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案例分析

A. 法律案例分析

摘要 案例1:

B. 如何撰寫司法裁判案例分析

首先要想清楚自己要寫哪個方向的，然後去網上找素材，結合別人的分析，加入自己的理解，以及參考某法律的多少條的哪一點！分析要有依據的！

C. 有關法律的案例分析

法律型案例分析包括分析背景和目標、基本情況、分析所用的理論介紹、分析過程、相關問題討論和對策探討、進一步的思考等。以具體的案例或者某一類型的案例作分析報告。

正文

關於副職幹部過多過濫問題的案例調查報告

一、案例概要

(一)案例來源

關於副職幹部過多過濫問題案例來自於《半月談》(內部版)xx年第2期。

(二)案例內容概要

最近，在陸續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副職過多的問題也再次成為代表委員的議論話題。一些地方配備的副市長、副秘書長等竟然超過了兩位數。

客觀上說，領導幹部的職數配備有嚴格的規定。特別是十七大前的新一輪地方黨委政府換屆中，中央對地方黨委「副書記」職數作出了減少的統一規定。

但是，在一些地方還是出現了副職幹部過多、甚至過濫的問題，副秘書長10多個，副鎮長一大桌還坐不下。其原因有三：一是減牌子難減人。一些地方啟動了大規模的撤鄉並鎮工作，牌子好撤，但官員難消化，所以只能都擠在一個牌子下;

二是增新人難減老人，幹部退出機制不暢，導致幹部走得少，來得多;三是掛職幹部「身份需要」。雖然掛職幹部不佔職數，但客觀上還是多出了不少帶有副職名頭的官員。

二、案例分析及對策

(一)案例中發現的問題

第一，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嚴重存在「十羊九牧」，官多民少。對於高層的領導來說，多幾個副職的位子便於他們控制下屬，層層設人，領導不必躬身於職工和群眾當中;副職多是導致病垢百出的主因，如果一正一副或者不設副職，豈不「精壯」?

副職配多必然引起權力均衡、利益均等、關系協調等問題，最後歸結為加重百姓負擔。荀子曰「士大夫眾則國貧」。南宋的史堯弼指出：冗員多生曠職，無其事虛設其官，無其功空食其祿，坐無事之人而食有限之祿，盡無窮之欲而有窮之財。致使財政入不敷出，農民負擔苦不堪言。

第二，副職過多，分工不明確，職能交叉，有利的事爭著辦，無利的事互相推諉，造成出勤不出力，辦事效率低下。有人不無諷刺道：三分之一干，三分之一看，三分之一在搗蛋。現實中副職之間互相扯皮導致工作效率低下且從事一線工作的人手嚴重不足的例子卻屢見不鮮。

凡是副職過多，冗員過剩的單位和部門，再有能力的一把手也難調動和發揮廣大幹群的積極性，最終下場難逃「為官一任，山河依舊，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的結局。教人做事要精益求精，否則，即使有一千隻手也解決不了問題。

第三，官多必令出多門，互相制肘，無所適從。副職也都不是省油的燈，為了一點實權也是明爭暗鬥，正職整天疲於平衡關系，權力要平衡，待遇要均分，利益要均攤，不能有絲毫的偏心和馬虎大意。否則，矛盾不斷，小事難辦，大事叫你出亂。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於「權」力之乎也，權是角逐的最終目的。多位子可以便於他們平衡關系，你塞一個人，我也塞一個人，皆大歡喜;多位子也有利於某些有心搞腐敗的領導批發官帽，坐地收錢。當然，還有重要的一條，因為多設副職的位子產生的各種成本由國家埋單，領導個人並不掏半文錢。

(二)行政管理學理論依據

第一，主體部分失靈，政府機構與人員設置的體制出現問題，現在更多的是根據上級的好惡來設置官位的多寡。管組織人事幹部任免編制部門沒有決策權，不管編制的手裡握著使用權。編制都是行政一把手擔任機構編制委員會主任;可是提拔使用幹部的決定權卻在黨委部門的一把手;這樣自然會造成管事者說了不算，不管事者說了絕對管用。

有時再加上文件規定有彈性，諸如可配副職若乾和可適當增配副職，無形告之副職配置可隨意性，久而久之，副職便失去了限制;像副秘書長任用程序簡單，又無需人大部門通過，更為副職泛濫開了綠燈。

第二，作為監管人事任免和具有選舉權的人大和人大代表，有時為了一團和氣和怕得罪黨委政府，放棄監督權和主張權，褻瀆了人民賦予的職責和權力。副職的多而濫增加了國家的運行成本，而這些成本最終要轉嫁到納稅人的頭上，加重他們的負擔。

社會上現在都質疑大量超員的副市長、副縣長、副鄉長是怎麼能通過人大被任命的。附件器官失效也應承擔責任，不能一推了之。監督者不主張自已的權力，就必然導致有權力的人濫用權力。

第三，官本位是我國舊體制帶來的老病，只要沒有「新葯」對症下葯，很容易舊病復發。比如特權思想和官官相護等，一旦發作就像流行瘟疫一樣迅速蔓延。

身體多病最容易被細菌乘虛而入，是貪官腐敗的絕佳時機，收了人家的錢不提撥人家怕被「撕票」，違規提拔又怕出問題，只好給人搞個容易的「肥缺」(副職)，多一個少一個都無所謂，最起碼不會踩紅線犯錯誤。

(三)解決問題的對策

第一，制度管人，法律治事，真正讓法律使想犯錯誤的人不敢犯錯，讓制度使有機會犯錯的人犯不了錯，讓正義使有機會犯錯的人不願犯錯，讓道德使犯了錯的人自已認錯，讓良心使犯了錯的人感到懺悔和自責。

