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上的法益
⑴ 法益是什麼意思,法律方面
一、法益的概念、特徵、類型
刑法上的法益概念,可以分為實體的刑法法益概念和形式的刑法法益概念。實體的刑法法益概念,又稱內容的、充實的刑法法益概念,基於個人主義的思想,重在刑法法益的內容,例如,詐騙、搶劫犯罪侵犯的刑法法益是財產,但除此之外,還有防止詐騙、搶劫行為的利益。形式的刑法法益概念,基於全體主義,重在刑法法益的方法,還以詐騙、搶劫犯罪為例,它們侵犯的法益除財產之外,還有抑制不法得利意思的利益。這種概念完全精神化,沒有內容。[1]我們認為,刑法法益的概念應該是以實體的內容為主,兼顧形式的概念。那麼,關於刑法法益的概念可做如下表述:刑法法益,是受刑法規范保護的利益。[2]
要了解一個概念,就必須從比較中發現概念的實質所在,那麼必須將「利益」與「刑法法益」加以對比研究。利益與刑法法益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區別表現在:(1)利益和刑法法益是屬於不同層次的范疇,利益是一個社會形態中的基礎范疇;而刑法法益只是屬於政治上層建築的法律制度中的范疇;(2)利益和刑法法益的內涵不同,刑法法益是刑法規范所保護的利益,具有特別的保護方法,而利益沒有這樣的限制。刑法法益同利益相比,不僅具有實體意義,而且具有方法意義,實體意義的刑法法益的內容與相應的利益內容是一致的,方法意義的刑法法益與利益又是有區別的。只有需要並實際通過刑事立法,將其規定為刑法規范保護對象時,才能成為刑法法益的內容;(3)利益和刑法法益的外延不同,利益的外延大於並包含了刑法法益的外延。利益和刑法法益之間的聯系表現在:(1)利益是界定刑法法益內涵的一個范疇,即刑法法益的內涵包含利益的內容;(2)社會中不同層次的利益與刑法法益之間關系不同:屬於經濟基礎方面的利益決定了刑法法益的存立和方向;屬於上層建築中的政治利益與刑法法益之間相互作用;屬於思想上層建築的利益與刑法法益之間的關系也是相互影響;(3)利益相對於刑法法益是具體的、現實的形態,而刑法法益則是抽象的、觀念的形態;(4)利益為刑事法律的選擇提供了最為豐富的內容,是的刑事法益的內容建立在社會的基礎之上。
關於法益的分類,有分為公益和私益的兩分法;有分為國家的法益、社會的法益、個人的法益三分法,這都是以法益主體為標准分類。但三分說成為一般說法,由於國家有著以統治組織為前提的國家的法益,與沒有這個前提的社會法益之間,有著本質上的差別,因此三分法是妥當的。[3]
實際上,可以從不同角度對刑法法益進行分類。根據侵害狀態不同,可以將刑法法益分為實害法益和危險法益。所謂實害法益,就是遭受實際侵害的的利益才運用刑法予以保護,即刑法規范保護的免受實際侵害的利益;所謂危險法益,就是刑法規范保護的免受危險威脅的利益。根據其主體不同,可將刑法法益分為個人法益和超個人法益。所謂個人法益就是刑法規范保護的個人的利益;所謂超個人法益,就是刑法規范保護的國家和社會的利益。個人法益根據其內容不同,可以分為生命法益、身體健康法益、自由法益、財產法益、名譽法益。超個人法益可分為國家法益和社會法益。根據法益的形態,分為有形法益和無形法益。凡具有有形的物質形象,能為人的感官直接感知、可以觸及的法益,為有形法益,如身體、財產等物質形象;凡不具有形體的物質形象,不能為人的感官直接感知、不可觸及法益,如名譽、自由、貞操等。個人法益又可分為專屬法益與一般法益。凡為特定人所固有與其人格不能分離的法益,是專屬法益,人的生命、自由、身體、名譽、信用、貞操等。凡一般人都可享有而與其人格可以分離的法益,為一般法益,如財產方面的法益。[4]
[1]參見陳朴生著:《刑法專題研究》,台灣政治大學法律系法學叢書編委會1988年第4版,第64頁。
[2]參見楊春洗、苗生明:《論刑法法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6期,第13頁。
[3]參見[日]木村龜二:《刑法學詞典》1991年3月第1版,第100頁。
[4]參見楊春洗等主編:《刑事法學大辭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15頁;甘雨沛、何鵬著:《外國刑法學》(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283頁。
2起源
