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306條

㈠ 你如何看待刑法306條

偽證是很容易作的，隨便找幾個人，告訴他么怎麼說，就會形成偽證，這些所謂的證人和律師都會構成偽證罪。幾年還不抓一個律師，你覺的是多還是少啊。律師是懂法的，甚至精通法的，司法機關只要敢抓，必定是掌握了確實充分的證據。刑辯律師的路不是越走越窄，而是越走越規范。這兩起案件，沒有冤枉一個律師，他們知法犯法，跟執法人員犯法沒有什麼區別，社會危害性極大，必須予以嚴懲。 同時嚴懲他們，不是為了打擊某一行業，也是為了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

㈡ 《刑法》306條詳細內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零六條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版證據，幫助當事人權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證人證言或者其他證據失實，不是有意偽造的，不屬於偽造證據。

(2)刑法第306條擴展閱讀

偽造證據罪

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是指在訴訟活動中，唆使、協助當事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情節嚴重的行為。偽造證據罪所侵害的客體是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對象則是當事人。

偽造證據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偽造證據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即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構成偽造證據罪。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以暴力、威脅、賄買等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他人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員犯前兩款罪的，從重處罰。

㈢ 刑法306條是什麼罪

我國刑法分則第306條。是關於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礙作證罪的規定。
根據本條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㈣ 刑法306條對律師的要求

法律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百零六條規定律師不得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如有上面情形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百零六條 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證人證言或者其他證據失實，不是有意偽造的，不屬於偽造證據。

㈤ 你是如何評價刑法第306條

為了能夠更好地治理好國家，我們才有了法律。雖然法律的邊框有限，但在法律的邊框之內，我們是自由的。而如果我們一旦突破了法律的邊框之外，我們的人生不僅受到影響，我們還會遭受法律的制裁。還正因為有了法律，我們國家才得以有法可治，有了法律，我們才有了一個基本的底線，有了法律，我們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

而正是因為有了許多這樣的刑罰和法律法規的頒布，所以才讓我們整個社會變得更加和諧，不至於在面對一些危害公共事件的時候，我們會束手無策，我們會沒有辦法制裁那個壞人，我們要心向著陽光，走在康莊大道上，而不能和那些走在羊腸小道，不知前路是何方向的人一樣，君子坦盪盪，小人長戚戚。做過的壞事，終將會有法律來制裁。

㈥ 請問資深刑事辯護律師,調查取證時如何規避刑法306條

如果確有調查必要的，方可進行調查取證；對於無調查必要的，不能進行調查取回證。其中答，對於無關緊要、不影響定罪量刑的證據最好不調取，對於已經客觀存在的書證、物證可以適當調查取證，對於主觀性較大的證人證言或者證人作出的書面證詞的調查務必十分慎重，不能輕率或盲目進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百零六條【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證人證言或者其他證據失實，不是有意偽造的，不屬於偽造證據。