用法律和制度去約束手中的權力，改變權大於法，人管制度的本末倒置的現象，科學設置機構編制數額，精兵簡政，不因事設廟，因事設人，建立高效的幹部隊伍。

第二，尋求良方，深化人事幹部制度改革，標本兼治。對非法設置的機構和副職一律砍掉，新提撥副職採取競爭上崗，公平競爭，能者上庸者下。公生明，廉生威，只有公開用人條件，公開缺位職數，公開選撥程序，公開公平競爭，公開競爭結果，才能讓人心服口服，彰顯競爭魅力。

對違規提撥副職者實行追究制，負連帶責任，輕者丟官，重者法辦。歷史不會重復它的事實，歷史會重復它的規律，對待副職過多的最佳方法是對症下葯，最好的狀態是正常，最有效的手段是平衡，最高的境界是自然。

三、分析的結論及其推論

結論

民意希望政府精簡不合理的官員設置、切實減輕地方財政負擔、克服人浮於事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近些年，黨中央、國務院三令五申要精簡機構、精簡人員，要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設「廉潔、高效政府」。

但不少地方政府反而越來越甚，機構設置越來越多，人員越來越臃腫，幹部隊伍越來越龐大，副職配備越來越豪華，幹部級別越來越高，無限度、無節制、無約束地配備和任命副職的豪華陣容，副職過多過濫似乎成了一種趨勢，大有蔓延擴展之勢。

冗官冗員似乎成了中國的一大特色。冗官冗員不僅佔用了過多的公共資源，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增加了財政預算和行政開支，而且人浮於事，一些官員互相制肘，互相推諉，互相扯皮，行政效率低下，同時也助長了幹部的官本位思想，和為人民服務的公僕意識錯位，實在是弊大於利。

D. 求5個法律案例分析一個不少於三百字，謝謝

復婚又離婚財產如何分割
來源：作者：
案情

2003年1月，張某起訴與其妻李某離婚，經法庭調解，雙方自願離婚，婚後8萬元存款全歸李某所有。離婚後，張某與李某仍在一套房屋分室而居。同年8月倆人又復婚，復婚後僅2個月，張某又因夫妻感情再度破裂起訴離婚。

分歧

審理中，針對8萬元存款分割存在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張某與李某離婚後僅幾個月又復婚，且倆人仍在一套房屋分室而居，該存款應屬復婚後夫妻共同財產，張某有權分得存款一半4萬元。第二種意見認為，張某與李某2003年1月離婚時8萬元存款即歸李某所有，盡管倆人離婚後僅幾個月又復婚。該存款已屬李某婚前個人財產，張某已無權分得該存款一半4萬元。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是：盡管張某與李某離婚後僅幾個月又復婚了，配偶也沒有變化，但從法律上看，這8萬元存款即從2003年1月離婚時所有權因調解離婚已轉移給李某所有，成為了李某的婚前個人財產。根據婚姻法第18條規定，一方的婚前財產，婚後未作特別約定的，為夫妻一方的財產，離婚後仍歸一方所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19條明確規定：「婚姻法第18條規定為夫妻一方所有的財產，不因婚姻關系的延續而轉化為夫妻共同財產。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張某與李某雖然離婚後僅幾個月又復了婚，且倆人仍在一套房屋裡分室而居，但復婚以後的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沒有將這8萬元存款約定為共同財產。因此，張某無權分得該存款一半4萬元。

E. 5個法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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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發布者:盼儲儲time
案例分析1――劉玉坤訴鄭憲秋離婚及財產分割案原告：劉玉坤，女，1958年12月28日生，系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區第一重型機械廠金屬結構分廠打字員。住該市富拉爾基區鐵西26一10一1一6號。被告：鄭憲秋，男，1957年10月20日生、與原告系同廠工人，住址同上。原告劉玉坤因與被告鄭憲秋離婚及財產分割一案，向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原告劉玉坤訴稱：原告與被告鄭憲秋婚後性格不合，彼此對理想、事業、志趣均有所不同，結婚13年始終沒有培養和建立起真正的夫妻感情。被告對原告參加一些社會必要活動、殘疾身體的治療，橫加干涉。1984年以後，原告克服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曾在全國首屆殘疾人運動會上奪取3枚金牌，這些榮譽使其心理反差增大，進而粗暴地干涉原告參加比賽，將原告打傷住院。原告與被告自1992年5月分居至今，感情確已破裂，請求法院判決離婚，財產依法分割。被告鄭憲秋辯稱：被告與原告婚姻基礎好，在原告失去雙腿的時候，是被告主動與其結婚。婚後家務活、帶孩子以及原告的生活起居等都由被告承擔，原告能在國際國內殘疾人運動會上多次獲獎牌，是與被告對其支持和照顧分不開的，如果原告實在堅持離婚，但孩子要由被告撫養，原告必須每月給付撫養費150元，房子由被告居住，獎牌17塊被告應分一半，獎金29萬元、被告要19萬元，婚後共同財產依法分割。齊齊哈爾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

F. 法律案例分析怎麼寫

撰寫法律案件分析報告可以按照以下方法：

首先應當介紹案件情況，其次可以對案件進行法律上的分析，然後把法律依據專門列明，在法律分析中可以對法律依據第一二三進行引用。最後是總結性的判決結果，並可以對判決結果進行小結。

在辦案中會出現很多有爭議的案件，法官與檢察官、律師對案件有著不同的認識、處理方式也相差甚遠。甚至學術界與實務界對此類案件都存在著不同認識，處理方式也不盡相同。

撰寫這類案件主要目的是想通過討論，形成共識，更好地處理這類案件。因此，撰寫此類案件首先應當起一個能夠概括爭議問題的題目。題目應當簡短明確，直接點出案例分析的實質問題。切忌題目過長或者不明確，使人讀後不知所雲。

