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許可權

1. 院之爭是什麼

院之爭 所謂清末部院司法許可權之爭，是指清末「預備立憲」之初進行官制改革過程中，新設立的法部和大理院在司法許可權劃分上出現的一場大的爭論. 20世紀初年，經歷了義和團運動沖擊和八國聯軍入侵雙重打擊的清政府,陷入了日益嚴重的統治危機。面對內外交困的時局，清朝統治者意識到，不改變傳統統治方式，其統治將難以為繼。通過前往各國考察憲政之滿族親貴所見所聞，清朝統治者認識到，立憲與君權並非水火不容，如處理得當，立憲甚至可以不僅無損於君權，並且有利於「皇位永固」。經過長期醞釀和再三權衡，清廷終於在1906年9月1日正式下詔，宣布仿行憲政，實行「預備立憲」。並同時提出從官制改革入手，率先建立實施憲政的行政體製作為推行憲政的基礎性前提。 清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頒布的新官制規定，刑部改為法部，專任司法；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掌審判。這一改革開始改變傳統的行政機關兼理審判的制度，建立獨立審判原則，其精神實質就是倡導「三權分立」體制下的司法獨立。 從整體上講，清廷對此次官制改革的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原因在於，其一，鴉片戰爭之後，由於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發生較大變化，原有的以六部為主幹的行政管理體制不僅不能適應新的形勢需要，並且其弊端還惡性發展.「許可權之不分」，「職任之不明」，「名實之不符」，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其二，不管出於何種動機，既然宣布實行「預備立憲」，也必須在設官分職上盡可能與立憲各國改同一律，甚至引進「三權分立」之類的近代憲政原則以為標榜。於是，在發布「預備立憲」上諭的次日，清廷即派載澤等編纂官制，並命各省督撫派員參議，同時又令奕匡等對改革官制方案總司核定。到11月6日，清廷正式諭准奕匡等奏定的改革官制方案，通過對原有機構保留、合並、易名、增設等形式進行調整，最後確定了新的中央各部院機構設置。 新的官制改革方案中，司法體制方面變動尤大。原有的三法司制度，被調整為「刑部著改為法部，專任司法。大理寺著改為大理院，專掌審判」。應當說，清廷作出上述決策的初衷是按照立憲國之模式，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並峙，各有專屬，相輔而行」，並試圖使司法走向獨立。然而，我們又不能不看到，囿於對真正的司法獨立原則的膚淺理解，以及出於清末官制改革的重要目的是強化中央集權之需，清廷在其議制之初，就有意無意地使新設立的兩個行使司法權的部門——法部和大理院許可權不明確，甚至互相交叉。不僅是法部「專任司法」及大理院「專掌審判」的諭旨在概念上模糊不清，因為司法與審判從來就是兩個內涵上難以截然分開的概念；而且即使在奕匡等所上標榜「分權以定限」而引起三權分立原則的《釐定中央各衙門官制繕單進呈折》中，對司法獨立的理解和規定也只是「司法之權則專屬法部，以大理院任審判，而法部監督之，均與行政官相對峙，而不為所節制」。詳言之，即是由大理院職任審判，而由法部作為司法之行政 衙門監督審判。在這里，我們不僅看不到其所設計讓司法獨立的意圖，反而可以明確理解為它勾畫出了一幅「行政監督司法」的藍圖。這種以立憲宗旨相標榜，在方案上卻又依違於傳統體制和憲政之間的設計，一開始就埋下了法部與大理院的職能沖突的隱患。 按照清廷的要求，以戴鴻慈為尚書、張仁黼為右侍郎的法部，在與以沈家本為正卿的大理院協商劃分許可權時，基於司法獨立原則與許可權劃分方案的悖異，以及戴、張與沈家本在對待立憲的真誠程度以及關於西方法律原則的理解與認同方面存在較大歧見，院部之間出現矛盾乃至對立，可以認為是勢所必然。