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刑法流變

⑴ 外國刑法對於越獄罪是如何處罰的

越獄怎麼量刑寫回答
越獄怎麼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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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580
知道合夥人公共服務行家 推薦於 2017-09-08

分為三種情況：
一：暴動越獄罪，是指在押罪犯有組織地使用暴力，公然越獄逃跑的行為。
暴動越獄的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組織越獄罪，是指獄中的罪犯有組織、有計劃地逃往獄外的行為。
犯本罪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參加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三：聚眾持械劫獄罪，聚眾持械劫獄罪，是指獄外的人聚眾持械劫奪被監禁在獄中的罪犯的行為。
對聚眾劫獄的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脫逃罪，是指依法被關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從羈押和改造場所逃走的行為。
犯本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五：本罪是指劫奪押解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行為。
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特別要說的是，犯以上幾條的，都是以加刑的方式進行。比如：以前被判了10，那越獄被抓後，嚴重的話就要服20年或是死刑。
另外，自首情況除外。

⑵ 外國法制史的歷程及歷史意義

第一編 古代法律制度

第一章 楔形文字法律

第一節 楔形文字法律的一般概況

第二節 漢穆拉比法典的制度、結構及其歷史地位

第三節 漢穆拉比法典的主要內容」

第二章 古代印度法律制度

第一節 古代印度法律的形成和發展

第二節 古代印度法律的基本特點

第三節 《摩奴法典》的結構、基本內容和影響

第三章 古代希臘法律制度

第一節 古希臘法律的特點

第二節 雅典憲法

第四章 古羅馬法律制度

第一節 羅馬法的一般概況

第二節 羅馬私法的基本制度

第三節 羅馬法的影響



第二編中世紀法律制度

第五章 日耳曼法

第一節 日耳曼法的形成、發展及其基本特點

第二節 日耳曼法的基本制度

第六章 法蘭西王國法律制度

第一節 法蘭西王國法律的形成和發展

第二節 法蘭西玉國的形成和發展

第七章 英吉利王國的法律制度

第一節 英吉利玉國法體制度的形成和發展

第二節 英吉利王國法律的基本制度

第八章 中世紀西歐羅馬法、城市法和商法

第一節 羅馬法

第二節 城市法和商法

第九章 教會法

第一節 教會法的形成和演變

第二節 教會法的基本制度

第三節 教會法的作用與影響

第十章 中世紀伊斯蘭法

第一節 伊斯蘭法的形成和發展

第二節 伊斯蘭法的淵源和特點

第三節 伊斯蘭法的基本制度



第三編近代法律制度

第十一章 英國的法律制度

第一節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法律制度的改革和發展

第二節 英國法律的基本特點與英國法系的形成

第三節 英國法律的基本制度

第十二章 美國法律制度

第一節 美國法律制度 形成和發展及其與英國法律的關系

第二節 美國憲法

第三節 美國法律的基本特點

第十三章 法國的法律制度

第一節 法國革命後法律的發展

第二節 憲法和行政法

第三節 法國民法典

第四節 法國民法典

第五節 訴訟法典

第十四章 德國的法律制度

第一節 德國統一後法律的發展

第二節 1871年帝國憲法

第三節 1900年帝國民法典

第四節 1871年德國刑法典

第十五章 日本法律制度

第一節 日本近代法律制度的形成

第二節 日本德國憲法

第三節 日本民法典

第四節 日本刑法典

第五節 日本訴訟法典



第四編現代法律制度概述

第十六章 英國法律制度

第一節 現代英國法律發展趨勢

第二節 憲法

第三節 財產法

第四節 契約法和侵權行為法

第五節 家庭法和繼承法

第六節 商法、社會立法和經濟法

第七節 刑法

第十七章 美國法律制度

第一節 現代美國法律制度的一般變化

第二節 憲法

第三節 民商法和經濟法

第四節 刑法

第十八章 法國法律制度

第一節 憲法的發展

第二節 民法、經濟法和社會立法

第三節 刑法的發展和1985年刑事訴訟法典

第十九章 德國法律制度

第一節 魏瑪憲法

第二節 法西斯專政的法律制度

第三節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法律制度

第二十章 日本法律制度

第一節 現代日本法律制度的變化與改革

第二節 憲法

第三節 民法的變化和經濟法的發展

第四節 刑法的變化

第五節 司法制度

第二十一章 第三世界國家的法律制度

第一節 蘇聯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創建與發展

第二節 蘇聯憲法

第三節 蘇聯民事立法

第四節 蘇聯刑事立法

第五節 蘇聯司法制度

緒 言

一、外國法制史學科的對象和范圍

1、外國法制史是以外國歷史上各種類型具有代表性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它包括法律發展史和法律制度史兩方面的內容。

2、確定科學范圍的原則。

3、外國法制史同其他相鄰學科一一外國經濟史、外國政治法律思想史和外國部門法史等的關系。

二、外國法制史的時期劃分

1、時期劃分的原則。根據社會經濟形態和與其相適應的不同法律類型和法律制度的特徵進行劃分。

2、外國法制史劃分為四個歷史時期：

古代法律制度；

中世紀法律制度；

近代法律制度；

現代法律制度。

三、外國法制史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及其意義

1、外國法制史是法律史學的一個分支，是我國法律體系中的一們綜合基礎學科。

2、研究、學習外國法制史的意義：幫助我們掌握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來分析、認識法律問題的方法，並提高這方面的能力；擴大知識面，為掌握法學打下比較堅實的基礎；批判繼承外國優秀法律的歷史遺產，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提供參考、借鑒的資料；弄清來龍去脈，更好地了解當代主要的法律制度及其發展趨勢。

四、外國法制史的學習方法

針對外國法制史同其他法學課程不同的的特點，在學習方法上應注意以下幾點：

1、要掌握基本的歷史發展線索。

2、採用比較的方法，明確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法律制度的特點。

3、要循序漸進，注意弄懂難點，掌握重點，兼顧一般。

4、要初步具備世界史知識和主要部門法學知識。

⑶ 外國最殘忍的刑法

最討厭的就是你們這種復制一大堆的人~~人家問的是外國最殘忍的刑法~~~~`~我覺得是鐵處女~
致命的擁抱：鐵處女（Iron Maiden）

翻開拷問史，在眾多關於拷問器具的記載當中，以人體形狀為模型製作的器具最多。這種器具往往都有左右對開的兩扇門，門裡面裝置有尖銳的釘子，一關上門，裡面的人就會體會到鐵釘刺穿身體的疼痛。在這類刑具中最為有名、而且不得不提的就是德國的「紐倫堡鐵處女」。

讓人意外的是，這種怪異的處刑工具竟然擁有相當久遠的歷史。最早的記載是一名公元前二零五年至一九四年，統治斯巴達的暴君那比斯（Nabis）。他經常會說：「如果我無法說服你，或許我美麗的愛琵加（Apega）可以。」然後，這個倒霉的傢伙就會被領到一個以暴君美麗妻子為外型的雕像面前，雕像的雙臂上有尖利的刀刃，受刑者就會在這致命的擁抱中被殺死。

接著，西班牙人為了拷問那些不願意改信天主教的異教徒，也研發出了類似的工具來。這具雕像通常是由僧侶所雕刻，外面會披上薄紗，手中則拿著象徵信仰的旗幟，外型則是代表著聖母瑪麗亞。由於大多數的拷問室都在地窖中，受刑的異教徒必須走過一段長長的陰森、黑暗、潮濕的走廊之後，才會看到這個恐怖的刑具。行刑者會大聲的念誦一段句子，其意為即使你是異教徒，聖母依舊願意擁抱你。然後，裝有尖刺的雙臂同樣會收攏，讓受刑人的上身被刺穿。在這樣的狀況下，行刑人會繼續審問犯人，要求他認罪，否則就會繼續收攏雕像的手臂。

起初這種刑具只用來懲罰叛教或是污辱聖人的犯人，但稍後它也被用來當作處罰叛國和圖謀不軌的刑罰。在這之中最有名的就是德國紐倫堡的鐵處女了！至今大部分的鐵處女外型都是仿造這台原型機所創造的，唯一可惜的是在同盟國一九四四年二次世界大戰轟炸德國時將它毀掉了，因此目前並沒有保留下來。德國人的手藝果然是最精巧，整個刑具可說是當時工藝的結晶！