第二，寫出要旨。要旨應當是對最後的結論總結性的歸納。文字一般控制在150字左右，用簡潔的語言，明確的觀點概括出規則意義的結論。

第三，敘述案件事實。在正文中應當將有爭議問題的事實完整敘述清楚，特別是有關決定案件適用法律和處理結果的細節事實問題敘述清楚，以免讓讀者讀後生產誤解或者被誤導。

第四，對不同觀點及理由進行全面介紹。這里的不同觀點一般是指主流觀點，而不是將所有的不同觀點一一列上。

在介紹不同觀點時，一定要與提出此觀點的文章或者書籍進行核對，不要斷章取義，更不應歪曲他人的觀點。此外還應標出出處，以便編輯或者讀者查找、核對原文。

第五，論證。

一是確定應當適用的法律條文的含義，若對法律條文理解上存在分歧的，運用解釋法律的基本方法，如文義解釋、目的解釋、歷史解釋和體系解釋等方法，來確定適用相關法律條文的含義、適用范圍適用及條件；

二是，結合不同觀點從學理上分析的立法的本意，以及法律條文本身是否存在漏洞，是否需要修補等等；

三是，涉及其他法律的，還應論述清楚該法律條文與其他法律條文的關系（包括是否存在沖突等問題）；

四是，涉及到歷史、文化、經濟、風俗傳統等問題的，亦要從這些角度並根據當時的相關法律、法規、政策的相關規定進行分析。例如，涉及土地、森林等自然資源的確權案件，就應根據當時的土地制度和法律、法規及政策進行分析；

五是不同處理方式的社會效果等等。

若在認定事實和證據上存在分歧的，還要從有關證據規則的原理分析庭審調查中，對各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的效力，根據有效證據，按照認定證據的規則確認案件事實。

例如，在撰寫《職工因公外出期間死因不明的能否認定為工傷——於保柱訴臨清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勞動保障局工傷認定申訴案評析》中從《社會保險法》和《工傷保險條例》的立法目的、行政程序中的舉證責任、訴訟中的舉證范圍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從而得出「職工因公外出期間死因不明，用人單位或者社會保障部門提供的證據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導致死亡的，應當依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五）項和第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認定為工傷」的結論。

在法理論述中，不少同誌喜歡用比較法分析論證。比較有三種比較方式：一是用外國的法律與中國的法律進行比較，解決法律漏洞問題。此種方法對拓寬思路，找到更好的處理路徑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法律體系不同，因此在介紹外國法律時，一定要介紹清楚制定相關規定時的社會背景，該規定的含義、適用范圍及條件，適用的社會效果等背景情況。否則，難以進行比較，難以預料將外國的法律規定移植到中國是否存在水土不服等問題。

二是用國外發生的類似案件的處理方式與該爭議案件進行比較。使用此種方法時，一定要將外國的類似案件的案情介紹清楚，是否真的與爭議案件相類似，此外，還應將該國的國情及風俗習慣等問題介紹清楚，因國情不同，風俗習慣等不同，國外的處理方法就很難借鑒。

三是用國內其他法院類似的案件處理情況的利弊進行比較，從中找出對爭議案件處理的最佳方式。在這里需要注意，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方的經濟、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等多有不同，分析時不能忽略上述因素，否則南橘北枳。

對爭議案件一般應當提出自己的結論性意見，不能沒有結論或結論含糊不清。實在難以得出肯定性結論意見的，也應提出傾向性意見。

G. 法律案例分析（短點的）

[案情介紹]
原告劉某訴稱：原、被告因生意往來，被告分別於2006年1月26日、3月10日立下欠條2張，共欠原告276300元。後經原告多次催要均未果。故起訴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償還欠款276300元。被告張某辯稱：原告故意歪曲事實真相，原、被告沒有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雙方並沒有生意往來，更無欠款事實。被告不是本案的適格主體，即便被告欠其款項，也僅欠13300元，且還款期尚未屆滿，原告現無權提起訴訟。故法院應駁回原告的起訴。經審理查明：被告系原告妻妹，被告於2006年1月26日立具欠條1張給原告，內容為「暫欠結帳款：貳拾陸萬叄仟元正。欠款人：張某。2006.1.26號」，在欠條下方註明「由張某某（張某姐姐）督促歸還（2006年底前結清）」。2006年3月10日，被告又立具欠條1張給原告，內容為「結帳結下欠款：壹萬叄仟叄佰元整。（13300）。欠款人：張某。06.3.10」。
[案情分析]
該案在審理過程中，有兩種不同的處理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原告作為欠條的持有人，其所提供的欠條足已證明被告依法應負有償還原告欠款的義務，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分配原則，原告的舉證責任已經完畢，應判決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另一種意見認為，對本案原、被告之間是否形成了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原告尚未完成其在本案中應負的舉證義務，故應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案情結果]
法院認為，債是按照合同的約定或者法律的規定，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的特定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受法律保護。原告雖提供了欠條但因其拒絕陳述該債形成的事實，此不足以證明原、被告之間已形成了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原告的訴訟請求，缺乏相應的事實根據，故判決駁回原告劉某的訴訟請求。
[相關法規]
對舉證責任的分配理論歷來有實質標准和形式標准之分，實質標準是根據證明對象與證明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來分配的一種舉證責任的負擔形式，它主要被英美法系國家所採用；形式標準是根據現行法律規定為分配的一種舉證責任的負擔形式，它主要被大陸法系國家所採用。筆者認為，我國應當採用法律要件分類說作為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其理由是：首先從實體法的構成來看，我國的實體法結構基本上與大陸法系的實體法規范結構相同，各種法律要件也比較明確，區分權利發生規范、權力消滅規范，並在司法實踐中應用是有條件的。其次，在當前的司法環境下，採用法律要件分類說來分配舉證責任比起法官根據利益衡量、舉證難易來決定舉證責任分配，前者更容易為當事人所接受，避免當事人將不滿拋給法官。法律要件分類說能夠在較大責任上來吸收當事人對舉證責任分配的指責與不滿。最後，法律要件分類說的缺點可以通過法律規定或者相關司法解釋予以補正，也可以通過例外規定予以修正。尤其是對於一些特殊的侵權案件，可以通過舉證責任倒置，使證明責任的分配更符合公平正義的標准和要求。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八十四條的規定規定，債是按照合同的約定或者法律的規定，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的特定的權利和義務關系。法律保護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等規定，當事人對自已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亦即「誰主張，誰舉證」。這也就是我國所採用的法律要件分類說作為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

