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推定司法

❶ 中國大陸的司法實踐中，是有罪推定還是無罪推定

無罪推定在我國是一個普遍應用的定義，但是在法律規范自身，遠遠地沒有在我國社會發展那麼被普遍應用。最先無罪推定，是一個在刑事訴訟法中應用的標准。但這一標准並不是在刑事訴訟法的所有環節都應用的，比如在審查起訴，一切一個國家的理論都不容易說在審查起訴務必應用無罪推定，實際上在審查起訴一絲不掛的便是有罪推定，假如行為較大，堅決就抓。審理案件的警員秉著的便是猜疑一切有關系的人的構思開展偵破。

第一百九十五條在被告最終闡述後，法官公布休庭，仲裁庭開展評定，依據早已查清的客觀事實、直接證據和相關的法律法規，各自作出下列裁定：

（一）案子證據確鑿，直接證據的確、充足，根據法律法規評定被告犯法的，理應做出犯法裁定；

（二）根據法律法規評定被告沒罪的，理應作出無罪判決；

（三）無證據，不可以評定被告犯法的，理應做出無證據、控告的違法犯罪不可以創立的無罪判決。

❷ 推定1.立法推定與司法推定的主要區別在於（）A

事實推定與法律推定的區別在於(D)。

A.法律效果不同

B.產生的方式不同

C.適用的范圍不同

D.推定的種類不同

❸ 現行法律或司法解釋中有關推定在刑事司法中的運用規定

所謂刑事推定，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司法人員根據事實之間的常態聯系，以某一已經查明的事實推斷另一難以證明的事實的存在。這里，已經查明的事實為「基礎事實」，由基礎事實推斷出來的事實為「推定事實」。由於基礎事實和推定事實之間存在著邏輯上的共存關系，所以只要基礎事實存在，就可以認為被推定的事實存在而無需證明。刑事推定是基於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而來，一般具有合理性和確定性，但其可靠性只能達到高度蓋然性的程度，不具有絕對性。因此，在進行刑事推定時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

刑事推定：

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並非所有事實都能推定，哪些事實可以推定，哪些事實不能推定，這是刑事推定規則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這一問題不僅涉及程序問題，而且涉及實體問題。刑事推定的事實不是案件事實的全部，而是其中的某一要素或環節。因此，必須運用證據證明的事實、要求證明的結果具有唯一性的事實以及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不存在共存關系或雖然存在共存關系，但蓋然性程度不高的就不屬於刑事推定的對象，不能適用刑事推定。

犯罪主觀方面之推定：
犯罪的主觀方面是指行為人對於危害社會的結果的主觀心理狀態，它包括直接故意、間接故意和過失，在某些犯罪構成中還以是否具有某種犯罪目的，是否「明知」以及是否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和「謀取個人利益」這些主觀動機作為構成犯罪的要件。犯罪的主觀方面作為行為人的一種內心活動，只要行為人拒不供認或矢口否認是很難直接查明的，但作為犯罪構成要件之一，又是必須查明的。此時，推定是唯一的途徑。由於「推定往往是能夠證明被告人心理狀態的唯一手段，因而在刑事司法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①但是，推定並不是主觀臆斷，而應根據行為人所具體實施的犯罪行為來分析、推斷其主觀方面的內容。這種推定具有高度的蓋然性，它允許行為人反駁，如果行為人反駁理由不成立，則推定成立。

犯罪客觀方面之推定：
犯罪客觀方面是犯罪活動的客觀外在表現，一般應由控方用證據加以證明，但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只要具備了一定的條件，就可以推定被告人具備了犯罪客觀方面的某些要件。犯罪客觀方面之推定涉及到被告人的證明責任問題。當然被告人的證明責任僅僅是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始終在控方，如果控方不能舉證或舉證達不到法定的要求，被告人將被判決無罪。但是，由於對犯罪的某些構成要素和犯罪構成要素以外的事實，被告人具備了掌握證據上的信息優勢，而控方無法用直接證據證明，考慮到證明的需要和舉證的便利以及為了更有利於刑事證明的推進，必須由被告人承擔證明責任，被告人不能證明的則推定指控的事實成立。

特殊情形之推定：
特殊情形之推定是指由於公安、司法人員的違法執行職務或失職或存在其他一些特殊的情形，出於政策上和價值取向上的考慮，推定某項有利於被告人的事實的存在。

