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司法

㈠ 中國共有多少部法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框架初步形成。收集整理出國家法律法規共1109部。

法制是法治的保證，法律是法制的前提。為了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根據憲法，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以高票通過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從此，我國的立法步入了規范之路。近年來，為盡快建立起符合現行國際規則、適應我國國情，我國立法工作數量、質量齊頭並進，駛上了立法的快車道，走過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的路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框架初步形成。收集整理出國家法律法規共1109部，其分部情況如下憲法及憲法性法律：28部，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3條刑法類：8部，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423條民法類：25部，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263條行政類：59部。

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193條經濟法類：84部，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663條財務稅收法規：56部，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773條；醫療醫葯衛生法規：59部，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683條道路交通法規：21部，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133條。

海洋法規：41部，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53條房地產及建築法規：104部，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593條；勞動法類：46部，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443條公務員相關法規：18部，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123條反腐倡廉（黨內）：2部；知識產權：22部。

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73條個人所得稅相關法規：15部，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60條環保類：60部，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65條新聞出版：19部司法訴訟程序類：31部，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22條；勞動教養法規規章：6部文物保護法規：8部；廣播電視政策法規：29部。

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13條；煙草法規：15部，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11條宗教法規：6部工商行政管理：116部，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159條；信息化類：29部，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17條其它類：52部，涉及其它類司法解釋：3條非典專題法規文件：134部。

(1)非典司法擴展閱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歷史進程而逐步形成的。

建國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面臨著組建和鞏固新生政權、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實現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艱巨任務。

根據政權建設的需要，從1949年到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中國頒布實施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工會法、婚姻法、土地改革法。

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條例、懲治反革命條例、妨害國家貨幣治罪暫行條例、懲治貪污條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以及有關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司法機關的組織、民族區域自治和公私企業管理、勞動保護等一系列法律、法令，開啟了新中國民主法制建設的歷史進程。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構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以憲法為統帥，以法律為主幹，以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重要組成部分，由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組成的有機統一整體。