戴鴻慈曾於1907年4月12日致書時仍被清廷通緝而遠在日本的梁啟超，請教法部與大理院許可權劃分之事，其中有言：「自去年七月宣布預備立憲之旨，其後組織內閣……惟樞密諸員，未明新學，故頒諭之始，即已含混不分疆界（諭雲：以刑部改為法部專任司法，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任裁判），致令部院諸員，紛紛爭議，互起沖突。山陰尚書力主和平，甘居退讓，而沈堂（大理院沈家本）乃以陰柔手段，攘竊法權，一切用人行政區劃審判區域事宜，不關白法部，徑直上奏，惟留秋朝現審諸例案，推諸法部，自餘修律大臣法律學館，皆歸一人之手，法部不過問焉。」這雖然是一則書信史料，其言論不免帶有個人的感情色彩，而其立論亦多有偏頗之處，但其「樞密諸員，不明新學」，且諭旨亦「含混不分疆界」，從而導致了部院許可權紛爭不已的局面，這種認識還是比較准確的。當然，此事還有另一重要原因是戴氏未提及也不便提及的，那就是由於機構調整和權力的重新分配必然會觸及各自的利益，致使各衙門官吏對權力劃分勢必斤斤計較，互不相讓，以至爭執不已。事實上，在清廷既往的司法體制中，刑部一直居於最重要的地位，而審案判案又是其主要職掌，「部權特重」，對於司法審判體制中的核心地位豈肯輕易相讓，因此阻滯、掣肘乃至陽奉陰違對待審判權轉移也屬必然。 由於部院對司法許可權劃分未能協商一致，出於期望盡可能讓皇上首肯法部提出的許可權劃分方案，1907年5月14日，法部由戴鴻慈領銜，單獨奏上了《酌擬司法許可權繕單呈覽折》，提出司法權層層監督審判權的主張，明確說：「夫所謂司法者與審判分立，而大理院特為審判中最高之一級，蓋審判權必級級獨立，而後能保執法之不阿，而司法權則必層層監督，而後能防專斷之流弊。」並據此擬定了法部之十二條司法許可權，主要內容包括：1.大理院判定之死刑案件，送法部核定具奏；遣、軍、徒、流之案件，報法部備案。2.地方各級審判廳成立後，其所定死罪案，分詳部院，大理院覆核後，咨法部核定，並由法部主稿會同大理院具奏，而遣、軍、流、徒以下案件，均詳法部辦理。3.各檢查廳及各級審判廳之推丞、推事，由法部會同大理院請簡、奏補，且法部負有監督各級審判廳、檢查廳之責。4.各級審判廳官制員缺，及分轄區域設立處所，由法部主稿會同大理院具奏。應當說，上述這些方案反映出了法部在司法許可權之爭中走向極端的態度，它不僅把司法行政權擴大成為涵蓋廣闊的司法監督審核權，以至大理院及各級審判廳所審理之重大案件均需經其核定上奏，並且對大理院之官員考核及各級審判廳、檢查廳之人員任命，以及各級審判廳的區劃設置也視為當然的司法行政內容。作為內閣之一部的法部在號稱「預備立憲」並標榜「三權分立」之時竟還要求擁有如此寬泛的司法權利，這不能不讓人慨嘆「行政干預司法」這種中國傳統司法原則影響之深遠，也不能不意識到，在清廷內部高官哪怕是像戴鴻慈 這樣的親身出洋考察過各國憲政，並且在清廷中以立憲和司法獨立相標榜的所謂開明官僚頭腦中，其誤解乃至曲解的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原則，與這種原則的本意是多麼大相徑庭。當然，在此我們不能忘記，清廷實行「預備立憲」，既是為客觀形勢所迫採取的應時之舉，也包含著其試圖借機強化中央集權的動機，因而，洞悉清廷內情的戴鴻慈等人，既可以大唱立憲之高調（註：作為出洋考查憲政五大臣之一的戴鴻慈，在歸國之後曾數次上折，倡言憲政。他在1906年8月25日（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所上之《改定全國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折》中還曾說到：「司法與行政兩權分峙獨立，不容相混，此世界近百餘年來之公理，而各國奉為准則者也。」又可以在需要之時，以立憲作幌子，在維新的方案中，塞入取悅朝廷而又利己的私貨。可以說，戴鴻慈等提出的「審判必級級獨立，司法則層層監督」的方案，與其說是力求司法獨立的革新之舉，不如說是由舊有的「行政司法合一」變化而來的「行政監督司法」，是一種立憲旗號下「行政司法合一」的變種。 