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刑法

㈠ 墨家怎麼了

因為後來漢武帝採取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二、漢武帝是怎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作為一個歷史概念和理論概括，它的確切所指是對一個特定歷史過程的抽象，而不是對某個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忽視了這一點，我們就無法對漢武帝時期國家指導思想重大轉型及其歷史影響作出基本評估。我以為，這個過程應由六個階段構成。

（一）罷黜刑法——剪枝弱干。罷黜刑名、法家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第一步，因為漢初統治思想首推黃老。次崇刑名，法家名聲雖然不佳，其術仍在實際中運用，所以此舉的政治意義遠大於學術意義。黃老之術在漢初走上治國安邦的歷史舞台後，獨領風騷幾十年並取得了文景之治的輝煌成果，它也因此成為漢武帝之前幾朝君主們的一種思維定勢。但是轉型時期的社會，必須要有新的理論作為實踐指導，至少也要對舊有的理論作出新的解釋，這已經被歷史千百遍地證實。漢武帝即位後，改換統治思想已經具有主客觀的基本條件，但他畢竟少年執政，加之傳統勢力十分強大，特別是大權在握的竇太後「又好黃老之術，」（5）變之過速，恐怕反倒欲速則不達，所以只能打迂迴戰——罷黜刑法就是其第一個回合的基本策略。

建元元年冬十月，漢武帝「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6）「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7）衛綰是文、景、武帝三朝元老，又是武帝為太子時的太子太傅，尤受文景「尊寵之。」（8）他原是一位本份為官之人，在景帝時已經為相，但作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宦至相，終無可言。」（9）現在漢武帝一上台，他一反常態，第一個站出來指責申商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實際包含著深刻的政治意義。第一，他身居相位，對國家的政治走向不可能毫無識見，但是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不任儒者，竇太後又好黃老之術的大氣候使他只能終無所言，無所興廢，不便表明自己的立場。武帝即位，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方才一露崢嶸。第二，作為武帝的老師，一方面他至少是漢武帝嚮往儒學的思想注入者之一，另一方面，他又必然比一般人更了解漢武帝的思想傾向，縱觀他一生的表現，此舉實屬非凡，既可能是摸到了「今上」的精神，也可能是奉了「今上」的密旨，君相合謀而為之。第三，此舉的實質意在黃老。黃老之術統治多年，一時還不具備根本否定的政治條件，所以「打擦邊球」，剪除枝蔓而弱其主幹，衛綰批評的幾種學說，核心是對以申不害為代表的刑名之術的批判，因為「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10）明白了這一點，其政治意圖就昭然若揭了。孫文所言：罷黜申商韓蘇張之言乃黃老所為，證據不足，不合邏輯。

但是，很快，衛綰就被「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雖然《史記》、《漢書》對於此事均語焉不詳，如果把它置於特定的背景之中考察，不難發現，這是黃老派的政治報復。我們可以說，衛綰既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的第一個發難者，也是漢武帝上台後上層政治斗爭中的第一個犧牲品。

（二）、議立明堂——公開較量。議立明堂，以宣政教，既是儒勢繼續進攻的態勢，又是黃老進一步反擊的契機，圍繞此事，雙方展開了一次最重大的政治較量。

衛綰免相後，漢武帝以魏其侯竇嬰為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但是，竇嬰、田蚡因「俱好儒術」，一上台，即「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12）王臧乃讀《詩》之人，「趙綰亦嘗受《詩》於魯申公。」綰、臧登台即唱戲，「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但又「不能就其事」，於是推薦魯申公。當漢武帝問申公治亂之事時，他只說了一句：「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14）此話繞水，實則告訴武帝：看準的事情就去干，不用多渲染。從申公的態度可以折射出當時政治和學術上兩大派系的暗中較量。

果然，列侯「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後。太後好黃老之言，」（15）「菲薄五經，」「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更有趙綰不避風險，「請無奏事東宮」，「是以竇太後不說」，使人「微得趙綰等奸利事，」武帝無奈「盡下趙綰，王臧吏」，（17）對此險惡形勢，綰、臧以自殺了事；而「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18）申公則「疾免以歸」，一場熱熱鬧鬧的議立明堂終於未得善終。在這個回合中。儒勢損兵折將，黃老出盡風頭。

