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照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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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何學好法律英語
一、 詞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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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詞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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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翻譯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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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法通則》AAA譯本評析 陳忠誠 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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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英語:中英雙語法律文書製作》 陶博
《法律英語:中英雙語法律文書中的句法歧義》 陶博
Legal Writing 哈格德
《平易英文法律寫作教程-課文與練習》 (美)迦納
《法律英文寫作的第一本書》 德沃斯基
《法律推理與法律文書寫作(結構策略風格)(第4版) 小理查德
Ⅱ 《元照英美法詞典》的「元照」是啥意思
因為冠名的這家公司叫元照出版公司,和康熙字典一個意思
Ⅲ 元照法學,元照是什麼意思啊
台灣的一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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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書寫作之道》(英)科斯坦佐 6分
附錄
法律英語相關考試介紹
法律英語、法律翻譯培訓簡評
Ⅳ 有哪些法律翻譯的入門書
法律翻譯的入門書推薦:孫萬彪《法律翻譯教程》(英漢+漢英)、李克興《法律文回本與法律翻譯》、陳忠誠 《民法通答則》AAA譯本評析、範文祥《英文合同閱讀與分析技巧》、《法律英語實務》、《鏖戰英文合同》、《法律英語 核心術語 :實務基礎》,希望可以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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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有誰知道關於「商業賄賂」的國外文獻綜述啊急求。。。「賄賂」相關的也行
一、國外立法分析
商業賄賂是市場經濟中常見且危害性較大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因此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通過立法予以規制。國外有關禁止商業賄賂的立法模式主要是將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內容規定在反不正當競爭法或者反壟斷法中,如德國、美國;也有個別國家針對某一類商業賄賂行為進行特別規定,如日本。
1.德國對禁止商業賄賂的立法
德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同時該法也是世界上最早對商業賄賂行為做出懲罰規定的相關法律。該法第十二條即是關於禁止商業賄賂的規定,涉及商業企業職員的行賄和受賄兩方面的內容:(1)在商品交易中,行為人以競爭為目的而給商業企業的職員或受任人提供、許諾或授予一種利益,以此作為在取得商品或工業給付時以不正當之方式給自己或第三人換取優惠的相應給付,於此情形,應對行為人科以最高為一年的徒刑或罰款;(2)商業企業的職員或受任人在商業交易中要求、讓人許諾或接受一種利益,以此作為在取得商品或工業給付時以不正當之競爭方式給他人換取優惠的相應給付,應對該職員或受任人同等處罰。而其反腐敗的主要法律依據是《德國刑法典》。刑法對賄賂等涉及腐敗行為的制裁有兩個:有期徒刑和罰金。有期徒刑最短3個月,最長10年。對於罰金的規定更體現了可操作性的特點。如把受賄處罰金額定為5歐元,連續三次受賄5歐元就要被開除公職,並且對行賄與受賄者的處罰是對等的。此外,公務員法律還專門規定,任何公務員接受禮品包括公務禮品都必須申報上交,徵得上級同意才能留給個人。如果所收禮品涉及金錢,50至80歐元之內的,必須交由所在部門內部處理,超過這一限額的必須交上級組織和人事部門處理。1997年8月13日,德國聯邦議會通過的《反腐敗法》,提高了賄賂罪的量刑幅度;對公職人員的賄賂罪從重處理。1998年德國聯邦政府頒布了《聯邦政府關於聯邦管理部門反腐敗的行政條例》,對聯邦政府部門制定反腐敗措施進行了指導性的規定。2004年聯邦內政部頒布了新的《聯邦政府關於在聯邦行政機構防範腐敗行為的條例》,在條例的附件中將可能發生腐敗的跡象概括為中性跡象和報警性跡象兩類。中性跡象包括:公務員有不合理的高水準生活;對變換職務或者調動工作表示出令人費解的抵制;在未獲得批准或未進行說明的情況下從事其他兼職工作;出現酗酒吸毒或賭博等社會問題;同一些企業之間有不同尋常的私人交往;特別誇獎和照顧一些企業以及獲得企業方面的慷慨贊助等現象。報警性跡象包括:公務員無視有關規定;不斷發生「小過錯」;做出不同尋常且令人費解的決定;濫用裁量空間;有意迴避檢查;隱瞞某些事件和情況;試圖對不屬於自己管轄范疇的決策施加影響;以沉默的方式容忍違法行為;對可疑的現象或事件沒有反應等現象。