戴氏提出的用多種行政手段控制、監督審判活動，並最終將司法審判的決定權匯集於皇權之中的方案，理所當然易於為皇權所接受，因此，光緒帝當即諭令：「從之」。 身為大理院正卿的沈家本，看到法部的方案和清廷批準的聖諭，內心自是難以平靜（註：作為晚清律學名家，沈家本對傳統司法審判制度的優劣長短十分了解，擔任修律大臣後，因職務所在，對西方近代法制特別是東鄰日本先進的司法審判制度研究頗多，因而在晚清審判體制改革中，極力主張審判獨立。）。在他看來，法部的方案不僅大大侵削了大理院的正當職權，將導致今後的工作處處掣肘，難以開展，也與「司法獨立」這一憲政精義大相違背，因此，他不顧皇帝已經作出了諭準的批示，毅然於5月20日上《酌定司法許可權並將法部原擬清單加具案語折》，對法部方案中的謬誤之處提出了全面的批駁意見。他尖銳地指出：「司法獨立，為異日憲政之始基，非謂從前現審辦理不善故事更張也」，並認為「憲政精義以裁判獨立為要義」，因而必須糾正以往行政干預司法之積弊，要求法部不得干預正常的審判活動。他指出，「各國裁判制度，皆以大審（理）院為全國最高裁判之地，定擬各案，惟死罪送交司法大臣執行，如情罪或有可原，則由司法大臣奏請減免，並無駁審之權」，而「今死罪必須法部覆核，秋朝審必須法部核定，許可權未清，揆諸專掌審判之本意，似未符合」。至於法部提出要掌握大理院及各級審判廳之人員任免之權，沈家本指出：「至臣院推丞推事等官，必須得力人員，經臣等試驗有素，而後量能使用，方足以鼓舞群材。若以他衙門之堂官而定此衙門之員缺，情形既未周知，而以本衙門之庶僚，更聽他衙門之任用鑒別，恐難於允當。」當然，鑒於法部方案已由上諭認可，未便推翻重來，不得已，沈氏最後提出「通融辦法」：對大理院自 定死刑之案及朝審冊事宜，分別情形，由院、部分別審、核辦理；而對於各級審判廳及奉旨速議之件，添入大理院會同具奏；至於大理官之推丞、推事各官，仍由大理院自主請簡奏補，以責專成。應當說，沈家本的「通融辦法」雖然向司法獨立邁出了較大的步伐，但仍有很大的調和性。其方案最大的特點，是在維護皇權干預司法的前提下，為大理院爭取較多的獨立審判權。 就是沈家本這樣一個充滿妥協和折中的方案上奏清廷後，仍然震怒了朝廷。光緒帝覽折後，立即下旨：「本日大理院奏司法許可權酌加厘訂開單呈覽一折，著與法部會同妥議，和衷協商，不準各執意見。」清廷的這種嚴厲態度，與其說是針對部院奏摺的內容而發，不如說是針對部院（特別是大理院）面對煌煌諭旨卻有異詞的態度而起。在此我們已充分認識到聲稱「仿行憲政」之清廷，哪怕是對憲政本身應如何開展，也是以專制之心態處之，容不得半點與之不同的異己立憲思想。正是基於同樣的心態，清 廷於三日後將大理寺正卿沈家本與法部右侍郎張仁黼對調任職，以釜底抽薪之法來解決部院司法許可權之爭議。於此，我們倒更清楚地認識到，身處危局而被迫立憲之清廷，既缺乏憲政之基本知識，因而無從判斷部院之爭的是非曲直，更沒有容人討論或爭議的氣度，因此一旦遇有不一致的意見，便視為互相爭權，因而沿用往昔常用的御臣之術，以互調了之。這種顢頇而專橫的態度，決定了所主導的立憲改革，必然曲折艱難，矛盾迭出。正如時人所言：「大理院與法部因爭許可權事，屢煩兩宮之勞頓。昨忽以張、沈對調，乃請君入瓮之意。事固高妙，而臣下之辦法愈難，政治終無起色。」 部院司法許可權之爭以沈、張對調而暫時告一段落。因朝廷震怒而惶恐不安的法部和大理院相互妥協，很快於四月二十日上呈了《遵旨和衷妥議部院許可權折》，提出了大理院自定之死刑案件，經法部覆核後，由部院會同具奏；速議之件及匯案死罪之件，經部院駁正或覆核，再由部院具奏；大理院之推丞推事及附設之檢查廳丞各官，均由部院會商請簡請補等辦法。可以說，在清廷專制主義的高壓 之下，部院提出的這一妥協方案，僅僅在形式上採納了司法獨立的機構設置，從其運作程序來講，無非是傳統的「行政干預司法」模式的翻版。而現在卻把干預司法的大權更多地納入到皇權之中。 總體上講，因外部力量推動被迫「立憲」的清王朝，其對西方資產階級法制具有天然的對抗本能。三權分立、司法獨立、人民主權這些原則要真正在中國立足，如果不對上層建築進行大規模的改造，是不可能實現的。當然，對於晚清改革時期順應歷史潮流，為中國法制近代化孜孜以求的人們（包括清廷內部的開明官僚）的貢獻，我們也必須永遠銘記不忘。

