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司法

『壹』 競技體育競賽規則是保護什麼的法律形式

一， 體育作為一項社會活動，就需要制定法律來調整體育法律關系，比如有《憲法》、《體育法》以及相關的體育法律規范。 二，制定法律規范不能隨意制定，必須要符合體育職業道德和倫理規范的約束。 目前存在的問題：第一，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僅有一部《體育法》，並且其 條文以原則性內容為主，缺乏實用性和操作性；第二，行政規章雖然數量相對較多，其中不少也涉及體育行政機關或行業組織行使公權力的情況，但對外部解決手段諸如司法介入體育糾紛解決的問題幾乎毫無規定；第三，各體育單項協會中的糾紛處理機關設置參差不齊

『貳』 解釋一下當年義大利足壇電話門丑聞

義大利電話門事件始末

「和梅西納的比賽給我安排孔索羅和巴塔利亞。」
「是的，我已經安排了。」「和利沃諾的比賽呢？羅基？」「羅基去利沃諾，沒有問題。」

自2004年8月開始後的48天內，都靈檢察官瓜里涅羅經司法部門授權竊
聽了尤文圖斯總經理莫吉的電話，以上只是電話記錄的一個片斷，聽上去莫吉似乎在向下屬布置任務，然而電話的另一頭卻是前義大利足協裁判指派員帕伊雷托。電話門進行時

5月2日《米蘭體育報》披露尤文總經理莫吉在2004－2005賽季與裁判指派員帕伊雷托的電話交談內容，其中，莫吉數次通過操縱帕伊雷托指定裁判人選。5月5日帕伊雷托否認媒體的報道內容。5月7日尤文圖斯主場2比1戰勝帕勒莫，在聯賽還剩一輪時，領先第二名AC米蘭3分。

5月8日義大利足協主席卡拉羅宣布辭職。

5月10日丑聞的另一主角足協副主席馬濟尼也宣布辭職。

5月11日尤文俱樂部首席執行官吉拉烏多涉嫌造假賬。

5月12日尤文董事會包括吉拉烏多、莫吉在內的6人集體辭職。

5月12日義大利軍警進入足協進行調查。尤文圖斯門將布馮等人涉嫌賭球。5月13日《共和報》報道，2004-2005賽季18場意甲聯賽受到調查，而其中尤文圖斯有12場比賽涉嫌利用裁判取得了有利尤文的結果。5月13日與丑聞有關的義大利裁判德桑蒂斯被取消執法德國世界盃的資格。

電話門丑聞主要角色領銜主演———莫吉（前尤文總經理）主演———吉拉烏多（前尤文首席執行官）馬濟尼（前意足協副主席）卡拉羅（前意足協主席）帕伊雷托（前意足協裁判指派員）貝爾加莫（前意足協裁判指派員）

「電話門」丑聞10餘天後，已經波及到無法想像的廣度和高度，現在的義大利足壇，到處是一片狼藉。5月14日晚，意甲進行了最後一輪比賽，尤文圖斯在中立場地波瀾不驚地2∶0擊敗雷吉納，奪得本隊歷史上第29座聯賽獎杯。這第29個冠軍為這個賽季畫上了句號，也為尤文圖斯的一個時代畫上了句號，俱樂部總經理莫吉昨天凌晨宣布了辭職的決定，今天尤文圖斯官方可能會宣布副主席貝特加的離職。

在冠軍之後，等待尤文圖斯的是一場暴風雨，以及一次巨大的變動，不僅如此，「電話門事件」從尤文開始，牽涉到9傢俱樂部，甚至還有可能帶出賭球假球案，義大利足壇正遭遇空前的強烈地震。尤文管理層集體辭職

上周日，尤文剛剛奪得聯賽冠軍，莫吉便在接受義大利天空台采訪時宣布：「我需要告訴大家，在周一，我將辭去尤文圖斯總經理的職務，而且永遠退出足球界，我沒有力氣和慾望繼續下去了，那些人謀殺了我的靈魂，我所能做的就是用法律捍衛自己。」

尤文圖斯副主席貝特加暫時沒有接受采訪，他可能也會和莫吉一起離開尤文圖斯的領導層，真正引人關注的是首席執行官吉拉烏多的命運，這位理財高手也捲入了做假賬的丑聞中，關於他是否會離開尤文圖斯眾說紛紜。

上周四，主席斯特文斯率領除三巨頭以外的8個董事集體辭職，實際上架空了以吉拉烏多為首的董事集團。6月29日，尤文幕後股東的股東大會將選出新董事會，尤文俱樂部才能走入正軌，目前階段，尤文所有事宜都交給最大股東 I fil集團處理。

尤文很可能降級電話門事件的嚴重性和涉隊之多史無前例，以1980年賭球案和去年熱那亞假球僅有的兩個單項前例來看，如果尤文目前罪名全部成立，最低限度會像上賽季乙級的威尼斯一樣被勒令降到所在聯賽的最後一名，也就是降級，還要罰3分。這還是最輕的，重則可能被降到丙1級。這意味著尤文至少兩年內不能參加歐洲比賽，除非在本國杯賽奪冠。上賽季的聯賽冠軍將肯定被取消，本賽季剛剛奪取的聯賽冠軍，也可能被取消，收回的冠軍不再發給任何一支球隊，即意甲這兩年冠軍空缺。1927年有過先例，把都靈的冠軍收回，再沒發給別人。

拉齊奧、佛羅倫薩兩隊涉案的直接是各自的主席，這一點比尤文還嚴重，也參與了部分比賽的作假，處罰結果也可能像尤文第一種方案：罰分降級。如此，意甲歐戰球隊因此產生變化，如尤文、佛羅、拉齊奧降級的話，歐足聯會重新作個意甲排名，順次往後推，羅馬和切沃將參加下賽季冠軍杯，帕爾瑪和恩波利中的一個與巴勒莫、利沃諾一起參加聯盟杯，6月28日為冠軍杯抽簽，此日前要決定結果。意甲聯賽推遲改制

