婪和邪惡，常常情不自禁覬覦、偷竊、搶奪他人的權利甚至肆意剝奪他人的生命，嚴重偏離上帝對人類規定的道路，甚至失去了人性，對社會生活秩序造成嚴重損害，社會管理者意識到私權得不到尊重和保護就沒有公義可言，便制定了以尊重和保護私權為基礎來體現公義的世俗法律。因為私權所涉及的領域和范圍非常廣泛，自然相關的法律就應允而生。

㈣ 什麼是公法，什麼是私法。以及兩者關系。

公法是調節公權力關系的，私法是調節平等主體之間民事法律關系的。

㈤ 名商法作業求助：為什麼說民商法是私法

公法，是調整從屬關系，即至少有一方當事人是政府的法，私法，是調整平等主體間民事權利義務的法律。民商法調整的是企業、組織、個人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在民商法中強調是意識自治原則，所以民商法是私法。當然，在私法公法化的今天，民商法中也有公權力的存在，政府為調整民商事的健康發展需要對企業、組織、個人進行一定的權利限制，如公司法中關於公司的設立、公司的解散、破產等規定。但這種公法的規定畢竟只是少數，民商法中大部分法律仍然是對企業、組織、個人的規定，所以民商法是私法

㈥ 名詞解釋：公法私法化 私法公法化 簡答：1經濟法的基本原則 2經濟法與民法關系（從目的、作用、調整范圍

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指能夠全面反映它所調整的經濟關系客觀要求，體現經濟法的本質特徵，對經濟法的制定和實施具有指導意義的基本准則。(1)提高經濟效益原則經濟放益是投入與所獲得的產出比較。提高經濟效益就是以盡量少的投入，獲得最多的產出。提高經濟效益是我們一切經濟工作的中心，是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保證。每個經濟主體都必須從提高經濟放益出發，行使各項經濟權利，履行各項經濟義務。經濟效益是否提高，是衡量我國經濟法制建設是否健全和完善的主要標准，是檢驗我國經濟法制建設是否成功的關鍵條件。(2)責、權、利相結合的原則責、權、非'1相結合的原則是經濟法的J項最基本原則，也是經濟生活中必須貫徹和體現的一項原則，是處理國家同各級管理組織、企業相互間關系的原則O責是各級管理組織和企業必須對國家或社會承擔的經濟責任;權與責相對，是各級管理部門和企業應當享有的權利;利即是物質利益口只有對國家對社會盡責，才能享有一定的經濟權利，獲得一定的物質利益。(3)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是指在經濟法的制定、貫徹的實施過程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利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的一切社會經濟活動都是為了一定的經濟目的，實現自己的物質利益。由於我國現在多種經營方式並存的情況，每個經濟法的主體都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但由於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每個經濟法主體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兼顧國家、組織、個人利益，就是要正確處理好這三者的關系。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正確處理國家與企業的利益關系。國家通過制定有關的經濟法，使企業有經營自主權，增強了活力，提高了效益。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可以使國家增加財政收入，保證國家的利益，也使投資人通過自己的投資獲得一定的收益。而在企業內部，正確處理企業與個人的關系，就是要求企業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把個人的勞動所得與勞動成果聯系起來，充分調動員工個人的積極性。(4)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原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主要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並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加強立法工作，抓緊制定與完善保障改革開放、加強宏觀經濟管理、規范微觀經濟行為的法律法規。其中特別要加強經濟法的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各種經濟關系需要用法律來確認、規范和鞏固，各種經濟法的主體權益也要由法律加以保障。經濟法是保障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有力工具，是實現反映市場經濟要求的法律規范.

