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上的希望

❶ 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是什麼意思

一、期待可能性的概念和適用

期待可能性，即行為當時，能期待行為人避免實施違法行為而實施其他合法行為的可能性。

（——與規范責任論互為表裡，是規范責任論之主觀基礎。即：如有故意或過失的心理事實，且處於規范評價內，即違反了規范（客觀基礎），但無期待可能性（主觀基礎），則無責。）

期待可能性作為責任要素，其功能是阻卻責任，但其濫用，則會導致法秩序的鬆弛，因此，限制其適用，是勢所趨。（如德國，缺乏期待可能性，只能是法定阻卻事由，日本，原認為是超法規責任阻卻事由，現已受德之影響，漸主張限制適用。）一般認為，防衛過當、避險過當減免處罰，就是以此為據。

二、期待可能性的判斷標准

即以什麼為標准來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這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直接影響案件處理結果。

1、行為人標准說。以行為時具體狀況下行為人的自身能力為標准。——批判：如此一來，毫無秩序可言，完全任由行為人。同時，對於確信犯不能說明。（因確信犯確信其行為正當，無期待可能性，但並非不承擔責任）

2、平均人標准說。把平均人置於行為人當時的情況下進行判斷。——批判：平均人或通常人是個模糊概念，其實質是由法官自己去判斷。

3、國家標准說（法規范標准說）。從期待者一方出發，以法秩序的具體要求為標准。但何種情況下，法才會做出期待，則更含糊了。

❷ 何為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

期待可能性，是指從行為時的具體情況看，可以期待行為人做出合法行為。

如果有期待可能性，即能夠期待行為人在行為時實施合法行為，行為人違反此期待實施了違法行為，即產生責任；如果無期待可能性，即行為人在行為時只能實施嚴重違法行為，不能期待其實施合法行為，此為阻卻責任事由，行為人不負刑事責任。

應當根據什麼標准判斷期待可能性是否存在，是在刑法理論上存在爭論的問題。對此，主要存在以下學說：

1、行為人標准說，即在行為時，該行為人能否作出其行為之外的適法行為的可能性。這是把行為人本身的情況作為判斷期待可能性的標准。

2、平均人標准說，即根據社會通常人的情況，將能否作出與行為人同樣的行為，作為判斷期待可能性的標准。

3、國家標准說，即從國家法秩序的立場出發，期待行為人作出合法行為，以此作為判斷期待可能性的標准。

(2)刑法上的希望擴展閱讀

現行刑法，雖無任何「期待可能性」的字樣，卻是包含了豐富的期待可能性思想。試以刑法規定分析如下。

刑法第14條、第15條關於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的規定體現了有期待可能性的思想，換言之，刑法第14條、第15條以有期待可能性從積極的方面肯定了罪過的存在。與刑事司法中期待可能性是否存在尚須確認不同，刑事立法中的故意與過失體現了期待可能性思想。

行為人在明知自己的行為將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的前提下，是否實施該行為具有可選擇性；行為人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將可能造成的結果或應當小心謹慎而不盲目自信從事，在是否盡適度注意或者小心謹慎從事方面也存在著行為的可選擇性（以上情況若無行為可選擇性，則成立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

法律期待行為人抑止危害社會的行為或盡適度注意或小心謹慎從事，行為人卻違反此期待希望或放任了危害結果的發生或由於疏忽大意或由於過於自信導致了危害結果的發生。可見，犯罪故意、犯罪過失都體現出了期待可能性思想。刑法第16條體現了無期待可能性的思想，以無期待可能性從消極的方面否定了罪過的存在。