由於史書中對該種裝置的使用情況記載得不是很多，所以很難判斷這種刑具的存在是傳說還是事實。因為關於拷問的史料文獻都是以19世紀的研究為基礎，而當時的研究受浪漫主義思想和民間傳聞的影響較深。而有關「鐵處女」使用的記載很少，從1515年8月15日第一次使用該裝置起，只有幾十年的時間。當天，法官把受刑者關入「鐵處女」中，門只是「稍稍」地關了一下：「釘子尖銳的前端慢慢刺入了那男子的身體，先是手腕，然後是腳等其它幾個地方，接著是小腹、胸、膀胱和局部肌肉，接下來是眼睛、肩膀和臀部。看上去雖然很疼，但還不至於立刻要了犯人的命。這期間那男子不停地發出凄慘的叫聲，顯然他非常痛苦，就這樣連續哀號了兩天他才死去。」根據這篇文章的記載，恐怕當時的「鐵處女」內側各個地方都裝有鐵釘，靠改變釘刺的不同部位進行拷問，而且鐵釘還是可以活動的，尤其是會引起劇烈疼痛的地方和靠近致命處的鐵釘是可活動的，執行人故意把這些地方的鐵釘稍稍向外拔了一點，這樣可以延長受刑人的痛苦。

18世紀後，紐倫堡逐漸取消了審訊時實行拷問制度的習慣，在1784年出版的旅遊指南中，明確記載有「『鐵處女』這一可憎的、令人戰栗的拷問器具，成為了弗雷德利克_巴爾巴羅薩時代的古董」的字樣。雖然該書把時代弄錯了將近400年（弗雷德利克_巴爾巴羅薩時代比中世紀還要久遠），但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當時的「鐵處女」已經成為博物館中的收藏品了。

鐵處女的外表像個人型棺材，內側各個地方都裝有可活動鐵釘，靠改變釘刺的不同部位進行拷問。尤其是會引起劇烈疼痛的地方和靠近致命處的鐵釘是可活動的。執行人故意把這些地方的鐵釘稍稍向外拔了一點，這樣可以延長受刑人的痛苦。該刑具有四個基本特徵，這四個基本特徵也充分顯示了其非人道的特點。
一，若從小孔向裡面釘入長釘會把受刑者的身體打通。為了增加受刑者的痛苦，還特地避開了受刑者的致命要害。由於該刑具是垂直放立的，因而受刑者在桶棺內完全是被鐵釘懸掛起來的。
二，桶棺內的空間極其狹窄，這會不斷地帶給受刑者的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
三，這種刑具雖然四面也有對開的門，但即使把所有的門都打開，受刑者也跑不掉。
四，該刑具的桶壁做得很厚，不開門的話在外面是聽不到受刑者的呻吟聲和慘叫聲的。而且假如中途把門打開，再關上時，鐵針還會刺入受刑者身上同樣的傷口之中，因此根本不要奢望能夠減輕臨死前的痛苦。

如果只有這樣，德國其實也不配被稱作世界工藝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在經過剛剛的一番折騰之後，很顯然鐵處女內部已經一片狼藉，要把屍體處理掉就成了很惡心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德國人在鐵處女底下安置了一整條垂直的地道，行刑者只需啟動機關，打開暗門，屍體就會直直落下。在地道的盡頭則是一連串轉動的刀刃，結合上屍體從高處落下的沖擊和銳利的刀刃，這倒霉傢伙的屍體就會被切成碎片，正好落入紐倫堡中的培革尼茲河，最後流入萊茵河中。行刑者最後只需要把血水沖入隧道中就可以保持乾爽清潔。
取自http://ke..com/view/874666.html?wtp=tt

⑷ 能不能簡單說明下外國刑法與我國刑法的比較 謝謝啦

沒什麼區別 共同點是槍斃了都復活不了！謝謝 給分

⑸ 外國刑法中新舊兩派的爭議（觀點，內容）

倫理價值評價與社會秩序價值評價、道義非難與防衛觀念的對立,由於這些對立,以致新舊兩派刑法理論長期爭論不休

近代西方刑法新舊派理論對《欽定大清刑律》的影響
晚清時期，中國社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歷史劇變。與此相關的沿襲了幾千年的傳統法律制度的變革亦時不我待。《欽定大清刑律》[①]便是晚清修律的標志性成果。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西方刑法理論新舊兩派激烈爭論的時期。東鄰日本，刑法學界也掀起了新舊學派理論爭論的熱潮。日本1907年的刑法典就是在新派理論指導下制定的。深受傳統律學影響的中國法學界，當時還無力形成刑法學派，更談不上參與新舊兩派刑法理論的爭論，但這並不說明晚清刑律的變革未受到新舊刑法學派理論爭論的影響。事實是，清末的修律者們已注意到西方刑法學派的理論差異，在起草刑律時是有取捨的。很難說模範日本近代刑法，移植大陸法系刑法制度的《欽定大清刑律》是在那個刑法學派影響下制定的，但通過日本刑法學家岡田朝太郎及其他渠道傳入中國的新舊刑法學派理論烙印的確打在了《欽定大清刑律》上。探討西方新舊兩派理論對《欽定大清刑律》的影響，既可以探明中國刑法近代化邁出第一時的理論高度，又有助於理清民國刑法變化的理論脈絡。

一、刑法基本原則

西方三大近代刑法原則對《欽定大清刑律》產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這三大原則均是西方啟蒙思想的產物，是構成近現代刑法的柱石。舊派理論視為圭臬，晚清刑律改革在基本原則的採用上傾向於古典的舊派理論，特別是罪刑法定主義的明確規定，刪除比附，禁止類推較集中地體現了舊派的理論。基於三權分立和心理強制理論的罪刑法定主義原則首次引入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體現了古典刑法學派的強大生命力。同時，立法者們也注意到了新派理論關於刑法基本原則含義的詮釋，比如，《欽定大清刑律》在吸納了罪刑相適應原則時，除了舊派的報應論的思想基礎外，也接受了新派功利論的思想，注意教育刑的價值，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便是例證。

（一）《欽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法定原則

其一，明確宣告罪刑法定原則，否定比附類推。《欽定大清刑律》第10條規定：「法律無正條者，不問何種行為，不為罪。」[②]這是我國刑法史上第一次明確規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沈家本在奏進呈刑法草案折中詳細陳述了立法理由：「本條所以示一切犯罪須有正條乃為成立，即刑律不準比附援引之大原則也。凡刑律於無正條之行為，若許比附援引及類似之解釋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審判官得以已意於律無正條之行為比附類似之條文致人於罪，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為一，非立憲國之所應有也。第二，法者，與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應為與不應為。若刑律之外參以官吏之意見則民將無所適從。以律無明文之事忽援類似之罰，是何異於以機阱殺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許審判官得據類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難期統一也。因此三弊，故今惟英國視習慣法與成文法為有同等效力。此外歐美及日本各國無不以比附援引為例禁者，本案故采此主義，不復襲用舊例。」[③]岡田朝太郎認為《欽定大清刑律》「禁比附援引，可謂中國刑律上之一大革命。」[④]

其二，嚴格刑法解釋。《欽定大清刑律》雖然明確了罪刑法定原則，否定了比附類推，但並不排斥對刑法的自然解釋，若需要對刑法進行解釋，必須符合嚴格解釋的原則。民國初年刑法學者在解釋這一條款時作了補箋；「本例雖不許比附援引，究許自然解釋。自然解釋者，即所犯之罪與法律正條同類或加甚之時，則依正條解釋而通用之也。同類者，例如，修築馬路正條只禁止牛馬經過，則象與駱駝自然在禁止之例是也；加甚者，例如，正條禁止鉤魚，其文未示及禁止投網，而投網較垂鉤加甚，自可援鉤魚之例以定罪是。」[⑤]