㈡ 如果綁架勒索會被判什麼罪

綁架罪，是指勒索財物或者其他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綁架他人的行為。或者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行為。
概念
涉嫌綁架罪嫌疑人被批捕現場
1979年刑法沒有專門規定此罪名。綁架罪罪名源於199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第2條第3款規定了「綁架勒索罪」。1997年修訂刑法時對罪狀作了修改和補充，因而將罪名相應地改為「綁架罪」。 刑法第239條： 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的，或者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根據刑法修正案（七）】 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依照前三款的規定處罰。
編輯本段構成要件
綁架罪的構成要件是： 1、本罪侵犯的客體是他人的人身權利。因為行為人以暴力，脅迫等手段對他人實施綁架，直接危害被害人的生命健康。在司法實踐中，行為人常常以危害被害者相威脅，迫使其家屬交付贖金；在綁架過程中，被害人往往受虐待、重傷甚至慘遭殺害；還有的將被害人危害後再勒索財 綁架吳若甫案主犯被判死刑
物。立法者將綁架他人的行為放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這一章中，表明強調的也是對公民人身權利的保護。這種犯罪實際上就是舊社會甚為猖獗的「綁票」行為，新中國成立後已經絕跡，近些年來又重新出現，並有發展的趨勢，對社會危害極大。為了有力懲治這種犯罪，刑法將綁架行為單立為罪名。犯罪對象是「他人」。「他人」既包括婦女、兒童，也包括婦女、兒童以外的人。 2、客觀方面表現為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的方法，綁架他人的行為。「暴力」，是指行為人直接對被害人進行捆綁、堵嘴、蒙眼、裝麻袋等人身強制或者對被害人進行傷害、毆打等人身攻擊手段。「脅迫」，是指對被害人實行精神強制，或者對被害人及其家屬以實施暴力相威脅。「其他方法」，是指除暴力脅迫以外的方法，如利用葯物、醉酒等方法使被害人處於昏迷狀態等。這三種犯罪手段的共同特徵，是使被害人處於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的境地，將被害人非法綁架離開其住所或者所在地，並置於行為人的直接控制之下，使其失去行動自由的行為。法律只要求行為人具有綁架他人其中一種手段就構成本罪。 3、犯罪主體為一般主體。關於已滿14周歲不滿16歲的人對本罪是否應負刑事責任的問題，有的學者認為，由於這種犯罪的「危害性特別大，凡是年滿14歲並具有責任能力的人，均可構成① 。我們認為，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的八種犯罪，是指具體犯罪行為而不是具體罪名。按照罪刑法定原則和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歲的人，如果僅參加了綁架的行為，但未參與殺害、傷害被綁架人，沒有實施刑法第十七第二款規定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行為，該未成年人對這種綁架行為不負刑事責任。但應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如果在綁架過程中實施了殺害或者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被綁架人的，則應按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4、主觀方面由直接故意構成，並且具有勒索財物或者扣押人質的目的。「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的綁架他人「，是指採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的方法，強行將他人劫持，以殺害、殺傷或者不歸還人質相要挾，勒令與人質有關的親友，在一定期限內交出一定財物，」以錢贖人。這里的「財物」應從廣義上理解，不局限於錢財，也包括其他財產利益。「綁架他人作為人質「，是指出於政治性目的，逃避追捕或者要求司法機關釋放罪犯等其他目的，劫持他人作為人質。
編輯本段「綁架罪」的量刑分歧
一般從司法實踐來看，在對綁架罪的犯罪構成特徵、情形的認定和量刑尺度的把握上存在著較大分歧或困惑，主要表現在：一是非典型綁架罪與典型綁架罪之間法律的界定，比如勒索型綁架罪與索債型非法拘禁罪和敲詐勒索罪之間的法律界限問題；二是量刑困惑。由於對綁架罪的立法本意涵蓋的內容在執行理解上有較大偏差，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導致兩個極端，要麼在十年以上量刑，要麼就按免予刑罰處罰處理，中間未設過渡刑。兩者量刑差距之大，導致司法裁決的混亂。因此，有必要對綁架罪的罪名涵義、犯罪構成要件及其本質特徵、罪與刑的沖突等問題加以探討和研究。
編輯本段關於綁架罪的立法涵義的理解
（一）從法條本身理解
綁架罪應當包括並列的兩種情形：一是以勒索財物為目的而綁架他人的行為，二是綁架他人作為人質以達到綁架者的主觀目的行為。"劫持綁架人質"理所當然地包括在此定義之內，"勒索錢財"這個犯罪目的是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主要界限，行為人主觀目的的內容對於確定綁架罪起著決定性的意義。
（二）從學理通說理解
在實踐中，有的學者認為，如果立法者試圖用列舉方式窮盡勒索手段是不現實的。有的學者則認為綁架罪應當在立法體例上採用類似於《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二款"拐賣婦女、兒童罪"的罪狀敘述模式。由於"勒索"一詞本身的內涵具有不確定性，且外延又不周密。無法用列舉的方式加以窮盡。按通說來理解，綁架罪應當是指以勒索錢財或扣押人質為目的，採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劫持他人作人質的行為。這里的"其他方法"主要是指除暴力、脅迫以外的一切可能導致他人人身自由遭受程度嚴重的強制性限制的一切范圍。筆者以為立法者關注的綁架罪的概念應當是指那些利慾熏心、圖財害命或以殺害殺傷人質為目的嚴重刑事犯罪分子，該類犯罪往往表現為手段極其殘忍，主觀惡性程度極深，社會危險程度極大。沒有任何文獻資料可以表明立法者極力規制的綁架罪的內涵囊括了現實中所有扣押人質的違法犯罪行為。
編輯本段關於非典型綁架罪的轉化
綁架罪的典型特徵就是行為人以扣押人質為手段，以殺傷人質為要挾，勒令在一定時間內交付一定數額的金錢或滿足一定要求為條件以換取人質，因此它所侵害的客體既包括人質的人身自由，生命健康權，也包括公私財產的所有權。而在司法實踐中，某些非典型的綁架罪在具備了綁架罪的基本構成要件時，也可以轉化為綁架罪。實踐中主要是指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轉化。由於我國《刑法》第238條規定："為索取債務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論處"，所以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導致這樣的錯誤認為，即基於索債為目的，均以非法拘禁罪論，正因為綁架罪和非法拘禁罪在客觀方面均表現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故非法拘禁罪也可以由"綁架"來完成①，二者在實踐中極易產生混淆。
（一）綁架罪與非法拘禁罪的學理界定
綁架罪與非法拘禁罪在客觀方面均表現為行為人以暴力、脅迫和其他方法非法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但在客觀上的相似性並不能混淆兩者之間的質的區別。首先，在主觀上，表現為行為人主觀犯意的目的和故意的內容不同。綁架罪的主觀動機是勒索錢財或其他非法利益，綁架扣押人質只是實現主觀目的手段，而非法拘禁罪主觀意圖就是為了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次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對被害人人身自由限制性程度不同，使用方式方法（手段）也有差異。在綁架案中，行為人一般都採取超強度的暴力等手段，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無法反抗和不敢反抗，一般在被害人擄離住所置於偏僻荒野之處，給被害人的心理造成極大恐慌。而非法拘禁罪一般表現為行為人低強度限制人身自由。再次在案件發生的因果關繫上，前者表現為行為人和被害人之間一般沒有恩怨和其他往來，行為人的目的就是通過綁架的實施達到勒索錢財的目的，或通過扣押人質獲取其他非法利益，而後者較多的表現為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因糾紛和其他利害關系而產生，在案發的起因上，被害人往往有過錯。此外兩者在責任主體的要求上和量刑上都存在很大差異。
（二）非典刑綁架罪的轉化的司法認定
所謂轉化罪指的是行為實施某種較輕的犯罪時，由於相關連帶的行為同時又觸犯了另一個較重的犯罪時，刑法規定以較重的罪論處。如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或死亡就屬於這種情況。非法拘禁罪在具備某些條件時可以轉化為綁架罪。陳某先後三次借5000元錢給吳某用於生意經營，並約定還款日期，到期後陳某多次向吳某索款未果，遂生扣押吳某兒子以索取債務之念頭，陳某將吳的兒子劫持到一住所內，用電話勒索吳人民幣40000元，聲稱如不交付算數贖金即行撕票，吳報案陳被抓獲。從該案例看，陳的行為開始屬於典型的扣押人質以索取債務，但陳除了索取與吳本身的債務關系外，又轉念向吳勒索40000元，至此，陳的主觀犯罪故意的內容已發生變化，其行為具有以勒索錢物為目的的綁架罪構成的全部要件，法院最後以綁架罪判處其十年徒刑。 這里有立法者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索債型非法拘禁罪轉化為勒索型綁架罪的情形認定。以索取債務為目的，勒索多少數額的錢財，即可轉化為綁架罪的問題②，這種是基於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債權債務關系明確情況下的罪刑轉化。二是如何解決債權債務不明情況下，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轉化問題。筆者認為，考察該罪的轉化，既要考察行為人主觀直接故意的內容，審查其犯罪的目的和動機是否出於勒索錢財為目的，又要考察該罪轉化的范圍和條件的特定性，也就是行為人是否已具備了綁架罪構成的全部要件，而不能簡單的以結果論，即必須將主觀目的、犯意的內容與客觀方面的行為相結合來綜合評判。
編輯本段關於綁架罪的犯罪形態及罪數形態的評定
司法實踐中，對於綁架罪的既遂及未遂的認定標准，行為人在實施綁架過程中致被害人重傷或死亡是否以數罪並罰論處歷來有分歧。
（一）綁架罪的既遂與未遂和中止