❸ 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是什麼

期待可能性，是指從行為時的具體情況看，可以期待行為人不為違法行為，而實施適法行為的情形。

❹ 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指的是

你說的是對的
期待可能性，是指從行為時的具體情況看，可以期待行為人不為違法行為，而實施適法行為的情形。

❺ 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的具體含義，並且根據具體實例分析（如重婚罪）。

所謂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據具體情況，有可能期待行為人不實施違法行為而實施其他適內法行為。期待可能性理容論認為，如果不能期待行為人實施其他合法行為，就不能對其進行法的非難，因而不存在刑法上的責任。
期待可能性不僅存在著有無的問題（是否阻卻責任），而且存在程度問題（是否減輕責任）。
判斷標准：在考察行為人的能力的前提下，判斷能夠期待行為當時的行為人通過發揮其能力而不實施違法行為。
關於期待可能性，下列哪一選項是錯誤的？
A．行為人是否具有故意、過失，與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換言之，具有故意、過失的人，也可能沒有期待可能性
B．行為人犯罪後毀滅自己犯罪的證據的行為之所以不構成犯罪，是因為缺乏期待可能性
C．在司法實踐中，對於因遭受自然災害外流謀生而重婚的，之所以不以重婚罪論處，是因為缺乏期待可能性
D．身無分文的乞丐盜竊他人財物得以維持生存的，因為缺乏期待可能性，不應認定為盜竊罪
參考答案：D

❻ 如何區分刑法主觀上的不希望和希望不

這可能是表述上的不規范造成的，一般沒有這樣的說法，但實在要區分的話，不希望是指「過於自信的過失」，而希望不則是指「間接故意」，這樣說仍然很矛盾，因為「希望」本身就是「故意」的范疇，而否定則屬於過失的范疇，但在我們通常的語境中，我的理解可能更准確些，你最好把原文的出處補充出來，這樣更好考證，單獨區分意義不大。

❼ 刑法學中的期待可能性是什麼情況

期待可能性，是指從行為時的具體情況看，可以期待行為人不為違法行為，而實施適法行為的情形。

在中國刑事司法實踐中，直接運用期待可能性理論宣告被告人無罪或者減免其罪責的判決還沒有見過。但是，法官在處理很多案件時，都考慮了日常生活上的「情理」對司法結論的影響，盡量保持刑罰的謙抑性，在被告人的行為可以適度地被從寬處理時，「不強人所難」，使判決盡可能地獲得公眾的認同。這就是對期待可能性理論的間接運用。例如，有配偶而與他人結婚，構成刑法上的重婚罪。但因自然災害而流落外地，為生活所迫與他人重婚的情形下，行為人明知本人有配偶，具有事實性認識；明知重婚違法，具有違法性認識；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與他人結婚，具有心理性意志。但由於是為生活所迫而與他人重婚，缺乏期待可能性，因而沒有責任。對此，不能以重婚罪論處。又如，最高法院關於盜竊罪的歷次司法解釋都指出，親屬間相互盜竊的，一般不作為犯罪處理；實在有追究必要的，也應與社會上的盜竊相區別。這也考慮了期待可能性問題。再如，親屬間對他人犯罪的包庇，也是欠缺期待可能性。此外，對防衛過當、避險過當減輕處罰，也是考慮行為人期待可能性較低；大量、惡意購買假幣而使用，犯罪人的責任重，量刑相對重；而誤收假幣後，為減少自己的損失而使用，因為期待可能性較低，所以處罰相對較輕。

❽ 解釋一下刑法上的期待可能性

期待可能性，就是依據行為人作出危害行為時所處的情況，只有在行為人有可能不作出該行為而作出了的時候，法律才能夠對行為人施以處罰。通俗的表達就是「法律不強人所難」。

比如說，一個人殺了人之後，把殺人凶器扔到河裡，把血衣燒了，在對該犯罪人定罪處罰的時候只能定他的殺人罪，而不能對他毀滅證據的行為進行處罰，因為犯罪人殺人之後，毀滅證據逃避偵查是他的正常反應，我們不能期待犯罪人犯罪之後保存好證據然後主動投案，盡管現實中也存在犯罪人犯罪後投案自首的情形，但那隻是極少數的情況，法律不可能期待所有犯罪的人犯罪後都不毀滅證據或者逃跑，所以我國刑法分則沒有規定對犯罪人犯罪後毀滅證據的行為進行處罰，但卻規定了「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也就是說，犯罪人以外的其他人唆使、協助當事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要受處罰，因為對犯罪人以外的人不去為犯罪人毀滅、偽造證據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至於那個「癖馬案」，趕馬人在事故發生以前就早已預見到可能因為馬的怪癖而造成危害結果，而最後也終於造成了危害結果，法官之所以判決趕馬人無罪，是因為趕馬人之前已建議僱主換馬，而僱主卻沒有同意，此時趕馬人有兩種選擇：1、為了避免可能發生的危害結果而冒著被解僱的危險換掉馬匹；2、執行僱主的命令不換掉馬匹以保證自己工作的穩定。趕馬人選擇了第二種，這是一種「人之常情」，雖然最後危害結果發生了，但是法律不能期待趕馬人以丟掉自己工作的代價去違抗僱主的命令，否則就是強人所難，所以不能對趕馬人進行處罰。