（三）、增置博士——表彰儒學。議立明堂的一幫哥們被打倒以後，漢武帝因身邊的班子被改組，只好以退為進，靜待勢變，好幾年不在意識形態領域做敏感的大文章，直到建元五年，地位進一步鞏固以後，才搞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動作：「置五經博士。」（20）此舉對儒學的表彰意義不容小視。其一，增加儒學經典作為官學。西漢初年，博士之職百家都有，儒學只有《詩》和《春秋》等設置博士，現在增加到五經，且使之官學化，不僅對統制社會思想具有深遠影響，而且使博士一職從此質變，開始向儒家經學博士演進。其二，壯大了儒學勢力。置五經博士後又規定每一個經學博士可以教授十個弟子，此舉大大增加了高層次的儒學人才，壯大其勢力不言而喻。其三，提高儒學地位。其後漢武帝又批准公孫弘為博士弟子「復身」（21）的奏請，使儒學的徒子徒孫們得以終身免除徭役，專心治學，其社會地位的特殊化決定他們所從事的術業也隨之特殊化了。其四，有利益統一儒學思想。漢代推重師道，不改師法，違者會受到嚴重非議。五經設置博士，博士傳弟子，弟子再傳，層層教授，易於避免對經學理解的紛爭歧見，便於統一學術思想和政治思想。

（四）、絀抑黃老——政治實現。絀抑黃老宣告儒勢取得政治上的最終勝利，為儒學的發展與被尊掃除了障礙，開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礎。

建元六年，竇太後崩，黃老派樹倒旗折，失去了最重要的後台老闆和政治保護神；漢武帝立即重新起用竇嬰、田蚡，以田蚡為相，竇嬰為太常，同時任命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迅速地控制了政權，儒勢因此而柳暗花明。田蚡以外戚和丞相雙重身份，乘勢「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22）「使天下之學士靡然成風矣，（23）從而把這出戲推向了新的高潮，實現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完成。漢武帝如果不是真心尊儒，大可不必在大權獨攬的條件下多此一舉。

（五）、制策賢良——理論完成。政治勝利只是為理論實現開辟了道路，但政治代替不了理論價值。於是元光元年，漢武帝詔告天下，策間（問）賢良，試圖解決這個問題，適逢此時，「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24）「出焉」是指出來對策，而不是象孫文所說的「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

董仲舒是漢代今文經儒學大師，早在景帝時即以即以治《春秋》為博士，「學者皆師尊之」，（25）「為群儒首」。在參加對策的一百多人中，惟董仲舒使漢武帝獨「賢其對而異之」，可謂一鳴驚人。

董仲舒在對策中以天人感應為基礎，引伸出君權神授理論，主張任德不任刑，以五常之道教化人民，達到更化善治。最後他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因此，「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從矣。」（26）這就為絀抑黃老之後的歷史任務首先破了題，指出了方向，從而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歷史活動推向一個全新的階段。大而言之，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兼收刑名、陰陽家言所創立的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新儒學思想體系，不僅為漢武帝強化中央集權提供了最適用的思想武器，也從理論上最終完成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歷史任務。所以，從特定意義上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系採納董仲舒建議並無不實之處。

