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刑法

『壹』 為什麼李斯特說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200字左右！

一、諺語中的概念分析
(一)刑事政策
關於刑事政策的概念,國內外學者的認識大相徑庭,分歧極大,其本狀況是,有多少個刑事政策研究者大概就有多少中刑事政策概念。正如儲槐植教授所言:"可以這樣認為,至今幾乎所有關於刑事政策的著述,找不到兩個完全相同的刑事政策定義"我覺的刑事政策的概念應定義為:國家基於預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維持秩序、實現正義為目的而制定、實施的准則、策略、方針、計劃以及具體措施的總稱。該概念並不是作為一個規范性的概念來理解,而只是作為刑事政策實踐與研究的邏輯起點。
(二)社會政策
關於社會政策的定義,手上有如下資料:大陸有的學者認為:社會政策,是通過國家立法和行政干預,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安全,改善社會環境,增進社會福利的一系列行動准則和規定的總稱。大陸另有的學者認為:社會政策,是指以公正為理念依據,以解決社會問題、保證社會安全、改進社會環境、增進社會的整體福利為主要目的,以國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預為主要途徑而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行為准則、措施、法令、條例的總稱。從具體論述看,我國學者葉海平等人在其編著的《社會政策與法規》一書中包括了以下幾項:1、社會保障政策;2、社會保險政策;3、社會救濟政策;4、社會優撫政策;5、社會福利政策;6、社區工作政策。我覺得社會政策則是側重於再次分配領域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公正的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規則,體現了公正的社會調劑的規則。社會政策主要涉及"個人需要",如社會保障政策,為老年人、殘疾人、兒童等提供特殊服務的政策等。社會政策范圍很廣泛,只要是通過國家立法與司法干預,為解決社會問題,讓人們安居樂業的政策都是社會政策。
(三)刑事社會政策
我覺得要理解該諺語中,不得不指出什麼是刑事社會政策。有的學者認為,刑事社會政策是指黨和國家為了預防犯罪、減少犯罪以至消滅犯罪,而採取的從根本上鏟除犯罪原因的各種社會政策,如加強物質文明建設和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的政策,對待業人員安排工作的政策,對生活貧困的人給予救濟和扶助的政策,對青少年加強良好品德教育的政策,對各種人員實行合理的獎懲政策,對刑滿釋放人員予以妥善安置的政策,如此等等。我覺得,其實任何社會政策只要以預防犯罪、防衛社會、維持秩序--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並以權力為支撐,運用強制性的權力對與犯罪密切相關的因素進行干預、控制、抑制以及施加各種各樣的影響的策略、措施、行動,均屬於刑事社會政策的范圍。
我覺得該諺語中的社會政策其實是指刑事社會政策,而不能認為是所有的社會政策,因為社會政策和刑事政策畢竟不是一回事。怎樣的社會政策才可以進入刑事政策領域而成為刑事政策的一部分?怎樣確保刑事政策擴展到社會政策領域卻又不失刑事政策的特性?"界定刑事政策的范圍,區別刑事政策與一般社會政策的標准有兩個,一是目的,二是權力,而權力的標准尤其重要。刑事政策圍繞著預防、控制犯罪的母的而展開,並終止於權力所能到達的邊際,權力所不能強制、控制、影響或者誘導的領域,不屬於刑事政策的范圍。換言之,國家、社會以致個人基於預防犯罪、保護社會、維持秩序的母的而對其他組織和個人形成的優勢地位以及支配性影響的准則、策略、方針、計劃以及具體措施等等內容,均屬於刑事政策的范圍。"
二、諺語內涵
那麼為什麼說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呢?這要從以下幾個方面看。
(一)刑罰功能的有限性