❹ 何家弘的學術成就

「錯案為何能復制」，載《人民法院報》2013年4月26日
「刑事司法大趨勢」，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
「嚴懲不如嚴查」，載《法制咨詢》2009第4期
「反腐敗：在嚴懲、嚴查與嚴防之間」，載《人民檢察》2009年第7期
「論法律語言的統一和規范——以證據法學為語料」，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
「用品格證明人身危險性的探索——評劉立霞博士的新著《品格證據在刑事案件中的運用》」，載《河北法學》2009年第2期
「論推定概念的界定標准」，載《法學》2008年第10期
「論推定規則的適用」，載《人民司法》2008年第18期
「從自然推定到人造推定—關於推定范疇的反思」，載《法學研究》2008年第4期
「論推定規則適用中的證明責任和證明標准」，載《中外法學》2008年第6期
「從『硬審訊法』到『軟審訊法』」，載《人民檢察》2008年第17期
「論職務犯罪偵查職權的優化整合」，載《人民檢察》2008年第20期
「享受法學」，載《法制資訊》2008年第10期
「證據的審查與認定原理論綱」，載《法學家》2008年第3期
「證據學抑或證據法學」，載《法學研究》2008年第1期
「《奧運規則》專題報道之一 奧運·法治·民主」，載《民主與法制》2008年第15期
「提高瀆職犯罪的『風險成本』」，載《先鋒隊》2008年6期
「刑事錯案中的證據問題——實證研究與經濟分析」，（何家弘、何然合著）載《政法論壇》2008年第2期
「從法律走向法治」，載《民主與法制》2008年第5期
「證據法功能之探討——兼與陳瑞華教授商榷」，載《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
「構建和諧社會中的檢警關系」，載《人民檢察》2007年第23期
「論職務犯罪偵查的專業化」，載《中國法學》2007年第5期
「論司法證明的基本范疇」，載《北方法學》2007年第1期
「多種些活樹 少談些森林——也說『中國法學向何處去』」，載《現代法學》2007年第1期
「中國司法鑒定製度改革的基本思路」，載《人民檢察》2007年第5期
「論證據的基本范疇」，載《法學雜志》2007年第1期
「中國陪審制度的改革方向——以世界陪審制度的歷史發展為借鑒」，載《法學家》2006年第1 期
「人權語境中的「好人」與「壞人」——從鍾南山院士被搶談起」，載《人民檢察》2006年第17期
「從司法證明模式的歷史沿革看中國證據制度改革的方向」，載《法學家》2005年第4期
「中國特色的檢察體制的完善」，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
「對法定證據制度的再認識與證據採信標準的規范化」，載《中國法學》2005年第3期
「論司法鑒定的規范化」，載《中國司法鑒定》2005年第3期
「刑事司法的十大發展趨勢」，載《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從正義女神的蒙眼布談起」，載《人民檢察》2005年第1期
「司法證明標准與烏托邦——答劉金友兼與張衛平、王敏遠商榷」，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6期
「秘密偵查立法之我見」，載《法學雜志》2004年第6期
「論檢察機關執法觀念的更新」，（何家弘、劉為軍合著）載《人民檢察》2004年第3期
「文書審與司法公正觀」，《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
「論法官造法」，載《法學家》2003年5期。
「2002年偵查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法學家》2003年1期，何家弘，劉品新，劉為軍
「圈套、誠信與偵查法治」，載《山東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3年6期，何家弘，劉為軍
「兩大法系證據制度比較論」，載《比較法研究》2003年第4期，何家弘；姚永吉；
刑事證據立法與犯罪偵查觀念山東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4期
中國需要「法治」足球中國律師，，編輯部郵箱2002年第9期
「法律不是專政的工具」，載《山東人大工作》2002年第3期
「刑事證據立法與犯罪偵查觀念」，載《山東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4期
「足球黑哨問題之我見」，載《法學雜志》2002年2期。
「測謊結論與證據的有限採用規則」，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2期。
「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之我見」，載《政治與法律》2002年1期。
「入世·足球·法治」，載《比較法研究》2002年2期。
「2001年物證技術學與偵查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法學家》2002年1期-何家弘，李學軍，劉品新
「司法介入提法醒目，但不準確」，載《足球世界》2002年第2期，爾冬，何家弘；
「論科學證據的採納與採信」，載《中國司法鑒定》2002年1期，何家弘，劉曉丹
「什麼是誘惑偵察」，載《法治與社會》2002年11期，何家弘，龍宗智
「完善司法鑒定製度是科學證據時代的呼喚」，載《中國司法鑒定》2001年1期-何家弘，劉昊陽
「2000年偵查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法學家》2001年1期-何家弘，劉品新，陳碧
「中國刑事證據規則體系之構想」，載《法學家》2001年第6期。
「試論刑事司法與證據制度的價值取向」，載《犯罪研究》2001年第1期。
「論司法證明中的推定」，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
「司法證明同一論」，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1年第1期。
「刑事證據的採納標准和採信標准」，載《人民檢察》2001年10期。
「「零口供」與沉默權」，載《人民檢察》2001年第4期。
「論司法證明的目的和標准——兼論司法證明的基本概念和范疇」，載《法學研究》2001年第6期。
「論司法證明方法的特點和種類」，載《公安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
「沉默權制度及刑事司法的價值取向」，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
「證據的採用標准」，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0年第3期。
「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沉默權制度」，載《上海市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0年第6期。
「關注家庭暴力」，載《今日中國（中文版）》2000年第3期。
「試述證據法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載《法學雜志》2000年第2期。
「試論司法公正觀念的相對性」，載《中國司法》2000年第4期。
「法學的通俗化」，載《政治與法律》2000年第3期。
「讓證據走下人造的神壇——試析證據概念的誤區」，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5期。
「執法長官與公訴律師——美國檢察官職能評析」，載《人民檢察》1999年第5期。
「司法公正論」，載《中國法學》1999年第2期。
「自由心證與認證制度──證據學師生對話錄」，載《中國司法》1999年第1期。
「監督，還是介入?──論大眾傳媒對司法公正的影響」，載《中國司法》，1999年第9期。
「女性「失貞」面面觀——來自婦女熱線的報告證人李昌鈺」，載《人民公安》1999年第7期。
「司法證明方式和證據規則的歷史沿革——對西方證據法的再認識」，載《外國法譯評》1999年第4期。
「公正執法與科學執法」，載《上海市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
「有毒的樹上結出的果實一定有毒嗎?──關於證明責任與證明標準的師生對話錄」，載《中國律師》1999年第3期。
「陪審制度改革斷想」，載《中國律師》1999年第4期。
「有毒的樹上結出的果實一定有毒嗎?（三）──關於證明責任與證明標準的師生對話錄」，載《中國律師》1999年第5期。
「有毒的樹上結出的果實一定有毒嗎?（四）──關於證明責任與證明標準的師生對話錄」，載《中國律師》1999年第6期。
「有毒的樹上結出的果實一定有毒嗎?（五）」，載《中國律師》1999年第7期。
「神證·人證·物證——試論司法證明方法的進化」，載《山東公安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第2期。
「陪審制度縱橫論」，載《法學家》1999年第3期。
「李昌鈺：一流美國法庭科學家」，載《科學與文化》1999年第5期。
「美國總統柯林頓給會議的賀信」，載《法學家》1998年第5期。
「美國反腐敗法律制度」，載《外國法譯評》1998年第4期。
「我與推理小說的緣份」，載《法律與生活》1998年第1期。
「現場勘查之王——美籍華裔物證鑒定大師李昌鈺博士」，載《法律與生活》1998年第2期。
「加拿大警察一瞥」，載《法律與生活》1998年11期。
「證據意識漫談」，載《法學雜志》1998年第3期。
「沒有掛簾的窗戶——美國華裔「超級神探」李昌鈺辦案紀實」，載《中國司法》1998年第3期。
「1997年物證技術學偵查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法學家》1998年第1期，孫言文；何家弘；劉品新；王保國
「證明的自由」，載《外國法譯評》1997年第3期，喬納森·科恩著，何家弘譯；
「香港「廉署」采訪記」，載《華夏星火》1997年第6期。
「證據調查方法探源」，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
「證據調查方法探源（續）」，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1997年第2期。
「為「自由心證」正名」，載《法學雜志》1997年第6期。
「米蘭達忠告」，載《人民檢察》1997年第4期。
「日本的犯罪偵查制度（一）」，載《公安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
「日本的犯罪偵查制度（二）」，載《公安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
「日本的犯罪偵查制度（三）」，載《公安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
「1995年物證技術學和偵查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法學家》1996年第1期，徐立根、何家弘、施正文。
「英文版《中國審判案例要覽》評介」，載《法學家》，1996年第5期，德瑞克·羅德立；何家弘。
「法國犯罪偵查制度（續）」，載《公安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
「證據調查學的對象和體系」，載《法學雜志》1996年第6期。
「關於創建「證據調查學」的構想」《法學家》1996年第6期。
「論美國檢察制度的特色」，載《外國法譯評》1995年第4期。
「法國的犯罪偵查制度」，載《公安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
「法國的犯罪偵查制度（續）」，載《公安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
「法國的犯罪偵查制度（續）」，載《公安大學學報》1995年第6期。
「外國法庭科學鑒定製度初探」，載《法學家》1995年第5期。
「1994年物證技術學和偵查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法學家》1995年第1期，徐立根；何家弘。
「物證技術學學科建設的現狀與展望」，載《法學家》1994年第5期，徐立根；何家弘。
「物證技術在強化執法職能中的重要作用」，載《法學雜志》1994年第2期，徐立根；何家弘。
「美國檢察制度研析」，載《法學家》1994年第4期。
「美國檢察制度的歷史研究」，載《法治論叢》1994年第3期。
「美國的犯罪偵查制度」，載《公安大學學報》1994年第5期。
「美國的犯罪偵查制度（續」，載《公安大學學報》1994年第6期。
「從洛杉磯事件透視美國審判制度的弊端」，載《法學雜志》1992年第5期。
「外國偵查制度淺析」，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
「外國偵查制度試析」《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
「英國的犯罪偵查制度」《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
偵查學十年」，載《法學家》1989年第2期。
「美國檢槍史上的著名案例」，載《法學雜志》，1989年第3期。
「偵查方法史考（二）」，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
「刑事訴訟證據屬性新辨」，載《法學家》1988年第6期
「罪犯識別與親子鑒定中的「遺傳密碼指紋法」」，載《法學雜志》，1988年第1期。
「偵查方法史考（一）」，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1988年第6期。
「犯罪偵查中的同一認定問題」，載《法學家》，1987年第5期。
「犯罪偵查學基礎理論芻議——與劉瑞榕、徐敏洪同志商榷」，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1987年第5期。
「從一件奇案論同一認定的兩種基本認識方法」，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
「同一認定種類之我見」，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
「同一認定理論與犯罪偵查學」，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
「對墨刑的一點新認識」，載《法學雜志》，1986年第2期。
「防衛過當的定罪問題」，載《法學雜志》，1985年第4期。
「在運動中把握法制的協調發展」，載《法學》1984年第10期。
「美國測謊業一瞥」，載《法學雜志》，1984年第3期。 《扭曲的靈魂――外國犯罪實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虛擬的真實――證據學講堂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犯罪的密碼――科學探案紀實》，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換位的視角――多媒體對話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證據的語言――法學新思維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從通俗到深奧――法治文化雜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從觀察到思考――外國要案評析》，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從它山到本土――刑事司法考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從相似到同一――犯罪偵查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從應然到實然――證據法學探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人生狹路――黑蝙蝠·白蝙蝠》，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人生誤區――龍眼石之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人生黑洞――股市幕後的罪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人生情淵――雙血型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法律英語――美國法律制度》（第4版）（主編），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豪門血案》（獨著），大眾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黑蝙蝠·白蝙蝠》（獨著），大眾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雙血型人 股市幕後的罪惡》（獨著），大眾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毒樹之果》（主編），大眾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證據法學》（合著），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三言九問 德恆證據學論壇實錄》（合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新編犯罪偵查學》（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證據法學研究》（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簡明證據法學》（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法律英語》（主編），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外國刑事司法制度》（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新編證據法學》（主編），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中國的陪審制度向何處去――以世界陪審制度的歷史發展為背景》（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中國偵查學·物證技術學發展報告》（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享受法緣》（獨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公安學論叢》（主編），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刑事司法大趨勢 以歐盟刑事司法一體化為視角》（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05年版
《證據調查》（第2版）（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刑事證據大全》（第2版）（譯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中外司法體制研究》（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年版
《證人制度研究》（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
《西方奇案》（譯著），群眾出版社2000年版
《司法鑒定概論》（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檢察證據教程》（主編），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證據法學》（主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刑事證據制度改革研究》（主編），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偵查論叢》（主編），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外國證據法》（主編），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神證·人證·物證》（獨著），大眾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法律人才與司法改革――中日法學家的對話》（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版
《黑蝙蝠·白蝙蝠――證據的困惑》（獨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外國證據法選譯――增補卷》（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電子證據法研究》（主編），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刑事審判認證指南》（主編），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外國證據法選譯》（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證據學論壇》（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00年版
《法苑雜談》（獨著），中國檢察出版社2000年版
《當代美國法律》（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證據調查實用教程》（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新編證據法學》（主編），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證據調查》（主編），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當代西方犯罪與罪案實錄》（主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域外痴醒錄》（獨著），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畫》（獨著），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歐美刑事司法制度》（主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審訊與供述》（譯著），群眾出版社1992年版
《血痕彈道指紋探奇》（譯著），群眾出版社1991年版
《犯罪鑒識大師 李昌鈺》（獨著），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人生誤區――龍眼石之謎》（獨著），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性科學知識薈萃》（編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法律英語實用教程――美國法律制度要覽》（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人生黑洞――股市幕後的罪惡》（獨著），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刑事證據大全》（譯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瘋女》（獨著），群眾出版社1995年版
《毒樹之果 美國刑事司法隨筆》（編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中美檢察制度比較研究》（英文版）（獨著），中國檢察出版社1995年版
《同一認定――犯罪偵查方法的奧秘》（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外國犯罪偵查制度》（編著，第一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人工生育及其法律道德問題研究》（譯著），中國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英國警察》（譯著，第一作者），群眾出版社1989年版
《私人偵探與私人保安》（編譯，第一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偵查人員出庭憑證的范圍和程序」（200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項目）
「刑事訴訟中證據調查制度的完善」(2009年中國法學會項目）
「檢察制度比較研究」（2007年度最高人民檢察院重大項目）
「司法鑒定人的出庭作證研究」（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項目）
「偵查機關強制采樣的必要性及合法化路徑的研究」（2007年北京市刑偵學研究會項目）
「證據的審查與認定原理研究」（2006年國家社科規劃基金項目）
「刑事錯案實證研究」（2006年美國福特基金會項目）
「證據的審查與認定原理研究」（2006年國家社科規劃基金項目
「陪審制度比較研究」（2004年司法部項目）
「歐盟刑事司法一體化」（2004年歐盟法律與司法合作項目辦公室項目）
「刑事審判中的證據制度研究」（2000年國家重點社科基地重大項目）
「刑事審判認證制度研究」（2001年美國福特基金會項目）
「電子證據法研究」（教育部「十五」規劃項目）
「中外司法體制研究」（司法部項目）
「證人制度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檢察機關執法觀念的轉變」（最高人民檢察院項目）