犯罪既遂是指某一行為符合刑法規定的具體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實踐中，有的人認為只要綁架行為實施完成，即構成犯罪既遂，也有人認為應當以是否實際取得財物利益或其他非法利益為判斷既遂行為的標准。筆者認為，評判既遂未遂不能簡單地從犯罪行為的客觀表現形式上機械地分析，綁架罪客觀行為應當視為單一行為而不是雙重行為，應當以綁架行為是否已實際控制了被害人質，並將其置於自己實際支配之下為標准，如果行為只實施了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並未對人質的人身實際控制，不構成既遂，那種以是否實際取得錢財或其他非法利益為客觀評判標準是簡單的結果論。王某因賭博輸了錢，就產生綁架小孩A的念頭，一日上午將A綁至一偏僻的舊房內，要求A的父親送5萬元錢。後見A苦苦哀求，王將小孩放掉。對此案的犯罪形態的認定直接關繫到王的量刑，有人主張綁架既遂，有人主張綁架未遂，還有主張綁架（中止），這樣偏差緣於對綁架罪既遂的標準的不同理解。很顯然，王某在實施綁架行為以後，由於自動放棄繼續勒索行為，結束控制被害人處於的不法狀態，應當以中止犯論處。
（二）綁架罪的罪數形態問題
從司法實踐分析，綁架罪罪數形態的認定主要存在於以下二種情形：一是在綁架罪實施過程中又犯其他罪刑，二是實施組織罪行為過程中又犯綁架罪的，本文僅就第一情形加以探討。我們知道綁架罪侵犯的是復合客體，犯罪行為人侵害的不僅是被害人的人身健康，有時還涉及到生命及健康權。 1、致人重傷或死亡的情形。犯罪分子在綁架行為實施過程中，除了非法劫持人質剝奪其人身自由權，有時還造成被害人重傷和死亡結果的發生。是否定綁架罪和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實行數罪並罰？筆者認為，這種情況下，不應按數罪並罰來處理，行為人實施綁架致人重傷、死亡結果的發生有時並不是犯罪分子追求的結果，而是綁架行為的連帶行為，這種嚴重的法律後果並非出於行為人主觀上的兩種獨立的犯意，也非兩個獨立行為，刑法理論上稱之為想像競合犯，即行為人出於一個故意，實施一種行為"綁架毆打致人重傷或死亡。"結果觸犯數個不同罪名，是想像的數罪而不是實質數罪，應當擇一重罪處斷，以綁架罪結果犯量刑處罰。因為重傷或死亡作為綁架罪判處死刑的法定情節，作為包容犯可作綁架情節從重處罰③。 2、綁架人質同時劫取財物。關於這一點理論界分歧很大。行為人A綁架被害人B之後，同時又劫走B身上人民幣3000元。某法院以綁架罪情節從重處罰，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對此筆者持有異議。理由有：（1）從主觀目的內容看，行為人綁架被害人是出於勒索錢財為目的，在未搶劫被害人錢款之前，其目的具有單一性，見被害人錢物後，又採取暴力、脅迫等手段劫走現金3000元，符合我國刑法關於搶劫罪的全部構成要件，應該將綁架行為和劫錢行為看作是在兩種不同主觀意識支配下的兩個獨立犯罪行為。（2）刑法關於綁架罪和搶劫罪並未規定兩者可以相互吸收和包容。（3）對已滿14歲未滿16周歲這一年齡段犯綁架罪，一般情節未規定負責刑事責任，可定搶劫罪以解決這一責任或缺的問題。綜上所述，應定綁架罪和搶劫罪，實行數罪並罰④。 3、綁架殺害人質後又劫取財物。綁架殺害人質定綁架罪無疑，那麼人質被害後，犯罪行為人劫走財錢是否應當作為綁架罪從重量刑情節考慮？抑或是一個獨立的罪名？筆者認為，犯罪行為人殺人又劫財是出於兩個犯意和兩個行為，結果觸犯二個罪名，應當以綁架罪和盜竊罪並處。
編輯本段刑事責任
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犯本罪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犯前款罪，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依照前兩款的規定處罰。 司法機關在適用本條規定處罰時，應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是指由於在綁架過程中對被綁架人使用 綁架罪漫畫
暴力或者進行虐待等導致被綁架人死亡，以及被綁架人在綁架過程中自殺身亡的行為。「殺害被綁架人」，是指在劫持被綁架人後，由於勒索財物或者其他目的沒有實現以及其他原因，故意將被綁架人殺害的行為。 2、由於法律對綁架致使被害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行為，立法上採用的是絕對確定的法定刑，而且是處死刑，因此，司法機關在適用時應當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嚴格掌握適用的條件。 綁架他人後，又實施故意傷害，故意殺人行為的，被綁架罪所包容，不單獨定罪。如實施強奸等行為的，則應實行數罪並罰。
編輯本段認定綁架罪應當注意的問題
1、劃清綁架罪與拐賣婦女、兒童罪中綁架婦女、兒童的界限。這兩種犯罪犯罪手段上都使用了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但有明顯區別：一是犯罪的目的的不同。前者以勒索被綁架人的財物、扣押人質為目的，後者以出賣被綁架的婦女、兒童為目的。二是犯罪對象不同。前者綁架的對象是指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一切人，後者則僅指婦女兒童。 2、劃清綁架罪與非法拘禁罪的界限。近幾年來，社會上出現了因債權債務關系引起的「人質型」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案件，即以強行扣押「人質」的方式，脅迫他人履行一定行為為目的的違法犯罪行為。「一定行為為目的」，實踐中大多是健債款，要求「以錢換人」。這種行為從形式上看與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的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的綁架行為很相似，但實質上有很大區別：第一，犯罪目的不同。前者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後者以逼索債務為目的，以扣押「人質」作為討還債務的手段。第二，犯罪對象不同。前者以綁架的人自身完全無過錯，而後者以綁架的「人質」大多自身有過錯（如欠債不還），甚至有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也有的純屬索然無辜。因此，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三款明確規定，「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的規定處罰。 3、正確 認定偷盜嬰幼兒的犯罪性質。對於偷盜嬰兒的案件，應當按偷盜嬰幼兒的目的不同，分別定罪。根據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以勒索財物為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應當以綁架罪定罪，並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鏀。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一款第（六）項的規定，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則應當以拐賣兒童罪定罪，並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4、劃清一罪與數罪的界限。在司法實踐中，對於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將被害人殺害後勒索財物的行為，是定一個罪還是定兩個罪，認識和做法都不一致。例如，被告人蘇XX為勒索錢財，於1993年11月29日將其堂倒蘇X（11歲）誘騙至偏僻無人處殺害，爾後向蘇X的家長投送匿名恐嚇信，勒索得款2萬元。某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綁架勒索罪，判處被告人蘇XX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訴。XX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對此案是定一罪還是兩罪，看法有分歧。一種意見主張定綁架勒索一個罪。理由是：上訴人在綁架他人之後實施殺人的行為，屬於「撕票」行為，可作為綁架勒索罪中「情節特別嚴懲」的行為予以從重處罰。另一種意見主張定綁架勒索和故意殺人兩個罪，實行並罰。理由是：「撕票」是指行為人勒索財物未逞後殺害「人質」的行為。而本案上訴人在勒索財物之前就殺害了「人質」，殺人是為了滅口。上訴人實施的殺人行為與綁架勒索行為，如同在搶劫過程中行為人為滅口又將被害人殺害一樣，是出於兩個故意，觸犯了兩個罪名，故應定兩個罪。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高銘暄:刑法每次修訂都見證社會進步
民檢察院在《關於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答》中，只規定了綁架勒索罪的客觀方面是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他人的行為，而不包括殺害被綁架人的行為在內。我們贊同前一種觀點。第一，行為人綁架他人的目的雖是為了勒索財物，但這種犯罪侵犯的不僅是被害人的財產權利，而且首先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包括健康和生命權利，所以台灣刑法又稱此種犯罪為「擄人勒贖」罪。第二，使用暴力、脅迫的手段綁架他人是本罪在客觀方面的重要特徵。使用暴力、脅迫手段所造成的後果，就包括在綁架「人質」過程中可能導致「人質」死亡，或者出於滅口等動機將「人質」殺害在內，所以這種犯罪的人身危險性很大。第三，本罪在主觀方面的故意 。但這種故意屬於概括的故意，既包括勒索財物的故意，也包括危害「人質」的故意，而不僅僅是勒索財的故意。概括知音的犯罪對象是不確定的，它只要求行為人對犯罪的事實有概括的認識就可以構成故意犯罪，並不要求行為人明確犯罪結果發生有什麼對象上。第四，鑒於綁架勒索罪的社會危害性很大，因此法定刑很重，起刑點就是十年以上；「情節特別嚴重的」則處死刑。將「人質」綁架並加以殺害，就屬「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之一。至於是在勒索財物以前還是勒索財物未逞之後將「人質」危害，屬於犯罪的具體情節，並不影響犯罪性質的認定。所以，不能以行為人「撕票」前後殺害「人質」，作為認定一罪與數罪的標准。此案雖然發生在1997年刑法修訂前，適用的是《決定》，但理由是一樣的。且1997年刑法已將「情節特別嚴重」具體改為「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既明確，又便於操作。因此，對於既綁架他人，又將被綁架人殺害的，只能定綁架一個罪，不能定綁架和故意殺人兩個罪，實行並罰。 5、正確掌握綁架罪的既遂標准。綁架罪的既遂，應以行為人是否將被害人劫持並實際控制為標准。即行為人只要實施了綁架他人的行為，就構成綁架罪的既遂，而不是以勒索的財物是否到手或者其他目的是否達到為標准。如果由於被害人的反抗或者他人及時進行解救等客觀方面的原因，使綁架沒有得逞，因而未能實際控制被害人的，則構成綁架罪的未遂。 6、搶劫罪與綁架罪的區別。所謂搶劫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行立即奪取公私財物的行為。而綁架罪，是指以勒索財物或者扣押人質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綁架他人的行為。搶劫罪與綁架罪的區別在於： （1）主觀方面故意的內容不完全相同。前者以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為目的，後者有的以勒索財物為目的，有的以扣押人質為目的。 （2）犯罪的方式不同。前者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將財物劫走；而後者則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他人，爾後向被綁架人的親屬勒索財物或者向有關方面提出非法要求。

