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折中說

⑴ 如何認定贓物犯罪中的「明知」

對 「明知」的理解。在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中，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是區分罪與非罪的前提條件。是否「明知」是行為人的一種主觀心態，證明「明知」最有力最直接的證據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然而犯罪嫌疑人口供卻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其證明力隨著口供內容的變化而變化。因為犯罪嫌疑人受趨利避害思維的影響，往往拒不供認其對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是「明知」。有的即使在偵查階段作了「明知」的供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犯罪嫌疑人在知道自己的供述將直接影響到自己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直接影響到司法機關是否對自己的行為定罪量刑時，為了逃避刑罰，犯罪嫌疑人往往會推翻原來所作的「明知」供述。特別是在一對一交易的情況下，犯罪嫌疑人會矢口否認，極力否認自己是「明知」的，給認定犯罪造成很大困難。因此，正確界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成為打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關鍵。在司法實踐中，在犯罪嫌疑人拒不作「明知」供述，而又沒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其「明知」的情況下，辦案人員對其是否「明知」採取推定的辦法。由於這種推定是辦案人員根據案件事實和證據形成的一種內心確信，在司法實踐中應嚴格掌握，外延不宜過大。第一，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明知」的案件不適用推定。推定必須是在沒有其他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主觀心態的前提下進行，如果僅僅是犯罪嫌疑人自己矢口否認，但有其他證據證實「明知」，則不必採用推定的方法。比如賣贓者（不少於2人）供述已告知犯罪嫌疑人贓物來源，或者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親眼目睹了盜竊或搶劫贓物的過程。第二，在犯罪嫌疑人否認「明知」，但是其上游犯罪的賣贓者（只有1人）稱已告知贓物的不法來源，也就是在證明「明知」的問題上，證據出現一對一的情況下，應該結合其他客觀事實加以佐證。