其三，法不溯及既往。《欽定大清刑律》第1條規定：「本律於凡犯罪在本律頒行以後者適用之；其頒行以前未經確定審判者亦同，但頒行以前之法律不以為罪者不在此限。」沈家本先生在1907年的草案中闡述了立法理由：「本條定刑法效力之關於時者。第一項規定本於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與第十條規定採用律無正條不處罰之原則相輔而行，不宜偏廢也。第二項前半指犯罪在新律施行前，審判在施行後，定新舊二律之中，孰當引用也。關於本題之立法例有二：一為比較新舊二法，從其輕者處斷之主義。法國刑法第四條，比國刑法第二條，德國刑法第二條，匈牙利刑法第二條，和蘭刑法第一條第二項，紐約刑法第二條，日本現行刑法第三條第二項，日本改正刑法第六條第二項，那威刑法第三條等皆本乎是。二即不分新舊二法，概從新法處斷之主義，英國用之。我國明律亦主此義。本朝雖有第一主義之例，然律之本文，仍有犯在以前並依新律擬斷之規定。議者謂被告犯罪之時，已得有受當時法律所定之刑之權利。誠如此說，應一概科以舊律之刑，不應復分新舊二律之輕重也。況人民對於國家並無所謂有受刑權利之法理也。或又謂若使新律重於舊律，而舊律時代之犯人科以新律之重刑，則與舊律時代受舊律輕刑之同種犯人相較，似失其平。誠如此說，則使新律施行之後，僅此舊律時代之同犯犯人科以舊律之輕刑，彼新律時代之犯人據新律而科重刑者，若互相比較，則又失其平矣。或又謂刑失之嚴不如失之寬。從新律之輕者，所以為寬大也。然刑不得為沾恩之具，非可嚴亦非可寬者。夫制定法律，乃斟酌國民之程度以為損益。既經裁可頒布，即垂為一代之憲章，不宜復區別輕重寬嚴也。歐美及日本各國多數之立法例，所以採用第一主義者，蓋受法國刑法之影響。而法國刑法之規定則其時代之反動耳，於今日固無可甄擇者。我國自古法理，本有第二主義之立法例，此本案所以不與多數之例相雷同，而仍用第二主義也。第二項後來頒行以前之律例不為罪者，不在此限。其旨與前微異，蓋一則新舊二律俱屬不應為之罪惡，不過輕重之差。一則新律雖為有罪，而舊律實認許其行為，因判決在後，遽予懲罰，有傷期刻也。」進而，沈家本先生在案語的「注意」部分指出：「第一項既採用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新刑律施行以前之行為，在新刑律雖酷似有罪之行為，不得據新律之規定而罰之。第二項指未經確定裁判者，雖已有宣告，仍得依上訴而變更之。凡案件具此情節，檢察官即得上訴而請求引用新律。其上訴方法及其限制一以訴訟法為據。」[⑥]

其四，《欽定大清刑律》分則中規定了具體犯罪。在總則罪行法定原則的精神指導下，在分則中對各種犯罪作了明文規定。分則中共規定了侵犯帝室罪等36類罪名，從而為司法實踐的定罪活動提供了明確的標准。

其五，分則中規定了具體犯罪的法定刑。《欽定大清刑律》採取的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即在法律條文中規定一定的刑種、幅度，並確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它體現了相對罪刑法定的精神。例如，第四章「妨害國交罪」中的第120條規定：「對外國君主或大統領有不敬之行為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二百元以上罰金。」分則中類似規定，比比皆是。這樣，可以使司法官在法定刑的刑種和幅度內根據案情做出正確宣判。同時也避免了絕對罪刑法定原則過於僵化的弊端。

（二） 罪刑相適應原則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的體現

《欽定大清刑律》引入了罪刑相適應原則，並將其精神體現在眾多的具體條文中，大體看來，以下方面較集中地體現了罪刑相適應原則。

第一，法律適用的主體平等。法律適用上的主體平等是罪刑相適應的前提。如果有人犯了罪可以享受種種特權，便談不上罪刑相適應了。為此，《欽定大清刑律》第2條至第8條規定了刑律對人的效力。其中第2條規定：「本律於凡在帝國內犯罪者，不問何人適用之。其在帝國外之帝國船艦內犯罪者，亦同。」從而否定了因身份不同而導致適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消了中國封建法律中長期存在的議、請、減、贖、當、免等特權。為平等的適用法律，在立法上創造了條件。

第二，確立了近代刑罰體系。罪刑相適應需要有科學的刑罰體系相配套，《欽定大清刑律》第37條規定：「刑分為主刑及從刑。主刑之種類及重輕之次序如左；第一，死刑；第二，無期徒刑；第三，有期徒刑；(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滿、五年以上。(三)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滿，三年以上。(四)四等有期徒刑——三年未滿，一年以上，(五)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滿，二月以上；第四，拘役：二月未滿，一日以上；第五，罰金；一元以上。從刑之種類如左：第一，褫奪公權；第二，沒收。」《欽定大清刑律》所確定的刑名，深受日本1907年刑法的影響，1907年日本刑法廢除了重罪、輕罪、違警罪的劃分，取消了徒刑、流刑的名稱。將主刑分為死刑、懲役、禁錮、罰金、拘留、科料六種，沒收為附加刑。剝奪公權由特別法加以規定，未列入刑法典中。《欽定大清刑律》中的刑罰體系比日本新刑法中的刑名更簡潔、更概括、更清晰。雖然有些地方尚待完善，[⑦]但總體上看，這個刑罰體系按照各種刑罰方法的輕重次序分別加以排列，相關刑種互相銜接，結構嚴密，主附配合。這樣，既能根據已然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予以適用，具有給犯罪人帶來一定痛苦的懲罰性，從而體現報應的意蘊；又能根據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加以適用，例如剝奪自由，限制自由，剝奪財產等刑罰，都具有遏制再犯的功能，從而達到功利的目的。科學的近代刑罰體系的確立，為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奠定了基礎。

第三，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欽定大清刑律》根據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不同，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其一，防衛過當，緊急避險減輕處罰。第15條規定：「對現在不正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為罪；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第16條規定：「避不能抗拒之危難、強制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為罪；但加過當之損害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前項之規定，於公務上有特別義務者，不適用之。」其二，未遂犯、中止犯減免處罰。第17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意外之障礙不遂者，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結果者，亦同。未遂犯之為罪，於分則各條定之。未遂罪之刑，得減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第18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已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論。得免除或減輕本刑。」其三，在共同犯罪中，規定從犯減輕處罰。第31條規定：「於實施犯罪行為以前幫助正犯者，為從犯。得減正犯之刑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幫助從犯者，准從犯論。」其四，數罪並罰。第五章為俱發罪，分別情況，對俱發罪進行了詳細地規定。以上種種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都體現了《欽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均衡原則。