值得說明的是,在1999年以前,德國國內企業間的賄賂行為以及企業在國外的賄賂行為並不受德國法律的約束和制裁。隨著1999年《OECD防腐敗公約》的生效,德國國內企業間的賄賂所得以及企業在海外的賄賂所得要被一並沒收,且當事人要被追究刑事責任或被處以罰款。加上1997年通過的《反腐敗法》和2004年頒布的《聯邦政府關於在聯邦行政機構防止腐敗行為的條例》以及聯邦內政部頒布的其他幾項針對治理賄賂等腐敗行為的法令,德國治理商業賄賂的大網正全面張開,且越來越密。
2.美國對禁止商業賄賂的立法
美國是世界上非常重視反商業賄賂的國家之一,建立了嚴密的法律規制的體系,保障美國的市場競爭秩序的良性運轉,極大的促進美國經濟在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期超過英國,並保持直到今天在全球領域的領先地位。
19世紀70年代中葉,美證監會調查發現,400多家美國公司在海外有賄賂行為,涉及3億多美元的資金,117家問題公司是《財富》雜志500強企業。這次調查成為《海外腐敗行為法》的起因。1977年,美國制定《海外腐敗行為法》,適用於美國公司在海外的腐敗行為,適用於任何公司以及為公司效力的高管人員、董事、雇員或代理,旨在禁止美國公司向外國政府公職人員行賄,其規定的受賄人,並不按照其行政身份確定,而是看其是否實際行使政府公共權力。這樣,所有使用公共權力的人員都可以成為受賄主體,比如受委託為政府進行設計的私人設計師以及受政府控制的商業機構中的工作人員。同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成員國通過了《打擊賄賂國際商務活動中外國官員行為公約》(美國以及主要發達國家都是會員國)。1998年美國國會通過《國際反賄賂與公平競爭法》,修訂了《海外腐敗行為法》。該法主要有兩部分內容:其一是要求公司根據《海外腐敗行為法》加強公司的財務制度;其二即是關於反賄賂的規定。其中對「公關費」和賄賂之間的區別做了明確的界定:前者是為了得到某位官員的接見或確保貨物能通過海關而支付的費用,後者則是為了影響別人的決定或為了得到相對於競爭對手的優勢而支付的費用。
《海外腐敗行為法》主要針對美國公司海外賄賂行為,就其國內來看,美國通過《羅賓遜一帕特曼反價格歧視法》《克萊頓反托拉斯法》等形成的公平競爭機制與反壟斷機制促進了市場經濟的成熟發展,從而使商業賄賂在美國難以興風作浪。首先就公平競爭機制而言,在近乎白熱化而又很規范的市場競爭環境下,把成本控制在最合理狀態成為決定公司經營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這一機制下,就不太可能出現公司采購和營銷人員通過商業賄賂舍棄低價產品和服務轉而購買高價商品和服務的情況,因為這樣的結果將導致公司的產品和服務無人問津和公司無法生存,無論公司領導層還是股東都不會允許這種情況出現。這是商業行賄和商業受賄沒有市場的一個重要原因。其次,就反壟斷機制而言,壟斷行為是市場不公平競爭的最大體現。為了從壟斷者手中獲得產品和服務或者向壟斷者出售產品和服務,不正當的幕後交易由此產生,從而也很容易導致商業賄賂行為的發生。為此,美國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採取措施大力打擊市場壟斷行為,其市場反壟斷已經深入到各行各業。由於美國幾乎沒有任何產品和服務是被少數一兩家公司把持的,交易雙方面對的是公平的市場。因此,企圖通過商業賄賂來獲得非正當利益的行為自然沒有什麼市場。 由此,也可以看出商業賄賂與其他不正當競爭手段相互糾纏在一起,治理商業賄賂不能只單純狹隘的進行,整個市場大環境的改善應該是同步的。
3.日本對禁止商業賄賂的立法
商業賄賂是日本各種賄賂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它不僅對經濟問題本身產生影響,而且還時常涉及到政治領域,比如20世紀70年代日本曾出現的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行賄案 。當前,日本已經在法律上築起反商業賄賂的重要防線,構築起一整套比較有效的制約機制,嚴厲打擊商業賄賂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商業賄賂問題的發生。
首先日本刑法將商業賄賂統一為行賄罪和受賄罪,無論在商業方面還是其他方面,具有行賄或者受賄行為必須承擔相同的法律責任。並且,日本界定的賄賂范圍相當廣,凡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或者慾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賄賂,包括提供性服務以及高規格的宴請和接待等。利用手中掌握的許可權,在經濟活動中要求他人給予金錢、物品或者提供其他好處的,以及接受或者約定接受利益和好處的屬於受賄行為,必須承擔刑事責任。日本有關部門對行賄受賄罪的查處十分嚴格。在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行賄案,田中角榮身邊工作人員利用首相的影響力,為美國洛克希德公司牽線搭橋,向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推銷一批大型客機。在接受好處費的「洛克希德」事件中,首相田中角榮被逮捕,並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日本還制定了《公益舉報人保護法》,努力保護揭發和透露公司主管或分管人員違法舞弊行為的舉報人。規定要為舉報人嚴格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舉報人的真實身份。其次,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解僱或用其他任何形式打擊報復舉報人。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將按有關法律嚴肅處理。另外,日本大企業基本上都建立了一套嚴密的防止和制約商業賄賂的機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實施嚴格的招投標制度,只要超過一定數量的建設工程或者采購項目均採用真實的招投標制度,企業的最高領導人不直接參與招標工作,具體的招標工作由具體部門組成的招標小組進行。還有人對招標小組有無違反招標程序進行檢查監督,防止個別人在招標中營私舞弊,接受賄賂。如果企業發現工作人員利用工作之便接受賄賂,給企業造成損失的,除了賠償損失之外,有關人員還必須承擔刑事責任。