⑵ 德日刑法中的新舊派之爭

大陸法系刑法中的舊派與新派
萬志鵬
(湘潭大學 法學院，湘潭 湖南 411105)
引 言
在西方刑法理論中，長期存在舊派與新派兩大陣營的對峙。舊派又稱為古典學派，可分前期舊派（刑事古典學派）與後期舊派（後期古典學派）。前期舊派以貝卡里亞、邊沁、費爾巴哈、康德、黑格爾等人為代表，形成於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由於舊派理論未能阻止19世紀後期西方國家的犯罪浪潮，新派於19世紀末興起，以龍勃羅梭、菲利、加羅伐洛、李斯特、牧野英一等人為代表。為反駁新派觀點，後期舊派也於19世紀末形成，以賓丁、貝林格、畢克邁耶、邁耶、麥茲格、小野清一郎等人為代表。 也有人把貝卡里亞、邊沁歸為啟蒙主義刑法學派，而不將其歸為古典學派，因為，其一：這兩人的思想主要是受啟蒙主義思潮的影響；其二：他們主張的預防論思想與黑格爾等古典學派人物主張的報應主義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一、 舊派與新派的學術背景及主要分歧
舊派學者主要從法規范學的角度出發，立足於法的正義性，論證刑法的存在理由及實定法上的建構。前期舊派是在反對中世紀封建刑法的斗爭中形成的。貝卡里亞最先吹響了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罪責自負等現代法治主義刑法理念的號角，反對酷刑和刑訊，將刑法推進到了科學時代。他主張自由意志，認為刑罰應以預防犯罪為依據。邊沁繼承並發揚了貝卡里亞的思想，他以哲學上功利主義為方法論，運用抽象思辯和邏輯演算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刑罰理論，也是預防論者。費爾巴哈則提出了著名的「心理強制說」，重視刑罰對社會一般人的威嚇作用，被認為是一般預防論中的立法威嚇論者。與前三者不同的是，同為舊派學者的康德和黑格爾則在刑罰論上持報應主義，康德是等量（一說等害）報應主義和道義報應主義者，黑格爾是等價報應主義（一說等質）和法律報應主義者，但二者都是絕對報應主義者，即刑罰只是對犯罪的回應，絕不為其他什麼別的原因而存在。二者都堅持理性人和自由意志觀點。綜上，前期舊派一般都認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刑罰是對自由人違反刑法的理性反動。犯罪是違反法律，也是違背道德的無價值行為。刑罰對犯罪予以懲罰是報應的需要或是預防一般人犯罪的需要（這一點上舊派學者內部之間有報應論和功利論的尖銳分歧）。一般而言，舊派學者都堅持意志自由論、抽象的行為人論、行為主義、道義責任論。
新派學者主要從社會學的角度觀察刑法的合目的性。新派創始人之一龍勃羅梭是犯罪學人類學鼻祖，他主要從事的是犯罪原因學（狹義的犯罪學）研究，他認為犯罪主要是人的生物因素起作用，並提出了著名的「天生犯罪人」論。他的弟子菲利繼承並發展了他的理論，提出了犯罪發生的三原因論（即個人因素、社會因素、自然環境因素）和犯罪飽和理論。菲利十分重視犯罪的社會原因，認為刑罰措施對付犯罪幾乎是無效的，治理犯罪應主要致力於消除犯罪的社會原因，因而被後世歸為刑事（犯罪）社會學派。菲利同時也是刑法學家，曾起草義大利1922年刑法，因過於反映激進的實證學派觀點而未能通過。菲利主張取消刑罰的概念，代之以「社會防衛措施」。菲利的學生加羅伐洛也是犯罪社會學派人物，其主要貢獻是第一次將犯罪學作為獨立學科從刑法學中分離出來，並提出著名的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類。李斯特也是集犯罪學家與刑法學家於一身，提出犯罪原因論上的二元論論（即個人原因和社會原因），並十分重視犯罪的社會原因和治理犯罪的社會因素。他提出了著名的「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這一口號。在刑罰觀上，主張「應受刑罰處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刑罰有威懾、改善、隔離三種效果，刑罰應以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為任務，並提出了「矯正可以矯正者，不可矯正者使之不為害」的個別預防方針，被認為是教育刑、目的刑的提倡者。綜上，新派學者一般都反對自由意志論，主張人犯罪是諸多自然及社會環境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即所謂「決定論」，注重從犯罪人的角度研究犯罪、刑法和刑罰，大多持行為人主義、目的主義、特別預防論、社會責任論。
二、 犯罪論上的差別
在犯罪論，舊派與新派的主要對立表現為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之爭。舊派一般持客觀主義立場，以客觀的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性來認識和看待犯罪，認為刑法上處罰的對象是犯罪行為，刑事責任的基礎是行為人危害社會的行為，正是因為有此危害社會的行為以及結果，才對該人科處刑罰。即行為主義。新派一般持主觀主義立場，以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來看待犯罪，認為犯罪的本質、也就刑事責任的基礎是行為人危險的反社會性格或人格，這種危險性格是危害社會的因素，因而主張刑法的對象是行為人而不是行為，因為離開了行為人這個載體去處罰行為本身是毫無意義也是不可想像的，即行為人主義。但新派又承認，對人身危險性的判斷離不開行為人的客觀行為，至少在目前科學技術水平狀況下離開行為人的客觀表現是難以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危險性格的。不顧客觀行為來談危險性格是很容易造成罪刑擅斷、侵犯人權的。因此，無奈，只有通過客觀行為表露出來的主觀惡性，才能作為刑事責任的基礎，因此又稱為征表主義。
