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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犯關系脫離是共同犯罪理論中的重要內容,但我國刑法理論對此缺乏充分的研究。為了合理地處理實踐中出現的共犯關系脫離行為,需要在借鑒國外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從理論上對共犯關系脫離的概念、構成要件和罰則進行合理的界定。
關鍵詞:共同犯罪;脫逸;成立要件
所謂共同犯罪關系的脫離是指在犯罪過程中,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動放棄犯意,並終止與其他犯罪人的共犯關系,從而對脫離後其他犯罪人實施的犯罪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的情況。共犯關系脫離所需研究的主要問題是,需具備什麼條件脫離者才對其他共犯者的犯罪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對此,我國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理論界也鮮有人論及。筆者擬對此問題及相關內容加以淺析,以期裨益於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
一、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成立條件
立共同犯罪關系的脫離,有的學者認為須具備以下條件:一是本人放棄共同犯罪的故意;二是本人中止自己的行為;三是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實行行為或防止結果的發生作出了努力;四是在某些場合讓其他行為人知道自己脫離共犯關系。筆者認為,根據以上要件,在某種情況下,無疑會擴大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外延,而在有的情況下,則又不適當地縮小了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范圍。具體說來,首先,論者並沒有限制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成立階段。根據論者提出的四要件,在犯罪發展的任一階段,都可以成立共同犯罪關系的脫離。但是,筆者則認為,在直接實行者著手實行犯罪後,即使一部分共犯人自動放棄犯意,並有脫離共犯關系行為的,也不能解除他們的共犯關系。其次,第三要件即「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實行行為或防止結果的發生作出了努力」是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充分而非必要要件。因為脫離共同犯罪關系可以表現為不同的行為方式。在有的共同犯罪如平等型的共犯關系中,只要有消極的脫離行為即可,而無須實施積極的脫離行為。
以上兩種情況其實是共同犯罪中止的成立問題。在此需將共同犯罪關系脫離與共同犯罪中止區分開來。前者是指共犯人脫離了共犯關系,因而對他人實施的犯罪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後者則是指共犯人並沒有脫離共犯關系,對他人實施的犯罪行為仍然承擔共犯責任,只是應從輕處理。可見,在理論上,兩者屬於不同的范疇。當然,共犯關系的脫離與共犯的中止有著密切的關系,如兩者都發生在犯罪過程中,都是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動放棄犯意;在表現形式上,一些犯罪中止行為就是一種脫離共犯關系的行為。因此共犯關系的脫離必然有著共同犯罪中止的某些特徵,但是它畢竟有著自己的特定構成要素,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成立共犯關系的脫離應具備以下條件:
1、發生在直接實行者著手實施犯罪以前。這是成立共犯關系脫離的犯罪階段要求。
關於共犯關系脫離的成立階段,有的學者認為可以發生在共同犯罪人著手實行犯罪前、直接實行者實行犯罪後以及既遂後的繼續犯場合等三個階段。筆者認為,這是從形式意義上來理解共犯關系脫離的。就脫離者而言,在犯罪的發展過程中甚至犯罪既遂後的繼續犯場合,他都可以有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表示和行為。但是這種脫離行為是否能解除共犯關系尚需要實質地進行判斷,即共犯關系的脫離並不是以脫離者單方面的意志為轉移的,需要結合共同犯罪關系的實質來認定。一般說來,只要直接實行者已著手實施犯罪,共犯關系就不能解除。因為,根據刑法理論,各共同犯罪人之間已形成共犯關系。如同犯罪既遂後的恢復原狀不能改變行為的犯罪性一樣,成立共犯關系後就不可能再解除。具體說來,在復雜的共同犯罪中,根據占統治地位的共犯從屬性說,教唆犯和幫助犯的犯罪性和可罰性取決於正犯是否已著手實行犯罪。只要正犯已著手實行犯罪,三者就形成了共犯關系。而就共同正犯而言,由於各犯罪人基於意思聯絡而成為同心一體,因此只要一部分正犯已著手實行犯罪,即使其他正犯沒有實施犯罪行為,也不影響共同正犯的成立,即一部分正犯的行為就是共同正犯的行為。這也正是對共同正犯實行「一部行為負全部責任」的理論基礎。因此,成立共犯同犯罪關系的脫離必須發生在著手以前。當然在著手後,共犯仍有脫離行為,但這是涉及到是否成立中止犯的問題。
2、脫離者必須自動放棄犯意。這是成立共犯關系脫離的主觀要求。
多數學者對此持肯定態度。但也有論者認為,只要在著手前切斷因果關系,即使不是基於任意性,也不影響。筆者認為,既然脫離者在處理上不承擔共犯關系責任,那麼就應對其成立要件做出嚴格的限制,即脫離者應自動放棄犯意。但關於自動性,德、日刑法理論上存在著多種觀點:主觀說認為,由於認識外部的障礙而停止的場合以外,是自動放棄犯意。限定主觀說主張只有放棄犯意即後悔而中止的場合,是自動放棄犯意。客觀說主張按照社會一般的觀念,以客觀的判斷為標准認定障礙的性質。折衷說主張在一般經驗上對意思給予強制影響的情況為動機以外的場合是自動放棄犯意。通說認為折衷說比較妥當。我國理論界關於自動性的觀點比較一致。一般認為是指在行為人能夠將犯罪進行到底的情況下,基於本人的意志而停止犯罪行為。這表明只要行為人主觀上認為自己能夠完成犯罪,即使客觀上難以完成犯罪,也不影響自動性的成立。
3、行為人必須有脫離共犯關系的行為。
這是成立共犯關系脫離的實質性要件。何謂脫離行為?筆者認為,應以是否切斷脫離者已經實施的加功行為與此後其他共犯者的行為或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為原則。只有切斷了與此後其他共犯者的行為或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脫離者才不負共犯刑事責任。基於這一原則,根據表現形式的不同,可將脫離行為分為消極的脫離行為與積極的脫離行為。前者是指脫離者將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傳達給對方,或者單純地撤回自己的加功如幫助者將其提供的工具索回,就成立共犯關系的脫離。這種脫離行為一般是針對平等型的共同犯罪人即共同犯罪人之間不存在領導、制約關系。如普通的共同正犯,或在共同犯罪中處於被動、消極地位的幫助犯、脅從犯以及犯罪集團中的一般參加者等。由於這些犯罪人對犯罪的實施並不起主導、支配地位,因此只要消極地將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傳達給對方或者單純地撤回自己的加功,一般就可以消除自己的加功行為對正犯的影響。內心的脫離或單方面的脫離是不能成立共犯關系脫離的。因為二人以上基於實行一定犯罪目的而成為同心一體。如果某一共同犯罪人有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但是卻並沒有傳達給其他共犯人,那麼對於其他共犯人來說,這種同心一體的聯系仍然存在。當他實行犯罪時,與脫離者也依舊存在著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因果聯絡。因此只有將脫離共犯的意思傳達給其他共犯人,這種同心一體才能解體。對於傳達脫離的方式,通常是以明示的方式做出的,如明確告訴對方自己決定從犯罪活動中退出來,並中止了犯罪行為。對於以默示的方式表達脫離犯罪活動的意思,如從犯罪現場離去、幫助者沒有按約定提供工具或出現在現場,如果同時符合其他條件,也不失為一種脫離行為。日本的一些判例就肯定了這一方式。例如共謀強盜並實施了預備行為後,其中一人悔悟,從犯罪現場離去。對於這一案例,福岡高級法院昭和28年1月12日判決認為:雖然行為人既沒有阻止其他共謀者的犯罪行為,也沒有明確表示脫離的意思,但是當剩餘的共犯者不僅認識到了脫離者的脫離事實,而且認識到只能由自己來完成共謀的犯罪事實時,可以說共謀者接受脫離者默示的意思。因此脫離者只對當初共謀的強盜預備負刑事責任,而不承擔強盜共同正犯的刑事責任。