❾ 只要危害社會的結果不是行為人主觀上希望或者放任發生的，就不構成刑法中所規定的犯罪

1、犯罪概念
根據《刑法》第十三條 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第十四條 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第十五條 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這種結果的，是過失犯罪。
過失犯罪，法律有規定的才負刑事責任。
第十六條 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是不是出於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於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

❿ 論刑法目的犯中目的和故意的關系

所謂目的犯， 是指以刑法規定的類型化行為人動機為必備要素的犯罪。「目的」是目的犯的核心概念。關於目的犯目的與故意之關系在刑法理論上長期存在爭議。本文擬從目的犯主、 客觀結構的分析著手， 展開對目的犯目的與故意之關系探討， 以期對刑法相關理論之完善有所裨益。

一、 目的犯的主、 客觀結構分析

德日刑法理論一般認為， 目的犯主觀方面的獨特之處在於目的犯是「二主觀要件的犯罪類型」。即目的犯是一種主、 客觀要件不一致、 主觀要件多於客觀要件的犯罪形式。在目的犯中， 除了要求對基本客觀構成要件須具備故意之外， 還需要具備特定的內在意向。涵蓋客觀要件的主觀要件， 是故意； 超出客觀要件規定范圍的主觀要件稱之為意圖， 或稱為「第二主觀要件」， 或者是德國刑法學家海格勒所稱的「超出的內心傾向」， 麥茨格所稱的「有意義的意欲」。

一些學者根據目的犯目的對法益侵害的不同作用， 將目的犯目的劃分為兩種不同形態， 第一種目的犯目的， 其意向並非針對「所計劃的法益侵害」本身， 而是針對類型化的行為人動機加以描述， 如刑法中偽造罪的意圖即為此類。偽造罪侵害的法益是貨幣、 有價證券或文件的純正性， 而偽造罪意圖的內涵是「行使」， 該目的的內含已經超出所保護法益之范圍， 因此這種目的被稱為「法益侵害取向的額外主觀要件」； 另一類意圖所涉及的內容為法益侵犯本身， 行為人行為的可罰性確立並非在法益侵害時即已成立， 而需待確立目的存在時方能成立， 此種類型的目的犯類型， 其客觀構成要件實現， 僅為整個犯罪類型的前階段。如侵犯財產罪需以「非法佔有為目的」， 行為人實施了非法佔有他人財物行為， 可以成為認定財產犯罪的前提， 但是要認定成立侵犯財產罪， 還必須具有「非法佔有目的」， 「非法佔有目的」就是一個本罪要求的類型化行為人動機， 只要該動機存在， 就可以成立侵犯財產罪。這種目的被稱為「超出法益侵害外的內在意向」。[1]

與目的犯的主觀特徵相適應， 目的犯主、 客觀關系的特徵在於目的犯的「主客、 觀不一致性」。「所謂目的犯， 乃將外部的行為有意義之意欲， 作為實現其他目的之手段的犯罪。此可分為外部行為被意欲為其他結果之目的之客觀的原因， 如所謂分離的結果犯之情形， 及外部的行為被意欲為行為者或第三者之新的結果之手段， 如縮短的兩個行為之犯罪之情形。前者如背信之『為自己或第三者獲得不法利益之目的』是也； 後者， 如偽造之『以行使為目的』者是。背信罪之『損害本人利益』之中間的結果， 被意欲為對於『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利益』之最後的結果之手段， 偽造罪所謂偽造之中間的結果， 被意欲為對於所謂『行使』之最後的結果之手段。最後的結果必然系行為者之意欲」， 也就是說， 第一種目的犯， 以外部所為的行為為目的內容， 以為他結果之客觀的原因； 第二種目的犯， 乃意欲其行為以為其本身或他人之新的行為之手段。[2]第一種目的犯， 被稱為斷絕的結果犯， 第二種目的犯則稱之為短縮的二行為犯。

