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說理

⑴ 民事訴訟證據審查與判斷的方法與技巧有哪些

一、巧用證據交換手段，確保庭審質效

一般來說，復雜疑難的民商事案件往往涉及的證據種類,數量較多，如把這些繁多且復雜的證據材料一下全部放置於庭審中「會診」，勢必會增加庭審負擔，進而降低庭審質效，審判法官也很難在有限的庭審時間內對如此繁多的證據材料的真偽及證明力大小作出准確判斷。因此，審判法官如遇到復雜疑難案件，應主動啟動庭前證據交換程序，促使當事人在庭前將其持有的證據予以提供，並通過證據交換、質辯，從而達到了整理和固點訴訟爭點及確認證據證明力的效果，為開展好庭審活動打下堅實基礎，這樣既保障了庭審質效，又提升了法官的司法認證水平。

二、適度引導舉證，明確舉證、查證范圍

由於當事人身份不同，固其文化素養、法律知識、訴訟技能等明顯存在差異。為使當事人特別是弱勢訴訟群體迅速明白訴訟旨意，更好地維好自己權益，審判法官應對弱勢主體的舉證要求適度加以引導，有利於庭審活動的順利展開，既能明朗當事人的舉證范圍，又明晰了法官查證案件事實的審理方向，為正確認定案件事實打下堅實的裁判基礎。

三、規范程序環節，處理好「辯」與「質」的關系

我們知道，質證權與辯論權是當事人在不同訴訟階段中享有的兩種性質不同的訴訟權利，實踐中，當事人易把它們混淆起來，諸如在庭審中，當事人因不懂得訴訟程序的具體規則，有時易把這兩種程序權利混用起來，比如本應談證據的質證意見，反談案件的辯論意見，無意的打亂了庭審程序，降低了質證程序的功能，影響認證效果。為此，審判法官應及時向當事人釋明質證與辯論的區別與要求，應規范約束當事人的訴訟行為，法官在質證程序中應做到「三步」到位：一要做到邊聽;二要做到邊記;三要做到邊思考。法官不僅要聽好，還要善於思量證據的「三性」，為以後的認證做好准備工作。

四、准確適用採納與採信標准

人民法院在作出司法裁判前，應當確認當事人的證據能力和證據證明力大小及強弱，這個證據審查確認的過程叫做司法認證。法官在認證活動中要釐清兩個概念，一是「採納」概念，採納問題，關鍵是講究一個「納」字，它是解決證據能力問題，或者是證據資格或證據的適格性問題，事關著證據能否被納入訴訟大門的問題，或能否成為訴訟證據的問題;二是「採信」概念，採信問題，關鍵是講究一個「信」字，它是解決證據是否可信及信用程度的問題，也就是證據價值問題或證據證明力問題。

(一)證據的採納標准

1.「關聯性」標准。關聯性是證據的自然屬性，審查某種證據能否做為定案的根據，關鍵在於它與案件事實有沒有必然的聯系或因果關系，如沒有這樣的邏輯關系則不能成為訴訟證據。例如，有個鑒定結論證明原告送檢的產品系偽劣產品，但這個送檢樣品是不是從被告處提取的、如何提取的卻沒有證據，那麼鑒定結論證明被告銷售偽劣產品致人損害缺乏關聯性，因此不能做為定案的根據。

2.「合法性」標准。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取證的主體要合法。取證的主體必須是辦理本案的司法人員、律師代理人;二是證據主體資格要合法。例如，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證，無鑒定資質的人不能做鑒定人;三是證據的表現形式要合法。比如證據的簽名、印章、登記手續應符合程序手續或法定要求;四是取證的程序和手段要合法。比如司法人員不得一人取證;或取證人證言時，應有向證人交待證人權利義務的記載;或取證主體不能採取誘惑、脅迫、逼供或侵害他人隱私權而獲取證據。

(二)證據的採信標准

1、「客觀性」標准(又稱真實性標准)。根據《民訴法》第六十三條規定，訴訟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證據要確實，強調的是證據的「質」不能滲「假」。

2、「充分性」標准。人民法院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必須要以具有充分證明力的證據做根據，也就是說，認定案件的主要事實的依據不能單一或成「孤證」，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證據要充分，強調的是證據的「量」不能太少。在證據的「質」和「量」達到足以使法官內心確信的境界時，才能認定「證據確實充分」。

五、推行科學、陽光認證

審判法官在司法實踐中必須嚴格遵循證據審查原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四條詳細規定了法官獨立審查判斷證據的司法原則，又稱認證基本原則。依照認證基本原則，審判人員在審查判斷證據時應注意如下幾個方面問題：一要突出法理性。審判人員在實踐中應運用法學原理和法律依據深入論述認證理由。二要恪守職業道德准則。法官應講究司法良知、職業道德以公心與良知去評判證據的證明力。三要講究法理邏輯推理性。認證過程實質是思維邏輯推理的過程。四要堅持陽光認證。法官無論在庭審中作出認證，還是在庭後裁判文書中作出的認證，應一律向當事人公開認證的理由和結果，讓認證活動在陽光
下進行。法官的認證活動屬於司法裁判說理范疇，同樣要強調認證說理的邏輯性、公正性、公開性。