4.其他國家對禁止商業賄賂的立法和有關國際公約的規定
英國在治理醫葯市場的商業賄賂現象很有成效,分別於1968年頒布《葯物法》和1994年頒布的《葯品廣告法》,其中就規定:如果醫葯公司為了推銷其產品給購買葯品的單位或醫生提供免費旅遊、免費飲料、食品及其他物品和代金券,其負責人將被處以最高額為5000英鎊的罰款以及最高2年的監禁;受賄人也將受到同樣的處罰。
奧地利《反不正當競爭法》對競爭對手和雇員行賄與受賄給予刑事制裁。該法第十條規定:禁止為獲取商品或者服務供應上的優勢,通過不正當的行為向企業的雇員或者代理人提供、許諾或者給予禮品或其他利益。該禁止性規定同樣適用於雇員或者代理人為不公平的商品或服務的供應,而接受禮品或其他利益。這些禁止性規定只適用於經營過程的行為,既包括購買,又包括銷售。盡管法律對商業賄賂行為規定了刑法制裁,但還會依照民法產生民事後果,如停止侵權行為和損害賠償。按照該國最高法院判例,允諾在特定商品銷售成功時給予對方雇員禮品或者獎金的行為,屬於禁止之列。
國際上,1997年在美國極力推動下,世界經濟合作組織(OECD)發表了《反行賄受賄公約》,在該公約的序言中指出:行賄行為已是國際商業活動中,包括貿易與投資活動普遍存在的現象,引起了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嚴重憂患,破壞了良好的管理與經濟的發展,扭曲了國際競爭條件。到2002年已經有32個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根據該公約通過了新的反賄賂法案,將反商業賄賂范圍從國內公司擴大到國外公司。2003年10月31日聯合國第58屆大會全體會議通過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我國政府是該公約的創始締約國,積極參與了該公約的起草過程。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5年10月完成了對加入該公約的批准程序。
5.境外立法總體評價
從上述列舉說明中可以看出,以上各國以及國際條約在規制商業賄賂上的立法都有各自的特色。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立法歷史比較悠久,並且與刑法、公務員法等結合緊密,有利的打擊了德國商業賄賂行為。美國有十分完備的競爭法體系,其中《海外反腐敗法》是最具影響力的,其立法理念在全球范圍內被接受,推動了國際反腐敗的進程。並且其立法能隨著經濟形式的變化和各公約的簽訂與生效,不斷得到修訂,使商業賄賂的治理取得了積極地成效。而日本對商業賄賂范圍界定相當廣泛,凡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或慾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賄賂,連微小的商業賄賂事件也決不放過。對行賄受賄罪的懲處也十分嚴格,對國家公務員、國有公司、私營部門的賄賂行為都分別有單獨的法律予以規制。經合組織與聯合國的立法近年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反商業賄賂的國際合作得到進一步加強。總體上來講,國外立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對商業賄賂內容的界定十分寬泛
在西方許多國家的法律中,對商業賄賂的內容的界定十分寬泛,不局限於財物,而是把作為交換的利益好處都算作賄賂。如加拿大相關法律中規定商業賄賂涵蓋「金錢、兌價物品、職務、住所或僱傭、貨款、獎賞或任何利益」,也就是說包括所有物質利益和非物質利益。芬蘭明確規定,國家公職人員不準接受商界的任何吃請和遊山玩水,否則,均被視為受賄行為。日本也將受賄行為的形式分為事前受賄、事後受賄、斡旋受賄和第三者受賄。
(2)以損害競爭的公平性作為商業賄賂犯罪的認定標准
國外立法大多未在具體法律條文中羅列商業賄賂行為類型,而是以是否實質損害競爭、影響公平性原則為標准對回扣、折扣、傭金進行規定的。如美國《羅賓遜一帕特曼法反價格歧視法案》規定,不管是回扣、還是折扣,如果對競爭有損害,都是非法的。英國對賄賂的定義體現出影響公平這一標准,規定賄賂是指為影響公職人員工作行為,向公職人員提供或公職人員接受任何不適當的報酬,使其做出有悖於誠實和正直原則的舉動。
一些發達國家對商業賄賂犯罪的認定相對較「寬」,不是以「好處」兌現與否作為認定標准,而是把有約定或許諾給予「好處」的行為即認定為商業賄賂。這種認定標准對於預謀犯罪很有威懾力。如日本法律規定,利用手中掌握的許可權在經濟活動中要求他人給予金錢、物品或者提供其他好處的,以及接受或者約定接受利益和好處的屬於受賄行為,必須承擔刑事責任。新加坡《預防腐敗法》規定,代理人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非法接受、索取或同意接受、意圖索取他人作為誘金或酬金的報酬,從而以作為或不作為的形式,實施與其委託人的事務相關的行為,或者就與其委託人有關的事務給予或不給予某人好處或不利之處;任何人非法給予、同意給予或提供給代理人報酬作為誘金或酬金,從而使之以作為或不作為的形式,實施與其委託人的事務有關的行為,或者就與其委託人有關的事務給予或不給予某人好處或不利之處,不管目的是否實現,均構成腐敗性交易罪。
(3)建立了健全的防治商業賄賂法律體系
在境外立法層面,各國除了制定有關防治商業賄賂的專門法律外,還將治理商業賄賂與反腐敗結合起來,將治理商業賄賂納入反腐敗的法律體系中。如為了規范和監督經濟活動和政府及其公職人員的行為,美國於1921年頒布了《政府行為道德法》,1978年又頒布了《獨立檢察官法》,將任命獨立檢察官來調查政府公職人員腐敗行為的做法制度化、程序化。法國的《資產透明法》規定,政府官員上任後就必須向有關部門提交個人及其家屬的財產狀況清單。韓國2002年制定了《反腐敗法》,將政府官員收受商業賄賂的行為列為重點反腐敗對象之一。
二、國外研究現狀
由於商業賄賂是經濟社會中的伴生物,它存在於各國經濟生活和法律規范之中。鑒於各國政治經濟體制、價值取向、利益訴求、文化傳統、社會現實以及公約宗旨等不同因素的影響,故對商業賄賂的研究又各有差異。