第四，規定了近代刑罰制度。《欽定大清刑律》的立法者們洞察世界刑法理論發展態勢，借鑒了新派刑法理論規定了一系列刑罰制度。其一，累犯制度。第五章為「累犯罪」，「凡已受刑之執行，復再犯罪，此其人習於為惡，實為社會之大憝。若仍繩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無刑之義，故本章特設規定。」[⑧]所謂特設規定，主要指累犯加重的規定。」其二，自首制度。第九章為「自首制度」，第51條做了一般規定：「犯罪未發覺而自首於官受審判者，得減本刑一等。犯親告罪向有告訴權之人首服，受官之審判者，亦同。」沈家本闡述了自首減輕的理由「自首減刑為獎勵犯罪者悔過投誠而設。各國多數之例，惟認特別自首者，著之於分則。其有規定於總則者，蓋緣於中國法系也。自首必須備具四要件。(一)自己之犯罪；(二)必於覺前，若於發覺後告言已罪，乃自白非自首；(三)告知於官，惟例外告知被害者亦准自首法；(四)於官署就審判。四者不備即不得將予自首也。」[⑨]符合自首條件者可減輕處罰。其三，酌減制度。第十章為「酌減」，第54條規定：「審按犯人之心術及犯罪之事實，其情輕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釋說：「為裁抑犯罪，制定分則以下各條。然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范圍過狹，反致有傷苛刻。故予裁判官以特權，臨時酌量犯人之心術與犯罪之事實，減一等或二等也。」[⑩]其四，緩刑制度。岡田朝太郎不僅把西方的緩刑制度首次引進日本刑法，而且又把這一制度引入中國。第十二章為「緩刑制度」，第63條規定：「具有下列要件，而受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自審判確定之日起，得宣告緩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一)未曾受拘役以上之刑者；(二)前受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或免除後逾七年，或前受拘役執行完畢或免除後逾三年者；(三)有一定之住所及職業者；(四)有親屬或故舊監督緩刑內之品行者。」其五，假釋制度。第十三章為「假釋」，第66條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十年後，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後，由監獄官申達法部，得許假釋出獄；但有期徒刑之執行未滿三年者，不在此限。其六，時效制度。第十五章規定時效，第69條規定了追訴時效：「提起公訴權之時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系死刑者，十五年；(二)系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系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四)系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五)系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六)系五等有期徒刑、拘役、罰金者，六月。前項期限，自犯罪行為完畢之日起算。逾期不起訴者，其起訴權消滅。」第74條規定了行刑時效：「行刑權之時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死刑，三十年；(二)無期徒刑，二十五年；(三)一等有期徒刑，二十年；(四)二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三等有期徒刑，十年；(六)四等有期徒刑，五年；(七)五等有期徒刑，三年；(八)拘役、罰金，一年。前項期限，自宣告確定之日起算。逾期不行刑者，其行刑權消滅。」

第六，按刑罰階梯理論設置了分則的順序。《欽定大清刑律》分則共三十六章，各章順序基本上按照犯罪性質的嚴重程度從重到輕依次排列。

（三） 刑罰人道主義原則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的體現

針對西方封建中世紀的刑罰殘酷性、暴虐性，啟蒙思想家提出了刑罰人道主義原則。人類的人道精神促使刑罰的嚴厲性在長期的演變中緩慢但堅定地日趨緩和，刑罰體系從以死刑為中心，到以肉刑為中心，再到以自由刑為中心的歷史發展，背後的決定性力量是人道精神。因此，刑罰人道主義與寬容、柔和、人性等德性詞彙相聯系，與野蠻、殘酷、恐怖、折磨等相對立。刑罰人道主義表現出國家在規定和運用刑罰時對犯罪以及犯罪之實施者的一種寬容的態度，其實質是將犯罪人作為倫理主體對待，而不是物體處理。刑罰人道主義意味著對於人的自主性的承認。可見，刑罰人道主義的基本含義實際上是人道主義形而上學原則的直接套用。只有將這一原則展開為一系列人道主義刑罰規則，才具有刑法上的意義。這些規則包括否定性規則和肯定性規則兩個基本方面。否定性規則是人不能被作為手段對待之形而上學原則的展開，一般以「禁止……」，「不得……」的語言結構形式表達；肯定性規則是人應當作為目的對待之形而上學原則的展開，一般以「應當……」「盡量……」的語言結構形式表達，這兩個方面統一在一起形成一個規則體系，確保人道主義的實現。而且，否定性規則是刑罰人道主義的基礎，肯定性規則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提升。

經過沈家本等清末修律者們的努力，西方近代的刑罰人道主義原則得以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確立。主要表現為：

第一，刪除重法，設置近代刑種。

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後，對中西刑律進行了比較研究，「綜而論之，中重而西輕者為多。蓋西國從前刑法，較中國尤為慘酷，近百數十年來，經律學家幾經討論，逐漸改而從輕，政治日臻完善。故中國之重法，西人每訾為不仁。其旅居中國者，皆借口於此，不受中國之約束。」「臣等竊維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自來議刑法者，亦莫不謂裁之以義而推之以仁。然則刑法之當改重為輕，固今日仁政之要務，而即修訂之宗旨也。現行律例款目極繁，而最重之法，亟應先議刪除者，約有三事。」「一日凌遲、梟首、戮屍」，「一日緣坐」，「一日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參諸前人之論說，既多議其殘苛，而考諸今日環球之國，又皆廢而不用，且外人訾議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數端為最甚。」[11]

《欽定大清刑律》確定近代刑種為主刑和從刑兩類。其中主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從刑為褫奪公權和沒收。沈家本認為舊律應變通者有五端，「更定刑名」便是其中之一。[12]楊鴻烈先生對此也給予了高度評價。「將中國法律最落後不合時宜的部分真能愷切披陳，可算是對中國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13]

第二，酌減死罪，確立死刑惟一制度。

死刑條款的多少是衡量一部刑法人道與否的重要標志之一。沈家本等人對死刑的立法極為重視，雖說廢除死刑的條件不成熟，但減少死刑的適用，也是刑罰人道主義的體現。「死罪之增損代各不同，唐沿隋制，太宗時簡絞刑之屬五十，改加役流，史志稱之。宋用《刑統》而歷朝編敕麗於大辟之屬者，更仆難數，頗傷繁細。元之刑政廢弛，問擬死罪者，大率永系獄中。《明律》斬、絞始分立決、監候，死刑階級自茲益密。歐美刑法，備及單簡，除義大利、荷蘭、瑞士等國廢止死刑外，其餘若法、德、英、比等國，死刑僅限於大逆、內亂、外患、謀殺、放火、溢水等項。日本承用中國刑法最久，亦止二十餘條。中國死刑條目較繁，然以實際論之，歷年實決人犯以命盜為最多，況秋審制度詳核實緩，倍形慎重，每年實予勾決者十不逮一，有死刑之名而無死罪之實。持較東西各國，亦累黍之差爾。茲擬准《唐律》及國初並各國通例，酌減死罪；其有因囿於中國之風俗，一時難予驟減者，如強盜、搶奪、發冢之類，別輯暫行章程，以存其舊，視人民程途進步，一體改從新律。顧或有謂罪重法輕，適足召亂者。不知刑罰與教育互為消長，格免之判，基於道齊。有虞畫像，亦足致垂拱之治；秦法誅及偶語，何能禁勝、廣之徒起於草澤；明洪武時所頒大誥，至為峻酷，乃棄市之屍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征諸載籍，歷歷不爽。況舉行警察為之防範，普設監獄為之教養，此弊可無顧慮也。」[14]沈家本在指出酌減死刑的必要性的同時，也批評了酷刑的不人道。

在死刑的執行方法上同樣能反映刑罰的殘酷與人道；沈家本主張「死刑惟一」。「舊律死刑以斬、絞分重輕，斬則有斷脰之慘故重，絞則身首相屬故輕，然二者俱屬絕人生命之極刑，謂有輕重者，乃據炯戒之意義言之爾。查各國刑法，德、法、瑞典用斬，奧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俄、美用絞，俱系一種，惟德之斬刑通常用斧，亞魯沙斯、盧連二州用機械，蓋二州前屬於法而割畀德國者，猶存舊習也。惟軍律所科死刑俱用銃殺，然其取義不同，亦非謂有輕重之別。茲擬死刑僅用絞刑一種，仍於特定之行刑場所密行之。如謀反大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等條，俱屬罪大惡極，仍用斬刑，則別輯專例通行。至開戰之地頒布戒嚴之命令，亦可聽臨時處分，但此均屬例外。」[15]《欽定大清刑律》第38條規定：「死刑用絞，於獄內執行之。」

第三，對未成人犯罪的懲治教育。

《欽定大清刑律》第11條規定：「凡未十二歲人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施以感化教育。」沈家本對此解釋為「夫刑者，乃出於不得已而為最後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罰，以教育涵養其德性，而化其惡者，使為良善之民，此明刑弼教之義也。凡教育之力所能動者，其年齡依各國學校及感化場之實驗，以十六七歲之間為限。故本案拾辨別心之舊說，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齡為主。同十六歲以下無責任之主義。誠世界中最進步之說也」。沈家本在理由之後又提出了注意事項「因其情節而命以感化教育。蓋以未滿十六歲者，雖有觸罪行為，不應置諸監獄，而應置諸特別之學校。至感化場規則，當另行纂定。不在刑律之內。所謂情節者，非指罪狀輕重而言，乃指無父兄或有父兄而不知施教育者。感化教育者，國家代其父兄而施以德育是也。」[16]憲政編查館認為刑事責任年齡十五歲太寬，主張改為十二歲。最後由皇帝欽定為十二歲，但同時在第50條宥減中加上未滿十六歲人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17]