「法益」這一概念是由伯恩鮑姆提出來的,其旨在反駁質疑費爾巴哈將犯罪視為侵犯「主觀權利」的觀點。費爾巴哈認為,犯罪行為不只是違反了「法律」,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受害人的權利。伯恩鮑姆則指出,該觀點雖然可以解釋諸如殺人等傳統犯罪,卻無法從權利的視角對一些並未侵犯任何個體權利的行為作出合理的解釋,比如「反倫理和反宗教」罪。由此,他提出了「法益」的概念,試圖取代費爾巴哈的「權利」。[1]
⑵ 刑法上可放棄的法益有哪些
財產權一般都可以放棄。人身權放棄無效
⑶ 我國刑法中個人專屬法益有哪些
以人的合法利益為中心對刑法第338條的解釋是合法的、合理的。我國刑法學界的折衷主義觀點是德國的個人法益觀。折衷主義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理論定位。在環境犯罪法益的選擇上,德國刑法學者普遍認為,法益對人的利用和價值來自於人,應當堅持人本主義的觀點,這相當於我國現行刑法學者存在的以人為本的法益觀。
要注意刑法立法的規製取向,這不利於我國刑罰體系的優化。目前,學界關於“積極刑法觀”的觀點實際上是通過刑事制裁的泛化來達到社會治理的效果,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觀點;如果不調整處罰制度,輕率主動地定罪,將導致社會治理成本急劇上升,社會矛盾激化等負面效應。如何合理運用法律工具解決各種經濟社會問題,一直是社會治理的核心問題之一。然而,通過擴大刑事制裁來解決問題的意圖適得其反。為了治理社會,我們在刑法立法上應該始終保持謹慎。
⑷ 在打擊犯罪中,刑法發揮了哪些方面的積極作用
1、規范(規制)功能/秩序維持功能
指刑法通過將一定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並規定相應的刑罰,表明國家對這種行為否定的價值判斷,要求人們不要實施這種行為,並對實施這種行為者給予刑事處罰。而一般公民懾於刑罰的威力,也會按刑法的規定規制自己的行為,不去觸犯刑法,社會秩序也得到了維護。
2、法益保護功能
指國家通過將侵害國家、社會、和公民個人正當利益的行為規定為犯罪,通過要求人們不要犯罪和對發生的犯罪行為予以刑罰懲罰來遏制犯罪,以來保護國家、社會、公民的正當合法利益不受或不再受犯罪的侵害。
3、人權保障功能
刑法的規定限制了國家司法機關在刑事司法中的行為——要依法辦事,不得濫捕濫判,從而保障合法公民的權益不受刑罰權濫用的侵害,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權益不受刑罰權濫用侵害。西方有些學者稱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憲章」,是「犯罪人的大憲章」。罪刑法定是實現刑法保障功能的最主要制度。
(4)刑法上的法益擴展閱讀:
刑法原則其他原則:
一、罪責自負原則
1、罪責自負原則的基本含義是:誰犯了罪,就應當由誰承當刑事責任;刑罰只及於犯罪者本人,而不能連累無辜。
2、罪責自負原則的基本要求:①犯罪的主體只能是實施了犯罪行為的人,對於沒有實施犯罪行為的人不能對其定罪;②刑罰的對象只能是犯罪者本人,對於僅與犯罪者有親屬、朋友、鄰里等關系而沒有參與犯罪的人,不能追究其刑事責任。
二、主客觀相統一原則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含義和要求。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基本含義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責任,必須同時具備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並要求主客觀兩方面的有機統一。
即符合犯罪主體條件的被告人,在其故意或者過失危害社會的心理支配下,客觀上實施了一定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構成了嚴重威脅或已經造成現實的侵害。如果缺少主觀或者客觀其中任何一方面的條件,犯罪就不能成立,不能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擔刑事責任。
三、謙抑原則
所謂謙抑,是指縮減或者壓縮。刑法的謙抑性,是指立法者應當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而用其他刑罰替代措施),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