所謂積極的脫離行為就是指脫離者採取措施阻止他人犯罪或為此做出了真摯努力的。這種脫離行為是針對支配型的共同犯罪人而言的,即在共同犯罪中起著領導、指揮、主動等地位或作用的共同犯罪人,如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教唆犯等。由於這類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支配作用,因此不同於一般的共同犯罪人,只要單純地將自己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傳達給其他共犯人就可以脫離共犯關系,他們還必須採取積極的作為將自己給予犯罪實行的效果予以消除才能成立共犯關系的脫離。從國外的立法規定及司法實踐來看,將下列行為認定為積極的脫離行為:(1)使其他共犯者確定地放棄犯意。如日本1976年松江地方法院的判決「當脫離者作為共謀者團體的頭目可以強制支配其他共謀者的地位時,倘若脫離者沒有恢復到不存在共謀關系的狀態,就不能說解除了共謀關系。確定地放棄犯意是否要求其他共犯者必須真正放棄犯意。」筆者認為只要其他共犯者答應放棄犯意即可。至於是否真正地放棄犯意並不影響行為人脫離共犯關系。因為脫離者已將自己給予犯罪實行的效果予以消除。(2)向國家有關機關告發、舉報的,如俄羅斯刑法第205條規定,參與准備實施恐怖行為的人員,如果及時提前報告權力機關或採取其他措施預防恐怖行為的發生,如果其行為沒有別的犯罪構成則免除刑事責任。這種行為既可以作為第一種行為失敗後實施的一種補救行為,也可以單獨實施。(3)其他阻止犯罪實行的行為,如向被害人通報等。
二、脫離共同犯罪關系者的處罰
對於脫離後其他犯罪者實施的犯罪行為,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中比較一致的觀點是脫離者不承擔共犯責任,這與共犯處罰的根據密切相關。關於共犯處罰的根據,理論上有責任共犯說、行為價值惹起說、惹起說等不同觀點。雖然觀點聚訟,但在對待脫離者的刑事責任上,則無論根據哪一種理論,都可以得出脫離者不對他的犯罪行為負共犯責任的結論。如惹起說認為共犯之所以處罰是因為與共犯者共同惹起犯罪結果。根據這一理論,在共犯關系脫離的情況下,脫離者不僅與其他共犯者解除了意思聯絡,而且給予他人實行犯罪的效果予以消除。因此與正犯惹起的犯罪結果就不存在因果關系,從而也不對其承擔共犯責任。
對於脫離者脫離前的行為,從司法實踐與有關國家的刑法規定來看,一般也是免予處罰的。這有理論上的依據和刑事政策上的考慮。從理論上來說,脫離者的行為是著手前的預備或陰謀行為,對法益的侵害並無實質的危險,同時脫離者又系自動放棄犯意,主觀惡性較小。根據犯罪構成理論的要求,對於情節顯著輕微的,不應作為犯罪處理;對於構成犯罪的,也應當從輕處罰。從刑事政策上來說,這樣處理無疑是給犯罪者「架設後退的金橋」(李斯特語),對於鼓勵犯人改過自新,瓦解、分化和打擊犯罪組織顯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當然並不是說脫離者可以完全不負刑事責任。筆者認為,結合具體案情,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給予適當的處罰:(1)預備行為構成犯罪的。如甲、乙為了搶劫成功,事先各自購買了槍支。但在實施搶劫前,甲因懼怕而放棄犯意,並沒有參加搶劫。甲的行為構成菲法買賣槍支罪。(2)共謀實行重大的犯罪活動,並進行了預備活動。如共謀搶劫國家金融機關、爆炸國家重要設施、部門等。是否屬於「重大」的犯罪,應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使用的犯罪方法等。(3)為阻止他人實行犯罪做出了誠摯的努力,但並沒有真正阻止他人實行犯罪者。如被教唆者雖然答應放棄犯意,但是仍然實施了教唆的犯罪的。須注意的是,即使是應追究以上行為的刑事責任,也應從輕處理。即將共犯者的脫離作為從輕處理的情節,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三、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立法評價
從世界各國刑法規定來看,多數國家對共犯關系的脫離沒有作明文規定,只是司法實踐中的解釋問題,如日本。但是也有一些國家對共犯關系脫離的條件及責任作了規定。概括起來,大致有三種立法方式:一是規定在總則中,如美國模範刑法典。該法第206條第6項第C款規定,在實行犯罪之前,終止共犯關系且將共犯關系給予實行犯罪之效果完全予以消滅或給予執法機關適時警告或以其他方式阻止其罪之實行作適當的努力,不能作為他人所實行之罪之共犯。第503條第6、7項規定,行為者共謀實行實質犯罪後,在能確認其在完全而自動放棄犯罪目的的狀況下,阻止共謀目的之達成,即為積極抗辯。共謀者之一,縱有廢棄其合意,如未將合意之廢棄告知共謀之對方,或向法律執行機關申告共謀之存在以及自己為共謀之一員時,對該人之關繫上,不得認為共謀已終結。二是規定在分則,這是針對特定的共同犯罪制定的。如法國1994年刑法典第422條規定,恐怖活動之正犯或共犯,如其告知行政當局或司法當局,從而得以制止犯罪行為,或者得以避免犯罪造成人員殘廢或永久性殘疾,且在相應場合,得以偵破其他犯罪的,其所受自由刑減半。三是總、分則結合式。即既在總則中作出一般性規定,同時又對分則中的特殊的共同犯罪專門作出規定。這種立法體例為多數國家刑法所採納。如1976年的西德刑法典第31條規定:犯罪之不發生,非由於中止者之所致,或犯罪之發生,與中止以前加功行為無關者,如中止者確曾因己意而盡力謀犯罪之防止,亦足免罰。同時分則第129條對脫離犯罪集團作了規定,如自動將其所知犯罪行為之計劃,於尚可阻止其實施之適當時機內報告官署者,法院得依其判斷減輕或免除。此外,1997年的俄羅斯刑法典也採納了這一立法體例。綜觀各國關於分則的規定,可以發現有以下特點:(1)其適用對象是有組織的共同犯罪,特別是恐怖活動組織犯罪;(2)客觀上必須是積極的脫離行為;(3)在處罰上,從寬有兩個層次:一是從犯罪組織中退出來則給予從輕處罰,二是如果他們對偵查予以積極幫助的則對其免除處罰。在分則中針對特定的共同犯罪另作專門規定是伴隨著有組織犯罪的猖獗而採取的一項策略。實踐證明,獎賞脫離者或稱「悔過者」的刑事政策在偵查期間打擊最為恐怖的有組織犯罪形式是極為有用的。「悔過者」或更確切地說司法機關的合作者,在與通常的有組織犯罪特別是黑手黨犯罪的斗爭中無疑是有意義的。
我國的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沒有對共犯關系的脫離作出明文規定。但是根據我國刑法的有關規定,這種情形可以按預備犯的中止犯處罰。這樣看來,提出共犯關系脫離的概念似乎意義並不大。因為與國外的刑法規定不同,在我國對於預備犯原則上是可罰的,而且中止犯不僅可以發生在實行階段,在預備階段也能成立。所以,外國刑法中的關於共犯關系脫離的情形,依據我國刑法規定,其實是共犯中止犯的問題。但是,從刑事立法的科學性出發,筆者認為,在理論上還是有必要將共犯關系脫離作為共犯論體系的一個獨立範疇予以研究。因為共犯關系脫離之所以不適合我國主要在於我國刑法對預備犯的規定過於寬泛。首先,我國刑法原則上處罰一切預備犯;其次,我國刑法並未限定預備犯的成立範圍,不僅包括自己預備,也包括他人預備。這樣共犯就有成立預備犯並受到處罰的可能。然而,在目前各國刑事立法中,多數國家是將預備犯的處罰嚴格限制在少數嚴重的犯罪中,即預備犯原則上不處罰,如法國、日本、韓國、德國。同時在理論上,多數學者也主張預備犯只能以自身的行為為前提,他人預備行為不能包括在預備行為中。可見,我國刑法對預備犯的處罰是相當嚴厲的,「這不僅不符合實際情況,而且也與國際上通行的做法不一致」。因此,一些學者提出了應改進我國關於預備犯的立法,即只處罰少數嚴重的犯罪的預備行為。筆者贊同這一見解。若從這一立場出發,則提出共犯關系脫離的概念就具有了刑事立法上的根據。不僅如此,提出共犯關系脫離的概念更有理論上的合理性。舉一不恰當的比喻來說,共犯關系猶如民法上的合夥,有其成立、變更、撤銷的情形。因此,在共犯的本體論中,應包括共犯關系成立即共同犯罪的成立、共犯關系的變更如實行過限、共犯關系脫離等內容。因此,將共犯關系脫離作為一個獨立的范疇予以研究,可以推動我國共同犯罪理論的發展和完善。最後,從性質上看,共同犯罪關系的脫離的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都小於共同犯罪中止,是一種應當從寬處罰的量刑情節。因此,將共犯關系脫離在立法上予以明文化,不但可以增強司法操作性,而且能發揮刑法的行為規制機能,同時也使刑法關於共犯的規定更趨完善。
那麼,在上述三種立法體例中,哪一種立法體例比較適當?僅在總則中做出一般性的規定,固然具有其長處,但是由於沒有區別對待不同的共同犯罪形式,必將不利於打擊、分化和瓦解有組織犯罪,畢竟有組織犯罪的懲治是當前刑事司法工作的重點;分則性規定雖然突出了對有組織犯罪的懲治,但是對於一般共同犯罪缺乏規定。比較起來,總、分則結合式就比較可取。它可以克服兩者的缺陷,同時又取兩者之長。這種立法體已為新近制定或修訂的刑法採納。具體言之,一方面在總則中規定著手前脫離共犯關系的,免予或減輕處罰;另一方面,對於分則中第一百二十條組織、領導、積極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犯罪、第二百九十四條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規定特殊脫離行為,即實施恐怖活動犯罪或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者,在逮捕或追訴之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處罰:(1)解散或決定解散犯罪組織的;(2)不是發起者或首要分子,並且退出該組織的;(3)以任何方式阻止犯罪集團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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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死刑制度在我國的現狀及思考