H. 法律案例分析

校園法律案例分析(一）
案例： 寒假過去又開學了，初一（ 3）班郭老師在學生報到注冊的時候，又強調了發型問題。說實在話，"穿衣戴帽，各有一好"，留什麼樣的發型本來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了，可現在許多學校又都把它當做一件不小的事來抓，其原因是指揮中學生留什麼發型的不是教委，不是學校，而是歌星、影星、球星，學生以他們的形象來定位，結果生源不擇優校的學生常給人"街道痞子"、"胡同串子"的感覺，郭老師強調發型問題是有原因的。
三天過去了，班裡的男生蘇某還是留著長長的中分。一天中午放學後，郭老師把他叫到辦公室。教師問："老師給全班同學提的發型要求你知道嗎？這也是全校統一的要求，你知道嗎？""知道。"學生低聲回答。"知道？知道為什麼還不動？"聲調里老師帶著幾分氣。"我家裡不讓理，我也沒辦法。"學生理直氣壯。就這樣，師生對話的火葯味越來越濃。最後，老師拉開抽屜順手拿出一把剪子，嘴裡說著那我替你理吧，話到手到，蘇某中間的一綹頭發已剪下來了。蘇某一邊護著，一邊說："得，得，我自己去理，行了吧。"說完跑出了辦公室。

蘇某回到家的時候，其父正在喝酒。看見兒子捂著頭走進來便大聲喝問，以為兒子又在外面打了架，惹事生非。當聽完事情原委後便借著幾分酒力，怒沖沖跑到學校興師問罪。見到郭老師開始還較理智，後來便破口大罵，在場的老師都為之瞪目。

正當大家紛紛上前勸解、家長還不依不饒的時候。一位兩鬢銀白、馬上要退休的女教師喬某走上前去，嘴裡說著"讓你無法無天"隨手就給了蘇父一個嘴巴，不知是這巴掌的功效還是蘇父的酒也該醒了，反正此後罵聲聽不見了，只是聽到蘇父反復強調："正月里理頭死舅舅，又不是文化大革命，憑什麼給我孩子剃陰陽頭……。"此時外面已圍了不少人，為了化解矛盾，年級主任便把他們帶到校長室。

校長熱情地接待了他們，說來也巧校長剛剛學完有關教育法學的課程，聽完大家的陳述，覺得這是個比較典型的案例，藉此也是對大家進行法制教育的好機會。校長認為，化解矛盾的最好辦法是學法，使他們各知其錯。校長先對家長講，您看見孩子被剃了頭心裡不痛快，大家都可以理解，有意見也可以反映，但跑到學校來吵鬧、辱罵教師是不允許的，這是違法行為。校長說著打開《教師法》翻至第35條："侮辱、毆打教師的，根據不同情況，分別給予行政處分或者行政處罰；造成損害的，責令賂償損失；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校長說完征詢家長意見："您看咱這問題在學校解決好還是換個地方解決好？"家長趕緊表示自己錯了，願意賠禮道歉，說著站起來給郭老師深深鞠了一躬。

接著校長轉過身來對郭老師說："您對學生嚴格要求，對工作認真負責是好的，但採取的方法不當，對學生的人格不夠尊重。"校長打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三章找到第15條："學校、幼兒園的教職員應當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不得對未成年學生和兒童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就這一點來說，郭老師應該向學生道歉。此時郭老師已為自己一時間魯莽感到內疚，借著校長的話，誠懇地向學生和家長表示了歉意。 對老師喬某，校長笑著批評她說："您站出來主持公道，這很不容易，但是您不該用違法行為制止違法行為。如果這樣下去那不就亂上加亂了嗎？"喬老師為人豪爽當即向家長道歉，並表示校長批評得對，自己遇事不冷靜，確實不應該。

案例分析： 對於本案中發生的行為，這位校長依據法律所作的分析已經很清楚了。通過這個案例我們需要看到的是，在學校教學活動中發生的類似事件比較普遍，象老師強行給學生剪發的事不僅僅是這一位老師的行為，家長到學校來"興師問罪"的事也多見於很多學校，當發生這類事情的時候，應該依照現有的法律來處理，雖然不是所有行為都有相應的具體法律條文，但我們也可以比照一些類似條文或者法律精神來解決，知法、懂法，具備法律意識是對每個公民的要求，大家遇事都能冷靜思考，注意以法律來規范自己的行為，對保證學校正常的教學程序非常重要，同時這也是保障自身權利的重要前提。
校園法律案例分析（二）
教師誤傷學生
案例： 在本案中，原告張欣欣，男， 10歲，某小學學生；被告為原告的教師王適之，男，28歲；第三人為原告所在學校和某鎮教辦。

原告訴稱： 1992年6月19日上午上第一節課時，由於我同桌不專心聽課，教師王適之使用竹製教鞭拍擊學生陳某桌面，以示教訓陳某，不料打斷教鞭頭。致碎片飛插入我的左眼瞼及眼球角膜內，後經治療，也未見效。1992年7月13日經縣人民醫院檢查，診斷為眼外傷，瞳孔閉鎖。1992年8月20日，再到某眼科醫院檢查診斷為陳舊性眼球鈍傷（角膜血染）。現要求被告賠償我的葯費、親屬的誤工費1800元、傷殘生活補助費27500元，共30450元。