義大利足協也可能藉此機會，把意甲調回18支球隊，鑒於20支球隊的兩個賽季混亂不堪。而在「假比賽」中被坑害的球隊，將得不到任何補償。如果所有事情在8月中旬不能得到具體解決，下賽季原定8月27日開賽的意甲時間會推遲一點，因為10到15天前需要做出日程。降級豪門的球員，必須遵守各自的合同，不能因為降級就走人，只有28歲以上的球員能得到歐足聯保護。

涉案個人會有什麼後果？法律和體育兩方面分開，只看體育方面，俱樂部領導可能被除名，或者停賽3個月至5年不等。裁判將被足協除名，永不翻身。根據義大利的現行法律，一旦莫吉等人的罪名成立，他們將被檢察院以體育欺詐罪起訴，等待他們的將是今後數年的牢獄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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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門事件簡介

5月4日，《米蘭體育報》刊登了都靈檢察院暗中調查的最近幾年莫吉與意甲裁判指定員之間的電話內容，令人觸目驚心！

電話竊聽爆出後，飛速蔓延，涉及領域和由此引發的各種調查嘆為觀止。目前正在進行的調查主要是4方面：第一，以莫吉、吉拉烏多、馬茲尼為核心，貝爾加莫、帕伊雷托、德桑蒂斯等裁判為幫凶的「莫吉系統」，操縱主裁和邊裁的選用，控制包括10支甲乙級球隊在內的比賽結果，涉嫌的竟有米蘭、佛羅倫薩、拉齊奧等著名球隊；第二， G EA，這是第一個事件的延伸，主要是莫吉父子依靠「系統」的強權和對很多球隊的幫助，操縱轉會；第三，尤文俱樂部的假賬，主要是2002年，要對布馮、布里奇等轉會做出解釋；第四，尤文球員賭球。

上述4個調查，有羅馬、都靈、那不勒斯、帕爾瑪4家檢察院介入，體育方面由義大利足協負責。被調查的人不計其數，僅那不勒斯法院傳喚的就有41人。原足協高層卡拉羅、馬茲尼、貝爾加莫、帕伊雷托，裁判協會主席拉內塞，尤文、佛羅、拉齊奧俱樂部的高層領導，裁判數十人，經紀人、球員、記者、政府高層全都在列。

目前的後果是足協幾近崩潰，只剩阿巴特一人扛著，義大利征戰世界盃遭受影響；尤文董事會完全崩潰，內部劇烈動盪，等待股東大會決定新董事會；德桑蒂斯不能執法世界盃，義大利裁判形象遭毀滅性打擊。（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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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場涉假比賽

義大利多家媒體近日報道，那不勒斯檢察機構調查的19場涉嫌被操縱的意甲比賽浮出水面。此次涉案的19場意甲「疑問球」全部發生在2004—2005賽季，義大利天空電視台准備在近幾天內將這些比賽的錄像一一回放。在被調查的19場比賽中，8場比賽與尤文圖斯有關，賽季中後期3場 A C米蘭的比賽也在其列，除了北方兩大豪門之外，羅馬、拉齊奧、佛羅倫薩等隊均不同程度與疑問球有染。以下為涉嫌被操縱的04—05賽季19場意甲聯賽：第10輪：雷吉納2比1尤文圖斯；第11輪：尤文圖斯1比0佛羅倫薩；第12輪：萊切0比1尤文圖斯；第14輪：尤文圖斯2比1拉齊奧、佛羅倫薩1比0博羅尼亞；第15輪：博羅尼亞0比1尤文圖斯；第24輪：尤文圖斯2比1烏迪內斯；第25輪：切沃0比1拉齊奧；第26輪：拉齊奧2比0帕爾瑪；第27輪：羅馬1比2尤文圖斯；第30輪：佛羅倫薩3比3尤文圖斯、 A C米蘭1比1布雷西亞；第31輪：博羅尼亞1比2拉齊奧、錫耶納2比1 AC米蘭；第32輪： A C米蘭1比0切沃；第35輪：切沃1比2佛羅倫薩、利沃諾3比6錫耶納；第37輪：拉齊奧1比1佛羅倫薩；第38輪：萊切3比3帕爾瑪。除此之外，乙級聯賽04—05賽季第38輪阿雷佐1比0擊敗薩勒尼塔納的比賽也被列入被調查行列中。（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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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馮涉嫌賭球

都靈和帕爾瑪法院經過長期電話竊聽，發現尤文4個球員參與賭球，分別是門將布馮、奇門蒂、前尤文球員馬雷斯卡和尤利亞諾，他們直接把錢打入流動賬戶，調查發現共有7個賬戶被使用。目前懷疑的下注比賽是上賽季杯賽，尤文被亞特蘭大淘汰，尤文客場0比2輸，主場3比3平，不符合實力對比。

帕爾瑪檢察院上周五指出，「在帕爾瑪可能存在一個私下的賭球團伙，大批量對國內外足球聯賽下注。」上周六上午9時，布馮到都靈法院接受問訊，要求解釋和涉嫌賭球其他3人的關系，盤問持續兩個半小時。13時17分，帕爾瑪法院聯合當地憲兵搜查了4個人的住所，這4人分別是前帕瑪拉特集團倉庫保管員布里尼奧里、一家網吧老闆佩利佐尼，剩下兩人還未公布身份。其中第一人———布里尼奧里和布馮是好朋友，交往了最少6年，被懷疑是連接布馮等球員和賭球團伙的中間人，組織賭球。佩利佐尼那家網吧也和布里尼奧里扯上了關系。憲兵帶走了上述4人家中的電腦、所有筆記本、一些票據，等著他們解釋這些票據的來源。最重要的證據是，兩人的私人賬戶之間常有巨額款項流通，帕爾瑪法院目前正在查布馮和布里尼奧里誰先開頭，引發賭球。

