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民法典

① 養六角蠑螈犯法嗎

法律分析：六角恐龍，並不是真正的恐龍。六角恐龍又名墨西哥鈍口螈，是一種比較古老的兩棲品種。六角恐龍原產於墨西哥，棲息在當地高山的湖泊之中。養六角恐龍不違法。

在開始飼養六角恐龍前，有三點大家須銘記在心：（一）六角恐龍的最佳生長溫度為14-18攝氏度，當環境溫度超過28度時，它們便會夭折。（二） 在原生地，六角恐龍棲息在山泉水中；山泉水富含礦物質，呈弱鹼性；因此飼養六角恐龍最好是採用弱鹼性水。(推薦大家使用 「農夫山泉」。（三） 及時處理排泄物至關重要！長期接觸自己的排泄物或者棲息在已被排泄物污染的水中會使六角恐龍中毒，最終導致死亡。對大多數兩棲動物而言，排泄物對自身是致命的劇毒。 （四）六角恐龍是純水棲的肉食動物，豐年蝦、水蚤、紅血蟲、小魚、蝦肉、昆蟲等都是很好的食物。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條 飼養的動物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是，能夠證明損害是因被侵權人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擔或者減輕責任

② 民法典對同居關系事實婚姻是怎麼規定的已經入法了嗎

民法典對同居關系事實婚姻是怎麼規定的已經入法了
【(2)墨西哥民法典擴展閱讀】
結婚
結婚（jié hūn），法律上稱為婚姻成立。
是指配偶雙方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確立配偶關系的民事法律行為，並承擔由此而產生的權利、義務及其他責任。
法規
在一些國家中是成立合法婚姻關系的法定程序。在中國，符合法定結婚條件的男女。只有在辦理結婚登記以後，其婚姻關系才具有法律效力，受到國家的承認和保護。關於結婚登記，中國《婚姻登記條例》具體規定，登記時，男女雙方須持本人居民身份證或戶籍證明及所在單位或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出具的關於本人出生年月和婚姻狀況的證明。共同到一方戶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記機關提出申請。離過婚的申請再婚時，還應持離婚證件。婚姻登記機關，在城市是街道辦事處或區人民政府、不設區的市人民政府，在農村是鄉、民族鄉、鎮人民政府。登記機關對當事人的申請進行認真審查後，對符合法定結婚條件的，即准予登記，發給結婚證；否則不予登記。當事人如不同意登記機關的決定，有權提請上一級主管機關解決。
結婚登記的意義：
第一，保障社會主義婚姻制度的實行。國家通過結婚登記，可以對公民的婚姻的建立進行監督，有利於維護法律的嚴肅性，防止包辦、買賣婚姻、早婚和重婚事件的發生，以國家的強制力確保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的鞏固。
第二，保護婚姻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國家實行結婚登記制度，可給予爭取婚姻自主的男女及時地法律援助，保護基於愛情而要求結合的男女的正當權利；還可以幫助指導婚姻當事人，避免因無知或受欺騙而陷於不幸的婚姻之中。
第三，及時防止和懲治違反婚姻法的行為。通過結婚登記，國家工作人員可以直接對婚姻當事人開展法制教育，及時發現違反婚姻法的行為，並採取相應的有效措施。
結婚的程序
從世界各國的法律規定來看，結婚的程序主要有登記制、儀式制、登記與儀式結合制。
登記制是指依法辦理結婚登記是婚姻成立的唯一要件。要求結婚的當事人必須向婚姻登記機關提出結婚申請，接受婚姻登記機關的審查，履行登記手續，婚姻成立。他體現了國家與政府對結婚行為的監督和管理。登記制是近代發展起來的結婚程序，為現代許多國家採納，如我國、德國、日本和墨西哥等國均實行結婚登記制。
儀式制是指以舉行結婚儀式為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儀式制又有三種：宗教儀式、世俗儀式和法律儀式。宗教儀式是根據宗教教義的要求，在神職人員的主持下舉行的結婚儀式，如西班牙、希臘等國；世俗儀式是按照民間習俗，在主婚人和證婚人的主持下舉行的結婚儀式，反應民族和地域的文化傳統；法律儀式是依據法律規定，在政府官員的主持與參與下舉行結婚儀式，如瑞士；有些國家還採用法律儀式和宗教儀式雙軌制，當事人可任選其一，均具有法律效力，如英國、丹麥等國。
登記與儀式結合制是既要求辦理結婚登記程序，又要求舉行法定的結婚儀式，兩個程序完成後，婚姻成立。這種結婚制度使得結婚程序既嚴格又莊重，既能實現國家監督，又能滿足當事人結婚儀式隆重熱烈的願望。採用此制的有法國和羅馬尼亞等國。
我國採取的是登記制。
我國結婚登記
（1）登記的機關：1994年發布實施的《婚姻登記條例》具體規定了辦理婚姻登記的辦法。《條例》第5條規定「婚姻登記管理機關，在城市是街道辦事處或者市轄區、不設區的市；在農村是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婚姻登記的管轄范圍，原則上與戶籍管理范圍相適應。
（2）登記的程序：
結婚登記大致可分為申請、審查和登記三個環節。
申請
1．中國公民在中國境內申請結婚。
必須雙方親自到一方戶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記機關申請結婚登記，申請時，應當持下列證件和證明：
（1）戶口證明。
（2）居民身份證。