[摘要] 死刑是一種最嚴厲的刑罰,是調整社會關系的一種最極端的手段。當今許多國家都廢除了死刑制度,但是在我國仍然保留了死刑。本文從死刑的產生、在我國法律中的情況等幾個方面記敘了我國死刑制度的現狀,以及我國今後是不是繼續保留死刑,死刑制度該怎樣改革進行了思考。
[關鍵詞] 死刑;保留;廢除
死刑是一種古老的刑罰方法,對犯罪分子具有威懾力,但死刑不同於其他刑罰,死刑剝奪的是一個人的生命,在當今的中國,死刑制度的現狀如何?基於我國目前犯罪形勢十分嚴峻,我國應該保留死刑制度,但是應嚴格限制,並逐步廢除。
一、死刑的概念及在我國的產生
(一)死刑的概念
死刑是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罰方法,包括死刑立即執行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死刑以剝奪犯罪分子的生命為內容,因此又稱為生命刑。死刑又是所有刑罰方法中最嚴厲的刑罰,又稱之為極刑。
(二)死刑在我國的產生
死刑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法產生的年代。最早的刑罰記錄中就有有關死刑的記載。死刑在人類歷史發展中,作為原始的血族復仇、同態復仇的替代物而出現。在原始社會,氏族之間的矛盾通過血族復仇來解決,往往帶來了氏族混戰,給社會造成了嚴重破壞。國家產生以後,建立了刑罰制度,其中也包括死刑制度,從而使無節制復仇得以終止。在我國歷史上,最初的刑罰方法只有墨、宮、大辟,死刑(大辟)佔了重要一席,此後幾千年的歷史發展,死刑一直存在。
二、當今我國的死刑制度
目前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已經完全廢除了死刑制度,其中包括歐盟各國和我國的香港、澳門地區。每年都有多個國家在廢除死刑。而發達國家僅剩美國和日本。但仍然執行死刑的國家中,僅對謀殺罪等嚴重暴力犯罪判死刑。我國是世界上保留死刑的絕對數量最多的國家。下面介紹我國當今的死刑制度:
(一)法律規定的死刑
我國1997年《刑法》的413個罪名中,規定死刑的已經達到68個罪名。危害國家安全罪有7個罪名;危害公共安全罪有14個罪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有15個罪名;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權利罪有6個罪名;侵犯財產罪有2個罪名;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有8個罪名;危害國防利益罪有2個罪名;貪污賄賂罪有2個罪名;軍人違反職責罪有12個罪名。1997年《刑法》第48條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
(二)我國死刑適用的特點
我國1997年《刑法》中死刑適用具有以下特點
:
1、死刑適用的范圍廣、罪名多
目前,我國死刑適用的范圍比1979年《刑法》多了更多的罪名,在刑法分則的十章中有九章都或多或少地規定有死刑,共涉及到刑法條文52條,約占刑法分則條文數的15%;規定死刑的罪名也較多,約占刑法罪名總數的17%。
2、死刑選擇性罪名多,絕對死刑罪名數較少
在我國理論界,關於選擇性罪名的認定,存在三種情況:一是行為選擇性罪名,如生產、銷售假葯罪;二是對象選擇性罪名,如拐賣婦女、兒童罪;三是行為和對象同時選擇性罪名,如盜竊、搶奪、槍支、彈葯、爆炸物罪。在刑法分則中關於選擇性罪名太多了,反而絕對死刑罪名就比較少了。
3、經濟犯罪規定的死刑多
在刑法分則中,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規定的死刑,共有17個罪名,排在刑法分則各種犯罪的死刑罪名之首,如果再把盜竊罪、貪污罪、受賄罪等廣義的經濟犯罪加起來,就使刑法中經濟犯罪適用死刑的罪名至少達到20個。
(三)我國適用死刑的限制性規定
1、從適用的條件上,我國1997年《刑法》第48條第1款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所謂「罪行極其嚴重」,是指對社會具有極大的危害性,犯罪客觀危害及後果特別嚴重;犯罪人主觀惡性特別巨大。根據我國1997年《刑法》的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罪中判處死刑的,必須是「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的」,重大刑事犯罪中判處死刑的,必須是「情節特別嚴重」或者「造成嚴重後果」,或者「危害特別嚴重的」。
2、從適用的對象上,我國1997年《刑法》第49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
3、從死刑適用的程序上,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0條規定,死刑案件只能由中級以上人民法院進行一審。我國1997年《刑法》第48條第2款規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都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4、從死刑執行制度上看,我國1997年《刑法》第48條第1款的後半段規定:「對於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
(四)死刑復核程序
自從1983年修改的《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可將部分死刑立即執行案件的核准權下放給高級人民法院。自這一規定以後,死刑核准權不斷下放,下放的范圍也越來越大,嚴重違背了「死刑立即執行案件的核准權有最高人民法院行使。」造成了死刑案件審理上的嚴重弊端。
三、我國現階段保留死刑制度的原因
至今為止,死刑一直在我國保留,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從現實生活中的實際看,我國目前社會發展程度還不夠達到廢除死刑的條件。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辦公廳主任、新聞發言人孫華璞06年3月11日下午表示,我國一方面物質文明程度還不夠高;另一方面,「殺人償命」等觀念在公眾的頭腦中根深蒂固,立即廢除死刑不會得到廣大人民的認同和支持。是的,目前我國的社會發展程度還不夠成熟,犯罪現象十分嚴重,離開死刑就難以遏止嚴重的犯罪現象。保留死刑就有利於懲治這些犯罪,從而保護國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
(二)保留死刑有利於我國刑罰目的的實現。實施死刑的目的,就是為了預防犯罪、保護人民,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對於那些罪行極其嚴重的各類犯罪分子只有適用死刑,才能使他們不再犯罪,而達到刑罰特殊預防的目的。同時,使那些意圖實施極其嚴重犯罪的人心裡有所懼怕,不敢去實施犯罪,達到威懾作用,從而實現刑罰一般預防的目的。
(三)從我國現階段的價值觀念上看,實施死刑能夠為廣大公民所支持,具有滿足社會大眾安全心理的需要。廣大公民對死刑的觀念還比較落後,往往只強調死刑的正面效益,而忽略了死刑的負面效應。
四、死刑存廢之爭的思考
死刑是存是廢,在我國乃至世界都引起了激烈的爭議。死刑廢除論者認為,廢除死刑是教育刑論的必然產物,是糾正死刑存置缺陷的實踐依據,符合刑罰發展的最終目標;死刑存置論者認為,死刑是倫理正義的必然要求,可以達到一勞永逸的除害結果,具有最大的威懾作用。無論是死刑廢除論者,還是死刑存置論者,他們都各自有各自的觀點。死刑制度從表面上看起來雖然是侵犯了犯罪人的人權,但是我國目前的犯罪十分猖獗,如果不適用死刑,就難以遏止嚴重的刑事犯罪。我國目前的情況是必須保留死刑制度,原因上述已經論及到。但是我國並不一定要把死刑制度一直保留下去,如果今後我國達到了廢除死刑的條件,是完全可以廢除死刑的,這就需要對我國的死刑制度進行改革。
五、積極發揮死刑效能的改革
我國在今後的刑法改革中,要積極發揮對死刑效能的改革,從以下幾點入手:
(一)從死刑的適用對象上進行限制
前面已經提到我國刑法對死刑的限制性規定是:「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從這一限制規定上看,刑法對適用對象的限制性規定還過於狹窄。如果能對單純的政治犯和犯罪的時候已滿70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更能體現出人道主義精神。政治犯如果同時又實施、參加、策劃、指使其他普通刑事犯罪的,如爆炸、殺人等,完全可以適用死刑,但對於單純的政治犯,則大可不必適用死刑。我國法律都可以規定對犯罪時未滿18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難道就不可以對犯罪時已滿70周歲的人也不適用死刑嗎?如果刑法進行改革,對犯罪時已滿70周歲的人不判處死刑,廣大公民應該還是能夠接受的。
(二)逐漸減少死刑數量
1、減少刑法分則中規定死刑的條款
我國的死刑立法不僅適用於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暴力犯罪,還可適用於犯罪行為所侵犯的客體在價值上低於人的生命的非暴力犯罪。如一些走私犯罪,偽造貨幣罪,金融詐騙罪,組織他人****罪等。這類犯罪是以單純攫取經濟利益為目標的非暴力犯罪,對其適用死刑實際上是以財物的經濟價值來衡量人的生命,這類犯罪也大可不必適用死刑。非暴力犯罪占死刑犯罪的大部分,如果廢止了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刑法分則條文中的死刑罪名就會大幅度減少,這也是我國死刑廢除的突破口。