勒索罪
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強行索要公私財物的行為。觸犯本罪，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㈢ 中國的法律有多少種

中國法律是大陸法系
一般大體分為：民法，刑法，行政法（以上三個為實體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這三個是程序法）
程序法是為保障實體法能更好的運用

㈣ 哪些病種不適合拘留

如果是行政拘留，應當按照《拘留所條例》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拘留所條例》第十九條規定：拘留所發現被拘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建議拘留決定機關作出停止執行拘留的決定：
（一）患有精神病或者患有傳染病需要隔離治療的；
（二）病情嚴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

㈤ 患有突發傳染病，隱瞞不報，適用什麼處罰

一般情況下如果沒有危害到他人健康，沒有造成損失是不會有什麼處罰的。
以下僅供參考：
高法、高檢：故意傳播突發傳染病病原體導致重大損失可判死刑
故意傳播突發傳染病病原體，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將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 14日公布關於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作出以上規定。
為依法懲治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犯罪活動，保障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工作的順利進行，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根據刑法等有關法律規定，公布了這一司法解釋，自5月15日起施行。
「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是指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會公眾健康嚴重損害的重大傳染病疫情、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眾健康的災害。司法解釋規定，故意傳播突發傳染病病原體，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114條、115條第1款規定，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
解釋還規定，患有突發傳染病或者疑似突發傳染病而拒絕接受檢疫、強制隔離或者治療，過失造成傳染病傳播，情節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115條第2款的規定，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防治「非典」失職可判徒刑
建立實施責任制，是全國上下防治「非典」的重要舉措。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最新的司法解釋，在預防、控制「非典」中嚴重不負責任或者濫用職權者，將被依法判處徒刑。
嚴重不負責任導致傳染病傳播流行可定失職罪
在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期間，從事傳染病防治的政府衛生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在代表政府衛生行政部門行使職權時，嚴重不負責任，導致傳染病傳播或者流行，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409條的規定，以傳染病防治失職罪定罪處罰。
警惕：發布防治「非典」虛假廣告會觸犯刑律
「具有超強殺毒功能」、「有效防治『非典』」……在抗擊「非典」的熱潮中，不時冒出這樣的廣告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司法解釋提醒：千萬莫作虛假宣傳，否則會觸犯刑律。
在防治「非典」中妨害公務將獲罪
預防、檢疫、隔離、治療是防治「非典」的重要環節，任何人不得以暴力、威脅妨害有關人員執行以上公務，否則將受到刑法定罪處罰。
排放傾倒含傳染病病原體廢物造成突發傳染病傳播可判刑3至7年
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等國家有關規定，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造成突發傳染病傳播等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的，依照刑法第338條的規定，以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定罪處罰。
借防治「非典」哄抬物價要受刑法重罰
小小的一瓶消毒液一夜間竟翻了幾倍的價錢，廣大消費者為了防治「非典」只好任其宰割。今後，這種行為將受刑法重罰。
生產銷售防治「非典」假劣產品將受重典
在全國抗擊「非典」的同時，少數不法分子借機發不義財，製造銷售假劣防護產品和葯品，造成嚴重危害。今後，這種犯罪行為將按新的司法解釋受到重典處罰。
非法行醫致使傳染病病人死亡應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未取得醫師執業資格非法行醫，具有造成突發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疑似突發傳染病病人貽誤診治或者造成交叉感染等嚴重情節的，依照刑法第336條第1款的規定，以非法行醫罪定罪，依法從重處罰。
挪用防治「非典」救災優撫救濟款物最高可判刑7年
非法挪用用於預防、控制「非典」疫情的救災、優撫、救濟等款物的行為，如果構成犯罪，將被以挪用特定款物罪定罪處罰。
防治「非典」期間在公共場所起鬨鬧事將以尋釁滋事罪定罪
防治「非典」期間，在公共場所起鬨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將以尋釁滋事罪定罪，依法從重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防治「非典」期間聚眾「打砸搶」致人傷殘死亡將受重罰
在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期間，聚眾「打砸搶」，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刑法規定，以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依法從重處罰。對毀壞或者搶走公私財物的首要分子，依照刑法規定，以搶劫罪定罪，依法從重處罰。
編造傳播突發傳染病疫情恐怖信息最重可判刑5年以上
編造與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有關的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此類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依照刑法第291條之一的規定，以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定罪處罰。
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於2003年5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269次會議、2003年5月13日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屆檢察委員會第3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03年5月15日起施行。
二○○三年五月十四日
為依法懲治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犯罪活動，保障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工作的順利進行，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等有關法律規定，現就辦理相關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
故意傳播突發傳染病病原體，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
患有突發傳染病或者疑似突發傳染病而拒絕接受檢疫、強制隔離或者治療，過失造成傳染病傳播，情節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按照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
第二條
在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期間，生產、銷售偽劣的防治、防護產品、物資，或者生產、銷售用於防治傳染病的假葯、劣葯，構成犯罪的，分別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二條的規定，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生產、銷售假葯罪或者生產、銷售劣葯罪定罪，依法從重處罰。
第三條
在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期間，生產用於防治傳染病的不符合保障人體健康的國家標准、行業標準的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或者銷售明知是用於防治傳染病的不符合保障人體健康的國家標准、行業標準的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不具有防護、救治功能，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的規定，以生產、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罪定罪，依法從重處罰。
醫療機構或者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系前款規定的不符合保障人體健康的國家標准、行業標準的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而購買並有償使用的，以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罪定罪，依法從重處罰。
第四條
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在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工作中，由於嚴重不負責任或者濫用職權，造成國有公司、企業破產或者嚴重損失，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的規定，以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或者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罪定罪處罰。
第五條
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違反國家規定，假借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名義，利用廣告對所推銷的商品或者服務作虛假宣傳，致使多人上當受騙，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的規定，以虛假廣告罪定罪處罰。
第六條
違反國家在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期間有關市場經營、價格管理等規定，哄抬物價、牟取暴利，嚴重擾亂市場秩序，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依法從重處罰。
第七條
在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期間，假借研製、生產或者銷售用於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用品的名義，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依照刑法有關詐騙罪的規定定罪，依法從重處罰。
第八條
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依法履行為防治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而採取的防疫、檢疫、強制隔離、隔離治療等預防、控制措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第三款的規定，以妨害公務罪定罪處罰。
第九條
在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期間，聚眾「打砸搶」，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九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以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依法從重處罰。對毀壞或者搶走公私財物的首要分子，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九條、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以搶劫罪定罪，依法從重處罰。
第十條
編造與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有關的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此類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的規定，以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定罪處罰。
利用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製造、傳播謠言，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或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款、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的規定，以煽動分裂國家罪或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定罪處罰。
第十一條
在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期間，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佔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或者在公共場所起鬨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的規定，以尋釁滋事罪定罪，依法從重處罰。
第十二條
未取得醫師執業資格非法行醫，具有造成突發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疑似突發傳染病病人貽誤診治或者造成交叉感染等嚴重情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以非法行醫罪定罪，依法從重處罰。
第十三條
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等國家有關規定，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造成突發傳染病傳播等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的規定，以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定罪處罰。
第十四條
貪污、侵佔用於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款物或者挪用歸個人使用，構成犯罪的，分別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二百七十二條的規定，以貪污罪、侵佔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定罪，依法從重處罰。
挪用用於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救災、優撫、救濟等款物，構成犯罪的，對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的規定，以挪用特定款物罪定罪處罰。
第十五條
在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工作中，負有組織、協調、指揮、災害調查、控制、醫療救治、信息傳遞、交通運輸、物資保障等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的規定，以濫用職權罪或者玩忽職守罪定罪處罰。
第十六條
在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期間，從事傳染病防治的政府衛生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或者在受政府衛生行政部門委託代表政府衛生行政部門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雖未列入政府衛生行政部門人員編制但在政府衛生行政部門從事公務的人員，在代表政府衛生行政部門行使職權時，嚴重不負責任，導致傳染病傳播或者流行，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四百零九條的規定，以傳染病防治失職罪定罪處罰。
在國家對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採取預防、控制措施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於刑法第四百零九條規定的「情節嚴重」：
（一）對發生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地區或者突發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疑似突發傳染病病人，未按照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工作規范的要求做好防疫、檢疫、隔離、防護、救治等工作，或者採取的預防、控制措施不當，造成傳染范圍擴大或者疫情、災情加重的；
（二）隱瞞、緩報、謊報或者授意、指使、強令他人隱瞞、緩報、謊報疫情、災情，造成傳染范圍擴大或者疫情、災情加重的；
（三）拒不執行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應急處理指揮機構的決定、命令，造成傳染范圍擴大或者疫情、災情加重的；
（四）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
第十七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辦理有關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對於有自首、立功等悔罪表現的，依法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或者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
第十八條
本解釋所稱「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是指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會公眾健康嚴重損害的重大傳染病疫情、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眾健康的災害。