⑵ 試論述三段論在審判中的作用

三段論是由兩個包含著一個共同詞項的性質判斷推出另一個新的性質判斷的演繹推理。
任何一個三段論都包含三個不同的詞項，分別叫：大項、小項和中項。在結論判斷中作謂項的詞項叫大項，大項通常用「P」來表示；在結論判斷中作主項的詞項叫小項，小項通常用「S」來表示；在前提判斷中出現兩次而在結論判斷中不出現的詞項叫中項，中項通常用「M」來表示。
任何一個三段論都包含著三個不同的判斷，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其中，包含著大項的前提叫大前提；包含有小項的前提叫小前提；包含有大項和小項的判斷叫結論。
三段論的詞項有兩個主要特點：
第一、任何一個三段論，必須有也只能有三個不同的詞項。
第二、任何一個三段論，其中的每一個詞項必須也只能在兩個性質判斷中各出現一次。
所謂法律推理，簡而言之就是判案說理的邏輯思維方法與形式。我國是成文法系，判案說理必須以現行的法律規定為大前提，這決定了我國司法體系中通用的法律推理形式是三段論式的演澤推理，即以法律規則為判案說理的大前提，以案件事實為小前提，從而推導出裁判結果。它不對大前提（法律規則）的實質內容進行判斷推理，又稱形式推理，主要種類有演釋推理、歸納推理和類比推理。近年隨著人們對傳統民法的反思，世界兩大法系的融合，在不斷深化公正司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種新的法律推理方法，即實質法律推理，它在法定框架內從公平、正義出發，對有沖突的法律規則進行權衡與選擇，以尋求、確認判案的大前提。這種對大前提（法律規則）的內容進行實質權衡確認的新推理方法被稱為實質法律推理。公正司法離不開科學的方法，方法的生命力勝過觀點，而對方法的了解和研究，無疑會將我們的司法能力提升到一個從未有過的高度1。為此筆者結合自身的審判實務，就有關法律推理的含義、特點，民事審判中通用法律推理形式的局限性，不能適用通用推理形式的情形，以及如何通過實質法律推理來彌補成文法的局限性、促進司法公正等問題提出一些認識與觀點，偏謬粗疏處還望指正。
全文共8400字

一、法律推理的含義種類及其在民事審判的適用情況
法律推理指推理的一般方法在法律領域中的運用。所謂推理是指由一個或幾個已知的判斷推出新的結論的思維過程，亞里士多德所舉的著名例子以三段論的形式生動詮釋了推理的含義：所有的生物體終有一死（已知判斷，大前提）；人是生物體（已知的事實，小前提）；所以人也終有一死（推出的新的結論），其推理形式為：A是B，如果C是A，那麼是C是B2。具體到法律領域，其推理方式行為：法律規定加案件事實，產生判案結論，因此，用通俗淺顯的話來說所謂法律推理，就是講道理，就是以理服人，此處的理則是指法律理由及其相應的案件事實3。任何一個合格的判決書，實質上是一個適用法律推理以得出判案結論的過程。法院之所以能夠解決糾紛，是因為它講理（調解也是以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講理為基礎）。如果就是為了解決糾紛，而不管是否講理，甚至黑社會也能辦得到。法院的講理，一方面提供了判決的理由，另一方面說明了判案結論的必然性和正當性。
根據推理形式的不同，法律推理可分為演繹推理，歸納推理與類比推理，三者在民事審判中適用的情形也大不相同。
（一）演繹推理：
演繹推理在成文法體系下是唯一法定允許的通用推理方式，也是最普通是最基本的推理形式，它是指從法律規定到案件事實的推理，標準的方法與形式是三段論式推理，在審判中通用的三段論式演繹推理又稱形式推理。即以法律規定為基礎（大前提），以案件事實為對象（小前 提），從而推導出裁決結果。例如，《民法通則》第84條第2款規定「債權人有權要求債務人按照合同約定或依照法律規定履行義務」（大前提），現甲（債務人）與乙（債權人）之間具有借款合同，但甲未按合同約定的還款時間還款（小前提），乙提出甲償還欠款的訴訟請求，推理結論是「甲應履行還款義務」。
在我國司法審判體系領域里，所謂的法律推理，通常是指演繹推理，這是由於我國是成文法體系的法律制度決定的。現行的法律規定是做出判案結論的大前提和根據，一個案件的判處結論應當做到有法可依，即要有事實根據也要有法律根據。
通用的演繹推理形式雖然簡單，但在法院處理案件時卻有著十分重要，非常有效的作用。具體表現有：首先，判案結論在邏輯形式上無懈可擊，它不再需要其他的間接推理就可以得出必然的結論，因而使判決具有客觀性，這種三段論式的推理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法律適用中的非理性因素，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起著維護法治「過濾器」作用。正如黃明耀教授所說：「形式邏輯是作為平等、公正執法的主要根據而起作用的，它要求法官始終如一地，不具偏見地執行法律命令。」其次，這以法律規則為起點的推理模式，必須建立在高度發達、科學完善的制定法基礎之上，因而對法制的健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當然是這種以法律規則為前提與起點的法律推理雖是成文法體系下通用的推理形式，是判斷說理的基本方法，卻也不是萬能的，法律規則永遠不能完全涵蓋豐富復雜的現實生活。因此這種局限性的存在是必然的客觀規律，對此筆者將在下文中展開論述。
（二）歸納推理
歸納推理是指「由特殊觀察事例導出一般原理的推理方法。其基本邏輯形式是：A1是B，A2是B，A3是B……所以一切A都是B4。由於歸納推理是從個別到一般，通過具體的個案，證明某種普通性的東西，因此在成文法體系下，在民事審判中一般沒有適用的餘地。它只是在判例法體系的國家裡被廣泛使用。推理形式為：A1案件被判成B符合社會公正的需要，A2被判成B也符合社會公正的需要，因此所有A類型的案件被判成B符合社會公正的需要。」
歸納推理的方法在民事理論研究和民事立法方面具有十分重用的作用。它將審判實踐中的具體個案，按照一定的標准進行批列，對此，將一些成功的經驗，先進的理念進行歸納，提練，抽出帶有共性的特徵，上升為民法的一般原則，或制定為新的民法規范。通過這樣一次又一次的歸納推理，使民法研究走向深入，民事立法得以逐步完善，民事審判隨著時代的腳步一步一步地邁向未來，而永葆活力和青春。
歸納推理也具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其結論只是一種可能性，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可能對民法適用的安全性造成沖擊，由其是法官素質不高時，容易在思維徑路，選擇歸納對象上出問題。
（三）類比推理
雖然我國新刑法已經取消了類比推理的判案方法，但是法官在其它領域仍然允許使用類比推理這種邏輯思維方法，尤其是在民事審判領域，由於我國該方面的法律尚不健全，法律依據常顯不足，類比推理成為解決某些民事案件不得已的邏輯方法。
類比推理的形式具有雙重性，近乎於歸納推理與演繹推理相結的一種推理形式，先通過歸納總結，尋求最相似的法律規則，再運用演繹推理將案件事實涵蓋於法律規則之下得出判案的結論。例如，《民法通則》對侵權損害賠償規定的較為原則，對賠償的具體范圍和標准欠缺規定，甲與乙斗毆，被乙致傷，如何賠償？在實務中，法官往往類推適用國務院《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操作過程是：第一步先比較打架斗毆導致傷害與交通事故致人傷害的異同，歸納出它們具有共同的屬性，即均屬於人身損害賠償；第二步，明確法律沒有規定斗毆引起的人身損害賠償的具體范圍和賠償標准，而關於道路交通事故則有此規定；第三步確認打架斗毆引起的損害賠償可適用道路交通事故的賠償范圍和標准。最後，案件適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得出具體的賠償范圍和標准。
因此類比推理在民事審判中常常被用作填補法律漏洞。由於我國是成文法系的國家，所以法官在審判時必須慎重使用類比推理，類比對象必須確切、相似，類比方法必須科學、可靠。否則容易犯主觀擅斷的錯誤。