在違法性理論上，舊派基於客觀主義違法論立場，持結果無價值論，認為違法的實質在於對法益的侵害或危險。對於沒有侵害到任何法益的行為，例如某些「無被害人的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不應當認為有刑事違法性。如平野龍一；新派基於主觀的違法性論，持行為無價值論，認為違法性的實質在於危害行為本身以及由該行為體現的主觀惡性。主張刑法應維護社會倫理觀念，對於反倫理道德、反文化秩序、缺乏社會相當性的行為，應認定為有刑事違法性。如小野清一郎、團藤重光、威爾哲爾。二者的爭論，實際上是法哲學上法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在刑法上的反映。從大多數國家刑法規定來看，基本上現在採取的是客觀的違法性論立場，贊同結果無價值論。
在責任理論上，（1）關於刑事責任的本質問題，舊派基於意志自由說，持道義責任論立場。即：行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行為人有選擇適法行為的可能性而竟決意實施違法行為，就應當受到道義上的譴責和非難，刑事的責任的本質也就是對道義上的非難。早期的道義責任論是建立絕對的非決定論基礎上的，主張完全的意志自由，僅以犯罪行為和危害結果作為刑事責任的基礎，這種觀點受到不少批判。舊派學者也認識到這一論述的狹隘性，於是在後期修正了自己的觀點，形成了「緩和的道義責任論」，即改變絕對的自由意志論為相對的自由意志論，認為人是否自由，不是是否被決定的問題，而是被什麼決定的問題。當人不處於生理上的而是處於規范心理上的約束時，人是自由的，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基於反規范的動機實施的危害社會行為就可以進行道義上、規范上的非難。社會責任論是19世紀末以來隨著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興起而發展起來的，為新派學者所推崇。社會責任論以犯罪必然論和意志決定論為基礎，認為犯罪是人的素質和環境的綜合產物，個人作為社會的一份子，天然具有不侵害社會的義務，因而應該對自己的不法行為承擔責任。由此，所謂責任，就是對社會有危險的人應受到社會防衛措施處分的地位。從而，不論犯罪的原因是什麼，也不論犯罪人主觀上是否應受道義的譴責，犯罪人都有承受刑事責任的義務。與道義責任論和社會責任論相對立密切相連的問題是「責任的基礎是什麼」這個問題上形成的行為責任論和性格責任論、人格責任論的對立。舊派一般持行為責任論，即認為責任的基礎就是犯罪行為及其表現出來的犯罪意思，也稱意思責任論。責任的確立及大小評價都依據行為及結果狀況。這一立場與結果無價值論立場是相一致的。新派則持性格責任論，認為責任的基礎並不是行為或是行為人的意思，而是行為人的危險性格。這一立場與行為無價值論的主張是相映成趣的。而體現二者折中的立場是人格責任論。麥茲格等人認為，犯罪是行為人人格的主體實現，人格與性格不同，人格是性格中由主體形成的那部分，而性格還包括由環境和素質所形成的那部分，人格是可以歸責於行為人自身形成的，性格則是宿命的。人格是各具體行為的抽象。犯罪是主體潛在的人格體系的現實化，刑事責任的第一次基礎是犯罪行為，在行為背後的人格是第二次基礎，總的來說，由犯罪行為所表露出來的犯罪人的反社會人格，是刑事責任的基礎。這樣，人格責任論就綜合了客觀的犯罪行為和主觀的危險性格兩方面內容而具有調和的味道。（2）關於責任能力的本質，舊派認為是意思能力或犯罪能力，新派認為是刑罰適應能力或受罰資格。從而，舊派認為責任能力是故意過失的前提，不具備責任能力的人不具備故意過失，新派認為責任能力與故意過失無關，沒有達到責任年齡的人也可能有故意過失。（3）關於舊過失論中結果預見義務的基準，舊派採用主觀說，認為應以具體的行為人的注意力為標准，因為要追究道義上的責任，只能以行為人本人的注意能力為准；新派採用客觀說，認為應以社會上一般人的注意力為標准，因為責任只意味著受罰能力；後期舊派又提出折中說，即如果行為人的注意力低於一般人，則應採用主觀說，以行為人本人為准；如果行為人的注意力高於一般人，則應採用客觀說，以通常人為准。
在共犯理論上，兩派在共犯的本質及一系列問題上產生了尖銳的分歧。（1）共犯的本質。舊派持犯罪共同說，即認為，因為犯罪是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共犯則是二人以上的行為都符合某一構成要件的類型要求，從而共犯的本質是數人共同實施的特定的犯罪。又分完全犯罪共同說與部分犯罪共同說。新派持行為共同說，即認為，只要數人以各自的犯意共同實施行為就可以認定為共犯，也就是說，不要求各行為人構成共同的罪名，只要自然意義上的行為是共同進行的就成立共犯。由於行為共同說與犯罪構成理論相矛盾，因而只有少數學者支持。（2）共犯從屬性論與共犯獨立性論。舊派一般贊同共犯從屬性論，認為正犯著手實施犯罪是狹義共犯成立的要件；新派一般贊同共犯獨立性論，認為正犯有無實行行為與認定狹義共犯無關。教唆、幫助行為本身是行為人反社會人格的表現，具有獨立處罰的必要性，正犯即使沒有著手實施犯罪，狹義共犯也成立。通說是共犯從屬性論中的限制從屬說。
三、刑罰論上的迥異
舊派與新派在刑罰論的爭論主要是刑罰的正當根據是報應還是預防。但是這一爭論具有復雜性。舊派中的絕對報應者如康德、黑格爾認為，刑罰的惟一正當根據是報應，決定不允許有其他任何功利的目的，罪犯只是因為犯罪才受到懲罰，罪犯受到的懲罰也只能與他所犯下的罪行的嚴重性相對應，這樣的懲罰，正是尊重罪犯自己理性的表現，也是社會正義感的要求；舊派中的預防論者如貝卡里亞、邊沁則完全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刑罰，他們認為，刑罰的根據不在於報復，不在於給犯罪人造成多少痛苦，而只為了預防犯罪，特別是預防其他人不再犯罪。罪刑當然也要相適應，重罪重罰，輕罪輕罰，但這是由預防犯罪帶來的結果，如果預防犯罪不必要，重罪也可以輕罰，輕罪也可以不罰。至於新派，其內部的刑罰觀也不完全統一。新派學者一般認為刑罰的根據在於預防犯罪，但重在特別預防。其中，目的主義者認為人的行為都是有目的的，刑罰的目的在於預防。教育刑者認為，刑罰的主要目的是教育、挽救、改造失足者，使之重新社會化。現在流行的通說是折中說，即相對的報應論，也稱並合論。該說以麥茲格、威爾哲爾、小野清一郎、團藤圖光等人為代表，認為刑罰的根據不是單一的，刑罰既是因為報應犯罪人而存在，又是因為可以預防在犯。刑罰的目的應該是正義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當然，要用報應的限度來制約預防犯罪這種功利的需要，不能借口防止再犯的需要而對從報應觀點看不應該受罰的人發動刑罰。具體怎樣限制，折中論者觀點也不一致。現代各國刑法一般都反映了折中論的思想，幾乎沒有哪一國刑法是以純粹的報應論或純粹的預防論為思想基礎制定的。