㈥ 中國有幾條法律

並沒有看到這方面完全的統計，內容太多了。
中國現行法律目錄

(一)憲法及憲法相關法(36件)
1．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1988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1993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199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2004年)
2．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1954年)
3．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1979年，1982年修正、1986年修正、1995年修正、2004年修正)
4．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1979年，1982年修正、1986年修正、1995年修正、2004年修正)
5．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1979年，1983年修正)
6．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1979年，1983年修正)
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1980年)
8．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1982年)
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1982年)
10．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縣級以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直接選舉的若干規定(1983年)
11．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1984年，2001年修正)
1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在沿海港口城市設立海事法院的決定(1984年)
13．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1986年)
14．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議事規則(1987年)
15．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授予軍隊離休幹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功勛榮譽章的規定》的決定(1988年)
附：關於授予軍隊離休幹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功勛榮譽章的規定
16．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1989年)
17．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1989年)
18．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1989年)
19．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0年)
附件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附件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附件三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2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1990年)
21．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特權與豁免條例(1990年)
22．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條約程序法(1990年)
2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1991—年)
24．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1992年)
25．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1992年)
26．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3年)
附件一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附件二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附件三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2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1994年)
28．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1995年，2001年修正)
29．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1995年，2001年修正)
30．中華人民共和國戒嚴法(1996年)
31．中國人民解放軍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1981年，1996年修訂，修改為現名稱)
32．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1996年)
33．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1998年)
34．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98年)
35．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駐軍法(1999年)
36．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2000年)

(二)民法商法(30件)
1．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1979年，1990年修正、2001—年修正)
2．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1980年，2001年修正)
3．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1982年，1993年修正、2001年修正)
4．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1984年，1992年修正、2000年修正)
5．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1985年)
6．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1986年)
7．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1986年，2000年修正)
8．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1986年)
9．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1988年)
10．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1988年，2000年修正)
11．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1990年，2001年修正)
12．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1991年，1998年修正)
13．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1992年)
14．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1993年)
15．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1993年)
16．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1993年，1999年修正、2004年修正)
17．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1995年，2003年修正)
18．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1995年，2004年修正)
19．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1995年)
20．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1995年，2002年修正)
21．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1996年，2004年修正)
22．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夥企業法(1997年)
23．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1998年，2004年修正)
24．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1999年)
25．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1999年)
26．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1999年)
27．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託法(2001年)
28．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
29．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投資基金法(2003年)
30．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2004年)

(三)行政法(76件)
1．公安派出所組織條例(1954年)
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的決議(1957年)
附：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
3．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國務院關於華僑捐資興辦學校辦法的決議(1957年)
附：華僑捐資興辦學校辦法
4。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國務院關於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暫行規定的決議(1957年)
附：國務院關於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暫行規定
5．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1958年)
6．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國務院關於安置老弱病殘幹部的暫行辦法》的決議(1978年)
附：國務院關於安置老弱病殘幹部的暫行辦法
7．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的決議(1979年)
附：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
8．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1980年，2004年修正)
9．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國務院關於老幹部離職休養的暫行規定》的決議(1980年)
附：國務院關於老幹部離職休養的暫行規定
10．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1982年，1999年修訂)
11．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1982年，1991年修正、2002年修訂)
12．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1996年修正)
13．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1984年，1998年修正)
14．中華人民共和國葯品管理法(1984年，2001年修訂)
15．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人境出境管理法(1985年)
16．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1985年)
17．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1986年)
18．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1986年，1994年修正)
1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1986年)
20．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1987年，2000年修正)
21．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1987年，1995年修正、2000年修訂)
22．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1987年，1996年修正)
23．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1988年，1994年修正)
24．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1988年)
25．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1988年，2004年修正)
26．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1989年，2004年修訂)
27．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1989年)
28．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1989年)
29．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設施保護法(1990年)
30．中華人民共和國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1990年，2000年修正)
31．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警銜條例(1992年)
32．中華人民共和國測繪法(1992年，2002年修訂)
3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1993年)
34．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1993年)
35．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1993年)
36．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1994年)
37．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1994年)
38．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1994年)
39．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1995年)
40．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1995年)
41．中華人民共和國預備役軍官法(1995年)
42．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1995年)
43．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1995年，2004年修訂)
44．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1995年)
45．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1996年)
46．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1996年，2001年修正)
47．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1996年)
48．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1996年)
49．中華人民共和國槍支管理法(1996年)
50．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1996年)
51—．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防空法(1996年)
5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1997年)
53．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1997年)
54．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1997年)
55．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1997年)
56．中華人民共和國防震減災法(1997年)
57．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1998年)
58．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1998年)
59．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1998年)
60。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1999年)
61．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1999年)
62．中華人民共和國氣象法(1999年)
6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2000年)
64．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役軍官法(1988年，1994年修正、2000年修正，修改為現名稱)
6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教育法(2001年)
66．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沙治沙法(2001年)
67．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2001年)
68．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普及法(2002年)
69．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2002年)
70．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2002年)
71．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2002年)
72．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關銜條例(2003年)
73．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2003年)
74．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
75．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2003年)
76．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