2. 清末變法修律中的部院之爭

所謂清末部院司法許可權之爭，是指清末「預備立憲」之初進行官制改革過程中，新設立的法部和大理院在司法許可權劃分上出現的一場大的爭論.

20世紀初年，經歷了義和團運動沖擊和八國聯軍入侵雙重打擊的清政府,陷入了日益嚴重的統治危機。面對內外交困的時局，清朝統治者意識到，不改變傳統統治方式，其統治將難以為繼。通過前往各國考察憲政之滿族親貴所見所聞，清朝統治者認識到，立憲與君權並非水火不容，如處理得當，立憲甚至可以不僅無損於君權，並且有利於「皇位永固」。經過長期醞釀和再三權衡，清廷終於在1906年9月1日正式下詔，宣布仿行憲政，實行「預備立憲」。並同時提出從官制改革入手，率先建立實施憲政的行政體製作為推行憲政的基礎性前提。

清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頒布的新官制規定，刑部改為法部，專任司法；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掌審判。這一改革開始改變傳統的行政機關兼理審判的制度，建立獨立審判原則，其精神實質就是倡導「三權分立」體制下的司法獨立。

從整體上講，清廷對此次官制改革的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原因在於，其一，鴉片戰爭之後，由於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發生較大變化，原有的以六部為主幹的行政管理體制不僅不能適應新的形勢需要，並且其弊端還惡性發展.「許可權之不分」，「職任之不明」，「名實之不符」，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其二，不管出於何種動機，既然宣布實行「預備立憲」，也必須在設官分職上盡可能與立憲各國改同一律，甚至引進「三權分立」之類的近代憲政原則以為標榜。於是，在發布「預備立憲」上諭的次日，清廷即派載澤等編纂官制，並命各省督撫派員參議，同時又令奕匡等對改革官制方案總司核定。到11月6日，清廷正式諭准奕匡等奏定的改革官制方案，通過對原有機構保留、合並、易名、增設等形式進行調整，最後確定了新的中央各部院機構設置。

新的官制改革方案中，司法體制方面變動尤大。原有的三法司制度，被調整為「刑部著改為法部，專任司法。大理寺著改為大理院，專掌審判」。應當說，清廷作出上述決策的初衷是按照立憲國之模式，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並峙，各有專屬，相輔而行」，並試圖使司法走向獨立。然而，我們又不能不看到，囿於對真正的司法獨立原則的膚淺理解，以及出於清末官制改革的重要目的是強化中央集權之需，清廷在其議制之初，就有意無意地使新設立的兩個行使司法權的部門——法部和大理院許可權不明確，甚至互相交叉。不僅是法部「專任司法」及大理院「專掌審判」的諭旨在概念上模糊不清，因為司法與審判從來就是兩個內涵上難以截然分開的概念；而且即使在奕匡等所上標榜「分權以定限」而引起三權分立原則的《釐定中央各衙門官制繕單進呈折》中，對司法獨立的理解和規定也只是「司法之權則專屬法部，以大理院任審判，而法部監督之，均與行政官相對峙，而不為所節制」。詳言之，即是由大理院職任審判，而由法部作為司法之行政
衙門監督審判。在這里，我們不僅看不到其所設計讓司法獨立的意圖，反而可以明確理解為它勾畫出了一幅「行政監督司法」的藍圖。這種以立憲宗旨相標榜，在方案上卻又依違於傳統體制和憲政之間的設計，一開始就埋下了法部與大理院的職能沖突的隱患。