③ 物權的產生的歷史依據有哪些

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國際私法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不過，無論在哪一個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都是解決物權法律適用問題的基本原則，這既是由物權關系的特點決定的，也是由物之所在地法的性質決定的。
物權制度，在民法體系中素來佔有重要位置，與債權制度並稱為民法財產權中的兩大支柱。相對於債權而言，物權有著濃重的"土著色彩"，特別是由於受地理環境、經濟結構、社會制度乃至意識形態的影響，各國有關物權的法律制度，在內容上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差異。在調整涉外民商事關系的國際私法領域，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尤其是在當代，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互聯網的日益普及，新的物權憑證、交換方式的出現，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愈趨復雜、多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在這種變幻演化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這就是物權法律適用中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
一、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
在國際私法理論中，物之所在地法也同樣發端於義大利的法則區別說。12世紀末期的義大利，商業繁盛，各城邦之間人民交往頻繁，人們對於由屬人法向嚴格屬地法的轉變已經漸漸感到不便，因而試圖對屬地法加以限制，當時義大利的法學家就擔當起了尋求折衷方案的任務，這些法學家中當以巴托魯斯（bartolus de saxoferato）為代表。
不過，在巴托魯斯正式提出法則區別說之前，已經出現了一些有關解決法律沖突問題的理論主張，其中也蘊含了物之所在地法的思想。根據德國學者neumeyer的研究，首先發現國際私法性問題的是12世紀末的注釋法學派學者magister aldricus。他認為對於當事人分屬不同法域（省份）的案件，法官應適用其認為"較有力而有用之法律"。在13世紀初，人們明確提出了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劃分：程序法上的事項依法院地法，實體法上的事項應遵循行為地法。在財產問題上，他們似乎含糊地認為應依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在巴托魯斯之前的一些學者們提出的法律適用原則並未擺脫絕對屬地主義的影響，仍將法律適用限定在立法管轄的領域之內，也正是在此基礎上，他們主張財產問題應一概依物之所在地法。巴托魯斯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法律能否適用於域外，應視法律規則的性質而定，他將法律規則分為人法（statuta personalia）、物法（statuta realia）及混合法（statuta mixta），主張"人法"約束在域內有住所的一切人，不論他位於何處；"物法"是屬地的，僅適用於一國領域內的不動產，而不適用於該領域之外；混合法適用於在一國領域內成立的一切契約。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巴托魯斯明確提出，不動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對於動產，則另依"動產隨人"（mobilia personam sequtur）、"動產附骨"（mobilia assihus inhaerent）、"動產無處所"（personal proerty has no locality）等原則，適用動產所有人的住所地法。
此後，承襲巴托魯斯法則區別說的法學家也都基於人法、物法和混合法的劃分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並且對於物法的適用范圍皆主張以其所屬地域為限，並主要用於調整不動產物權關系。
16世紀，國際私法的研究中心從義大利轉移到法國。著名學者杜摩蘭（charles moulin）和達讓特萊（bertrand d』argentré）雖然在對待屬人法和屬地法的態度上存在著嚴重分歧，但是，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雙方均主張以物之所在地法為基準。杜摩蘭認為，應將法則分為人法、物法、行為法三類。他極力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而縮小"物法"的適用范圍；認為"人法"從人，其效力及於境內境外的一切屬民，"物法"從物，不論對內國人還是對外國人，凡涉及境內之物的應依物之所在地法。我們認為，在當時"動產隨人"的觀念背景之下，杜摩蘭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這至少在客觀上使得盡可能多的財產被視為動產而適用其屬人法。不過，無論如何，他畢竟承認對於不動產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杜摩蘭可謂表現得"右傾"保守。達讓特萊則主張以屬地主義為主導，而以屬人主義為例外，所以他特別偏重物法的適用，對於動產和不動產都力圖劃歸物之所在地法管轄，甚至對於兼及人與物的"混合法則"，或者對於一項法則究竟屬於"人法"還是"物法"不易分辨者，也都認其為屬於"物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達讓特萊可謂表現得"左傾"激進。達讓特萊的學說在繼承領域影響最大。依照他的見解，被繼承人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遺留在不同的地方，即應分別依各項遺產所在地的法律予以處理。 但是，這種主張帶有一定的理想色彩，是國際私法中絕對屬地主義原則的回歸，到後來，達讓特萊自己也不得不認為物權問題雖然應當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只有不動產的繼承應依不動產所在地法，動產的繼承則應視當事人離開物之所在地的時間長短酌情考慮，如果離開的時間短，則適用屬人法，即原來的物之所在地法；如果長久離開，則應適用新的物之所在地法。由此可見，他在物權法律適用的絕對屬地問題上有所松動，因而又被稱為溫和的屬地法主義學派。 直至18世紀，又有法國學者froland，louis boullenois 及john bouhier對達讓特萊的"屬地主義為原則屬人主義為例外"的觀點加以修正，擴充了"人法"的適用范圍，贊成法律具有域外效力。這些見解對1804年《法國民法典》的編纂產生了重要影響。
十六、七世紀的德意志學派也接受法則區別說，並重視物之所在地法的適用。當時的德國最高法院曾採用下列原則來處理國際私法問題：關於處分物的能力，不依所有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關於物的權利，依物之所在地法，故財產繼承，不依被繼承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動產則采動產隨人原則；法律行為的方式依行為地法。
17世紀，法則區別說在荷蘭得到了發展。荷蘭學者承襲法國法則區別學派的屬地主義理論，並把"國家主權"觀念滲透到國際私法領域，使得包括物權在內的法律適用問題獲得了新的解釋。這其中以優利克•胡伯（ulric huber）和約翰•伏特（john voet）最具代表性。
胡伯就解決各國法律沖突問題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則"：第一，每個國家的法律只能在其境內有效並約束其全體居民，但在該國境外則無效力；第二，在一國境內的一切人，無論是定居者還是暫時居留者，都應被視為該國的居民；第三，每個國家的法律既已在其境內實施，根據禮讓，各國統治者也應允許其在本國境內保持效力，只要這樣做不致損害自己的主權權力和臣民的利益。"胡伯三原則"的前二項仍旨在強調法律的屬地主義，據此，關於物權只能認為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論不動產還是動產；但從其第三項原則我們可以作出推斷，胡伯也承認"動產隨人"原則。因為，"禮讓"的初衷是基於實際需要，"只適用本國法，絕對不適用外國法，國際交往和經濟往來就成為不可能了。" 在處理動產物權關系問題上，只要不損害內國的主權和臣民的利益，適用所有人的屬人法同樣可以被認為是基於"實際需要"，是一種"禮讓"。與胡伯相比，約翰•伏特更強調法律的屬地性原則，主張無論人法、物法、混合法均不能在外國有效，立法者的權力既然受其本國領土的限制，其所制定的法律也只能在其領土范圍內有效。但是，他同時又不得不認為，根據"禮讓"，法院對外國立法者制定的"人法"應承認其效力。 由此可見，約翰o伏特也認為外國人的屬人法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在內國有效，這應該認為包括屬人法則支配動產的情形。
