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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三段式

發布時間: 2022-05-03 07:40:31

⑴ 辯護詞的要點及主要討論的問題

您好

辯護詞,是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訴訟過程中根據事實和法律所提出有利於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見,部分地或全部地對控訴的內容進行申述、辯解、反駁控訴,以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提出應當減輕、甚至免除刑事責任的文書。

二、結構及寫法
(一)標題。可寫「關於×××(人)××××案的辯護詞」。
(二)前言。交代辯護人的合法地位。同時簡要說明辯護人事前進行了哪些工作,如查閱案卷,了解案情,同在押的被告會見或通信等(多限於律師)。在前言的最後,可概括說明辯護人對此案件的基本觀點。如認為公訴人指控被告的犯罪事實不能成立,或定罪不當,等等。
(三)辯護理由。這是「辯護詞」的主體部分,從事實上、從法律上、從被告的認罪態度上提出辯護理由。具體可從分析公訴人所提出的被告的犯罪事實是否能成立等方面提出辯護理由;或者運用法律定罪量刑上提出意見,針對起訴書中提出的罪名發表意見;認罪態度主要是根據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提出可以從輕的理由。
(四)結尾。歸結辯護理由,提出有關判處被告的建議。
(五)寫明辯護人姓名,並註明具體日期。
[編輯本段]三、辯護詞格式
來源:網路國法 作者:
關於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一案的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32條第1款的規定,我接受__________(主要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一案的犯罪嫌疑人
__________的委託,擔任他的辯護人,為他進行辯護。
在此之前,我研究了_______人民檢察院對本案的起訴書,查閱了卷宗材料,會見了
犯罪嫌疑人,走訪了有關證人,並且對現場進行了勘察,獲得充分的事實材料和證據。
我認為起訴書在認定事實上有重大出入(或者事實不清、定性不當等)。理由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綜上所述,我認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____條第____款之規定,請求檢察機關對本案犯罪嫌疑人
__________不予起訴(或請求法庭對被告人宣告無罪或免除處罰或從輕、減輕處罰)。
辯護人:_________
[編輯本段]四、例文
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省××市××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張××之親屬許××的委託,指派我擔任張××的一審辯護人。接受委託後,我仔細查閱了全部案件材料,並會見了被告人,還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取證工作。經過認真的調查和嚴密的分析,我認為,本案事實不清,存在諸多疑點,難以定案。現依法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一、關於本案中公訴書認定張××作案的證據
公訴人所列舉的能夠據以認定張××強奸殺人的證據主要有兩個:一是××公安局對被害人和被告人所作的血刑試驗結論,二是被告人身上的傷良。由於其他證據只能證明案件確實發生,但並不能證明罪犯是誰,因此,我僅就這兩份證據的真實性和證明力,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如下看法。
關於血刑試驗結論。根據××公安局所製作的刑事科學鑒定書,死都血型為B型,陰道內精液為A型,犯罪嫌疑人張××血型為A型,唾液為A型,公訴人遂將此認定為張××強奸殺人的一條主要證據。對此,我作為辯護人認為,死者陰道內精液與犯罪嫌疑人張××同屬一種血型,並不能證明就是張××作的案。因為現代法醫學認為血型鑒定畢竟不同於DNA指紋鑒定,它只能作排除認定,而不能作同一認定。具體到本案來看,死者陰道內精液為A型,可以據此排除血型的B型、O型人作案的可能性,但不能得出必然是張××作案的結論。因為世界上A型血的人有很多。
關於被告人身上的傷痕認定。根據公訴人提供的照片,張××的傷痕均在右側,即右側肩部、右耳後、右額和右手。這是與張××的供述相一致的。張××對此的解釋是:案發第二天上午正值家裡買煤,他作為家中唯一的男子干體力活是責無旁貸的,由於肩挑、肩背和爬樓梯,造成了身體右部的多處劃傷。按常理講,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解釋是有待辯證分析的,但我們可以通過張××身上的傷痕形成時間來具體分析他的這一供述是否真實。按照公訴人發表的公訴詞,筆××是在××年××月××日××時許作的案,這也就是說,張××身上、耳後及額上的傷應形成於此時,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在案發當天,並沒有人發現他有傷。因為案發當天下午,張××去單位值班,單位里的人並未看見他的臉上、額上有傷。張××單位的同事劉××和王××提供的書面證據證明。並且,張××當天值完班回家後,鄰居也未曾見過其臉上、額上有傷。
二、關於本案中公訴書認定的張××的作案時間
無論是人民檢察院的公訴書,還是公訴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公訴意見,都認定被告人張××是在××年××月××日××許作的案。但當天××時左右,張××單位的同事劉××和王××以及門衛黃××都能證明張××在單位值班。這有劉××、王××和黃××提供的書面證詞予以證明。而且,張××在單位值班時,所翻閱的報紙和所作的讀書筆記也能證明張××在××月××日××時許不在作案現場。以上證據與張××本人的辯解相印證,證明了張××在××時許沒有作案時間。
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本案事實不清,認定被告人張××作案的證據嚴重不足。因為事關人命,我認為人民法院在采證時不可不慎。我請求人民法院根據××年××月××日修正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條第××款之規定,宣判被告人張××無罪。
辯護人:××律師
××年××月××日

⑵ 有誰能知道貝卡利亞的古典犯罪理論

貝卡利亞始終倡導罪刑法定原則,他為此而極力爭辯。其論證,詞鋒銳利,他甚至把幾何學上的方法也用到了這方面。在他看來,任何一個犯罪行為,都必然會有一個相應精確的刑罰與之對應,請看他無比雄辯的論理「如果說,對於無窮無盡、黯淡模糊的人類行為組合可以應用幾何學的話,那麼也很需要有一個相應的、由最強到最弱的刑罰階梯。有了這種精確的、普遍的犯罪與刑罰的階梯,我們就有了一把衡量自由和暴政程度的潛在的共同標尺,它顯示著各個國家的人道程度和破壞程度。」