（六）任用儒吏——組織更新。一種統治思想的貫徹，是離不開組織保證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活動在理論完成之後邏輯地提出組織換班的問題。這個階段是以公孫弘上書（元光五年）為標志的。公孫弘在元光五年的賢良文學對策中被漢武帝擢為第一，「拜為博士」。他乘機上書，說漢武帝「有先王之名而無先王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吏邪」而致「民薄」，因此要求實行組織更新，得「先王之吏」而化民，為實現這一點，他主張立學校，「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擇民年十八已（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此（比）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每年一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以文學禮儀為官」，「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27）他不僅提出明確的組織路線，而且還輔以周密詳備的實施意見，真是綱舉目張。有些思想，早在董仲舒元光元年的對策中就已從理論上提出。但他作為高級行政官員，把任用儒吏的思想提到吏治原則上，細化到操作規范的程度，就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漢武帝當然地批准了這個建議。從此以後，功臣、貴族、富豪及其子嗣壟斷權力的局面有能改變，儒家一向追求的「學而優則仕」的理想，開始成為現實。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基本事實決非子虛烏有。但是孫文在否定「獨尊儒術」的同時，又創造出一個「崇高（尚）儒學」的新概念。其實，這只有文字學意義上的微妙分歧，很難說有什麼本質不同。罷黜不是消滅，獨尊也是崇尚，怎麼能一邊說獨尊儒術子虛烏有，一邊又認定崇尚儒學是客觀事實？

㈡ 儒家，墨家思想對我國法律思想的影響

墨家法律觀的核心價值

墨子，活動時間大約在公元前479年~前381年，另一種說法是在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20年左右。墨家是先秦時期最早反對儒家的一個學派，同時也是戰國初期代表小生產者利益和唯一一個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學派。創始人是墨翟。墨家著作僅存《墨子》一書，是研究墨家思想的重要材料。相傳墨子原為宋國人。在公元前5世紀初，據相關考證可能是出出生在一個以木工為謀生手段的手工業者家庭，社會地位十分低下。後長期住在魯國。由於當時技藝世襲的傳統，因此從小就承襲了木匠製作技術，並由於他的聰明巧思，使他成為一名高明的木工匠師和傑出的機械製造家，為他後來的社會活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曾學習儒術，因不滿「禮」之煩瑣而另立新說，聚徒講學，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墨子一生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廣收弟子，積極宣揚自己的學說；二是不遺餘力地反對兼並戰爭。成語「墨守成規」反映的就是墨子反對兼並戰爭的事例。據說楚王曾計劃攻宋，墨子前往勸說楚王，並在與公輸般的模擬攻防中取得勝利。楚王只得退兵。作為墨家學派創始人的墨子，其法律觀主要集中在十項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愛為核心，以節用、尚賢為基本點。

墨子主張「以天為法」的「天志」法律觀。其在《法儀篇》中強調以「交相利」為內容的「天志」，乃至於天之的權力都要受到「天義」限制。墨子認為在現實的禮法之上有一個有意志、有權威的「天」。其最公正無私，平等的對待每一個人並且毫無偏袒。任何人都要接受天的監督，服從其制裁；墨子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僅決定自然界星辰、四時、寒暑等的運動變化，還對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愛民之厚"[ 《墨子·天志》]，君主若違天意就要受天之罰，反之，則會得天之賞。「天志」是衡量天下萬物乃至人們言行的唯一標准。一切國家制度都應依「天志」而成。天志與法律的關系是源與流，體與用的關系。它是法律的來源與基礎，同時也確定了「國王之上還有法律」的法學理念。

尚同，尚賢思想是墨子在有關於國家行政政治制度和選拔人才制度方面的核心理念。尚同是一種強調統一的政治管理方法。要保證中央權力的絕對領導，並逐級的建立起一個從中央至地方的有效管理體制，才能實現國家統一和統治者權力約束的目的。墨子一方面，通過「天志」的至高無上之「義」來約束天子，防止獨斷專行。同時認為下一級人有權對上一級統治者進行監督和提出建議。另一方面，在戰國特定的動盪歷史條件下，通過 「天」來反映人民對穩定統一的嚮往和呼聲。而尚賢制度主要討論的是國家官員派任和優秀人才的選用，其體現的核心價值在於打破傳統宗法貴族的世襲，實現人才的「唯才是舉」。墨子認為，如果不能 「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智辯彗之人，立以為天子，立以為三公、萬國諸侯，以至左右將軍、大夫和鄉里之長。」否則「天災尤未止也」。[ 《墨子·尚賢》]只要是有才之人，哪怕是平民，都能參與國家的政治運行，合理的分享國家權力。