(四)經濟法(51件)
1．華僑申請使用國有的荒山荒地條例(1955年)
2．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1958年)
3．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決議(1980年)
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
4．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1980年，1993年修正、1999年修正)
5．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上交通安全法(1983年)
6．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1983年，1996年修正)
7．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1984年，1998年修正)
8．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1985年，1993年修正、1999年修訂)
9．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1985年，2002年修訂)
10．中華人民共和國計量法(1985年)
11．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1986年，2000年修正、2004年修正)
12．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1986年，1996年修正)
13．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1986年，1988年修正、1998年修訂、2004年修正)
14．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1986年)
15．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1988年，2002年修訂)
16．中華人民共和國標准化法(1988年)
17．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商品檢驗法(1989年，2002年修正)
18．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1990年)
19．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1991年)
20．中華人民共和國煙草專賣法(1991年)
21．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1991年)
22．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1991年)
23．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1992年，工995年修正、2001年修訂)
24．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1993年，2000年修正)
25．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技術推廣法(1993年)
26．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1993年，2002年修訂)
27．中華人民共和國注冊會計師法(1993年)
28．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適用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等稅收暫行條例的決定(1993年)
29．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1994年)
30．中華人民共和國預演算法(1994年)
31．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1994年，2004年修訂)
32．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1994年)
33．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1994年)
3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1995年，2003年修正)
35．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用航空法(1995年)
36．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力法(1995年)
37．中華人民共和國煤炭法(1996年)
38．中華人民共和國鄉鎮企業法(1996年)
39．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路法(1997年，1999年修正、2004年修正)
40。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1997年)
41．．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1997年)
42．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1997年)
43．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1997年)
44．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2000年，2004年修正)
45．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法(2001年)
46．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2002年)
47．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2002年)
48．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法(2003年)
49．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2003年)

(五)社會法(13件)
1．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國務院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的決議(1978年)
附：國務院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
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國務院關於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的決議(1981年)
附：國務院關於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
3．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1990年)
4．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1991年)
5．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1992年，2001年修正)
6．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1992年)
7．中華人民共和國礦山安全法(1992年)

刑法類: 423條；
民法類:263條；
行政類:193條；
經濟法類:663條；
財務稅收法規:773條；
醫療醫葯衛生法規:683條；
道路交通法規:133條；
海洋法規:53條；
房地產及建築法規:593條；
勞動法類:443條；
公務員相關法規:123條；
知識產權::73條；
個人所得稅相關法規:60條；
環保類:65條；
涉及相關文件及司法解釋:22條；
廣播電視政策法規:13條；
煙草法規:11條；
工商行政管理:159條；
信息化類:17條；
其它類:.....

㈦ 為什麼說"非典"病毒是人類食用野生動物引起的

我是一名普通的社會公民,此時此刻我對於「非典病毒的蔓延是人類食用野生動物引起的」一事談談自己的看法. 我國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然而,由於人類的亂捕、濫殺、啖食,我國的野生動物資源日益受到嚴重破壞.許多野生動物已到了滅絕的邊緣. 為了獲取肉食,我國幾乎所有的野生動物都遭受被人類嗜食的威脅：深圳一些餐館的菜單曾赫然羅列著老虎、熊、貓頭鷹等珍貴動物的大名.北京市一些民間環保團體年初對本市部分市場調查,發現幾十家大型商場在營銷野生動物肉,包括國家二級保護動物黃羊、北京地區保護動物野豬.山雞、蛇、果子狸、貓頭鷹、野兔、野山龜,乃至穿山甲等「野味」進入了眾多餐館.廣東茂名市一些賓館、酒店、飲食娛樂場所的菜譜中就曾有飛天虎、虎鳩、斑鳩、蛇、穿山甲、金絲猴、丹頂鶴、熊（掌）等各種動物的菜餚,其中不少是國家一、二級重點保護動物.廣西南寧市五百多家酒樓中,經營野生動物的就有近二百家.野生動物專家估計,廣西每年僅吃掉的穿山甲可以噸計,數量在萬只以上.哈爾濱市林業局林政科每年從批發市場查獲數十噸野生動物產品,其中包括飛龍、鹿類、鐵雀、狍腿、鴕鳥、鱷魚、袋鼠、熊掌、蛇類、穿山甲等動物肉,而北方的飛龍和熊掌也南下到了南方市場和餐館.除此以外,鱘魚、鰉魚、野生林蛙、娃娃魚等國家珍稀和保護動物也偷偷被送上餐桌.據統計,我國現在每年被吃掉的蛇不下6000噸. 如此風行食用野生動物是造成不法之徒獵殺、販賣野生動物的一個重要原因,經濟利益的驅動使他們不顧法律的約束,我國野生動物種類和數量因此銳減. 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頒布已十年多,先後制定發布的保護野生動物的配套法律、行政規章、通知和通報三十餘個,地方性法律法規一百餘個.這些法規和行政規章,為全國的野生動物保護管理工作和打擊違法犯罪活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但目前國家有關野生動物保護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健全,對懲治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的行為量刑標准不夠嚴謹,操作時難以准確把握.因此,建議最高司法機關對沒有具體標準的籠統規定,盡快作出明確的司法解釋；對獵捕、倒買倒賣野生動物及其產品的行為予以重罰；對食用野生動物的個人或單位也應給以相應處罰. 為此我強烈呼籲廣大公民,任何時候都不買、不賣、不吃野生動物,特別是法定保護的野生動物,並作為一種文明風尚,長期保持.同時也希望政府有關部門盡快出台禁食野生保護動物的法規或辦法,以遏制大肆食用野生動物現象的蔓延. 面對人類的朋友、可愛的野生動物,捕獵、屠戮、啖食者們,你們良心安在,於心何忍.野生動物是地球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野生動物資源,就是保護人類自身.由此讓我們攜起手,自覺、自願加入到保護野生動物的行列,為我們也為我們的後代留下這寶貴的財富!