❺ 立法推定與司法推定的主要區別在於（

立法推定與司法推定的主要區別在於（D）

A．前者由立法者規定後者由法官裁量適用

B．前者轉移的是證明責任後者轉移的是提高證據的責任

C．前者不得用反證推翻後者可以用反證推翻

D．前者不一定符合經驗法則後者須符合經驗法則

❻ 論述題 1.論司法的基本原則 2.論立法的基本原則

1、論司法的基本原則
（1）司法法治原則。司法法治原則是指在司法過程中，要嚴格依法司法。既要遵循實體法又要遵循程序法，具體體現為：「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以事實為根據，就是司法機關對案件作出處理決定，只能以被合法證據證明了的事實和依法推定的事實作為適用法律的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就是指司法機關在司法時，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辦事，把法律作為處理案件的唯一標准和尺度。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兩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廢，必須在司法中全面貫徹執行。

（2）司法平等原則。司法平等原則是現代法律平等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在司法活動中的具體體現。在我國，司法平等原則具體地體現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它是指各級國家司法機關及其司法人員在處理案件、行使司法權時，對於任何公民，不論其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等有何差別，也不論其出身、政治歷史、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有何不同，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有任何的特殊和差別。這一原則不僅適用於公民個人，也適用於法人和其他各種社會組織。

實行這一原則，對於切實保障公民在適用法律上的平等權利，反對特權思想和行為，懲治司法腐敗行為，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權威、尊嚴和統一，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加速實現法治，有其重要意義。

（3）司法獨立原則。即司法權獨立行使原則，是指司法機關在辦案過程中，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司法權。這是我國憲法規定的一條根本法原則，也是有關組織法和訴訟法規定的司法機關適用法律的一個基本原則。這一原則要求司法權只能由國家的司法機關統一行使；司法機關行使司法權只服從法律；司法機關行使司法權時，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和法律程序辦事，准確適用法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司法權不受監督，這里包括：黨的領導和監督；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司法機關上下級以及同級之間的監督；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以及人民群眾的監督等。

（4）司法責任原則。即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在行使司法權過程中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嚴重後果而應承擔責任的一種制度。這是根據權力與責任相統一的法治原則而提出的權力約束機制。

（5）司法公正原則。司法公正原則是指司法機關及其司法人員在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中應堅持和體現公平和正義的原則。司法公正是社會正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其中實體公正主要是指司法裁判的結果公正，當事人的權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違法犯罪者受到了應的懲罰和制裁。程序公正主要是指司法過程的公正，司法程序具有正當性，當事人在司法過程中受到公平的對待。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和靈魂，是司法的本質要求和終極價值准則。