巨子制度是極具典型墨家色彩的獨特製度。這是一個有嚴格組織和嚴格紀律的團體，其成員叫「墨者」，他們大多為自耕農和手工業者中的知識分子。多數成員出身小生產者，特別是小手工業者，經常過著極端刻苦的生活，節儉自勵；一般又都有助人為樂、見義勇為的自我犧牲精神，被儒家罵為「役夫之道」。 墨家將 「墨家之法」定為紀律，以「兼愛」和「非攻」為基本精神，以「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為主要原則。「墨家之法」還規定：墨家弟子如果到其他諸侯國做官，應當將其所得俸祿的一部分貢獻給墨家團體；弟子在外必須宣傳墨家學說，遵守墨家紀律，如果背棄墨家基本精神，墨家領袖有權隨時把他招回。這種墨家之法與當今社會團體章程有諸多相似之處。

墨子認為，社會的動盪和頻繁的戰亂源於人們彼此不相愛，同時他發現「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樂上》]故而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政治主張。最早提出了維護勞動者基本生存權的法律准則。與此同時，「兼相愛」還包含著一種樸素的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神，並藉助兼愛理論闡述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政治主張。墨子主張：「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墨子·法儀》]

針對人民在戰亂中痛苦不堪的狀況，墨子又提出了「交相利」的和諧共處觀念。這一思想主要是反對新興封建主為了爭奪土地和財富而相互頻繁發動戰爭，強調人與人之間應該和諧共處，通過相互交往從而相互得利。這與當代求和平謀發展的理念不謀而合。

墨子死後，墨家學派分化成三派，亦稱「三墨」。《韓非子·顯學》說:「自墨子之死也， 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秦漢以後，墨學本身日漸式微，幾乎成為「絕學」。但墨學的許多珍貴思想，卻為儒、法各家所吸收，融進了中國古代博大精深的華夏傳統文化之中。
儒家法律觀的核心價值

西周以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主張和學說雖然各有不同，但總的來說，都是日趨重視人、重視人事。對天命鬼神雖然仍有重視，但作為統治手段不再像以往那樣重要。所以，無論前驅階段的「禮治」、「法治」，以至老子的「無為而治」，無不是從人事角度，即都是從加強對人的統治著眼的。孔子在《禮記·中庸》中論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人」。強調的就是人對於政治生活的重要意義。 孔子則更進一步把人的地位、人的活動、人與人間的關系，強調到前所未有的階段。他把德提高到包括仁、禮、忠、孝、智、勇、信等一整套社會倫理道德的理論體系，並使之與政刑緊密結合又高於政刑的治國方略。在這一理論體系中德是一個總括，仁、禮、忠、孝等則是德的內容和體現。 具體而言，儒家法律觀包括以下幾個內容：
首先，禮是立法、司法的指導思想。如同孔子對仁的態度一樣。孔子也十分重視「禮」的功用與作用。孔子之 「仁」與「禮」學說共同構成了其人道思想的兩條主要脈絡。西周未年以來，禮治遭到破壞，「禮崩樂壞」，要挽救「禮治」，就要求統治階級成員確定以身作則按周禮行事，以周禮來約束自己，這樣就不會發生犯上作亂。「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論語•子路》）]在管理方面，則主張「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論語•憲問》）]孔子認為禮治的關鍵在於「正名」。要實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論語•顏淵》）]否則，「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正名」在現代多解釋為端正名份，或名物相符。 「正名」指向應有兩個，一個要「正」的「名」。首先是倫理的，即正倫理規范，如仁義之名。另一個要「正」的「名」，才是政治的，即政治規則，如天子、諸侯、陪臣、庶民的行為規范（禮），使君臣父子各居其位各符其名各行其事。季康子問政，孔子也說：「政者正也。」孔子也認為應該對周禮有所揚棄，於是提出 「舉賢才」以擴大選拔統治人才的范圍，主張實行德治教化和政令刑罰相結合，主張對民「齊之以禮」， 使禮下到庶人，以及提出「仁」作為禮的基礎和內容，使已經流於形式的禮重新發揮作用等都是孔子對禮治的修正、補充和發展。其次，儒家提倡德治。 子曰：「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論語•為政》]。孔子主張德治，把禮讓和正名作為實行德治的具體辦法，只要對勞動者實行寬惠，也是實行德政的表現。德政既包括經濟上實行惠民政策，也包括政治上對民寬刑罰而重教化。經濟上需要惠民，使人民豐足。反對統治者無節制地剝削人民，認為過分的剝削會造成「不均」，「不均」是「有國有家者」的大患。政治需要上寬民，即反對實行「不教而殺」的純任刑罰的苛政，認為德化禮教能禁止犯罪於末萌，比行政命令和法律制度更具有效力。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之以德」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統治者要推行輕徭薄賦，省法輕刑，寬惠使民的政策，二是為人民樹立道德榜樣，啟發民眾的心理自覺。「齊之以禮」也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統治者通過遵守禮法從而感化和影響群眾；二是所有的人都應該用禮來規范自己，用禮來約束道德。這樣，德化與孔教的結合就能防止犯罪和反叛。孔子並不否認刑罰的作用，他視重德與刑為為政治德兩手，兩手都要重視。他認為政治寬厚百姓就會怠慢，怠慢了就要用嚴厲後來糾正；政治嚴歷百姓就會受傷殘，傷殘了就要用寬厚的政策。孔子認為犯罪可以通過德化和教化來預防，罪犯可以通過仁德和禮義來教化。教化與刑罰相比，首先教化可以保持人善的本性，其次教化可以預防犯罪，再次犯罪之後，教化可以讓罪犯良心發現，從而達到「以德去刑」的目的。這與現代刑法理論中利用道德教育達到預防犯罪的思想異曲同工。