從前的傳統刑法制度,奉行的是一種報應主義以及威嚇主義的觀念,因此在早期的刑罰制度中,對犯罪行為強力而殘忍的鎮壓也就自然而然的成為了一種主要的手段,人成為了專制制度不折不扣的犧牲品。面對這種情況,貝卡利亞進行了強烈的譴責,在他看來,刑罰的功能並不是要以某種極端的手段去壓制犯罪,因為這樣的做法只能起到事後的威嚇作用,並無助於全面的解決問題;相反,刑罰的作用是要預防與糾正犯罪現象,對此他論述道「刑罰的目的僅僅在於: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並規誡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刑罰作為一種社會防衛的工具的理念被他予以了很好的闡釋,一種「必需的」以及「盡量輕的」刑罰理念被首次提出。

貝卡利亞認為,死刑制度有以下幾大弊端:其一死刑的威嚇作用是多餘的,因為只要刑罰能使犯罪者感到犯罪的收益小於其遭到的報應,就足夠了;其二,為了能夠對公民起到強烈的震懾作用,統治者一般都用非常殘忍的手段執行死刑,因此,死刑本身已經淪為了一種表演;其三,與殘忍的犯罪行為相比,死刑同樣也能造成及其惡劣的社會影響,因為,死刑那殘忍的手段也同樣樹立了殘忍的榜樣,並縱容人們製造流血犯罪等惡性事件。
法官對任何案件都應進行三段式的邏輯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結論是自由或者刑罰。一旦法官被迫或者自願做哪怕只是兩種三段論推理的話,就會出現捉摸不定的前景。」

⑶ 論刑法目的犯中目的和故意的關系

所謂目的犯, 是指以刑法規定的類型化行為人動機為必備要素的犯罪。「目的」是目的犯的核心概念。關於目的犯目的與故意之關系在刑法理論上長期存在爭議。本文擬從目的犯主、 客觀結構的分析著手, 展開對目的犯目的與故意之關系探討, 以期對刑法相關理論之完善有所裨益。

一、 目的犯的主、 客觀結構分析

德日刑法理論一般認為, 目的犯主觀方面的獨特之處在於目的犯是「二主觀要件的犯罪類型」。即目的犯是一種主、 客觀要件不一致、 主觀要件多於客觀要件的犯罪形式。在目的犯中, 除了要求對基本客觀構成要件須具備故意之外, 還需要具備特定的內在意向。涵蓋客觀要件的主觀要件, 是故意; 超出客觀要件規定范圍的主觀要件稱之為意圖, 或稱為「第二主觀要件」, 或者是德國刑法學家海格勒所稱的「超出的內心傾向」, 麥茨格所稱的「有意義的意欲」。

一些學者根據目的犯目的對法益侵害的不同作用, 將目的犯目的劃分為兩種不同形態, 第一種目的犯目的, 其意向並非針對「所計劃的法益侵害」本身, 而是針對類型化的行為人動機加以描述, 如刑法中偽造罪的意圖即為此類。偽造罪侵害的法益是貨幣、 有價證券或文件的純正性, 而偽造罪意圖的內涵是「行使」, 該目的的內含已經超出所保護法益之范圍, 因此這種目的被稱為「法益侵害取向的額外主觀要件」; 另一類意圖所涉及的內容為法益侵犯本身, 行為人行為的可罰性確立並非在法益侵害時即已成立, 而需待確立目的存在時方能成立, 此種類型的目的犯類型, 其客觀構成要件實現, 僅為整個犯罪類型的前階段。如侵犯財產罪需以「非法佔有為目的」, 行為人實施了非法佔有他人財物行為, 可以成為認定財產犯罪的前提, 但是要認定成立侵犯財產罪, 還必須具有「非法佔有目的」, 「非法佔有目的」就是一個本罪要求的類型化行為人動機, 只要該動機存在, 就可以成立侵犯財產罪。這種目的被稱為「超出法益侵害外的內在意向」。[1]

與目的犯的主觀特徵相適應, 目的犯主、 客觀關系的特徵在於目的犯的「主客、 觀不一致性」。「所謂目的犯, 乃將外部的行為有意義之意欲, 作為實現其他目的之手段的犯罪。此可分為外部行為被意欲為其他結果之目的之客觀的原因, 如所謂分離的結果犯之情形, 及外部的行為被意欲為行為者或第三者之新的結果之手段, 如縮短的兩個行為之犯罪之情形。前者如背信之『為自己或第三者獲得不法利益之目的』是也; 後者, 如偽造之『以行使為目的』者是。背信罪之『損害本人利益』之中間的結果, 被意欲為對於『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利益』之最後的結果之手段, 偽造罪所謂偽造之中間的結果, 被意欲為對於所謂『行使』之最後的結果之手段。最後的結果必然系行為者之意欲」, 也就是說, 第一種目的犯, 以外部所為的行為為目的內容, 以為他結果之客觀的原因; 第二種目的犯, 乃意欲其行為以為其本身或他人之新的行為之手段。[2]第一種目的犯, 被稱為斷絕的結果犯, 第二種目的犯則稱之為短縮的二行為犯。

二、 目的犯目的與故意關系之理論探討

從上述目的犯主客觀的結構分析來看, 目的犯的結構要件在整體上包括三部分: 其一, 對客觀事實進行規定的客觀要件; 其二, 涵蓋此客觀要件的主觀要件, 即故意, 其三則為超出客觀要件的主觀要件, 即「目的」這一特定主觀要素。這種與主客觀相符的通常情形有異的二主觀要件犯罪類型, 引發了學者關於上述兩主觀要件關系的思考, 即目的犯目的與目的犯故意關系如何, 目的犯目的是單獨的犯罪主觀要素、 抑或是故意的一部分或者一種?