1.對商業賄賂概念的研究
有關商業賄賂的概念,國外學界主要存在兩種定義模式。第一種為單向性定義模式,即僅指「商業行賄」,根據《元照英美法詞典》, 商業賄賂是指在不公平的商業活動中,買賣一方以給付對方雇員或代理人利益的方式擊敗其他競爭對手的行為。《布萊克法律詞典》對商業賄賂的解釋是:行賄潛在買方的代理人或雇員以在商業競爭中取得優勢。這種定義盡管概括性強,但卻無法擺脫模糊性的嫌疑。第二種雙向性定義模式,即商業賄賂包括行賄和受賄。德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業賄賂的定義為:在商業交易中,以競爭為目的,對企業的職員、受任人提供、允諾或授予一定的利益,或企業的職員或者受任人在商業交易中接受他人給予的利益,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人在購買商品或營業商的競爭中受到優惠。較之第一種定義,此種定義更為全面、周延。
2.對商業賄賂行為主體的研究
國外的研究中,一方面,對商業行賄主體並沒有進行過多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商業行賄主體。例如,韓國在《公司法》中將對商業行賄主體界定為向受賄者承諾、提供利益或者作出提供的意思表示者,沒有限定主體的性質及經營資格。另一方面,國外商業賄賂的相關立法對受賄主體未有「交易相對人」之限制。例如,美國對商業受賄主體范圍的規定比較寬泛,包括交易當事人、代理人、中間人、公職人員和政黨等能對交易產生影響的主體。這種觀點是十分值得我國立法研究學習和借鑒的。
3.商業賄賂行為的相關研究界定
國外對商業賄賂手段的界定十分寬泛,把用來交換的利益好處都認定為賄賂。例如,日本將凡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或者慾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賄賂,包括提供性服務以及高規格的宴請和接待等;新加坡對商業賄賂手段的規定更為詳盡。《新加坡預防腐敗法》第2條對作為引誘或酬金的「報酬」界定為:(a)金錢或者任何禮物、貸款、費用、酬金、傭金、有價證券或者其他財產或任何形式的財產性利益,不論是動產還是不動產;(b)任何職位、就業或者合同;(c)任何貸款、合同債務或其他債務的部分或全部支付、免除、清償或清算;(d)任何其他服務、好處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利益,包括提供保護使之免受任何刑罰、褫奪資格的處分或逮捕,……還包括行使或放棄行使某種權利、職權或職責等。而在商業賄賂表現形式方面的研究,歐美國家則無疑走在了我國的前面。美、德等國家很早便將傭金、折扣等行為納入商業賄賂的研究范圍內,並予以進一步的立法限制,如額度限制。對於附贈問題,日本的研究則又十分具有借鑒意義,《不當贈品及不當表示防止法》的相關規定正是其成功研究成果的顯現。
4.對跨國商業賄賂的研究
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商業賄賂行為也呈全球化蔓延。國外對商業賄賂的研究工作,已經擴展至跨國商業賄賂行為。美國《海外反腐敗法》是一部將反商業賄賂延伸到境外的法律,這部法律實施以來,由於美國政府執法有力,成效顯著,形成了很多著名的案例。其在治理本國商業賄賂犯罪的同時,注意到商業賄賂跨國發展的趨勢,關注以他國人員為對象的商業賄賂行為。這是十分值得我國立法研究予以學習的。
Ⅷ 為什麼民法沒有起源於中國
所謂民法典的體系,是在採取法典形式時,將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民法規則或者法律條文以某種邏輯加以安排,從而形成的體系。簡言之,就是將民法的各項規則有機地組合在民法典中的邏輯體系。在我國民法典編纂工程已經啟動的情況下,立法者所面臨的首要課題就是應當如何構建民法典的體系。
一、確立民法典體系的必要性
研究民法典的體系,其根本的目的在於獲得一個關於民法典的完備體系,從而在該體系的支撐下制定出一部具有高度邏輯性與體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說,民法典體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其原因在於:
首先,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近代意義上的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體系化與嚴密邏輯性的法典。美國學者龐德認為,法典不同於其他的法律形式在於「它展示了整個既存的法律體系化的模式」。加拿大學者vander linden也認為民法典的本質特徵是指多個部分結為整體之形式的統一性。lobinger也指出法典化不同於一般的立法在於法典「包含了各種有效的控制主體的法律規則的完整性、邏輯性、科學性」。王涌:《私權的分析與建構》,中國政法大學1999年博士論文,結語。民法典就是以體系性以及由之所決定的邏輯性為重要特徵的,體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體系性與邏輯性的「民法典」只能稱為「民事立法的匯編」。換句話說,民法典必須滿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這種形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其體系的完整性上。因此,探求民法典的體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
