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執政官

『壹』 如何正確認識雅典的民主政治

雅典城邦作為雅典民主法制的搖籃創造了先進的民主政治體制，給人類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雅典的民主政治在選舉、審判、監察等制度上都有自己鮮明的特色具有歷史的進步性。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著許多瑕疵。我們在解讀雅典民主政治之時也少不了去剖析其不足之處，以警現代。
一、雅典民主政治的體現
雅典民主政治的產生及體現。雅典的民主政治起源於氏族社會，到奴隸制時期，實現了由君主體制到九個執政法官主持的「寡頭政治」轉變。後來通過德拉古（Draco）立法、梭倫（Solon）改革、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伯里克利（Pericles）改革終於到了雅典的民主政治。「民主」一詞最早見於希羅多德（Herodotos）的《歷史》一書。在古希臘文中，「民主」（Demokratia）是「人民（Demos）」和「權利（Kratia）」兩詞合成，即人民的權利、人民的統治之意。義大利文、英文、德文、法文和俄羅斯文中的「民主」都從其演變而來。尊重人格、保護人權，公民自治是希臘民主政治的集中表現。民主政治思想在那個時期達到了最高水平，在選舉權、審判權、監察權以及行政權上都有突出的體現。
（一）選舉制度。雅典實現直接民主制，而非代議制，主要體現在公民大會上。凡年滿二十歲的雅典公民都要直接參加公民大會，選舉出城邦重要的公職人員。其職權是選舉和評審政府官員，修改法律、解決財政收支、決定宣戰和媾和、締結和解除盟約、評定軍功等。如「執政官和十將軍的選舉就在公民大會上舉行。公民大會是雅典最高權力機關，每月舉行兩到四次，每個公民在大會中都有選舉權。伯里克利說：「一個公民只要有任何長處，他就會受到任何提拔，當任工職，這就對他優點的賞賜，跟特權是兩碼事。貧窮也不再是障礙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於國家不管他的境況有都黯淡。公民大會用抽簽的方式選舉出五百人議事會、陪審員和一般行政人員。
（二）審判制度。梭倫改革後，雅典城邦設立了十個陪審法庭，平均每個有五百人，由公民大會選舉，任期一年，不得連任。陪審員由年滿三十歲的男性公民通過抽簽方式充任，陪審法庭作為最高司法機關，有權受理公民的「不法申訴」。對案件的受理採用開庭方式，經過原、被告的辯論後，由陪審員秘密投票得票多者勝訴。因陪審判決即是一審判決有是終審判決，故「陪審官的任何投票都應當具有最高效力。
（三）監察制度。雅典的監察制度已經相當發達，陪審法庭除是最高司法機關外，還是最高監察機關，有批准或否決五百人議事會的權力。此外公民也可以行使監察權。在雅典，官員的當選必須經過公民的嚴格監察。
1在任職前其資格需先經審查，包括：出身、財產、人品、信仰、是否尊重父母、是否服兵役等。以執政官為例，其資格由五百人議事會作初審，如有問題則提交法院判決決定是否任職。
2官員任職期間也要收到審查。如執政官和將軍在每一主席團中都要舉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是否稱職，如果這種投票反對任何一個官員，他便要到陪審法庭受審，如有罪，則判決他的刑罰或罰金，如果無罪，他將復職。
3官員在其任職期滿後，還要接受審查。在其離任時，會有專人對其在任職期間的財產進行審查，如有貪污或者受賄，即送交法院判決，通常對其課以非法所得的十倍罰金。
4不法申訴。任何雅典公民認為某項法令違法，都有權向陪審法庭提出控訴，在控訴期，該法令暫停實施，如作肯定判決該法令就會被撤消。
5貝殼放逐法。他是克里斯提尼立法改革最富有特色的一種制度，這一制度是針對那些濫用權力，危害國家利益，侵犯公民權利的官員而設置的。每個春季非公民大會，先用口頭表決方式提出是否有被放逐的人，如果有就召開第二次會議，每個人都在陶片或者貝殼上寫上他認為應被放逐人的名字。
（四）行政制度。五百人會議作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負責處理政務，為公民大會准備提案和主持大會。雅典的行政官員都是義務職，不支薪金，而且分工明確，主要有六個司法行政官、祖執政官、王者執政官和軍事執政官，下面又設有各級大小官員。但他們產生的方式不太相同。六個司法執政官及他們的書記均由抽簽選舉，而王者執政官、祖執政官和軍事執政官各有兩個助理，由他們自己選舉。這些人的資格在其任職之前都由陪審法庭審查，卸任時並需作報告。
二、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涵蓋了民主政治的內在要求，在機制上實行任選制；在形式上賦予全民參與的機會；在實踐中，到伯里克利時期也徹底擺脫貴族的控制，出現了「三權」的雛形，但不可避免地存在歷史因素導致的局限。
（一）權利產生的局限
1「公民權」的限制。雅典人的公民意思相當強，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只有雅典的公民才享有其權利，公民稱號和公民權對於雅典人來說，是無比重要的。一個人如果只擁有巨額的財富和出身於名門世家，而不享有公民權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而事實上雅典通過對公民權的限制來剝奪廣大下層勞動者的民主權利。在古代希臘語中公民Polis源自於Polites，後者是城牆的意思，Polis本意就是住在城牆里的人，古代拉丁語中公民Civilis也和城牆Civitas有關。公民社會在古代地中海世界最初形成便是在城邦之中。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城牆內的居民都有著同等的地位。公元前431年雅典居民人數約為40萬，而享有公民權的只有4.2萬，只佔總人數的1／10左右。

（1）並非生活在雅典城邦的所有人都當人看，在雅典1／3以上的奴隸被看作奴隸主的財產和工具，可以自由買賣。在羅馬，曾經只有羅馬本邦人才是羅馬的公民，即便是被稱為「羅馬人的盟友」的義大利人也不具有公民資格，羅馬的公民社會結構范圍過於狹窄