沈家本把懲治教育視為《欽定大清刑律》的重大變化之一，特別看重。「犯罪之有無責任，俱以年齡為衡。各國刑事丁年自十四迄二十二不等，各隨其習俗而定。中國幼年犯罪，向分七歲、十歲、十五歲為三等，則刑事丁年為十六歲以上可知。夫刑罰為最後之制裁，丁年以內乃教育之主體，非刑法之主體。如因犯罪而拘置於監獄，薰染囚人惡習，將來矯正匪易，如責付家族，恐生性桀驁，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貧窶無力教育者，則懲治教育為不可緩也。按懲治教育始行之於德國，管理之法略同監獄，實參以公同學校之名義，一名強迫教育，各國仿之，而英尤勵行不怠，頗著成績。茲擬採用其法，通飭各直省設立懲治場，凡幼年犯罪，改為懲治處分拘置場中，視情節之重輕，定年跟之長短，以冀漸收感化之效，明刑弼教，蓋不外是矣。」[18]

第四，對精神病人、喑啞人行為的特別規定。

關於精神病人行為，《欽定大清刑律》第12條規定：「精神病人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施以監禁處分。前項之規定，於酗酒或精神病間斷時之行為，不適用之。」草案案語說明了立法理由：「本條系規定痴與瘋狂等精神病人，雖有觸罪行為全無責任。精神病人之行為非其人行為，乃疾病之作為，故不應加刑，而應投以葯石。若於必要之時，可命以監禁。各國之規定皆與本條同。」[19]

關於喑啞人的行為，《欽定大清刑律》第50條規定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處罰。沈家本認為「聾啞精神不完備者不能與普通之犯罪者同論，故酌量情節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聾啞有生而聾啞者，有因疾病或受傷而聾啞者。生而聾啞乃自來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故各國等諸幼年之列。若因疾病或受傷而聾啞者，不過肢體不具，其精神、知識與普通無異，則不能適用此例。即有可原情形，自有宥恕之例在也。」[20]

第五，對老者的宥減規定。

《欽定大清刑律》第50條規定滿八十歲人犯罪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釋說：「八十歲以上精神漸昏眊自不能與普通之犯罪者同論，故酌量情節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21]

二、犯罪論

（一）未遂犯

「舊派與新派之爭在未遂論方面的分歧至為明顯，可以認為，客觀未遂論與主觀未遂論是兩派爭論的縮影。」[22]舊派注重犯罪行為所產生的法益侵害。法益之侵害為犯罪行為之本質，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因此，犯罪行為僅於既遂時，才有處罰之必要。對於重大犯罪，為防止犯罪的發生，也可就犯罪人的危險性給予處罰。如果僅存犯罪的意思，沒有發生法益侵害的客觀危險性，也不能作為未遂犯予以處罰。對於未遂犯「理應採取較既遂為輕的處罰。」[23]新派認為，未遂犯的處罰根據在於顯示出犯罪人的性格危險性的、與法相敵對的犯罪意思。如果某種行為已將這種犯罪意思表現在外部，則未遂犯的意思與既遂犯的意思沒有差異。行為的既遂及其結果，並非重要，犯罪意圖的顯示就是犯罪本質的表現，因此，未遂與既遂本質上相同，兩者均應同等予以處罰。雖可根據情節採取較既遂為輕的處罰，但不是必須如此。《欽定大清刑律》第17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意外之障礙不遂者，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結果者，亦同。……未遂罪之刑，得減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此條關於未遂犯的規定，以肯定未遂犯罪受罰為前提，對其刑罰的適用是較既遂罪之刑「得減」一等或二等。「得減」不是「必減」，也不是「應減」，而是「可以減」。不難看出，《欽定大清刑律》關於未遂罪的規定，明顯地傾向新派理論。關於這一點，沈家本先生在立法案語中有詳細說明：「現行律所載，有謀殺已行未傷及傷而未死，強、竊盜未得財，強奸未成 等，皆屬未遂罪之規定，惟散見各門，並不到諸名例。隋唐以降，後先一軌。然此固不應僅屬二三種犯罪，實 系通乎全體之規則，本案故列於總則之中。歐美各國及日本之法殆莫不然也。未遂罪者照原則皆在應罰之列。……未遂罪致罪之主義有二：一，未生既遂之結果，損益尚屬輕微，於法律必減輕一等或二等；一，犯人因遭意外障礙乃至不得遂而止，其危害社會與既遂犯無異，故刑不必減。惟各按其情節亦或可以減輕。此二主義，前者謂之客觀主義，後者謂之主觀主義。客觀主義已屬陳腐，為世所非，近時學說及立法例大都偏於主觀主義。本案亦即采此主義。」[24]

（二）不能犯

行為人依犯罪之意思而實行一定之行為，在客體與行為性質上，從一開始就不能實現犯罪之結果者，稱為不能犯，也稱不能未遂。舊派學說認為，不能犯的行為未侵害法益，也未對法益構成威脅，這種既不能發生犯罪結果又無危害性的行為，沒有處罰的必要。新派認為，行為人的犯罪意思已於外部明顯表現出來，其性格的危險性暴露無遺，對不能犯進行懲罰，實屬當然。《欽定大清刑律》採納新派學說，把不能犯視同未遂犯，同樣規定在第17條中。沈家本解釋說：「未遂罪者，即分則所定之犯罪行為著手而未完結，或已完結而未生既遂之結果者是也。……第一項後半，在於不能生結果之情形者。如用少量之毒物，不致於死，及探囊而未得財物之類。在學術上謂之不能犯，其為罪與否頗屬疑問，學者之所爭論而未決之問題也。然此實應與一般未遂罪同論，故特設此規定。」[25]

（三）共犯

共犯理論是新舊兩派爭論

⑹ 能否推薦學習外國刑法的書目，就是關於外國刑法的著作。謝謝！

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第三版），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馬老仙逝，其思永存，回學術地位自答不待言。
馬克昌主編：《外國刑法學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神作，囿於先生早年經歷，翻譯的很拗口，但也好懂。
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外國刑法學總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同上，也是很難讀，卻很易理解。
馬克昌主編：《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我還沒拜讀這一本大作。
高銘暄主編：《刑法專論》（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上中下]（第五版），中國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 。王先生是傳統刑法和新刑法的集大成者。
陳興良、周光權著：《刑法學的現代展開》，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少壯派法學家
陳興良：《刑法哲學》[上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怎一個好字！

⑺ 英國刑法文化的特徵

一、民族國家精神對法律特性的影響

我國刑法學界普及的外語是英語，而刑法比較研究則多局限於非英語的歐陸國家之間。所謂「日本抄德國、台灣抄日本、大陸抄台灣」，言下之意是：英美刑法與我國刑法體系實在兩不相及，差異之大不言而明：制定法與判例法之別； 法典與單行法之別； 罪行法定與自由心證原則之別； 審問與對抗程序之別等。筆者在此姑且不論以法系之別代替部門法比較的邏輯是否合宜，就以同一法系所歸納的諸多「特徵」而言，其方法及意義都值得懷疑，這種比較方法（因比較單位太大） 用大而化之的幾對抽象名詞掩蓋了各國法律豐富多彩，獨具特色的一面。其實德國刑法不同於義大利、法國刑法； 英國刑法不同於美國、澳洲刑法。沒有任何國家的刑法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精神，但當前的現狀卻是留學或出訪某國的學者往往將此國作為刑事法治的範本，不遺餘力乃至於飢不擇食地改造中國「落後」的刑法。難怪，真正深刻批判「文化帝國主義」的，不是受「侵略」的發展中國家，而是「侵略國」中的少數學者[1].結果對某一具體的刑法問題就是依各自所熟悉的某國刑法規定來引證，各執一詞，只能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這些分析難以令人信服，筆者認為原因在於比較研究局限在法律規范上，而沒有深入到各國民族精神的層面。