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所指出,犯罪並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由一定的社會形態與社會結構所決定的社會現象。因此,犯罪問題僅僅靠刑罰是難以解決的,只有消除導致犯罪產生與存在的社會條件,才是治本之道。社會原因總是引起一個社會犯罪現象消漲的主要原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刑事社會政策對預防、減少犯罪具有根本性的意義。而且,更有意義的是,刑事社會政策不象以刑罰權為中心的刑事懲罰政策,預防犯罪以犯罪人或有犯罪危險的人的人身自由等個人權益受到"侵害"(合法地"侵害")為代價,因而對於人權保障也具有重要價值。在這里,不僅李斯特的"最好的社會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可以恰到好處地表明刑事社會政策的重要,菲利的下面一段話也能給我們以振聾發聵之感:"刑罰的效力很有限這一結論是事實強加給我們的。並且就象邊沁所說的,刑罰只是社會用以自衛的次要手段,醫治犯罪疾患的手段應當適應導致犯罪產生的實際因素。而且,由於導致犯罪產生的社會因素最容易消除和改善,因此我們同意普林斯的觀點:對於社會疾病,我們要尋求社會的治療方法。"
(二)貧富差距原因
從犯罪學的角度看,貧窮是產生犯罪和導致社會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擺脫貧窮,大力發展生產力,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國家採取了"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時,另一個問題也浮現出來,這就是貧富分化差距拉大。在這種情況下,低收入群體中存在的"相對被剝奪感"和與此相聯系的不安定情緒普遍滋長,這種社會心理在一定條件下的激化、扭曲已成為新形勢下許多犯罪現象的"導火索".為了縮小東西部的差距,國家發起了西部大開發;城鄉差距的日益拉大也正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也引起了國家的高度重視,國家正採取政策對低收入群體和弱勢群體進行扶持,加快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我們認為,這是十分正確的,在刑事政策上也具有重要意義。如果人們的生活問題能逐漸解決,貧富差距縮小,人們達到共同富裕,那麼犯罪也會減少,而生活問題的解決大多是靠社會政策的調控的,所以說,社會政策好,犯罪就少,最好的社會政策就堪稱為最好的刑事政策了。
三、該諺語的價值意義
犯罪這種社會事實並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由其他的社會事實即一定的社會形態與社會結構所決定的社會現象。因此,對犯罪問題僅僅靠刑罰、刑事政策是難以解決的,只有消除導致犯罪產生與存在的社會條件,才是治本之道。"預防犯罪必須將傳統的刑罰懲罰政策與現代社會政策結合起來,我們必須在關注刑罰問題的同時,關注社會問題和社會政策。"刑事政策不能僅僅關注傳統刑罰制度及其防治效果,而應當分析一個社會中以刑法運作為核心的反犯罪整體性戰略。刑事社會政策是為了預防犯罪、減少犯罪,而採取的盡量消解犯罪原因的各種社會政策。良好的刑事社會政策的運作對於促進社會整合具有重要的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該諺語的價值也就體現出來了。它啟示我們應當構建合理的刑事社會政策。
(一)犯罪預防的刑事社會政策
在很多情況下,犯罪不是個人意志決定的產物。"在犯罪人處遇不僅沒有從分的發揮其職能,貼標簽的弊害等反而使犯罪人處遇成為再犯發生的原因的現狀之下,雖然說,應當考慮改進刑事司法制度,但重要的是事先預防犯罪的發生。犯罪對策的根本仍然是犯罪預防"。所以和犯罪壓制相比較,我們今天要特別重視的是犯罪預防。對於犯罪的預防,既應當看作是政府的服務職責,也應當看作是社會組織的服務功能。在此政策之下,要加強對控制犯罪的宣傳,結合政府與民間之力量,成立各種犯罪的措施。這種預防策略的推行,可以促使民眾直接參與犯罪預防過程,增強其安全感