換言之,凡是適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種違法行為,足以保護合法權益時,就不要將其規定為犯罪;凡是適用較輕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種犯罪行為,足以保護合法權益時,就不要規定較重的制裁方法。
⑸ 刑法上的自願傷害原則
這是刑法里的條文。具體理解如下:
基於權利人承諾或自願的損害,又稱被害人承諾,指行為人侵犯的法益是被害人在危險行為實施前自願放棄的某種合法利益。這種承諾原則上可以承諾很多內容,但有兩樣禁止承諾,即使承諾也無效——生命權和重大健康權。
資料擴展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三十三條
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
第三十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第三十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
⑹ 刑法保護非法法益嗎
當然保護,但是,復這種制保護屬於有附帶條件的保護。比如典型的黑吃黑中,被黑的一方的非法法益是受刑法保護的。
例如:搶劫盜竊犯的贓物構成搶劫罪。這時刑法實際上保護的是盜竊犯的非法佔有權益。當然,失主奪回自己的財產不屬於搶劫。因此,這樣的保護屬於有條件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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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不僅包括合法法益還包括非法法益),犯罪的本質是侵犯法益,對具體犯罪的客體理解不同,對構成要件的理解就會產生差異。
在民法上屬於非法佔有,而刑法卻予以保護。在民法上,非法佔有確實不受到保護,但是,刑法角度則不同,刑法必須對某些情況下的非法佔有進行保護。當然這種保護是有條件的,而不是任意擴大的。
例如:在侵財案件中,失主、見義勇為者對盜竊犯的奪回行為就不能屬於黑吃黑,這種情況下,當然不能保護盜竊犯的非法佔有。但是,在黑吃黑的情況下,被黑一方的非法佔有就是屬於刑法保護的法益,這時不能因為其法益的違法性而否認了黑吃黑的社會危害性。
如果刑法不保護這種情況下的非法法益,顯然不符合刑法的立法目的。如果不保護特殊情況下的非法法益,就會導致黑吃黑成為合法行為,縱容犯罪。
⑺ 刑法的任務不是法益保護嗎
因為許多人贊同:一個現代的立法者,既便他在民主性上是合法的,也不容許因其不喜歡某種事物而因此予以刑罰威脅。一個奉行使公民服從、順應並易於控制的價值的當局,不希望對政府的激烈批評、異類信仰的實踐或者偏離公民規范的私人行為。歷史――包括當今――揭示了致力於鎮壓如此行為的刑事司法的許多例子。但是,根據我們西方文明如今所達到的標准――我只是在這個范圍內進行介紹――,處罰一個行為,無論如何還需要別的合法性,而不是立法者的純粹心願和喜好所提供的這個合法性。
II. 戰後,德國刑法學藉助法益理論一直試圖給刑法的暴力干預找到一個界限。其基本思想是:刑法只能保護具體的法益,而不允許保護政治或者道德信仰,宗教教義和信條,世界觀的意識形態或者純粹的感情[1]。我和別人共同起草的1966年西德刑法選擇草案――該草案是想針對當時的政府草案提出一個相反的現代刑事政策的選項――第2條第1款就作了如此綱領性的表達:「刑罰和矯正處分服務於法益保護和行為人重新融入法律共同體」。
德國的立法者雖然沒有採納這個綱領性提法,但是,無論如何立法者後來還是在法益保護理論的影響下完成了對德國性刑法的改革。自此以後,我們的刑法典的相應部分,不再象以前冠以「違反風化的重罪和輕罪」,而代之以「針對性自主權的犯罪」。因為「風化」不是法益,那麼就在刑法上不受保護,這樣使得諸如(當時被評價為不道德的)成人間的同性戀,交換配偶,與動物性交和其他的違反道德行為,最終都免予刑罰處罰。
III . 1973年結束的性刑法改革在德國把法益理論推到了對其承認的歷史最高點。雖然,法益理論的個別反對者以這樣的觀點進行爭論[2]:成人間同性戀的可罰性,不是出於這種行為沒有損害任何人的法益,而是因為人們的觀念已經發生了變化並且這樣的行為也不再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了,而遭到廢除。而事實上,同性戀如今在德國才被評價為一種倫理上中性的性取向的特殊形式。但是,這恰好正是非刑罰化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而且,就在同性戀可罰性條款被廢除的前幾年,新刑法典政府草案在1962年還把同性戀描述為「倫理上特別應予非難的並且根據公眾的信念是下流的行為」[3]。