其次,體系化既有助於在整個民法典的規則制度中充分貫徹民法的各項基本理念(如平等、私法自治、誠實信用、維護交易安全等),又可有效地防止與消除整個法典中並存的各項理念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單行的民事立法固然能夠在社會生活中的某一個或某幾個領域內貫徹一項或多項民法價值觀念,但是無法在全部社會生活領域中實現諸多民法基本價值觀念的和諧融洽。例如,現代民法不僅注重對靜態的財產所有權的嚴格保護,也注重對動態的交易安全的維護。當這兩者發生沖突時,現代民法優先保護的是交易安全。此種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理念分別體現在民法典的各個編章之中。例如,總則中的表見代理制度、物權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無權處分制度等,都體現了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價值選擇。因此,只有依據一定的民法典體系將民事法律規范法典化才能夠使民法中的各種價值觀念貫徹如一,並協調它們相互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第三,體系化有助於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由於我國許多單行民事法律和法規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制定的,有些法律僅僅是為了適應改革的特定階段的需求而頒布的,或者是為了適應特定社會經濟環境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因此立法者通常缺乏一種通常的全局性考慮,從而導致了這些法律法規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種沖突或者矛盾。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通過確立民法典的體系,能夠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有機的整體,從而實現我國民事法律的統一,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法律規范體系。在民法典的體系建立之後,可以在民事普通法中形成總則與分則相區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內在結構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與各個單行的民事立法尤其是商事特別法之間的和諧體系。民法典的體系構建之後,既可以為法官提供一套完整、和諧、清晰的裁判規則體系,也可以為從事民商事活動的當事人提供相應的行為規范體系。體系化不僅有助於消除各項民事法律制度之間的沖突與矛盾,而且通過體系化能夠有效地保障整個民事法律體系中各種概念、規則的嚴謹性與統一性。例如,在我國現行民事立法中,出現了「民事行為」、「民事活動」、「民事法律行為」、「法律行為」等諸多概念,這些概念究竟哪一個是屬概念,哪一個是種概念,它們的內涵與外延如何界定,民法學者都很難理清一個頭緒。這就需要通過法典化來解決民法概念與范疇的嚴謹和統一的問題。
第四,體系化有助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一方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適用民法提供極大的便利,民法典優越於判例法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在於適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體系化也將促使法律工作者在適用民法之時形成嚴謹的、體系化的思維觀念。例如在分析具體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種請求權時,應當首先判斷原告與被告之間是否有合同關系。如果有,則產生合同法上的請求權,沒有則判斷是否存在無因管理請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權,最後才判斷是否存在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體系化可以促使法律工作者用體系化的觀念分析解決個案,從全方位的角度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糾紛。
第五,體系化有助於通過維護民事法律規范的穩定性,最終實現社會生活關系的穩定性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黃茂榮教授所言,法的體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綜覽性」,從而提高其適用上之「實用性」,而且可以提高裁判上之「可預見性」,從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構成的體系「圓滿無缺」,則光憑邏輯的運作便能圓滿解答每個法律問題。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頁。民法典的體系化就是要將市民社會生活中最基本的規則抽象出來,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通過此種體系的安排使其成為穩定的規則,獲得長久的生命力,不因國家某項政策的隨意改變而發生變動。至於社會生活中的一些特殊領域,則可以通過頒布單行民商事立法加以調整,盡管此種單行立法可能會因時因地發生變化,但是民事社會生活中基本規則卻不會隨意發生變動。從法國、德國等國家民法典的發展歷程來看,雖然社會歷盡變遷,新的法律問題層出不窮,但是由於法典自身的嚴格的體系性與邏輯性,新的問題通常能夠在民法典體系框架內加以解決,民法典依然保持了生命力,歷經百年而巋然不動,這就充分說明了體系性對保證民法典的合理性,從而維系民法典的存續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我國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階段,因此在我國建立民法典的體系性具有更為突出的現實意義。
二、確立我國民法典體系時的三個宏觀問題