(一)國外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目的犯目的和故意的關系

目的犯的概念來源於德國, 與我國不同, 德國刑法中沒有故意的明確定義, 一般認為, 故意分為意圖、 直接故意、 間接故意, 其中意圖主要強調意志因素, 即行為人努力促使結果發生; 直接故意主要強調認識因素, 即行為人確信結果會發生; 間接故意也主要強調認識因素, 即行為人認為結果可能會發生。

德國學者對意圖和故意的關系進行了探討, 存在將意圖與故意等視齊觀、 意圖與故意具有程度上的差異等諸多觀點。[1]由於「在大陸法系國家刑法理論中, 主觀要素和構成要件的客觀要素之間的關系成為極為復雜的問題,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故意的內容與構成要件客觀要素的內容是一致的, 換言之, 構成要件的客觀要素制約著故意的內容」。[3]如前所述, 目的犯主、 客觀結構非常特殊, 因此一些學者認為目的犯目的與故意、 過失地位並列, 而且由於目的犯目的不存在和它對應的客觀構成要件要素, 是超客觀的主觀要素, 因此目的犯目的與故意不同。

普通法系的一些學者將目的犯目的與一般的犯罪故意區別開來。如「由於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原因, 許多普通法傳統的學者和法官認為, 在一般的故意和特定的故意之間存在著一個區別。一般的故意就是那些簡單地附隨著行為的故意, 就像諸如伴隨強奸行為的強奸故意。特定的故意應當是很好的加以定義了, 就像盜竊罪要求的故意一樣: 永遠剝奪所有權人的財產的故意。」[4]還有的學者則將一般的故意和特定的故意稱為基本犯意和進一步的犯意、 「特定意圖」。在論述基本犯意時, 在檢察官訴摩根(DDP v . Morgan)的案件中, 西蒙法官指出, 「我的意思是要求基本犯意的犯罪, 其明述的內容(或者更常見的是暗示), 不能超出犯罪行為的范圍」。[5]根據上述論述可以看出, 英美法系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認為與犯罪行為對應的是基本的犯罪故意, 而與目的犯特定意圖對應的就是所謂的「特定故意」, 二者存在明顯的區別, 不能歸於同一范疇。

(二)我國學者的觀點

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與德日刑法理論不同, 具體到與上述目的犯結構理論相關的不同之處主要有兩點, 其一, 德日刑法理論中的犯罪構成理論是三段式、 立體的犯罪構成理論, 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需要經過三個不同的階段, 即構成要件符合性, 違法行和有責性, 各個階段是彼此相對獨立的判斷。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則直接來源於蘇聯, 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是平行的結構; 其二, 相應德日刑法理論中的故意通常認為屬於責任的范疇, 其故意主要是針對構成要件事實的認識和意欲, 因此, 雖然德、 日刑法中並未明確地規定故意的概念, 但是學者一般均認為目的犯之目的是獨立於故意的主觀要素。我國刑法則對犯罪故意的概念進行了明確的界定。根據我國刑法第14條規定, 我國的故意是對行為「危害社會的結果」的認識和意欲, 因此, 即使我國刑法對故意的概念進行了明確的界定, 但由於不同學者對故意概念的解釋不同, 對於目的犯目的與故意的關系仍然存在不同的回答。

通說的觀點認為, 目的犯是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的一種或者包含於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之中。例如, 有學者認為, 在對犯罪故意進行分類時, 「根據犯罪故意中是否要求具備構成要件的目的, 可以將故意分為目的故意和非目的故意。所謂目的故意, 是指行為人必須具備某種構成要件的犯罪目的, 才能成立的犯罪故意。目的故意特指目的犯的故意。所謂非目的故意, 是指其成立不以具備某種具體目的為必要要件的犯罪故意」, 主張這種觀點的學者還將目的犯中的目的與普通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相區別, 認為「需要說明的是, 這里所說的目的, 專指刑法分則具體犯罪構成要件中規定的目的, 它的存在是該種犯罪故意成立的必要要件。而未在構成要件中規定的其他犯罪目的, 如直接故意(希望故意)中的行為人, 均是以構成要件的結果為其犯罪目的的, 但該目的並非犯罪故意成立所必需, 而且該種故意仍然屬於這里所說的非目的故意」。[6]

顯然, 根據上述通說的觀點, 目的犯目的是區別於普通直接故意意志因素的特殊的直接故意意志, 但其本質仍然是一種直接故意意志因素。主張目的犯目的屬於犯罪故意的學者一般認為, 在目的犯中特定目的的存在是犯罪故意存在的前提條件, 例如, 如果沒有「非法佔有的目的」, 則不存在盜竊罪的故意, 則不成立盜竊罪。如果不存在「以行使為目的」, 則不存在偽造貨幣罪的故意, 則不成立偽造貨幣罪。

還有的學者則認為, 目的犯的目的是獨立於犯罪故意的一種主觀因素, 認為「由於我國刑法中明確規定了故意的含義和種類, 因此, 目的與故意的關系應該非常明確。雖然在一般意義上來說, 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也是一種目的, 但它明顯區別於目的犯中的目的; 目的犯的目的是故意內容之外的一種主觀要素, 而不是故意的一種形式」。[7]