第三，儒家主張「人治」。孔子和孟子從道德與政治的關系入手，認為政治就是道德的擴大，因此注重並強調執政者在治國中的決定作用，認為「其人存則政舉，其人亡則政息」。「人治」實際上是「禮治」和「德治」所派生出來的，並且以「禮治」和「德治」為其主要內容。這是因為：宗法等級是「禮治」的原則和特徵，級別愈高，特權越大，權力越大，則統治者的個人作用越大，所以「禮治」必然導出「人治」。同時，統治者越有德行，越能夠使人「心悅誠服」而且「德治」必須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實行（真正的實行），所以「德治」必然導致「人治」。孔子主張「聖賢決定禮法」。孔子說：「禮樂征伐自君子出，只有天子才能制祀作樂，才有立法的權力。」因此，天子維護著國家的命運，既一言興邦，一言廢國。」當魯哀公問政時，孔子回答說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故為政在人。因此，孔子主張天子要用其德行來維系國家的生存。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孔子認為在用人上要親貴又要讓非貴族出身的賢才直接參與政事。提倡「近不失親，」「遠不失舉」的原則選賢納才。

孔子的倫理道德體系，寬猛相濟，一張一弛、文武並用的統治方法，德刑相輔，刑罰適中，先教後誅的法治思想是完全適應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和政治統治的需要的。孔子的法制思想占據歷史舞台統治地位長達兩千年之久。
現代法學視野下墨家儒家法律觀的揚棄

當代法學的特點是法律追求秩序、平等、人權、自由、效率和正義，在現代法學視野下審視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墨家儒家法律思想，無疑對今天社會具有積極意義。我們社會當下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著兩個突出問題，即道德的普遍缺失和社會的和諧發展。只有正確認識傳統學說中的積極因素，辨別消極不利的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去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在墨子的思想中，社會的和諧穩定是最為重要的價值核心。，盡管當前社會狀況與戰國時期的社會狀況有著很大不同，但是穩定仍然是我們社會和諧發展所必需的至關重要的條件。我們國家建設的頭等大事仍然是要保證社會持續、穩定、健康地發展。在當今提倡建立科學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大背景下，墨子提出的節用、節葬觀點，反對鋪張浪費和保護環境資源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積極意義。墨子在尚同篇中就說「上同而不下比」就是說要為大家的共同利益著想，而不能為小集團的利益損害公共利益。墨子時代氏族經濟的生產力逐步發展，共同財富增長也助長了小集團的貪欲，為了醫治這種思想墨子提出了上同的主張，如果大家仔細閱讀就會發現墨子的尚同其實就是大家都以公共利益為重從而保障個人利益。