二、通用法律推理形式在民事審判中的局限性
我國成文法系的基本法律制度決定了以現行法律規定為條件，為大前提的演繹推理法律允許的一種通用法律推理形式。它要求法官在處理案件時必須要嚴格遵從法律規定，判案結論要有法律根據，在成文法體系下，法律條文是唯一的判案標准，審判行為應該以法律規則為准繩，法律之外不得另沒裁判標准。它在判案說理，保障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也十分有效，十分明顯，嚴謹的三段推理論形式使判案結論具有正當性和必然性，程式化的推理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法律適用中的非理性因素，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使法律規定在審判中能夠得到一貫的、嚴格的、有規則的執行，有效防止司法審判權的濫用，符合成文法體系下的法治價值理念。

但是，嚴峻的現實已告訴我們，民事法律規則不可能窮盡現實中存在的各種情況，不可能包羅萬象。生活中的世界永遠是豐富復雜的，永遠不能為法律規則所涵蓋。在很多有爭議的疑難案件和那些比較邊緣性的民事糾紛面前，通用法律推理形式則捉襟見肘，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就民事審判而言，其局限性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簡單的三段論推理形式不能滿足復雜民事案件的需要。通用法律推理形式的三段論雖然具有必然性，但這個必然性卻是仰賴大小前提的正確性。民事法律規則即是裁判結論的法律依據（大前提），又是對案件事實（小前提）進行判斷的法律依據，而判決理由的核心內容無疑是選擇的法律規定是否適用於待決的案件事實，由此可見，如何選擇可適用的法律規定，即確定判斷說理的大前提就成為法律推理的關鍵，對於大量的普通、簡單的傳統民事案件來說，法官比較容易選擇可適用的法律規定，但也有一些民事糾紛，在民事立法方面則屬空白點，或詞意模糊，規則不明，這時如何選擇大前提就成為難題，通用的演推理方法已無法解決民事案件的需要。

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大前提適用於某一案件事實時，得出的結論有損社會正義、公序良俗、於法理不通。這時就不能再適用三段論式的法律推理。在三段論式的推理中，如果大前提選擇錯了，結論自然不會正確，一個常見的例子是：所有的斯巴達人都是聰明人；蘇格拉底是斯巴達人；所以，蘇格拉底是聰明人5。推理的形式並無疑問，結論自然不會錯，但是大前提的謬誤則是顯而易見的，三段論式的推理無法保證大前提的真實、可靠。