㈧ 關於構成綁架罪的處決

綁架罪罪名源於199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的規定，1997年新修改《刑法》正式設立綁架罪的法條罪名，從司法實踐來看，在對該罪的犯罪構成特徵、情形的認定和量刑尺度的把握上存在著較大分歧或困惑，主要表現在：一是非典型綁架罪與典型綁架罪之間法律的界定，比如勒索型綁架罪與索債型非法拘禁罪和敲詐勒索罪之間的法律界限問題；二是量刑困惑。由於對綁架罪的立法本意涵蓋的內容在執行理解上有較大偏差，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導致兩個極端，要麼在十年以上量刑，要麼就按免予刑罰處罰處理，中間未設過渡刑。兩者量刑差距之大，導致司法裁決的混亂。因此，有必要對綁架罪的罪名涵義、犯罪構成要件及其本質特徵、罪與刑的沖突等問題加以探討和研究。
一、關於綁架罪的立法涵義的理解

《刑法》第239條採用敘明罪狀的形式，將綁架罪概述為"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的，或者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

（一）從法條本身來理解，綁架罪應當包括並列的兩種情形：一是以勒索財物為目的而綁架他人的行為，二是綁架他人作為人質以達到綁架者的主觀目的行為。"劫持綁架人質"理所當然地包括在此定義之內，"勒索錢財"這個犯罪目的是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主要界限，行為人主觀目的的內容對於確定綁架罪起著決定性的意義。

（二）學理通說理解。在實踐中，有的學者認為，如果立法者試圖用列舉方式窮盡勒索手段是不現實的。有的學者則認為綁架罪應當在立法體例上採用類似於《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二款"拐賣婦女、兒童罪"的罪狀敘述模式。由於"勒索"一詞本身的內涵具有不確定性，且外延又不周密。無法用列舉的方式加以窮盡。按通說來理解，綁架罪應當是指以勒索錢財或扣押人質為目的，採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劫持他人作人質的行為。這里的"其他方法"主要是指除暴力、脅迫以外的一切可能導致他人人身自由遭受程度嚴重的強制性限制的一切范圍。筆者以為立法者關注的綁架罪的概念應當是指那些利慾熏心、圖財害命或以殺害殺傷人質為目的嚴重刑事犯罪分子，該類犯罪往往表現為手段極其殘忍，主觀惡性程度極深，社會危險程度極大。沒有任何文獻資料可以表明立法者極力規制的綁架罪的內涵囊括了現實中所有扣押人質的違法犯罪行為。

二、關於非典型綁架罪的轉化

綁架罪的典型特徵就是行為人以扣押人質為手段，以殺傷人質為要挾，勒令在一定時間內交付一定數額的金錢或滿足一定要求為條件以換取人質，因此它所侵害的客體既包括人質的人身自由，生命健康權，也包括公私財產的所有權。而在司法實踐中，某些非典型的綁架罪在具備了綁架罪的基本構成要件時，也可以轉化為綁架罪。實踐中主要是指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轉化。由於我國《刑法》第238條規定："為索取債務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論處"，所以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導致這樣的錯誤認為，即基於索債為目的，均以非法拘禁罪論，正因為綁架罪和非法拘禁罪在客觀方面均表現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故非法拘禁罪也可以由"綁架"來完成①，二者在實踐中極易產生混淆。

（一）綁架罪與非法拘禁罪的學理界定

綁架罪與非法拘禁罪在客觀方面均表現為行為人以暴力、脅迫和其他方法非法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但在客觀上的相似性並不能混淆兩者之間的質的區別。首先，在主觀上，表現為行為人主觀犯意的目的和故意的內容不同。綁架罪的主觀動機是勒索錢財或其他非法利益，綁架扣押人質只是實現主觀目的手段，而非法拘禁罪主觀意圖就是為了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次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對被害人人身自由限制性程度不同，使用方式方法（手段）也有差異。在綁架案中，行為人一般都採取超強度的暴力等手段，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無法反抗和不敢反抗，一般在被害人擄離住所置於偏僻荒野之處，給被害人的心理造成極大恐慌。而非法拘禁罪一般表現為行為人低強度限制人身自由。再次在案件發生的因果關繫上，前者表現為行為人和被害人之間一般沒有恩怨和其他往來，行為人的目的就是通過綁架的實施達到勒索錢財的目的，或通過扣押人質獲取其他非法利益，而後者較多的表現為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因糾紛和其他利害關系而產生，在案發的起因上，被害人往往有過錯。此外兩者在責任主體的要求上和量刑上都存在很大差異。

（二）非典刑綁架罪的轉化的司法認定

所謂轉化罪指的是行為實施某種較輕的犯罪時，由於相關連帶的行為同時又觸犯了另一個較重的犯罪時，刑法規定以較重的罪論處。如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或死亡就屬於這種情況。非法拘禁罪在具備某些條件時可以轉化為綁架罪。陳某先後三次借5000元錢給吳某用於生意經營，並約定還款日期，到期後陳某多次向吳某索款未果，遂生扣押吳某兒子以索取債務之念頭，陳某將吳的兒子劫持到一住所內，用電話勒索吳人民幣40000元，聲稱如不交付算數贖金即行撕票，吳報案陳被抓獲。從該案例看，陳的行為開始屬於典型的扣押人質以索取債務，但陳除了索取與吳本身的債務關系外，又轉念向吳勒索40000元，至此，陳的主觀犯罪故意的內容已發生變化，其行為具有以勒索錢物為目的的綁架罪構成的全部要件，法院最後以綁架罪判處其十年徒刑。

這里有立法者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索債型非法拘禁罪轉化為勒索型綁架罪的情形認定。以索取債務為目的，勒索多少數額的錢財，即可轉化為綁架罪的問題②，這種是基於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債權債務關系明確情況下的罪刑轉化。二是如何解決債權債務不明情況下，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轉化問題。筆者認為，考察該罪的轉化，既要考察行為人主觀直接故意的內容，審查其犯罪的目的和動機是否出於勒索錢財為目的，又要考察該罪轉化的范圍和條件的特定性，也就是行為人是否已具備了綁架罪構成的全部要件，而不能簡單的以結果論，即必須將主觀目的、犯意的內容與客觀方面的行為相結合來綜合評判。

三、關於綁架罪的犯罪形態及罪數形態的評定

司法實踐中，對於綁架罪的既遂及未遂的認定標准，行為人在實施綁架過程中致被害人重傷或死亡是否以數罪並罰論處歷來有分歧。

（一）綁架罪的既遂與未遂和中止。

犯罪既遂是指某一行為符合刑法規定的具體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實踐中，有的人認為只要綁架行為實施完成，即構成犯罪既遂，也有人認為應當以是否實際取得財物利益或其他非法利益為判斷既遂行為的標准。筆者認為，評判既遂未遂不能簡單地從犯罪行為的客觀表現形式上機械地分析，綁架罪客觀行為應當視為單一行為而不是雙重行為，應當以綁架行為是否已實際控制了被害人質，並將其置於自己實際支配之下為標准，如果行為只實施了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並未對人質的人身實際控制，不構成既遂，那種以是否實際取得錢財或其他非法利益為客觀評判標準是簡單的結果論。王某因賭博輸了錢，就產生綁架小孩A的念頭，一日上午將A綁至一偏僻的舊房內，要求A的父親送5萬元錢。後見A苦苦哀求，王將小孩放掉。對此案的犯罪形態的認定直接關繫到王的量刑，有人主張綁架既遂，有人主張綁架未遂，還有主張綁架（中止），這樣偏差緣於對綁架罪既遂的標準的不同理解。很顯然，王某在實施綁架行為以後，由於自動放棄繼續勒索行為，結束控制被害人處於的不法狀態，應當以中止犯論處。

（二）綁架罪的罪數形態問題

從司法實踐分析，綁架罪罪數形態的認定主要存在於以下二種情形：一是在綁架罪實施過程中又犯其他罪刑，二是實施組織罪行為過程中又犯綁架罪的，本文僅就第一情形加以探討。我們知道綁架罪侵犯的是復合客體，犯罪行為人侵害的不僅是被害人的人身健康，有時還涉及到生命及健康權。