儒家的加強道德教化力量的思想，對當前社會上普遍道德感缺失無疑具有積極意義。當今社會是法治社會，強調的是法對國家的治理，但是社會的調整光靠法律時無法實現的，正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許多青少年犯罪和重大經濟性犯罪都不是簡單的法律漏洞所導致的，而是道德的缺失造成了守法意識的淡薄。

然而即便是被並稱為先秦兩大「顯學」的墨家儒家思想中，也存在若干消極因素。拿墨學為例，墨家在反對儒家敬祖觀點是，仍然堅持天志明鬼。宣揚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墨子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僅決定自然界星辰、四時、寒暑等的運動變化，還對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愛民之厚"，君主若違天意就要受天之罰，反之，則會得天之賞。對於鬼神,墨子不僅堅信其有,而且認為它們對於人間君主或貴族也會賞善罰暴。這樣的法律觀顯然與現代法律思想觀念不符合墨子的「非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人民熱愛和平、反對侵略戰爭的精神。但他們的「非攻」思想也有一定的問題：第一，不懂得戰爭產生的社會階級根源，而只是歸罪於人與人之間不相愛；第二，沒有看到戰爭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第三，沒有看到在當時的歷史時期，中國的統一隻有通過兼並戰爭才能實現。同時，一味的提倡國家與國家之間無條件的互親互愛，而不以國際法和國際習慣以及利益平衡為法則，也是與當今國際交往規則相違背的。

儒家學說在經過千年傳承後，雖然在今天作為中華文化傳播的主推手，但是也同樣存在著若幹缺陷。首先儒家文化在經歷了千年「一家獨大」的優厚地位後，無法擺脫僵化的命運，特別在以「親親」「尊尊」的禮制思想極端化以後，「三綱五常」的思想和等級差別已經不適合當今「由身份到契約」的時代了。其次，盡管墨家思想在漢朝後取得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地位，其自身也在對道家，佛教的思想保持著兼收並蓄的態度，但是其自身並不能完全代表中華文化的全部特點。對許多墨家思想仍然保持著抵觸態度，而這些墨家思想往往與我們當今所處的時代特點相切合。第三，人治和德治的思想中盡管具有某些政府管理的積極因素，比如說要加強領導個人素養，強調社會治理中不能缺乏道德介入。但是總的來說，還是與現代社會法治理念中依法治理存在著沖突。現代社會法治追求的最高目的是自由，其實現方式是通過效率和公平，單純的精英政治和道德教育不能解決我們社會發展中面臨的問題。

結論，在當今經濟發展迅速和矛盾需求日益多元化、復雜化的今天，不論是墨學還是儒學，其觀點都不能拿來以偏概全的認定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良方。墨學盡管其許多觀點和看法被認為與現今社會有極大切合，但是仍然存在著缺陷。儒家學說盡管作為千年正統觀念需要傳承，但是也必須認清其中許多不合時宜的內容並不能完全代表中華文化。我們可以發現，在我們對傳統理論進行分析的過程，就是一個對傳統理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升華過程。研究比較墨學儒學法律思想，就是探求法學基本規律和基本脈絡，探求和諧社會發展本質要求的重大意義所在。

㈢ 急需法家，道家，儒家和墨家關於義和利的思想,非常感謝!

法家主張君主應建立嚴厲明確的刑法來規范人民的行為。用利引導人民趨義。
道家認為無利無義。所謂仁義道德都是在古時候的「大道」不存在之後社會墮落的產物。不追名逐利，甘於淡泊。一切順應「自然」。
儒家當然是重義輕利。
墨家不知道。似乎墨家比較唯物。
不懂瞎說，僅供參考。

㈣ 墨者行會什麼意思

墨者行會建於春秋後期，為墨者的集會之所，墨者一生貧瘠，以保護他人為己任，因此有墨俠之稱。 墨道之創始人墨子先生在初期為墨家的發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墨者大都信奉墨子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的核心思想，同時又有作戰能力，以墨家鉅子(墨家掌門人)為核心結成准軍事組織。