現實問題與刑法規范都只是相對表面化的影響因素，猶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而潛在水面下的則是最為有力、最穩定的民族精神。它平時不可見，但卻是無法忽視其存在的由歷史沉澱下來的精神潛流。如果忽視其存在，它將會以其深層的力量擊毀漂移過來的「鐵達尼克號」法律神話——無論它在邏輯上，理智中構造得多麼完美、堅固。黑格爾指出：「只有這種民族精神的具體精神，推動那個民族一切行動和方向。它專事實現自己，滿足自己，因為它要的是自身的生產。」[2]75著名歷史法學學者薩維尼指出：法律不是立法者專斷刻意製造出的東西，法律的真正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習慣和「民族的共同意識」。法律就像一個民族的語言、舉止一樣是由一個民族的特性，亦即「民族精神」決定的[3].法律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民族精神力量的發散，是整個民族生活中的一種功能。

二、英吉利民族國家精神的特徵

薩特曾稱馬克思主義是我們「不可超越的時代哲學」。在筆者看來其原因就在於其吸收了三大民族精神的精華：英國（政治經濟學） 的功利、實踐精神； 德國（哲學） 的深刻的思辨精神；法國（空想社會主義） 的理想、激進精神。分析三國民族特性，德國居中，英法兩國居於兩個極端。從種族而言，英德近血（日爾曼民族） ，然而從地緣上看，德法近緣，因此文化上更為趨同，當德、法等國的文化台風相互影響，刮遍歐陸，再越過英吉利海峽的時候，剩下來的不過是一陣無定向的和風[4].為了突出英國的民族精神特性，我們不妨將英法兩個極端相比。

英國人具有一種強烈的實踐精神，就像其俗稱——約翰牛（JOHN BULL） 一樣[5] ，約翰牛一旦行動起來，就具有超出所有邏輯表達的實踐精神，是個不折不扣地講實際的實幹家，在英國人心中一個二流將軍抵得上十個莎翁。英國人的自由之根在於行動與實踐，而法國人的自由在於學問與理論。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卡萊爾所說：英國是一匹沉默的戰馬，他的史詩寫在足跡中，而法國則是有學問的狗自由的狂吠，他們談論不休； 盡管法國人有無數理論上的陳詞濫調，但是在英國人那裡只有深刻的實踐[6].

實踐精神使英國人崇尚經驗，關於理性與經驗，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說：理性是有限的，唯理主義者的漂亮計劃只是「籠而統之的幻想」[7]18.世紀英國哲學家貝克萊說：「存在就是被感知」，英國人將理性派視作蜘蛛，閉目塞聽，從自身理智的玄想中抽出種種教條和學說，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則說：「我思故我在。」法國人則將經驗推上理性的法庭受審，用懷疑這把利劍刺破經驗的罪惡和欺騙性。法國人將阿波羅神廟的格言「認識你自己」當作福音。英國人則說，最好是先「認識你能夠做些什麼」。13 世紀的英國神學家羅吉爾·培根說：「經驗和實踐是知識之源」。16 世紀的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則將實踐與經驗上升為認識論的基本原則。[8]

這種實踐精神與經驗主義使得英國人尤為關注實效與利益。正如丘吉爾所言：沒有永恆的敵人，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英國人相信「小的是美好的」，其關心的是特殊的利益而不是普遍的理智，「當他的行動或意向愈是違背'理智'——就是說，違背了普遍決定的時候，他愈覺得他自己的自由」[2]433.對英國人而言，有用的就是真理，哪怕它是被別人批判為封建的、保守的、等級的、醜陋的、零亂的、瑣碎的，因此英國產生不了像法國、義大利一流繪畫藝術家：為形式而愛形式，為色彩而愛色彩。對英國人而言，藝術主要不是為了欣賞，而是實用。音樂在於可移風易俗，減少星期天的酗酒，繪畫則可以替紡織業和首飾業訓練優秀的技工。[9]法國人則追求宏大的事物，理性的規劃。

經驗主義也造就英國人的保守性，相信：「一切都是舊的好」，相信所有偉大的民族都是保守的。對法國人而言，歷史、習俗都是垃圾，保守主義者只是穿著騎士鎧甲，戴著腳鐐跳舞的奴隸； 英國人盡管以混亂與混雜開頭，但他們確信若干年或世紀後，這一切終會以最低的、穩固的重心結束。他們認為像法國那樣的迅捷民族，盡管一開始就不雜亂的做，或許將避免最壞的錯誤，然而將重心安在最高處，就像陀螺或倒立的金字塔，隨時會倒下。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言：「經驗性的金字塔立在它的底面上，即使從某個地方搬走一塊東西，它也不會倒下來。先驗性的金字塔立在它的頂點之上，只要你瞟它一眼，它就會倒下來。」[10]

重實踐輕理論、講實效斥原則、尚經驗貶邏輯使得英國人的特性本身也呈現出難以捉摸、模稜兩可、中庸之道的色彩。猶如英倫島上的天氣讓人捉摸不定，難怪英國人一見面就談天氣。說其彬彬有禮，卻產生著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和醉鬼。一直稱自己老實幹事，反對法國式的思潮，主義左一轉、右一轉，但在行為中又體現出耍兩面派的非凡能力，猶如海上的帆船，見風使舵，信奉「船小好調頭」。說其保守，然而這個朝後看的民族在世界文明的諸多方面卻是領頭羊。說其信仰自由，卻仍保留君主、冊封貴族。英格蘭人民在堅持穩妥的保守原則和承襲原則而又絲毫不排斥革新原則。他們相信：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不存在絕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保守主義希望能保存自由，但又不致於讓自由成為禍害[11].的確，英國人將這些矛盾的精神特性處理得十分不錯。他們相信，中庸是一種只有有智慧之人才擁有的美德。

三、民族精神對英國刑法特點的影響

馬克思有一句讓法學者不快的名言：法是沒有自己的歷史的[12].法史不應當寫成「法律的歷史」，而應當寫成「歷史中的法」。對英國法而言，就表現得很典型。和大陸法系相比，英國法是一種緩慢生長的法律，它沒有經歷歐陸的激烈革命、沒有系統的法典編纂，借用英國學者哈耶克的說法，這是一種自生自發的秩序，而大陸法系國家總是有一種用人為構建的秩序來取代自生自發的秩序的沖動。英國刑法就像英國的歷史一樣，具有「原生性」，對它的研究需要探究其歷史源流中潛流的民族精神的動因。英國在地緣政治上雖然同屬於歐洲，但這一民族國傢具有十分鮮明的民族精神特色，在這種民族精神的深刻影響下，形成了不同於歐陸刑法的獨特刑法體系。

1. 英國刑法的實踐性。對英國刑法的發展，貢獻最大的是法官或律師而不是理論家。這是因為法官與律師是法律適用的行為者而非理論的建構者。英國判例制度不是單純的學者的產物，而是從現實的法律糾紛中產生的規范[13].判例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靈活的類推） 往往被批評為有違罪刑法定原則，或者被批評為保守落後、封建主義。當德、法高舉「自然法」編撰刑法典時，英國法學家梅因卻說：「自然法無非是習慣的萬民法」，法典只是幻想。從而動搖著罪刑法定原則。在判例制度中，法似乎既存在於先前的判例，又存在於當前的法官心中，法既是先存在的，又是後繼的。使得英國人發展了獨具特色的判例主義，就像詩人丁尼生贊揚的一樣：「這國土有公正、古老之名？有個穩定的政府在治理？憑著一個又一個判例？自由慢慢地擴展到地層。」[14]而且對於具體的犯罪而言也體現出對具體事實與條件的關注。在列舉了成立某種犯罪的各種具體事實與情況之後，還不夠，常常使用「除非……」的法律用語給出一些具體的法定辯護理由。