被告辯稱：我當時在執行公務（上課），用教鞭擊課桌，以示警告違紀學生，不料教鞭破裂飛出碎末刺著原告的左眼皮上，後來原告自己拔下，但當時我未發覺，後我知道原告眼傷曾向學校領導及班主任多次提議去醫院檢查治療，而原告家屬卻說：只是熱毒嚴重，不用麻煩了。後由於不及時找專科醫院治療，才導致眼睛失明。因此，我不應負全責。

第三人述稱：原、被告所述的受傷、治療過程都是事實。由於被告的行為是過失行為，不是故意造成原告眼睛失明的，所以我們希望合情合理解決。

經人民法院審理查明： 1992年6月19日上午上第一節數學課時，被告王適之檢查學生背誦乘法口訣，因學生陳某不能背誦，且東張西望，被告王適之便用教鞭拍擊陳的課桌以示警告集中精神。但在拍擊時，不料有一粒比牙簽還細小的竹屑飛插入陳的同桌即原告左眼眉毛下的眼皮（因原告身體不舒服而伏在桌上），原告即撥出，當覺得痛和出血時便小聲哭。後被告發現即停止上課來問及病否和察看眼睛，並叫原告到衛生站看病。由於當時原告不願去，結果到中午放學時才由班主任用自行車送回家，第二天原告繼續堅持上學。開始一、兩天家長認為問題不大，自以為是熱毒所致而未引起重視。後原告覺得眼睛很疼且睜不開，原告親屬即帶原告到衛生站、衛生院、人民醫院等地去治療，期間，共用去醫葯費221．06元。後由於病情沒有好轉，相反惡化，才於1992年7月13日到縣人民醫院住院治療。經診斷：眼外傷，瞳孔閉鎖，用去醫葯費共339元。上述有葯費的單據共560．06元，無單據的668元。1992年8月20日經雙方同意，由被告出資與原告到廣州中山醫學院眼科門診再次檢查，診斷為陳舊性眼球鈍份（角膜血染）。在整個醫療過程中，共用去人民幣1248元，其中被告支付600元（含去廠州檢查的200元）。1992年9月6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賠償醫葯費、誤工費及傷殘生活補助費共30450元。

法院認為：被告造成原告傷害的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原告要求被告賠償葯費、誤工補助及生活費，本院應予支持。在整個事故中，雖然被告沒有主觀上的故意，但客觀上已造成原告左眼完全失明，成了終身殘廢，被告應負主要責任。由於損害是在教學過程中發生的，因此第三人也應負一定責任。案經調解，雙方各持己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 119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47條的規定，判決如下：由被告王適之一次性賠償醫葯費、誤工費及傷殘後的生活費 3600元（含已支付的600元），第三人賠償人民幣2000元，合共5600元給原告張欣欣。本案受理費50元，由被告負擔。

案例分析： 教師在教育教學活動和管理學生過程中，有時會因故意或過失而對學生的身體造成傷害。傷害發生後，往往會引起賠償訴訟。原告是確定的，是合法權益受損害的學生，但被告的確定卻比較復雜。起來說來，有這么幾種情況：（ 1）被告為學校；（2）被告為教師；（3）學校和教師為共同被告；（4）學校為被告，教師為第三人；（5）教師為被告，學校為第三人。本案例反映的是第五種情況。本書贊同第一種做法， 以為將學校列為被告，由其承擔賠償責任比較合宜，因教師對學生造成損害是教師的職務行為導致的。但這絕不是說教師不負任何責任，除負行政責任外，還應負民事賠償責任，學校可在履行賠償義務後，向教師追償學校所賠償的部分或個部費用。

校園法律案例分析(三）
老師擅拆學生信件致學生墜樓
案例：

原告：楊新宇，男， 18歲，天津市第48中學學生，住天津市河北區獅子林大街10號。

被告：天津市第 48中學

法定代表人：楊復興，校長。

第三人：王斌，男， 53歲，天津市第48中學教員、班主任。

第三人：陳利民，男， 23歲，天津市第48中學教員、校團隊書記。

第三人：楊國祥，男， 44歲，系楊新宇之父。

原告楊新宇向天津市河北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稱： 1988年10月26日下午，我因故未上第二節課，班主任王斌乘我不在教室，隨意翻弄我的書包，從錢夾里翻出校外女生給我的信件，並將信件和書包拿到辦公室。我得知後，前去索要，王斌令我將信件說清楚，否則不給我書包。為防信件內容擴散，我拿起信和書包欲走，王斌不讓走。學校團隊書記陳利民趕來，揪住我搶奪信件。我急忙將信塞入口中。陳利民即拳擊我面部，並摳我嘴，因未能搶到信，便將我挾持到三樓閱覽室內，反鎖屋門。為擺脫教師對我的毆打，我躍上窗檯，想從窗戶逃脫。此時，聽到一教師驚叫，我慌忙從三樓窗戶墜落樓外，造成多處骨折、肺出血等嚴重後果。除被告已墊付部分醫療費用外，仍有父母因陪伴誤工減少收入及營養費等計1300餘元的損失。要求被告負擔我治傷支出的一切費用，補償我喪失部分勞動能力帶來的經濟損失，並負責解決我今後的生活出路問題。

被告天津市第 48中學辯稱：原告無故曠課，班主任王斌為防其放在課桌內的東西丟失，將原告的書包、錢包拿到辦公室。因恐錢包內有錢，便打開錢包，發現未封口的信封，抽出信紙，見是原告早戀情書，即放在桌上。此時原告闖進辦公室，王斌與其談話，了解曠課原因，並進行說服教育。原告拒不服教，猛然將放在桌上的情書奪走，放入口中，拿起書包便走。王斌阻止，被原告推倒。此間，陳利民在四樓聽到聲響，快步趕到三樓察看，將原告面對面抱住，因見原告嘴特別鼓，臉色蒼白，恐其噎著，便用手摳其嘴裡的東西。原告用頭頂撞並撕扯陳利民的衣服，力圖掙脫，雙方拉扯到閱覽室，陳利民讓原告把嘴裡的東西吐到屋內爐里燒掉，原告便先進屋。當楊穎強老師進去時，發現原告已站在樓窗上，便上前拽其腿，讓其下來。原告將楊老師蹬倒在地。楊驚呼時，教務處張主任聞聲趕來，撲到窗前，只見原告兩手攀抓外窗檯，從左側向右側移動，由於腳下無可蹬踏而失落地面。原告傷現已痊癒，我校為其墊付了 2698.83元費用。原告墜樓系自身所為，與校方教育無因果關系，其後果應由其自負。要求原告返還學校已墊付的全部費用。