按照清廷的要求，以戴鴻慈為尚書、張仁黼為右侍郎的法部，在與以沈家本為正卿的大理院協商劃分許可權時，基於司法獨立原則與許可權劃分方案的悖異，以及戴、張與沈家本在對待立憲的真誠程度以及關於西方法律原則的理解與認同方面存在較大歧見，院部之間出現矛盾乃至對立，可以認為是勢所必然。戴鴻慈曾於1907年4月12日致書時仍被清廷通緝而遠在日本的梁啟超，請教法部與大理院許可權劃分之事，其中有言：「自去年七月宣布預備立憲之旨，其後組織內閣……惟樞密諸員，未明新學，故頒諭之始，即已含混不分疆界（諭雲：以刑部改為法部專任司法，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任裁判），致令部院諸員，紛紛爭議，互起沖突。山陰尚書力主和平，甘居退讓，而沈堂（大理院沈家本）乃以陰柔手段，攘竊法權，一切用人行政區劃審判區域事宜，不關白法部，徑直上奏，惟留秋朝現審諸例案，推諸法部，自餘修律大臣法律學館，皆歸一人之手，法部不過問焉。」這雖然是一則書信史料，其言論不免帶有個人的感情色彩，而其立論亦多有偏頗之處，但其「樞密諸員，不明新學」，且諭旨亦「含混不分疆界」，從而導致了部院許可權紛爭不已的局面，這種認識還是比較准確的。當然，此事還有另一重要原因是戴氏未提及也不便提及的，那就是由於機構調整和權力的重新分配必然會觸及各自的利益，致使各衙門官吏對權力劃分勢必斤斤計較，互不相讓，以至爭執不已。事實上，在清廷既往的司法體制中，刑部一直居於最重要的地位，而審案判案又是其主要職掌，「部權特重」，對於司法審判體制中的核心地位豈肯輕易相讓，因此阻滯、掣肘乃至陽奉陰違對待審判權轉移也屬必然。

由於部院對司法許可權劃分未能協商一致，出於期望盡可能讓皇上首肯法部提出的許可權劃分方案，1907年5月14日，法部由戴鴻慈領銜，單獨奏上了《酌擬司法許可權繕單呈覽折》，提出司法權層層監督審判權的主張，明確說：「夫所謂司法者與審判分立，而大理院特為審判中最高之一級，蓋審判權必級級獨立，而後能保執法之不阿，而司法權則必層層監督，而後能防專斷之流弊。」並據此擬定了法部之十二條司法許可權，主要內容包括：1.大理院判定之死刑案件，送法部核定具奏；遣、軍、徒、流之案件，報法部備案。2.地方各級審判廳成立後，其所定死罪案，分詳部院，大理院覆核後，咨法部核定，並由法部主稿會同大理院具奏，而遣、軍、流、徒以下案件，均詳法部辦理。3.各檢查廳及各級審判廳之推丞、推事，由法部會同大理院請簡、奏補，且法部負有監督各級審判廳、檢查廳之責。4.各級審判廳官制員缺，及分轄區域設立處所，由法部主稿會同大理院具奏。應當說，上述這些方案反映出了法部在司法許可權之爭中走向極端的態度，它不僅把司法行政權擴大成為涵蓋廣闊的司法監督審核權，以至大理院及各級審判廳所審理之重大案件均需經其核定上奏，並且對大理院之官員考核及各級審判廳、檢查廳之人員任命，以及各級審判廳的區劃設置也視為當然的司法行政內容。作為內閣之一部的法部在號稱「預備立憲」並標榜「三權分立」之時竟還要求擁有如此寬泛的司法權利，這不能不讓人慨嘆「行政干預司法」這種中國傳統司法原則影響之深遠，也不能不意識到，在清廷內部高官哪怕是像戴鴻慈
這樣的親身出洋考察過各國憲政，並且在清廷中以立憲和司法獨立相標榜的所謂開明官僚頭腦中，其誤解乃至曲解的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原則，與這種原則的本意是多麼大相徑庭。當然，在此我們不能忘記，清廷實行「預備立憲」，既是為客觀形勢所迫採取的應時之舉，也包含著其試圖借機強化中央集權的動機，因而，洞悉清廷內情的戴鴻慈等人，既可以大唱立憲之高調（註：作為出洋考查憲政五大臣之一的戴鴻慈，在歸國之後曾數次上折，倡言憲政。他在1906年8月25日（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所上之《改定全國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折》中還曾說到：「司法與行政兩權分峙獨立，不容相混，此世界近百餘年來之公理，而各國奉為准則者也。」又可以在需要之時，以立憲作幌子，在維新的方案中，塞入取悅朝廷而又利己的私貨。可以說，戴鴻慈等提出的「審判必級級獨立，司法則層層監督」的方案，與其說是力求司法獨立的革新之舉，不如說是由舊有的「行政司法合一」變化而來的「行政監督司法」，是一種立憲旗號下「行政司法合一」的變種。
戴氏提出的用多種行政手段控制、監督審判活動，並最終將司法審判的決定權匯集於皇權之中的方案，理所當然易於為皇權所接受，因此，光緒帝當即諭令：「從之」。