2、論立法的基本原則
2000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最終通過的<<立法法>>，在總則中明確規定的中國立法基本原則有四項：一是憲法原則，二是法治原則，三是民主原則，四是科學原則。
1、憲法原則 憲法是萬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級的法律，是綜合性地規定諸如國家性質、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國家政權的總任務、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機構這些帶根本性、全局性的關系或事項的根本大法。其他所有法律、法規，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以憲法作為立法依據或基礎，或是不得同憲法或憲法的基本原則相抵觸。離開了甚至背離了憲法的原則或精神，立法乃至整個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會紊亂。因此，各國立法都非常強調正確處理立法與憲法的關系，強調立法應當以憲法為根據或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中國立法自然也如此。1982年憲法明確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第五條）又規定行政法規應當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條）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據自治許可權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而規定自治許可權的民族區域自治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部門規章和政府規章同樣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立法應當以憲法為根據或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作為一項立法原則，可以稱其為立法的憲法原則。這一原則，本來可以列為立法的法治原則之中，作為法治原則這一基本原則中的一個方面的原則，或一個具體原則。各國立法遵循憲法原則或憲法基本原則，也就是從一個重要側面遵循法治原則。強調立法的法治原則，首先需要強調的，就是立法應當遵循憲法原則特別是憲法的基本原則。正因此，在闡述立法基本原則時，沒有專門闡明立法的憲法原則，而是在闡明法治原則時，包含憲法原則。在現代國家實行法治，不能不堅守憲法，不能不遵循憲法原則。立法法草案第三條本來也是將立法的憲法原則作為法治原則的組成部分的：「立法應當根據憲法，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但2000年3月所通過的立法法正式文本，並沒有明確確立立法的法治原則，而是將立法的法治原則分解開來，首先確立了作為法治原則組成部分的憲法基本原則。 立法應當遵循憲法原則，這是當今各國立法最基本的准則之一。那麼各國憲法基本原則的主要內容有哪些呢？這是問題的一個關鍵。憲法的基本原則是一國基本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在憲法中的集中體現。各國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是有差異的，因而各國憲法的原則也不盡相同。但是必須指出，由於憲法主要是近代以來所發展起來的一種法律形式，而近代以來各國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盡管存在差異，卻都是近代以來的主流文明所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因而它們是有文明的相通性的。這種文明的相通性或普適性體現到憲法中，就使各國憲法盡管呈現種種特色，卻同時也使各國憲法在基本原則方面具有共通語言。觀察近代以來各國憲法，其共通性的原則主要有這樣幾項：人民主權原則；權力制約原則；基本人權原則；法治原則。各國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以這些原則為指導，就是要體現這些原則。中國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無疑也是要遵循這些原則的。研讀中國憲法，人們不難看到，這些原則在不少條文中得以體現或貫徹。 然而立法法所確立的立法應當遵循的憲法原則中，並沒有明確包含這些內容。從立法法的規定看，中國立法應當遵循的憲法原則，更主要的是政治原則。根據立法法的規定，中國立法所遵循的憲法基本原則，是指執政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按照這條基本路線，執政黨及其領導的國家，在現時期以及今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也就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為兩個基本點。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按照權威人士的解釋，也就是應當以執政黨的這條基本路線指導立法。這條基本路線是歷史和現實的基本經驗的總結，是中國國情的反映和結論，因而為憲法所充分肯定，應當作為立法的基本原則。1993年八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正式確立了這條基本路線，從而使其成為基本的國策。立法以這樣的憲法基本原則為原則，就使中國立法的憲法原則，成為世界上非常具有本國特色的一種憲法原則。這樣的特色，是各國立法所遵循的憲法原則在具體內容上具有差異性的一個表現。不過，如果立法法在確立中國立法的憲法基本原則時，能夠既體現各國憲法基本原則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的特色，當會使中國立法的憲法原則完美得多。就是說，在這方面，中國立法法尚待改進和完善，中國立法的憲法原則尚待進一步完備。 中國立法法以其深具特色的憲法基本原則，作為中國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則，這一點已如上述。那麼遵循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內容的憲法基本原則，意味著什麼呢？遵循這項原則意味著：其一，立法應當以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為大局。應當積極制定經濟方面的法律、法規，積極建設市場經濟法律體系。20多年來，立法實踐已經充分注意這一點，制定了相當數量的經濟法律、法規，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宏觀框架亦已大體形成。其二，立法應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是國家的根本制度，立法的社會主義方向和人民民主專政性質不能改變，立法應當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各項事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各項事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因而立法需要堅持黨的領導。立法堅持黨的領導，主要應當堅持以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指導立法，而不是代替立法機關和其他立法主體的立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各項事業的指針，也是立法的指針，在現時期特別是要注重以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立法。其三，立法應當與改革開放相得益彰。這些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各方面的社會生活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產生大量的新的社會關系需要立法調整，由此推動立法獲得很大進展。另一方面，立法也應當積極確認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使改革獲得法的依據從而名正言順地進行；將改革開放的成果和成功經驗確立和鞏固下來，使改革開放能夠穩定地、成功地、深入地進行下去；通過制定有關法律、法規，為改革開放所需要的安定的社會環境和社會秩序提供保障。 2、法治原則 經濟上實行市場化，政治上實行法治化，是現代社會不同於以往社會的顯著標志。而這兩化都需要有法治來推動來保障。因而現代社會更為顯著的標志，就在於要求建設法治國家，實現國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現代化。像中國這樣的有著長久的人治傳統的國家，要實現現代化，更需要丟棄人治而實現法治。立法作為建設法治國家的前提和基礎，也因此需要實行法治化，需要堅持法治原則。這一原則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內容突出地體現為：一切立法權的存在和行使都應當有法的根據，立法活動的絕大多數環節都依法運行，社會組織或成員以立法主體的身份進行活動，其行為應當以法為規范，行使法定職權，履行法定職責。在立法需要遵循的法的根據中，憲法是最高規格的根據。堅持立法的法治原則，就要有一套較為完善的立法制度，為立法權的存在和行使，為立法活動的進行，提供法的根據。特別要有關於立法許可權劃分、立法主體設置、立法運作程序、立法與政黨、與政府、與司法的關系和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的關系等方面的健全而具體的法律制度。這方面的制度一般在憲法和憲法性法律中加以規定。這是各國立法的法治原則的共性方面。 在中國，立法法正式確立了立法的法治原則，這就是：「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這一原則一方面反映了現今各國立法的法治原則的共性方面，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反映了中國立法的法治原則所具有的國情特色。「立法應當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是前一方面的體現；「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是後一方面的體現。 堅持法制統一原則，是單一制國家的立法區別與聯邦制國家的立法的一個重要特徵。中國是統一的單一制大國，立法應當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從傳統的角度看，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除了間或存在過少數分裂割據的時期外，包括立法在內的整個法制是統一的，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所僅見的。這個傳統不能不影響至今。所以現今中國立法應當堅持法制統一原則，是有厚重的歷史淵源的。就政治體制而言，執政黨的統一領導，也需要立法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只有堅持這一原則，執政黨及其領導下的國家政權的方針政策，才能通過統一的法律制度渠道得以實現。在經濟方面，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換，建立統一的市場經濟體制，形成全國統一的、開放的、有序的市場環境，是需要以制度建置為基本內容的立法活動堅持國家法制統一原則的。還有，中國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還是法治國家建設，所走的都是政府推進型道路，而政府推進的一個基本途徑，便是以統一的法制促進和保障這三方面事業獲取成功。最後，在立法上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同立法和整個法制的本質是吻合的，當代中國立法和法制，從根本上說是為著保障和實現人民的統一意志和利益而存在和發揮作用的，實現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統一意志和根本利益，要求有統一的立法、統一的法制。 立法的法治原則所具有的共性和個性兩個方面，在中國立法中是緊密關聯的。一方面，立法要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進行，就需要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就需要有一套統一的關於立法許可權和程序的法律制度。為要使有關立法許可權和程序的法律制度得以統一，就需要由統一的機關和統一的法律來規定立法許可權和程序。立法法就詳細具體地規定了中國現今中央立法的許可權和程序，特別是立法法集中地列舉了只能由法律規定的十個方面的事項：國家主權方面的事項；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訴訟和仲裁製度；必須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立法法的這一具體列舉，明確和統一了中央立法的專屬范圍。立法法也比較集中地規定了除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以外的各有關地方的立法許可權和立法程序架構。另一方面，立法要堅持法制統一原則，也需要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進行。在中國，法律只有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才能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和政府規章都不得同法律相抵觸。各立法機關或立法主體都應當丟棄以往那種立法行為往往不規范的做法，而遵循相應的立法程序。 在中國，立法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就要從國家的整體利益出發，就要充分考慮和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就要拒絕只強調本部門、本地方利益的狹隘的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還有，立法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就要保持法律體系內部的和諧一致，不同層次或不同層級的法律、法規、規章之間應當保持在遵循憲法原則和精神的前提下的和諧一致，下位法不得同上位法相抵觸；各種部門法之間，也應當保持和諧，盡可能地相互配合、補充以求相得益彰；在整個法律體系中，要盡可能地防止出現矛盾，對已存在的矛盾，應當採取積極有效的對策予以消除。 3、民主原則 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立法應當堅持民主原則，是各國立法的共同之處，而絕不是一個新主題。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應當實現民主化，經過二百多年的歷史發展，不僅是人們久已普遍認同的常識，並且也作為制度的形式，在這個世界的越來越廣大的空間范圍內得以呈現，盡管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在不同性質的國家和社會，事實上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國立法遵循民主原則的理由、含義、內容和方式，又總是與本國的國情密切相聯，表現出與這種國情相關聯的特色。人們應當從現代民主原則的普遍性和本國民主原則的特色相結合的角度，把握中國立法的民主原則。 在中國，立法應當遵循民主原則，其主要理由在於：首先，這是實現人民主權所必需。中國是人民主權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民主的主體，國家活動的根本任務之一就是確認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特別是當家作主管理國家的權利。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則，用立法的形式充分反映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讓人民群眾成為立法的真實的主人，正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管理國家的民主權利的重要體現。列寧說：「民主組織原則……，意味著使每一個群眾代表，每一個公民都能參加國家法律的討論，都能選舉自己的代表和執行國家的法律。」其次，這也是反映人民意志和客觀規律所必需。要使所立的法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要使人民成為立法的主人。要使所立的法正確反映客觀規律，就要注意總結實踐經驗，因為法要符合客觀規律，需要通過社會實踐的中介來實現，而人民群眾正是實踐的主體，讓最有社會實踐經驗的人民群眾成為立法的主人、參與立法，便能有效地反映客觀規律。如果只由少數人閉門造法，這種法即使「很完備」，也難以體現人民的意志和客觀規律。再次，堅持立法的民主原則，也是對立法實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防止濫用立法職權、個人獨斷或不盡立法職守所必需。可見，中國立法應當遵循民主原則，是現代立法的普遍規律和中國國情的雙重要求。 從現代民主原則的普遍性和本國民主原則的特色相結合的角度看，中國立法所應遵循的民主原則，其含義和內容應當包括三個要素：其一，立法主體是廣泛的，人民是立法的主人，立法權在根本上屬於人民，由人民行使。立法主體是多元化的，中央與地方、權力機關與政府機關應當有合理的立法許可權劃分體制和監督體制。其二，立法內容具有人民性，以維護人民的利益為宗旨，注意確認和保障人民的權利。而不是以政府的意志或少數人的意志為依歸。其三，立法活動過程和立法程序是民主的，在立法過程中注重貫徹群眾路線，使人民能夠通過必要的途徑，有效地參與立法，有效地在立法過程中表達自己的意願。 在中國，遵循立法的民主原則，也需要把民主原則的普遍性同中國國情吻合起來。首先需要從國情出發，健全較為完備的民主立法制度。在立法許可權劃分和立法權行使方面，既要注意保障全部立法權歸於人民，又要注意在初級階段由於人民的政治覺悟、文化水平、管理國家的能力和國家的經濟實力、交通條件等多方面的原因，尚不能由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權，只能將立法權委託給人民代表或有關主體代為行使。其次，要根據國情，在觀念和制度的結合上堅持立法的民主原則。中國是封建專制的遺毒極深的國家，過去沒有民主傳統，缺乏公民權利意識。因而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則，應當注意以立法的形式反對封建特權和專制，不允許任何個人、組織和國家機關侵犯人民的合法權益，特別要注意用立法肯定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第三，在立法過程和立法程序方面，應當注意使立法面向社會公眾，使公眾能有效參與和監督立法。立法所反映的意志和利益應當客觀，把各方面的矛盾、問題、意見都擺出來，多方徵求意見，集思廣益，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盡可能把正確的意見集中起來，使立法真正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第四，也要注意民主與集中相結合。在立法的本質、內容和目的上，所立的法要反映經過集中的人民共同意志，即立法不是反映人民的所有意志，而是反映經過選擇的有必要提升為國家意志的人民共同意志。在立法權方面，要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其他法不得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在立法過程中，既要保障群眾能有效地參與立法，也要加強專門機關的現代化建設，充分發揮專門機關、專家和其他有關人員的作用。 4、科學原則 堅持立法的科學原則問題，也就是實現立法的科學化、現代化問題。現代立法應當是科學活動。立法遵循科學原則，有助於提升立法質量和產生良法，有益於尊重立法規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觀隨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於在立法中避免或減少錯誤和失誤，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所以現代國家一般都重視遵循立法的科學原則。中國有著悠久的成文法傳統，積累了豐富的立法經驗。但這種經驗中的主要成分，是統治者運用立法的方式治國安邦維護家天下的經驗，其中堪稱科學立法的因素並不算突出。而且，在人治當道的情形下，即便有一些科學立法的經驗、理論和知識，也難以受到重視，更難以使其上升到制度層面而在立法實踐中得以貫徹。最近二十年來，關於立法的科學化問題，在有關立法學者的著述中已引為注意，但立法實踐中對立法的科學化問題，殊少有人看重。這種狀況不能不從負面嚴重影響到立法的質量，使大量的法律、法規難以成為良法，難以在生活中獲取好的實效。轉變這種狀況，提升立法質量，更多地產生良法和更多地減少惡法、笨法，從一個重要的側面推進中國法治現代化，亟待重視科學立法，亟待以制度的形式形成中國立法的科學原則。 立法遵循科學原則，首先需要實現立法觀念的科學化。要把立法當科學看待，以科學的立法觀念影響立法，消除似是而非貽誤立法的所謂新潮觀念和過時觀念。構造立法藍圖，做出立法決策，採取立法措施，應當自覺運用科學理論來指導。對立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和經驗教訓，應當給予科學解答和理論總結。立法實踐主要是摸索的實踐、試驗的實踐而不是自覺的實踐，立法經常付出沉重代價、高額學費，這種狀況必須改變。第二，需要從制度上解決問題。要建立科學的立法許可權劃分、立法主體設置和立法運行體制。整個立法制度應當合乎社會和立法發展規律，合乎國情和民情，合適、合理、完善。立法主體應當由高素質的立法者和立法工作人員組成。第三，更具直接意義的，是要解決方法、策略和其他技術問題。從方法說，立法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和注重理論指導相結合，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相結合，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穩定性、連續性和適時變動性相結合，總結借鑒和科學預見相結合，中國特色和國際大勢相結合。從策略說，要正確處理立法的超前、滯後和同步的關系；要按照客觀規律的要求來確定立法指標；要盡可能選擇最佳的立法形式、內容和最佳的法案起草者；要顧及全局並做到全面、系統，同時還要分清輕重緩急，合理安排各個項目的先後順序。從其他要求說，要注意各種法之間的縱向、橫向關系的協調一致，法的內部結構的協調一致；要注意立法的可行性，所立的法要能為人接受，寬嚴適度易於為人遵守；還要特別注意避免和消除立法中的混亂等弊病。