⑶ 法律折衷主義原則是什麼意思

折衷主義（Eclecticism）是一種哲學術語，導源於希臘文，意為「選擇的」，「有選擇能力的」。後來，人們用這一術語來表示那些既認同某一學派的學說，又接受其他學派的某些觀點，表現出折衷主義特點的哲學家及其觀點。它把各種不同的觀點無原則地拼湊在一起，沒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和固定的立場，只把各種不同的思潮、理論，無原則地、機械地拼湊在一起的思維方式，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一種表現形式，它的應用領域十分廣泛。折衷主義是資產階級哲學和修正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慣用的詭辯手法。

中文名
折衷主義

導源於
希臘文

釋 義
沒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和固定的立場

拼 音
zhé zhōng zhǔ yì

基本簡介
拼音：zhé zhōng zhǔ yì

折衷：referee

折衷主義又寫為折中主義。在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明確把自己的哲學稱作折衷主義的是亞歷山大里亞人波大謨。19世紀法國哲學家庫桑也稱自己的哲學體系為折衷主義，聲稱一切哲學上的真理已為過去的哲學家們闡明了，不可能再發現新的真理了，哲學的任務只在於從過去的體系中批判地選擇真理。

折衷主義（eclecticism），沒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和固定的立場，只把各種不同的思潮、理論，無原則地、機械地拼湊在一起的思維方式，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一種表現形式。在哲學上，折衷主義者企圖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混合起來，建立一種超乎兩者之上的哲學體系。折衷主義的特點是用二元論、調和論代替和冒充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有時把矛盾的兩盒方面調和起來，否認對立面的斗爭和轉化；有時在原則上模稜兩可。折衷主義是資產階級哲學和修正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慣用的詭辯手法。