『貳』 刑法學家李斯特的書有哪些

《德國刑法教科書》

『叄』 李斯特:德國刑法教科書 下載

你可以到人大法學論壇上下載。

『肆』 求典型犯罪案例分析需用李斯特的犯罪原因二元論

1、刑法犯罪構成，即是構成犯罪的各種要素。凡是符合犯罪構成的，就是犯罪專；凡是不符合犯罪構成要屬件的，根據罪刑法定原則，不是犯罪。 2、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基礎是四要件說，即將犯罪行為的構成分為主體要件、主觀方面要件、客體要件、客觀方面要件。 3、分論四要件。 4、意義，對於推行罪刑法定原則、罪行相適應原則以及判斷一行為是否是犯罪具有重要理論意義。 1）刑法犯罪構成，即是構成犯罪的各種要素。凡是符合犯罪構成的，就是犯罪；凡是不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根據罪刑法定原則，不是犯罪。 2）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基礎是四要件說，即將犯罪行為的構成分為主體要件、主觀方面要件、客體要件、客觀方面要件。 3）分論四要件。4)意義，對於推行罪刑法定原則、罪行相適應原則以及判斷一行為是否是犯罪具有重要理論意義。

『伍』 刑法名詞解釋

刑法學以世界各國刑法為研究對象，是研究犯罪和刑罰、刑事責任及其罪刑關專系的科學。屬它屬於部門法學的范疇，是部門法學中最重要的學科之一。
刑法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卻是近代才出現的。一般認為，1764年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里亞《論犯罪和刑罰》一書的出版，標志著現代刑法學的正式誕生。此後，經費爾巴哈、龍勃羅梭、菲利、李斯特等人的不斷努力，先後出現了刑事古典學派與刑事實證學派（包括刑事人類學派和刑事社會學派），創立和發展了刑法理論體系。

『陸』 求大冢仁、福田平《刑法概說》和李斯特《德國刑法教科書》原著的下載地址

你可以上westlaw搜一下，會有相應的英文材料的

『柒』 誰幫忙介紹下德國德國19世紀著名法學家 馮·李斯特 的簡歷

國內刑法學和犯罪學專業文獻中常常提及馮·李斯特的著名的「馬堡計劃」（marburger programm），但好象還沒有人對「馬堡計劃」進行過研究和介紹。那麼，馮·李斯特的「馬堡計劃」究竟是個什麼計劃、其主要內容是什麼呢？

一、「馬堡計劃」產生的時代背景

當德意志刑法典於1870年問世時，具有完整體系的古典學派業已存在，其理論支柱是意志自由。古典學派認為，國家在倫理上和法律上對犯罪行為作出否定評價是以意志自由為依據的，認為刑法的本質是對犯罪的報應。由於德意志刑法典的問世是在具有完整體系的古典學派形成之後，所以，該部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古典學派理論的影響。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相信，德意志刑法典在實施過程中並未能實現其期望，德意志帝國的犯罪正以極快的速度和危險的方式增加。自19 世紀80年代初以後，被認為是「正確的法律」出了問題， 人們要求對德國的刑事立法進行合理的改革。馮·李斯特同樣提出了對刑法進行改革的主張，而他的這一主張或這一改革要求，最初見於他在德國馬堡作的關於刑法改革的學術報告「刑法的目的思想」，後人將該學術報告稱為「馬堡計劃」，實際上該學術報告的主要內容是刑事政策問題。「馬堡計劃」的提出，使馮·李斯特成為馬堡學派（die marburger schule，也稱折衷學派vereinigungsschule）的創始人。其後，他又於1889年至1892年間在其《刑事政策的任務》一書中，對其觀點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和發展【李斯特：《德國刑法教科書》第26版第28～29頁】。

二、「馬堡計劃」的主要內容

馮·李斯特在學術報告中首先要求對犯罪的原因進行科學的研究，以便使作為與犯罪作斗爭的刑罰措施適得其所。與以龍勃羅梭為代表的義大利人類學派相反，作為犯罪社會學派一個分支的馬堡學派擯棄「天生犯罪人」的觀點，認為犯罪根植於社會。

馮·李斯特對現行刑法進行的改革，涉及刑法的一些基本問題是不言而喻的。就「馬堡計劃」的主要內容而言，在我看來恐怕還是涉及刑事政策的內容較多，而且刑事政策計劃也是馮·李斯特較為感興趣的。這些刑事政策要求的實現，馮·李斯特認為，至少要克服符合目的的和有效的刑法道路上的三個重要障礙：