筆者認為在民事審判中不能適用通用法律推理形式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是一般的民事法律規則與社會正義的需要，公共福祉需要相矛盾，相沖突時，不能再適用一般的民事法律規則作為法律推理的條件和大前提。沖突發生時，具體的民事法律規則應服從於社會正義、公序良俗公共福祉的需要。在民事法律規范中，立法者在確定一般民事制度時也更設例外性規定以合乎社會的需要。如善意取得制度的確立，在於保護交易安全、維護交易秩序，鼓勵交易。又如，《民法通則》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的人無意思表示能力，不能辨認或預見自己行為的後果，其所進行的民事行為無效，然而為維護無民事行為能力、限制無行為能力人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又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接受獎勵、贈與、報酬，他人不得以無民事行為能力、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為由，主張以上行為無效。
實踐中社會的特殊需要表現為交易安全的需要，交易秩序的需要，公共福祉的需要，保護弱勢群體的需要，社會安全與穩妥的需要，總而言之，是社會需要。一般法律規范有時有不能一貫到底的情形，法律規范與社會需要時有沖突。沖突發生時應服從社會需要，換而言之，應考慮社會效果，法律規范的邏輯演繹推理因正義和社會需要而停止，更設例外規定，這樣的規范在民事法律制度中舉不勝舉，又如在執行時，債務人應以全部財產清償，但應當為其保留必在的生活用品，這是社會正義的要求：基本生存權優於債權。
這些例外性的規定，充分映證了民事審判中應當考慮維護社會正義、公共福祉、公序良俗的需要。在選擇大前提、確定法律依據時，我們也應充分考慮這一民法理念，不能就案辦案，機械地運用三段論式推理得出看似必然的結論，不去考慮判決的實際效果。
另一方面的不能適用三段論式推理的具體情形主要有：1、法律規范自身存在沖突，如，此法律條文與彼法律條文不一致。2、民事案件沒有相應的規定或者規定不明確。3、某一法律規范用於一個具體案件明顯有失公正。4、法律沒有提供解決問題的基本原則。5、對同一個案件即存在著可適用的民事規則又存在著可適用的民事原則，並且可適用的規則與原則相互沖突。

三、著力開展實質推理、切實促進司法公正。
隨著社會的變遷，現代民法在理念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在理性經歷了一連串的打擊之後，人們開始對演繹推理的邏輯有效性表示懷疑，如承認成文法，制定法的局限性，從認為法官判案猶如法律的復印機，到承認法官可以能動地解釋法律，甚至有特殊必要時可以否認法律，法律規則不是一層不變的聖經，而僅僅是判案的依據，通用的演繹推理方法在現實生活的需要面前也會捉襟見時等等，這些變化使得人們開始關注探討如何能動地運用新的推理方法以彌補三段論式推理的不足，即能保證法律的確定性，維護法治的基本准則，又能夠靈活地面對復雜情況5，當制定法在社會生活中呈現出其固定的局限性，常用的形式推理不能滿足公正司法的需要時，運用辯證的方法，進行實質推理，在一定框架內尋找和確認解決民事爭議的法律根據，無疑是彌補制定法的漏洞，推動司法公正的一個重要途徑。
所謂實質推理是指在兩個或數個相互矛盾的已知判斷中通過辯證選擇其中的一個判斷作為推理的大前提的推理，它依據的是事物的實質內容而非形式，故稱為實質推理6。在民事審判中因出現上文所說法律自身存在沖突，法律規定不明確，無法可依，適用某法律規則可能會出現不公正結果等不能適用常用形式推理時，則需要進行實質推理。

進行實質推理時應當考慮到社會正義，公共福祉，公序良俗高於一般民事法律規則的民法價值取向，考慮案件的具體情況，考慮社會安定與穩妥的需要，兼顧社會的公正要求和道義原則，最終在相互矛盾的規定和推論中作出選擇和決斷。
當民事案件面臨著「合法」與「合理」相沖突的矛盾時，當嚴格適用法條會導致不公正的困境時，在選擇作為大前提的民事法律規則時即要考慮相關的法律規定，也要從社會整體利益，從普遍道德准則出發，加以權衡，選擇好大前提，作出符合法律規定的精神實質或立法意圖的裁判結論。

當法律自身存在沖突時，需要法官依據法律規則、立法精神，甚至是法理，進行辯證推理，從中選擇正確的判案依據。當民事審判無法可依時（當然不包括刑事審判），法官有時也需要依據公理來推理選擇，公理在我國主要來源於公共道德、風俗習慣，正義觀念及黨的政策。
正是因為實質推理有上述的特點，使得實質推理成為在民事審判實踐中彌補法律漏洞，實現社會公正，促進司法公正的重要方法。當前的民事審判實踐迫切要求人民法院以我國的法律精神為指導，著力運用實質法律推理審理民事案件，尋求，確立判案依據，克服制定法的某些缺陷，實現社會公正。下面的案例及筆者所在法院特事特辦、主動服務審理的系列為農民工清欠工資的案件足以說明這樣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例證一，關於醫療事故糾紛處理：
「某些醫生作手術不是靠技術而是靠膽量」，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但這卻是一些地方的事實。由於醫生缺乏足夠的責任心和相應的醫術而導致的醫療事故在各地屢有發生，但卻得不到公正的處理，受害病人及其家屬得不到應有的權利救濟和經濟賠償，肇事的醫生得不到應有的處罰，其他醫生更不能從中汲取任何教訓。但是不少法院對此的反應是無能為力。為什麼？一個重要原因是有關的法律規定不合理也不合法。1987年國務院頒布實施的《醫療事故處理辦法》是法院處理醫療事故的一個重要的專門性法律文件。有學者指出這一行政法則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例如，「將醫療事故的范圍界定得過窄，規定醫療事故只包括醫療責任事故和醫療技術事故，特醫療差錯排除在醫療事故之外。」就是說，如果一個醫療事故鑒定是「醫療差錯」的話，即使醫生有過錯，也可以不承擔責任！那麼，在這個行政法則被修訂之前就沒有任何辦法嗎？
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按照我國現行法律淵源體系，法律的效力優於行政法規。從法理上說，有醫療差錯就是做了錯事，做錯事就是侵權，有過錯或疏忽就是有可歸責性，就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道理其實不復雜。烏魯木齊市中級法院和新市區法院在審理一起醫療事故賠償案中認為「門診部的行為既然是醫療差錯，就說明醫療單位在主觀上有過錯，因而構成侵權的民事責任」，因此判決被告賠償原告的損失。根據這個判決，我們可以說，在《醫療事故處理辦法》被修訂之前是有辦法的。即由人民法院根據我國的法律淵源體系和法律精神作出正確的判決，而不適用與我國基本法律和法律精神有違的某個行政法規的具體規定。筆者以為，烏魯木齊市法院的審理是正確的、公正的。