布馮以門將的嗅覺馬上做出「撲救」，他在都靈表示：「我是清白的，我想去世界盃。沒錯，我是賭球，但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我遵守規則，不去作假。」
參考資料：http://www.cpss.cn/blog/user1/18/archives/2006/205.asp

『叄』 體育運動傷害法律法規

‍刑法介入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限度應以促進體育競技健康發展為宗旨，以刑法干預最低限度為原則。其介入范圍應分類而定，對於與體育競技關聯傷害行為應全面「入罪」，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應部分「入罪」，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應全面「入罪」。其刑事責任的承擔也應區別對待。
幾乎每一場體育競技運動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傷亡事故，從危害後果來看，與我國現行刑法中規定的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過失重傷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等造成的危害結果並無二致，但絕大多數的體育競技傷害行為被行業內部規范所「消化」，並未進入刑法規制的射程圈，從而免受刑事責任的追究。盡管體育競技傷害行為不同於現行刑法中的普通傷害行為，有其自身特殊之處。然而，體育競技不是法外之地，從事體育競技運動並不等於取得刑事責任的豁免權，體育競技場也不是犯罪的避難所[1]，這已在體育學界和刑法學界得到應有的認同。刑法到底應在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圍內介入對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規制，使之既能夠助推體育競技運動的健康發展，又能夠懲治和預防體育競技傷害的犯罪行為，以尋求兩者的完美平衡，這無疑需要高超的立法技術。如何把控刑法規制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限度和范圍是一個困擾學界的疑難問題，需要深入研究。
1刑法規制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限度
11以促進體育競技的健康發展為宗旨
應該清楚，寄希望於體育競技參賽人員的「自我救贖」或通過向其輸送「道德凈化」來解決體育競技傷害違法犯罪問題，簡直是不切實際的賭注。體育競技領域不能成為犯罪的「世外桃源」，刑法對此不能熟視無睹。但刑法介入體育競技領域應審時有度，必須以促進體育競技健康發展為宗旨。為此目的，必須防止「兩極化」現象。
第一，刑法介入不能過度。讓刑法干預體育競技的各種違法犯罪傷害行為，期望依靠刑法手段解決所有體育競技的傷害問題，同樣也是不符合實際的妄想。一方面，它可能會忽視體育競技行業內部的管控。針對體育競技傷害行為，一般要遵循行規制裁前置原則，依靠預設的比賽規則、體育各專業協會的行規習慣以及體育主管部門的法律法規來解決[2]，如禁賽、罰款等。但行規制裁亦不能排斥法律，只有當行規制裁不足以預防和威懾此類行為的滋生時，並且當這種行為具有違法的可罰性時，刑法方可介入。刑法作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只能作為一種「不得已」的輔助手段出現。
另一方面，刑法過度介入將會阻礙體育競技的健康發展。如果刑法不顧及人們對體育技競傷害行為的容忍范圍或程度，與社會上的普通傷害行為一視同仁，必將導致體育競技運動的頹廢或消弭。體育競技傷害行為施以過分嚴厲的刑罰處罰，無異於給參賽運動員的競爭行為帶上「緊箍咒」。運動員在比賽過程中總擔心自己的競爭行為會超出「紅線」，不敢進行身體對抗而畏手畏腳、小心翼翼地處理好各種身體對抗行為，很大程度上壓制了參賽運動員的鬥志或激情，這直接影響到體育競技的精彩程度和可欣賞性，而缺少激烈對抗和熱情激揚的體育運動將會索然無味。那麼，刑法就變異為遲滯競技體育精彩的「減速帶」，也成了阻礙競技體育的「軌條砦」。因此，刑法對體育競技的管控應以不阻礙體育競技健康發展為要件，同時考慮社會倫理道德的容許范圍，進而給人們預留一個合理的行為空間，並放任人們在這一空間之內進行此類行為，一旦在刑法給予的這個范圍被濫用並危害到人們可容忍的限度時，刑法才得以干預。
第二，刑法介入亦不能鬆弛。將體育競技的傷害行為都訴諸於行業內部處理，使體育競技領域成為脫逸於刑法管控的一片「凈土」，同樣也是不切實際的做法。如此，體育競技就真的會變異為犯罪的「避風港」，這會縱容大量嚴重違規違法行為橫行，甚至於一些惡意傷害現象滋生不斷。從現今亂象叢生的體育競技比賽就可見一斑。近幾年來，體育界「黑哨」「賭球」「假球」「群毆」以及「興奮劑」等丑惡現象層出不窮，而對其追究刑事責任的卻寥寥無幾，這不得不說與刑法手段管控體育競技領域的疲軟有一定關系。正如有學者認為，對於類似在運動競賽中的各種違法犯罪行為都使其逍遙法外，極不利於運動競賽的健康發展，只會徒增或助長賽場上的野蠻粗魯，甚至下黑手，不正賽風泛濫，而又不承擔法律責任，這對於體育競技運動簡直是場災難。
第三，刑法介入應寬嚴有度。公平正義是法律永遠的價值追求，法律對人們的行為做出普遍調整，在維護理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也要保障人們的自由權利，從而彰顯社會的公平正義。正是因為法律蘊含的公平正義，所以立法者在創設一項刑事法律制度時既要考慮法益保護，同時也要考慮權利保障。反映在體育競技領域，刑法介入既不能過度而不顧及參賽人員的自由權利，也不能過於鬆弛而忽視了體育競技秩序的維護，關鍵在於如何在保障體育競技的健康發展和懲治預防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滋生之間尋求一個法益保護的最佳結合點，這個最佳結合點就是刑法介入體育競技領域使所受到的法益損失相對最小化，而法益保護達到最大程度化。
12以刑法干預最低限度為原則
刑法介入體育競技領域還要以刑法干預最低限度為原則。刑法干預最低限度原則要求刑法作為調整社會關系最後手段性而出現，這是由刑法制裁手段的嚴厲性和高成本性所決定的。如果不管行為侵害法益的嚴重程度與否，而任意進行刑罰制裁，這不但會發生侵害公民權利的現象，而且國家亦難以承擔無謂的高額司法成本，既浪費了有限的司法資源，又給社會造成極大危害。因此，刑法對體育競技的介入，只有窮盡行業規范以及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法規手段的情況下才予以啟動。
第一，這是由體育競技的自身特殊性所決定的。由於體育競技自身具有對抗性、激烈性或競爭性等特徵，蘊涵著巨大天然危險，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員傷亡在所難免。其一，體育競技更加鍾愛「激情」，而「激情」常促使人犯錯。試想，在體育競技比賽中，運動員個個精神狀態異常亢奮，或狂奔或跳躍，動作千變萬化，輕重緩急往往很難控制，碰撞、傷害不可避免。其二，體育競技運動通常在大型場地舉行，環境開放，人流涌動，歡呼雀躍，運動員不免會受到外界環境的不良干擾，進而影響其判斷力，造成動作失誤或誤差，很容易變異為傷害對方行為，即使一些經驗豐富的運動員也無法避免，而初出茅廬的新手尤甚。其三，現今體育競技越來越充斥著商業玄機和功利色彩，盛行以成敗論英雄，利益機制觸動運動員獲勝的動機不斷強化，相應地運動場上不僅是技術的比拼，而且使激烈對抗更加白熱化。其四，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一些更為刺激、危險更大的體育項目不斷上演，這無疑增加了競技傷害的概率。盡管如此，人們卻不以為然，心曠神怡。