如果人們否認法益概念在當時討論中的決定性影響,那麼除此之外還會對1968年出版的以法益理論為基礎的「性犯罪」選擇草案是立法者的藍本的事實產生錯誤的認識。如果人們否認在這個領域法益理論的勝利,那麼最終也就不會想到,根據如今的觀念仍是不道德的行為方式,就象已經提到的交換配偶或者與動物性交的情況,也都是由於缺少法益損害而免予刑罰處罰。
IV.前面所描述的改革結束之後,德國對法益概念長時期沒有再進行細致深入地研究。只是在過去幾年,才重新燃起對該概念的熱烈討論*。在討論中,任何刑罰威脅的目的必須是防止法益損害的假設,逐漸受到越來越多地批評。這里我僅舉出三個認為把刑法限制於法益損害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錯誤的、有代表性的論者*。
Hirsch[4]認為,「不存在」一個預先給予立法者的法益概念。「對刑法預先給出的限制,法益概念沒有提供適當的根據」。Stratenwerth[5]關注文獻上各種不同的法益定義,從中得出結論認為,「一個無所不包的法益實體定義」等於是「本身無法解決的任務(Quadratur des Zirkels)」,即,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他還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創設一個犯罪構成的根據不是法益保護,而是這種行為的不受歡迎(或者說違人心願)。必須「看到,希望維護特定規范或者另一方面根本不希望一種行為,這種社會的和立法上所確定的基本立場是決定性的」[6]。最後是Jakobs[7]*,他認為,刑法的任務從一開始就不是法益保護,而是證明規范的有效性。犯罪行為是犯罪行為人對規范的否認,而刑罰的意義在於,宣告「行為人的主張是不足為據的,並且規范一如既往地繼續有效」[8]。從這個觀點看來,繼續研究法益概念就是多餘的了。
但是,將法益保護作為一種針對刑法干預的限制手段,這樣的思想在其支持者和辯護者那裡早就已經存在了。30多年來一直是其所謂的「體系批判的」法益概念的積極倡導者[9],而今已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副院長的Hassemer,不久前[10]說:「用刑罰威脅來禁止一種行為,而這種禁止不能以法益做為根據,那麼這種禁止就可能是國家的錯誤……對於行為自由的干預就可能不具有體現干預意義的合法化根據」。Schünemann[11]解釋說,放棄法益保護原則的批判潛力將會使得刑法再次回到「啟蒙之前的水平」。 「不僅要堅持法益概念對於刑法學理的核心地位,而且法益理論的真正充實甚至就在眼前」。
V.今天我們又陷入了激烈的原則討論,在這個討論中我加入了法益理念辯護者的行列。在我直面它的反對者之前,我想有必要在此把我自己的概念作一簡要的交代。因為關於什麼是法益,有許多不同的觀點,如果人們提前澄清了他們自己所理解的法益是什麼,並且清楚從什麼地方推導出了法益保護對刑法的限制,那麼才能對於該題目進行富有意義的討論。
我的出發點是,刑法干預權的界限必須來自刑法的社會任務。至於這種任務之外是什麼,邏輯上就不可能是刑法的對象。刑法的任務在於,保證公民和平、自由和有社會保障的生存,只要這個目標通過其他的、更小嚴厲性的干預公民自由的社會政策措施不能達到, 那麼它就是刑法的任務。就象我所說的,任務的這種描述是當代所有議會民主體制的自身應有之義和當然理解,因此就不需要大幅鋪陳的理論根據。
盡管在歷史上刑法和刑罰的根據不斷地得到啟蒙的理性法思想的合法化,而這種思想是民主國家形式的基礎[12]。根據社會契約的思想理念,只是為了達到自由與和平的共同生活必要的時候並且這種生活在程度上只是不能通過其他更輕的手段達到時,作為國家權力所有者的公民才把如此之多的刑法干預權轉讓給了立法者。這種理念的思想背景是,國家的干預權和公民的自由必須達到平衡,這種平衡提供個人盡可能必要的國家保護,同時又給予盡可能多的個人自由。我們啟蒙-自由主義的這個傳統目標絕沒有過時,而必須總是日久彌新地、不斷地抵禦各個領域中限制自由的趨勢。
⑻ 刑法上的法意解釋,目的解釋,體系解釋。反對解釋,補正解釋分別是什麼含義
刑法解釋的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一般可以分為文理解釋和論理解釋,而論理解釋又可分為擴張解釋、限制解釋、當然解釋、沿革解釋等。