二、 目的犯目的與故意關系之理論探討

從上述目的犯主客觀的結構分析來看， 目的犯的結構要件在整體上包括三部分： 其一， 對客觀事實進行規定的客觀要件； 其二， 涵蓋此客觀要件的主觀要件， 即故意， 其三則為超出客觀要件的主觀要件， 即「目的」這一特定主觀要素。這種與主客觀相符的通常情形有異的二主觀要件犯罪類型， 引發了學者關於上述兩主觀要件關系的思考， 即目的犯目的與目的犯故意關系如何， 目的犯目的是單獨的犯罪主觀要素、 抑或是故意的一部分或者一種？

（一）國外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目的犯目的和故意的關系

目的犯的概念來源於德國， 與我國不同， 德國刑法中沒有故意的明確定義， 一般認為， 故意分為意圖、 直接故意、 間接故意， 其中意圖主要強調意志因素， 即行為人努力促使結果發生； 直接故意主要強調認識因素， 即行為人確信結果會發生； 間接故意也主要強調認識因素， 即行為人認為結果可能會發生。

德國學者對意圖和故意的關系進行了探討， 存在將意圖與故意等視齊觀、 意圖與故意具有程度上的差異等諸多觀點。[1]由於「在大陸法系國家刑法理論中， 主觀要素和構成要件的客觀要素之間的關系成為極為復雜的問題，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故意的內容與構成要件客觀要素的內容是一致的， 換言之， 構成要件的客觀要素制約著故意的內容」。[3]如前所述， 目的犯主、 客觀結構非常特殊， 因此一些學者認為目的犯目的與故意、 過失地位並列， 而且由於目的犯目的不存在和它對應的客觀構成要件要素， 是超客觀的主觀要素， 因此目的犯目的與故意不同。

普通法系的一些學者將目的犯目的與一般的犯罪故意區別開來。如「由於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原因， 許多普通法傳統的學者和法官認為， 在一般的故意和特定的故意之間存在著一個區別。一般的故意就是那些簡單地附隨著行為的故意， 就像諸如伴隨強奸行為的強奸故意。特定的故意應當是很好的加以定義了， 就像盜竊罪要求的故意一樣： 永遠剝奪所有權人的財產的故意。」[4]還有的學者則將一般的故意和特定的故意稱為基本犯意和進一步的犯意、 「特定意圖」。在論述基本犯意時， 在檢察官訴摩根（DDP v . Morgan）的案件中， 西蒙法官指出， 「我的意思是要求基本犯意的犯罪， 其明述的內容（或者更常見的是暗示）， 不能超出犯罪行為的范圍」。[5]根據上述論述可以看出， 英美法系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認為與犯罪行為對應的是基本的犯罪故意， 而與目的犯特定意圖對應的就是所謂的「特定故意」， 二者存在明顯的區別， 不能歸於同一范疇。

（二）我國學者的觀點

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與德日刑法理論不同， 具體到與上述目的犯結構理論相關的不同之處主要有兩點， 其一， 德日刑法理論中的犯罪構成理論是三段式、 立體的犯罪構成理論， 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需要經過三個不同的階段， 即構成要件符合性， 違法行和有責性， 各個階段是彼此相對獨立的判斷。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則直接來源於蘇聯， 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是平行的結構； 其二， 相應德日刑法理論中的故意通常認為屬於責任的范疇， 其故意主要是針對構成要件事實的認識和意欲， 因此， 雖然德、 日刑法中並未明確地規定故意的概念， 但是學者一般均認為目的犯之目的是獨立於故意的主觀要素。我國刑法則對犯罪故意的概念進行了明確的界定。根據我國刑法第14條規定， 我國的故意是對行為「危害社會的結果」的認識和意欲， 因此， 即使我國刑法對故意的概念進行了明確的界定， 但由於不同學者對故意概念的解釋不同， 對於目的犯目的與故意的關系仍然存在不同的回答。