第二，刑法介入要遵循行業規范前置原則。眾所周知，法律不理會「瑣碎之事」，法律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以具體規范，而僅僅基於規范目的對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項予以規定，可謂「法有限而情無窮」。那麼，在法律調整范圍之外的空白地帶，一般由職業道德或行業規范等其他社會規范予以調整，這些社會規范只要不與法律的基本原則或精神相沖突，為社會通念所接受，那麼它就屬於「軟法」的組成部分。競技體育運動需要藉助於行業規范來調整，參與人員首先必須遵循體育競技的具體規則，它是任何形式的體育比賽必須遵循的「鐵則」，也是判斷體育競技行為是否正當化的重要依據。這種制度設計主要基於體育競技具有較強的規則性和職業性，而行業規范的職能性質決定較之司法程序更富有行動效率，並有能力對所有的體育競技行為予以監管。但行業監管也有缺陷。其一，它對較為嚴重的體育競技傷害行為沒有實質性的威懾力。其二，行業內部監管機構由於與體育競技比賽的參與者存在主體身份或經濟利益的勾連，可能會使監管出現乏力或流於形式。其三，行業監管的有效實現要受多種因素制約，像制度的規范性、制度的執行力以及群體心理認同等，這些制約因素在不能有效協調運行的情勢下，行業監管的漏洞就無法避免。這也給刑法的介入留下空間。
第三，刑法介入體育競技領域屬於事後預防，謹防法益預防提前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源自於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各種社會風險以不可阻擋之勢正悄無聲息地撲面襲來，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前所未有的潛在危險或嚴重威脅。這激起世界各國不大不小的震動。在西方，自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貝克提出「風險社會」理論以來，「風險社會」以及「風險刑法」理論便成為德日刑法學界研究的主要陣地，對刑法如何應對現代社會逐漸猛增的各種風險的研究如火如荼。在國內，刑法學界也對風險社會及其風險刑法有著濃厚的理論熱情。的確在風險社會漸行漸近的情勢下，風險源的復雜性、風險滋生的不可預測性以及風險波及范圍的不確定性，使得社會的公共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脅[5]。越來越多的國家面對這日益增大的風險，尤其在嚴重影響人們社會生活的交通事故領域、環境污染領域以及食品安全領域，逐漸在刑法中設置抽象危險犯的立法模式使法益保護提前化，以防患於未然。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由於競技體育領域本身蘊涵巨大風險，而這種風險不會危及到廣大民眾的最基本社會生活，刑法在競技體育領域的介入切不能「與時俱進」，仍然要堅守事後預防的矜持。
2刑法規制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范圍
21與體育競技關聯的傷害行為
體育競技傷害行為方式復雜多樣，形式不一而足。體育競技傷害行為既可能發生在對抗性競技中，也可能發生在非對抗性競技中，前者像拳擊、足球等，而後者如F1賽、馬拉松賽等。由於非對抗性競技體育只有一方，自然不存在對另一方刑法規制的問題。因此，刑法規制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的范圍問題只存在於對抗性競技中。在對抗性競技運動中，在賽前、賽後或賽中休息時而發生的關聯傷害行為，不管是運動員對運動員，還是運動員對裁判員、教練員或其他在場人員，抑或裁判員、教練員或其他在場人員之間而發生的傷害行為，我們稱之為體育競技關聯傷害行為。此類傷害行為不是發生在比賽過程中，與競技比賽遵守規則無關，跟刑法規定的普通傷害行為並無區別，可以直接依據現行刑法的相關規定，可能涉及到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過失重傷罪、過失致人死亡罪、聚眾斗毆罪、尋釁滋事罪等罪名予以追究刑事責任。盡管此類傷害行為的主體運動員、裁判員、教練以及現場觀眾等往往受到比賽場景的刺激或感染而實施，往往因激情或沖動以及情緒和感情的投注而爆發，犯罪學理論上稱之為激情犯。但對於激情犯與其他普通犯罪相似，並無法定從寬處罰的依據。因此，對於體育競技關聯傷害行為符合刑法規定的應全面「入罪」。
22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
以比賽為目的且犯規致人傷害行為其情況最為復雜。筆者認為，此種情形並非全面「入罪」，而是有的放矢地部分「入罪」，這里可分為兩種情形：
第一，輕罪以下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應「出罪」。基於比賽目的且違規造成輕傷以下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應屬於排除犯罪化事由，不追究刑事責任。一方面，犯規是體育競技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體育競技中一個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是，運動員在比賽過程中必須遵守體育競技預設的具體規則。但違反比賽規則且造成傷害後果的行為並不一定就是體育犯罪。因為比賽中的犯規並造成傷害行為往往屬於體育競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比賽秩序之下的「合理碰撞」。犯規行為增加了比賽的刺激性和精彩程度。無犯規行為的比賽則索然無味，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比賽[6]。實際上，犯規在比賽中不僅無法避免，而且一方為了獲得比賽勝利目的基於比賽策略的考慮，常常故意利用犯規行為來消解對方的優勢。另一方面，由於體育競技本身所具有的對抗性、激烈性、近距離接觸性或高風險性，預示著在比賽中必然會存在人身安全危險，因犯規而造成輕傷以下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更是不可避免，這是參加體育競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造成輕傷以下的危害後果鑒於具有比賽目的的正當性，造成的危害結果不大，可責性相對較小，仍屬於體育比賽的正常范圍，並沒有超出人們所容許的危險預測可能性。而且這種傷害行為沒有必要啟動刑法予以干預，由體育行業採取行業制裁方式予以解決就可以達到良好的社會效果。
第二，重傷以上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應「入罪」。基於比賽目的違規而造成重傷以上危害後果的傷害行為，已經超出人們對此所容許的社會倫理范圍，完全具有刑罰可責性。
其一，此種行為客觀上造成了重傷以上的嚴重後果，具有入罪化的罪質基礎。根據刑法典第95條的規定，重傷害一般是指使人肢體殘廢或毀人容貌的、使人喪失聽覺、視覺或其他器官機能的以及其他對於人身健康有重大傷害的情形。不難看出，致人重傷害往往使人生理器官殘疾或機能喪失，使之很長一段時期甚至終生不得恢復，這無疑是對人身權利的極大摧殘，直接侵犯了運動員的健康生命權，給運動員造成了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和煎熬。不僅如此，這種體育競技傷害行為嚴重踐踏了公平競賽的基本原則，制約了體育競技的健康發展，阻礙了體育競技水平的提升，同時也嚴重影響到國家的良好聲譽和形象。
其二，行為人主觀上存在間接故意或過失，具有入罪化的主觀惡性。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其行為人的主觀心態可概括為間接故意和過失。對於前者指的是運動員出於比賽目的在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會造成他人人身傷害的結果而實施的犯規行為，而對於後者指的是運動員應當預見自己的犯規行為可能會造成他人人身傷害的情況下，由於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但輕信能夠避免的心理狀態。這樣就可以得出，行為人基於比賽目的，在其間接故意和過失的心理態度支配下而實施嚴重傷害他人身體的犯規行為，可能以故意傷害罪或過失重傷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而造成死亡結果的，可能以故意傷害罪甚至故意殺人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論處。特別注意的是，這里行為人不可能存在直接故意的主觀心理態度，因為它與基於比賽目的的主觀目的相沖突，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行為會造成他人人身傷害的結果而希望這種危害結果發生，那麼，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就變異為非比賽目的，超出了這里所論述的類型，而應直接依據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的情形處理。