㈦ 目前我國民法領域有哪些前沿問題

民法前沿問題

從各國和我國民法學研究的重點看，近年來民法學研究的重大問題主要包括：

一、公法與私法的關系

目前，我國已經有不少這方面的研究，其中包括公法學者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民法學者的研究成果，如環境權的公法與私法保護、公法上的請求權與私法上的請求權、人格權的公法淵源和私法淵源、法律行為中的國家強制與私法自治、物權法定原則中的強制與自由等。我國正處於改革時期，妥善處理公法與私法的關系顯得越來越重要。

公法與私法的劃分直接對應的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兩分模式。國家與社會最理想的狀態不是此消彼長，而是同生共長、相互促進的關系，最終促進國家的善治。任何一方的力量過小都可能引發重大的社會問題。這既是理論的邏輯，也是人類歷史展現的邏輯。在當今社會普遍存在公民政治冷漠、公共領域淡泊、公民與國家的距離越來越遠的情況下，尤其應注意這一問題。在我國，不能走強調私法自治而忽視國家作用的極端，也不能因為強調國家的推動作用和主動性而忽視了群眾的改革想像力和創造力。事實上，制度的形成總是社會自組織和國家推動合力的結果。中國的經驗也表明了這一點。如改革開放後，民間組織日趨壯大，吸納能力增強，這為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在我國，雖然公法與私法的區分已經成為法學界的常識，但是，公法與私法關系的真正澄清和釐定，還有許多技術問題。民法學界有學者討論過德國法關於憲法對第三人的效力問題，很多學者也都注意到了「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傾向，但大多數議論以宏觀縱論居多，鞭辟入裡、細致精微的微觀問題分析較少。在一切部門法學中，民法學應是最擅長微觀分析的學科。在公法與私法的兩分已經達成共識的學術背景下，我們需要討論更為細致的公法與私法的關系問題。如我國國家賠償法規定的國家賠償與民法通則中規定的國家機關或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執行職務侵權行為之間是什麼樣的關系？某人被公安機關無端羈押，在決定賠償數額時，應適用何種法律？如果對這類侵權行為都適用國家賠償法，那麼國家減輕其責任的合法性是什麼？民法通則的規定還有什麼價值？

我國已經出現了一些典型的、引起公眾關注的公法、私法交融的案件，如山東的受教育權被侵害案。對於本案，公法學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而民法學界相對寂然得多。民法學家研究的是私法問題，是社會的秩序問題，但關注公眾事務，似乎也應該是我們的社會擔當，也是我們的職業（或許還是一種天職）。

二、大規模侵權、風險與賠償

在西方，因為技術的有限性和經濟效益的驅動，因為產品責任而造成的大規模侵權相當嚴重，勞動者和消費者遭受的損害也相當嚴重。其中最為常見的就是石棉造成的損害。1980年，世界衛生組織就確認石棉是一種致癌物質，但由於找不到更合適的替代材料，石棉在工業生產中仍然被廣泛使用。近年來最為突出的例子是，瑞士的ABB公司1990年收購了生產鍋爐的CE公司。這一收購將ABB公司帶到了虧損的邊緣。這是因為CE的鍋爐產品使用了含有致癌物質的石棉為隔熱材料，10萬名接觸過這種鍋爐的人（不包括CE員工）對ABB提起集體訴訟。過去10年，ABB為此先後支付了8.65億美元的賠償，官司卻仍未了斷。日本的一些健康專家預計，因石棉導致的癌症大潮還沒有正式到來，在未來的40年中，日本將有10萬人死於石棉引發的各類疾病。美國總統布希在2006年3月的電話講話中，甚至還專門提到「濫用石棉損害訴訟」，呼籲要改革石棉官司的司法程序。

因為科技、權利意識以及救濟技術等原因，中國的石棉損害還遠遠沒有引起索賠風潮。但我國仍是石棉生產國，石棉製品仍被廣泛應用。有專家指出，如不及時採取限制措施，石棉將成為我國公共衛生的極大隱患。目前，我國比較多發的是矽肺，這也是一種較為長期的損害。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矽肺的潛伏期不如石棉損害長。