（2）也「並非所有被當人看待的都可以成為雅典公民，外邦人和工商業者都不享有公民權」。

（3）「一個雅典城邦公民權的獲得一方面要看其父母是否都是本邦公民」。另一方面要看其是否有與其公民資格相適應的土地。

（4）在雅典從事工商業的大多是奴隸和外邦人，「本邦人如果從事工商業達到一定期限也會被取消其公民資格」。

（5）占成年人口一半以上的婦女，不分其階級一律不享有公民權，更談不上參加城邦的政治活動。婦女在雅典地位極其低下，這與古希臘的傳統習俗分不開。就統治能力來說，柏拉圖認為：「在治理國家方面，女人也能幹，但在干一切事物時女人總比男人低下」。亞里士多德則進一步指出：「男女之間的高低之分是合乎自然的，因為男人能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慾，而女人往往成為情慾的俘虜。」作為其他民主權利基石的公民權之狹隘性暴露了雅典民主政治實質上仍然是奴隸主專政的一種形式，國家政權始終把握在他們手中。
2「公民權」實現的局限性。雅典的民主政治名義上是對全體公民而言的，但實踐中本來就之占人口總數大約1／10的公民，也並不一定都完全享有和行使自己的權利，他們還必須受到內外因素的制約，實際上真正能享有法律規定權利的公民少之又少。

（1）法律中的法最本質的內涵應該是平等，應不允許有任何例外和特權的存在「共和國的全體人民握有最高權力時，就是民主政治；共和國的一部分人擁有最高權力就是貴族政治。」而雅典以其法治和民主著稱，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梭倫一邊說：「我們制定了不分貴族，一視同仁的法律，為每個人都規定了公正的正義」。卻在另一邊將公民按財產的多寡分為四等，即五百斗級（Pentacasiomedimni）、騎士級（Hippes）、雙牛級（Zeugitae）和日佣級（thetes），並分別賦予每個等級的公民不同的權利。如改革中的四百人議事會，陪審法庭，第四等級的公民是不能參加的，高級官員也只能又一、二等級的公民擔任，第三等級只能擔任低級官員，第四登記卻不能擔任任何公職。

（2）財力的限制。在具有公民資格的人中，其中貧窮以及居住在遠離城邦的公民事實上也行使不了公民權，能夠參政的只佔公民總數的十分之一二。究其原因，財力成為最大的制約因素。首先，雅典城邦極其重視戰功和公役，每一個能夠實際完全享有參政的公民必須要服兵役，保衛自己的城邦，而對當時要靠自備武器和糧食的戰士來說，就一定要有購買能力，這樣就把那些貧窮的公民阻在參政大門之外。赫爾俄德曾經說過：「假若沒有充足的糧食存結起來，……那麼，你就不要參加公民大會，聽取法庭訴訟。」其次，雅典城邦實施直接民主制，每年的政治活動十分頻繁，大約每十天就要召開一次公民大會，其他的活動就更多，如此頻繁的政治活動是普通公民在經濟上無法承受的。再者，雅典的官員早期是無薪制，雖然後來公職津貼保證一般公民有出任一般公職之機，「但最重要的掌握實權的將軍仍是無薪報酬的，於是一般公民對比極難企及」。下層階級為生活所迫，更不敢有人問津。

（3）公民時間的限制。如前所述，每隔十天左右公民就得前往雅典城邦去開會，雖然可以得到一定數額的津貼，但是要求農民不顧農時，放下農活，手工業者放棄生產特別是遠離城邦的公民在時間上難以行通。過多的民主會議已與生產生活產生了嚴重的沖突，這部分人照樣不能行使自己的公民權。

（4）參政能力的限制。公民大會作為國家權力的最高機關，其會議時間每次只一天，但它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卻十分繁雜。大到戰爭，小到糾紛，都要過問，而且程序極其嚴格，只有少數有才能和職位高者才擁有發言的權利。演講口才在此時就顯得格外引人注目，雅典絕大部分的人才也是這時候被發掘的，如古希臘的幾 出色的政治領袖就都是出色的演說家。對於一般老百姓而言，如果沒有多數人的呼應，恐怕很難有什麼號召力。在這種情況下，普通百姓對參加城邦就必須擁有自己強大的軍事力量。在雅典帝國形成之後，打擊波斯入侵、與斯巴達一決雌雄以及攻打伯羅奔尼撒同盟等就需要龐大的軍隊。這部分屯國兵也不能出席。據統計，「經常能出席公民大會的人數只佔公民總數的1／5左右。
3選舉的不科學性。選舉在雅典人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有公職人員都是通過選舉產生，但它的科學性也同樣受到質疑。

（1）民主選舉與生產方式不協調。如前所述，雅典民主政治生活頻繁造成「政治肥大症」，與廣大勞動者生產活動的季節性和特殊性有著嚴重的矛盾，導致社會生活各種功能之間的深度失橫，使其他機制功能失調。

（2）選舉表決方式的原始性。抽簽選舉和舉手錶決在雅典民主只中佔有絕對的地位，許多政府官員都是由此產生。如十個陪審法庭的5000人的民主中的實際作用。其隨意性與幸運性在某種程度上已蓋過民主的實際意義。我們不能抹去舉手法在直接民主中的實際作用，但選舉人的正當權益，尤其是不受干擾的表達自己意願的權益不能得到保障。