三、 本文觀點

筆者認為, 目的犯目的屬於行為人主觀上的一種意欲, 而故意則一般包括「認知」和「意欲」兩個部分, 因此要判斷二者關系最重要之處在於比較目的犯目的之意欲與故意之「意欲」是重合、 包含、 交叉、 還是互相獨立的兩個范疇, 如果二者是重合或者包含的關系, 則目的犯目的屬於直接故意的一部分; 如果二者是交叉或者獨立的兩個范疇, 則目的犯目的不能為故意所包含。

犯罪故意意志因素的內容與認識因素聯系緊密。根據我刑法第14條的規定, 我國刑法中犯罪故意的內涵與德日刑法中的故意不同的是, 我國的犯罪故意第一次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引入故意概念, 「危害社會的結果」取代了德日刑法中的「法定構成事實」, 成為行為人認識因素的內容, 相應的, 故意的意志因素由德日刑法中「希望或放任法定構成要件事實發生」轉變為「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因此, 對危害結果的理解就成為理解我國犯罪故意內涵的關鍵。危害結果是犯罪行為危害社會具體的、 客觀的體現。關於危害結果的含義, 刑法理論上存在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 廣義結果說認為, 凡是犯罪意思的客觀化, 都是危害結果, 它不限於行為對客觀外界所造成的有形變化, 還包括身體動作和其他非物質性損害。狹義的危害結果則是指危害行為導致犯罪客體發生的物質損害或者危險狀態。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則認為, 危害結果是指危害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所造成的實際損害和現實危險。[8]危害結果是社會關系遭受到侵害的重要征表。離開了犯罪客體, 便不能正確認識行為後果的性質。而目的犯目的與犯罪客體緊密相聯, 不具有特定目的, 則不可能對一定的社會客體造成損害, 既然如此, 目的犯目的就自然的包含在犯罪故意之中, 成為犯罪故意內容的一部分。

但筆者認為, 上述觀點有待商榷。將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結果作為犯罪故意的認識和意欲的對象不符合犯罪的本來面目, 混淆了行為人行為時對自己行為的認識和意欲以及事後對犯罪主觀方面評價的不同階段。犯罪客體是刑法所保護的、 而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主義關系, 是我國刑法理論中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的一個重要指標, 我們在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時, 首次要考慮行為是否對犯罪客體造成了損害。但這種是否對犯罪客體造成損害、 造成何種損害的判斷和社會危害性的判斷一樣, 都是一種事後的判斷, 因此, 讓行為人在行為前認識作為事後判斷的對犯罪客體損害的危害結果是不現實的。而且, 犯罪客體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當然是客觀存在的, 但有些罪犯罪客體究竟為何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尚存在爭議, 未達成一致的看法,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期待行為人在實施犯罪行為時認識到自己對犯罪客體造成了損害?因此, 將對犯罪客體造成實際損害或者危險的危害結果作為故意的認識和意志因素的內容值得商榷。

我國犯罪故意的另一缺陷是排除了行為犯成立犯罪的可能性。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認為, 危害結果並非一切犯罪的構成要件, 行為犯的成立不以危害結果的發生為必要條件。如果認為犯罪故意是對危害結果的認識和意欲, 則行為犯就不可能成立犯罪, 而這也是和司法實踐不相符的。 基於以上法定犯罪故意概念的不足, 借鑒德日刑法理論中故意的概念, 從維護罪刑法定和責任原則出發, 本文認為, 我國的法定犯罪故意概念並不合理, 犯罪故意的認識對象應該是構成要件的主要事實, 相應的其意志因素則為決意實施上述已經認識到的內容或者放任上述已經認識到的內容的實現。

在上述本文界定的概念基礎上, 通過分析可以發現目的犯目的希望達到的結果和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並不一致性, 下面從目的犯中兩種主要的目的犯――斷絕的結果犯和短縮的二行為犯具體各罪中各舉一例, 說明本文的觀點。

盜竊罪是斷絕的結果犯的典型, 因此, 本文首先就盜竊罪目的與犯罪故意的關系進行考察。盜竊罪的目的是非法佔有他人財物, 那麼盜竊罪的故意是什麼呢?根據刑法的規定和合本文上述對故意內涵的界定, 盜竊罪的故意就是明知自己實施的秘密竊取他人財物的行為會侵害他人對財物的佔有, 而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這里的意志因素中不必然包含行為人非法佔有的目的, 因為也可能行為人明知自己實施秘密竊取他人財物的行為會侵害他人對財物的佔有, 而希望這種結果發生, 然後在竊得行為人財物後加以使用, 使用後再返還給被害人, 這種情況下就不構成盜竊罪, 只有行為人是出於「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時才能認定成立盜竊罪。

再以典型的短縮的二行為犯――偽造貨幣罪為例, 偽造貨幣罪是典型的行為犯, 偽造罪的故意是明知偽造而實施。但是僅有故意還不能構成犯罪, 行為人主觀上還必須具有「以行使為目的」, 即將貨幣投入流通, 如果行為人不具有這種目的, 則不會對公共信用和國家的貨幣發行權造成損害, 也不可能擾亂貨幣管理秩序。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 在斷絕的結果犯和短縮的二行為犯中, 目的犯目的與直接故意意志因素都存在明顯區別, 二者存在不同的意志因素。目的犯目的是獨立於故意的犯罪主觀要件, 一般的故意犯罪, 行為人主觀方面只要具備刑法要求的故意就可以構成犯罪, 但目的犯除了要求對構成要件的認識和意志因素以外, 行為人主觀上還必須具備特定目的。但是目的犯目的與犯罪故意的關系密不可分, 沒有目的犯目的, 目的犯也就不存在, 研究所謂的目的犯故意就沒有意義。

⑷ 刑事責任年齡的三個階段是什麼

刑事責任年齡(簡稱責任年齡),是指法律所規定的行為人對自己實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會行為負刑事責任必須達到的年齡。我國刑法典把刑事責任年齡劃分為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與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三個年齡階段;(1)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即不滿14周歲。(2)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即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3)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即已滿16周歲。刑法第十七條【刑事責任年齡】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