從巴托魯斯的法則區別說到胡伯的國際禮讓說，他們都從法律規則的性質本身出發來研究法律適用問題，並且毫不例外地將物中的不動產劃歸了物法的范疇，用屬地法即物之所在地法進行調整；而對於動產，在不同的時期或不同的國家，雖然在適用人的住所地法或本國法的幅度上有所波動，但基本上是以屬人法為准據。因此，這一時期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主要適用於不動產物權。
二、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
19世紀是國際私法學獲得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這與斯托雷、戴西、薩維尼三位大師的貢獻是無法分開的。在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上，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人類財富的積累，也由於人們的認識和觀念的轉變，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地位逐漸得以強化，並最終確立了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原則。
19世紀中葉，美國聯邦法院法官、哈佛大學教授斯托雷（joseph story）改變過去由演繹法推導法律適用規則的方法，根據實踐經驗及其對英國判例的研究，以歸納法總結法律適用的方法，並借鑒胡伯等人的見解，從遵循屬地原則出發，提出了與"胡伯三原則"相類似的三項主張：第一，每個國家在其自己的領土內享有絕對的主權和管轄權，因而每一國家的法律，只在該國領域及管轄權范圍內有其固有的力量，直接對存在於該國領域內的一切財產--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對居住於該國內的一切人--不論是出生於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以及對所有在該國所締結的契約和所為的行為，具有約束力與效力；第二，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都不能直接對在其境外的財產發生效力或約束力，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無論是出生在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一國法律能自由地去約束不在其境內的人或事物，那是與國家主權不相容的；第三，一個國家的法律在其他國家所具有的任何力量及拘束性，純粹取決於後者的法律規定及明示或默示的同意，其真正的基礎與范圍在於"國際禮讓"。
從物權法律適用的角度來分析，斯托雷的第一項原則明確告訴人們，一國法律支配位於該國領域內的所有財產，不論其歸屬於何人，也不論其屬於動產還是不動產。而按照其第二項原則，一國法律不能直接支配其境外的財產，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據此，可以認為，即使是為內國人所擁有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它位於外國，那麼就不受內國法的支配；另一方面，如果動產隨其所有者發生了轉移，超出了其所有者的法屬地域--住所地或國籍國，那麼它就不能再適用其原所屬地的法律，亦即其所有人的屬人法，而只能適用該動產的新的所在地法。有學者認為，斯托雷的理論"助成法則區別學派的推翻"。 我們在贊成這種評價的同時還認為，斯托雷的貢獻，不僅在於摒棄"法則"二分或三分的主張，而分別就人的能力、婚姻、離婚、契約、動產、不動產、遺囑、法定繼承、審判權與救濟、外國判決等問題加以討論，而且在於他更明確地強調了法律的屬地效力。這就不僅直接否定了"動產隨人"的傳統觀念，而主張無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且主張任何"人"都應該受其"所在"地法的支配，而不是受其"所屬"國家的法律支配--這種主張的意義從物權的角度來說，就是使得"動產隨人"原則的適用失去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因為適用屬人法的實質是使支配人的法律也支配物。
與斯托雷齊名的英國國際私法大家戴西（a.v.dicey）也從法律的嚴格屬地性原則出發，認為為了保障合法法律關系的穩定性，對於依外國法有效設定或取得的權利，內國應該予以承認和執行。為了判定既得權利的性質，也只應依據產生此權利的該外國的法律。從保護"既得權"的立場出發，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戴西同樣認為應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在《戴西和莫里斯論沖突法》一書中，戴西和莫里斯不僅提出："所有不動產（土地）權利或與之有關的權利（除後面提到的例外）由該不動產所在國的法律（物之所在地法）支配"， 而且還不遺餘力地批判了動產隨人的不合時宜。他們指出，不論位於何地的動產，都被認為應當服從所有人住所地的法律支配，這對於一般的動產轉讓可能很有用，尤其是對於根據婚姻或死亡而產生的一般動產轉讓是適用的，但並不能因此而得出結論，即對於個人動產的特定轉讓也必須適用同一規則。他們進一步指出："在早期，個人動產很少，而且通常位於所有人的住所地，所以這一規則可能是正確的。然而在當今商業社會，這一規則就完全不合適。因此，所有現代的學者和絕大多數現代法官，都已放棄了住所標准，而且』動產從人』在今天的含義只是指動產繼承應由死亡人的屬人法來支配。" 他們還援引了幾位法官的話作為佐證--毛海姆（maugham）指出："關於有形動產的轉讓，我認為沒有任何人懷疑其准據法必須為物之所在地法。如果不是這樣，商業貿易就無法進行。"德夫林（devlin）指出："作為一般規則，通過契約進行的動產轉讓，無疑應由物之所在地法支配。"迪普洛克（diplock）指出："支配有形動產轉讓的自體法是物之所在地法。"
就司法實踐而言，英國著名的cammell v. sewell案可以作為例證。在挪威的一位船主拍賣了一艘英國籍遇難船上的木材，買受人依照挪威法獲得了拍賣標的物，盡管依照英國法，船主逾越了他的許可權，但英國法院仍然承認這位基於誠信原則的買受人的所有權。crompton法官代表法院的多數意見，發表了如下判決理由：假如動產是依照動產所在地的法律所做的合法且具有拘束力的處置，那麼這項處置在任何地方均具有拘束力。
如果說我們從斯托雷、戴西的理論中只能通過推理、判斷得出結論，認為他們贊成或推崇物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那麼薩維尼的學說以及遵循其學說的一些國家的立法或判例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段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的存在。
薩維尼從普遍主義--國際主義的立場出發，避開了法律的域內域外效力問題的爭論，主張平等地看待內外國法律，以判決結果的一致性作為國際私法所追求的目標。他認為，國際私法存在的根據是因主權國家間的互賴和各民族間的互通而形成的"國際法的社會"。國際私法的任務，是為每一種法律關系確定依其本質所應歸屬或應受制的法律秩序，為此，即應探得各該法律關系的"本座"（sitz）：支配該本座所在地的法律秩序，即為該法律關系所應歸屬的法律秩序。而法律關系的本座應依法律關系的特性來確定。關於物權，他認為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應以物的所在地為本座，從而都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現代羅馬法體系（第八卷）》(即《法律沖突與法律規則的地域和時間范圍》)這部不朽的著作中，薩維尼指出，自從法則區別說以來人們就一直在堅持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即"用於支配物權的法律將適用於位於立法者領域內的所有的物，而不論該物涉及的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在對這個原則的理解和適用上卻作了錯誤的不必要的關於動產與不動產的區分，以致剝奪了該原則固有的效力和一貫性。該原則被認為只適用於不動產，而動產則由住所地法來判定。由住所地法來判定動產，違背了法律關系本身的特性，人為地將住所地法擴大適用於所有的地方。這是薩維尼從歷史的角度對"動產隨人"原則所作的剖析。繼而，他又從"人"和"住所地"的不確定性方面對"動產隨人"進行了更加深刻的批判。薩維尼認為，動產物權適用人的住所地法，這里的"人"是與動產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人，而界定利害關系人是十分困難的。他進一步指出，對於利害關系人可以理解為所有人，但在財產轉讓中，利害關系人是指以前的所有人還是指新的所有人；在關於財產的對立糾紛中有雙方當事人，到底哪一方是所有人；如果不僅僅從所有權的角度考慮，再從物權的其他形態上考慮，每種物權在其存在或被主張時仍然會產生不止一個的利害關系人。利害關系人既難於確定，住所地法也就難於確定，"這樣，指導我們的住所地原則，即使其本身理由充分，也仍是非常模糊的，因此這個所謂的規則對問題的實際解決沒有什麼效果。"