例證二，特事特辦、主動服務、快立快審快執，審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系列案件：
2004年8月21日至22日，2400名民工因多次索要長期被拖欠的勞務工資沒有結果而將平互公路堵住，要求當地政府解決問題。不告不理是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2400名農民工並未直接向法院起訴，而且14.8萬的標的也達不到中院收案的標准。但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待是馬克主義活的靈魂，是現代民事審判應秉持的思考方法，在如此情況下若再堅持不告不理的法律規則，顯然有損於社會安定，考慮到社會安定與穩妥的需要，以及民工法律意識淡薄，不知告，不會告的現實，筆者所在的中院根據黨中央、省、地委提出的加大清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政策要求，以方便當事人訴訟，及時，高效審結案件的民事訴訟基本原則為依據，主動與2400名民工取得聯系，手把手教他們寫最簡易民事訴狀與訴訟費緩交申請。9月2日立案，9月5日開庭審理，在查清帳務的基礎上，原、被告方達成調解協議，被告逾期未履行時，又主動強制執行。10月中院將14.8萬元勞務工資交給2400名民工。使這一群體事件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圓滿解決。

2001年1月，筆者所在的中院在對村辦破產企業進行執行時，多次遭到該村115戶村民的阻攔，經查，該企業在成立時，因資金短缺曾向這115戶村民借款28萬。在申報債權時，村民們並不知道申報債權這些對他們來說拗口而又陌生字眼的具體意思，未在規定的期限內申報債權。所以他們並不是案件的當事人，且案件業已處於執行階段，其要求依法應當駁回。但破產企業曾向村民借款未還卻也是證據確鑿，依實體法規定，債權人理應將執行所得財產分羹予115戶村民。當明顯的實質正義需要維護時，中院沒有無視案件的具體事實，拘泥於法條，機械地按通用推理的思考方法駁回115戶村民的要求，而是以應當建立多元化解決民事糾紛機制等現代民事審判理念為依據，再三給債權人做工作，最後經過中院的努力，債權人與115戶村民達成協議，答應從執行所得財產中分出28萬給115戶村民，通過中院的工作，協議得到順利的履行兌現。

特事特辦、主動服務、快立快結快審的工作方法在審理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中的效果十分顯著：僅2003年8月至2004年元月，筆者所在中院就為3729名農民工追回被長期拖欠的「血汗錢」近200萬元。而筆者所在的地區農民的年收入平均只有1700元，與此比較，可知這200萬元對農民工的巨大意義。

在運用實質推理的思維方法打破以往傳統作法，創新上述工作方法時，筆者作為主管民事審判的副院長也曾面臨著很大的壓力，經過於再三的猶豫與權衡：雖然現代民事審判理念與實質推理的辯證方法也讓我們認識到在審理民事案件中，法條並不是必須絕對執行的聖旨。但我國的法律制度畢竟是成文法系，依法辦案，三段論式推理是當代法治的思想基礎，長期以來很多人已習慣一層不變地執行法律條文，而且萬無一失，若嚴格遵守三段論式的推理，機械地以法條為前提斷案，就算得出的結論有損社會正義，明顯不合理，那也是立法者的過錯，與法官無關。同時嚴峻的現實又告訴我們，農民工是一群特殊的弱勢群體，他們幾乎是法盲，不知告，不會告，那些工資即是他們的血汗錢，也是他們一家老小企盼了一年的全部經濟收入。面對這樣的事實，若再拘泥於法條，無動於衷地機械辦案，那麼法院的司法救濟將會變得蒼白無力，權利的最後保護屏障將會形同虛設。這即違背了中央關於加大清欠農民工工資的政策要求，又與民事審判的基本原則相矛盾。再三權衡，司法為民的宗旨給了院黨組智慧與勇氣，使身處矛盾中的我們最終有了合乎社會需要，合乎民事基本原則與立法原意的正確選擇。
需要注意的是，在民事審判中運用實質推理容易發生的謬誤主要來自情感因素和偏見的影響，即法官違背理性主義原則。在這個問題上，應防止出現兩種極端的情況，一種是絕對遵從法律規則，在維護法律的穩定性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遇到明顯的實質正義需要維護時，也拒絕考慮規則的合理性，作出破例處理；另一種情況則是濫用裁量權，這兩種極端都不可取。在我國目前法官隊伍整體素質還不很高，辦案環境還不理想的情況下，進行實質推理時尤其要防止「以理代法」、「以情代法」的傾向，即要保證法律的確定性、統一性，維護法治的基本准則，又能夠靈活地面對復雜的案情，使審判活動及其結果能在客觀上符合社會現狀及其發展的綜合要求。 (宋效國 祝玉芝)