❼ 我國法律中的推定規則有哪些

推定是根據某一事實的存在而作出的與之相關的另一事實存在(或不存在)的假定，這種定與證據問題息息相關，它可以免除主張推定事實的一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並把證明不存在推定事實的證明責任轉移於對方當事人。在理解推定時，應注意以下問題：1．不可反駁的推定與可反駁的推定。不可反駁的推定又稱為結局性推定，即法律禁止提出證據來反駁被推定事實的推定。但證據法理論中一般認為這種不可反駁的推定不是真正的推定，而只是一種實體法規則，即法律規定一旦出現某種情況應當如何處理的實體法規定。2．事實推定與法律推定。以有無法律依據為標准，推定可分為法律推定與事實推定。法律推定是指法律明確規定的推定。事實推定，是法律推定的對稱，指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只是法官依據經驗法則，從已知事實推定事實存在的假定。 事實推定來源於司法人員的邏輯推理過程，但與一般的執法人員日常推理有別，是經過理論和實踐的長期的總結，成為了一種已經形式化、先定的作出某種結論的規則，即推定規則。所以要特別注意將事實推定與事實推理或推斷區別開來，不能將一般推理誤認為推定。

❽ 推定的事實推定與法律推定

以有無復法律依據為標准，推定製可分為法律推定與事實推定。法律推定是指法律明確規定的推定，具體包括推論推定和直接推定，推論推定是真正的法律上的推定，是依據法律從已知事實推出未知事實、從前提事實推論推定事實的結果，如民法規定，失蹤一定期限的人被推定為死亡，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出生的子女推定為婚生子女等。適用這種推定可以減輕主張推定事實的一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並且可以將舉證責任從一方轉移給另一方。直接推定是當法律不依賴於任何事實就假定存在某一事實，比如「無罪推定」，直接推定的本質是以推定形式表現出來的確定舉證責任由誰負擔的實體法規范。事實推定，是法律推定的對稱，指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只是法官依據經驗法則，從已知事實推定事實存在的假定。 事實推定來源於司法人員的邏輯推理過程，但與一般的執法人員日常推理有別，是經過理論和實踐的長期的總結，成為了一種已經形式化、先定的作出某種結論的規則，即推定規則。所以要特別注意將事實推定與事實推理或推斷區別開來，不能將一般推理誤認為推定。