第三人王斌、陳利民認為被告所述屬實，並提出自己系履行職務，並無不當。

第三人楊國祥提出：王斌擅自拆看原告信件，已構成對原告人格的侵犯；陳利民採用暴力手段搶奪信件，毆打原告，對原告墜樓有直接責任。原告治傷所花費用應由被告承擔。

天津市河北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原告楊新宇原系被告學校初三（ 2）班學生，王斌系該班班主任，陳利民系被告學校團隊書記。事故發生時，楊新宇16歲。1988年10月26日下午第2、3節課，原告曠課。王斌去教室時，發現原告不在，因見原告書包及錢夾在課桌內，在察看錢夾時發現原告早戀情書，便將書包、錢夾、信件拿到辦公室。原告在第3節課期間回來上課，知其書包被班主任拿走，便前去索要。王斌讓原告說清早戀情書問題，原告拒談，並搶奪了部分信件及書包要走，被王斌抓住不放。而後陳利民趕到，將原告抱住。原告即將信塞入口中。陳利民摳原告的嘴，未能摳出信。原告力圖掙脫，雙方撕拽進入三樓閱覽室內。此時，校方在場人員提出，讓原告將信吐到閱覽室裡屋爐內燒掉。原告便含信進入裡屋。當圖書管理員楊穎強進入裡屋，發現原告已站在窗檯上，便上前阻攔，被原告蹬倒。原告從三樓窗戶逃脫摔傷，致右肋骨幹骨折、第六胸椎壓縮骨折、骨盆骨折、肺挫傷。經住院治療傷已痊癒。原告住院期間，被告墊付了醫葯費、住院費1830.83元、護理費768元、營養費100元，共計2698.83元。此外，原告母親因陪伴誤工減少收入1044.16元。

河北區人民法院認為：原告在，學校上學期間，應當遵守校規校紀，服從學校管理，不應擅自曠課，過早戀愛。由於原告違反了校規，王斌作為班主任在查課時發現原告曠課及情書，擬對原告進行教育是正確的，並非屬於私拆信件行為。但在原告搶走信件時，王斌不夠冷靜，方法過於簡單。陳利民身為教師，遇事應採取說服教育方法，但當原告將信件塞入口中後，卻同原告撕扯，並採取強制摳嘴措施，以令其吐出信件，顯屬不當，況且原告此時尚未成年，從精神及心理上易產生逆反心態，致使原告急於脫離現場，故應承擔相應的風險責任。原告此時雖未成年，但處於限制行為能力階段，應預見到從窗戶逃脫有危險，卻不顧阻攔，堅持從窗逃脫，應負主要責任。王斌、陳利民管教原告屬於職務行為，其應承擔的責任由被告承擔。被告對原告治療期間墊付之款，應負擔其中一部分，其餘由原告負擔。因原告目前尚無經濟收入，原告負擔的部分，應由其父第三人楊國祥退還給被告。根據《中華入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43條、第119條、第131條之規定，於1990年5月17日判決如下：（1）原告因傷所花用醫葯費用、住院費、營養費及陪伴費等共計3867 .99元，原告自行承擔2320.79元，被告承擔1547.20元；（2）被告墊付的2698.83元由第三人楊國祥退還被告1151.63元；（3）雙方其他請求予以駁回。

判決後，楊新宇及楊國祥不服，上訴於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其墜地傷殘是王斌私自翻檢信件及陳利民連續施暴所致，要求校方承擔全部醫葯費、營養費、傷殘補助費及護理費。天津市第48中學不同意楊新宇的上訴請求。

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二審審理中，對楊新宇的勞動能力進行了法醫鑒定，其結論為："被鑒定人楊新宇右肋骨骨折畸形癒合，對右臂持重物功能有一定影響"。

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私人的信件，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開拆。王斌擅自拆楊新宇信件一節，違反有關法律規定和社會對未成年人的保護。陳利民摳楊新宇嘴內的信件，顯然欠妥，致使楊新宇從窗走脫，給楊新宇造成一定的損害，侵害了楊新字的合法權益。對此，陳利民應負主要責任。楊新宇在校期間，不遵守學校制度，導致本賠償事實發生，負有一定責任，其上訴請求全部賠償，本院礙難支持。楊新宇因年歲尚輕，其右臂功能因傷受到一定影響，校方應酌情給予一定的傷殘補償。王斌、陳利民的行為屬職務行為，賠償責任應由天津市第 48中學負擔。楊新宇目前無經濟收入，其應承擔的部分，由其父楊國祥負擔。綜上所述，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19條、第121條及第131條之規定，於1992年7月7日判決如下：（ 1）維持一審法院判決第三條；（2）變更一審法院判決第一條為：楊新宇因傷花用醫葯費、住院費、營養費及陪伴費等共計3867.99元，天津頁第48中學負擔2707.59元，楊新字負擔1160.40元；（3）加判：天津市第48中學一次性付給楊新宇傷殘補助費3000元，減除已給付2698.83元，餘款在判決生效後1個月內付清。

案例分析：

在校學習的學生，應當遵守校規校紀，如有違犯，應當給予批評教育直至紀律處分。但學生依法享有的各種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教師和學校不得以任何借口予以侵害，否則，即為侵權行為，並應依法承擔侵權的法律責任。