墨門子弟必須聽命於巨子，為實施墨家的主張，捨身行道。 墨者們試圖在人間創造一個「兼愛」互利的理想國，在興盛之時，就受到儒道法諸家的攻訐。

(4)墨家刑法擴展閱讀：

墨子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農民出身的哲學家，墨子創立了墨家學說，墨家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學。

他提出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葬、節用等觀點，以兼愛為核心，以節用、尚賢為支點。

墨子在戰國時期創立了以幾何學、物理學、光學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學理論。在當時的百家爭鳴，有非儒即墨之稱。

㈤ 我國古代有哪些主要的刑法思想有何影響如何評價

1、剝皮
剝的時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面板分成兩半，慢慢用刀分開面板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樣的撕開來..最難的是胖子，因為面板和肌肉之間還有一堆油，不好分開。
另外還有一種剝法，不知道可信度多少。方法是把人埋在土裡，只露出一顆腦袋，在頭頂用刀割個十字, 把頭皮拉開以後，向裡面灌水銀下去。由於水銀比重很重，會把肌肉跟面板拉扯開來，埋在土裡的人會痛得不停扭動，又無法掙脫，最後身體會從頭頂的那個口「光溜溜」的跳出來，只剩下一張皮留在土裡……
皮剝下來之後製成兩面鼓，掛在衙門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剝皮是死後才剝，後來發展成活剝。
2、腰斬
由於腰斬是把人從中間切開，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會一下子就死，斬完以後還會神智清醒，得過好一段時間才會斷氣。
有人認為方孝孺是被腰斬的，但事實上他是被凌遲處死的。
3、車裂
車裂
即五馬分屍,很簡單，就是把受刑人的頭跟四肢套上繩子，由五匹快馬拉著向五個方向急奔，把人撕成五塊，因為作為頭是最先掉得，其次就是雙臂，等只剩雙腿連著軀乾的時候，拉力會拉斷其中一條腿，軀干就會留在另一條腿上。不過根據了寫的說法來看，不一定肢體就會從既定的部位斷掉，因為手腕和腳腕都比根部脆弱的多。記得商鞅就是受五馬分屍之刑。
要把人的頭跟四肢砍下來都得花不少力氣，更何況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處更可想而知。真到撕開的時候,恐怕受刑人已經不會覺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時候。噴濺出來的血液才是其恐怖之處。
4、俱五刑
把砍頭，刖，割手，挖眼，割耳和一，即「大卸八塊」，通常是把人殺死以後，才把人的頭、手腳剁下來，再把軀干剁成三塊。
漢高祖死後，呂後把他的寵妾戚夫人抓來，剁去手腳，割掉鼻子耳朵舌頭，眼睛挖出，丟在豬圈裡喂養，取名「人彘」.結果呂後自己的兒子看到，給活活嚇死...
5、凌遲
最早是把人殺死之後再剁成肉醬，稱為「醢」，受過此刑的記得有子路，還有周文王的長子伯邑考。
後來發展更加精細，目的還是要讓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時候施刑，還要求受刑人必須身受多少刀以後才死。
據說發展到後來，每次凌遲要由兩個人執行，從腳開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斷氣。而據說犯人若未割滿一千刀就斷了氣，執行人也要受刑。發展成"死刑的藝術"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監劉謹，聽說一共割了三天才讓他斷氣...
這是明清的正式刑之一。
明朝的方孝孺就是不尊崇朱棣的旨意，而被凌遲。（最終還是被滅十族！本來只有九族，朱棣就把方孝孺的一些學生和朋友一起殺了。）