㈦ 刑法第三百零六條對律師辯護的影響

《刑法》「第306條」出台十幾年來，不少律師因該條法律受害，刑事案件年年遞增，而律師參與辯護的刑事案件卻逐年減少，為何？律師的心都涼了。而律師退出刑辯，勢必使冤假錯案更加層出不窮。
一、「第306條」破壞控辯雙方的平衡。
控辯式訴訟的設計，其本意是要在對等的條件下，使控辯雙方處於平衡狀態，然後對案件事實進行調查和處理。「第306條」使律師不敢調查取證，只能從控方的證據中找出瑕疵和漏洞。如果律師參與調查，被告人改變了口供，或證人改變了證言，控方就可以依據「第306條」拘捕辯方律師。控方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這完全破壞了控辯雙方的對等原則。
二、「第306條」打擊了律師刑辯的積極性。
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律師只要還有一碗飯吃，都不願意去觸碰「第306條」這個地雷。「第306條」出台後，刑案辯護逐年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這恐怕是立法者當初始料不及的。刑案本來收費就低，再加上隨時有坐牢的危險，精明如律師者，誰願意做這費力不討好的事情？
三、「第306條」是變相剝奪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
律師可能是身陷囹圄的犯罪嫌疑人唯一的救星，「第306條」使律師望而卻步，致使絕大多數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律師的幫助和辯護。犯罪嫌疑人委託律師辯護的權利形同虛設，實際上是間接剝奪了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而沒有律師的辯護，犯罪嫌疑人的命運只有交給道德和良心。而現實告訴我們，道德和良心根本靠不住，為了追求破案率，為了追求辦案成績，各種各樣的刑訊逼供已超過了國人的想像力。
四、「第306條」是制約律師制度發展的障礙。
中國的律師制度剛剛起步，像一棵幼苗在風雨中飄搖。「第306條」對律師制度的破壞，這么多年來有目共睹。據全國律協的不完全統計表明，從1997年到2011年共有140多位律師被套上了「第306條」的罪名進行追訴，有30多位律師被判刑。
五、「第306條」給報復律師開了方便之門。
北海四律師偽證案，律師參與辯護的案件都還沒有偵破，案件事實均還未水落石出，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都還未被法院認定，按照無罪推定的原則，連犯罪嫌疑人都還不能定罪，但公安機關卻先把參與辯護的律師抓起來，荒唐至極。案件都沒判，怎麼就斷定律師錯了？說不定最終證明是公安機關弄錯了呢？
六、「第306條」是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受到公權力追訴時享有辯護權，是每個公民的基本人權。眾所周知，絕大多數公民的法律知識有限，在失去自由之後更不知道怎樣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我國尚沒有沉默權的規定，而法律賦予他委託律師辯護的基本權利，也因律師不敢或不願參與辯護而失去。
七、「第306條」是對法治文明的破壞。
我的一位朋友說：「可以沒有民主，不能沒有法治。」法治是每天在新聞里、報紙上以及官員們的嘴裡叫得最響的詞彙，而「第306條」恰恰是給法治文明抹黑的條款，是暴力條款。
八、「第306條」是對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的冒犯。
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16條規定：「各國政府應確保律師能夠履行其所有的職責而不受到恫嚇、妨礙或不適當的干涉」。第17條規定：「律師如因履行其職責而其安全受到威脅時，應得到當局給予充分的保障」。調查取證是律師辦案的基本權利，但現在調查取證卻成了我國律師執業的危險地帶，稍有不慎就會因為觸犯「第306條」而被刑拘。所以，「第306條」事實上把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剝奪了。
九、「第306條」讓新刑法蒙羞。
新刑法為展現法治開明，為了與國際接軌，讓律師提前介入，在偵查階段就可以為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務，這貌似進步。但接著又出台「第306條」套上一條鎖鏈，「第306條」出台前沒聽說有律師因為參與刑事辯護而被追訴，「第306條」出台後卻一個又一個律師因為參與刑事辯護而鋃鐺入獄。如果真有律師膽敢以身試法，教唆證人作偽證，那麼用刑法第307條足可以定罪處罰，為什麼一定要單列一條專門針對律師的偽證罪？
十、「第306條」是傳統思維的延續。
按照「第306條」的思維，凡是被公安機關刑拘的人，都是有罪的，必須做出有罪的供述，不招供自然有無數的辦法讓你認罪。認罪後律師介入，如果翻供喊冤，那必定是律師作怪，引誘嫌疑人翻供或引誘證人改變證言，妨害公安破案。故再想方設法讓嫌疑人、證人指控律師誘供，然後把律師收監，公安大獲全勝。如此這般，是傳統思維的延續。
附：刑法第三百零六條第1款：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即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㈧ 刑法306條還要扳倒多少刑辯律師