身為大理院正卿的沈家本，看到法部的方案和清廷批準的聖諭，內心自是難以平靜（註：作為晚清律學名家，沈家本對傳統司法審判制度的優劣長短十分了解，擔任修律大臣後，因職務所在，對西方近代法制特別是東鄰日本先進的司法審判制度研究頗多，因而在晚清審判體制改革中，極力主張審判獨立。）。在他看來，法部的方案不僅大大侵削了大理院的正當職權，將導致今後的工作處處掣肘，難以開展，也與「司法獨立」這一憲政精義大相違背，因此，他不顧皇帝已經作出了諭準的批示，毅然於5月20日上《酌定司法許可權並將法部原擬清單加具案語折》，對法部方案中的謬誤之處提出了全面的批駁意見。他尖銳地指出：「司法獨立，為異日憲政之始基，非謂從前現審辦理不善故事更張也」，並認為「憲政精義以裁判獨立為要義」，因而必須糾正以往行政干預司法之積弊，要求法部不得干預正常的審判活動。他指出，「各國裁判制度，皆以大審（理）院為全國最高裁判之地，定擬各案，惟死罪送交司法大臣執行，如情罪或有可原，則由司法大臣奏請減免，並無駁審之權」，而「今死罪必須法部覆核，秋朝審必須法部核定，許可權未清，揆諸專掌審判之本意，似未符合」。至於法部提出要掌握大理院及各級審判廳之人員任免之權，沈家本指出：「至臣院推丞推事等官，必須得力人員，經臣等試驗有素，而後量能使用，方足以鼓舞群材。若以他衙門之堂官而定此衙門之員缺，情形既未周知，而以本衙門之庶僚，更聽他衙門之任用鑒別，恐難於允當。」當然，鑒於法部方案已由上諭認可，未便推翻重來，不得已，沈氏最後提出「通融辦法」：對大理院自
定死刑之案及朝審冊事宜，分別情形，由院、部分別審、核辦理；而對於各級審判廳及奉旨速議之件，添入大理院會同具奏；至於大理官之推丞、推事各官，仍由大理院自主請簡奏補，以責專成。應當說，沈家本的「通融辦法」雖然向司法獨立邁出了較大的步伐，但仍有很大的調和性。其方案最大的特點，是在維護皇權干預司法的前提下，為大理院爭取較多的獨立審判權。