關於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薩維尼指出，"為了確定它們所屬的法域，我們要根據物權客體真正的性質來確定這種地域。因為物權客體是由感覺來感知的，並佔有一定的空間，因此它們所在的空間場所自然是它們所參與的每一法律關系的本座。一個人為了取得、擁有或行使對物的權利，他必須到物所在的場所，對於這種特定的法律關系，他自動地使自己服從於約束該地域的本地法。因此當說到物權由物之所在地法（lex rei sitoe）判定時，這種主張所依據的理由與人的身份適用住所地法（lex domicilii）理由相同，二者均源自自願服從。" 薩維尼從物權的主要客體--物著手，分析物的客觀空間屬性，從簡單、實用與有效行使權利的角度闡述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這是應該給予肯定的。然而，在主觀方面，他認為物的權利人一概"自願"服從物之所在地法，未免過於武斷，似乎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此外，承襲薩維尼學說的德國學者齊特爾曼(ernst zitelmann)以對"權利性質"的研究為基點，探討法律適用問題。他認為，國際私法上的問題其實是以特定權利的得失為內容，並只能由具有國際法上主體地位的國家的法律來判定，而這種法律就是當時有權賦予或消滅各該權利的法律。國際私法的任務就是確定此項法律。這些權利可以分為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據此，齊特爾曼提出了若干國際私法的適用原則，例如，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適用屬人法，即本國法，如有關身份、能力、親屬等問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則適用屬地法，即所在地法，如有關動產、不動產等物權。 齊特爾曼著眼於法律關系之中所蘊含的權利問題，以對物權的性質的分析為基礎，從有利於物權的保護出發，仍然得出了不論動產物權還是不動產物權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結論。
在立法方面，1756年的巴伐利亞法典是最早採用絕對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立法範例。它在沖突法方面接受了"法則區別"學派提出的一些普遍性規則，但在物權方面，它拒絕了"動產隨人"的原則，而不分動產與不動產、有體財產與無體財產，主張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總的說來，在立法上規定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這個過程甚至還很復雜。1865年義大利民法典第7條，1889年西班牙民法典第10條，1811年奧地利民法典第300條等均接受動產隨人理論。然而，自從1864年以後，義大利的學說就曾試圖通過解釋的方法，把動產置於物之所在地法的控制之下，直到1942年修訂民法典時，才在其第22條明確作出規定。西班牙的規定也遭到學者們的批判，並最終在1974年完全更改過來。奧地利法院在實踐中一直沒有採用其民法典的規定，並於1913年的國際私法立法中贊成把物之所在地法適用於所有財產。
中南美洲國家普遍採用了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如1855年智利民法典第16條，1916年巴拿馬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1917年墨西哥憲法第121條第2款，1936年瓜地馬拉關於法院權力組織法第21條，1936年秘魯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和1984年秘魯民法典第2088條，1942年巴西民法施行法第8條以及它的196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344條，1942年的委內瑞拉民法典第10條以及它的1963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4條和1998年新國際私法第27條，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7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16條，1899年巴拉圭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85年國際私法第16條，1906年宏都拉斯民法典第14條，1904年尼加拉瓜民法典第6條，等等，均對動產和不動產一律適用物之所在地法。此外，1889年《蒙得維的亞國際私法條約》第32條，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105條，也都在總的原則上支持對所有的財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亞洲，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國家也很多。如1898年日本法例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動產及不動產的物權及其他應登記之權利，依其標的物所在地法"。日本法例雖歷經1942年、1947年、1964年三次修改，但是這一規定始終未變。1939年泰國國際私法第16條第1款規定："動產及不動產，依物之所在地法"，第17條規定："在訴訟進行中變更動產的所在地時，仍依該訴訟開始時物之所在地法。" 1982年土耳其國際私法和國際訴訟程序法第23條第1款規定："動產和不動產的所有權以及其他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律。"此外，伊朗、伊拉克、前蘇聯東歐國家、非洲的埃及、馬達加斯加等國，也都主張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
我國台灣地區1953年6月制定的《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物權，依物之所在地法"，第3款規定："物之所在地如有變更，其物權之得喪，依其原因事實完成時物之所在地法。"在實踐中，圍繞第10條的規定曾發生過一起適用案例：1957年5月台灣亞洲航空公司美籍工程師安諾德在台灣地區墜樓身亡，死者遺屬有中國台灣籍的妻子及美國籍的子女二人。安諾德的遺孀及子女向法院訴請亞洲航空公司交還其所保管的安諾德的遺產（動產）。台灣地區台北市地方法院於1957年8月作出判決，認定此訟爭議標的為物權性質，適用台灣地區《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的規定：以遺產（動產）所在地法為准據法，判決被告返還原告請求交還的財產。
可以肯定地說，自從19世紀中葉以後，在物權問題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僅愈益成為學者們的一般共識，而且愈益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實踐。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關於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也不是"絕對"的，即使在近現代社會物權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為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之時，仍然有一些國家或學者基於某種原因堅持相對適用的觀點並在實踐中加以運用。因而，"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只是從各該時期的總體狀況或佔主導地位的法律適用原則的角度所作的一種觀察，而絕不是指這一時期關於物權關系法律適用的絕對狀態。