歷史發展
19世紀中葉以後，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很快，資產階級已不再是為自由主義而戰的鬥士，他們的心只為錢跳動，連文化和建築也成了商品，於是，以抄襲、拼湊、堆砌為能事的折衷主義創作手法佔了統治地位。

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巴黎歌劇院。（1861-1874年）它的立面的構圖骨架是魯佛爾宮東廊的樣式，但加上了巴洛克裝飾。觀眾廳的頂裝飾的象一枚皇冠，門廳和休息廳尤其富麗，滿是巴洛克式的雕塑、掛燈、繪畫等等，豪華得象是一個首飾盒，裝滿了珠寶鑽翠，它的樓梯廳，設有三折樓梯，構圖非常飽滿，是建築藝術的中心，也是交通的樞紐。

財政領域
財政學所說的折衷主義是對於這種社會福利函數而言的

指介於功利主義和羅爾斯主義(即最小者最大化原則)之間。認為富人一單位的效用小於窮人一單位的效用；但富人的效用只要大到一定程度，總可以等同於窮人一單位的效用。其無差異曲線為弧線，關於45度線對稱。

心理領域
折衷主義表現在心理學領域，是指把不同質的現象或理論無原則地、機械地結合在一起的觀點。心理學家亨利1957年撰文指出，在心理學體系方面，最容易被人貼上「折衷主義」標簽的是機能主義，突出表現在它把達爾文的進化論與W.詹姆斯的實用主義作了折衷。M.H.馬克斯和W.A.希利克斯也於1979年撰文指出，折衷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對來自不同源泉的理論和方法進行折衷的選擇。例如，在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方面，有的學派認為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意識，有的認為是行為，而格式塔心理學家由於拒絕接受別人的學說而變得極端教條主義。例如，鐵欽納構造主義的失敗可以直接歸因於其研究的狹窄和單一的經驗主義技術（一種高度專門化的內省）以及理論的刻板，而沒有考慮它的對立主張可以為其理論發展提供適當的經驗基礎。同理，斯金納特別易受這種教條主義的影響，他始終忽視與其解釋相似的其他解釋。事實上，現今的科學發展需要選擇不同學科的研究結果為已所用，於是出現了心理的-社會的-生物的組合，神經生理的-心理的-生物化學的組合，心理活動的-統計測量的組合，等等。馬克斯認為，斯佩里於1968年的裂腦研究，是一項填補經驗主義研究空白的有說服力的範例，也是折衷主義選擇在跨學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證明。

其實，這種折衷傾向推動科學研究的事例在心理學中經常出現。例如，在理解人的心理實質方面，有人強調心理現象的生物制約性，人有強調心理現象的社會制約性，也有人則把兩者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認為人的心理是生物化與社會性相結合的產物。又如，在個體心理發展方面，有人強調個體心理發展的遺傳決定因素，有人強調個體心理發展的環境決定因素，有人則把遺傳 和環境兩者結合起來，認為個體心理的發展是遺傳與環境兩者影響之和或乘積。所有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心理科學的討論和研究。然而，正如馬克斯在作出結論時所說的那樣：「認識折衷主義的暫時性和經常發生性是重要的。一般說來，在科學上，它不可能持久，它只是成熟著的科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或者說一種現象。它僅僅出現在一門科學或學科分支的早期階段。隨著一門科學或學科分支成熟起來，新的理論和研究領域得以建立，折衷主義便會逐漸退出。」

建築領域
20世紀30年代以後，建築史研究大大的興盛起來。許多人測繪、寫生，新發明的照相術給建築史的研究以很大的幫助。這時的建築史純粹服務於模仿歷史樣式，於是，著重於建築外表的特徵、手法、細部等等的記錄描寫，給各種歷史風格總結出一整套標準的特點。並給這些歷史風格一個簡單的評語，以便於業主選購。例如：古典主義代表公正，哥特式代表虔信，文藝復興式代表高雅，巴洛克式代表富貴，等等。因此，建築史里泛濫著的形而上學的教條主義。而這種設計方法就叫「折衷主義」。