就是沈家本這樣一個充滿妥協和折中的方案上奏清廷後，仍然震怒了朝廷。光緒帝覽折後，立即下旨：「本日大理院奏司法許可權酌加厘訂開單呈覽一折，著與法部會同妥議，和衷協商，不準各執意見。」清廷的這種嚴厲態度，與其說是針對部院奏摺的內容而發，不如說是針對部院（特別是大理院）面對煌煌諭旨卻有異詞的態度而起。在此我們已充分認識到聲稱「仿行憲政」之清廷，哪怕是對憲政本身應如何開展，也是以專制之心態處之，容不得半點與之不同的異己立憲思想。正是基於同樣的心態，清
廷於三日後將大理寺正卿沈家本與法部右侍郎張仁黼對調任職，以釜底抽薪之法來解決部院司法許可權之爭議。於此，我們倒更清楚地認識到，身處危局而被迫立憲之清廷，既缺乏憲政之基本知識，因而無從判斷部院之爭的是非曲直，更沒有容人討論或爭議的氣度，因此一旦遇有不一致的意見，便視為互相爭權，因而沿用往昔常用的御臣之術，以互調了之。這種顢頇而專橫的態度，決定了所主導的立憲改革，必然曲折艱難，矛盾迭出。正如時人所言：「大理院與法部因爭許可權事，屢煩兩宮之勞頓。昨忽以張、沈對調，乃請君入瓮之意。事固高妙，而臣下之辦法愈難，政治終無起色。」

部院司法許可權之爭以沈、張對調而暫時告一段落。因朝廷震怒而惶恐不安的法部和大理院相互妥協，很快於四月二十日上呈了《遵旨和衷妥議部院許可權折》，提出了大理院自定之死刑案件，經法部覆核後，由部院會同具奏；速議之件及匯案死罪之件，經部院駁正或覆核，再由部院具奏；大理院之推丞推事及附設之檢查廳丞各官，均由部院會商請簡請補等辦法。可以說，在清廷專制主義的高壓
之下，部院提出的這一妥協方案，僅僅在形式上採納了司法獨立的機構設置，從其運作程序來講，無非是傳統的「行政干預司法」模式的翻版。而現在卻把干預司法的大權更多地納入到皇權之中。

總體上講，因外部力量推動被迫「立憲」的清王朝，其對西方資產階級法制具有天然的對抗本能。三權分立、司法獨立、人民主權這些原則要真正在中國立足，如果不對上層建築進行大規模的改造，是不可能實現的。當然，對於晚清改革時期順應歷史潮流，為中國法制近代化孜孜以求的人們（包括清廷內部的開明官僚）的貢獻，我們也必須永遠銘記不忘。

3. 我國司法機關的許可權

1、審判權（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
2、檢察權（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有權對國家公務人員履行職務進行監督，對公安機關的偵查、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司法行政機關的監獄工作進行監督。）
3、偵查權（公安機關依法行使偵查權，具有司法的性質。）
4、特殊偵查權（國家安全機關依法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立案偵查、監獄偵查部門依法對發生在監獄內部的一般刑事犯罪立案偵查、軍隊保衛部門依法對軍人犯罪立案偵查，上述負有刑事偵查權的機關在履行刑事偵查職能過程中角色同公安機關，可以被認為是司法機關的一部分。）

4. 司法部有那些許可權

您好，根據進行法律，司法部職能和許可權如下:
（一）擬訂司法行政工作方針、政策，起草有關法律法規草案，制定部門規章，制定司法行政工作的發展規劃並組織實施；

（二）負責全國監獄管理工作並承擔相應責任，監督管理刑罰執行、改造罪犯的工作；

（三）負責指導、監督司法行政系統戒毒場所的管理工作；

（四）擬訂全民普及法律常識規劃並組織實施，指導各地方、各行業法制宣傳、依法治理工作和對外法制宣傳；

（五）負責指導監督律師工作、公證工作並承擔相應責任，負責港澳的律師擔任委託公證人的委託和管理工作；

（六）監督管理全國的法律援助工作；

（七）指導、監督基層司法所建設和人民調解、社區矯正、基層法律服務和幫教安置工作；

（八）組織實施國家司法考試工作；

（九）主管全國司法鑒定人和司法鑒定機構的登記管理工作；

（十）參與有關國際司法協助條約的草擬、談判，履行司法協助條約中指定的中央機關有關職責；

（十一）指導司法行政系統的對外交流與合作，組織參與聯合國預防犯罪組織和刑事司法領域的交流活動，承辦涉港澳台的司法行政事務；

（十二）負責司法行政系統槍支、彈葯、服裝和警車管理工作，指導、監督司法行政系統計劃財務工作；

（十三）指導、監督司法行政隊伍建設和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建設，負責司法行政系統的警務管理和警務督察工作，協助省、自治區、直轄市管理司法廳（局）領導幹部；