❾ 論述無罪推定原則（從刑事訴訟方面講）

無罪推定原則的基本內涵與價值構造分析

在現代社會中，無罪推定原則不但是一項在國際公約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而且更是相當多國家的一項憲法性原則，已經逐步演變成為現代民主法治社會的理論基石。在中國，自強調依法治國以來，無罪推定原則也一直受到高度重視。學術界的諸多同仁抱著科學研究的嚴肅態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且在很多方面已經形成共識。特別是中國政府相繼參加或締結了一些國際人權保障公約，對其中規定無罪推定原則的條款並沒有聲明保留，這標志著中國政府已經接受了這一原則的要求和內容。中國立法機關在其制定並通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也從相關的條文中充分體現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基本精神，並結合中國的司法實踐大膽進行制度創新，極大地促進了無罪推定原則在中國的立法和司法中的實施，這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和發展了這一重要原則。然而，在我國學界仍有少數人對無罪推定作為刑事訴訟的一項原則持否定、批判或疑慮態度，刑事訴訟立法反映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尚不充分，司法實踐對無罪推定原則的理解有待於進一步提高，這與中國已經簽署並將要批准實施的情況不相協調。因此，僅僅說明無罪推定是目前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文化現象還是遠遠不夠的。只有澄清有關問題，才能消除加諸於無罪推定原則的否定、批判或疑慮態度，從而確保無罪推定原則的貫徹和落實，進一步推動我國刑事司法現代化進程。
一、 無罪推定原則的基本內涵
盡管無罪推定原則已經成為現代各國刑事司法的一項重要原則和刑事司法的最低限度標准之一，但對其基本內涵，學術界的認識並未一致，在以往的討論中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
1、有學者認為，無罪推定即是指：在刑事訴訟進行過程中，司法人員對刑事被告人有一種無罪的認識；在這種認識基礎上進行追究被告人刑事訴訟的活動。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無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對立物。既然有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員在刑事被告人一經確定，即主觀地認定其是罪犯，其訴訟活動都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進行的，那麼，無罪推定當然應是與之相反。然而，無罪推定盡管與有罪推定存在著這種對立，兩者還是有一致之處，即都是在刑事訴訟進行過程中，而不是在結束之時（判決後），在刑事案件事實尚未搞清、沒有充分確鑿的證據條件下，對刑事被告人有罪與否的一種主觀認識。同時，無罪推定中的「推定」，不同於科學研究中的假設，因為假設並不是主觀認定，而只是一種研究方法；也不同於法律中常有的根據已知事實對未知事實的推定，因為這種推定只是在法院的審判中才有意義，並不作用於整個訴訟過程。
2、有學者認為，無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員在沒有充分確實的證據證明刑事被告人有罪以前，不應認定其是罪犯或應認為其是無罪的。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無罪推定的基本精神是要求以證據定罪。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無罪推定才與有罪推定對立。有罪推定並不是以證據定罪，而是被告人業經指控即被認定為犯罪，或者雖然沒有充分確實的證據也能對刑事被告人定罪。因此，無罪推定既不是一種法律推定，因為法律推定的本質是無證定案；也不是一種主觀認識，因為它並不要求司法人員對被告人有罪與否有一先驗的認識；而是一種法律要求，即對被告人有罪與否，最終應以證據來確定。
3、有學者認為，無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在未經判決以前，應先推定為無罪，這是一種法律擬制。法律擬制的一項重要作用在於，對某些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在無充分確實的證據條件下，確定有無、是非的方法。據此法院可以適時處理該特殊情況。例如對長期下落不明的人宣告「失蹤」或「死亡」等等。當然，這種法律擬制只是一種暫時性的假定，並允許以確實充分的證據來推翻。這種法律擬制並不是對司法人員主觀認識的一種要求。正如在無證據證明長期下落不明的人是否「失蹤」或「死亡」時，司法人員對其是否失蹤或死亡的認識與法律擬制無關；無罪推定也只是刑事訴訟中的一種便宜措施，與司法人員對被告人是否有罪的認識無關。目前，學術界許多人持這種觀點。
4、還有學者認為，探討無罪推定概念的含義，不能脫離實際情況而憑空作出理論上的結論。他們認為，在探討無罪推定概念時，首先要注意這個詞是外來語，因而首先存在翻譯是否確切的實際問題。他們認為，「無罪推定」的譯法，是不確切的。根據該原則的實際內容和外文原意，應譯為「無罪假定」。其次，「無罪推定」的立法例，應是進行研究時需充分注意的客觀情況。從立法例來看，無罪推定有兩種不同的表述。一種以法國《人權宣言》為代表，即其中第九條規定：「任何人在其被宣告為犯罪人以前，應當假定為無罪」。另一種以義大利憲法為代表，即「被告人在最終定罪之前，不得被認為有罪」。後一種表述在《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刑事訴訟綱要》中也規定得很明確，即「非經法院判決，任何人不能被認定為犯罪人並受到刑事懲罰」。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推定無罪」和「不能認為有罪」，兩者有著雖然不顯著但卻很重要的差異。
需要指出的是，關於無罪推定原則所引申出的幾項規則，雖然也有爭論，但對其主要的核心內容，基本上無爭議。這些核心內容包括：在被告人有罪無罪、罪輕罪重疑惑不決時，應從有利於被告人作結論；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由控訴一方承擔；被告人應有沉默權，其拒絕陳述，不應作為有罪的根據。
我們認為，探討無罪推定原則的基本內涵，除了上述含義的理解外，更應當把握好以下兩個方面的含義：
1、字面的理解
「無罪推定」一詞是我們直接從日文譯來的，當然，人們並不是將「無罪推定」僅僅作為一個普通詞，而是作為刑事訴訟理論和法律中的一個專門術語來理解的。其核心是對這個術語中「推定」二字的法律含義的理解問題。對此，許多人認為這是一種法律擬制。即作為法律擬制的「無罪推定」，其含義是：刑事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當被視為無罪的人。然而，把無罪推定理解為是一種法律擬制，仍只不過是從字面上的一種理解。對這種擬制的含義還有不同理解。例如，有人認為其含義並不是「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當被視為無罪的人」，而應是：「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確定有罪以前，不應被視為罪犯。」但筆者認為，這種對字面含義不同理解的探討，雖然也是有益的，但不是關鍵所在，重要的是考察無罪推定的立法例並探討其字面含義之外的法律意義及其他意義。如果對無罪推定僅從字面含義來理解，將會導致一些荒謬的結論，對此，後文將予進一步地說明。
2、對立法例的理解
就我們所知，「無罪推定」一詞一般並不直接見諸於任何國家和地區的刑訴法律文件中，所能見到的只是被人們認為屬於「無罪推定」的表述的立法例。例如，前蘇聯最高法院全體會議1978年
6月16日的決議中的一段：被告人（受審人）在其罪責未依法定程序被證明並被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所確定以前，被視為無罪。又如，南斯拉夫聯邦刑訴法第3條規定：刑事被告人在其罪行未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決確定以前，不認為是刑事犯罪人。著名的法國《人權宣言》（1789年）則在第9條規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為犯罪以前，應當被假定無罪。義大利則在其1947年的憲法第27條規定：被告人在最終定罪以前，不得認為有罪。我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86條規定：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後，享有盡早接受司法機關公正審判的權利，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當然，也有對其更進一步的闡述。如在尊奉判例為法律淵源的美國，其最高法院法官羅伯特·傑克遜在斯塔克訴博伊爾一案中的贊成意見里說：定罪以前，被告人仍享有的傳統自由權利，就不允許妨礙其辯護的准備工作，並阻止其在定罪之前受懲罰。這一權利應當得到保護，不然，經過多年的斗爭所獲得的無罪推定，將失去其意義
。至於國際人權公約，不論是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還是《歐洲人權公約》等，則在規定無罪推定的條款中，均將「公正審判」、「辯護權」等內容同時作了相應規定。因此，從有關立法例來看，無罪推定從來就不是一個孤立的原則，而是與保障司法公正、刑事被告人的權利的訴訟規則緊密聯系的原則。從有關無罪推定的判例來看，這一特點更加明顯。例如，在歐洲人權法院有關無罪推定的判例中，就將剝奪辯護權的情況，法庭審判時的偏袒，對被告人的刑事羈押時間過長等，均作為對歐洲人權公約有關無罪推定的違反來處理。