在刑事責任問題上，英國普通法歷史上曾經規定7 歲以上就可能承擔刑事責任，現在提高到10 歲，仍然比較低，英國人認為「惡意可以補足年齡」。大陸法系國家認為英國的這種補足方法「會導致認定上的隨意性，從而有損法的安定性，與法治國的理念不相符合」[15].而對於英國刑法中的嚴格責任（指對某些犯罪行為的一個或多個行為要件不要求故意、輕率甚至疏忽，也要負刑事責任） ，也被批評為是封建刑法中結果責任的殘余。英國人的重行動與實踐，輕理論與學說的精神使得他們相信刑法的力量來自它對具體爭議的解決，而不是概念的邏輯發展。英國人才懶得理會這些歐陸刑法的「法治理念」，他們自有其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而且用得很暢。正是由於在刑法的歷史發展中英國人的重實踐的精神，使得無論多麼久遠古老的刑法制度，即使遭到其它大陸國家的批評與蔑視，它也仍然具有現實意義而在革新中生存下來並自成一家，獨具特色。英國刑法總是沉默中漸漸發展，並將幾百上千年前的案例用各種法律技術靈活處理，以適應現代社會的特徵。

2. 英國刑法的功利性。英國學者認為「犯罪源自當時的政府政策」[16]4.因此英國刑法中犯罪化與非犯罪化往往就依社會、政治、經濟利益的變化而反復交叉。在刑罰的根據上，英國功利主義者邊沁提出：刑罰的嚴厲程度應該只為實現其目標而絕對必需。這種目的刑與貝卡尼亞的以公平正義觀指導的報應刑形成鮮明對比。另外，法官最常提出的適用嚴格責任的論據也是：為保護公共利益所必須。在支持代理刑事責任（因他人的犯罪而產生的責任） 原則時，法官的理由也十分功利：如果不如此，法律將無法實施，國會的意志也將不能得到貫徹[17]197.恐怕許多人也會批判這是封建「株連」刑事責任的殘余。英國人講實用、功利，信奉「有用的就是真理」，而很少關注抽象的公平、正義、文明的概念。對英國人而言，各種抽象的和普遍的原則對英國人毫無興趣，向他們說起來等於馬耳東風[18].當刑法理論或原則與現實的需要發生沖突時，英國人寧可棄原則而不顧，或對原則進行變通以適宜社會需要。這種功利精神也是英國法官具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的內在原因。

3. 英國刑法的保守性。英國刑法制度的主要因素和許多獨具一格的學說都是封建關系的類推，具有諸多封建因素。例如不作為犯中注意義務問題，普通法法官趨向於在當事人之間的關系中找出某種責任。再如英國代理刑事責任的產生也是由僱主與雇員的關系而決定的（如在公共妨害和刑事誹謗犯罪中，盡管僱主本人是完全清白的也要對雇員的犯罪行為負責）。這是封建社會中的「身份」關系在刑法中的體現。英國刑法的保守性在「婚內強奸問題」可得到生動的體現。婚內無強奸一直是英國刑法的傳統。隨著西方女權主義的崛起，德、法、意、美等國家開始在刑法條文上作出修訂，否定「丈夫赦免」論。許多學者對此拍手稱快，標榜為人類文明的偉大勝利。在此背景下，甚至於我國的一些學者認為英國的一個判例（1991年R案） 作出的廢除丈夫赦免原則是「歷史性裁決」。[19]但英國刑法學者對此卻有不同看法。最新版教材《英國刑法》指出：該判例的「認定是違背議會的意願的」。丈夫不能被判定強奸他的妻子是法律的規則，除非有一些例外情形出現[17]513.英國刑法學者特納也指出：丈夫不能構成對妻子的強奸罪是眾所周知的法律的一般原則，除非法院裁決終止了夫妻的同居關系[16]214.可見英國的立法者、政府以及法學者對此問題都是持謹慎保守態度的。英國人相信「一切都是舊的好」，他們緩慢地相信新鮮事物，在實際當中對錯誤極具耐心，確信一度建立起來的法則與習俗是偉大的。在英國人眼中「封建」、「保守」是偉大的、崇高的，可與民主、自由並行不悖。這使得封建法成為英國刑法得以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們所熟悉的所謂「西方法治」理念中的「從身份到契約」的進步以及「權利本位」並不能涵蓋英國法。美國法學家龐德指出：我們將回到法律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系而設定、而附加權利義務這一真正的普遍法概念上來[20].

4. 英國刑法的模糊性。英國刑法不追求邏輯的嚴格劃分與體系的完善。英國刑法中有一種程序與實體的雜糅，民法與刑法的交叉現象。如關於犯罪的本質問題，英國學者將法律程序列為三大特徵之一。再如關於民法與刑法的關系問題，許多英國刑法學者認為，許多刑事與民事的違法行為之間並無明顯的區別，這被稱之為「粘合物」。即使是英國法中的訴訟規則，也未提供可以把侵權行為與犯罪絕對分開的界限[18].實際上，英國刑法中的嚴格責任問題是這種「粘合物」的典型表現。因此「一概而論地說犯罪行為比民事錯誤更嚴重也是不對的」[21].英國人尚經驗貶邏輯、講實效輕理性。因此不像歐陸刑法，特別強調民事與刑事的嚴格劃分，以及強調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犯罪學體系之間的獨立。這種學科的嚴格的分門劃類是18 世紀歐陸理性主義、邏輯主義泛濫的產物[22].但對英國人而言，知識不在於是否合乎邏輯、理性，不在於思維是否清晰，而在於能否被直覺、經驗證實其對解決問題有用。

5. 英國刑法的矛盾性、靈活性。英國人既指出「無犯意則無犯人」，但又堅持嚴格責任與代理責任。同時又認為「責任是嚴格的，但不是'絕對'的」（即仍有其他辯護理由） [19]131.在判例上既堅持「判例拘束原則」，然而又不斷地用各種變通方法予以修正、推翻前判例，乃至創造新的判例與法律。丹尼勛爵法官曾說過：「不可以改變法律編織物的編織材料，但是可以、也應當把皺折熨平。」英國人最大的特性是模稜兩可，難以捉摸，崇尚中庸主義，觀念與行為充滿矛盾，這使得英國的刑法，在歐陸刑法學者看來，充滿了邏輯上的混亂和矛盾，是一個不好把握的東西，英國人也不否認這一點，英國法史學者謝爾登將其比喻成大法官的腳：法官的腳有多寬，它就有多寬，腳有多窄，衡平法就有多窄。英國人尋求著各種原則，但又從不讓這些原則主宰他，而是為相反的原則留存空間，以適應不同條件，使刑法具有解決復雜的現實問題的靈活性。如果仔細比較英國刑法的諸判例，就會發現法官往往只是以「判例拘束原則」類推確定案件所適用的判例，然後又以「分析事實」或者對前判例中的一些「法律用語」進行解析[23] ，幾乎達到鑽牛角尖的地步，而作出與前例不同的判決。而且英國判例法中的「法律用語」多是一些內涵外延都缺乏確定性的「日常用語」。

四、民族國家精神的研究視角對我國刑法發展的啟示

英國民族精神對英國刑法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響，這給我國的刑法研究也提供了幾點啟示。首先，由上文可看出，英國刑法之所以毫不遜色於其長期的對手，成為獨具特色的刑法模式，影響全球，就在於英國刑法生長於其民族精神之上。因此要建立中國特色的刑法，移植、借鑒外國刑法固然必不可少，然而研究、挖掘本國的民族精神也尤為重要。這一點又恰恰最為薄弱。盡管法史學者作出了一些「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較研究」，但多是籠統地、甚至於在主流上對我國的民族精神持一種否定的、自卑的情緒。而在借鑒上往往是把羅馬法系（大陸法） 的制度與觀念視為唯一絕對的「西方法治文化」。

其次，在筆者看來，英國的諸多民族精神與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也具有極大的相似性。保守，尊重歷史傳統、習慣、禮俗，注重政治實踐和人際關系，講究實用功利，重經驗，崇尚折衷主義、中庸之道等。所以英國刑法的許多制度值得我們借鑒。