2、取消在實踐中很少使用的死刑罪名
在一些司法實踐中有一些很少使用的死刑罪名,如傳授犯罪方法罪等。如果取消實踐中很少使用死刑的罪名,這對打擊犯罪的影響並不大,但對提高我國國際聲譽的作用還是比較大的。
(三)完善死刑復核程序,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收回死刑案件的核准權
上述已經提到,我國死刑核准權的下放現象十分嚴重,給死刑案件的審理造成了嚴重的弊端。死刑復核問題也是社會上廣為關注的話題。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曾有一個話題是「關於死刑復核權何時收歸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最高人民法院發言人也作最回應,說是最高法院正在從思想認識准備、法律准備、組織人事准備和後勤保障准備四個方面全面開展工作。正在從全國選調法官。一旦准備工作就緒,最高人民法院將很快統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核准權。如果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收回死刑案件的核准權,對我國死刑效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六、運用一定對策,創造條件,廢除死刑
如果對死刑的改革能夠很好的實施,廢除死刑也就指日可待了。我國應當積極創造條件,不斷克服死刑的擴張與濫用,不斷重視刑罰的矯正與引導功能,增強定罪的准確性。我國廢除死刑也不能過於積極,只有具備一定條件才可以廢除,我們可以通過一定的對策,為廢除死刑作準備。
(一)法律對策
即通過及時制定,完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做到有法可依,避免法律漏洞。在刑罰上,豐富刑罰種類,如美國的終身監禁和20年以上有期徒刑就可以借鑒。充分發揮財產刑和資格刑的作用。另外,加強對罪犯在刑罰過程中的教育,達到刑罰預防犯罪和教育犯罪的目的。
(二)社會對策
創造有利的社會條件,使社會整體形勢得到穩定。如通過一定的對策,企業減少下崗職工;在農村,深化產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加強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使困難和失業人員的生活有所保障;鼓勵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務工,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進一步加強普法宣傳,使人們懂法、守法。如果做到了這些,社會的整體形勢就會穩定,也會對廢除死刑創造一個有利的條件。
總之,在我國目前的狀況下,還是應當保留一定數量的死刑,對打擊當前的嚴重的刑事犯罪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從長遠上來看,我國應對當今的死刑制度進行改革,積極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隨著社會環境的逐步穩定,刑法中的死刑罪名也應隨著逐步減少,直至廢除。
參考文獻:
[1]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陳興良主編:《中國死刑檢討》,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版.
[3]陳明華主編:《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4]李龍、王習根主編:《法理學》,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5]陳興良主編:《刑種通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版.
❸ 刑法方面的論文
刑法博大精深抄,內容繁雜,理論眾多。是法律中最發達的部門法了,可寫的內容太多了。我建議一下,罪刑法定原則,犯罪構成理論,故意的認識問題,不真正不作為犯罪,原有自由行為理論等等,想簡單一下,建議刑罰論(結合我國刑種改革),罪數論.
❹ 刑法畢業論文
刑法的憲法化原則研究
[摘要]基於國家的理性治理思想和刑罰權的特別規
制需要,刑法的憲法化原則的形成和發展成為歷史發展的
必然。在西方法治國家中,作為厲行刑事法治所遵循的一
個重要准則,刑法的憲法化原則在近現代已經得到廣泛的
應用。全面、准確地界定它的基本含義,系統、科學地確定
它的基本內容,是在刑事法治實踐中應用它的重要前提。
只有實現刑法的系統憲法化和法治化、憲法的司法化,它才
能真正地在刑事法治實踐中得到貫徹。
[關鍵詞]刑法;憲法;刑法的憲法化;刑事法治;法治;
憲法的司法化
[中圖分類號]DF6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8628(2008)01-0027-05
作為根本大法,憲法是從總體上來限制和規范
國家權力,確認和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權利。憲法所
限制和規范的國家權力當然也包括刑罰權在內。
但是,考察近現代世界各國的憲法,我們可以發現,
其中許多憲法也專門把刑法的基本原則或其他重
要內容納入了自己的規范范圍。這種現象就是刑
法的憲法化。在西方法治國家中,把刑法的基本原
則或其他重要內容納入憲法規范范圍已經成為刑
事法治所遵循的一個重要准則。我們把這個重要
准則稱為刑法的憲法化原則。盡管在過去人們並
未明確提出刑法的憲法化原則,但是它在刑事法治
建設中的應用是有目共睹的。在刑事法治建設中
貫徹這個原則,一方面可以使刑法的基本原則或其
他重要內容得到憲法的體現和保障,另一方面可以
使刑法和憲法連接起來,使刑法從內在上符合憲政
的精神和原則。
雖然刑法的憲法化原則是一個重要的刑事法
治原則,但是國內學界對它的研究還是比較少
的,①特別是系統的理論研究。在本文中,我們試
圖從思想基礎、歷史沿革、基本含義、基本內容和實
現方式等方面對它進行全方位的理論研究,以期為
剛剛步入軌道的我國刑事法治建設提供一些有益
的指導。
一、刑法的憲法化原則的思想基礎
從多個方面、多個層次上分析刑法的憲法化原
則產生和發展的思想基礎,可能會產生許多不同的
觀點。我們主要試圖從憲法和刑法兩個方面來分
別分析。在憲法方面上,國家的理性治理思想是這
個原則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思想基礎;在刑法方面
上,刑罰權的特別規制需要是另一個重要思想基
礎。
(一)國家的理性治理思想
國家是社會內部不同力量相互作用的產物,而
國家權力是社會內部不同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
合力,是國家得以存續的實質基礎。國家治理則是
國家權力行使和作用的過程。人類社會早期的國
家應用一種自發的治理模式。所謂自發的治理模
式,是指在人類對國家內在規律的認識不足基礎上
的盲目的國家治理方式。在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
社會中,人們認為國家權力來源於虛幻的神或者
天,行使國家權力的統治階級是這些神或者天的代
表,建立在這種虛幻基礎上的國家治理幾乎完全變
成統治階級意志的表演舞台,也就變成了現在人們
通常所說的人治。在這種自發的治理模式下,國家
權力也並非可由統治階級完全恣意行使的,而是受
到多種因素的制約的,例如,社會經濟條件、統治階
級力量的大小、社會文化因素等。但是,這些制約
是客觀的,而非自覺的制約。
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和進步,人們對自身
和國家的認識發生了深刻性變化。人們逐漸認識
到,人類個體具有獨特的價值,國家是由個人組成
的,個人才是國家的根本和目的。再者,國家權力
的真正來源並非虛幻的神或者天,而是人類自身。
國家權力並不是一部分社會成員的獨有物,而是全
體社會成員的共有物。它來源於個人,並且應受制
於個人。因而,為了保障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對國
家權力應當進行合理的配置,並自覺地把它限制在
一定范圍內。這些理性的人性觀和國家觀,為國家
理性治理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基於這些觀念和思想,人們開始深入探索如何
合理地配置和有效地限制國家權力。正是通過這
種探索,近現代憲政思想應運而生。[1]憲政思想的
基本內涵在於通過憲法來合理地配置和有效地限
制國家權力。通過憲法,明確規定國家權力的正當
來源、國家權力的類型和范圍、不同國家權力之間
的關系、行使各種國家權力的機關及其職責等,特
別是國家權力的類型和范圍、不同國家權力之間的
關系。通過憲法,確認公民基本的權利和自由。這
種特殊的法律規范,就是憲法。根據憲政思想,憲
法在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中處於最高層次上,是國
家的根本大法,規定這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和重大
問題。憲法已經成為實施理性治理模式的重要前
提。當然,一個國家制定了憲法,並不意味著實行
❺ 犯罪構成理論及對刑法相關認識,600字論文,急需!!!