（3）選舉不能盡才為用。在抽簽選舉中公民不能自由地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專長來選擇自己勝任的職業，忽視了不同公職之間的特殊要求，也不利於公民特長的發揮，這不僅不能有益工作效力，甚至適得其反。蘇格拉底就曾指出：「用豆子抓鬮的辦法來選舉國家的領導人是非常愚蠢的，沒有人願意因豆子抓鬮的辦法來僱傭一個舵手或建築師或吹笛子的人………而在這些事上，如果作錯了的話其危害要比在管理國家方面發生錯誤要輕得多。」
（二）審判制度的局限性
1犯罪處罰的不平等。在有關犯罪的處罰上，柏拉圖公開認為：「根據犯罪可以處以不同的刑罰[15]」。在實踐中，雅典法律將雅典人分為三種，一是本邦公民，二是外邦公民，三是奴隸。總的處罰原則是富者多罰，保護本邦公民的權益。本邦公民傷害了自由民可以支付罰款，外邦人傷害了自由民則被驅除出境，奴隸則可能被判處死刑，因為奴隸作為財產而存在，是談不上權利的。
2一審終審。雅典為了審判的效率而實行一審終審，起弊端顯而易見。判決是最後的判決，不能上訴也無法上訴因為根本就無上訴法院法院的第一審就代表全體公民的意志。「而且在起訴上只有男性公民才有次項權利」，這種程序在客觀上不利於使犯罪份子得到懲罰和無辜者的合法權益得到保護。
3專業人員素質的限制。對一般官吏而言，沒有嚴格的素質要求，有無德才在任用上沒有任何差別。陪審員都是普通公民，多數缺乏必須的法律知識，蘇格拉底就曾批評雅典民主政體中的：「根本缺陷在於它不要求其領導者具有任何特殊的知識，它將社會的命運委之於缺乏真知灼見的人們之手」，加上當時的法律不完善，也沒有系統的成文法，許多案件只能依靠個人的主觀判斷，這樣的審判具有較大的隨意性。而且當時沒有律師，判案的根據就是原告的申訴和被告的申辯，不擅言辭者時常敗訴。「在大部分訴訟案件中訴訟的勝負主要不是取決於案件的是非曲直，而是取決於訴訟雙方及其證人，以及那些在法庭上替他們講話的朋友的態度，看他們像不像清白無罪，看他們是否說實話，看他們的發言技巧，看他們的品行是否端正。[17]」這一方面造成了審判的不公，另一方面也埋沒了人才。
（三）監察制度的局限性
1提案負責制。雅典的提案負責制使監察制度受到嚴重打擊。「公民大會提出的新議案如陪審法院與城邦基本法相抵觸，不僅法案要被撤消，而且提案人還要受到嚴厲的制裁。[6]（p24）」從此廣大公民的監督意識一蹶不振，甚至許多不法行為無人敢問。
2陶片放逐法。陶片放逐法本意是將那些公認的危害份子驅逐出境，但結果確實剝奪了僅為嫌疑犯公民的辯護權，使其不能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意願，甚至失去公民資格。那種純粹的主觀意識行為可能使真正擁有先進思想而不被人們所接受的先驅慘遭不幸。蘇格拉底之死，不敢說與此無任何關系。那些傑出的人物，能真正掌握真理的少數往往成為時代的犧牲品，新思想因此被壓制。
3用公權謀私利。雅典的公民大會一方面體現出民主，另一方面卻被一些野心家所利用，每次公民大會，豆油可能受到能言善辯的野心家的煽動。「一些公民，不論全體公民中的多數或少數團結在一起，被某種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驅使，反對其他公民的權利，或者反對社會的永久和集體的利益」[18]，造成多數人的暴政。這種絕對的少數服從多數往往並不能代表公共利益，而知識一種形式上的眾意。盧梭曾指出：「公意和眾意之間經常有很大的差別，公意總是著眼於公共利益，而眾意則是著眼於私利，它只是個體意志的總和[19]」。例如遠征西西里的錯誤便是陰謀家基比阿斯蒙騙眾人的結果，使雅典喪失了與斯巴達對抗的精銳海軍。還有公元前406年的「阿基紐西海戰的勝利悲劇」，使大批的軍事人材死於非命。這些都是統治集團的野心人物為一己私慾而達到清楚政敵的目的行為，與監察制度的缺陷很難分開。
（四）權力機構臃腫和權力制約的混雜
1公職人員過多。如前所述雅典的政治建立在直接的民主之上，甚至後人把他的政治稱為「貧民政治」。雅典的民主靠龐大的政府機構來維持。據統計，雅典有陪審員6000人、弓箭手1600人、騎士1000人、議事會議員500人、衛士1000人、國內官吏700人、重裝兵2500人，此外還有其他公事者。兩萬多人的工職人員在「面積不過2556平方千米，人口在雅典帝國全盛時期不過40萬人中」，在當時經濟條件下已是相當龐大。亞里士多德估計：「每年六個雅典公民中就有一人可能擔任某種官職」。難怪亞里士多德感嘆：「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此外，還有全國性的集會。其社會成本和經濟成本都很難承受，最終也會造成雅典的「政治肥大症」。
2工職津貼。工職津貼是伯里克利為了吸引下層公民參加城邦管理而進行的變革，但從另一個側面講，這些津貼取之與民而用之於政，反而加重下層階級的經濟負擔。在形式上激勵了參政，本質上卻將他們連根拔起——一個連生活都沒有著落的人，最如何也無心參政議政。
3三權合一。在雅典全部的行政官員並不是組成某一個行政首腦同意領導下的政府，各種行政官員任期不一全都由公民大會和其他機構直接選出各自獨立對公民大會或其相應機構負責。這樣一來，公民大會自身就要處理許多具體行政事務，立法權與行政權很難分開。而且陪審法庭既行使司法權又參與立法，其主席相當與一天一夜的國家元首，可管理城邦各項事務，其許可權劃分和設置混雜而有交叉。
雅典民主政治除上述的一些限制外，還存在許多不足之處，如政權更替頻繁，各級官吏限任期太短，除交接權力外，實際工作時間很短，使得工作缺少連續性與積極性，對經驗的積累和責任心的提高都為不利。這里限於篇幅，就不詳細論述。
三、結語
雅典的民主政治達到了古代之顛，不管是在政治還是在法治上都給後人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財富，特別是為大陸法系國家貢獻了藍本，為近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史實材料，也為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最早的基石。然而其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歷史的限制與不夠完善，但從歷史觀的態度去審視，雅典的民主政治比起同時代的其他國家都有過而不及。我們在正確看待歷史的同時，能以史為鑒，為開創今日的現代民主而努力。

『貳』 比較梭倫改革和克里斯梯尼改革

梭倫改革

改革背景
公元前6世紀，隨著雅典工商業的發展，雅典出現了新興的工商業者階層。由於奴隸佔有制的發展，雅典許多平民因債務而受到氏族貴族的奴役，平民反對氏族貴族剝削 、 壓迫和獨攬政權的斗爭十分激烈 。 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首席執政官 ， 成為斗爭雙方的仲裁人 ，並以立法者身份實行了廣泛改革。