通說的觀點認為， 目的犯是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的一種或者包含於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之中。例如， 有學者認為， 在對犯罪故意進行分類時， 「根據犯罪故意中是否要求具備構成要件的目的， 可以將故意分為目的故意和非目的故意。所謂目的故意， 是指行為人必須具備某種構成要件的犯罪目的， 才能成立的犯罪故意。目的故意特指目的犯的故意。所謂非目的故意， 是指其成立不以具備某種具體目的為必要要件的犯罪故意」， 主張這種觀點的學者還將目的犯中的目的與普通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相區別， 認為「需要說明的是， 這里所說的目的， 專指刑法分則具體犯罪構成要件中規定的目的， 它的存在是該種犯罪故意成立的必要要件。而未在構成要件中規定的其他犯罪目的， 如直接故意（希望故意）中的行為人， 均是以構成要件的結果為其犯罪目的的， 但該目的並非犯罪故意成立所必需， 而且該種故意仍然屬於這里所說的非目的故意」。[6]

顯然， 根據上述通說的觀點， 目的犯目的是區別於普通直接故意意志因素的特殊的直接故意意志， 但其本質仍然是一種直接故意意志因素。主張目的犯目的屬於犯罪故意的學者一般認為， 在目的犯中特定目的的存在是犯罪故意存在的前提條件， 例如， 如果沒有「非法佔有的目的」， 則不存在盜竊罪的故意， 則不成立盜竊罪。如果不存在「以行使為目的」， 則不存在偽造貨幣罪的故意， 則不成立偽造貨幣罪。

還有的學者則認為， 目的犯的目的是獨立於犯罪故意的一種主觀因素， 認為「由於我國刑法中明確規定了故意的含義和種類， 因此， 目的與故意的關系應該非常明確。雖然在一般意義上來說， 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也是一種目的， 但它明顯區別於目的犯中的目的； 目的犯的目的是故意內容之外的一種主觀要素， 而不是故意的一種形式」。[7]

三、 本文觀點

筆者認為， 目的犯目的屬於行為人主觀上的一種意欲， 而故意則一般包括「認知」和「意欲」兩個部分， 因此要判斷二者關系最重要之處在於比較目的犯目的之意欲與故意之「意欲」是重合、 包含、 交叉、 還是互相獨立的兩個范疇， 如果二者是重合或者包含的關系， 則目的犯目的屬於直接故意的一部分； 如果二者是交叉或者獨立的兩個范疇， 則目的犯目的不能為故意所包含。

犯罪故意意志因素的內容與認識因素聯系緊密。根據我刑法第14條的規定， 我國刑法中犯罪故意的內涵與德日刑法中的故意不同的是， 我國的犯罪故意第一次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引入故意概念， 「危害社會的結果」取代了德日刑法中的「法定構成事實」， 成為行為人認識因素的內容， 相應的， 故意的意志因素由德日刑法中「希望或放任法定構成要件事實發生」轉變為「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因此， 對危害結果的理解就成為理解我國犯罪故意內涵的關鍵。危害結果是犯罪行為危害社會具體的、 客觀的體現。關於危害結果的含義， 刑法理論上存在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 廣義結果說認為， 凡是犯罪意思的客觀化， 都是危害結果， 它不限於行為對客觀外界所造成的有形變化， 還包括身體動作和其他非物質性損害。狹義的危害結果則是指危害行為導致犯罪客體發生的物質損害或者危險狀態。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則認為， 危害結果是指危害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所造成的實際損害和現實危險。[8]危害結果是社會關系遭受到侵害的重要征表。離開了犯罪客體， 便不能正確認識行為後果的性質。而目的犯目的與犯罪客體緊密相聯， 不具有特定目的， 則不可能對一定的社會客體造成損害， 既然如此， 目的犯目的就自然的包含在犯罪故意之中， 成為犯罪故意內容的一部分。