④ 預約合同的立法例

在羅馬法上，雖有要物契約與諾成契約之別，但並無預約合同的觀念。立法上最早確認預約合同的，始於1804年的《拿破崙民法典》。該法典第1589條對買賣預約（promessedevente）作出了規定，認為「雙方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相互同意時，買賣預約即轉化為買賣」；法典同時承認了買賣預約中設立定金擔保的效力。在此之後的《德國民法典》第610條規定：「合同另一方的財產狀況明顯受損害而危及返還請求權的，在發生疑問時，約定貸款的人可以撤回其約定。」從中推論，該法典承認了消費借貸預約。而《日本民法典》則吸收了法、德兩國民法典的經驗，既規定了買賣預約，又規定了消費借貸預約。中國台灣地區民法債編在1999年修正時，對使用借貸和消費借貸兩項要物契約作出了修改，增加了預約的規定。之所以作這樣的修改，其立法理由書認為：「預約……，通常在要式契約或要物契約始有其存在價值。」
不難看出，上述國家和地區的立法例，是將預約合同限制在了買賣或者要物契約等個別契約的范圍內。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民法結構中，似乎羅馬法上的要物契約（尤其是消費借貸），有其邏輯上的必要性及概念上的說服力，因而都沒有在債法總則編中對預約合同作出一般規定，但鑒於過分強調要物契約的剛性，可能導致締約當事人的誤解，因此，對於要物契約（如消費借貸、使用借貸）規定了預約，以緩和其要物性。
而另外一些國家和地區則採取了不同的立法例。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民法承認了預約具有一般契約的屬性，在立法上將預約編排在債編總則中，規定了預約的一般條款。如《俄羅斯聯邦民法典》 、《葡萄牙民法典》 、《秘魯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以及《瑞士債務法》等。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法典》也採取了這一立法例，在債法卷的「債之通則」中對預約合同作出了一般規定。這一立法例無疑承認了所有的契約均可訂立預約合同。
縱觀兩種立法例，預約合同的本質仍是契約，除因其特性而不能適用於預約合同的以外，應適用關於一般契約的規定。既然是一種契約，法律上應尊重當事人之間所形成的合意，賦予其相當於法律一樣的效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將預約合同作為一般條款規定的立法例，似乎更具充分的立法理由。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預約合同不能作為典型合同規定在債法分論中，因為所有的典型合同，都是人類的類型化的交易形式，而預約合同不具有類型化交易形式的性質，它是與所有的典型合同相關的訂約程序。如果這樣理解預約合同，那麼它必須被規定在債法總論中。」盡管將預約合同理解為訂約程序，有待進一步商榷，但預約合同非類型化的觀點是值得肯定的。

⑤ 租借和贈送出去的大熊貓產下的幼仔歸屬權歸哪個國家

贈送的大熊貓來產下的幼仔屬於被自贈送方，而租借的大熊貓產下的幼仔是屬於中國。

由於大熊貓是我們的國寶，而且非常珍貴稀少。所以在1982年以來，我國就明確宣布以後大熊貓不會再以贈送的形式給其他國家，只能是以租借的形式「借給」其他國家的動物園，而且其它國家還需要繳納租金。

根據大熊貓租賃協議，租借每隻大熊貓的動物園每年需向中國支付50---100萬美元租金，還要擁有大熊貓適應的生活環境。大熊貓每產下一隻幼崽，租借方需支付中方60萬美元，且2歲以後必須回國。

目前，中國與日本、美國、奧地利、泰國、西班牙、澳大利亞、英國、法國、新加坡、比利時、馬來西亞、韓國、荷蘭、德國、印尼、芬蘭、丹麥、俄羅斯等18個國家的22個動物園開展大熊貓保護合作研究。

⑥ 商法與民法關系

司考商法：商法與民法的關系。在歷年司法考試中，商法都是丟分比較多的部分，小編在此為各位考生收集整理了商法的復習資料，希望對大家的復習有所幫助。

精彩鏈接：

2013司法考試《商法》考點：出資瑕疵

司法考試商法輔導：股東代表訴訟

司法考試商法知識點：票據抗辯

司法考試商法知識點：管理人

商法與民法

現在世界上關於商法與民法的關系，大致存在三種類型：

（一）民商合一模式

採用這種模式的國家實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即只制定民法典，而不再另行制定商法典。這種模式認為商法與民法在基本原理、基本制度方面有共通性，商法也涉及私人利益，貫徹著私法的共同精神，其內容是民法的組成部分。要麼規定在民法典中，要麼制定單行法來規定。因此，在民法典之外，不必另行制定商法典。

民商合一模式率先於瑞士實現，其1872年制定的《瑞士債務法》中包括了公司、有價證券及商號、票據、商業登記、商業賬簿等本屬商法的內容，並且於1911年將該法納入1907年頒布的《瑞士民法典》當中，作為其中的一編，從而開創了民商合一的模式。義大利商法原來是民商分立模式，後於1942年制定一部包括民商法在內的新的民法典。

（二）民商分立模式

採用這種模式的國家實行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在制定民法典之外，又制定商法典，商法是其法律體系中的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在此種模式下，商事主體被認為是不同於一般民事主體的法律主體，商事行為也被認為不同一般民事行為的法律行為，商法是獨立於民法的一個法律部門。因此，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獨立的商法典。

對各國存在的民商分立模式進行具體分析，又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客觀主義模式，又稱商行為法模式或法國商法模式。

1807年《法國商法典》的頒布，標志著大陸法系國家民商分立模式的形成。《法國商法典》是近代第一部商法典，對此後許多國家商法典的制定產生了深刻影響。此後，又有西班牙、盧森堡、阿根廷、墨西哥等國相繼採用了這種模式。