1.文理解釋(字面解釋)。根據刑法用語的文義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闡述刑法意義的解釋方法。--嚴格遵循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是刑法解釋的常態
2.論理解釋。參酌刑法產生的原由、理由、沿革及其它相關事項,按照立法精神,闡明刑法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
(1)擴大解釋。法律條文的含義因為社會生活的變遷,現實生活中的一些情況嚴重按照字面含義難以納入刑法的調整范圍,將法律條文的含義適度擴大化,即其外延會變化。
(2)縮小解釋(限制解釋)。將刑法中的含義解釋為小於字面含義。
(3)當然解釋。是指刑法規定雖未明示某一事項,但依形式邏輯、規范目的及事物屬性的當然道理,將該事項解釋為包括在該規定的適用范圍之內。
(4)反對解釋。根據刑法規定的正面表述推導其反面的含義。
(5)補正解釋。在刑法文字發生錯誤時,通過解釋補充刑法的錯誤。
(6)體系解釋。根據刑法條文在整個刑法中的地位,聯系相關法條的含義,闡明其含義。
(7)歷史解釋。根據歷史背景及刑法發展的源流,闡明刑法條文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
(8)比較解釋。將刑法的相關規定或外國立法與判例作為參考資料,來闡明含義
⑼ 刑法所保護的法益 包括哪些
刑法法益是刑法規范所保護的利益。但是不同社會形態、不同歷史時期、不回同國度都有答其刑法法益的特定內涵和外延。一般來說,刑法保護一切合法利益,比如國家安全利益、社會經濟秩序利益、公民人身權利、財產利益等等。至於是否保護非法利益,比如,贓物被賣出後,不知情的購買者的所有權是否受保護,在刑法學界還存在爭議。
建議讀一讀張明楷教授的《法益初論》,你將對刑法法益有更深入的了解。
⑽ 被害人承諾的成立要件
並非所有被害人承諾的行為都可以阻卻違法,被害人承諾阻卻違法應當受到嚴格的限制。被害人承諾的成立要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被害人承諾只能對其有自我決定權的法益作出,即被害人只能對其有處分權的事項作出承諾。如果承諾人對其不具有處分權的事項進行承諾,則是無效的承諾。按照刑法理論,刑法法益分為個人法益和超個人的法益。超個人的法益還可細分為國家法益和社會法益。國家法益和社會法益都是刑法所保護的公共利益,個人沒有處分權。因此,被害人承諾的范圍僅限於自己可以支配和處分的個人法益,同時不得侵犯社會法益和國家法益。
1、生命法益
生命是最重要的法益,刑法對其採用絕對保護原則,剝奪他人生命或者嚴重威脅他人生命的行為都被認為是犯罪。生命不是自己可以隨意處分的利益,深層原因是,生命是個人的基礎,而個人是國家的一員,故個人生命對國家也是重要的利益。[8]生命法益不屬於被害人可以承諾的對象,因此,得到被害人承諾的故意殺人行為仍然構成犯罪,但是在量刑時可以考慮被害人承諾這個因素而酌情從輕、減輕處罰。 《德國刑法典》第216條對受囑托殺人規定了比普通殺人較輕的法定刑就是基於被害人承諾這個因素考慮的。
2、身體健康法益
身體健康法益是僅僅次於生命法益的重要個人法益。刑法上的身體健康法益,一般是指身體的完整性、身體的不可侵犯性、生理機能的健全和心理狀態的健康等。傷害只有在一定情形下才具有承諾性,因為嚴重威脅健康保護效果的自身傷害承諾會給刑法的健康保護規范帶來很大的副作用。基於上述考慮,被害人不能承諾可能造成其身體永久性傷殘的傷害行為,也不能承諾違背法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傷害行為。
3、個人的自由權、人格權和財產權法益。對於這幾項個人法益,個人一般有承諾權,但以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為前提,始得阻卻違法性。 行為人對被害人的承諾要有明確的認識,對被害人權益的損害應當在承諾的范圍內進行,對於超出承諾范圍造成的損害,不能阻卻行為的違法性。這是因為超出承諾范圍的損害與未予承諾的損害一樣,完全是行為人單方面作出的加害行為,對此應當以犯罪論處。因此,行為人實施行為的內容應當與被害人承諾的內容一致,如果被害人對損害的程度、手段等有要求的,損害行為則必須滿足這些要求,這也是對被害人本人意志自由的充分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