注釋：
1、蒙洪勇：《法律和法官革命》，載《現代法學》2000年第一期第39頁。
2、雍琦著：《審判邏輯學》，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南政法大學教材第131頁。
3、張騏著：《通過法律推理實現司法公正》，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5期第21頁。
4、同2，第137頁。
5、葛洪義著：《法律原則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載《法學研究》2002年第6期第4頁。
6、於大水著：《簡論審判中的法律推理》，載《法學論壇》2003年第2期第34頁。
在審判工作中,不能把定罪三段論視為一般三段論,定罪三段論是在審判工作的思維實踐中總結出一種新的推理形式,定罪三段論在審判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
定罪三段論;罪名定義;推理形式

⑶ 行政訴訟監督規則2021

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是為了保障和規范人民檢察院依法履行行政訴訟監督職責，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和其他有關規定，結合人民檢察院工作實際而制定。
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通過辦理行政訴訟監督案件，監督人民法院依法審判和執行，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維護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推動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保障國家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
人民檢察院對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應當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堅持公開、公平、公正，依法全面審查，監督和支持人民法院、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
《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第五條 人民檢察院辦理行政訴訟監督案件，應當實行繁簡分流，繁案精辦、簡案快辦。
人民檢察院辦理行政訴訟監督案件，應當加強智慧藉助，對於重大、疑難、復雜問題，可以向專家咨詢或者組織專家論證，聽取專家意見建議。
第六條 人民檢察院辦理行政訴訟監督案件，應當查清案件事實、辨明是非，綜合運用監督糾正、公開聽證、釋法說理、司法救助等手段，開展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工作。
第八條 人民檢察院辦理行政訴訟監督案件，由檢察官、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在各自職權范圍內對辦案事項作出決定，並依照規定承擔相應司法責任。
檢察官在檢察長領導下開展工作。重大辦案事項，由檢察長決定。檢察長可以根據案件情況，提交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其他辦案事項，檢察長可以自行決定，也可以委託檢察官決定。
本規則對應當由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決定的重大辦案事項有明確規定的，依照本規則的規定；本規則沒有明確規定的，省級人民檢察院可以制定有關規定，報最高人民檢察院批准。
以人民檢察院名義制發的法律文書，由檢察長簽發；屬於檢察官職權范圍內決定事項的，檢察長可以授權檢察官簽發。
重大、疑難、復雜或者有社會影響的案件，應當向檢察長報告。

⑷ 就沒有地方說理了嗎

有呀，怎麼可能沒有地方說理呀？只要找對部門就可以。

⑸ 法律論證和司法論證的關系

法律論證,是當遇見某一問題的時候,就對其分析是以相關的法律條文進行必要的分析.而且是以法律的基本規定對事件進行法理性地分析.司法論證是對案件進行司法機關的具體程序對案件進行一般邏輯性地論證.從而證明某一案件是否屬於正常的並符合基本邏輯關系.而法律論證時一個概念性的邏輯名詞,而司法論證時以具體的程序進行而且是對法律論證的具體及具體程序的實施.所以法律論證是司法論證的理論基礎,而是支持司法論證進行的基本因素,而司法論證時對法律論證能夠實施的具體表現

⑹ 前輩，請教「定金條款」與「違約金條款」可否同時適用

定金與違約金的適用關系
由於我國的定金在性質上為違約定金，具有預付違約金的性質，因此它與違約金在目的＼性質＼功能等方面相同，二者是不可並罰的．
對116條我就不重復了，這里應當指出的是第116條是針對統一違約行為同時規定違約金與定金責任情形的．如果合同中約定的違約金和定金是針對不同的違約行為形態，在一方同時實施了不同的違約行為形態時，兩種責任形式也可以並用．
大多數人在理解上，都自然而然的把此條理解成只有一種違約行為形態，而忽略了在合同約定和違約行為的特殊情況，所以導致了直覺上的必須選擇其一．
在同一合同中的違約行為的種類和形態是不特定的，如果116條規定成」應當」，則當事人約定的多種違約行為形態最終只能有適用一種
因此在法律規定方面採用了」可以」而不是」應當」．
例如：我國學者通說認為，定金的效力之一：證明主合同的成立．我們可以在一份合同中將定金約定為主合同的違約懲罰方式．將違約金作為從合同的違約懲罰方式．當我們遭到了多種違約並且同時損害了主合同與從合同，我們可以將兩種責任形式並用．
在司法實踐中，這種情況非常的少，以至於大多數人都認為第116條規定的意思為應當選擇其一適用＼只能選擇其一適用．
明白了嗎？
（參考 2008版重點法條 P463頁）

⑺ 檢察院行政監督案件怎麼處理

法律分析：人民檢察院對行政案件的審理的主要監督方式是抗訴和檢察建議等方式。

法律依據：《行政訴訟法》第六十四條 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的，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