第二，主觀主義模式，又稱商人法模式或德國商法模式。1861年德國《普通商法典》是以商行為為法律適用的決定性因素，即采客觀主義模式而制定的。1871年德國統一後，開始修訂《普通商法典》，於1897年頒布了《德國商法典》。新的商法典采主觀主義模式，以「商人」的概念為出發點來編制。主觀主義模式的立法主張認為，商行為就是商人所為的行為，由商行為引發的關系都是商事關系，如果行為主體不是商人，其行為就不是商行為，所發生的關系也就不是商事關系，從而不適用商法典。

第三，折衷主義模式。這種模式將客觀主義模式和主觀主義模式相結合，在商法典的制定中將商行為概念和商人概念同時作為立法的基礎，因此稱為折衷主義模式。1899年頒布的《日本商法典》即為採用該模式制定，此外還有比利時等國家也是採用該模式來制定商法典。

（三）商法作為民法的特別法

商法之所以是民法的特別法，是由商法的調整對象的性質決定的。作為商法調整對象的商事關系和民事關系具有同質性，民事關系是范圍更廣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商事關系是民事關系的一部分，民事關系和商事關系是典型的種屬關系。因此，不論是否存在獨立的商法典，商法作為民法的特別法這一點是無法否認的。

商法作為民法的特別法，它們的關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商法與民法在基本原理、基本制度方面有共通性。

第二，法律適用方面，商法的適用優先於民法。依照特別法優先於一般法適用的原則，凡涉及商事的事項，當商法有規定時，應優先適用商法；只有當商法沒有規定時，依照民法補充適用的原則，才可以適用民法的有關規定。

我國立法采民商合一模式，商法作為民法的特別法而存在。

1.在立法文件的制定上，應選擇在民法典之外另外訂立商事單行法規。

2.在法律適用上，堅持以下原則：

民法的一般適用和補充適用；商法的適用先於民法；商法的效力優於民法

（四）商法與民法的聯系，是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系。民法是一般私法，商法是特別私法，兩者的聯系為：

1、民法的所有權制度是對從事商品經濟活動的正常條件的一般規定。

2、民法的主體制度是對商品經濟活動主體資格的一般規定。

3、民法的債權制度是關於流通領域中的商品交換活動的一般規定。

（五）商法與民法的區別

1、立法價值的取向不同。民法的基本價值取向是公平；商法的基本價值取向是效益。

2、二者產生的經濟基礎不同。民法產生的經濟基礎是商品經濟；商法產生的經濟基礎是市場經濟。

3、適用主體不同。民法在適用主體上具有廣泛性；商法的適用對象僅限於商人。

4、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不同。民法規范具有強烈的倫理性；商法規范具有較強的技術性。