⑸ 貝卡里亞與刑事法學講述了什麼

切薩雷·博內薩納·貝卡里亞,義大利刑法學家,刑事古典學派的創始者,是18世紀後半期取得勝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先驅和啟蒙思想家。

貝卡里亞出身於義大利米蘭城的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曾就學於巴馬地方的耶勞大學,也曾在米蘭政府的經濟部門中擔任過官職。他在青年時期,由於對現實感到厭惡,曾一度無所事事。後來,他受到了法國啟蒙思想家們著作的影響,對那一時期的政治、經濟,尤其是法律方面的問題發生了興趣,便積極參加了一個叫「猛擊」的青年激進組織,他們自稱是「北義大利網路全書派」。

這個組織的成員,是由許多伏爾泰和狄德羅的信徒聯合組成的,他們的目標,除了共同討論一些大家所感興趣的問題外,主要是攻擊奧地利政權的惡習,還規定每個成員都必須研究和掌握某一特定的課題,並要作出文字匯報。貝卡里亞選定的課題是刑法,1764年他撰寫了曾轟動全歐、風靡一時的《論犯罪與刑罰》份一書。

貝卡里亞的《論犯罪與刑閱》出版後,成了一部令人震驚的傑作,在幾個月內,伏爾泰不但熱情地改變了對他的看法,並為該書逐章作了評注。莫爾萊神父在6個月里用法文譯本印了7次。伯爾尼協會為此特地發給貝卡里亞一枚金質榮譽獎章,凱瑟琳大帝還邀他去俄國編纂刑法。隨之該書在美國、英國出版,布萊克斯東和邊沁熱情地為他主持慶祝儀式。在短短的幾年內,貝卡里亞這部代表作就被譯成多種文字,先後再版過20餘次。

其實,貝卡里亞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並不是什麼大部頭的巨著,只不過是一篇6萬字的論文。有人曾帶諷刺意味地說:這篇短文是由一位其名不揚、生性懶惰的26歲的沒落貴族家庭的青年寫成,他既未從事過法學理論的研究,又未專門學習過刑法知識,也未在任何司法機關里任過職。然而,他卻完成了許許多多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的學者和教授所不能完成的著作。所有開明的改革者和君主不但閱讀和贊賞他的書,而且還把它看作是轉入新世紀資產階級刑法改革的經典著作。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其實,與其說貝卡里亞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天才,倒不如說他是一位時代所造就的人物。

貝卡里亞在撰寫這本書時,正處在資產階級進步的啟蒙時代里,人道主義的理想與野蠻的實踐之間的距離變得更為懸殊,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境地。當時,整個歐洲大陸嚴重地存在著宗教法庭遺留的影響。秘密起訴、拘票、嚴刑逼供、單純指控都可作為確鑿的罪證,不準上訴的定罪、隨意的赦免以及殘酷的邢罰等等,都是司空見慣的。其中特別是死罪被隨心所欲地日益增加,僅英國就有200種以上的死罪,處死形式有絞形、斧砍、鞭笞、火燒、刑車分屍等,慘無人道。

有些罪犯被送上奴隸船,打上罪犯烙印,或者釘上枷鎖,或者截去手足。人們到處大聲疾呼,要求變革這種恐怖的惡魔時代。貝卡里亞就是把人們這一切強烈的呼聲集中起來,並對盧梭、孟德斯鳩等啟蒙思想家的法律理論,加以改造和發展,完成了《論犯罪與刑罰》一書。

貝卡里亞「法治」理論的中心,是從古典自然法學派的基本思想出發,提出人們通過社會契約來建治國家。他認為法律是代表人們公意的,即個人意志的總和,其目的在於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他針對當時歐洲施行的殘酷專橫的封建刑事制度,提倡實行人道主義的改革。

貝卡里亞影響最大的觀點是「犯罪概念說」、「刑罰原則說」和「刑罰效用說」。貝卡里亞認為,犯罪具有兩個基本特徵: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是犯罪的首要特徵,這是一個顯見的真理,也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標准。

所謂社會危害性,是指對社會公共福利、公民的安全和自由、社會治安和私人財產的侵犯、危害統治階級利益的行為等。他還把社會危害的大小分成三類:一是直接破壞社會或者使它的代表者死亡;二是侵犯公民個人安全、生命、財產和榮譽;三是為了使社會福利得到保障,法律規定每個公民應當做或不應當做的事情而受到抵觸的行為。

貝卡里亞把第一類罪行視為「大逆罪」和「最危險」、「最嚴重」的罪,應當受到嚴懲;第二類罪行只是侵犯公民個人安全的權利,應當比第一類罪行懲罰要輕。

應當受到邢法處罰的行為,是犯罪的第二特徵。他說,人們聯合起來是必要的,如果存在著個人利益的對立,必然會產生契約,就可以按照規定定出一個違反秩序的階梯來,其中直接破壞社會存在本身的行為,便是它的最高梯級,對一切可能產生的侵害個人權利的最不關緊要的行為,便是它的最低梯級。

在這兩端中間,由上到下排列著一切違反公共福利的犯罪行為,即由最重大的到最輕微的犯罪行為。對於沒有列入階梯中的行為,不能稱為犯罪。他反對「主觀歸罪」,反對追究「思想犯罪」。他說「法律不懲罰意圖」,用犯罪人的意圖來衡量犯罪的標準是錯誤的。