大規模侵權涉及現代社會的風險分配問題。其各項法律制度的設計也是一個風險分配問題。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指出，晚期工業社會則主要通過反思現代化、技術民主化、全球風險控制體系來控制。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僅捲入了風險製造，而且還參與了掩蓋風險真相的活動。風險分配的利益平衡必須考慮以下問題：第一，潛在損害發生之前，有關損害的知識幾乎都為廠商所掌握，消費者和勞動者可能一無所知。吉登斯依據其對現代國家變遷中知識/符號系統功能的考察，指出在風險社會中，社會成員對符號系統和專家系統的依賴程度越來越深，無法獨立做出風險判斷。但是，在損害發生後，消費者和勞動者則可能獲得關於因果關系的知識。這樣，讓廠商承擔責任就在雙方的信息獲取能力上達成了一定的平衡。第二，廠商往往因風險而獲得巨大的利益，他們已被豁免了與技術有限性有關的責任，再免除其潛在損害的責任，社會政策上未免失衡。在市場經濟建設初期，由於技術的有限性、勞動力的過剩、國家執法能力與風險管理和控制水平的不足，我國的產品市場、勞動市場幾乎還處於「失范」狀態，在這種情況下，讓消費者和勞動者承擔經濟發展的成本，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上，無疑是不公平的：可能是很多人付出各種代價，成就了一個企業。第三，如果廠商不承擔潛在損害的賠償，可能會造成敗德行為，尤其是在市場經濟初期信用失范的時期。廠商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則至少可間接促進各種社會保障法以及產品責任法的適用。

大規模侵權還涉及許多問題，如公益訴訟的啟動、訴訟時效、損害賠償額的確定等，這些問題需要結合其他相關學科來研究，目前美國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已經相當深入，我國的研究還剛剛起步。

㈧ 民法是公法還是私法

法律分析：民法是一部私法，民事訴訟法是一部公法。公法跟私法的最主要區別在於部門法當中是否涉及到國家權利，是否涉及到國家的強制性規范。民法主要是調整社會當中平等主體間的法律關系，它更加強調的是社會成員之間的平等和自願，國家一般並沒有插足，國家強制力沒有體現在民法當中。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護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保證人民法院查明事實，分清是非，正確適用法律，及時審理民事案件，確認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制裁民事違法行為，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進行。

㈨ 急求！！！中西古代法律文化的異同

中西法律文化的差異首先表現在法的觀念上。傳統中國的法的觀念主要以「刑」為核心和內容，因此，在傳統上，中國人往往習慣於把刑、律、法等同起來，以為法即是刑法。這種觀念源於中國古代法的特殊形成，並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加強。刑與暴力相聯系，而且最初主要是針對異族的，後逐漸轉化和擴大到在性質上類於異族的所有違犯禮教的人。刑歸根到底是一種血緣集團性的壓迫法，並長期局限在血緣范圍內。西方法的觀念主要以權利為軸心，這是因為古希臘、古羅馬國家與法肇始於平民與貴族的沖突，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們是社會妥協的結果。所以，盡管這種法不能不因社會集團力量的消長而偏於一方，也不能不因為它是國家的強制力而具有鎮壓的職能，但它畢竟是用以確定和保護社會各階層權利的重要手段，並因此獲得一體遵行的效力。
中西法律文化的另一個差異是法的本位，也即法以什麼作為其權利義務的基本單位。在最早的時期，中西法律都是以氏族或擴大了的氏族（部族、部落聯盟等）為本位，但在古代世界的轉換過程中，卻走了兩條日益分離的道路。中國法律走上了一條從氏族／部族到宗族／家族再到國家／社會的集團本位道路，這可以圖示為氏族／部族→宗族／家族→國家／社會，其特點是日益集團化。西方的法律本位則經歷了一條從氏族到個人再經上帝／神到個人的道路，圖示為氏族→個人→上帝／神→個人，其特點是日益非集團（個人）化。不過，本世紀以來，中西法律的本位都有了很大的變化。在中國，個人在法律中的地位愈益提高，而連帶主義、民族主義則對西方法律本位一度產生了非個人化的影響。
從法律文化所體現的性質來說，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一種公法文化，西方法律文化傳統上是一種私法文化。所謂公法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刑事性（刑法化或國家化）的法律體系；私法文化則是一種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化）的法律體系。中國傳統法律中確有關於民事、婚姻、家庭、訴訟等方面的規定，但這些規定在性質上都被刑法化了，也即以刑法的規定和方式來理解和處理非刑事問題。西方法律文化作為一種傳統的私法文化，其主要標志是民法和商法的發達。此外，我們還應看到，西方法律在近代以前的刑事民法化和近代以來公法的發展及其私法化現象。
倫理化與宗教性可以說是中西法律文化比較上最具對極性的差異。傳統中國的法律在西漢以後逐漸為儒家倫理所控制，儒家倫理的精神和原則日益規范著法律的變化和發展，至隋唐終使中國法律完全倫理化，這一情形延及清末而毫無變化。儒家倫理使傳統中國的法律成為一種道德化的法律，法律成為道德的工具，道德成了法律的靈魂。這不僅使傳統中國法律喪失了獨立的品格，也從根本上阻礙了它向現代的轉變。西方法律文化從羅馬開始就受基督教的影響，到中世紀時，基督教逐漸控制了世俗的法律，雖然近代資產階級革命使政教分離，法律在整體上擺脫了基督教的束縛與控制，但基督教對西方法律的影響至今仍然存在，並且深入到西方法律文化的思想和制度深處。
中西法律文化在體系和學術方面也有很大的差異。從某種意義上說，作為「中華法系」母法的傳統中國法律文化是一個帶有封閉性的體系，而代表西方法律文化的大陸和英美兩大法系是開放性的。這種不同的結構形態是由它們所屬的社會機制所決定的，並隨著社會本身而變化。傳統中國的法律學術主要表現為對法律進行註解的律學，缺乏西方那種圍繞正義而展開的具有批判功能的法學。「律學」與「法學」雖然只有一字之別，但它是兩種形態的法律文化的反映。
應該承認，同為人類文化組成部分的中西法律文化存在差異與沖突的同時，也有相似、相近、相通之處。從根本上說，每一文明都有關於理想社會的設計，不同文明的理想自有差異，但都是人類心性的表現，都是人類對生活秩序化和正義性的追求。這提示我們，既不應忽視不同法律文化之間的差異，也要關注它們基於人類共性的相通性，並努力在人類文化的差異中尋求各種可能的互補，最終經由理解和化解而達於會通。