刑法關於犯罪概念的規定是對犯罪的性質和基本特徵所作的規定,犯罪概念揭示了犯罪所具有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懲罰性的本質特徵。但是刑法所規定的每一種具體犯罪行為,犯罪人在行為表現上應由哪些要素構成,尤其在主觀條件和客觀表現上應當具備哪些構成要件,從而體現出犯罪概念所揭示的本質特徵,這就是犯罪的構成要件所要研究的問題。刑法所規定的每一種犯罪行為,其主客觀表現形式都是不一樣的,每一種犯罪都有具體的目的、動機、手段和方法,比如殺人、放火、搶劫、盜竊等犯罪,犯罪人有不同的目的和行為,同樣是殺人罪,犯罪手段也不一樣。犯罪構成要件就是從各種不同犯罪行為的主客觀表現中抽象出共同的規律,研究犯罪在主客觀方面所具有的法定條件,解決構成犯罪的規格和標准問題。因而犯罪構成要件無論對立法還是司法都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刑法規定有四百多種犯罪,從構成要件上進行分析,每一種犯罪都具備四個方面的要件:即犯罪主體、犯罪的主觀方面、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客體。
(一)犯罪主體。是指實施犯罪行為的人。每一種犯罪,都必須有犯罪主體,有的犯罪是一個人實施的,犯罪主體就是一人,有的犯罪是數人實施的,犯罪主體就是數人。根據刑法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犯罪的,構成單位犯罪,因此,單位也可以成為犯罪主體。
(二)犯罪的主觀方面。是指犯罪主體對其實施的犯罪行為及其結果所具有的心理狀態。犯罪主觀方面的心理狀態有兩種,即故意和過失。比如犯盜竊罪,犯罪人希望將他人財物竊為己有;犯故意傷害罪,犯罪人希望造成他人身體受到損傷的結果。有的犯罪是過失性質的,如失火罪,犯罪人就具有疏忽大意的心理狀態。在單位構成犯罪的情況下,該單位對犯罪行為負有責任的人員也同樣具有主觀心理狀態。
(三)犯罪的客觀方面。是指犯罪行為的具體表現。比如犯詐騙罪,犯罪人具有虛構事實、欺騙他人的行為,販毒罪具有販賣毒品的行為,等等。
(四)犯罪客體。是指刑法所保護而被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犯罪客體和犯罪對象是不同的,犯罪對象是犯罪行為所直接針對的對象,如殺人罪、傷害罪,犯罪對象是具體的被害人,而犯罪客體是指刑法所保護的公民人身權利不受非法侵害的這種社會關系.
❻ 刑法畢業論文中文摘要
論刑法的因果關系本份論文資料包括:開題報告,中英文摘要,論文,目錄,文獻綜述,任務書,答辯,中期檢查表,等 論文編號:XF012 摘 要
刑法因果關系歷來是刑法理論上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一個新論迭出的問題,在我國刑法學的研究當中,中外學者在對刑法因果關系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發表了諸多的專著和論文,由此亦在一定的程度上解決了刑法因果關系的許多問題,然而至今為止,有關刑法因果關系的紛爭並未停止,歷史上就有偶然因果關系說與必然因果關系說之爭,現在又有高概率之說、條件說、事實因果關系與法律因果關系區分說之論,這些觀點的出現,表明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正在深化,為我們進一步研究開闊了視野,但同時又給了我們一種不是隔靴搔癢——抓不到實處,就是只提出問題卻沒有說明如何解決問題的淺嘗轍止的感覺,刑法學作為一門應用科學和解釋學,其立論的出發點應該是解決實際問題,作為刑法學的重要課題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是,從我國目前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來看,情況似乎並不如此。而國外刑法因果關系的內容與結構與我國存在明顯的差異,美國刑法因果關系建立在判例法基礎之上,層次清晰、規則、體系完整。盡管目前刑法理論界不乏走出「必然性」與「偶然性」爭論困境的呼聲,但教學和司法層面仍然遵循原有理論。因此,有必要對我國因果關系理論進行重新思考,構建新的刑法因果關系理論。本文循著我國學者門在因果關系研究的蹤跡,借鑒國外有關方面的先進理論,從比較的角度,發現其中的問題,闡述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研究的不足之處,並對重新構建提出自己的一點意見和建議。關鍵詞:因果關系 英美法系 抗辯制度
On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criminal law
Abstract
Penal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criminal law theory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but also on Diechu a new problem in the study of China's Criminal Law, Criminal Law on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in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published numerous books and papers, This is also a certain extent, resolved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criminal law many of the problems, but so far,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criminal law did not stop the disputes, there is the history of occasional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 that is bound with that dispute, and now high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conditions that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facts and the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of that distinc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se views that the criminal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 is deepening, as we further study a broad vision, but also gave us a not Gexuesaoyang - Zhuabu Dao is, is the only question is not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hallow taste Zhe only the impression that criminal law as an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hermeneutics, the argument should be the starting point of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as the Criminal Law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important issue of the Penal Code, of course, is no exception, however, from China's current research on this issue, the situation does not seem to be the case. The United States Criminal Code an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riminal Code causal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case law, the level of clarity, rules, system integrity. Although there are currently out of "inevitability" and "chance" of the plight of controversial calls, but the level of teaching and still follow the original theor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theory of China's re-thinking and build a new Criminal Code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theory. In this paper, follow China's scholars in the door on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traces of foreign parties advanced theories, from a comparative point of view, found the problem, expounded China's Criminal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inadequacy of the study and proposed re-build their own point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Keywords: Causal relationship;Common law;Defence system
目 錄
摘 要………………………………………………………………………………………Ⅱ
Abstract………………………………………………………………………………… Ⅲ
引 言……………………………………………………………………………………… 1
一、我國刑法因果關系概述…………………………………………………………1
(一)因果關系的定義……………………………………………………………………1
(二)因果關系的特點……………………………………………………………………2
(三)因果關系的研究價值…………………………………………………………… 3二、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現狀及評論…………………………………………… 3
(一)我國的研究現狀……………………………………………………………………3
1.局限於哲學的角度…………………………………………………………………………3
2.側重於偶然因果關系與必然因果關系的研究……………………………………………3
3.與行為人主觀心理態度及刑事責任完全分離……………………………………………4(二)英美法系及大陸法系的研究現狀………………………………………………5
1.英美法系的研究現狀………………………………………………………………………5
2.大陸法系的研究現狀………………………………………………………………………6
三、重構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理論……………………………………………………7
(一)弱化哲學上因果關系理論………………………………………………………8
(二)借鑒美國雙層次結構理論………………………………………………………8
(三)確立因果關系抗辯制度…………………………………………………………9
結束語………………………………………………………………………………………10
參考文獻………………………………………………………………………………… 11
致 謝………………………………………………………………………………………12以上回答來自: http://www.lwtxw.com/html/53-1/1905.htm
❼ 刑法論文選題
1、食品安全犯罪的行政刑法責任--以三鹿奶粉事件為例
2、重刑化的弊端與我國刑內罰模式的選容擇
3、罪責的社會化與規范責任論的重構--期待可能性理論命運之反思
4、共同過失犯罪應成立共同犯罪
5、從食品安全法實施中看刑事責任的完善
6、論應權利人同意之行為--被害人同意理論的重構
7、反思與重構:犯罪客體新論
8、罪刑法定視野下的侵犯商業秘密罪
9、論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10、競技體育暴力行為的刑法解讀
11、「訴訟詐騙」定性研究--以我國民事訴訟法為視角
12、論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國的構建--刑事一體化的分析進路
13、《刑法》與《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協調研究
14、加強行政法與刑法交叉領域研究的必要性
15、環境犯罪的刑法現狀及其改進
以上刑罰論文選題由學術堂整理提供
❽ 刑法學論文題目有哪些
刑法學畢業論文題目:
1. 論犯罪的基本特徵和本質特徵
2. 我國犯罪成立理論的體系性特點及其缺陷
3. 論犯罪成立要件與犯罪構成要件的異同
4. 犯罪本質特徵新說
5. 「犯罪客體不要說」之檢討——從比較法的視角考察
6. 關於犯罪客體的若干問題思考
7. 論法益侵害說與規范違反說之爭
8. 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的關系的新解讀
9. 論刑法中的人身危險性 10. 試論不法侵害的認定
11. 現代刑法中報復主義殘跡的清算
12. 我國法治視野下刑罰目的的理性選擇
13. 報應主義與目的主義之對峙及調和
14. 論刑法中危害結果的概念
15. 論刑法中的行為對象
16. 試析刑法中行為對象與犯罪對象
17. 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和客觀歸責論
18. 論犯罪構成的情節要求
19. 關於刑法情節顯著輕微規定的思考
20. 我國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21. 我國刑法第13條但書研究
22. 論定罪情節與情節犯
23. 刑事政策視野中的情節犯研究
24. 量刑情節適用的若干問題研究
25. 論刑法適用中的隱性不平等:以劉海洋案為視角的考察
26. 罪刑法定原則與刑事司法
27. 罪行法定原則下的刑法解釋及其發展趨勢
28. 罪刑法定原則在實踐中的得與失
29. 罪刑法定原則與社會危害性的沖突
30. 善待罪刑法定原則
31. 罪刑法定與自由裁量權
32. 犯罪「故意」的學理分析
33. 從主觀要件中對「明知」的認定問題的探討
34. 明知必然發生能否放任?