本案糾紛的發生，是由原告楊新宇曠課違反校規而引發，學校教師在主觀上雖然是想對其違紀行為進行教育，但所實施的行為，從一開始就超出了教育管理的范圍，直接侵害了原告所享有的合法權益。

其一， 在事故發生時，楊新宇雖是未成年人，但依法享有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權。我國憲法第 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本案楊新宇的信件不涉及國家安全和刑事犯罪，班主任也不是享有通信檢查權機關的工作人員，在楊新宇不在場的情況下，班主任無權開拆並檢查其信件內容。如為防止楊新宇的書包和其他物品丟失，可以讓同班其他同學代為看管，或拿到辦公室代為保管，但絕不能在當事人未同意又不在場的情況下，擅自翻弄、檢查其書包、物品，更不能開拆和檢查其信件。開拆和檢查他人信件，就侵犯了信件所有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權。

其二， 老師在拆開原告的信件後，閱看了信件的內容，知道了原告信件是他人寫來的戀愛信件。對此，老師本應向其講明早戀的影響，提醒其注意即可。但老師卻讓其說清楚早戀情書的問題，原告不說就不讓走，也不將信件交還原告，從而使其他老師也知道了原告早戀的問題。另一老師趕來摳原告塞入口中的信件，實際上是想讓原告交出信件。這些行為侵犯了原告的隱私權。

其三， 老師為拿到原告的信件，在原告將信塞入口中的情況下，用手去摳原告口中的信件；在摳不出來的情況下，與原告撕扯並將原告帶入另一房間，強迫其吐出信件並燒掉，這些是侵犯原告人身自由權的行為。

正是因為被告（由第三人實施）的侵權行為，致使原告為擺脫這種困境而越窗逃脫摔傷，被告對原告因摔傷所受到的損害，應承擔賠償責任。這種賠償責任，既包括原告治傷所受到的經濟損失，也包括原告因摔傷致今後勞動能力受到一定影響的補償。

但是，原告摔傷，和原告本人越窗逃脫也有一定因果關系。原告當時是屬於 限制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應當對越窗逃脫可能有的損害後果有所預見，但仍堅持越窗逃脫，致使摔傷，因而原告本人也是有一定責任的。原告應負的一定責任，不是基於原告在校期間不遵守校規所產生的。不遵守校規所產生的責任不是民事責任，而是一般違紀責任，兩者不能混同。

另外，二審法院的判決主文，前後相互矛盾。按二審判決的本意，被告除應當負擔原告2707.59元的治療費用外，還應負擔原告3000元的傷殘補助費。但根據判決的第三條，實際上成為被告對兩種費用共負擔3000元，這是主文表述上的錯誤。①
校園法律案例分析（四）
學校是否有罰款權 ？
案例： 某校初中學生馬超，學習成績不佳，守紀情況亦差。一天，他在教學樓內玩球，故意將一個價值 300元的吊燈打壞。學校在查明事實經過後，依據學校有關"損壞公物要賠償和罰款"的規章制度，對馬超作出三點處理決定：（1）給予警告處分；（2）照價賠償吊燈；（3）罰款300元。對此，學校、教師、學生和學生家長都沒有感到不妥。該校校長還在全校師生大會上以此事為案例，大談依法治校、從嚴治校的重要性。

案例分析： 實際上，學校對馬超的處理意見並不都是合法的。給予警告處分和要求照價賠償吊燈是合法的，而對學生課以罰款則是一種典型的違法行為。因為行政制裁包括行政處分和行政處罰兩個方面，學校有對學生予以處分（紀律處分）的權力，但卻沒有對學生進行行政處罰的權力。罰款是行政處罰的一種，只有國家特定的行政機關才有行政處罰權，學校對學生予以罰款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明確規定："沒有法定依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而且還規定，在實施行政處罰時沒有法定的行政處罰依據的，可以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在該案例中，學校對學生予以罰款的依據、以"法"治校的依據是學校所制定的規章制度，而這些規章制度中有些內容本身就是違法的。學校管理者如果把"違法治校"當成是"依法治校"，將會造成更大的錯誤。

校園法律案例分析（五）
居民建築影響教室採光怎麼辦？
案例： 1993年，某校周圍居民動遷，動遷後某房地產公司在該校教學樓南面建起一座8層樓，該樓距學校39米，影響教學樓正常採光。該校校長為保護學校的合法權益，首先找到了有關部門人員，弄清楚了有關房屋建築間距規定要求，確認房地產公司設計不合理，按居民建築條件計算建築間距是不允許的，該建築實屬違章建築。1990年11月遼寧省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正式通過的《遼寧省九年制義務教育條例》第12條規定，"學校教室附近，不得建設影響教室採光的建築物"，第30條第7款明文規定："違反第20條規定，除限其退還或拆除外，造成損失的，應予以賠償損失，對直接責任人員，由其主管部門給予行政處分，情況嚴重觸犯刑律的，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該校依據法律將違法行為向市人大、市建委、市城建局、市規劃局和區級機關、主管教育的單位分別投訴，得到了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使得房地產公司不得不承認確實違法，並答應賠償。在賠償時該校和開發公司算了一筆帳，自然光線不足，主要用燈光補，這樣一個教室每月電費多支出20元，14個教室擋光，一個月是280元，一年10個月是2800元，教學樓使用年限100年就是28萬元。隨著電費的上漲，就不止28萬元了。另外陽光無價，陽光的作用不只是照明，少了陽光會影響孩子的身心健康。該校校長不客氣地說："也許我們這些少年兒童是未來中央領導人的材料，若因陽光的缺少未能成才，誰能承擔起這個責任呢？"經過多方努力，最後學校和房地產公司達成協議，房地產公司賠償20萬元，另外拆除已蓋好的樓房一個開間以減輕對學校教學樓的擋光程度。