1.從行為刑法轉為行為人刑法；

2.從法官的量刑轉為不確定判決；

3.確定刑法的特殊預防目的。

關於障礙1：從行為刑法轉為行為人刑法。 馮·李斯特一再反對報應刑法原則，反對在已經實施的犯罪行為和刑罰之間確定一種均衡關系（proportionalitaet）。在他看來， 這一原則只能被看作是對「公正」的進行形而上學的理解的結果。在刑罰的種類和期限應當對特定之人起到最大的特殊預防效果的前提下，行為報應原則（das prinzip der tatvergeltung）是違背理性的、不可理解的，轉向行為人和其個性似乎是有更合理的且也是必須的。事實上，馮·李斯特認為，如果刑法反應（刑罰）的最終目的是將某人改造為一個具有特定行為或特定思想者，則在所能提供的措施中進行明智的選擇情況下，必須將行為人的個性作為有效地和符合目的適用刑罰措施的基礎和標准。行為人及其個性是量刑的基礎和條件，如果量刑是以刑罰執行的特殊預防目的為準的話。因此，在此意義上，行為人的行為只具有表明其個性和思想的指示器的作用。「處罰的不是犯罪這一概念，處罰的是犯罪人」是馮·李斯特所堅持的觀點【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75頁】。如果在量刑時均衡關系就應當發揮作用，則「它應當是刑罰和犯罪人思想之間的均衡關系」【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81頁】，對「刑罰的種類和范圍」而言，起決定性作用的應當是「行為人的反社會思想」【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83頁】。馮·李斯特認為，從行為刑法轉為行為人刑法，是刑事立法改革的最高之主導思想。他說：「我們刑法立法的根本錯誤，不僅僅是未考慮人民的法律意識，而且是造成它在與犯罪作斗爭中的無能為力，在於過高地估計了行為的外在結果和未顧及行為人的內心思想……在規定刑罰的種類和范圍時，在法律和判決中，有必要將重點更多地放在行為人的內心思想上，而不是行為的外在結果上」【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77頁】。馮·李斯特對行為刑法的批評是純技術上的， 而非倫理上的：報應原則（vergeltungsprinzip）將阻礙刑罰方法的符合目的的運用。他的這一技術上的態度還清楚地表現在其對「犯罪人類型」的言論之中，他提出「犯罪人類型」的目的，在於改善有效的特殊預防的決定性因素。他說：「現代刑事政策從……主導思想出發，處罰之對象不是犯罪，不是概念，而是行為人；因此，對於刑罰的種類和范圍而言，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法學構成要件概念上的區別，如刑法典所表明的那樣，而是不同犯罪人的生物學上的區別。這一刑事政策的主導思想也直接將我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涵蓋其中：指出並證明當作為規定刑罰種類和范圍的基礎的不同犯罪人之間的生物學上的區別」【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171頁】。

隨著從行為刑法向行為人刑法的轉變要求的提出，馮·李斯特試圖克服一個由以行為為中心的量刑而得以存在的重要的障礙：盡管根據他的觀點，實施犯罪行為是適用刑法的先決條件——在這里未提出純思想刑法（即行為人刑法）——但不應當再取決於這一決定對當事人科處何種刑法後果的行為的質量。如此，刑事政策在實現其目的時能夠自如些，並可使犯罪人的個性特徵作為唯一的決定性因素，無需通過被目的思想（der gesichtspunkt der zweckmaessigkeit）認為是違背理性的行為報應原則（das tatvergeltungsprinzip）來加以限制。

關於障礙2：從法官的量刑轉為不確定刑。 在解決犯罪問題的刑法干預和以犯罪人的特徵和思想為中心方面，馮·李斯特也期望對刑法典作必要的修改，這是明確的，「如此，我們刑法典中的整個刑罰制度將會有重點的改變」【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90頁】。他認為， 在報應刑法中，立法者的藝術在於，為特定的犯罪找到合適的刑罰種類，並按照犯罪行為的客觀的嚴重程度區分不同的刑罰。他設想：「將來的刑法典將會多麼的不同啊！盡管如此，對具體的犯罪仍將科處不同嚴厲程度的刑罰，也許科處最高刑度或最低刑度：所有其他的區別將不復存在了，因為相對於行為人的反社會意義，犯罪行為的法學特徵退居次要的地位」【出處同上】。

馮·李斯特認為，每一個人均必須清楚，「在犯罪人站在面前的幾分鍾或幾個小時內，刑事法官是不大可能對犯罪人的應當作為處罰依據的真實的內心思想，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斷的」【李斯特文集第2 集第91頁】。作為該問題的解決辦法，馮·李斯特建議或者講要求適用「不確定判決」（das unbestimmte urteil, die unbestimmte verurteilung），認為刑罰執行機關應當取代法官的位子，根據被判刑人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的表現，最後確定刑罰執行的期限：「為判決之法官根本不確定刑罰期限；刑罰期限應根據在具體情況下是否實現刑罰目的，也即根據刑罰執行的效果來確定」【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91頁及以下幾頁】。 如果我們研究一下馮·李斯特不確定判決的言論，就不難發現，他主要是將不確定判決作為有效地與犯罪作斗爭的工具來看待的。他說：「如果真想改變，則必須找到弊病的根源。但弊病的根源並不存在於刑罰范圍內，它也不存在於刑事法官的軟弱或無能之中；它更多地存在於法官的量刑原則本身……因此，至少部分地取消法官的量刑就成為今天的刑事政策向我們提出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該問題的解決，將導致刑法各個領域的徹底的且非常有益的改變，這種改變必將促進和保證成功地與犯罪作斗爭」【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333頁】。