《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第三條?人民檢察院通過提出抗訴、檢察建議等方式，對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

《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第四條?人民檢察院對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應當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堅持公開、公平、公正，依法全面審查，監督和支持人民法院、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

《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第五條?人民檢察院辦理行政訴訟監督案件，應當實行繁簡分流，繁案精辦、簡案快辦。人民檢察院辦理行政訴訟監督案件，應當加強智慧藉助，對於重大、疑難、復雜問題，可以向專家咨詢或者組織專家論證，聽取專家意見建議。

《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第六條?人民檢察院辦理行政訴訟監督案件，應當查清案件事實、辨明是非，綜合運用監督糾正、公開聽證、釋法說理、司法救助等手段，開展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工作。

⑻ 如何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

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

2014年12月14日10:28 來源：網路【原文摘錄】

二、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的主要舉措

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依靠群眾」。為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我國建立了人民陪審員制度、司法調解制度、見證人制度，檢察機關也探索實行了人民監督員制度等多種參與形式，對於提升司法公信力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我國民主法治的發展進步，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期待和參與司法的熱情越來越高。為破解體制性機制性障礙，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決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保障公民陪審權利。民眾參審或陪審司法案件是世界各國的通例。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是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監督司法的最直接形式，也是審判工作充分依靠群眾的有效方法。進一步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保障公民陪審權利，主要有以下舉措。

增加人民陪審員的數量。目前，各級法院人民陪審員數量相對較少、要求文化條件（大學專科以上）較高，選任過於「精英化」，影響了民意代表的廣泛性。要完善人民陪審員選任方式，建立公眾選任陪審員制度，讓人民陪審員真正代表民眾參與司法，表達意見，讓選舉和監督人民陪審員成為公眾的一種責任，人民陪審員對公眾負責。要擴大人民陪審員的選任范圍，增加人民陪審員的選任數量，讓社會不同行業、性別、年齡、民族的人員都能參加陪審工作，保證人民陪審員的廣泛代表性。

擴大人民陪審員的審案范圍。針對目前陪審案件較少的問題，要合理設定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的范圍，細化陪審適用條件，保障當事人申請人民陪審員參審的權利。要提高在涉及群體利益、公共利益、人民群眾廣泛關注等案件中人民陪審員的參審比例。積極探索在知識產權、醫療事故等專業性較強案件中，建立專家陪審機制，提高案件審理的質量和效果。

完善隨機抽選陪審員方式。目前，有的法院只有幾個陪審員，甚至成為常駐法院的「專審員」，影響了陪審的公信力。隨著陪審員數量的增加，應該逐步實行陪審案件的人員從「陪審員庫」中隨機抽選，防止人為因素干擾陪審的公正性。

調整人民陪審員審判職權。我國法律規定人民陪審員在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方面和法官享有相同權力。有人說陪審員制度的特點是「外行」與「內行」平起平坐。眾所周知，人民陪審員不同於職業法官，在司法實踐中，陪審員很難做到與審判員同職同權，要求對法律知之不多的人民陪審員，參與法律適用問題的審理、裁判，往往導致陪審員不會、不敢、不願發表意見。因此，有必要對陪審員和法官的職能進行科學的分工。《決定》提出逐步實行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只參與審理事實認定問題。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富有社會閱歷、了解鄉規民約、熟知社情民意的優勢，以大眾的思維和樸素的觀念彌補職業法官的專業局限，促進國法、事理、常情在司法活動中的有機統一。

完善人民監督員制度。人民監督員制度是在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案件的各個環節，請人民監督員提出監督意見，確保檢察權正確行使的社會監督制度，是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的重要渠道之一。《決定》要求完善人民監督員制度，重點監督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的立案、羈押、扣押凍結財物、起訴等環節的執法活動。要推進人民監督員制度的法制化、規范化，進一步明確人民監督員的法律地位、權利義務，豐富監督內容，完善監督程序，促進人民監督員制度健康發展。

深化司法公開。讓司法在陽光下運行，以公開促公正，以公開樹公信，以公開保廉潔，是執法司法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有利於保障人民群眾對司法工作的知情權和監督權。《決定》指出要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實踐中，有些案件的裁判雖然是公正的，卻引發人們的質疑、造成社會的誤解，就與公開不主動、不及時、不充分有關。在新媒體時代，司法工作必須增強主動接受監督的意識，促進公開與公正的高度契合。

進一步推進審判公開。司法公開主要是審判公開，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情形外，一般都要公開進行。公開審判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即對群眾公開和對社會公開。前者要求公開審判的案件允許群眾旁聽案件審理的全過程和判決的宣告；後者要求公開審判的案件允許新聞媒介采訪報道，將案情公之於眾。普通公民旁聽庭審是參與司法的重要形式，旁聽庭審的意義在於通過旁聽監督司法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以增強司法的透明度，讓群眾通過看得見的方式認同司法的權威。推進審判公開，還要加強法律文書釋法說明，促進法官公開裁判理由，保證案件裁判的質量。要繼續以審判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執行信息公開三大平台建設為抓手，積極推進審判公開，拓寬公眾參與司法的渠道。

進一步推進檢務公開。要建立檢察機關終結性法律文書公開制度，對存在較大爭議或在當地有較大影響的案件擬作不起訴、不服檢察機關處理決定的申訴案件，檢察機關要主動或依申請公開審查、公開答復。要完善辦案信息查詢系統，實現當事人通過網路實時查詢辦案流程和程序性信息，確保對案件辦理的全程、實時、公開監督。