35. 違法性認識在我國犯罪成立中的地位
36. 違法性認識在故意犯罪中的地位
37. 復合罪過形式理論之合理性質疑
38. 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時不應考慮主觀要素
39. 論刑法適用解釋
40. 司法解釋之刑法謙抑性的背離
41. 狹義刑法解釋若干問題探析
42.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權解釋中的功能
43. 中國刑法司法解釋體制演進過程之檢視與反思
44. 論司法解釋的法律監督
45. 我國刑法立法解釋性質問題初探
46. 刑法有權解釋主體辨析
47. 間接故意犯罪的中止
48. 犯罪中止若干問題思考
49. 論犯罪預備行為的處罰范圍
50. 論我國刑法中犯罪未遂立法的缺失、成因及其完善
51. 結果加重犯基本理論研究
52. 結果加重犯刑事責任根據及其合理性問題探討
53. 論我國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類的完善
54. 共犯的停止形態研究
55. 共同正犯的若干問題研究
56. 實行過限問題研究
57. 共謀共同正犯問題研究
58. 片面共犯若干問題思考
59. 過失共同犯罪若干問題思考
60. 共同過失與共同犯罪
61. 過失犯的構成要件構造及其適用
62. 激情犯基本理論研究
63. 過失危險犯基本問題研究
64. 中國刑法上的新類型危險犯
65. 論危險犯的危險狀態
66. 危險犯犯罪形態研究
67. 刑法中的危險及其判斷:從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區別出發
68. 數額犯中「數額」概念的展開
69. 犯罪數額研究
70. 不純正數額犯略論
71. 單位犯罪若干問題研究
72. 關於「單位累犯」問題的思考
73. 單位犯罪自首制度初探
74. 論單位犯罪停止形態
75. 論單位犯罪主體消亡後刑事責任之承擔
76. 試論單位犯罪的主體結構——「新復合主體論」之提倡
77. 論單位實施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責任
78. 單位共同犯罪的幾個疑難問題探究
79. 關於被害人承諾的若干問題思考
80. 事後承諾與阻卻犯罪成立
81. 被害人的寬恕與死刑適用
82. 被害人承諾成立要件比較研究
83. 建立「受害人諒解」相關制度的設想
84. 刑事和解的理論基礎及其在我國的制度構想
85. 試論刑法中的被害者過錯制度
86. 被害人有過錯的故意殺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
87. 試析刑事被害人權利保護立法之不足
88. 對弱勢群體中犯罪現象的觀察與思考
89. 「親親相隱」刑事立法化之提倡
90. 「不認為是犯罪」司法適用中的幾個問題
91. 對不能犯處罰的理論基礎及現實意義
92. 論未遂犯的處罰范圍
93. 《關於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若干問題思考
94. 論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規定
95. 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及其制裁的新理念
96. 青少年違法犯罪原因淺析
97. 完善對未成年人保護的刑事司法制度
98. 將未成年人責任規則擴大適用於青年人
99. 身份犯研究
100. 共同犯罪與構成身份新論
101. 論脅從犯不是法定的獨立共犯人
102. 吸收犯之生存空間論
103. 論想像竟合犯——兼與法條竟合犯相區別
104. 再論牽連犯
105. 我國刑法溯及力若干問題研究
106. 完善我國刑法空間效力立法的思考
107.我國刑法屬人管轄權存在的缺陷和立法完善:兼論海外華僑的刑法保護
108. 淺析刑法條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
109. 刑法上的不作為研究
110. 不作為犯罪的行為性
111."重大"道德義務應當成為不作為犯罪作為義務的來源
112. 「見死不救」行為定性的法律分析
113. 刑法因果關系研究——兼評不作為犯的因果關系
114. 論不作為犯罪中的先行行為
115. 先行行為可以為犯罪行為
116. 法益狀態說——作為犯與不作為犯的區別標准新探
117. 論作為犯罪客體的法益及其理論問題
118. 針對網路犯罪之認定探討——兼評刑罰相應立法的完善
119.網路中虛擬財產的法律性質及其刑法保護
120. 計算機犯罪之犯罪客體再研討
121. 論我國網路犯罪的界定:兼論我國網路犯罪的立法現狀
122. 論計算機網路犯罪
123. 試論網路共同犯罪
124. 關於網路空間中刑事管轄權的思考
125. 論「黑哨」的立法定性
126. 我國刑法中無限防衛權的再思考
127. 我國刑法未設立無限防衛:對新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的定性
128. 論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界限
129. 論「假想防衛」
130.業務過失犯罪研究
131.依命令之職務行為正當化研究
132.論家庭暴力中的正當防衛
133. 刑法競合論 死罪、死刑與期待可能性
134. 論死刑的具體適用——兼對新舊刑法中的死刑適用作一比較
135. 論死刑罪名與死刑限制
136. 試論死刑適用應設年齡上限的合理性
137. 死刑不引渡原則探討——以中國的有關立法與實務為主要視角
138. 關於社區矯正若干問題的思考
139. 行刑社會化及其理論基礎探討
140.試論非監禁刑及其執行體制的改革
141.保安處分的理論與實踐
142.保安處分在防治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運用
143.大陸、台灣刑法中保安處分制度比較
144.大陸與台灣刑事責任年齡之比較
145.教唆犯罪的理論與實踐
146.論未遂的教唆的可罰性
147.陷害教唆若干問題研究
148.間接正犯研究
149.論轉化犯
150.我國刑法中的轉化犯及其價值趨向
151.轉化犯與結果加重犯——兼論刑訊逼供的立法完善
152.犯罪集團首要分子的刑事責任
153.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困境與詮釋
154.期待可能性事由在刑法規范中的具體適用
155.認識可能性與期待可能性
156.特別自首若干問題思考
157.對「以自首論」的理解和適用
158.餘罪自首成立要件解析
159.單位累犯、數罪累犯及未成年人累犯問題
160.論量刑中減輕處罰和免除處罰的適用
161. 論剝奪政治權利刑內容的改革
162. 附加剝奪政治權利執行期間重新犯罪如何處罰
163.減刑制度的理論與實踐
164.我國假釋制度的理論與實踐
165. 論我國的緩刑制度及其立法完善
166. 論累犯制度的立法完善
167. 論我國短期自由刑的改進
168. 淺議我國刑法中的財產刑
169. 刑法中沒收財物之分類研究
170.論赦免的刑事政策意義
171.論死刑緩期執行變更為死刑立即執行若干問題探討
172.論數罪並罰的根據:兼論我國數罪並罰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173.論酌定從輕情節
174.刑法中關於保護國有資產的立法不足與完善 175.慣犯問題研究
176. 初犯的刑法學界定 177.論刑法中的嚴格責任
178. 緊急避險限度條件的追問—兼論為保全自己生命而犧牲他人生命的行為 179. 淺析避險過當中的幾個問題 180.論對向犯
181. 《刑法修正案(五)》的立法缺陷及理解 182. 《刑法修正案(六)草案》評析 183. 刑罰與損害賠償之關系新探 184.論事實錯誤案件的歸責原則 185.重復評價禁止與想像競合犯 186.論未遂犯與不能犯之區別 187.自救行為論
188.過失實行行為研究
189.試論誘惑偵查在我國的法律規制
190. 論刑法中的被脅迫行為
191. 論刑法中的威脅行為
192. 沉默權的立法思考
193. 醉酒人的刑事責任
194. 關於刑法第17條第2款的思考
195. 以「嚴打」為視角審視刑事政策的趨勢
196. 有關安樂死的立法問題的幾點思考
197.事實上的非犯罪化與期待可能性——對安樂死出罪處理的路徑及其法理解
讀
198. 淺談刑訊逼供產生的原因及現實對策
199. 「嚴而不厲:為刑法修訂設計政策思想 200. 女性犯罪原因及預防
❾ 求5000字刑法論文
刑事案件證據的審查判斷標准初探