案例分析： 在本案例中，房地產公司並沒有直接侵害學校的財產所有權，但由於二者相鄰並之在採光方面產生了相鄰關系，房地產公司給作為相鄰方的學校在採光方面造成妨礙，依法律規定，房地產公司應排除妨礙，依法律規定，房地產公司應排除妨礙或賠償因此而給學校帶來的損失。

相鄰權變稱相鄰關系，是指相鄰的不動產所有人或佔有人對各自所有的或佔有的不動產行使所有樹或佔有權時，因相鄰各方相互間應給予方便或接受限制而發生的權利、義務關系。相鄰關系的主體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動產的所有人或佔有人，相鄰關系的客體並不是不動產本身，而是相鄰的不動產的所有人或佔有人行使其所有權或佔有權過程中所體現的利益。正確處理相鄰關系，既有利於合理利用財產使之充分發揮效益，也有利於社會安定。

相鄰關系有多種，如相鄰土地通行、使用關系，相鄰流水、排水關系，相鄰管線安設關系，相鄰通訊、採光關系，相鄰環境保護關系等。如何處理好這些關系呢？《民法通則》第83條規定："不動產的相鄰各方，應該按照有利生產、方便生活、團結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確處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風、採光等方面的相鄰關系。給相鄰各方造成妨礙或者損失的，應當停止侵害，排除妨礙，賠償損失。"

I. 法律案例分析，怎麼做

格式如下：

1、案例分析方法的特點；

2、探討案例分析方法的意義；

3、案例分析專的屬兩種基本方法之一：法律關系分析法。

4、案例分析的另一種基本方法：請求權基礎分析法；

5、兩種案例分析方法的比較；

J. 一道司法案例分析題，求答案。

1．（1）「審訊人員將李某提到公安局辦案基地對其實施了捆綁、吊打、電擊等行為，3天3夜不許吃飯，不許睡覺，只給少許水喝，並威脅不坦白交代搶劫殺人罪行、認罪態度不好法院會判死刑。最終，李某按審訊人員的意思交代了搶劫殺人的事實。」這是偵查人員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獲取的李某的供述，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款的規定，屬於非法證據，而且，依據該條款的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2）「偵查人員還對李某的住處進行了搜查，提取扣押了李某鞋子等物品，當場未出示搜查證」，偵查人員搜查扣押的李某的鞋子等物品，屬於物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款的規定，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屬於非法證據，才應對該證據予以排除。

2．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2款之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由此可見，本案負有排除非法證據義務的機關包括東湖市公安局、東湖市檢察院和東湖市中級法院。

3．對於李某的盜竊罪而言，有保安的指認，而且有李某的供述，並經查證屬實。因此，對李某的盜竊罪應作有罪判決。
對於李某的搶劫罪，只有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和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證加以證明，未達到《刑事訴訟法》第53條第2款規定的給被告人定罪的「證據確實、充分」的三個要求「（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因此，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95條的規定，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4．結合本案，簡要說明刑事訴訟法對保障刑法實施的價值。
刑事訴訟法在保障刑法實施方面的價值有：第一，通過明確對刑事案件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為調查和明確案件事實、適用刑事實體法提供了組織上的保障。第二，刑事訴訟法通過明確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主體的權力與職責及訴訟參與人的權利與義務，為調查和明確案件事實及適用刑事實體法的活動提供了基本構架；同時，由於有明確的活動方式和程序，也為刑事實體法適用的有序性提供了保障。第三，規定了收集證據的方法與運用證據的規則，既為獲取證據、明確案件事實提供了手段，又為收集證據、運用證據提供了程序規范。第四，關於程序系統的設計，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避免、減少案件實體上的誤差。第五，針對不同案件或不同情況設計不同的具有針對性的程序，使得案件處理簡繁有別，保證處理案件的效率。
在本案中，刑事訴訟法通過規范證據的收集程序和運用規則，讓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排除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同時，在本案中，通過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相互之間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了刑法的正確實施，保證了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目標的實現，以有效的程序機制保障了刑法的實現。

5．結合本案，簡述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完善過程，闡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訴訟價值。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指違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獲取的證據，原則上不具有證據能力，不能為法庭採納。既包括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也包括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
在我國，為保證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於證據的收集、固定、保全、審查判斷、查證核實等，都規定了嚴格的程序。
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幾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199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也規定，以刑訊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
2010年6月發布的《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對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一方面，明確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條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於非法言詞證據。第2條規定，經依法確認的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14條規定，物證、書證的取得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否則，該物證、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另一方面，明確了非法取得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排除程序。
2012年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吸收了《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相關內容，在三個方面增加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第一，排除范圍。即刑事訴訟法第54條的規定。第二，法庭調查，包括啟動、證明、處理。即刑事訴訟法第56、57、58條的規定。第三，法律監督。即刑事訴訟法第55條的規定。
在本案中，排除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是對2010年《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及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關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有效貫徹和落實。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訴訟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乃至每個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進行否定性評價，能夠使非法取證一方承受不利的程序結果和實體結果，消除非法取證的心理動力，從而達到保障訴訟參與人各項權利、保障無辜的人不受追究的目的。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有利於保障李某的人權，同時，警示司法人員在以後的執法中應充分保障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
第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保障程序公正，保障訴訟程序獨立價值的實現。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助於督促公檢法機關嚴格遵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通過程序性制裁來實現對程序公正的追求。在本案中，通過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彰顯了程序的獨立價值，維護了程序的公正性，是程序公正價值的重要體現。
第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規范司法行為，維護司法權威，彰顯法治精神。司法行為是否合法、是否規范，是衡量司法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設水平的重要標志，關繫到司法權威的實現和確立。司法機關若非法取證、帶頭違法，就會嚴重損害司法機關形象，損害法律權威，對整個社會的法律信仰和法治精神也有著巨大的破壞。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有利於抑制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督促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樹立懲罰與保護並重的司法理念，堅持規范理性文明執法，這對樹立我國司法的權威，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