折衷主義建築是十九世紀上半葉至二十世紀初，在歐美一些國家流行的一種建築風格。折衷主義建築師任意模仿歷史上各種建築風格，或自由組合各種建築形式，也稱模仿主義建築。他們不講求固定的法式，只講求比例均衡，注重純形式美。社會的發展，需要有豐富多樣的建築來滿足各種不同的要求。在十九世紀，交通的便利，考古學的進展，出版事業的發達，加上攝影技術的發明，都有助於人們認識和掌握以往各個時代和各個地區的建築遺產。於是出現了希臘、羅馬、拜占廷、中世紀、文藝復興和東方情調的建築在許多城市中紛然雜陳的局面。折衷主義建築在十九世紀中葉以法國最為典型，而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期，則以美國最為突出。總的來說，折衷主義建築思潮依然是保守的，沒有按照當時不斷出現的新建築材料和新建築技術去創造與之相適應的新建築形式。折衷主義建築的代表作有：巴黎歌劇院，劇院立面仿義大利晚期巴洛克建築風格，並摻進了繁瑣的雕飾，它對歐洲各國建築有很大影響。羅馬的伊曼紐爾二世紀念建築，為紀念義大利重新統一而建造的，它採用了羅馬的科林斯柱廊和希臘古典晚期的祭壇形制。巴黎的聖心教堂，它高聳的穹頂和厚實的牆身呈現拜占廷建築的風格，兼取羅曼建築的表現手法；芝加哥的哥倫比亞博覽會建築則是模仿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建築的風格。

宗教領域
宗教領域中，折衷主義指使用來自多種宗教的元素，人生觀，個人經歷或者其他宗教教義來建立其自己的信仰和觀點，認識到在已存系統和實踐具有共同點，並證實其有效性。這些觀點包含了人生，因果報應，來世，神和女神，大地，以及其他心靈方面的理念。折衷主義者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是真正行的通的，不管是從個人角度還是集體的角度

⑷ 刑事政策有哪些

刑事政策是一個國家權力機關對已然、未然的犯罪行為的反映。刑事政策是刑事學一體化思想的核心。刑事政策的范圍不僅包括刑事立法政策，還包括刑事司法政策、刑事執行政策和刑事社會政策。刑事政策必須以憲法為依據，違背憲法的刑事政策應該歸於無效。制度短缺、社會失范的普遍性、新制度的超前性、缺乏操作性以及社會違規、違法行為甚至犯罪行為的普遍性是當代中國轉型社會的鮮明的更深層次的總特徵。在轉型社會條件下，我們應該堅持科學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戰略，走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市場化，法治化，信息化」道路；全面放棄「嚴打政策」，繼續堅持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實施「輕輕重重」「抓大放小」的刑事政策。

[關鍵詞]轉型時期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一個國家權力機關對已然、未然的犯罪行為的反映。我國正處於轉型時期，轉型時期的刑事政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本文從界定刑事政策的概念入手，試圖對我國轉型時期的刑事政策進行綜合研究。

一、刑事政策的概念與范圍

刑事政策的概念與范圍中外學者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以致於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種定義。總的來看，國內外都有廣義說、狹義說、折中說三種觀點。但三說的區分標准很模糊，往往因研究者而異。目前我國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比較有影響的主要是盧建平教授、曲新久教授以及劉仁文博士。

（一）刑事政策的概念與范圍的爭論點

劉仁文博士認為，關於刑事政策的概念與范圍在以下幾個方面存在分歧：第一，刑事政策的主體。是國家、國家機關，亦或包括政黨甚至社會團體？還是應當將主體定義為社會整體？如果是後者，那麼除了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外，公民個人是否屬於刑事政策的主體？第二，刑事政策的范圍。是僅限於立法領域，還是包括司法等領域？是僅僅限於刑事法律領域，還是包括社會政策領域？如果包括社會政策領域，「社會政策」的范圍如何界定？第三，刑事政策的手段。是限定在刑罰范圍內，還是進行進一步的擴充？如果擴充的話，擴充的范圍如何？是擴展到與刑罰制度相聯系的有關制度如保安處分等，還是擴展到能夠抑制犯罪的所有手段和措施？第四，刑事政策的目的。是單純為了預防、控制和懲治犯罪呢還是也包括對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人的權利保障？亦或有更高層次的目的？等等。[1]