㈩ 關於民法中私法和公法的區別

公法、私法的劃分，始於羅馬法時代。而把這種劃分與經濟法聯系起來，則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我們面臨著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重大任務，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認識公法、私法劃分的價值及其對經濟法形成的影響。 一、劃分公法、私法的標准 １．幾種有代表性的見解 關於劃分公法、私法的標准，法學界看法不一，主要有如下幾種學說： 一為利益說（目的說），即以規定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為公法，規定私人利益的則為私法。 二為意思說（意志說），即以規定國家與公民、法人之間的管理服從關系的為公法，規定公民、法人相互之間的平等關系的則為私法。 三為主體說，即以規定國家或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作為主體一方或雙方的為公法，規定法律地位平等的主體的則為私法。 從上述學說中可以看出一定的共同性，這就是，社會生活中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關系——平等主體之間的、不需要國家公權力參與的關系與不平等主體之間的、需要國家公權力參與的關系，於是產生了作為不同調整手段的公法、私法。 但上述任何一種學說都存在難以解決的某些問題。比如說，作為私法的民法既維護個體利益，也要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作為公法的稅法既維護國家利益，也要維護個體利益，因而利益說就不確切。企業內部也有管理服從關系，國家機關之間也有平等關系，因而意思說就不全面。國家作為資產所有者（股東）參加的關系並非公法關系，同一級別的政府機關之間在法定職權范圍內發生的監督和制約關系並非私法關系，因而主體說就不嚴密。 ２．可否按綜合說來劃分公法、私法 綜合上述各種學說，可否按照法律調整范圍和法律關系主體的特殊性，給公法、私法的區分確定這樣一個標准：公法關系屬於國家管理的事務，其主體至少有一方為代表公權力的國家機關或依法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私法關系屬於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事務，其主體各方法律地位平等。 假如這種綜合說能夠吸收上述各種學說的合理性而又避免了它們的局限性，那麼這個劃分標准大體還是可行的。 至於有人以為公法是指公有制的事物，私法是指私有制的事物，那是一種常識上的誤解。 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劃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 １．為什麼重提公法、私法劃分的問題 過去由於受到蘇聯的影響，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理論界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劃分公法、私法的問題大都持否定的態度，或者採取迴避的辦法。引經據典往往就是列寧１９２２年說過的一段話：「目前正在制定新的民法。……我們不承認任何『私人的』東西，在我們看來，經濟領域中的一切都屬於公法范圍，而不是什麼私人的東西。」現在來看，當時的這種認識受到了單一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思想的影響。可惜列寧去世太早，沒有來得及深入研究社會社會的發展規律問題。蘇聯的網路全書、法學著作眾口一詞地指責公法、私法的劃分，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觀點，因此這個問題似乎已成公論。公法、私法的劃分在一定意義上確是模糊了法律的階級性，但它有沒有某些科學的成分呢？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思想逐步得到解放，實事求是地探討實際經濟生活中的各種問題。特別是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之後，許多法律問題提出來了：市場經濟的法律基礎是什麼？國家宏觀調控屬於什麼性質的法律規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究竟應以什麼作為基本結構？在此情況下，公法、私法劃分的問題重新擺上了法學論壇。 ２．必須承認區別，正確劃分 資本主義最單純的因素是商品，馬克思正是從商品開始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的。一國法律制度的最單純的因素是具體規范，而任何一個規范或屬於公法、或屬於私法，所以我們應當從公法、私法兩類法律因素開始研究社會的法律結構。 （１）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關系需要不同性質的實體法予以調整。