⑦ 用婚姻法寫一篇2000字論文

希望對你有幫助
有關我國《婚姻法》中損害賠償制度的幾點看法

內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確定了離婚過錯損害賠償制度，使法律對婚姻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的保護更進一步，使司法機關對相關案件進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據，使我國婚姻家庭立法有了進一步的完善。但是該制度在實踐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問題，使得對婚姻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顯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構建基礎，確立的意義，損害賠償的要件，適用條件，賠償義務主體的范圍，以及實際操作中的歸責原則等問題進行了論述和探討，並提出了一些現實存在的問題及自己的看法與建議。
關鍵詞： 婚姻的契約本質 損害賠償 婚內損害賠償 舉證責任
（一）確立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基礎
有學者認為確立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依據源於民法上的侵權損害賠償。對破壞婚姻關系的行為認定為侵害名譽權責任，依照侵害名譽權的法律處理。也有觀點認為應將破壞婚姻關系認定為侵害配偶權的民事責任，實行精神損害賠償。
本文認為：確立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依據在於婚姻的契約本質。
長期以來，我國並沒有採用婚姻契約理論，傳統認為「婚姻是男女雙方精神上的結合」，「愛情是不應該用金錢來衡量的」，更有反對確立婚姻損害賠償的人士認為：損害賠償制度違反了婚姻的倫理本質，並使婚姻關系商業化，法律解決道德的問題是不妥當的等等。總之，這是因為對婚姻的本質存在不同看法而導致的不同結論。婚姻是男女雙方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結成的以人身和財產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種民事契約。就是說，婚姻的本質是一種契約，而契約不僅強調權利，更強調自由。因此，我們可以說，婚姻意味著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據就是契約自由，包括結婚自由與離婚自由。我國採取結婚登記主義，這說明，婚姻契約的締結必須嚴格依照婚姻法進行。它的內容就是夫妻雙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權利和各自所應履行的婚姻義務。這種權利義務包含了人身和財產兩個方面；而且婚姻當事人可以選擇離婚來解除這種權利義務，即婚姻契約的解除。以上內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約本質。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就是從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來反映婚姻的「契約」本質的。我國修改前的婚姻法並無離婚損害賠償制度。而國外立法卻早在幾百年前就確立了這項制度。如1791年法國《憲法》、法國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確立了這項制度。
婚姻的「契約」本質在我國長期受到禁錮，在封建社會，夫妻雙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極不平等，婦女的地位極其低下。長期以來，人們似乎承認婚姻是一種契約，彷彿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種可恥的交易。所以應當說，這種理念迴避了婚姻關系的本來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則的貫徹和實現。所以婦女在婚姻關系中基本沒有什麼合法權益，當婚姻關系破裂時，更談不上合法權益的保障。近年來，隨著民眾「契約」理念的漸趨深入，有關婚姻本質的認識也越來越明晰。並且，這種認識已經反映到婚姻立法上來。我國現行的婚姻法正是基於婚姻的契約本質而確立了損害賠償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過錯方已經嚴重違反了婚姻契約之義務，理應承擔損害賠償之責任。
（二） 《婚姻法》確立損害賠償制度的意義
2001年，我國《婚姻法》確立的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意義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
（1）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目前社會形勢下保護婚姻一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的需要，有利於警示、懲罰重婚，姘居，通姦，婚外戀，家庭暴力等過錯當事人的行為。
（2）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在人們對包二奶，通姦，姘居等行為日漸麻木漠然 ，社會風氣日漸淪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來提高道德的認識是必要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要樹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
（3）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強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婚姻家庭的穩定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之一，也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
（4）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實現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從以往的司法實踐看，由於我國原婚姻法沒有規定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財產時照顧無過錯方的原則來操作。但是在財產很少甚至沒有財產的情況下，該照顧原則根本無法適用，無法給予無過錯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護；同時使違法行為沒有得到及時的處理和制裁。因此，讓司法有法必依，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確至關重要。
有反對該項制度建立者認為：損害賠償制度違反婚姻的倫理本質，而懲罰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問題不能用法律的手段來解決，並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隱私，捉姦成風的不良風氣，司法介入婚姻過錯的調查，取證困難，訴訟成本高，操作難等等。筆者認為，婚姻關系是建立在夫妻雙方感情的基礎上的，但婚姻關系的維護除了需要感情的積極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倫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確實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國採用結婚登記主義，婚姻這項契約必須嚴格依照婚姻法締結。它不僅關繫到當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會利益，理應受法律的嚴格保護。調查難，訴訟成本高不能成為反對立法的理由。三峽大壩水利工程難、成本高，為什麼國家還要建設？因為它建成後的社會效益可觀。那麼建立婚姻法上的損害賠償，其社會效益，也具有長遠的精神效益！
（三） 損害賠償的要件
根據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構成要件有以下幾點：
行為人具有主觀上的過錯。這是損害賠償的主觀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觀有過錯。如果行為人主觀上無過錯，則不承擔賠償責任。
行為具有違法性。這是損害賠償的客觀行為要件，即過錯方的行為違反了婚姻法的規定或婚姻契約對婚姻義務的要求。
請求權人有受損害的事實。這是損害賠償的客觀後果要件，即享有請求權的一方當事人必須具有損害事實，包括財產損害與精神損害。事實上，也只有當無過錯一方有損害事實時，才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需要強調和補充的是：通說精神損害賠償要有精神損害的事實。因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實狀態表現出來更難。在學理上為了解決精神損害存在的客觀性，有學者和實務者將精神損害分為「名義上的精神損害」和「證實的精神損害」。所謂「名義上的精神損害」又稱「形式上的精神損害」，只要受害人有舉證侵害人的侵權行為明確存在的表現形式，依一般的認識水平，相信受害人確實存在遭受精神損害的事實，法律則推定這個損害的真實性。所謂「證實的精神損害」也稱「實證的精神損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損害的真實性，受害人必須舉出證據加以證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體上，精神上受到損害。筆者認為：通說要件所述的精神損害的事實應理解為是「名義上的精神損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損害而無須再輔以證據加以證明。
過錯行為與損害事實具有因果關系。這是損害賠償的因果關系要件，即違法行為與無過錯一方的損害事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
（四） 損害賠償的適用條件
文中在闡述中一直強調婚姻的損害賠償，而非離婚的損害賠償。這正是本文的重要觀點之一——確立獨立的婚姻損害賠償制度，支持婚內損害賠償。
《婚姻法》第46條適用的條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這應該理解為對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提起確定了一個前提條件吧?
那麼，如果婚姻一方當事人不要求離婚就不能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么？難道說無過錯方要想得到賠償就必須以離婚為代價么？筆者認為，這種規定，無疑使離婚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形成了一種「強行配售關系」，如果婚姻一方當事人想主張損害賠償，那麼離婚便成為了一種「強制搭配品」，否則損害賠償就無從提起。然而離婚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兩種本質截然不同的權利。離婚請求權是基於婚姻關系的破裂而主張夫妻關系的解除，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基於違背婚姻法所規定的義務的違法行為而主張受損權益的法律保護。因此，應將婚姻法中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作為一項獨立的請求權，取消以離婚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內損害賠償的請求。也許有人認為這種賠償沒有什麼意義？判來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財產。但筆者認為，這樣界定是有意義的。它可以整體提高人們對家庭、對婚姻義務的重視，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對有過錯一方進行懲罰和教育，即體現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於過錯方悔悟，使其「回頭是岸」，促進家庭和社會的穩定。如果一定要以離婚為代價，對無過錯一方也是不公平的。並且對於這種因婚內賠償無過錯方所取得的財產或財產權利亦應認定為其個人財產。家庭是社會的組成細胞，其穩定與否，在一定因素上關繫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如果確立這種獨立的賠償請求權，從長遠的角度看，其社會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觀的。
（五） 損害賠償義務主體范圍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條，在責任主體上界定模糊。從條文分析，損害賠償義務人限制在夫妻雙方的范圍之內，這使得受害人在權利保護上受到影響。實際上，是免除了有過錯的第三方的連帶責任。無過錯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張賠償呢？筆者認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對現行法律保護的婚姻制度的破壞，同其他的違法行為的本質是相同的，而不僅僅只是道德問題，法律必須做出否定的評價並採取相應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為配偶一方與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姦是嚴重的違法行為，過錯方有錯的同時，第三者也大都有過錯，理應承擔賠償責任。不過，無過錯方不應在離婚訴訟中向第三者主張權利而應另行提起侵權之訴；如果像本文第四點所述的，允許婚內賠償的話，無過錯方則可以以有過錯的配偶和第三人為共同侵權人提起侵權之訴。有的專家、學者稱「懲罰第三者有可能導致捉姦成風，司法上難以操作。」筆者認為：只要第三人插足於他人家庭並有重大過錯，如重婚、姘居、長期通姦，及導致他人離婚的就應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情節嚴重的，追究刑事責任，亦不免除其應承擔的民事責任。」追究第三人責任體現了一種立法價值取向，維護公序良俗。當由道德約束的問題超越了社會文明的底線，則需要法律來維持它的正義和標准。如果法律對第三者的重大過錯視而不管，僅對離婚過錯方進行懲罰，將達不到法律所預期的預防，警示及教育，懲戒作用。而且設立向婚姻損害第三方主張損害賠償的制度也是多數國家法律的通例。
（六）婚姻損害賠償制度在舉證責任方面存在的問題
根據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有權主張損害賠償的是「無過錯方」。其意味著婚姻法中的損害賠償制度的歸責原則是過錯責任原則，以過錯為歸責的最終要件。這樣舉證的責任就落在了無過錯的受害一方。在單純的適用過錯責任原則的情形下，對提出損害賠償請求者要求其承擔舉證責任，對這一證據的採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領域存有相當的難度。《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為若干解釋）第二條規定：「婚姻法第三條、第三十二條、第四十六條規定的『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權利主張者如何來證明配偶與婚外異性該種關系的持續性、穩定性呢？有些權利主張者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僱傭私家偵探或乾脆自己充當起私家偵探的角色，期望藉助這些手段來實現自己的權利請求。但往往會由於收集證據材料及運用證據不當而引發權益之間的沖突。譬如，將捉姦照公布於眾，可能引發配偶一方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法律保護與第三者隱私權的法律保護的沖突；將同居的事實大肆渲染，可能引發配偶一方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法律保護與第三者名譽權的法律保護的沖突等等。當然，有相當一部分權利主張者根本無法提供此方面的證據材料。在種種狀況下，一味地實行誰主張誰舉證，便可能導致該種局面：由於證據的不足或缺乏證據，權利主張方的請求權實現不了，應承擔責任的一方則可逃脫法律的懲處。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權的事實卻苦於證據的缺乏而無法對被侵犯的民事權益給予相應的民事救濟。在該種局面下，損害賠償制度確立的立法價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盪然無存。
筆者認為：適當適時適地地採用過錯推定，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會加大受害方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
如果可以這樣操作，那麼有相當一些問題可以得到解決。「我們主張，無過錯責任或者特殊侵權場合，我國民法應借鑒法國的經驗，侵權人侵害自然人物質性人格權，無論侵權人有無過錯，均應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換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質性人格權遭受侵害，受害人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場合，可以適用過錯責任，也可以適用無過錯責任。正由於過錯推定是從保護受害人利益考慮而產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對受害人提供救濟， 因此筆者認為可以也應該將過錯推定原則引入到婚姻家庭領域中的損害賠償制度中。例如在重婚、與婚外異性同居等情況下，無過錯方要求給予精神損害賠償，應採用過錯推定的原則，由過錯方對其對精神損害的後果沒有過錯進行舉證。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視婚姻僅為民事契約」， 確立婚姻法的損害賠償制度源於婚姻的「契約」本質，更何況婚姻家庭關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濃厚的民事法律關系，它具有強烈的倫理道德性，復雜性，會使婚姻家庭領域隨時可能出現法律所預料未及的新情況、新問題。過錯推定原則也會有助於對此類婚姻家庭的新情況、新問題進行及時的調整。同時，也加大了對無過錯受害方的保護力度。
綜合前六方面的論述，筆者在婚姻損害賠償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議：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源於婚姻的「契約」本質；確立這項制度是我國目前婚姻家庭觀念「世風日下」，恢復道德倫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對於婚姻法中的精神損害應理解為「名義的精神損害」為宜；損害賠償不應局限在離婚條件之下，亦應及於婚姻持續的過程中；損害賠償的義務人應包括有過錯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權利主張者以何名義訴之在所不問）；適當適時適地的採用過錯推定原則來加大無過錯受害方的保護力度。
參考文獻：
（1）王利明 主編 《民法侵權行為法》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王利明 主編 《民商法研究》
（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4）李銀河 馬憶男 主編《婚姻法修改論爭》光明日報出版社
（5）關今華 主編 《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與評算》
（6）楊遂全《新婚姻家庭法總論》，法律出版社
（7）楊大文主編：《親屬法》，法律出版社
（8）李紹章：《點評新婚姻法》