1、致人重傷或死亡的情形。犯罪分子在綁架行為實施過程中，除了非法劫持人質剝奪其人身自由權，有時還造成被害人重傷和死亡結果的發生。是否定綁架罪和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實行數罪並罰？筆者認為，這種情況下，不應按數罪並罰來處理，行為人實施綁架致人重傷、死亡結果的發生有時並不是犯罪分子追求的結果，而是綁架行為的連帶行為，這種嚴重的法律後果並非出於行為人主觀上的兩種獨立的犯意，也非兩個獨立行為，刑法理論上稱之為想像競合犯，即行為人出於一個故意，實施一種行為"綁架毆打致人重傷或死亡。"結果觸犯數個不同罪名，是想像的數罪而不是實質數罪，應當擇一重罪處斷，以綁架罪結果犯量刑處罰。因為重傷或死亡作為綁架罪判處死刑的法定情節，作為包容犯可作綁架情節從重處罰③。

2、綁架人質同時劫取財物。關於這一點理論界分歧很大。行為人A綁架被害人B之後，同時又劫走B身上人民幣3000元。某法院以綁架罪情節從重處罰，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對此筆者持有異議。理由有：（1）從主觀目的內容看，行為人綁架被害人是出於勒索錢財為目的，在未搶劫被害人錢款之前，其目的具有單一性，見被害人錢物後，又採取暴力、脅迫等手段劫走現金3000元，符合我國刑法關於搶劫罪的全部構成要件，應該將綁架行為和劫錢行為看作是在兩種不同主觀意識支配下的兩個獨立犯罪行為。（2）刑法關於綁架罪和搶劫罪並未規定兩者可以相互吸收和包容。（3）對已滿14歲未滿16周歲這一年齡段犯綁架罪，一般情節未規定負責刑事責任，可定搶劫罪以解決這一責任或缺的問題。綜上所述，應定綁架罪和搶劫罪，實行數罪並罰④。

3、綁架殺害人質後又劫取財物

綁架殺害人質定綁架罪無疑，那麼人質被害後，犯罪行為人劫走財錢是否應當作為綁架罪從重量刑情節考慮？抑或是一個獨立的罪名？筆者認為，犯罪行為人殺人又劫財是出於兩個犯意和兩個行為，結果觸犯二個罪名，應當以綁架罪和盜竊罪並處。

四、關於綁架罪的罪與刑的沖突

綜合我國刑法分則所有罪名中，嚴重刑事犯罪的量刑起點均是3年，唯獨綁架罪是以10年為起點刑，且未設"情節嚴重"或"惡劣"的規定，這種"高下限，無上限"的立法量刑模式，即使在國外的立法中也不多見，足見立法者對綁架罪的社會危害性嚴重程度的關注。按照常規立法慣例，量刑幅度不宜過嚴窄，以便讓操作者有足夠的自由裁量空間利於操作，也是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具體體現和要求，但綁架罪這種近乎嚴酷的量刑規定已讓裁決者幾乎沒有迴旋餘地，這種罪與刑的沖突已在司法實踐中逐漸顯現出來。看以下兩則案例：

案例1，張某與王某夫妻關系不睦，王與同村顧某有男女關系，王即與顧同居生活。張要求妻子王某與其離婚未果，張即產生綁架顧的兒子以逼迫顧家交出王某以便達到離婚目的，張遂到學校強行帶走顧的兒子，同時撥打110告知自己的行為，然後用刀背架在被害人脖子上，要求王某出面，在其妻王某和公安人員到場後，張隨即扔掉菜刀，釋放了被害人，隨公安人員到當地派出所接受訊問處理。檢察機關以綁架罪提起公訴，建議對張某在十年以上量刑。

案例2，井某、潘某謀劃綁架人質吳某勒索錢財，遂將吳某騙到另一住處，用電話勒索吳的母親提供10萬元贖金，否則撕票，井、潘二人將綁架人質的過程告知好友朱某，朱表示不參與他們的綁架行為，後潘某又打電話要求朱某提供車輛一起與被害人親屬接頭取錢，被公安人員當場抓獲，檢察機關對朱某以綁架罪共犯向法院提起公訴。

針對案例1，從刑罰的公平性角度出發，如果對張處以十年有期徒刑，則與常理明顯不符，且有悖於刑法罪刑相適應的原則。不合乎綁架罪立法本意，具體理由有：（1）張某妻與他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同居生活，對於任何一個男人來講都是無法容忍的，張只是出於內心憤怒，情感一時沖動而實施了劫持人質的行為，與那些出於利慾熏心、圖財害命和殺傷人質為目的犯罪，在主觀上有著本質的區別。其主觀故意的內容並不惡劣。（2）從張某實施犯罪的手段和結果上看，張雖有用刀架在被害人脖子的情節，但在劫持人質過程中，並未虐待、毆打被害人，犯罪手段和情節一般，犯罪行為人將自己的行為嚴格控制在較低的社會危險性程度范圍之內。（3）從社會影響等要素出發，張某本身是婚姻家庭關系的受害人，只是出於一時沖動才實施了綁架人質的行為，其所遭受的不幸，值得社會同情，如果我們撇開張某的犯罪主觀目的、手段、社會危害性程度和社會影響等量刑要素，一味追究刑罰的量刑要求，最終勢必導致刑法司法公正的喪失。最後法院並未採納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而是綜合以上諸要素，按照刑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對張某以綁架罪處以免予刑事處罰。這一判決表明，社會危害性程度和罪刑法定原則，並不是水火不相容的關系，"罪刑法定原則並不意味著要求刑法規范的機械的、絕對的執行"⑤。

從案例2分析，朱某並未參與綁架罪的犯意謀劃，也未參與綁架罪具體行為的實施過程，只是在知道潘、井二人實施了綁架人質勒索錢財之後，出於朋友義氣，駕車前往接頭地點，其主觀上並沒有出於勒索錢財的故意目的，客觀上也未實施綁架人質的行為，他是在綁架罪行為實行終了以後才參與進去，在客觀上起到了協助作用，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主觀惡性都不惡劣，如果對朱某以綁架罪處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認定為從犯判他個六、七年的話，則明顯與其罪行不相適應，法院最終以綁架罪共犯判處朱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並處罰金，被告未上訴，公訴機關亦未抗訴。

綜合以上所述，評判綁架罪的犯罪特徵及其量刑機制，綁架罪的立法缺陷是顯而易見的，立法者關於綁架罪的本質指向主要是針對那些圖財害命或扣押人質以達到明顯不法目的犯罪類型，即針對犯罪手段極其惡劣（比如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綁殺撕票勒索錢財），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程度都十分嚴重的綁架犯罪。如果象以上兩則案例中對綁架行為不分情節，社會影響等量刑要素，一概追求刑罰的公正性，那將導致罪刑相適應的刑罰基石原則的喪失。基於以上弊端，筆者認為，除提高綁架罪的立法技術外，對本文所涉及的罪刑轉化以及罪刑不相應的問題在立法上加以規制，重置罪名和量刑規則。可增設對"犯罪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處罰原則，以利於罪與刑的相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