克利斯提尼改革

Cleisthenes，Reforms of

公元前508年雅典政治家克利斯提尼（約前570～前508）實行的政治和社會改革。公元前510年僭主被推翻後，氏族貴族之間以及氏族貴族與平民之間的斗爭尖銳化，保有血緣關系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組織已經不能適應奴隸佔有制國家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克利斯提尼在公元前525～前524年任雅典首席執政官。公元前508年，他聯合平民通過公民大會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首先，他設立10個地區部落，取代原來的4個氏族部落。雅典被分為城區、沿海和內地三大地區，各大地區再分為十部分，稱為三一區。通過抽簽，從每個大區中各抽一個三一區，合成一個地區部落。三一區下分若干德莫斯(自治村社)，構成雅典公民政治、社會和宗教活動的基層單位。年滿18歲的雅典男性青年，在其父母所隸屬的德莫斯內通過一定的入籍儀式便可取得公民權。一些外邦人也在德莫斯內取得雅典公民權。這樣，地域原則代替了血緣原則，削弱了氏族貴族在各方面的影響。其次，規定每個地區部落每年各選50名30歲以上的公民，組成五百人議事會，代替梭倫創設的四百人議事會，成為公民大會各項提案的起草機構，並負責處理國家日常行政事務。克利斯提尼還加強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的活動。根據他的建議，制定了貝殼（或陶片）放逐法，以防僭主再起。

克利斯提尼的改革促進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發展，加強了雅典公民的團結，有利於雅典城邦的鞏固和發展。

在克利斯提尼年代，雅典的官員數目比較少，但隨著雅典由一個小城邦躍升成為古希臘世界的大都會，以及提洛同盟的盟主，雅典需要的官員數目急劇增加，在公元前五世紀至四世紀，雅典大約有六百名行政官員，來處理和盟邦的外交關系、提洛同盟的公款、公共建築、及聯盟艦隊的設置。
行政官員必須要年滿三十歲，及隸屬五百medimnoi階級pentakosiomedimnoi、騎士階級hippies、有軛牲階級zeugitai三個階級，條件和五百人會議議員一樣，但實務上也能接納僱工階級thetes成為行政官員，只要在選後回答自己是前三個階級便可，每一公職都是一年任期，而他們一生只能擔當同一官職一次，也不可同時兼任不同官職，不過可在不同年份擔當不同公職。但一般來說，官員都不可能不斷持續其官員生涯，因為所有行政官員、五百人會議議員及執政官在完結一年的公職後，都必須接受為期數個月，稱作euthynai的調查過程，包括一個稱作logistai的十人小組主動對官員的所作所為作出調查，以及由一個五百零一位陪審法官組成的特別法庭接受公民的申訴，而調查期間是嚴禁擔當公職的，因此每名官員若想連續官職生涯，必須相隔一年。
大多數官員都是十人一組的，每個部落都有一人出任官職。大概有一百名官員是由選舉產生包括步兵及騎兵指揮官、財政官員、及主管宗教事務的官員，因為這些官職都需要某些專業技能。在每年冬天的一次公民大會中會在每個部落各提供的多名人選中選出這些官員，之後會對這些官員進行職前訓練及測試，好在古希臘仲夏新年時這些官員順利投入工作。
而其餘的五百名官員會由自願者之中抽簽選出，有些職位會因權力大而且受歡迎而競爭激烈，但有些公職卻因無人擔當而要在缺額的情況下工作。部落會提供出多人一份名單予城邦，然後在雅典衛城東的希修斯聖殿（Sanctuary of Theseus）中抽簽決定人選，整個抽簽過程由六個司法執政官thesmothetai主持。這些官員掌管一般的行政事務，比如管制市場及度量衡、主管官賣小麥的供應、神殿的工程修繕、監督城邦財政，道路維修清潔等、管理來自西徐亞的三百個弓箭手警察。其中一個行政小組比較特別，一個執法小組，掌管城邦監獄、處理充公財產、執行包括死刑在內的刑罰，有擁有十一名成員，而非一般的十名。
和五百人會議的議員一樣，官們在擔任職務期間擁有一些特權，包括免服兵役，在城邦中的慶典中享有特別坐位，以及可以頭戴桃金娘製成的冠冕彰顯身份。而在西元前四五零年後，官員也可領取一定的薪資，以津貼貧困戶擔當公務。

1，背景：
（1）梭倫改革後，雅典出現了許多地方政治派別，主要有平原派、海岸派、和山地派。
（2）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擔任首席執政官，以與平民合作的態度進行改革。
2，內容及作用：
（1）以地獄組織代替氏族組織。這有助於削弱氏族貴族對地方政權的控制，促進不同部落之間的融合。
（2）進一步改造國家政權機構：創立了新的五百人議事會代替原來的四百人議事會，議員名額以各地居住區公民人數按比例分配。從而創立了最早的比例代表制選舉法。議員的當選標准體現了機會均等、任期制的民主原則。
（3）創立「陶片放逐法」。這是一項確保民主政權長期存在的法令，可以有效地防止政治野心家顛覆民主政權。
3，意義：
克利斯提尼改革在雅典牢固的確立了民主體制，為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過程寫下了最後一個休止符。

主要內容
1、經濟上：

①廢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債務，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債，禁止把欠債的平民變為奴隸。由國家出錢把因無力還債而被賣到異邦為奴的人贖回。這一措施史稱「解負令」。

②實行一系列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政策的措施，包括限制糧食出口，擴大橄欖油輸出；實行貨幣改革，以利於商業貿易；獎勵外地工匠移民雅典，提倡公民學習手工業技術；改革度量衡，鑄造雅典新幣，制定了一些有關財產繼承、禁止厚葬、撫恤為國犧牲公民的親屬等法令。

③承認私有財產繼承自由，消除了所有制度上的氏族殘余。

2、政治上：

①廢除世襲貴族的壟斷，不再以出身而以財產的數量來劃分公民等級。按一年農產品收入的總量把公民分為4個等級（按年改入的的穀物等產品的數量分別列為500斗、300斗、200斗和200斗以下四級）， 各等級的政治權利依其財力之大小而定。第一、二等級的公民可以擔任國家高級官職；第三等級可任低級官職；第四等級的公民不能擔任官職，但有權參加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

②設立四百人會議作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作為最高行政機關。四百人會議由4個部落各選100人組成，除了第四等級外，其他公民皆可當選。

③設立陪審法庭（也譯為民眾法庭，相當於最高法院），作為最高司法機關，任何公民都有權上訴。陪審法庭的陪審員由所有等級的公民經抽簽方式選出。陪審法庭受理並裁決公民投訴或上訴的案件，擴大了公民的權力。