轉載一篇《刑法306條的致命缺陷》的文章，幫助你了解306存廢之爭，供參考。有關律師造假門」再次引發對《刑法》306條的存廢爭議，主張廢除的人認為，306條嚴重惡化律師的刑事辯護執業環境，是追訴機關報復律師的常用武器，是懸在律師頭上隨時可能掉下來的達摩克利斯劍。主張保留的人認為，任何人毀滅、偽造證據都應該受到法律的追究，律師也不例外，律師從偵查階段開始就可以介入刑事訴訟，有權利就必須有相應的制約措施。有道理嗎？都有道理。只是大家的是從宏觀層面來探討問題，意氣飛揚，卻忘了法律人還有一個基本職責，那就是從法律技術的層面來探討一下306條為什麼會有這么大的爭議。在討論之下，我得表明一下身份，我不是律師，也不是公檢法，所以不存在利益影響。先看一下306條的原文：「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證人證言或者其他證據失實，不是有意偽造的，不屬於偽造證據。」可以明確的是，如果律師毀滅、偽造，或者幫助毀滅、偽造的證據是書證、物證等實物證據，其行為構成犯罪不會有什麼爭議，太明顯了。有爭議的是什麼呢？第一，毀滅、偽造證據中的「證據」，是否還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李庄案中，新聞報道也好，社會輿論也好，很多人認為教唆被告人翻供，同樣構成毀滅、偽造證據，因為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證據的七種形式包括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推翻了原來的口供，不就是毀滅了原來的證據，偽造了新的證據嗎？這種理解有沒有道理？答案是肯定沒有。且不說在學理上毀滅、偽造證據指的就是書證、物證等實物證據，就是從306條的邏輯安排上也可以清楚地得出這一結論。306條包括三種罪狀，分別是1、毀滅、偽造證據；2、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3、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如果說言詞證據的偽造、翻供，也是毀滅、偽造的一種形式的話，306條就完全沒有必要把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作為一種獨立的罪狀。因為它可以被前面兩個罪狀所包含。當然大家會有意見，教唆被告人翻供既不屬於毀滅、偽造證據，又不屬於威脅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被告人不是證人），豈不是放縱了律師的這種教唆行為？我也有點疑惑。但是306條就是這樣規定的，何況被告人翻供最多就是認罪態度不好，本身不構成新的犯罪，教唆他人實施不構成犯罪的行為，教唆行為就不能構成犯罪。因此，只能得出結論：律師和被告人可以商議如何回答法庭提問，哪怕是翻供，也不受刑法追究（串供是另一碼事，被告人相互之間的指控或包庇，可以作為證人證言處理，串供構成妨害作證罪）。但是，如果其他證據充分確實，當事人應該承擔認罪態度不好導致從重處罰的後果。第二，引發對306條的爭議，更重要的是306條描述的第三種罪狀貌似嚴謹，其實模糊。什麼叫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說起來小學生都知道，但在實際操作中很容易會被曲解和利用。我們可以假設一下，證人在偵查階段被刑訊逼供作出虛假陳述（這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在實踐中也是存在的，盡管是少數現象），在律師的說服下，證人改變了證詞，雖然這顯然不屬於律師偽證罪，但是偵查機關或者檢察機關卻可能以此為由報復律師，先抓起來再說。不怕你最後無罪釋放，反正你得坐上一段時間班房吃一段時間苦頭。在這種可能的風險威脅下（嚴格的說不是可能，在實踐中已經多次發生），律師往往不願從事刑事辯護工作（北京那些大牌刑辯律師都是有背景的，一般律師不能比），即使參加了刑辯，也往往不願意向證人調查取證（今後還要加上不願意和被告人商量，李庄的下場就是最好的教訓）。在這樣一種控辯力量明顯不對等的情況，怎麼能保證刑辯的質量？怎麼能保證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權益不受侵犯？因此，結論很明顯，306條即使不廢止，至少必須修改。修改的要點有三，其一，明確毀滅、偽造證據所指的「證據」就是書證、物證等實物證據，而不包括言詞證據。其二，明確律師的哪些行為構成妨害證人作證罪，哪些行為是正當的辯護行為。其三，明確在律師的行為是否構成妨害證人作證罪的事實不清，與正當辯護行為難以區分、存有爭議的情況下，從有利於律師執業，保障辯護權利的角度作出解釋。