通過對有關立法例的考察，對無罪推定的理解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突破了字面理解的局限：
第一，無罪推定的上述立法例表明，對這個法律術語的各種字面理解，實際上不過是某些立法例的翻版；而「無罪推定」一詞，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是有關立法例所表述的法律規定的簡稱。
第二，無罪推定作為一項法律原則，是一種具有世界性普遍意義的法律文化現象。1966年通過並於1976年生效的聯合國《公民和政治權利公約》
得到了世界各國廣泛承認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
第三，對「無罪推定」的字面理解較之立法例的實際情況，更為抽象、貧乏。就立法例來看，無罪推定原則的內容，更為具體廣泛；並且，還表現其不僅是一項孤立的法律原則，而且與刑事訴訟中的其他法律規定有密切關系。就內容而言，如前面曾引證的前蘇聯最高法院全體會議決議對無罪推定的表述中，就包含有「經法定程序證明」、「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所確認」等項內容，而這是字面理解無法包含的；又如，1982年的加拿大憲法第11條第4項規定：被指控犯罪的人，在獨立的不偏袒的法庭舉行公平的公開審判中，根據法律證明有罪之前，應推定無罪。其所包含的內容也超出了字面理解的內容。就與其他法律規定的關系而言，如聯合國大會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11條第1項的規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依法公開審判證實有罪前，應視為無罪，審判時並須予以答辯上所需之一切保障。而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14條規定無罪推定的第2款之前和之後的相關款項中，則規定了與無罪推定相關的更為廣泛的有利於保障公正審判、被告人權利的內容。
通過對無罪推定的有關立法例的考察，一方面，使我們突破了對該項原則的字面理解，因而使理解深入了一步；另一方面，也因此而提出了更多的問題。例如，無罪推定究竟包含哪些內容，該原則與其他有關法律規定有著怎樣的聯系；該原則為什麼會成為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法律文化現象，等等。只有對這些問題展開深入的研究，才能對無罪推定的含義有一個更全面深入的認識。
3、對無罪推定的性質的理解
對一事物性質的正確而全面的理解，需要將其置於與他事物的聯系中加以考察。要理解無罪推定的性質，就有必要搞清無罪推定與有罪推定的關系及其他有關的問題。為此，先澄清如下兩個事實：
第一，有罪推定並不象無罪推定那樣，有明確的立法例可資證明。「有罪推定」，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是人們對封建專制下的刑訴法律制度中的某些現象所作的原則性歸納。該原則的含義是：任何被指控為犯罪的人，被假定為有罪，可以不經正當的司法程序而將其直接宣告為罪犯或作為罪犯對待；或者，雖經司法程序才將刑事被告人宣告為罪犯，但這種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為基礎而設立並進行的。人們對有罪推定的這一原則性歸納，主要針對的是封建專制下刑事訴訟制度中的這樣一些現象：被指控犯罪的人，可以不經其他司法程序而被法院或其他有權作出判決的機關確定為罪犯，或象對罪犯那樣可加之以刑罰；被告人是訴訟客體，不僅沒有辯護權等各項訴訟權利，而且可以對其長期甚至無限期關押；缺乏公開且公正的司法程序以保障刑事訴訟實現客觀、公正地適用法律；被告人的口供是證據之王，可用刑訊逼供等既不人道又不科學的方式獲取，等等。
第二，無罪推定是資產階級在反封建斗爭中，針對其專制野蠻的有罪推定刑訴制度而提出的。無罪推定從其被資產階級提出開始，就不是一項孤立的原則，而是包含著與有罪推定現象相對立的一系列內容。這從貝卡利亞的論述中可以得到說明。被認為最早比較完整地闡述了無罪推定原則的義大利啟蒙法學家切查利·貝卡利亞，在他1764年所著的《論犯罪和刑罰》一書中表述無罪推定時說：在沒有作出有罪判決以前；任何人都不能稱為罪犯。而且社會就不能不對他進行保護。如果犯罪行為沒有得到證明，那就不應折磨無罪的人。因為任何人，當他的罪行沒有得到證明時，根據法律他應當被看作無罪的人。當時還僅限於對無罪推定進行理論說明和宣傳。當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就將該原則規定為法律，並進而以此原則的精神為指導，確立了一系列與有罪推定現象相對立的訴訟制度。如被告人具有以辯護權為核心的各項訴訟權利；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應經公正的司法程序；禁止刑訊逼供，並否定以非法方式獲取的口供及其他證據的證據效力；被告人不負舉證責任；對被告人採取強制措施應有限制條件，等等。
上述兩個事實喻示我們的有兩點。一點是：對無罪推定含義的理解，必須將其置於其對立面——有罪推定的相互關系中加以考慮，並進而將無罪推定不是作為一項孤立的原則，而是與刑訴制度許多方面有密切聯系的具有指導性意義的思想，才能獲得有關這項原則的完整認識。另一點是：正由於無罪推定原則與刑訴制度的許多方面所具有的密切聯系，才使這項原則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並受到世界多數國家普遍的重視和確認。實際上，無罪推定的思想萌芽早就有了。例如，中國古代社會中就有「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思想
。然而，這一使人振奮的思想火花，畢竟沒能劃破我國數千年封建專制刑事訴訟制度的黑夜，留給我們的是只開花不結果的遺憾。探究起來，除受當時的社會制度制約外，這一無罪推定思想的萌芽，未能貫徹、反映到刑事訴訟制度的有關內容中，也是重要原因。然而，資產階級則不同，他們不僅提出了無罪推定思想，並且將其規定為法律，進而使之貫徹、反映到刑事訴訟制度的有關內容里去。這是其刑事訴訟制度與封建刑事訴訟制度有巨大區別並在許多方面體現出先進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說資本主義刑事訴訟制度中有許多具有進步意義的內容，作為世界上許多國家確立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的參考，與無罪推定原則有密切關系，那麼，世界多數國家在其法律制度中普遍重視和確認無罪推定原則，就不應是令人奇怪的現象了。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對「無罪推定」的含義應作這樣的理解：無罪推定是指，刑事被告人在未經法律規定的正當程序判決有罪以前，應當被假定為無罪的人；作為刑事訴訟的一項原則，與有罪推定相同，並不是一項孤立的原則，而與刑訴制度諸多方面有密切聯系；這項原則不僅在反封建斗爭中曾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在現代仍是一種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法律文化現象。
二、 無罪推定原則價值構造
作為一項確定和保障被告人法律地位的基本法律准則，已經遠遠超越了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法律文化傳統的界限，成為世界各國普遍認可的憲法性原則，並作為民主法治社會的制度性要素充分體現在現代各國刑事訴訟結構之中。由此可見，無罪推定原則不但具有一定的普適性，能夠確保刑事訴訟公正性目標的實現，而且已經成為現代社會賴以存續和發展的堅實基礎。所以，深入探討其內含的價值構造，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1、無罪推定原則的程序意義
如前所述，作為一項與有罪推定相對立的原則，無罪推定需要在刑訴制度中反映其一系列的要求，這是無可置疑的。然而，無罪推定對刑訴制度具體有什麼要求，這些要求包含哪些內容，在學術理論界卻是一個雖經長期爭論而至今仍眾說紛紜的問題。詳細闡明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所應包含的全部內容，是本文篇幅所無法容納的，但對其中的核心內容的說明，卻是必要而可能的。筆者認為，根據無罪推定原則的含義，該原則對刑訴制度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既然無罪推定意味著被告人在未經判決有罪以前，應被視為無罪的人，那麼，刑訴法律制度應賦予並保障被告人各項訴訟權利，就是其邏輯的必然。世界各國的現代刑訴制度，之所以大都賦予了被告人以辯護權為核心的廣泛訴訟權利，並注重保障其實現這些權利，追本窮源，就因與其肯定無罪推定原則有著必然的聯系。因此可以說，使被告人擺脫訴訟客體的地位，而具有訴訟權利主體的身份，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基本要求之一。
第二，既然無罪推定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需經法律規定的程序，那麼，刑訴法律制度為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而設立公正的訴訟程序並維護其不可違反的尊嚴，就是其應有之義。根據無罪推定原則的需要而設立的公正訴訟程序的含義雖不易確定（因為各種不同司法制度所規定的司法程序繁多，且差異很大），但其中心點是可以確定的，即它與在有罪推定刑訴制度下，司法機關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時普遍存在的司法恣意，是截然相反的，或者說制約司法機關的行為，使其司法活動既有助於實現客觀公正，而又避免對被告人的不公正對待，就是這種程序的基本要求。
第三，無罪推定既然是假定被告人在判決前是無罪的人，那麼，在任何具體案件中要推翻這一假定，就必須有充分確鑿的證據；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具體案件中要推翻對被告人的這一假定，提出證據並予以證明的責任應由控訴一方承擔；刑訊逼供以及其他非法手段獲取證據應被禁止。對法院來說，這就意味著對被告人作出有罪判決，應建立在確鑿、充分的證據基礎上，口供不再是證據之王；對被告人來說，既不應承擔自認有罪的義務，而且雖然未能證明自己無罪，但如果控訴人的指控沒有確鑿充分的證據，對其無罪的假定即應轉為判決的依據。
第四，無罪推定既然是假定被告人在判決前無罪，那麼，在判決前其不能作為罪犯來對待就應是該原則的必然要求。在現代刑訴中不應將被告人作為罪犯來對待，其中心思想是要求將限制被告人一系列公民權利、尤其是人身自由的訴訟強制措施，應予以嚴格限制，不僅應慎用，而且即使採用了，也應盡早結束這種強制措施，使被告人接受及時審判以確定其最終法律地位，任意關押、長期關押或無限期關押都不能允許。