完整的民法典體系絕非朝夕之間可以形成的,而是經過了漫長的歷史演進。早在羅馬法時代,法學家蓋尤斯在《法學階梯》一書中就提出了一種民法典的編纂體例,該體例將羅馬市民法劃分為人法、物法和訴訟法三部分,後被查士丁尼編纂羅馬法大全所採用,後人稱之為「羅馬式」體系。至法國民法典編纂時,羅馬式體例被民法制定者採納,不過,立法者將訴訟法從民法典中分離出去,同時將物法進一步分為「財產法」與「財產權的取得方法」兩部分。在19世紀末,經過了數十年的法典論戰後,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採納了由潘德克頓學派所提出的民法典體系,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五編制「德國式」模式,更確切地說,是採納了潘德克頓體系中的巴伐利亞式,潘德克頓式體系可分為薩克遜式與巴伐利亞式,前者的編制結構是總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後者的編制結構則是總則、債權、物權、親屬、繼承。兩者的區別在於物權與債權的位置前後不同,這種位置的安排是為了表達主題的不同的重要性。參見徐國棟:「兩種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義對物文主義」,載徐國棟主編:《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頁。即將民法典分為總則、債權、物權、親屬及繼承五編。潘德克頓的模式後來為日本民法典所繼受。不過,與德國稍有不同的是,日本民法典採納了薩克遜式體例,將物權置於債權之前。20世紀90年代完成的荷蘭民法典在體例上又有重大的改變,法典的起草者巧妙地將法國法模式和德國法模式結合起來之後,同時又大量吸收了英美法系的經驗,創建了民法典的八編模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法典在債權和物權之上設立了財產權總則,並改造了德國法的總則模式。荷蘭民法典在頒布之後,得到了包括德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民法學者的廣泛好評。1994年頒布的俄羅斯民法典在體繫上也有了許多新的發展,例如該法典將債法劃分為兩編加以規定,債法總則包括債的一般規定與合同的一般規定,並在總則的民事權利客體內容中規定了知識產權制度。由此表明,民法典體系並非一成不變的,它是一個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而變化的體系。
在我國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如何確定符合我國國情的民法典體系值得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我們認為,就我國民法典體系而言,有三個宏觀性問題值得進行研究,因為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決定了未來我國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思路與框架問題,同時也直接決定了民法典基本結構的安排問題。
(一)完全照搬德國民法典體系還是合理借鑒並有所創新
應當承認,中國自清末變法以來,基本上可以被歸入大陸法系國家。近代中國的民事立法以及民法學說大量吸收了大陸法系國家(如法國、瑞士、蘇聯、日本等)尤其是德國法的概念、規則與制度。舊中國民法學家梅仲協先生曾精闢的指出:「現行民法采德國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十之三四,而法日蘇聯之成規,亦嘗擷一二。梅仲協:《民法要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從我國民事立法的內容來看,確實大量借鑒了德國法的優秀成果與立法經驗,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這是否就意味我們在21世紀制定中國民法典時,仍還需要僵化地、一成不變地繼承德國民法典的五編制體例呢?許多學者認為,既然我國要採納德國的體系設立總則,那麼就必須完全採納德國民法典的五編制體例。梁慧星:「當前關於民法典編纂的三條思路」,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1期。我國民法典體系不能去標新立異,而應當完全繼受國外尤其是德國的民法典體系,無須進行任何改動。對此,筆者不敢苟同。
首先,作為潘德克頓學派結晶的德國民法典,其固然具有概念精密清晰,用語簡練明確,體系嚴謹完整等諸多優點,因此雖歷經百年社會變遷,仍不愧為一部偉大優秀的民法典。但是,德國民法典畢竟是百年前的產物。一百多年來,整個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生活高度復雜化、多樣化,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因此,作為經濟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體系與內容理應與時俱進。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在21世紀制定一部中國的民法典就必須要符合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例如,德國民法典制定之初,人格權尚處萌芽狀態,多數學者連人格權為何物尚且不知,遑論於民法典中加以規定,立法者當然可以對其漠然視之。然而,隨著二戰以後人權運動的發展,在現代社會,人格權已經成為一項與財產權並行的極為重要的民事權利制度,再考慮到我國長期以來存在不尊重人、不把人當人看的現象,以及現實生活中人民群眾對尊重人格權的強烈要求等因素,我們必須認真對待人格權制度在民法典體系中的地位問題。就是在德國,學者也已開始對其民法典進行反思,如德國著名民法學者梅迪庫斯教授認為,民法典「對自然人的規范過於簡單,因此沒有涉及一些重要的人格權」。〔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頁。可以說,在我國民法典中建立全面、完善、獨立的人格權制度是我們這個深受數千年封建專制之苦的民族的現實需要!如何有機和諧地將人格權制度融入民法典正是新時代賦予中國民法學者的機遇。如果僅以德國民法典沒有規定獨立的人格權制度為由,而置現實需要於不顧,將人格權制度在民法典中用民事主體制度或侵權法的幾個條款輕描淡寫地一筆略過,這不僅是削足適履,更是放棄了時代賦予當代中國民法學者的偉大機遇與神聖職責!