因為一個人的意圖是以印象和情緒為轉移的,而印象和情緒對每個人來說,是隨同觀念、慾望和情況的變換而變化的。

貝卡里亞的「刑法原則說」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宣稱「只有法律才能規定懲治犯罪」的原則。他說,任何超出法律范圍的邢罰都是不公正的,什麼樣的罪名就處以什麼樣的刑罰,要像幾何學那樣准確地求證,因而他提出了「三段式」的定罪量刑的觀點。即對每個犯罪行為,法官都應當進行正確地推理,大前提代表一般法律,小前提說明行為是違法還是合法,結論是說明無罪還是判刑。

如果不進行「三段式」的推斷,而是根據自己的意志行事,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還強調,每個公民都應當知道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是有罪的,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是無罪的,執行這個原則,絕不允許有任何的例外。如果讓司法機關的審判官任意專橫,不是按照公民手中掌握的法律規定辦事,這將會使他們在政治自由的邊界上兜圈子,為專制者的行為打開方便之門。貝卡里亞的這種「罪刑法定」的觀點,對當時反對封建專橫和法官任意加刑的擅斷,無疑是有重大的進步意義。

第二,宣稱「刑罰應當與犯罪相均衡」的原則。他說,根據公共利益的要求,人們不應當違反公共利益而犯罪,尤其不應當犯對社會有危險性的罪。如果犯了罪,應該理所當然地受到處罰,但這種處罰,不能隨便濫加刑,更不能採取輕罪重罰,只有對那些造成社會危害性最大的犯罪,才能重罰。同時他還主張把故意同過失、重大過失同輕微過失、輕微過失同無過失等行為區別開來,使刑罰在輕和重的執行上做到罪同刑相均衡。他並指出,如果把較輕的罪犯濫加重罰,把他們關在黑暗的監獄里,或者把他們判處到遙遠的地方去受奴役,不僅是無益,反而有害。貝卡里亞的這種「罪形象均衡」的觀點,對預防犯罪、防止打擊擴大化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第三,宣稱「廢除死刑和羞辱刑」的原則。他說,對犯人廣泛地使用拷打、肉刑以至死刑都是不人道的、殘忍的做法。他主張,如果犯罪行為得到證實,那就根據法律處以刑罰,拷打、羞辱刑是無益的;反之,在罪行尚未得到證實之前,更不應該折磨無罪的人。因為拷打的後果,會使無罪者的處境比有罪者更壞,造成無罪者吃虧,有罪者佔便宜。因而他斷言:一切羞辱刑既不利於對犯人的教育,又會使法律喪失公共的尊敬,這樣就會導致人們消失道德和榮譽的概念,這種法律就應當廢除。

法律對於死刑的規定,貝卡里亞竭力主張應當加以限制,盡量少殺或不殺,並渴望將來廢除死刑。他認為,死刑不可能是有益的,因為它給人們提供了殘酷的榜樣。但是他又指出,死刑在這樣兩種情況下,也還是有必要的,因為一是當一個人被剝奪了自由以後,他還擁有這樣或那樣的聯系和實力,以致威脅到國家的安全和不利於現存的政體變革,另一是當犯罪者的死亡是制止其他人犯罪的唯一手段,死刑才被認為是公正的。他的這種觀點,曾對當時風靡全歐的一次人道主義運動,起了相當的影響。

第四,宣稱「在刑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貝卡里亞力圖「消除身份作為有資格享受特殊待遇或處罰的因素」。他主張「對最高貴的公民和對最低賤的公民,在適用刑罰上應當是相同的。」並指出凡是高官貴人可以隨便搪塞罪責,而普通人承受著沉重和嚴酷的懲罰,那就是法官只根據當事人的地位和影響來進行審理才而不是根據他們被指控的行為來進行審理,這就破壞了正義和義務的概念,代之以等級特權強者的法律。他憤慨地說,法律應當加重懲罰那些政治寄生者,因為他們既不用勞動給社會帶來利益,也不用財富給社會帶來好處,只是佔便宜,而任何時候也不損失什麼。

因此他強烈反對國王給達官貴人實行恩赦,助長他們逍遙法外,成為暴政的支柱。此外,貝卡里亞還鈴對封建制度下的胡作非為、貪贓枉法的法官所造成邢罰不平等的情況,提出了「法律的拘束力對所有人都應一視同仁」,在法庭上,法律和真理最有發言權,法律要求對每個人都作為完全平等的人來受審判,無論是顯貴和富人都不應用金錢來贖買反對弱者和窮人的罪行,否則,財產就會成為暴政的支柱。

貝卡里亞從社會契約論和邢罰效用論的角度給刑罰下了定義:從契約論觀點來看,刑罰就是能夠把人們想要廢除社會的法律,回到原始的混亂狀態的專橫意圖的一種感性的動因,一使人們頭腦長久地牢記不忘,並把同公共福利對立的這一種或那一種慾望所產生的印象力均衡起來。再從刑罰效用觀點來看,刑罰是一種政治阻力,因人類行為中有一種貪求私利和個人安樂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像萬有引力一樣,立法者就要像建築師那樣,巧妙地消除萬有引力的有害影響,能在使建築物牢固的地方應用萬有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立法者的規定就是一種政治阻力,用來抑制犯罪行為和懲罰犯罪行為。但是,貝卡里亞又強調「懲罰犯罪不如預防犯罪」,他說,一個好的立法者,「並不是要使人們受到刑罰的折磨和痛苦,也不是要使已實施的犯罪行為成為不存在。」因此,他對刑罰的目的和效用提出了一些頗有價值的見解。

第一,提出「刑罰要對人們產生教育的效用」。他建議國家的全部力量都要集中在保護法律上面,立法工作的領導者要關心人們獲得盡量多的幸福和盡量少的不幸;要引導人們對法律的遵守,而不是對法律的違犯,要獎勵那些具有執法、守法美德行為的人,特別要教育青年,要在青年純潔的心靈中進行美德的教育,以防他們去做壞事情。