但筆者認為， 上述觀點有待商榷。將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結果作為犯罪故意的認識和意欲的對象不符合犯罪的本來面目， 混淆了行為人行為時對自己行為的認識和意欲以及事後對犯罪主觀方面評價的不同階段。犯罪客體是刑法所保護的、 而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主義關系， 是我國刑法理論中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的一個重要指標， 我們在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時， 首次要考慮行為是否對犯罪客體造成了損害。但這種是否對犯罪客體造成損害、 造成何種損害的判斷和社會危害性的判斷一樣， 都是一種事後的判斷， 因此， 讓行為人在行為前認識作為事後判斷的對犯罪客體損害的危害結果是不現實的。而且， 犯罪客體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當然是客觀存在的， 但有些罪犯罪客體究竟為何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尚存在爭議， 未達成一致的看法，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期待行為人在實施犯罪行為時認識到自己對犯罪客體造成了損害？因此， 將對犯罪客體造成實際損害或者危險的危害結果作為故意的認識和意志因素的內容值得商榷。

我國犯罪故意的另一缺陷是排除了行為犯成立犯罪的可能性。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認為， 危害結果並非一切犯罪的構成要件， 行為犯的成立不以危害結果的發生為必要條件。如果認為犯罪故意是對危害結果的認識和意欲， 則行為犯就不可能成立犯罪， 而這也是和司法實踐不相符的。 基於以上法定犯罪故意概念的不足， 借鑒德日刑法理論中故意的概念， 從維護罪刑法定和責任原則出發， 本文認為， 我國的法定犯罪故意概念並不合理， 犯罪故意的認識對象應該是構成要件的主要事實， 相應的其意志因素則為決意實施上述已經認識到的內容或者放任上述已經認識到的內容的實現。

在上述本文界定的概念基礎上， 通過分析可以發現目的犯目的希望達到的結果和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並不一致性， 下面從目的犯中兩種主要的目的犯――斷絕的結果犯和短縮的二行為犯具體各罪中各舉一例， 說明本文的觀點。

盜竊罪是斷絕的結果犯的典型， 因此， 本文首先就盜竊罪目的與犯罪故意的關系進行考察。盜竊罪的目的是非法佔有他人財物， 那麼盜竊罪的故意是什麼呢？根據刑法的規定和合本文上述對故意內涵的界定， 盜竊罪的故意就是明知自己實施的秘密竊取他人財物的行為會侵害他人對財物的佔有， 而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這里的意志因素中不必然包含行為人非法佔有的目的， 因為也可能行為人明知自己實施秘密竊取他人財物的行為會侵害他人對財物的佔有， 而希望這種結果發生， 然後在竊得行為人財物後加以使用， 使用後再返還給被害人， 這種情況下就不構成盜竊罪， 只有行為人是出於「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時才能認定成立盜竊罪。

再以典型的短縮的二行為犯――偽造貨幣罪為例， 偽造貨幣罪是典型的行為犯， 偽造罪的故意是明知偽造而實施。但是僅有故意還不能構成犯罪， 行為人主觀上還必須具有「以行使為目的」， 即將貨幣投入流通， 如果行為人不具有這種目的， 則不會對公共信用和國家的貨幣發行權造成損害， 也不可能擾亂貨幣管理秩序。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 在斷絕的結果犯和短縮的二行為犯中， 目的犯目的與直接故意意志因素都存在明顯區別， 二者存在不同的意志因素。目的犯目的是獨立於故意的犯罪主觀要件， 一般的故意犯罪， 行為人主觀方面只要具備刑法要求的故意就可以構成犯罪， 但目的犯除了要求對構成要件的認識和意志因素以外， 行為人主觀上還必須具備特定目的。但是目的犯目的與犯罪故意的關系密不可分， 沒有目的犯目的， 目的犯也就不存在， 研究所謂的目的犯故意就沒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