其次,德國民法本身也不是僵化的、靜止的體系,而是開放的、發展的體系。一百年來,德國民法在不斷地豐富、發展與完善,德國主要通過三種渠道去補充、修正、發展民法典,使其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一是在法典之外製定單行法。例如,為調整隨著科技發展而大量涌現的危險責任問題,德國在民法典之外陸續頒布了《航空法》、《道路交通法》、《聯邦水利法》等大量的單行法;邱聰智:《民法研究》(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4頁。二是通過法院的判例修正、補充民法典。例如,德國民法典制定之時為了有效地保障個人的自由,防止行為人動輒得咎,通過規定第823條與第826條而對侵權法的保護范圍作出了嚴格的限定。但是,此種限定卻導致隨著社會發展而出現的一些新型侵權行為(如過失性虛假陳述、產品缺陷致人損害)無法受到侵權法的調整,以致不得不創造出締約過失責任、附保護第三人的契約、默示信息提供契約、交易安全義務等諸多理論,由法院以判例的方式運用這些理論去改變、補充、發展甚至糾正、修正民法典。三是修改民法典。德國為了適應歐盟民事法律的統一已對本國法律作出了一些相應的修改,其中最明顯的就是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國債法現代化法》。該法出台的直接動因就是歐盟關於消費品買賣的1999/?44號指令。德國學者文德浩教授稱,債法現代化法是德國民法典自1900年生效以來最為深刻的一次變革,它動搖了德國民法的教條理論大廈的支柱,震撼了那些最為直接地繼受了羅馬法的教義。〔德〕克里斯蒂阿妮?文德浩:「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新債法」,載《德國債法現代化法》,邵建東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頁。這些都表明了德國民法本身也是在不斷充實、發展以及完善的,而非僵化的、靜止的。
再次,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深,從而使得各個法系之間出現了融合的趨勢。這主要表現在: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條件下,作為交易的共同規則的合同法以及有關保險、票據等方面的規則日益國際化。英美法受大陸法的影響,日益注重成文法的制定,大陸法系國家的民商法又深受英美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信託法的制定、侵權法中引入產品責任、醫療過失責任預期違約和根本違約責任等,此外,通過一些國際公約努力將大陸法與英美法加以整合。例如,1980年的《聯合國國際銷售合同公約》、1994年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1985年有關國際機構制定的《海牙信託法公約》等。所有這些現象都表明,因此兩大法系的融合是某種必然的趨勢。謝哲勝:《財產法專題研究》(三),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9頁。正因如此,我們在制定民法典時不能囿於德國的經驗,而應當廣泛吸收借鑒世界各國民事立法中的經驗與成果。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應當立足於我國實踐,本著兼收並蓄,取菁去蕪的思想,胸懷海納百川的氣度,廣泛吸收借鑒各國民法的優秀經驗,而不是狹隘、盲目地崇拜德國法,受教條主義或本本主義的束縛。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國國情、反映時代需要、面向21世紀的民法典,才能真正提升我國民法教學與研究的水平,為世界法學的發展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二)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
我們在構建民法典體系的時候必須要解決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即我國民法究竟是採納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的立體體例?所謂民商合一就是指,制定一部民法典將其統一適用於各種民商事活動,不再單獨制定一部商法典。而民商分立則意味著嚴格區分民法與商法,在民法典之外還要制定一部單獨的商法典。民商分立的體制最早起源於法國,法國於1804年制定了民法典,在1807年又頒布訂立商法典,從而開創了民商分立的先河。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有相當多的大陸法系國家在立法時都採納了民商分立的立法體例。然而,到了20世紀初瑞士制定民法典時,在民法典中包括了公司法、商業登記法等商法的內容,從而實現了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謝懷:《外國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頁。
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這兩種體制優越性,在大陸法系學者之間從過去到現在都一直存在激烈的爭論。但是,我們認為,在我國制定民法典時應當採納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誠如我國著名民法學家謝懷先生所言,民商分立的制度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而是歷史上演變的結果。謝懷:《外國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頁。它並非如我國某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是基於科學的理論研究的產物。因此,從民商分立體制產生之初,理論界對於民法與商法的范圍就沒有嚴格的區分。一些學者或採用主體標准,即商人與非商人的區分;或採用客體標准,即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標准;或採用主體與客體相結合的雙重標准,對民法與商法的范圍加以界分,但是這些標准都無法從體繫上理清民法與商法的分工。實際上,民法與商法都是規范調整市場經濟交易活動的法律規則,本質上並無差異,在立法上無法作出區分。