其三，具有入罪化的罪量基礎。如上所述，體育競技運動首先遵循其行業規范，體育協會作為國家體育行業的行政管理機構，其制定的行業規范雖然不具有絕對的強制力，但仍然有著一定的約束和規范作用。而對於造成重傷或死亡嚴重後果的傷害行為超出了體育行業自治許可權可管控的射程圈，行業規范對此類行為的管控疲軟，即使管控其效果也適得其反。只有刑法的介入，運用刑法利器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才能夠有力懲治和預防體育賽場上頻頻上演的體育暴力行為。這對於維護運動員的人身權利，促進體育比賽的公平競爭，保證體育事業的健康發展大有裨益。
23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
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完全是隱藏其背後的不法行為，已經不能再視為比賽的一部分，無論其危害後果是輕傷，還是重傷抑或致人死亡，都應該全面「入罪化」。一方面行為人主觀上基於其他目的，具有傷害他人的主觀故意。例如個人恩怨的報復目的、發泄憤懣、起鬨鬧事以及其他擾亂比賽秩序目的等除比賽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這充分暴露出行為人在主觀心態上出於惡意，有違反比賽規則傷害他人的直接故意，也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他人人身傷害的結果，而積極追求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另一方面，行為人在客觀上違反了比賽規則，實施了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行為，並造成了輕傷以上的危害後果。可見這種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已經背離了體育競技的基本精神，與刑法中規定的普通傷害行為並無不同，完全超出了社會所容許的危險范圍，具有刑事可罰性。
如果刑法容忍這種行為的發生而不加以干預，將會縱容此種不法行為的滋生，使體育競技走向畸形發展的不歸路。因此，刑法應當積極介入對此種行為的處罰。誠然，比賽過程中情形復雜多變，體育競技傷害行為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雖然從實質的角度看，以非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具有違法性，但此種行為發生在比賽過程中，行為人往往以合法的形式掩飾非法的目的，一旦進入訴訟程序，行為人會辯稱自己是基於比賽勝利目的的失誤所造成的傷害行為，因為同樣的競技傷害行為可能是出於比賽目的，也可能出於其他報復等目的。因此，如何判斷競技比賽中行為人的主觀心態是司法程序中的一大難題。解決這一難題的出路就是貫徹刑法中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因為主觀見之於客觀，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往往表徵出客觀的具體行為，從傷害的手段、方式或傷害的程度、部位抑或傷害的時間點以及行為人的違規程度、頻率等一系列的客觀狀況，來認定罪與非罪的界限。那麼，通過這些情況認定行為人的主觀目的仍不能排除合理懷疑時，從疑問時做有利於被告人的解釋，應貫徹疑罪從無原則。
3體育競技傷害行為刑事責任的承擔
體育競技傷害行為畢竟不同於刑法規定的普通傷害，其可責性相對較低，具有一定的社會相當性。因此有學者主張，對這種行為原則上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即使追究也要從寬處罰。但筆者並不予認同，文明進步的現代法治社會不允許以人的重大健康生命權做賭注以換取體育競技的精彩和刺激。對於體育競技傷害行為刑事責任的承擔同樣不能搞「一刀切」，一味地從寬處理，這里需要做分類處理。
其一，不可以從寬處理的情形。對於賽前、賽後或賽中暫停休息時的競技傷害行為以及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譬如，在比賽休息時，因運動員不滿或發怒，將球猛踢到觀眾身上而導致輕傷以上的傷害行為。由於這些傷害行為與遵行比賽規則無聯系，不再視為比賽的一部分，可責性較大，無論從法理和情理上都缺乏從寬處罰的正當性。
其二，可以從寬處理的情形。對於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盡管造成被害人身體嚴重傷害甚至死亡的嚴重後果，由於該行為是發生在競技體育比賽過程中，行為人的犯規傷害行為並無「惡意」，因此對該行為應當與惡意傷害行為做以區分，對該行為人可以從寬處理。其立論理由簡要歸納如下：1）從心理學角度來說，在比賽過程中，當運動員在遭受外部刺激時，會產生神經緊張、情緒激動或心跳急促等諸多身心反應。在這些心理狀態下，運動員往往對外界事物的判斷力或自我控制力會急劇下降，甚至短時間喪失。加之在比賽過程中，運動員需要根據外界的刺激而迅速做出反應，動作千變萬化。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行為的失誤或誤差，碰撞與傷亡在所難免。這些傷害行為的出現主要是由於發生的時間、地點和手段不同於普通傷害，有些傷害為社會可允許的危險，即使超出人們可預設的危險范圍，其可責性相對降低。2）從規范刑法學角度來說，在體育競技比賽過程中，完全期待運動員在激烈對抗狀態中做出合乎比賽規則的動作顯然是強人所難，在這一點上也蘊含了期待可能性思想。所謂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據具體情況，有可能期待行為人不實施違法行為而實施適法行為[7]。也就是說，如果不能期待行為人實施適法行為就無法對行為人的行為進行責難，相應地也就不存在刑法上的責任。試想，法律要求運動員在緊張激烈對抗的緊迫狀態下，以理性冷靜地判斷自己的行為並做出完全合乎規則的動作，顯然是強人所難。而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價值意蘊就是法律不強人所難。法律不僅是對司法人員的裁判規范，而且也是對人們的行為規范。法律以禁止和命令為內容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人們的日常行為要合乎法律的要求，否則將遭致法律的制裁。然而，法律不是隨心所欲而設定規范的，必須反映人們的實際情況。也即是說，法律設定的禁止規范和行為規范應以人們在行為當時可以不違反禁止規范和命令規范為前提條件的。從「法律不強人所難」和法律規范的設定規則都要求立法者在設定刑事責任承擔時必須充分考慮運動員在體育競技比賽這一特殊場景極為容易做出違規行為，進而造成他人人身傷害而觸犯刑律，這屬於事出有因，自然其可責性相對較低，對其從寬處理具有法理存在的正當性。
其三，對未成年人犯罪處罰的情形。在競技體育比賽中很多參賽運動員為未成年人，那麼，他們一旦實施犯罪進入司法程序同樣嚴格遵循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就我國刑法而言，針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特點，我國刑法劃分了未成年人承擔刑事責任年齡制度，還規定了一些特殊處遇原則：一是從寬處理原則，對於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二是不適用死刑原則和不成立累犯原則。三是從寬適用緩刑原則和免除前科報告義務[9]。針對這些從寬處理原則，不論行為人是基於比賽目的且犯規的傷害行為，還是基於其他目的且犯規的惡意傷害行為，只要是犯罪主體為未成年人，都應當遵循上述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處遇原則。