實體法是規定實際的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如憲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等。一般認為，前三類屬於公法，後一類屬於私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客觀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關系，反映在上層建築方面，成為不同性質的法律規范的調整對象。就經濟領域的法律調整而言，憑借國家權力對市場經濟關系進行干預的為公法，如宏觀調控；國家不直接介入，由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自行決定相互權利義務關系的為私法，如訂立貨物買賣合同。恩格斯在分析資本主義的法律關系時指出：「如果說國家和公法是由經濟關系決定的，那麼不言而喻，私法也是這樣，因為私法本質上只是確認單個人之間的現存的，在一定情況下是正常的經濟關系」。 〔１〕 不同性質的經濟關系分別由公法、私法調整，公法立足於社會本位，私法立足於個體本位，這種劃分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也是能夠成立的。 （２）處理經濟關系的實體法不同，也影響到相關的程序法。具有行政性質的經濟糾紛適用行政訴訟，如稅務糾紛、罰款糾紛；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經濟糾紛則適用民事訴訟或民間性質的仲裁，如合同糾紛、消費者權益糾紛。 （３）處理經濟糾紛的機構亦有管轄的分工。外國的行政法院、中國法院的行政審判庭，受理行政性質的案件；外國法院的民事、商務審判庭和中國法院的民事、經濟審判庭，受理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糾紛案件。 （４）最後，公法、私法調整不同的經濟關系，產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公法中實行法定原則（但行政機關在法定的許可權范圍內可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公法規定不得被私人約定所變通；私法中既實行法定原則，也實行約定原則，若是強制性規范，法定優於約定，若是任意性規范，約定優於法定。公法關系中的行政權力是不能放棄的，但行政相對人可以放棄自己的權利；私法關系中當事人雙方都可以放棄自己的權利，但以不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為限。 ３．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劃分公法、私法的根本意義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法、私法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對它們作出適當的區分也是必然的。過去搞計劃經濟，公法掩蓋了或者說取代了私法關系；現在搞市場經濟，應當恢復私法的本來面目，因為市場經濟關系的基礎在於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在社會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程中發生的關系。 公法和私法兩種因素是現代社會法律制度的基本結構。私法的實質是保障合法權利問題，公法的實質是正確運用權力（准確地說是公權力即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問題。換言之，是關於「民本位」和「官本位」的關系的問題。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既要有私法，又要有公法，而且可以說直接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體系是以私法為基礎，以公法為主導的，許多經濟法律正是公法因素與私法因素的結合體。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企業自主經營，從法律角度上考察，正是公法、私法兩種因素分別作用和綜合作用的結果。所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必須承認公法、私法的區別並正確劃分它們的界限。有些學者將問題提得更加尖銳，認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認公法與私法得區分並真正確劃分公法與私法為前提。」〔２〕的確，政府的職能和行為的規范化，企業（公司）的組織和行為的規范化，莫不與法律的科學性相關。公法、私法的劃分和組合是法律的 科學性的集中表現，應當成為一門高層次的管理科學。 參考資料 http://www.jcrb.com/zyw/n560/ca3592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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