在對待不可能被矯正的慣犯問題上，馮·李斯特的態度是非常鮮明的。他首先申明，「至少有一半的犯罪人是不可能矯正的慣犯，他們今年進入監獄，成為監獄人口，明年又從監獄里釋放出去」。馮·李斯特認為，在所判處的刑罰執行完畢後，又將他們「象猛禽一樣」放入社會，僅僅是因為對他們報應已經足夠了，是完全「荒謬的」【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8頁及以下幾頁】。對於這種情況，馮·李斯特明確要求從罪責報應原則（das schuldvergeltungsprinzip）轉為特殊預防。他說：「防衛社會則要求使這些反社會因素不可能再危害社會。由於排除了將犯罪行業的所有成員予以絞死或斬首的可能性……，除通過執行自由刑使他們與社會相隔離別無他法……根據我反復強調的今天仍然堅持的觀點，原則上將他們長期監禁直至其死亡，是唯一正確的選擇」【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27頁】。

這里，我們必須弄清楚馮·李斯特所說的「不可矯正者」和「猛禽」究竟是指誰或哪些人：「與慣犯的斗爭是以對它的清楚的了解為前提條件的。但這種前提條件我們至今還沒有。與慣犯的斗爭只涉及慣犯的某一部分，比如作為社會病態現象的最重要的和最危險的慣犯，我們習慣上將之歸結為貧民階級。乞丐和流浪漢、男妓和女妓、酒鬼、騙子、廣義的半上流社會、精神和身體上墮落者——他們構成社會秩序的最主要的反對者大軍，而他們的代表便是那些慣犯」【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7頁】。在馮·李斯特看來，那些沒有希望從根本上改變其思想者，從小偷到銀行劫匪，從低級騙子到高級騙子，應當予以終身監禁，使其不能再危害社會（muessen unschaedlich gemacht werden）， 以行為為中心的報應原則只是我們道路上的不受歡迎的障礙。因為這涉及與慣犯的不服從社會秩序的犯罪傾向作斗爭，這種犯罪傾向是所有不可矯正的違法者所共同具有的特徵，在馮·李斯特看來，這要比根據犯罪行為的嚴重程度所侵害的不同法益的質量給予不同處罰重要得多。馮·李斯特認為，「盜竊、窩贓、搶劫、勒索、詐騙、縱火、毀損、強奸和強奸兒童」，只要是慣犯所為，那麼，它們對社會秩序和法律秩序的危害是一樣的【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9頁及以下幾頁】。

關於障礙3：確定刑法的特殊預防目的。 將刑法的目的確定為特殊預防，不僅僅是轉為行為人刑法，而且還要將行為人的個性置於刑法利益的中心位置。之所以將犯罪人的個性作為量刑的基礎和標准，是因為通過特殊預防，犯罪人的個性首先能夠成為刑法措施的目的：以特殊預防為目的之刑法必須將改變犯罪人的個性，使之在將來的生活中尊重刑法規范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認為，必須尋找有效的行為調節和個性研究方法，並將這些方法始終如一地運用於犯罪人。為了盡可能有效地實現特殊預防目的，刑罰制度必須具有靈活性可變化性。馮·李斯特認為，「具體的刑罰制度的價值取決於使實現刑罰目的成為可能的保安性和靈活性。每一種具體的刑罰措施必須同樣具有保安性和靈活性」【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4頁】。

三、簡要之結語

實際上，在刑罰執行中追求特殊預防目的，存在使犯罪人成為不正當治療的被害人的可能性。確定刑法的特殊預防目的，正如馮·李斯特所堅持的那樣，有可能侵犯當事人的權利，如侵害對其陰私權和意志自由的保護，分割其作為一個人而被承認和尊重的正當要求，而不是成為國家權力的犧牲品。