㈨ 《刑法》第306條禁止辯護律師向其委託人披露和宣讀辯護人在查閱案過程中知悉的同案被告人供述嗎如果

刑法第306條規定了辯護人、代理人的偽證罪。據《全國律師協會維權工作報告》統計：1999年至2002年律師因執行職務而被指控犯罪的案件：辯護人妨害證據罪(包括辯護人毀滅、偽造證據罪)347起；貪污罪21起；詐騙罪112起；職務侵佔罪1起；誣告陷害罪10起；偷稅罪11起；泄露國家秘密罪兩起；中介機構出具虛假證明文件罪兩起。
與近年來各級法院審理刑事案件不斷上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從2006年以來，陝西省律師的刑辯出庭率一直在急劇下降。據統計，2006年，陝西省律師平均每年受委託進行刑事辯護的，已經從2003年的1.56件下降到1.16件。也就是說，平均一位律師一年接手的刑事案件，只有1件左右。在北京，這也是一個讓人憂心的數字，據統計，北京律師年人均辦理刑事案件數量已下降到不足1件。統計數據顯示，2000年北京有律師5495人，全年辦理刑事案件4300件，占年度業務的10.2%。人均辦理刑事案件從1990年的2.64件下降到2000年的0.78件。這一統計數字現在還要大打折扣——現在北京的律師已經有8000多人，規模已較4年前增加近六成。越來越多的律師不想做刑事案件。刑事辯護律師動輒出「事」，法律界諸多人士以為《刑法》306條難辭其咎。 刑法第306條的弊端，在法學界、律師界已是共識。2006年，全國人大代表、陝西大唐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燕，就曾在「兩會」中提出「廢除刑法306條」的議案。當年，她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展的律師執法檢查，結果，檢查組發現，來自律師界最強烈的呼聲便是取消律師偽證罪。她在議案中提出，這一條客觀上已造成律師執業環境惡化、控辯雙方失衡加劇、職業報復迭出、律師聲望受損等弊端，應當予以盡早修改。 刑法第306條的惡劣之處在於，它向懸在律師頭頂上的一把劍，為公、檢機關的「職業報復」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它的不公與危險在於，你無從知道它什麼時候落下來。自1997年以來，刑法第306條立法的負面效應，給本來步履維艱的律師刑事辯護工作雪上加霜。刑事辯護職能的弱化甚至消失，已成為近年來冤假錯案頻出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樣導致的一個嚴重後果是，在刑事訴訟的抗辯制度設計中，擔當查清事實重任、牽制公、檢機關公訴權的被告人辯護權，正在嚴重萎縮。近年來頻頻曝光的冤案，如湖北佘祥林「殺妻」案、河北聶樹斌「奸殺」案，均與律師未能積極有效地辯護、與檢方對抗有關。
刑法第306條原文：「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證人證言或者其他證據失實，不是有意偽造的，不屬於偽造證據。」
什麼叫毀滅、偽造證據呢？這里對「證據」沒有明確界定。從法理上講，有罪的行為應該是指對書證、物證等實物證據的偽造或毀滅。而在刑事訴訟法中的「證據」界定的七種形式卻包括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如此一來，荒唐的應用後果出來了：被告推翻了原來的口供這種非常合理的行為，居然可以成為「毀滅了原來的證據，偽造了新的證據」的律師犯罪行為。
什麼叫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呢？這里對「引誘」沒有闡明、作出界定，在實際操作中很容易會被曲解和惡意利用。律師採用一些詢問技巧來詢問證人時，也被認定為「引誘」。另外，假設證人在偵查階段被刑訊逼供作出虛假陳述，在律師的說服下，證人改變了證詞，雖然這顯然不屬於律師偽證罪，但是公、檢機關卻可能以此為由報復律師，先抓起來再說。不怕你最後無罪釋放，反正你得坐上一段時間班房吃一段時間苦頭。在這種可能的風險威脅下（在實踐中已經多次發生），律師往往不願從事刑事辯護工作（北京那些大牌刑辯律師都是有背景的，一般律師不能比），即使參加了刑辯，也往往不願意向證人調查取證（今後還要加上不願意和被告人商量，李庄的下場就是最好的教訓）。在這樣一種控辯力量明顯不對等的情況，怎麼能保證刑辯的質量？怎麼能保證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權益不受侵犯？
由以上分析可見，刑法第306條是一條不折不扣的惡法條例，必須取締或作重大修改，否則中國法制形勢會嚴重惡化下去。我做為一個守法公民，出於保護我自己安全的理由，做出強烈的呼籲。雖然我們所處的社會不能說是一個法治社會，但是律師制度的存在，是與文革時期相比的一個重大進步，我們不能容忍在此基礎上的任何倒退。我們的社會需要律師，尤其是需要刑辯律師！
有一些不懂法治為何物的人，對律師拿錢為人辯護很不感冒，認為律師不該為了錢而積極地為「壞人」辯護。著述《國富論》的亞當斯密說：「我們每天所需的飲食，不是出自屠戶、釀酒人和麵包師的仁慈，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同理，律師在執業過程中，在法律的框架內，為當事人所作的一切算計都是正義的。律師受當事人委託，做出有利於自己的辯護，同時也在利及他人。律師從當事人出發，司法機關從國家的角度出發，追尋那個叫真相的東西。律師的作用，歸根結底是指向程序正義的。律師為「壞人」效勞，其實也是為了社會上每一個好人。所以說刑法第306條的立法初衷是不符合程序正義精神的。

㈩ 刑法306條的規定

刑法第三百零六條
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證人證言或者其他證據失實，不是有意偽造的，不屬於偽造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