⑧ 什麼是「李查蒂案」和「福爾果案」

李查蒂案適用當事人屬人法來解決自然人行為能力的沖突，在親屬及繼承等領域內，一般爭議不大。但在商業領域，隨著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內外國人移居和相互交易日益增多，交易的當事人或有關第三人並非都知曉對方的屬人法，因此往往發生這樣的現象，依據屬人法，當事人不具有行為能力，依據行為地法則為有行為能力。這種情況，往往會損害一方當事人的利益，威脅交易活動的安全，無益於國際民事關系的順利發展。為此，許多國家在立法上規定，除原則上適用屬人法之外，對在本國國內進行的與民事、經濟活動有關的法律行為，作為例外而多採取行為地法的原則。最早將這一原則規定於成文法典中的是1794年的《普魯士法典》，該法典規定，當事人如依其屬人法（當時指住所地法）或依締約地法有行為能力，便應被認為有行為能力。1861年，法國最高法院在「李查蒂案」中也確立這一原則。
22歲的墨西哥人李查蒂，在法國巴黎的一家商店購買了價值８萬法郎的寶石並已提貨。可是當商店向他索取貨款時，其拒絕履行合同，理由是墨西哥法律規定成年年齡為23歲，他未達到成年年齡，並且未取得監護人的同意，因此，他所締結的合同為無效合同。法國第一審法院、上訴法院在審理該案時，首先審查了合同的效力問題。當時《法國民法典》規定，自然人成年年齡為18歲。但是依據該法典第三條規定，在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人的行為能力依當事人本國法，即墨西哥法律，而如果適用了墨西哥法律確定李查蒂的行為能力，必然導致合同無效。法國法院最終沒有援引墨西哥的法律，而是直接適用了行為地法即法國法，判決李查蒂已達成年年齡，從而合同為有效合同。判決的依據是認為，法國人並無知道所有外國法的不同規定的必要，因此，只要法國商人是誠實、善意的，並且無輕率或過失，則應予保護，契約應為有效。
法國最高法院1878年審理的福爾果案
福爾果是1801年出生在巴伐利亞的非婚生子，5歲時隨其母去法國，並在那裡安居到1859年死亡。他在法國留下一筆動產，但未立遺囑。福爾果的母親和妻子都已死亡，又沒有子女。其母親的旁系血親要求繼承。依巴伐利亞法律，他是可以作繼承人的。法國法院根據自己的沖突規范，本應適用巴伐利亞法律。但根據巴伐利亞的沖突法卻應適用死者"事實上的住所地法"，因而反致於法國法。據此，法國法院接受這種反致，認為這筆財產依法國民法為無人繼承財產，應收歸國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