對馮·李斯特的主張或者說思想進行分析之後，我們不難發現，他的刑事政策計劃（當然不僅僅局限於其「馬堡計劃」中）表明了這樣一種傾向，只有當刑法所涉及的當事人的權利成為刑事政策目的之障礙時，當事人的權利才受到限制。他的「在刑法中實施目的思想」的要求，盡管毫無疑問地具有啟蒙性質或影響，但不能被誤解為要求構建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刑法。馮·李斯特的目的思想所追求的是有效的以行為人為中心的刑事政策，它涉及這樣一個問題，即國家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實現其刑法目的。馮·李斯特完全是從純技術上，而沒有從道德和公正的角度來對待該問題的。易言之，在馮·李斯特看來，最重要的是何種措施和方法最能有效地實現刑事政策目的，而何種刑事政策目的、而何種刑法措施和方法，在規范上是被認為公正的在他看來是無所謂的。公正的刑法被馮·李斯特與有利於刑事政策的刑法等而視之：只要符合公眾利益，可以不擇手段【鮑爾曼：「無節制的刑事政策——關於馮·李斯特的馬堡計劃」，載奧地利《犯罪社會學書目》1984年第11期，總第42期】。

『捌』 試分析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憲章,也是犯罪人的大憲章

德國刑法學家馮·李斯特指出,「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憲章,也是犯罪版人的大憲章」。
上半句應權該是，刑法「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使守法公民的人身和財產權利受到保護，並使正義得到伸張。
下半句，可以從刑法的功能方面來理解：刑法是一種授權法和保護法，它不但保護善良人，也保護受刑法追究的人，首先可從從「罪刑法定原則」方面來理解。「法無明文不為罪」「法無明文不處罰」，犯罪的判斷不是以行為而是以法律規定為標准，從而保護個人免受國家任意施加的懲罰。第二，從法律程序上講，要按法律規定的程序對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而不能任意予以處罰。

『玖』 如何理解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憲章，也是犯罪人的大憲章

德國來刑法學家馮·李斯自特指出,「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憲章,也是犯罪人的大憲章」。
上半句應該是，刑法「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使守法公民的人身和財產權利受到保護，並使正義得到伸張。
下半句，可以從刑法的功能方面來理解：刑法是一種授權法和保護法，它不但保護善良人，也保護受刑法追究的人，首先可從從「罪刑法定原則」方面來理解。「法無明文不為罪」「法無明文不處罰」，犯罪的判斷不是以行為而是以法律規定為標准，從而保護個人免受國家任意施加的懲罰。第二，從法律程序上講，要按法律規定的程序對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而不能任意予以處罰。

『拾』 李斯特與刑事社會學講述了什麼

弗蘭茨·馮·李斯特，是德國刑法學家，刑事社會學派的創始人。1851年3月2日，李斯特生於奧地利的維也納。父親愛德華·馮·李斯特曾經擔任檢察署長，他的堂兄弟弗蘭茨·李斯特是德國著名的作曲家。1875年李斯特在奧地利的格拉茨擔任刑法教師。以後，他先後在德國的吉森、馬爾堡、哈勒和柏林各大學擔任教授，並在馬爾堡、哈勒和柏林等地開辦刑法研究所，他在刑法教學和研究所中培養了一大批學生。

1881年李斯特創辦了《刑法學雜志》，1889年他與比利時邢法學家普林斯和荷蘭邢法學家哈默爾共同發起組織國際刑法學聯合會。這個組織主要是在德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等國開展調查犯罪原因和探索控制犯罪方法的活動，實行刑法的改革。國際邢法學聯合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解散，1924年由巴黎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們發起復建，改名為國際邢法學會。

李斯特的主要著作有《德國刑法教科書》、《刑法的目的觀念》、《德國和外國執行刑法的比較情況》，此外還有《從比較法律說明現代的刑事法制》。李斯特還是一位國際法學家，著有《國際公法的系統說明》。

19世紀下半期起，資本主義逐漸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許多資產階級國家的刑法適應壟斷資產階級的需要，公開拋棄資產階級上升時期標榜的「民主」、「法制」的外衣，更加赤裸裸地鎮壓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德國在1878年根據俾斯麥的倡議通過了一項鎮壓社會民主黨企圖危害社會治安的法律，這項法律為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所仿效。同時，由於帝國主義時期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激化，各種犯罪急劇增長，犯罪構成更加復雜，舊的刑法學派已經不可能解釋這種現象的原因，也無力同日益增長的犯罪作斗爭。