『肆』 我是學體育的，想知道我可以參加司法考試嗎

本科就可以，大專的話不行，大專只有法律專業的可以考，不過也只能考B證和C證，不過聽說12年以後法律大專也不能考C證了，今年是最後放寬政策的最後一年，唉，大專生杯具了。

『伍』 體育與法律的關系

一， 體育自作為一項社會活動，就需要制定法律來調整體育法律關系，比如有《憲法》、《體育法》以及相關的體育法律規范。
二，制定法律規范不能隨意制定，必須要符合體育職業道德和倫理規范的約束。
目前存在的問題：第一，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僅有一部《體育法》，並且其
條文以原則性內容為主，缺乏實用性和操作性；第二，行政規章雖然數量相對較多，其中不少也涉及體育行政機關或行業組織行使公權力的情況，但對外部解決手段諸如司法介入體育糾紛解決的問題幾乎毫無規定；第三，各體育單項協會中的糾紛處理機關設置參差不齊。

『陸』 體育教育專業能否考司法考試

可以的

完成了本科的學業就可以考司考的
司考是不限制專業的

『柒』 當體育生可以報考中央司法警官學院嗎

當體育生可以報考中央司法警官學院。不過中央司法警官學院是本科警校，體育生高考成績一般需500以上才行。

中央司法警官學院是司法部直屬的唯一一所普通高等院校，坐落於歷史文化名城-河北省保定市。學校是中國司法行政系統的最高學府，承擔著培養中國司法行政尤其是監獄勞教系統高層次專門人才和培訓司法行政系統領導幹部與高級警官的重任，被譽為中國"中高級警官的搖籃"。

學校創建於1956年，原名公安部勞改工作幹部學校，1983年劃歸司法部領導。2002年4月正式建成以普通本科教育為主的中央司法警官學院。2011年10月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為法律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建設試點單位，取得碩士學位授予權。

『捌』 河北高考體育可以理報考司法類專科嗎有要求嗎必須提前填報名表嗎謝謝.