[內容摘要]證據收集完畢後,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必須經過審查判斷、分析、研究證據是否具有能力、關聯性和證明力和大小,從而確定所收集的證據能否用作定案的根據以及證明價值的大小,證據是確定案件事實的根據,是確定有罪或無罪,罪責輕重的關鍵;確定案件質量,做到不枉不縱,打擊犯罪,保護國家、集體、公民、財產和人身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秩序都將起到極大作用.本文就證據審查判斷、概念、特徵、審查判斷的客觀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經過控辯雙方質證,由法庭認定.全案審查判斷證據標准及其意義進行論述. [關鍵詞] 證據審查 判斷 特徵 標准 引言 收集證據是審查判斷證據的基礎,收集證據在前,審查判斷證據在後,收集證據和審查判斷證據緊密相連,沒有收集證據就談不上審查判斷證據,反之,不對證據審查判斷,就不能作定案依據,就不能查清案件事實。在司法實踐中,對證據的審查判斷顯得十分重要,也是一個難題,如何審查判斷證據,這涉及到法律有涉及辦案人員的素質,保證案件的質量,不枉不縱打擊刑事犯罪,保護國家、集體、公民和財產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秩序,有著極其重要作用。為此,本文就證據審查判斷的概念、特徵、審查判斷的標准和意義作一論述。 一、審查判斷證據的概念和特徵 審查判斷證據,是指國家專門機關、當事人及其辯護人或訴訟代理人對證據材料進行分析、研究和判斷,以鑒別其真偽,確定其有無證明能力和證明力以及證明力大小的一種訴訟活動。審查判斷證據具有以下幾個特徵: 1、審查判斷證據的主體既包括國家專門機關,也包括當事人及辯護人或訴訟代理人。我國傳統訴訟理論基於從狹義上界定審查判斷證據的概念,將審查判斷證據的主體限定為國家專門機關,實際上從廣義上來講,除了專門機關為了確定案件事實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外,當事人及其辯護人或訴訟代理人也要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以便向審判人員提出如何認定事實方向的意見,使審判人員能夠對案件事實作出正確的認定,並在此基礎上正確地適用法律作出公正處理。因此,審查判斷的主體不僅包括專門機關,也包括當事人及其辯護人或訴訟代理人。 專門機關審查判斷證據與作為訴訟參與人的當事人等審查判斷證據,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專門機關和當事人等審查判斷證據,都是通過對證據材料進行分析、鑒別以確定其真偽,判斷其有無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已經證明力的大小,這是二者共同之處。其不同之處主要表現在: (1)專門機關辦案人員審查判斷證據是一種職權行為,即基於偵察權、檢查權和審判權而進行的活動,而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等審查判斷證據則屬於非職權行為; (2)專門機關辦案人員審查判斷證據,可以運用其在辦案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同時有具有法律賦予的必要手段和方法,以及相應的物質條件保障,相對於當事人等審查判斷證據,更有其優勢; (3)專門機關審查判斷證據,是為了正確地處理案件,維護國家、社會利益和當事人合法權益,而當事人等審查判斷證據,主要是為了維護自身或委託人的利益; (4)在審查判斷證據的效力方面,專門機關審查判斷後認定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即可直接作為處理案件或者作出某種處分的依據,而當事人等對證據的審查判斷,通常只是提出證據的前提,該證據能否作為認定案情的根據,還取決於專門機關是否採信該證據。 將當事人及其辯護人或訴訟代理人作為審查判斷證據的主體,既符合訴訟實踐,也有利於保障其行使訴訟權利,促使其履行訴訟義務,從而保障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 [1] [2] [3] [] []2、審查判斷證據的本質是一種思維活動。如果說收集證據是認識過程是第一階段即感性認識階段的話,那麼審查判斷證據則是認識過程的第二階段即理性認識階段。這一階段的活動方式,與第一階段的收集證據相比是不一樣的,它是在收集證據的基礎上,通過人們的大腦,運用概念、判斷和推理的思維形式來進行的。當然,審查判斷證據與收集證據雖然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但兩者往往相互結合、交替進行。司法人員、當事人等必須首先收集證據,這是審查判斷證據的前提;對於收集到的證據材料,司法人員、當事人等經過審查判斷,如果發現有疑問或遺漏,則必須再去收集證據以便消除疑問或補充證據。把新收集的證據和原有的證據結合起來綜合分析、研究,就可以使司法人員、當事人等對案件事實的認識不斷趨於正確。這實際上是司法人員、當事人等對案件事實的認識由淺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的發展過程。 3、審查判斷證據的目的是確定證據具有證明能力和證明力以及證明力大小。司法人員、當事人等通過對證據進行分析、研究和鑒別,其目的一是為了確定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因為證據具有能力和證明力,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二是為了確定證據與案件事實聯系的緊密程度,聯系越緊密,其證明力越大,反之,其證明力就越小。 4、審查判斷證據的任務有兩項,一是對單一和多個證據的審查判斷,二是對全案證據的審查判斷。司法人員、當事人等對單個或多個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其目的是為了審查核實某一證據或某幾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而對全案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其目的則是為了判明所有已查證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證據能否對案件事實作出認定。 二、證據審查判斷的標准 從現行的法律規定和學理來看,審查判斷證據可分為對個別證據審查判斷的標准和對全案這證據審查判斷的標准。 個別證據審查判斷的標准,即刑事訴訟中對單一證據進行審查判斷的內容,主要包括:證據是否原件、原物、復印件、復製品與原件、原物是否相符;證據與本案事實是否相關;證據的形式、來源是否符合法律規定;證明的內容是否真實;證人或者提供證據的人,與當事人有無利害關系等。 1、定案證據必須客觀真實性。《刑事訴訟法》第42條第3款明確規定,證據必須經過《法庭》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的要求,法庭應當根據案件是具體情況,從以下幾個方面審查證據的真實性:(1)證據形成的原因;(2)發現證據時的客觀環境;(3)證據是否為原件、原物、復印件、復製品與原件、原物是否相符;(4)提供證據的人或者證人與當事人有無利害關系;(5)影響證據真實性的其他因素。在審查判斷證據的客觀真實性時,執法人員應注意的是上述法律規定的「屬實」是指客觀真實。法律法規規定的真實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客觀的真實,即符號案件情況的真實,不以當事人和審判人員的意志和認識為轉移,因此當事人和審判人員不能反駁它,而只能通過不斷的證據活動認識它。二是法律的真實性,法律規定一旦某種情況得到了證明,就假定另一種情況是真實的,如推定。法律的真實允許當事人反駁,一旦當事人提出了成立的反證,法律的真實就不復存在。從判定的需要來看,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必須經得起各種各樣的反駁,而要做到這一點定案證據就必須符合客觀的真實。可以說,客觀真實是證據的最基本屬性之一。 定案證據的客觀真實性與執法人員的主觀能動性並不矛盾。可客觀事實性是從唯物論的角度認識定案證據所得出的結論,而主觀能動性是從認識論的角度認識定案證據所得出的結論。事實材料只有經過當事人是舉證和執法人員收集的活動,才能夠進入執法程序,才能成為定案的證據;對於執法人員已經調查收集的證據,哪些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使用以及應當如何使用,實際上仍然需要審判人員發揮主觀能動性,予以甄別、篩選和判斷。實際上,定案證據的客觀真實和執法人員主觀認識是相統一的關系。 2、定案證據必須與本案相關,具有關聯性。定案證據必須與本案相關,即具有相關性。所謂相關性是指證據與特定的證明對象有關,是證據對特定的案件事實的證明作用和價值,據此,對查明案件事實有意義的事實材料既具有相關性;而對案件事實或者其他證據沒有任何影響事實材料,與本案無關,沒有相關性。在審查判斷定案證據的相關性時,執法人員應當將其與證據的真實性區別開來,逐一審查,在認定某一個證據是否具有相關性之前應當分清該證據對象是什麼,如果該證據的證明對象不是本案實體法或者程序法規定的事實,該證據就沒有相關性。 [] [] [1] [2] [3] [] []3、定案證據必須具備合法性。定案證據的合法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定案證據必須是通過合法的手段調查收集的事實材料,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調查收集的證據是非法證據。二是定案證據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表現形式。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表現形式的事實材料只能是一般的證據材料,而不是定案證據,即使其具有真實性和相關性。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保證訴訟的程序公正,並有效樹立司法的權威。法庭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從以下幾方面審查證據的合法性: (1)證據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2)證據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規章的要求; (3)是否有影響證據效力的其他違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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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法院審理查明,從2006年11月到2007年5月案發,方某的裸聊「生意」遍及全國個省、市自治區,僅在電腦上查獲聊天記錄的就有300多名觀眾,網上銀行匯款記錄達千餘次,計2.4萬元。浙江衢州女子方某被龍游縣法院以「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並處罰金5000元。有關方面證實,因網路裸聊而被判刑定罪的,目前國內尚無先例。
關於網路裸聊是否構成犯罪一直是近年來爭議很大的問題。2007年4月,北京曾出現一樁近似案件,只是石景山區檢察院先以「聚眾淫亂罪」提起公訴,後來又主動撤訴。其理由是無法依據《刑法》找到一個合適的罪名,根據罪刑法定原則,最後沒有處理。為什麼方某的案子可以定罪而北京張某裸聊的案件沒有定罪?這里涉及到刑法是什麼?什麼樣的行為刑法才可以將之評價為犯罪行為。
刑法是什麼?首先是一種社會規范。社會規范是指人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在社會中的活動規矩和准則。法律、宗教、倫理和風俗習慣都是社會規范,其有的是約定俗成,有的是通過國家權力機關強制制定,都是現實的社會關系的表現。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刑法與宗教、倫理、風俗習慣有什麼不同呢?刑法的產生是否是必要的呢?以宗教為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宗教一般具有以下四個特徵:第一,崇拜一個或多個神 第二,有自己的教義,即成熟的信仰體系;第三,有一定的儀式 第四,要求教民順從。在現代社會,宗教依然成為人類社會思想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宗教具有教化和心理安慰的功能。但是,僅有宗教是不能維持現代的社會關系的,因為是否信仰宗教,信仰宗教的程度如何,教民對宗教的依賴程度是宗教起作用的關鍵。對於不信仰宗教或偽信仰宗教者,宗教是無法對其起作用的。此外,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教義,在同一國家甚至同一地區常常存在信仰不同宗教的教民,不同的信仰信仰體系教化出不同思想的教民,但是,在現實的物質世界裡,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其行為的最低標準是什麼?行為的界限在哪裡?在不同的宗教里是不同的,而且界限是模糊的,僅靠宗教無法讓國民明確自己行為的界限,無法對自己的行為結果做出預測,當然無法有真正的自由。而倫理,道德、風俗習慣同樣具有這種缺陷。即法律以外的社會規范,雖然也可以影響國民的思想和行為,也可以對社會秩序的維護有影響,但是其內容本身不明確,不穩定,無法調整所有的國民,因此,統治國家,維持社會秩序,保障合法權益,保障人權必須由作為國家最後一道屏障的刑法來充當此角色。作為國家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體系,刑法的第二個特徵是最強的強制力。 各個部門法由於都是由國家權力機關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因此都具有一定的強制力。比如婚姻法規定的一夫一妻制,違反此規定就可能構成重婚。但是,在所有的部門法中,刑法的強制力是最大的,也就是刑法所採用的調整方式會對行為人產生最大的痛苦,可以剝奪行為人的自由,財產甚至生命。這比如教育一個孩子,絞盡腦汁用盡一切方法後還是無濟於事時,只能採用暴力威嚇和強制。而合法運用這種惡的根據,就是通過合法機關合法程序制定下來的規則。因為人人都明白,在社會中要生存必然要讓渡一部分權利給國家,形成國家公權力,刑罰就是這種公權力的行駛的表現。因為對犯罪人適用刑罰對社會本身也是一種損失,因此,刑罰必須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適用,即刑罰要具有謙抑性。
這種謙抑性要求刑法只能是保障法和補充法,只能是足球比賽場上的守門員,而不能充當前鋒、中鋒或後衛。即刑法從調整的社會關系來看,調整所有國家與個人之間所有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不止包括民法、經濟法、行政法等所有部門法調整的社會關系,還包括這些部門法調整的社會關系之外,需要國家公權力規范國民或單位的社會關系,因此,如果僅從調整對象來區分刑法和其他部門法的不同,是無法區別的,刑法與其他部門法的根本區別不在於其調整對象,而在於其調整方法,刑法是採用刑罰這種包含最強烈痛苦的方式來影響人的選擇的。
因為刑法具有最強的強制力,因此自古以來刑罰最容易被統治集團濫用,從保障人權和追求民主的現代精神來看,限制刑罰權濫用,實行罪刑法定成為必然。通過罪刑法定,明確刑罰的界限,從而保障國民行動的自由,也保障犯罪人的基本人權不受非法侵犯,這是全世界人民都會贊同的選擇。問題是,刑法即使通過法條明文規定,其界限依然是模糊的,不穩定。因為要將調整無限的法律現象的規范要通過有限的文字表述出來是十分困難的。有的術語,在一段時期,我們能夠通過解釋達成共識,使其界限明確,但隨著時代發展,更新形式的現象會沖擊這種解釋,使得其界限模糊不定。比如,財物,強奸,賣淫,這些詞的內涵和外延立法時沒有很大爭議,而今天來看,其外延則很難確定。而有的表述,從一開始就是界限開放的,這使刑法的邊界無法確定。這些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如何解釋就決定了某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比如本案中的'淫穢物品,網路上裸聊的錄像可否解釋為淫穢物品?根據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但是適用刑法必須解釋刑法,對刑法進行解釋時,擴大解釋是允許的。這就涉及到將裸聊的錄像可否解釋為淫穢物品屬於擴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關於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的區分,雖然爭議了近百年,但理論上還沒有達成一個共同的標准,一般認為,超出國民預測可能性的是類推解釋,沒有超出的是擴大解釋。比如南京李寧組織他人賣淫案。賣淫這個詞盡管從一般常用的含義來看不包含男性給同性賣淫,但今天男性給同性賣淫現象很多,所以將這種現象包含在賣淫中是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國民預測可能性,但是強奸罪的對象是婦女,所以,近來很轟動的強奸成年男子的案件無法定強奸罪。因為如果將男子解釋為婦女,超出了國民預測的可能性。但本案的問題不止如此,將裸聊的錄像解釋為淫穢物品 是否超出了國民預測的可能性呢?這很難判斷。由此可見,認定有罪者是從實質的角度對刑法條文進行了解釋,否定有罪者是從形式角度對刑法進行解釋。這涉及到了目前我國司法中應該採用實質解釋論還是形式解釋論。從保障社會秩序的角度,實質解釋論當然容易定罪,從保障人權的角度,形式解釋論當然更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