④制定新法典取代格拉古的嚴酷法律，只保留了其中有關殺人罪的部分，使整個雅典法較有人道色彩。

改革意義
梭倫改革既不遷就貴族，也不偏袒平民，收入最少的第四等級不享有擔任政府官職和參選「四百人會議」的權利。這種中立政策未能徹底化解社會矛盾。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貴族專權的局面，促進了雅典民主政治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通過這些改革，使雅典貧苦公民擺脫了遭受債務奴役的威脅，打擊了貴族統治，使城邦體制更加鞏固。同時，梭倫通過規定公民個人佔有土地的最高限額，防止了土地的過分集中，使城邦體製得到健康發展，民主政治也發展起來。保護和促進工商業的措施又使工商奴隸主地位迅速上升，奴隸制經濟開始走向繁榮。

梭倫改革是雅典城邦歷史發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礎，有助於工商業的發展，調整了公民集體內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使自身從事勞動的中、小所有者公民在經濟、政治和社會上的地位得以保證。

『叄』 執政官的選舉改革

公元前487年，執政官的任命又開始採用候選人抽簽選舉法，但與梭倫時期形同而實異，因為希波戰爭後，雅典的政治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關於這次改革的始作俑者，有些學者推測是鐵米斯托克利或阿里斯泰德，但並無確鑿證據，很可能改革的推行並不是某一個人的作用。 (1)擴大執政官的范圍，改變貴族議會主要由親庇西斯特拉圖派構成的狀況。
(2)提高政治、軍事效率，為抵抗波斯做准備。 僭主政治被推翻後，貴族議會中大部分人是僭主的支持者。他們不僅可以網羅親信影響執政官選舉，而且本身也可以擔任執政官。公元前510年的執政官斯卡門德里奧斯、公元前509年的執政官里薩哥拉斯、公元前508年的執政官伊薩哥拉斯都與僭主有關系。公元前496年，僭主的親戚西帕爾庫斯當選執政官，此時距克里斯提尼改革已有10年之久，表明親僭主派仍有一定勢力。他們的活動首先與克里斯提尼改革後雅典的民主化趨勢相悖，如果他們與逃跑的僭主西庇阿斯勾結，又會影響雅典反波斯的大計。通過抽簽的方法提高五百斗級和騎士級中非貴族成員參加選舉的積極性，擴大他們入選的幾率，從而逐漸改變執政官乃至貴族議會的構成，不失為打擊親僭主派的一個有效方法。為了同樣的目的，雅典人在公元前488年還啟用了擱置多年的陶片放逐法，雙管齊下足以說明當時形勢的嚴峻。另外，馬拉松戰役使雅典人認識到提高政治、軍事效率的重要性。改革前，10名執政官和10名將軍都由直接選舉產生，兩個機構的職能也有交叉，不同的是將軍可以連選連任，執政官卻只能任職1年。雅典未來面臨波斯強敵的入侵，戰爭將成為城邦生活的主題。有一定軍事技能的將軍不僅可以提高成功的機會而且可以保證政策的連續性，時勢把將軍推到了雅典政治的前台，這個結果是以執政官權力的下降為代價的。執政官改為抽簽選舉後，隨著對其能力要求的降低，官職本身的權力、榮譽也降低了，不再是城邦中最有能力的人角逐的目標，這是此次改革的實質，也是與梭倫執政官選舉改革的最大區別，因為梭倫利用抽簽主要是幫助富人進入一直為貴族壟斷的執政官群體，執政官的地位並未受到影響，仍是城邦最高官職。這次改革後，將軍成了炙手可熱的人物，不僅接管了執政官的軍事權力，以後又逐漸取代了他們在內部事務中的首席地位。因此，公元前487年改革是將軍和執政官權力轉換的開始，而這個過程一旦開始，即以加速度的形式向前發展。從改革的內容看，這次改革蘊涵一些新的因素。克里斯提尼改革後，平等的思想開始在雅典出現、發展。但以執政官而言，一直是10個部落選舉9名執政官，這意味著總要有一個部落甘心扮演陪襯的角色，因此雅典人在這次改革中設立了司法執政官秘書一職，將執政官委員會湊足10人，確保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代表。但問題依然存在。設想某一部落連續擔任名年官，而另一部落卻連續擔任秘書一職，盡管各自都有代表，仍難免產生異議。鑒於此，雅典人在增設官職的同時又將輪流的原則引入了選舉機制，在保證每部落都有代表的基礎上，規定每年每個執政官要來自不同部落，也就是說，以10年為一周期，同一部落成員不能兩次擔任同一職務。這個原則的實現大概也是藉助抽簽的方法。在每個周期的頭一年，10個部落進行抽簽：第一輪抽取名年官；第二輪，剩下的9個部落抽取王者執政官，然後依次類推。在接下來的8年裡，每次抽簽決定一個官職，都應排除曾擔任過此職的部落，因此第一輪抽簽即由9個部落參加。到10年中的最後一年每個部落該擔任哪個職務已經不言自明，也就無須抽簽。部落代表原則和輪流原則保證了部落間的平等，而抽簽又保證了候選人之間機會均等，因此這次改革體現了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理念——平等，它是雅典在民主的道路上邁出的重要一步。
公元前487年執政官選舉改革並未伴隨著任官資格的變化，有資格者仍僅限於前兩個等級，但抽簽的運用為執政官向更大范圍擴展准備了條件。公元前457年，法律規定第三等級也可以擔任執政官。這個規定本應是執政官地位降低後的應有之義，但從亞里士多德的話推斷，它更可能是雅典的權宜之計。這一年雅典陷於和波斯、斯巴達的兩線作戰，要求第三等級源源不斷地補充步兵，大概是為了提高他們作戰的積極性，所以官方不惜置法律規定於不顧，破格允許他們擔任執政官。可能到公元前5世紀末，第四等級參選執政官也被默許，這時梭倫的財產資格雖未正式廢除，但已不再嚴格執行了。 從直接選舉到純粹抽簽，執政官選舉制度的演變經歷了漫長的3個世紀。這個過程既是執政官權力變化的縮影，也是雅典民主化進程的一個縮影。它不是直線進行的，有曲折往復：最初，執政官是城邦的最高官職，貴族將它的任用權交給了自己的代言人——貴族議會，形成了對執政官的壟斷。梭倫首次把抽簽法引入執政官選舉，擴大了任官資格，打破了貴族的壟斷，但沒有動搖執政官的地位。僭主為了維護統治，又將抽簽選舉改為直接選舉，執政官受到僭主的控制，克里斯提尼改革後地位得以恢復。公元前487年，抽簽選舉制復興，執政官的地位無可挽回地下降了。公元前5世紀末，雙重抽簽取代了選舉和抽簽相結合的辦法，執政官也從城邦的最高官職淪落為幾乎向所有公民開放的普通官職。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出，雅典人主要通過改變選舉制度的辦法實現了執政官的日趨平民化。與之緊密相關的貴族議會，在公元前462年厄菲阿爾特改革及幾次執政官改革的沖擊下，也不再是貴族的代言人了。經過公元前5世紀民主浪潮的洗禮，執政官和貴族議會這個曾經的貴族堡壘，終於被民主化了。