應該是不可以的。因為司法類的要單獨體檢。6月9 號10號那會兒已經出過軍校武警 司法 公安類的軍檢表了。只有體檢通過的才能報司法類的院校，你沒參加軍檢的話，不能填

『玖』 體育糾紛的特點發生條件及解決途徑

隨著現代體育的迅速發展，體育（尤其是競技體育）已經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活動和勞動領域，越來越多的人參與甚至專門從事體育活動，在體育組織管理和各種參與者之間形成了獨特的社會關系。現代競技體育呈現職業化、商業化趨勢，各種國際間比賽頻繁，競爭日益激烈，無論個人還是組織都投入對運動成績所蘊涵的巨大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追逐，各種競技關系日益復雜。由於當事人社會文化背景不同、法律體系的差異、社會環境的變化和履約狀態的變異，發生糾紛往往難以避免，因此，國際體育活動的繁榮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體育糾紛數量的激增。
體育糾紛是體育發展的障礙。我國社會目前正處於深刻變革時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尚未完成，體育糾紛的解決手段不夠完善，競技體育的超常發展與社會配套條件不適應，矛盾十分突出。
及時有效地解決體育糾紛，不僅具體作用於矛盾的化解，而且有利於保護當事人權益，促進體育事業的健康穩定發展。當前，在我國改革開放所形成的巨大社會震盪和利益矛盾沖突日益明顯的情況下，各種法律糾紛增多，違法現象乘機而入，一些體育糾紛不能及時公正解決，已經造成對體育發展的影響和破壞。必須增強依法解決體育糾紛的權威性，拓寬體育權利保護的法律救治渠道，加大對體育違法現象的治理力度，建立起體育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良好秩序1。尤其是北京承辦2008年奧運會在即，我國需建立與國際接軌、能夠迅速、方便、經濟地解決的體育糾紛的機制，因此建立體育糾紛解決機制是我國將體育工作納入法制軌道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體育糾紛的概念和類型
體育糾紛，是指在體育活動中以及解決與體育相關的各種事物中，各種體育法律主體間發生的，以體育權利義務為內容的社會糾紛。
體育糾紛可分為以下幾類：一，涉及體育活動的商業性糾紛，如贊助、廣告、轉播權、知識產權引發的糾紛；二，體育組織與其成員之間的糾紛，如運動員合同、參賽資格、國籍等；三，有管理權的體育組織對其成員實行懲戒引發的糾紛，如興奮劑、禁賽、執照取消等。
由於體育糾紛的種類與性質復雜，不同的糾紛解決機制又各有其優缺點，所以體育糾紛解決相對於一般的糾紛解決更為復雜。
二、國際體育糾紛解決機制發展趨勢
通過對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體育糾紛救濟實踐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雖然各國法律傳統、體育制度各不相同，但都出現了一些普遍的發展趨勢：一，體育糾紛救濟機制呈現多元發展的態勢，目前各國大都是採用體育行會的內部救濟與調解、仲裁、訴訟相結合的方式來解決體育糾紛；二，體育界對體育行會內部的糾紛處理機制的要求越來越高，當事人要求保證程序的公正與合法；第三，雖然體育界非常不情願，但體育訴訟的數量還是呈現增加的趨勢；第四，體育仲裁是當前最有效的體育糾紛解決方式。
三、體育訴訟與體育糾紛的「司法介入」
訴訟是傳統的糾紛解決機制。作為典型的決定性、規范性糾紛解決機制，訴訟在現代法制社會中具有最高的權威性。但訴訟不是解決糾紛的唯一辦法。隨著社會和體育事業的發展，近年來我國出現體育訴訟急劇上升的趨勢，為權利而斗爭，將體育糾紛訴諸法院，對於體育界人士來說已經不再陌生。有人認為，體育訴訟增多是人們權利意識增加、社會進步的表現。這種看法並非千真萬確，因為法院訴訟過於法律化、費用高昂並且耗時過長，對於時間非常珍貴的體育領域來說，有時用訴訟解決糾紛並不是最理想的方法，如在近年來在籃球運動員馬健與俱樂部的訴訟中，雖然最終得到司法判決，但馬健整個賽季都無法參賽，給自己造成巨大損失 。通過訴訟解決體育糾紛一般應該是最後的救濟手段，當當事人認為其他手段無法解決爭議，才求助司法救濟，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被認為是唯一或最有效的手段。
同時，體育領域的「司法介入」問題也不容迴避。體育界和其他實行職業或行業自製的領域一樣，管理機構依據法律或自身章程行使管理職權的行為，司法機關有無介入的權力，如何提起訴訟，司法機關在多大范圍、何種程度上可能進行審查在法理上存在很大爭論，這一問題經歷了一個由忽略到重視，由法律語言不確定到肯定司法管轄權的發展過程。毫無疑問，對於體育糾紛，司法具有最終的裁決權。體育不可能脫離法律單獨存在，並非只有體育組織在體育問題上才有發言權，司法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體育內部章程、規則的不完善及體制上的漏洞。體育人士應開放頭腦，做好司法介入體育的應對，因為司法介入會給體育界帶來很多問題，小到國家法院推翻IOC有關興奮劑禁賽的決定，大到運動員可能利用某一國家法律阻卻國際賽會召開直到取得判決結果為止。
但由於體育的特殊性，一些國家和體育組織關於司法介入體育糾紛的原則是用盡內部救濟原則，即只有當事人尋求了體育行會內部的救濟之後，才能向法院提起訴訟，這一原則是多年來法院從一系列判例中總結出來的，任何人只有在遵循了其所屬的體育行會的內部有關程序之後，才能進入司法程序2。
在此所說的糾紛解決，指的都是民事糾紛，因為只有民事糾紛當事人才有處分的權利3。至於中國足壇「假球」、「黑哨」事件，則屬於刑事訴訟范疇，國家司法不會放棄追訴，一定會介入處理4。