進一步推進警務公開。要健全公安機關執法依據、程序、流程、結果和生效法律文書公開機制，及時公開涉及公共利益、社會關注度高的重大案件調查進展和辦理結果，為人民群眾及時提供執法情況信息。

進一步推進獄務公開。嚴格提請減刑、假釋，提請和決定暫予監外執行各環節的條件和程序，建立健全公開、公示制度，積極建設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網上信息平台。

進一步推進信息化建設。以信息化手段拓展司法公開的廣度和深度，建立生效法律文書統一上網和公開查詢制度，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的交互性特點，及時關注群眾對公開信息的評價意見，加強互動交流，實現在溝通中獲得理解，在互動中贏得信任。

拓寬人民群眾有序參與司法渠道。司法活動具有多樣性，在訴訟活動以外，還有一些附屬性、輔助性的司法活動。這些活動的協助者，也是參與司法的主體。《決定》指出，「在司法調解、司法聽證、涉訴信訪等司法活動中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對進一步拓寬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的渠道提出了明確要求。

完善司法調解機制。調解制度是我國的創舉，被西方譽為法律制度的「東方經驗」。人民群眾參與司法調解工作，更容易和當事人進行溝通、建立信任、獲得認同，有利於當事人雙方打開心結、化解矛盾，對於維護社會穩定、提高司法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進行調解，可以邀請有關單位和個人協助。被邀請的單位和個人，應當協助人民法院進行調解。」要充分發揮與當事人關系密切的組織和群眾在司法調解中的重要作用，與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形成聯調聯動工作機制，整合社會力量，形成化解社會矛盾的合力。

探索司法聽證程序。聽證是聽取案件利害關系人意見的法律程序。有關司法機關在不起訴、擬判處緩刑、司法賠償等案件以及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程序中，都有過司法聽證的嘗試。聽證程序公開透明，充分尊重當事人的表達意願，可以成為訴訟程序的有力補充。要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制度，明確司法聽證的適用范圍、聽證程序和法律效力。

豐富化解涉訴信訪的方法。信訪是黨和政府掌握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是解決群眾訴求的重要渠道。涉法涉訴信訪納入司法軌道後，要通過公正的司法活動，讓群眾相信依靠法律遵守程序，就能解決有理的訴求。對那些依法不能導入司法程序、依法應當終結或者需要復查聽證的涉訴信訪，可以邀請律師、人大代表、心理咨詢師、相關領域專業人員和基層群眾代表，共同做好釋法說理、司法救助、幫扶教育和矛盾化解工作，促使信訪人息訴罷訪，回歸正常生活，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三、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的基本要求

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客觀要求，也是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要正確處理好人民群眾參與司法和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司法權的關系，注重各項改革任務之間的相互協調、共同推進。推進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的改革舉措，要堅持問題導向，重點在廣泛、有序、實效上下功夫，破解影響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的體制性機制性保障性障礙。

注重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的廣泛性。我們的司法民主是具有廣泛性和代表性的民主。司法權力運行需要法律專門隊伍支撐，更需要廣大人民支持。要擴大覆蓋面，注重參與主體的代表性，廣泛吸收各階層人士，努力提高基層群眾，特別是工人、農民、進城務工人員、退伍軍人、社區居民等群體的參與比例。要豐富參與方式，將基層組織推薦與個人申請有機結合，提高基層組織參與度。要發揮網路媒介在參與司法中的積極作用，豐富宣傳形式、拓展宣傳渠道，多措並舉，形成全社會關注司法的良好局面。公民參與司法活動，同時也是參加法治教育和司法實踐的過程，不僅對於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於培育公民的法治精神和法律素養也大有裨益。

增強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的有序性。民主是有規則的民主。推進公民參與司法，必須確保依法、有序、理性參與，這是民主政治建設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應該納入法治發展的框架、以法治方式有序推進，既要制定公民有序參與司法的總體規劃，又要提出階段性目標和具體安排，循序漸進，逐步推行。要明確參與的范圍，完善參與的程序，界定參與的權利、責任，充分體現權責統一、權力制約、公開公正、尊重程序的要求。要完善管理制度，健全參與司法活動的人員產生、監督制約、考核獎勵、責任追究制度，增強公眾參與司法活動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只有規范公眾參與司法，提升公眾對法律責任和司法權威的認知和信賴，才能提升司法公信力。

確保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的實效性。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關鍵是要發揮公正司法、監督司法的作用，要切實防止把人民群眾參與司法作為走過場的「儀式」、裝門面的「花瓶」。要完善相關法律制度，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的權利，簡化參與司法的程序，強化監督司法的效力。為保障依法履職，司法機關要積極協助群眾有效參與、避免不當干預，用制度保障參與者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充分表達意見、自主作出決定、依法行使權力。要健全保障機制，爭取社會的理解和支持，明確司法機關、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的保障義務，落實誤工補貼、交通補貼和表彰獎勵等經費，調動人民群眾參與司法活動的積極性，增強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的榮譽感、責任感、正義感。要提高履職能力，認真組織參與司法的群眾開展法律基礎知識、司法程序規則和司法工作紀律等業務培訓，切實提高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的能力，使法律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