『肆』 一道歷史題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點和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不同於一般萌芽中的國家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古代東方專制主義國家相比，它具有許多明顯的特點。

首先，雅典民主制度體現著雅典奴隸主自由民多數人的主權。伯里克利斯曾自豪地宣稱：「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9]體現雅典人這種公民主權觀念的，便是民眾大會權力至上的制度。雅典的民眾大會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皆可參加的大會。在這里，任何公民都可發言；一切法律在其頒布之前都要在這里討論通過；所有重要的國家官吏者；要在這里選舉產生，一切關於戰爭與和平及其它重大國務都要在這里經過辯論、以多數人的意見作決定。通過這種制度，雅典的普通公民確實有許多機會去影響乃至決定政府的決策。而通過選舉產生的官吏，也能較好的體現和執行民意。

其次，同公民主權密切相聯系的是公民個人的自由和平等。事實上，這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出發點。「大家認為平民政體具有兩個特別的觀念：其一為『主權屬於多數』，另一為『個人自由』」。「平民主義者先假定了正義（公道）在於『平等』，進而又認為平等就是至高無上的民意。」[10]雅典人的自由平等觀念可以溯源於氏族社會的傳統，又被強化於雅典進入階級社會後的特殊的生產方式。

再次，雅典的官吏制度是具民主原則的重要體現。「自由的要領之一（體現於政治生活）為人人輪番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11]國家的一切公共職務（除十將軍之職外）向一切等級的公民開放，只有為保證任職者能正當、順利地履行職責的一些極少的、必要的條件限制。如規定，陪審法庭中的陪審官必須是年滿30歲以上的、不欠公共債務的公民。官吏的選舉一般都以抽簽的方式進行，所以普通公民擔任公職的機會是相當多的。

重要的官吏是以民眾大會舉手選舉的方式進行，原則上，「所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們有真正的才能。」[12]

復次，引人注目的是，在雅典國家有一整套相當嚴密的制度，保證公民對國家官吏實施有效監督。在雅典，所有的官吏在任職前要接受資格審查。一般實施這種審查的權力機關是陪審法庭。但對於將於次年任職的議事會成員、執政官等重要官吏，則首先由500人議事會審查其資格，而後再由陪審法庭審查，最後決定權在於陪審法庭。由於雅典的陪審法庭實際上是掌握在人民手中，因而，雅典的司法執政官還負有對國家官吏的監督責任，他們可就國家官吏包括議事會的主席的違法行為向民眾大會提出公訴。為防止國家官吏貪贓任法、利用職權謀取私利，雅典專門設有十個會計員，「所有卸任官吏都要犯帳目對他們報告。」[13]這些會計員將核查結果提交陪審法庭，一旦發現貪污、盜用公款等犯罪行為，陪審法庭將以罰金或其它刑罰來處罰犯罪的官吏。在所有的雅典國家機關中佔比較特殊地位的十將軍職務，盡管可連選連任，但也要在每年經受十次公民大會的信任投票。如果這種投票反對其中任何一個官吏，他便應在陪審法庭中受審，如有罪，則決定他1為刑罰或罰金」[14]。此外，前所提及的「貝殼放逐法」更是雅典人監督官吏的有效手段之一。

如前所述，雅典人的500人議事會負責國家的日常政務，是雅典國家極其重要的機關。為了防止議事會的獨斷專橫，雅典人採取了分權的方法，剝奪了議事會原有的判處死刑、監禁和罰金的最高權力，確立了陪審法庭最高司法審判和監察權，甚至於使陪審法庭擁有保護憲法的權力。亞里士多德記述：「人民使自己成為一切的主人，用命令，用人民當權的陪審法庭來處理任何事情，甚至議事會所審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裡了。」[15]在議事會內部，也採取措施，防止權力集中。議事會實行十個部門(三分區)的50人團輪流擔任主席團的制度，每個主席團任期約一年的1/10。主席團中每天由抽簽選出一名總主席，負責保管國家金庫、檔案和廟宇的鎖鑰和國璽；並在民眾大會、500人會議開會時任主席。但總主席任職只一日夜，不得延長，也不得再度任此職。這些措施，有利於避免因長期任職形成事實上的權力集中以至專制獨裁之流弊。

此外，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與民主相得益彰的是雅典國家的法制。伯里克理斯宣稱：「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6]法律是適用於所有人的，沒有人能處於法律之外，享受特權。

雅典人雖然極其珍視公民的個人自由，但這種自由從來也沒有淪入無法無天、「人人各行其願」的地步。「在我們的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的和寬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這是因為這種法律使我們心服。」亞里士多德認為「平民政體較少發生內訌，比寡頭政體較為安全。」[17]這是因為，在象雅典這樣的民主政治國家裡，解決統治階級各派的矛盾和斗爭時，基本上都遵循著一定的法律程序，於是，以暴力和流血的手段進行爭權奪利的斗爭的事很少見。

雅典人極重視法律的穩定和權威，雖然允許修改法律，但有著嚴格的限制。在雅典，提交公民大會討論的議案事先都要經過議事會的審查。公民個人雖然可以在民眾大會上提出修改或廢除以往的法律或提出新的議案，但若這種提議得不到通過的話，則將被起訴為不法行為，提議人要受到罰金處分，甚至有生命之虞。

雅典人不但重視成文法，而且也重視習慣法。「我們服從法律本身，特別是那些保護被壓迫者的法律，那些雖未寫成文字、但是違反了就算是公認的恥辱的法律。」[18]

雅典的民主制度，對雅典國家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曾大大地促進了雅典經濟的發展。雅典的手工業、商業、航海業和種植業的發展，又使雅典的對外貿易迅速擴大。雅典的皮里優司港成為地中海東部最繁忙的港口。「我們的城邦這樣偉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東西都充分地帶給我們，使我們享受外國的東西正好象是我們本地的出產品一樣。」[19]