最後，在我國刑法的發展過程中，應當注重研究中華民族精神與法律的關系。盡管我們的實定法是移植大陸法系的，然而在現實中運行的「活法」卻時時可見某些民族精神頑強的影子，只不過是大多數學者對其持漠視、否定、批判的心態而已。當然這也造成了制定法與「活法」脫節的兩張皮現象。盡管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高舉馬克思主義大旗，然而似乎英國更善於使用「辯證法」和實踐精神。因此才有人戲稱：之所以中國走了許多彎路，不是馬克思主義錯了，而是我們從馬克思的《資本論》、《矛盾論》中只拿來了《論》，而將其實體精髓《資本》、《矛盾》留在了英國。我國在刑事法治的道路上過於浮躁，沒有立足於中國特殊的問題，沒有從中華民族的精神特性出發，一廂情願的以為只要將發達國家的法制體系移植過來就解決了根本問題。其實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吉爾茲語） ，是民族精神的外現。有法不一定有法治，要更注重實踐精神，要不然就會造成兩張皮的現象，這也是一個由理論建構或者繼受出的書本上的法、文字的法與由民族精神決定的實踐中的法、活法之間的耦合關系。

⑻ 外國刑法原理學習的心得體會

對比中國刑法吧，這種對比論證的最容易寫了。
個人不是學這個專業版，從自己比較熟悉的歷史權來說呢，外國的法律根本立足點就是性惡論，而中國卻是性善論；外國個人是個人，而中國因為發家而認為所有人都不可靠，所以要株連……
呃，可能不太符合樓主的要求。

⑼ 外國法制史的法國法、德國法和日本法的歷史沿革

（1）封建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法國封建制時期的法律制度，一般指9世紀上半葉到18世紀下半葉持續近1000年的法蘭西王國時期的 全部法律。其起始時間的標志，是公元843年 法蘭克查理曼王國的分裂至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爆發。在法國封建製法的形成和發展中，歷經了三個階段，即公元9世紀至13以習慣法為主時期、公元13世紀至16世紀習慣法成文文化時期和公元16世紀至18世紀王室立法成為主要法律淵源時期，它為近代法國資產階級法律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2）資產階級法律制度的建立。近代法國法律制度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在拿破崙統治時期，法國制定了《民法典》、《商法典》、《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五部重要法典，再加上憲法，構成了法國「六法」體系。由於法國革命具有徹底性，有一套成熟的思想理論作指導，所以，革命後建立起來的法律指導比較系統和完備，較典型地反映了資產階級比較系統和完備，較典型地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對其他資本主要國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3）現代法國法的發展。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法國連續遭到三次經濟危機的襲擊，國內階級矛盾空前尖銳、復雜。為了應付緊急形勢，縮小了議會權力，加強了行政權利，政府的委託立法議案在議會中占據優勢。同時，為緩和人民群眾強烈的民主運動，於1919年4月和1927年7月，進行了兩次選舉制度的改革，對原來的法典進行某些修改與補充。判例作用有所提高。法國的法律制度適應新形勢的需要，繼續進行變革。 （1）封建法制的形成與發展。德國原為法蘭西王國的一部分。公元919年，東法蘭克王國推舉薩克森公爵為國王，開創了德意志王朝。封建時代的德意志長期處於封建割據之中，後來普魯士邦逐漸強盛，並先後戰勝奧地利和法國，為統一德意志各邦掃清了障礙。在整個封建時代，法律的分散性和法律淵源的多元化是德國法最基本的特點。習慣法、地方法、教會法、羅馬法以及帝國法令長期並存。封建時代最著名的習慣法匯編是《薩克森法典》，大約編纂於1220年，其內容主要是關於民事、刑事問題和訴訟規則，以及調整封建關系的采邑法。封建時代後期出現了一部以帝國名義頒布的刑法典——《加洛林納法典》（1532年頒布）。該法方面的內容，被多數邦國長期授用，在德國封建法的發展中具有重要影響。
（2）德意志帝國的建立與近代德國法律體系的形成。1871年，普魯士以「鐵與血」的政策完成了統一德國的任務，建立了德意志帝國。統一後的德國以原普魯士邦國的法律制度為基礎，建立近代法律體系，先後頒布了憲法、刑法典、刑事訴訟法典、民事訴訟法典、法院組織法、民法典和商法典，成為大陸法系的又一個典型。由於德國統一是自上而下完成的，德國革命帶有不徹底性，封建專制主義沒有受到根本批判，近代德國法律體系也帶有很強的封建君主專制色彩。與此同時，由於德國具有「潘德克頓學派」的理論基礎，德國法相對於19世紀大陸法系其他國家而言，結構更加嚴謹，邏輯更加嚴密，概念更加准確。
（3）魏瑪共和國時期法律的發展。1919年，戰敗的德國進入魏瑪共和國時。由於政體的變化和社會化思潮的影響，德國加快了民主政治的進程，在沿用原有法律的同時，頒布了大量的「社會化」法律，如調整社會經濟的法律和保障勞工利益的法律，使德國成為經濟立法和勞工利益的法律，使德國成為立法和勞工立法的先導。
（4）法西斯專政時期德國法的蛻變。1933年，納粹黨頭目西特勒出任總理，開始了法西斯獨裁統治。西特勒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將國家政治生活全面納入戰時軌道。在憲政方面，頒布了《消除人民和國家痛苦法》、《德國改造法》等一系列法西斯法令，廢除了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和聯邦制，維護西特勒個人獨裁和納粹一黨專政。在民事法律方面，頒布了《卡特爾變更法》、《強制卡特爾法》等法令加強對壟斷組織的扶持，強化壟斷資產階級對國家政治生活的控制，並且頒布了《世襲農地法》、《德意志血統及名譽保護法》等單位法律，推行種族歧視和種族滅絕政策，鞏固法西斯政權的統治基礎。在刑事法律方面，原先法律中的民主原則被徹底拋棄，代之以種族主義原則。
（5）二戰後德國法的變化。1945年5月8日，納粹德國戰敗投降。由於英、美、法、三國和蘇聯對德國的分別軍事佔領，德國曾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直到1990年10月3日才實現統一。戰後西德建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恢復了魏瑪共和國的法制，並根據1949年波恩基本法確立的和平民主原則，對原有的法律進行了修改，使其中的封建因素大為減輕。兩德統一後，基本上實行原西德的法律制度，但是也根據情況對新問題進行了若干修改。 （1）封建法制的形成和發展。奴隸制時期，日本使用固有的氏族法，主要表現為不成文的命令和習慣。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廢除了奴隸制，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統治，創建了以唐朝法律為模式的日本封建法律制度。從大化革新至1868年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法律制度，其形式內容及法律觀念均受到中國封建法律以及法律文化的深刻影響。
（2）近代日本法律體系的建立與完善。1868年，日本進行明治維新，通過一系列改革綱領，著手進行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的改革。隨之，圍繞著經濟和司法等方面的立法改革也廣泛開展起來，為建立西方化的資產階級法制奠定了基礎。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法開始走上全面西方化的道路，以歐洲大陸，尤其是德國法律為模式相繼編纂了一系列法典，使日本資產階級法律體系最終得以確立。
（3）現代日本法的發展。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30多年間，日本法律制度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以1932年軍事獨裁體制的確立為標志，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經過不斷改革，法制建設趨於完備化；後一階段則與軍事獨裁統治統治相適應，法制走向法西斯化。二戰後，日本法律制度較多接受美國法的影響，法律風格有所變化，並建立了以國會為中心的責任內閣制，賦予公民較廣泛的民主自由權利，而且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立法活動。
日本法以善於吸取外來發達的法律制度見長，體現了東西法律文化的融合。明治維新以前，日本法承襲中國唐代和明代法制的傳統，是中華法系的重要成員。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加入了大陸法系的行列，以德國法為樣板建立了六法體系，但也保留了濃厚的封建因素。二戰以後，日本又吸收了英美法的許多精華，在當代社會的法律體系中別具一格。

⑽ 國內刑法學與外國刑法學之間是互異關系還是交叉關系為什麼

法律是一個國家的靈魂，也是行為的指導。所以國家的政治體制不同，法律之間也就完全的不相同。外國有很多國家的法律，已經取消了死刑，而我們中國還在執行死刑。這就是不同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