（十四）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

5. 司法和執法的區別

您好，行政執法即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執行法律的行為。此處所謂「法律」是廣義上的類似於「法」的一個概念，泛指一國當中被納入法律體系的各種規范性法律文件(制定法或成文法)、習慣(習慣法)和法院判例(判例法)。由於各國體制不同，「法」的范圍不同。在我國，目前尚未承認習慣法和判例法，因此，「法」在我國主要由制定法構成.被納入法律體系的可稱之為「法」或者廣義上的「法律」的，包括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行政規章、法律解釋和國際條約等。這些通常也被稱為法律淵源或者法律表現形式。行政執法所依據的實際上是現行的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行政規章、具有許可權的司法或執法機關的法律解釋。
二、行政執法制度
1、行政執法制度：行政強制執行制度是國家行政管理活動中必不可少的制度，它對於保障法律法規的順利實施，行政權力的有效運作乃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的維護都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由於行政強制執行是以強制為主 要特徵的，因此，該項制度設置是否合理和必要，運行是否適當也直 接關繫到公民法人的基本權利。為此，規范和限制行政強制執行權力成為很多國家行政法近幾十年的重要課題之一。我國經過近二十年的 法制實踐，各行政管理領域的強制執行制度已初步建立。首先，在主體上，形成了「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以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為例外」的特有執行模式。其次，在手段上，直接強制似遠遠多於間接強制。再次，在程序上，則以法院「非訴訟化」的「申請與形式審查」為主要形式。最後，在監督與救濟方面，則以行政復議、訴訟與國家賠償為主要途徑。但是，制度的初步建立既不意味著其合理性得到肯認，也不意味著法治化程度得到提高。相反，從我國行政強制執行實踐來看，還存在著大量問題，主要表現在，缺乏統一立法，執行許可權模糊，手段混亂，程序不健全，行政決定的執行缺乏力度等，這些問題亟待統一立法解決。本文是從我國行政強制執行的現狀出發，通過對行政強制執行存在問題的分析，提出制定統一行政強制執行法的立法構想，行政強制執行的原則。
2、行政執法的生效、撤銷、變更和終止行政執法的生效要件：行政執法行為必須是依法組成的並享有管理許可權的行政機關在法定范圍內採取的，執法內容必須合法;在行政執法中，管理相對人必須具有法定的權利和行為能力;行政執法的標的物必須是依法能作為該執法行為的物品;行政執法行為必須符合法定程序和法定形式。已經成立的行政執法行為，如發現其違法、不當或不再適應新的情況，可由有權機關撤銷，宣布無效或不再生效。部分內容應予撤銷，部分內容繼續有效的，可以宣布保留其整體而變更其應撤銷部分，對應變更部分作出新的決定。行政執法行為已執行完畢，或執行的條件已不復存在，或有期限的行政執法行為已到期，應宣布該執法行為終止。
【法律依據】
《行政法》

6. 保安是否有執法權如果有,到什麼程度

在我國，保安既不是我國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更不具有任何的執法和司法許可權。

目前在我國有權利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以及搜身的，只有國家授權的國家機關，如公安、國安、法院、監獄等。

一般來說，生活中經常遇到的限制人身和搜身，都是公安機關決定並實施的行為，但無論是限制公民人身還是搜身，都必須出示相關的批准手續，如拘留證、逮捕證、拘傳證、搜查證等（緊急情況除外）。

但是對於保安來說，是不得對他人人身進行限制以及搜身的。但是「扭送」不能稱作限制公民人身，是屬於法律所提倡的行為。

保安不是我們司法機構中的組織，但是我國法律賦予了一般公民「扭送」犯罪分子的權力，所以即使我們只是老百姓，我們看到有人盜竊，也可以「扭送」，所以保安可能在一定情況下可以限制別人行動，但是搜身是絕對不可的。

7. 打市長熱線投訴與司法所有關系嗎

根據查詢相關資料顯示：沒有關系。12345隻是政府解決老百姓普通民生問題的市長熱線而已，不具備司法許可權。

8. 市治安支隊有司法查詢許可權嗎

是治安支隊有骨司法查詢許可權嗎？我覺得當然是，有的是治安支隊，他們是很有一定的許可權的。

9. 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哪個許可權大

行政大於司法和立法，行政控制決定司法和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