在雅典民主政治下形成的自由寬松的學術條件和允許個人才能自由全面地發展的氛圍，使雅典的科學文化空前地繁榮。當代西方哲學的各主要派別以及倫理學、美學、邏輯學、政治學、法學等學科都可以在以雅典為中心的希臘文化中追根溯源。此外，在數學、醫學和其它一些科學方面，雅典人也有傑出的貢獻。因而，伯里克利斯在一次演講中驕做他說，（我們的城市是全希臘的學校。」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這種制度下雅典公民表現出的愛國主義熱情。在馬拉松之役，雅典士兵能一舉擊敗六倍於己的波斯軍隊，若非具有為捍衛自己的制度而激發出的巨大勇氣和才智，這是不可想像的。正是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激勵著雅典人為之慷慨而戰，從容赴死，「因為他們只要想到喪失了這個城邦，就不寒而慄。」

『伍』 歐洲雅典民主的發展和消亡，經歷了哪些大事件呢

雅典是古希臘最有名的城邦之一，其面積只有2550平方公里，人口在20萬到30萬之間。雅典雖然小，但是卻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雅典在古代時代成為了古希臘的文化中心，出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著名的學者，是人文主義的源頭之一。而雅典的民主制度，更是古希臘文明的代表。它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源頭，為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雅典位於阿提卡半島，居住著愛奧尼亞人，他們早在邁錫尼時代就居住在這里。多利亞人入侵後，古希臘進入了「黑暗時代」。不過阿提卡卻擊退了多利安人的侵犯，保持了獨立。阿提卡的愛奧尼亞人有四個部落，每個部落有三個胞族，每個胞族又分為30個氏族。在古風時代（前8世紀到前6世紀），愛奧尼亞人開始從氏族社會時代過渡到了國家階段。

『陸』 古雅典的法制

雅典民主政治的產生及體現。雅典的民主政治起源於氏族社會，到奴隸制時期，實現了由君主體制到九個執政法官主持的「寡頭政治」轉變。後來通過德拉古（Draco）立法、梭倫（Solon）改革、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伯里克利（Pericles）改革終於到了雅典的民主政治。 「民主」一詞最早見於希羅多德（Herodotos）的《歷史》一書。在古希臘文中，「民主」（Demokratia）是「人民（Demos）」和「權利（Kratia）」兩詞合成，即人民的權利、人民的統治之意。義大利文、英文、德文、法文和俄羅斯文中的「民主」都從其演變而來。尊重人格、保護人權，公民自治是希臘民主政治的集中表現。民主政治思想在那個時期達到了最高水平，在選舉權、審判權、監察權以及行政權上都有突出的體現。

（一）選舉制度。雅典實現直接民主制，而非代議制，主要體現在公民大會上。凡年滿二十歲的雅典公民都要直接參加公民大會，選舉出城邦重要的公職人員。其職權是選舉和評審政府官員，修改法律、解決財政收支、決定宣戰和媾和、締結和解除盟約、評定軍功等。如「執政官和十將軍的選舉就在公民大會上舉行 [1] 」。公民大會是雅典最高權力機關，每月舉行兩到四次，每個公民在大會中都有選舉權。伯里克利說：「一個公民只要有任何長處，他就會受到任何提拔，當任工職，這就對他優點的賞賜，跟特權是兩碼事。貧窮也不再是障礙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於國家不管他的境況有都黯淡[2]」。公民大會用抽簽的方式選舉出五百人議事會、陪審員和一般行政人員。

（二）審判制度。梭倫改革後，雅典城邦設立了十個陪審法庭，平均每個有五百人，由公民大會選舉，任期一年，不得連任。陪審員由年滿三十歲的男性公民通過抽簽方式充任，陪審法庭作為最高司法機關，有權受理公民的「不法申訴」。對案件的受理採用開庭方式，經過原、被告的辯論後，由陪審員秘密投票得票多者勝訴。因陪審判決即是一審判決有是終審判決，故「陪審官的任何投票都應當具有最高效力[3]」。

（三）監察制度。雅典的監察制度已經相當發達，陪審法庭除是最高司法機關外，還是最高監察機關，有批准或否決五百人議事會的權力。此外公民也可以行使監察權。在雅典，官員的當選必須經過公民的嚴格監察。

1 在任職前其資格需先經審查，包括：出身、財產、人品、信仰、是否尊重父母、是否服兵役等。以執政官為例，其資格由五百人議事會作初審，如有問題則提交法院判決決定是否任職。

2 官員任職期間也要收到審查。如執政官和將軍在每一主席團中都要舉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是否稱職，如果這種投票反對任何一個官員，他便要到陪審法庭受審，如有罪，則判決他的刑罰或罰金，如果無罪，他將復職[3]（p64）。

3官員在其任職期滿後，還要接受審查。在其離任時，會有專人對其在任職期間的財產進行審查，如有貪污或者受賄，即送交法院判決，通常對其課以非法所得的十倍罰金［4］。

4不法申訴。任何雅典公民認為某項法令違法，都有權向陪審法庭提出控訴，在控訴期，該法令暫停實施，如作肯定判決該法令就會被撤消。

5貝殼放逐法。他是克里斯提尼立法改革最富有特色的一種制度，這一制度是針對那些濫用權力，危害國家利益，侵犯公民權利的官員而設置的。每個春季非公民大會，先用口頭表決方式提出是否有被放逐的人，如果有就召開第二次會議，每個人都在陶片或者貝殼上寫上他認為應被放逐人的名字。

（四）行政制度。五百人會議作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負責處理政務，為公民大會准備提案和主持大會。雅典的行政官員都是義務職，不支薪金，而且分工明確，主要有六個司法行政官、祖執政官、王者執政官和軍事執政官，下面又設有各級大小官員。但他們產生的方式不太相同。六個司法執政官及他們的書記均由抽簽選舉，而王者執政官、祖執政官和軍事執政官各有兩個助理，由他們自己選舉。這些人的資格在其任職之前都由陪審法庭審查，卸任時並需作報告。