第二,提出「刑罰要對不穩定分子產生恐怖的效用」。他認為國家要樹立法律的尊嚴,要使法律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公眾信任的紀念碑,要使人們害怕法律,而且只害怕法律,對法律產生這樣的恐怖心理是有益的。但是他反對使國民習慣於對權力當局的恐怖,更反對人對人的恐怖。因為這種恐怖是有害的,它會導致人們犯罪。他還主張,應該頒布一項規定揭發任何犯罪的共犯免受刑罰的法律,「這種法律會防止罪犯聯合起來,使每個共犯都互相恐懼。」

第三,提出「刑罰要對犯罪分子實行公正的懲罰」。他說,邪罰的目的,不在於殘酷的懲罰,而在於使犯罪者難逃脫網。因為對罪犯適用較溫和的刑罰比之適用殘酷的刑罰,更能達到預防犯罪的效用。如果對罪犯施加殘酷刑罰,這不僅同預防犯罪的目的相矛盾,而且還會引起兩個有害的效果:一是准以保持罪與刑之間的均衡;二是使犯罪者拒不接受處罰的結局。因此貝卡里亞十分強調刑罰要公正,反對施行殘酷的刑罰。

綜上所述,貝卡里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所提出的種種論點,對於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發揮了它的戰斗作用。但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貝卡里亞的「法治」觀念,只是反映了資產階級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愛、天賦人權的呼聲,正如恩格斯指出:「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恆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世紀的偉大思想家們,也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所給予他們的限制。」

⑹ 刑事犯罪有哪幾個等級,分別是什麼內容

刑事犯罪不分等級,只分階段,分為四個階段。

1、犯罪意向的形成階段;

2、犯罪的預備階段;

3、犯罪行為實施階段;

4、犯罪後的應變階段。

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

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6)刑法三段式擴展閱讀:

打擊策略

一般認為,我國現行刑事政策體系一般由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對嚴重刑事犯罪和嚴重經濟犯罪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嚴打」)、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以及對青少年犯進行教育、感化、挽救等等組成。

其中,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是指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執行的基本刑事政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是控制犯罪的總方略,「嚴打」和「專項斗爭」是經常使用的刑事政策手段,其他一般為具體的刑事政策。

⑺ 簡述我國刑法關於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劃分

1.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

按照我國刑法典第17條的規定,不滿14周歲,是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一般地說,不滿14周歲的人尚處於幼年時期,還不具備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即不具備責任能力。因此法律規定,對不滿14周歲的人所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概不追究刑事責任;但必要時可依法責令其家長或監護人加以管教,也可視需要對接近14周歲,如12~13周歲的人由政府收容教養。�

2.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

按照我國刑法典第17條第2款的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是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也稱相對無刑事責任階段。達到這個年齡階段的人,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辨別大是大非和控制自己重大行為的能力,即對某些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具備一定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因此,法律要求他們對自己實施的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即「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負刑事責任。

3.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

按照我國刑法典第17條第1款的明文規定,已滿16周歲的人進入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由於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的體力和智力已有相當的發展,具有了一定的社會知識,是非觀念和法制觀念的增長已經達到一定的程度,一般已能夠根據國家法律和社會道德規范的要求來約束自己,因而他們已經具備了基本的刑法意義上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因此,我國刑法認定已滿16周歲的人可以構成刑法中所有的犯罪,要求他們對自己實施的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為負擔刑事責任。

⑻ 古代刑名的發展主要經歷了哪三個階段

刑名,指按照罪名所實施的刑罰的名稱。中國古代刑名的發展,主要經歷了象刑、肉刑與新五刑三個階段:

(一)象刑

處於原始社會末期,階級與私有制開始出現萌芽這個歷史階段的刑罰,中國古代稱為「象刑」。不過,象刑的內容究竟如何,古書言人人殊,其中附會之論甚多。結合中外民族學的材料來認識,其實「象刑可以理解為氏族社會適用於全體成員的習俗的統治,即對違反氏族共同生活規則的人,採取異其章服的做法,以示與其他氏族成員的區別,藉以增加其愧悔之心。」(張晉藩《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第12頁)「異其章服」,指服飾與正常人有別,使人們一見其服飾,就可判斷其身份。可見,這種刑罰屬於恥辱刑。早期階級社會廣泛流行的恥辱刑,就是由象刑演變而來的。

(二)肉刑

肉刑,是指以殘害犯人肢體和損害犯人生殖機能的刑罰。進入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的習慣已經不再適用統治階級的需要,於是,產生了真正意義的刑法。中國遲至夏朝已經出現系統的主要屬於肉刑的「五刑」的刑罰:

1.墨:五刑中最輕的一種。以面或額頭為受刑部位,先將皮膚刻破,再滲入墨汁。

2.劓:割掉鼻子。

3.髕:也稱刖刑,斬足之刑。

4.宮:使男女喪失生育能力的刑罰。

5.大辟:死刑。

殷商的刑法因於夏朝,只是略有損益而已。文獻記載商朝的五刑是墨、劓、剕、宮、大辟。剩即髕刑。西周的刑法主體仍是五刑,並且五刑制度已達到非常成熟的地步。

五刑延續到秦漢,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墨刑改稱為黥刑;其次,肉刑盡管仍見單獨使用,但更多的是與鬼薪、白粲、城旦春等名目的勞役刑結合並用。由於肉刑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不利於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日益遭到人們的反對。據史書記載,漢文帝在少女緹縈上書的感動下,於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五月下詔,正式廢除肉刑,從而使經歷了夏、商、周、秦、漢達兩千餘年的殘酷的肉刑終於被拋棄,推動中國的法制擺脫野蠻,走上文明的道路,但漢代廢肉刑並不徹底。為唐以後笞、杖、徒、流、死新的五刑制度開辟了先路。