以上論述表明，無罪推定原則對刑訴制度所提出的要求的核心內容，涉及到刑訴制度的各個方面：從被告人的基本法律地位到司法機關的職責，從司法程序制度、強制措施制度到證據制度，都受到無罪推定原則的制約。同時，無罪推定的各項要求並不是孤立存在、各不相乾的，而是環環相扣，只有整體運作才能共同實現無罪推定原則。另外，對於刑訴制度中的那些體現無罪推定原則要求的規定，只有將其置於與無罪推定原則的聯系中，才能認識其更深層的意義。
2、無罪推定原則的客觀真實性價值
法律需要反映社會現實及其需要。法律的客觀真實性問題，也就是其反映社會現實及其需要的客觀性及其程度問題。就無罪推定的客觀真實性而言，是與刑事訴訟的客觀現實及其要求相聯系的。對此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論述：
首先，刑事訴訟的發生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即無犯罪痕跡就不會有刑事訴訟，無犯罪嫌疑人，也就沒有刑事控告。這一事實說明，旨在對被告人追究刑事責任的刑事訴訟，從立案偵查到起訴再到審判，一般都是以公安、司法機關認定被告人有犯罪嫌疑為前提的。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對事物的認識如果只從一個角度進行，就容易陷於主觀偏面性，發生差錯。無罪推定的價值體現為，在判決前應假定被告人是無罪的，這就從一個相反的角度對司法機關的認識提出了要求：它要求司法機關在訴訟的各個階段時時注意自己對犯罪事實和刑事被告人的認識，是否有確實、充分的根據，以推翻法律的這種假定。無罪推定正反映了對司法機關提出的防止主觀認識偏面性的客觀要求。
其次，刑事訴訟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與國家的公安、司法機關的對抗。國家司法機關與刑事被告人的對抗，兩者力量對比的懸殊是不言而喻的。這種力量對比的差異不僅由於國家司法機關掌握著被告人不可能擁有的財力、物力、人力和各種專門技術手段等因素而產生，並且由於刑事被告人處於特殊的法律地位，被剝奪或限制了其作為公民而具有的某些權利（如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而擴大了。無罪推定原則要求賦予並保障被告人的廣泛訴訟權利，制約司法機關的司法活動，雖然不足以也不可能實現在刑事訴訟中司法機關與被告人力量的對等，但有助於達到某種程度的平衡。前述的無罪推定作為一種法律假定，所具有的防止司法機關主觀認識偏面性的功能，因為這種平衡而得到了另一重保障，其現實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
再次，刑事訴訟有兩項基本任務，即：發現、揭露、證實犯罪和犯罪人並正確適用法律對之追究刑事責任；與此同時，應保障無辜者免受刑事追究。無罪推定對於實現這兩項任務，具有不應忽略及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無罪推定要求賦予並保障被告人廣泛的訴訟權利、禁止刑訊逼供等，不僅有助於保障無辜者免受刑事追究，而且有利於司法機關正確認識案件的客觀情況。
因此，無罪推定原則正是基於刑事訴訟的這種客觀實際情況，為保障公正、准確實現刑事訴訟的任務而必須的，因此，具有不可否定的客觀真實性。然而，在某些對無罪推定原則心存疑慮的人看來，刑事訴訟從立案、偵查、起訴到審判，無不是以認為有犯罪存在為前提的，若在判決前假定被告人無罪，則顯然與刑事訴訟的這種實際情況不符。這是將無罪推定原則僅從字面含義上予以理解的結果。這種理解的錯誤在於，如果按照這種理解，那麼，實行無罪推定原則的刑事訴訟，將比實行有罪推定原則的刑事訴訟更愚昧、更野蠻、更落後。因為依據有罪推定原則，追訴犯罪尚且需要以懷疑有犯罪嫌疑為前提，而依據無罪推定原則，追訴犯罪不再需要以懷疑有犯罪嫌疑為前提，任何人因此都將在被認為無罪的前提下受到刑事追訴。如果按照這種對無罪推定原則的理解所得出這種結論，當然是荒謬的。
3、無罪推定原則的社會價值
第一，刑訴制度的民主程度雖然可以體現在許多方面，但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的有無及廣泛程度，卻是其中最突出甚至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因為民主總是需要具體表現為人的權利。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是處於中心地位的特殊人物，其訴訟權利的有無及充分與否，當然對刑訴制度民主程度的高低，有決定性意義。無罪推定要求確立被告人為訴訟主體，應具有廣泛的訴訟權利，就表明了它對刑訴制度的民主化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第二，刑事訴訟制度的文明程度雖然由多方面的因素決定，然而，實現刑事訴訟任務的手段的差異，從直觀的意義上說，更鮮明地反映了刑事訴訟制度的文明程度。由於實現刑事訴訟任務的手段不同，人們也能夠並且必然會對其文明程度作出判斷。例如，法西斯時期的刑事訴訟制度因盛行刑訊逼供，就是其被人們視為野蠻的刑事訴訟制度的一個重要原因。無罪推定要求嚴厲禁止刑訊逼供等野蠻手段來實現刑事訴訟追究犯罪的任務，要求嚴格限制對被告人採取的強制措施等，實際上就是對刑事訴訟制度文明化發展的突出貢獻。
第三，如果說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既要完成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又要注意避免使無辜者受刑事追究，是自刑事訴訟制度出現以後就產生的雙重且往往是矛盾的任務，那麼，如何協調完成這兩項任務就是判明刑事訴訟制度民主與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實行有罪推定的刑事訴訟制度，注重的是完成前一項任務，後一項任務僅僅是前者的附屬物。因此，寧可錯捕錯判有罪，也不能放過任何一個可能是犯罪分子的被告人，這是實行有罪推定的典型結果。而無罪推定則要求，從刑事訴訟一開始，就應假定被告人是無罪的，因此要求司法機關從認識上，以及在司法程序的設立上，始終注意使無辜者免受刑事追究之累。因此，把兩項任務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只要認識到存在錯捕及錯判有罪的可能，就不能捕，不能判有罪，就是實行無罪推定的必然要求。兩種原則對這兩項任務所產生的矛盾的不同處理方式，孰優孰劣，一目瞭然。
應當看到，刑事訴訟制度的民主與文明程度的高低，並不是簡單的僅以是否實行無罪推定原則來決定，其發展水平還要受到諸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其他許多方面的因素制約。但是，無罪推定原則必竟為刑事訴訟制度的民主與文明發展提出了要求、明確了方向，因而具有重要的推動刑事訴訟制度民主與文明進步的積極意義。對中國來說，其積極意義應予以更進一步地肯定。因為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律制度在某些方面尚未完全體現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例如，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不僅未明確規定「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而且還明確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訊問時有「應當如實回答」的義務；又如，對於保障和實現辯護權具有重要意義的「先悉權」，在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中也未能得到充分體現。因此，闡明無罪推定原則的含義，宣傳無罪推定原則的精神，對於推動中國刑事訴訟法律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早日批准加入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