四、ADR在解決體育糾紛中的優勢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即「解決糾紛的替代辦法」，是對20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國普遍存在的、民事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ADR的宗旨是為當事人提供一種在公平程序中通過對話和協商解決糾紛的渠道5。與訴訟程序不同的是，它們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主要依靠當事人的自律，為當事人自治創造了更大空間。ADR在解決糾紛中甚至能夠起到優於訴訟程序的作用。ADR的基本方式有協商（談判）、調解和仲裁。
相對於訴訟，現代ADR在解決體育糾紛中有以下優點：一，能夠充分發揮作為中立調解人的專家在糾紛解決中的作用，在體育中有大量的裁決要依靠專家的經驗，如體育比賽中發生的傷害事件，加害人是否出於故意，是在規則的允許范圍內還是故意犯規，這些都是普通法官很難做出判斷的；二，以妥協、而不是對抗的方式解決糾紛，有利於維護需要長久維系的合作關系和人際關系，乃至維護共同體的凝聚力和社會的穩定；三，經過當事人理性的協商和妥協，能夠得到雙贏的結果；四，減少費用和時間，國際體育糾紛如果到了國際訴訟的程度，花費是巨大的，當事人通常要承擔巨額費用風險，而ADR的靈活性和地點的隨意性降低了費用和減少了時間，因此當事人大多願意以ADR方式解決糾紛。 我國應重視體育糾紛解決中的ADR利用，降低成本，兼顧效率與公平。
五、體育仲裁製度與國際體育仲裁院
一些國家先後建立了體育仲裁製度，國際體育仲裁院的作用也在不斷擴展。成立於1984年的國際體育仲裁院（CAS）為了保證自己的中立地位，於1994年從國際奧委會的直接領導下脫離出來，CAS在布羅曼坦案、羅斯案中都推翻了國際奧委會的裁定，維護了運動員的權利，成為解決國際體育糾紛，尤其是解決重大體育賽事中的糾紛的重要機構。IOC已於1994年要求所有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都簽訂協議，遵守CAS的仲裁協議，而不尋求其他司法途徑。很多國際單項體育組織也與CAS簽訂了將其與成員之間的糾紛提交仲裁的條款。和一般仲裁一樣，國際體育仲裁也有自己的仲裁協議，但與一般仲裁不同的是，體育仲裁不僅局限在一般仲裁的財產性爭議方面，很多人身性爭議也在仲裁的范圍內，如參賽資格問題。從CAS出版的案例集可以發現，國際體育仲裁庭受理的案件范圍非常廣泛，包括運動員國籍、就業合同、電視轉播權、贊助商、執照以及大量的興奮劑違規爭議 。
六、體育糾紛的行業內部裁決機制
體育中大量糾紛是由體育行業內部解決的。目前，體育領域有處理許可權的有國際奧委會、國際單項體育組織、國家奧委會、各國單項體育組織等。體育組織內部設立的裁決機構，通常解決該組織與作為其會員的組織和在該組織注冊的運動員之間發生的糾紛。體育行會的管理權力的來源有三：通過國家法律授權的權力；政府委託的權力；通過契約形成的權力和通過「事實契約」形成的權力。行規（體育行會的章程規則）與國家法律既有聯系亦有區別，行規的效力來源主要源自於體育行會的自主性權力，在現代社會中，通過國家承認與保護，行規有可能獲得與國家法律一樣的強制力與約束力。
七、我國體育糾紛解決機制及存在問題分析
目前我國體育糾紛多採用自行和解、體育社團內部解決、行政部門調解和裁決、訴訟等機制解決，與社會和國際接軌的差距比較大，而且體育主管部門、仲裁機構及法院之間的管轄關系不明確。由於我國體育社團和行政部門的解決方式普遍缺少明確的法律依據，處理結果的法律效力和強制力不足；迄今為止，我國實際上還沒有設立專門的體育仲裁機構，也沒有專門的體育仲裁立法，僅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中有象徵性規定。我國體育行會內部的紀律處罰與糾紛處理機制存在較大的缺陷，從中國足球協會的有關糾紛解決辦法和近年來處理的一些糾紛案例來看，我國體育行業內部糾紛解決機制在許可權分配、審級設置、人員組成、聽證程序、裁決效力等方面都存在問題，為了保護當事人權利，必須健全我國體育行會內部紀律處罰與糾紛處理機制。
八、我國建立以體育仲裁製度為中心的多元化體育糾紛解決機制的設想
我國盡快開辟以體育仲裁為中心的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所謂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各種糾紛解決方式協調地共同存在，所結成的一種功能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要的調節系統。具體如下：一，適當的行政裁決；二，必要的司法程序，司法介入既有合理性又有有限性，但鑒於目前我國體育領域丑惡現象現狀，我國體育糾紛司法救濟方式應當得到明晰和擴展；三，完善體育行業內部的爭議裁決機制，建立健全和不斷完善各全國單項體育協會的糾紛解決制度，在審級設置、人員組成、聽證程序、裁決效力等方面進行完善，切實保證符合公平、公正及效率原則；四，借鑒國際奧委會及一些國家的經驗，盡快建立簡便快捷、有鮮明特色並納入國家仲裁體系的體育仲裁製度，應建立「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該機構應當保證其民間性、中立性與技術性，本研究將對該機構的具體組成、職能許可權以及體育仲裁程序的具體內容進行設計，在此基礎上提出《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章程》與《體育仲裁委員會仲裁條例》草案；五、明確體育主管部門、仲裁機構及法院之間的管轄關系，確定法院的用盡內部救濟原則；六、2008年北京奧運會CAS將對比賽糾紛進行裁決，其仲裁條款與我國現行法律存在沖突，應盡早解決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