(三)新五刑

笞、杖、徒、流、死的刑罰制度由隋朝確定,後正式列人唐律。這是中國古代刑制的重大變化,對中國歷史和東亞各國法制產生了重大影響。

笞:分五等,由10到50,每等加10。笞由漢朝的笞刑演變而來,漢朝笞刑用竹,唐朝用楚,用來懲誡小的過愆,受刑部位是人犯的腿與臀。在五刑中最輕。

杖:分五等,由60到100,每等加10。杖為3尺5寸長的竹杖,受刑部位為人犯的背、臀和腿。

徒:分五等,由一年到三年,每等加半年。犯人須帶鉗或枷勞動,地點是官府工地。

流:分三等,2000里到3000里,每等加500里。流刑里數雖分三等,但均勞動1年,稱為「常流」,以後有「加役流」,則強迫勞動3年。

死:分絞、斬二等。與秦漢以來的腰斬、梟首、棄市、夷三族等死刑相比,這是一個明顯的進步。

五刑,屬於唐代的主刑。當時定罪量刑,基本是一罪一刑,國家對於刑罪的加減也有嚴格的規定。除「十惡」大罪外,自笞10以至死刑,都允許以錢贖免。這是統治者貫徹「明刑慎罰」原則的具體體現,也是唐律貫徹儒家思想的重要體現。

以後各朝基本沿用新五刑制度,不過也有些變化。明朝新增了充軍的規定,即犯人在戍地根據不同身份,或者服勞役或者充任軍士。當時廣泛採用充軍的刑罰。清朝的死刑分為絞、斬。其中一類為「立決」,另一類為「監侯」。不過清朝法外規定的死刑如凌遲、梟首、戮屍等也經常使用。其中最殘酷的凌遲之刑,直到晚清沈家本主持修律時才徹底廢除。

⑼ 簡述我國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劃分

從中國的刑法規定來看,將刑事責任年齡劃分為三個階段:

我國刑法根據我們國家一貫的對少年兒童的危害行為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政策為指導,從我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狀況、少年兒童的成長過程以及各類犯罪的情況等實際出發,並適當借鑒別國的立法經驗。

考慮刑法的世界發展趨勢,在刑法典第17條里對責任年齡作了較為集中的規定,把刑事責任年齡劃分為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與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三個年齡階段。

1.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按照我國刑法典第17條的規定,不滿14周歲,是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一般地說,不滿14周歲的人尚處於幼年時期,還不具備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即不具備責任能力。

因此法律規定,對不滿14周歲的人所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概不追究刑事責任;但必要時可依法責令其家長或監護人加以管教,也可視需要對接近14周歲,如12~13周歲的人由政府收容教養。

2.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

按照我國刑法典第17條第2款的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是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也稱相對無刑事責任階段。達到這個年齡階段的人,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辨別大是大非和控制自己重大行為的能力,即對某些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具備一定的辨認和控制能力。

因此,法律要求他們對自己實施的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即「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負刑事責任。

3.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

按照我國刑法典第17條第1款的明文規定,已滿16周歲的人進入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由於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的體力和智力已有相當的發展,具有了一定的社會知識,是非觀念和法治觀念的增長已經達到一定的程度,

一般已能夠根據國家法律和社會道德規范的要求來約束自己,因而他們已經具備了基本的刑法意義上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因此,我國刑法認定已滿16周歲的人可以構成刑法中所有的犯罪,要求他們對自己實施的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為負擔刑事責任。

(9)刑法三段式擴展閱讀

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應負刑事責任。

具體規定:

1、已滿16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即為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

2、己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即為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14周歲—16周歲的人不犯上述之罪的,不追究刑事責任。

3、不滿14周歲的人,不管實施何種危害社會的行為,都不負刑事責任,即為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

4、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5、實施犯罪時的年齡,一律按照公歷的年、月、日計算。過了周歲生日,從第二天起,為已滿周歲。

6、因不滿16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

7、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對犯罪時的年齡沒有查清,而又關繫到應否追究刑事責任和判處何種刑罰的公訴案件,應當退回檢察院補充偵查。

⑽ 刑法上如何具體的用「三要素」和「四 要件」判斷犯罪。最好具體案例分析

反正睡不著覺:用三段論和四要件兩種理論做個簡單的案例分析(三段論和四要件是基本中的基礎知識,摟主既然知道,此處不做贅述。)甲乙不和,甲殺死乙。我假定甲為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做分析如下:一,用三段輪分析如下:第一段:甲的行為是否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故意剝奪他人的生命?符合;第二段:甲的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查明甲沒有法定的阻卻事由,也就是沒有排除犯罪的法定事由,故具有違法性;第三段:甲是否具有有責性?經查證甲是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應當負責,也就是具有有責性,綜上,三個條件同時具備,甲的行為構成犯罪。二:我們再用傳統的四要件說分析如下:首先.主體是某一具體犯罪所要求的行為人必須具有一定的主體條件:本案中甲作為犯罪主體是完全行為能力人;其次,主觀方面要求行為人對犯罪結果的主觀認識或追求的心理狀態,包括故意和過失,具體本案甲具有故意剝奪他人生命的主觀故意;再次.客體是犯罪所侵犯或者指向的為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甲故意非法剝奪了乙的生命權;最後.客觀方面是犯罪實際所表現出來的可以由外界判斷的,通常指的是犯罪行為和犯罪結果,很明顯甲實施了刺死乙的行為,並造直接成了乙的死亡結果, 所以,符合完整的該罪構成的四要件,因而,構成該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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