『柒』 雅典民主政治的本質

雅典民主政治的本質，又稱雅典式民主，是在公元前508年於希臘城邦雅典（包括雅典的中心城邦及其周邊的阿提卡地區）發展出的一套民主體系。雅典也因此成為最早的民主政體之一。[1]雖然其他的希臘城邦也設立了各式各樣的民主體制，其中大多數也借鑒了雅典的模式，但它們沒有一個能如同雅典的民主體制一般有力、穩定且具備良好的明文規定。雅典民主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對直接民主制度的實驗——因為選民並非選舉民意代表而是直接參加對立法和行政議案的投票。

雅典民主的本質是一種公民領導的地方自治，但它與現代民主制度的差異仍然是巨大的。首先，雅典民主的參與權並非如現代基於居民，阿提卡的女性和奴隸沒有完整的權利；[1]其次，制度的不完善導致政府的效率非常低。政治家們為了名利經常借演講互相詆毀，選民的民意會受在劇場中上演的政治諷刺戲劇的巨大影響都是無法忽視的事實。然而由於參與權有無的劃分與經濟上的階層無關，因此雅典民主的選民參與程度在那個時代來說已經非常高。這種制度為希臘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雅典民主制的本質基本特點是人民主權和輪番而治。公民大會，五百人議事會和民眾法庭是民主政治特徵的充分體現。
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負責審議且決定一切國家大事。所有合法公民均有參與權、知情權、發言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公民大會最重要的程序是就某項議案展開辯論。雄辯的演說有賴於豐厚的學養，激烈的辯論促進了對知識的崇尚與演述說的發展。
五百人議事會是公民大會的附屬機構，負責為大會准備提案並主持大會，在公民大會休息期間，議事會是大會最高權力的代表，負責監督行政官員落實大會決議。
民眾法庭是日常司法機關，高級公職人員的任職資格，也是民眾法庭終審。
雅典人民主權的特徵也體現在眾多規模不大的行政和軍事機關上。

『捌』 誰來詳述一下古雅典政治體制和官員等級分配

（一）選舉制度。雅典實現直接民主制，而非代議制，主要體現在公民大會上。凡年滿二十歲的雅典公民都要直接參加公民大會，選舉出城邦重要的公職人員。其職權是選舉和評審政府官員，修改法律、解決財政收支、決定宣戰和媾和、締結和解除盟約、評定軍功等。如「執政官和十將軍的選舉就在公民大會上舉行[1]」。公民大會是雅典最高權力機關，每月舉行兩到四次，每個公民在大會中都有選舉權。伯里克利說：「一個公民只要有任何長處，他就會受到任何提拔，當任工職，這就對他優點的賞賜，跟特權是兩碼事。貧窮也不再是障礙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於國家不管他的境況有都黯淡[2]」。公民大會用抽簽的方式選舉出五百人議事會、陪審員和一般行政人員。
（二）審判制度。梭倫改革後，雅典城邦設立了十個陪審法庭，平均每個有五百人，由公民大會選舉，任期一年，不得連任。陪審員由年滿三十歲的男性公民通過抽簽方式充任，陪審法庭作為最高司法機關，有權受理公民的「不法申訴」。對案件的受理採用開庭方式，經過原、被告的辯論後，由陪審員秘密投票得票多者勝訴。因陪審判決即是一審判決有是終審判決，故「陪審官的任何投票都應當具有最高效力[3]」。
（三）監察制度。雅典的監察制度已經相當發達，陪審法庭除是最高司法機關外，還是最高監察機關，有批准或否決五百人議事會的權力。此外公民也可以行使監察權。在雅典，官員的當選必須經過公民的嚴格監察。
（四）行政制度。五百人會議作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負責處理政務，為公民大會准備提案和主持大會。雅典的行政官員都是義務職，不支薪金，而且分工明確，主要有六個司法行政官、祖執政官、王者執政官和軍事執政官，下面又設有各級大小官員。但他們產生的方式不太相同。六個司法執政官及他們的書記均由抽簽選舉，而王者執政官、祖執政官和軍事執政官各有兩個助理，由他們自己選舉。這些人的資格在其任職之前都由陪審法庭審查，卸任時並需作報告。
出現了「三權」的雛形

『玖』 《德拉古法典》代表什麼人的利益原因是什麼

古希臘雅典一直沒有成文法，只有傳統的習慣。貴族利用手中的權力任意解釋說明。為了避免貴族隨便杜撰或仿造習慣法，廣大平民經常要求制定成文法。在他們的壓力下，貴族被迫讓步。公元前621年，為了用平息人民的怨恨的方法加強貴族對雅典的統治力，雅典當局委託司法執政官之一的司法執政官德拉古制定了雅典第一部成文法典，稱之為《德拉古法典》。
代表奴隸主貴族的利益。
原因：這個議事會，沒有起過什麼作用，形同虛設。法典中有關公民權的規定，對現實情況也沒有什麼改變。不過，我們從這里可以看出，這次立法，不是對於廣大貧苦人民的讓步，相反，卻剝削了他們的公民權利。這個法律的中心內容是兩條，即選舉辦法的改變。這里有兩層含義：其一，貴族內部更加平等。誰當選，誰不當選，不是由貴族會議決定，而是公民抽簽選舉，財產條件合格者，只要中簽，都可以當官。其二，中等階層有了一定的權利。雖然較高的財產標準保證了雅典最高權力掌握在貴族手中，但貴族已不能完全獨霸官職了，雅典中等階級公民可以通過抽簽當選雅典中下級官吏。這樣既調整了貴族內部的關系，也調整了貴族和中等階層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統治階級的基礎。
評價;①法典迴避雅典社會尖銳的社會矛盾，並沒有改善平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不利地位。②法典維護奴隸主貴族的統治，採取嚴刑峻法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的社會矛盾。 ③由於審判權完全掌握在貴族手中，法典變成了平民受壓迫地位的象徵，所以它必然失敗。 這次改革沒有改變雅典的寡頭制，也沒有改變雅典的貴族制。廣大下層平民仍沒有任何政治權利，他們是雅典的「民」，不是雅典的「主」。德拉古法典只不過是把舊的習慣法換成了文字而已，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貴族的專橫，但本質上還是維護貴族專政的。遠遠不能滿足廣大平民的要求，反而使平民與貴族的矛盾更加激化。公元前六世紀初，雅典平民開始醞釀武裝起義，貴族聞訊大為震驚，被迫選擇梭倫為執政官，開始了梭倫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