（二）目前我國學者關於刑事政策的概念與范圍的觀點

1、盧建平教授的觀點

盧建平教授從刑事政策學的研究對象或范圍方面討論了刑事政策的概念與范圍。他認為，目前西方學術界主要有廣義說、狹義說和折衷說。[

⑸ 刑法中犯罪地分類中中間地說與折中說的區別

發證犯罪地分類中中間地說和於澤中說的區別是，中間地是指犯罪地和發現地之間的。中間部分折中說的意思是說。還行，有最高判多少年，最少判多少年，然後折中就是，除以二。

⑹ 如何推定主觀「明知」

關於贓物犯罪中的「明知」認定，在我國刑法學界，對於「明知」的含義，有確定說和可能說之爭。確定說認為，「明知」限於確知，即行為人對贓物性質有確定性的認識。可能說則認為，行為人對贓物性質的明知，既包括對贓物性質的確定性認識，也包括對贓物的可能性認識，也就是說，只要行為人根據事實推知其可能為贓物，即為明知。 關於判斷行為人是否明知的標准，在理論上有主觀說、客觀說和折中說之爭。主觀說強調行為人自身認識能力的差別，認為判斷對贓物是否明知，應當以行為人自身的年齡、知識水平、社會閱歷等情況為依據。只有根據其自身情況，應當或者可以認識到贓物性質時，才可認為屬於明知。客觀說強調行為當時的客觀環境，認為在當時的條件下，根據一般的經驗和常識，通常的人都能夠認識應當或者可能是贓物時，就可以推定行為人具有明知。折中說主張應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認定明知，既要考慮行為人自身的認識能力，又要考慮案件當時的具體情況，並參考社會一般人在當時能否認識等，綜合分析，作出判斷。目前，折中說在我國刑法學界佔有主導地位。 筆者認為，明知是屬於犯罪構成中的主觀要件，主觀上有故意和過失之分。顯而易見，明知屬於故意范疇。而故意有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之分。在司法實踐中，人們普遍按照行為人以直接故意來定明知。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案件的規定》中明確指出，本規定所稱「明知」，是指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視為應當知道，但有證據證明確屬被蒙騙的除外：在非法的機動車交易場所和銷售單位購買的；機動車證件手續不全或者明顯違反規定的；機動車發動機號或者車架號有更改痕跡，沒有合法證明的；以明顯低於市場價格。可見，這里的應當知道就是推定的知道。是司法機關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來認定當事人的明知的。這樣，我國刑法關於以贓物犯罪中的主觀認定，也應當包括應當知道，也就是間接故意。所以，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只要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行為人知道或應當知道是贓物而實施購買、運輸、銷售等的，都應當按照贓物犯罪進行打擊。 夏思揚

⑺ 刑法上因果關系較之哲學上的因果關系具有哪些特殊性

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范圍更小，是僅僅針對刑事法律領域的，認定的更嚴格，並且有明顯的學科特徵。

⑻ 刑法中犯罪地分類中中間地說與折中說的區別

1、關於刑法犯罪地，我沒聽過分類有中間地說、折中說的
2、我知道的是犯罪地，包括了犯罪行為地、結婚發生地

⑼ 中國法律的折中主義原則的具體實施

1可以按照中國法律處罰，也可以不按。2對，如果在國內也屬於犯罪行為，應當被追究刑事責任，但因為已經實際服過刑，所以可以減輕甚至免除處罰。希望對你有所幫助，如有疑問請追問。

⑽ 刑法的折中說是什麼符合我國的判斷因果關系的方法有哪兩種

這里的折中說是指哪方面的折中說，我國是依據事實上的因果關系和法律上的因果關系來判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