以李斯特等為代表的新的刑法學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近代所稱新舊邢法學派之爭，就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德國引起的，以後發展成為世界性的爭論。

所謂舊派，就是刑事古典學派，其主要代表有義大利的貝卡利亞，德國的費爾巴哈和賓丁。新派就是刑事社會學派，其主要代表就是李斯特，還有義大利的非里等。「報應刑」論，是舊派邢法的理論基礎，而「教育刑」或「目的刑」論，則是李斯特的刑事社會學派的刑罰理論的核心。

李斯特運用資產階級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刑法，在吸收了義大利刑法學派思想的基礎上，創立了刑事社會學派。這個學說的哲學理論基礎，是實證主義和決定論，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主張與自由意義的「理性人」相反的「經驗人」，而這種經驗人則是以社會學和自然科學的認識，以社會規律和自然科學規律中的因果法則充實起來的。刑事社會學派的所謂決定論認為，犯罪是犯罪的條件所決定的，是這個條件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他們認為，研究刑罰本質，應在國家邢罰制度和社會現象中找原因。

關於犯罪產生的原因，李斯特認為，人是一定社會中的人，這就需要研究犯罪者本身具有的內在和外在的各種原因，他在承認個人的生理因素對人的行為的重要影響同時，著重指出社會因素的決定性作用，諸如失業、貧困、酗酒、煙毒、娼妓、物價高昂等社會環瑰。他強調要研究犯罪人而不是犯罪行為，他的口號是：「刑罰不對行為而是對行為者」。當然，這並不是對犯罪行為置之不顧，而是應著重考慮犯罪人的反社會性或社會危險性，並依照社會危險性的不同程度對犯罪者分類，從而採取不同的刑罰。

在刑罰理論上，李斯特是教育刑論或目的刑論的倡導者，他主張刑罰不是一種本能或原始的同害報復，而是以改造罪犯保全社會為出發點。不但要根據犯罪人的具體情況，進行教育改造，使其盡快復歸社會；而且要根據犯罪者的社會危險性所侵害社會利益的程度，適用相應的刑罰，以達到保衛社會的目的。

李斯特的教育刑論主張刑罰的個別化，即根據犯罪者已成「罪型」和「潛在」社會危險性以及人格形成過程和復歸社會可能性的大小，來適用相應的刑罰，同時，把犯罪者分為偶犯、慣犯、可能改造和不可能改造等類，按具體情況分別適用刑罰。他提出對累犯，其中包括犯過輕微罪行的累犯採取特別嚴重的刑罰措施。

李斯特還是資產階級邢法中的保安處分理論的奠基人之一。所謂保安處分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產階級刑法中發展起來的一種刑罰制度，它是刑罰以外限制和剝奪人身自由的措施，適用對象從犯罪人擴大到嫌疑犯或有妨礙社會秩序嫌疑的人。

從19世紀末開始，資產階級國家刑事立法上都規定了這種保安處分制度。最早從理論上闡述這個制度的，是18世紀末期的德國學者庫萊茵，但是當時並沒有產生很大影響。到了19世紀末，由李斯特、菲里和瑞士的斯托斯等人將這個理論發展完善起來。

李斯特在《刑法的目的觀念》一書中，論述了刑罰必須以防衛社會、預防再犯、維持社會秩序為目的，他認為，刑罰不應該是對於犯罪的報應，而是為了使犯罪人不再犯罪。李斯特主張「矯正可以矯正的罪犯，無法矯正的罪犯不使為害」。對那些不能矯正的「危險狀態的承擔者」採用不定期刑，或者在服刑後送入習藝所或其他特設的機關；對於那些處於犯罪前的「危險狀態」的人，社會有權採取預防性的「保安處分」，以免遭受危害。他的這些論斷，實際上為保安處分作了理論上的論證，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刑事立法和保安處分制度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國際法學說方面，李斯特是屬於實在法學派。他主張，「國際法是確定屬於各國在其相互關系中達到其生存目的的法律規范的總和」，他認為，國際法的根據，不是自然的理性，而是表現在條約或習慣之中的各國的共同認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李斯特這一派的觀點在國際法學界具有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