㈥ 墨家到底有軍隊嗎或者是武裝組織

墨家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第一個類似黑澀會的社團組織，說是黑澀會是貶低墨家，因為墨家不僅僅有墨家任俠，還有墨家機關，墨家學術。
墨家就像一個小型政府，一個大型跨國武裝組織。
墨家有自己的金融部門，科技部門，學術部門，教育部門，武裝部門。
墨家是以倒賣軍火，輸出墨家子弟任高官，來獲取大量資金和社會資源的學術組織。以至於當時墨家力壓儒家成為春秋末期到戰國時期的第一學術。
墨家任俠便是墨家武裝力量的稱呼，墨家有自己統一的領袖，家法（刑法），組織系統，上下級部門。
這種有組織有紀律的學術團體領先了當時社會和其他學術門派幾百年。
墨家的領袖叫做距子（巨子），凡墨家刑法和巨子之令墨家子弟必須遵從，違者輕則逐出門派，重則非死即殘。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墨家遵從兼愛非攻尚賢等，墨家的家法是高於巨子的，也就是說當巨子違反家法其他成員是可以以家法處置巨子的。
而且墨家每一任巨子是由上一任巨子指定，但又不是家天下那種，巨子是必須服眾的，不然其他墨家子弟不認同你是可以挑戰巨子的。
也由於墨家這些理念，墨家子弟扶貧濟困，倒賣軍火只賣給被侵略一方，每當有弱小國家被侵略，當地墨家子弟就通知巨子，由巨子召集天下墨家子弟帶著糧草軍火趕赴戰場，幫助弱勢群體抗擊侵略者，不惜錢財性命，不徒名利。
墨家號召人人平等，導致不為上位者喜，且由於後期墨家分化為兩種導致實力大減，也因為天下一統不允許獨立於中央的武裝到底上位者打壓而消失。
墨家分家其實是分出三派，一派是以學術為主的學術派，一家是以武裝為主的任俠派，另一派是依附在學術派的機關派，也就是大家印象里的墨家，墨家機關。
由於墨家學術也是以科研為主體之一導致大家以為墨家都是搞機關的，所以第三派不顯於世，導致後人以為墨家只有學術和任俠兩派，其實到了墨家後期，學術派雖然也重機關但更多是以鑽研思想科研手動能力不顯，任俠更是只知道打打殺殺，但兩者都需要手動能力為主的機關派輔助，學術需要機關派提供錢財和幫助實驗，同時機關派需要學術派提供的科研想法技巧，任俠派則需要機關派提供兵器。
由於機關派學術派相輔相成，所以分別不是很清楚，但其實是不一樣的，到了末期才徹底分離，學術派只會空談思想哲學，機關派只會科研做工匠，任俠派則徹底脫離墨家。
墨家由於被打壓再加上分化徹底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之中，只會空談的學術派沒有了機關派的錢糧科技支持和任俠的保護又有什麼用？
科技派沒了學術派在朝堂的政治發聲和任俠的武裝保護再好的科技成果也不過是底層匠人罷了。
至於任俠派則更不行了，連自身安危都沒有，沒了學術政治保護和機關派的軍火幫助也不過淪為黑澀會般的存在。

㈦ 墨家是否主張嚴刑峻法

若論嚴刑峻法，法家最為突出。

墨家認為，社會動亂和戰爭根源於人們之間不相愛的道德墮落，儒家所提倡的「親親」根本無助於全社會道德品質的重構，而唯一可行的救世之方只能是「兼相愛、交相利」。

在刑罰方面，墨家主張「賞當賢，罰當暴」「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很合理的。盡管他們在執行的時候，只講紀律，不講情面，給人留下嚴苛的印象，但因其比較公平公正合理，所以不宜稱之為嚴刑峻法。

㈧ 墨子游說各國政要有哪八大"絕技

墨子游說各國政要有八大"絕技，分別叫作：或、假、效、辟、侔、援、推、幾。

㈨ 那些什麼儒家思想和什麼墨家道家佛家還有什麼公孫家是什麼有什麼分別代表什麼思想和人

儒家思想，孔子，主禮數。
墨家思想，墨子，主兼愛平生。
道家思想，王重陽，主金丹大道。
佛家思想，釋迦摩尼，主大慈大悲。
公孫家，主刑法。

㈩ 為什麼商鞅變法 墨家總愛插手

理念不一樣，一個注重刑法與殺戮，一個講究兼愛非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