其次,在歷史上,商法獨立於民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中世紀的時候存在商人這樣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需要確立特殊的規則解決商人之間的糾紛。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商人作為特殊的階層已經不復存在,所有商事糾紛、民事糾紛都應當統一提交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加以解決,因此商法已經失去了獨立存在的經濟基礎。如果商法側重於保護法律所規定的商人的利益,只能依據特定的職業把人分成不同的種類,這與人格平等的原則是相矛盾的。隨著商人特殊利益的消失,民法既可以保護一切人,也可以避免在一方為商人,一方為非商人的法律關系中因民商分立而造成的法律適用上的困難。應當看到,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中,存在的主要不是商人與非商人的對立,而是生產者與消費者、雇員與僱主的對立,所以民商分立的意義正在被極大地減弱,相反一些特殊的法律領域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勞動法的重要性愈來愈凸顯,這也是現代法律發展的一個趨勢。
再次,民商合一適應了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反映了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近代和當代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開始推行民商法的統一。從1865年起,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其民法典中對某些商事內容作了規定,放棄了在民法典之外再制訂商法典的做法。1881年,瑞士制訂出一部債法典,這部法典既有民事的又有商事的規范。荷蘭從1934年起實現了民法與商法的實質上的統一,規定商法典的條款適用於所有的人,並適用於一切行為。1942年,義大利在一部民法典內對民法與商法的內容作了規定。巴西也已開始按照瑞士的模式改革私法體系,從而促進民商的合一。最近十幾年來所頒布的民法典基本也都採用的是民商合一的體制,例如1994年、1996年先後頒布的俄羅斯民法典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都將票據、保險等商事規范統一納入民法典。可以說,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是現代市場經濟下民商事立法的一個總的發展趨勢。
第四,民商合一的實質是將民事生活與整個市場所適用的共同規則和制度集中規定於民法典,而將適用於局部領域或個別市場的規則,規定於各個民事特別法。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因此,採用民商合一體例,首先意味著在民法典之外不再單獨制定商法典,確切地講,是不制定單獨的商法總則,而將傳統商法總則中商事主體、商事行為、商事代理、商事權利等內容納入到民法典相應各篇章中。申言之,採用民商合一體例並非像《義大利民法典》那樣,把一些商事特別法統統規定在民法典之中,而是承認公司、海商、保險等商事特別法的存在。在此種模式下,所有的商事特別法規定的行為都可以統一適用民法典總則的規定,商事主體適用民事主體的規定,商事行為可以適用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訴訟時效適用統一的民事訴訟時效的規定,商事代理可以適用代理的規定,民商合一的主要意義就在於此。在商事特別法單獨制定之後,其與民法典的關系是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因此按照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的原則,應優先適用商事特別法。例如就法人的問題而言,首先應當適用公司法,如果公司法中沒有相應的條款可供適用的話,應當適用民法的關於法人的規定。如果把商事特別法都匯編到民法典中,民法典的體系就無從談起。
此外,在強調民商合一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民商法之間的協調與統一,這一點常常是採納民商合一的國家碰到的一個難題,也是強調民商分立的學者的理由之一。不過,在我國,立法已找到了協調民商法關系的辦法,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的制定,使得民法與商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範。合同法採取了三種方法很好地處理了民法與商法之間的矛盾:第一,在某一類合同中同時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和非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並確立不同的規則。如《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明確規定了公民之間的借款關系和銀行參與的信貸關系。對於前者,如果合同中並未約定支付利息或者約定不明,則視為不支付利息;對於後者,如果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則應支付利息,利率按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貸款利率上下限加以確定。第二,在某一類合同中僅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忽略沒有商人參與的另一種關系,或者相反。如《合同法》第二十一章「委託合同」中只規定了商事委託合同。第三,不區分民事規則與商事規則,用統一規則來統一調整,有例外情形的,適用例外性規定,如關於合同行為形式、瑕疵通知義務的規定。既然,我國現行立法已經解決了民商合一體制下遇到的技術性方面的問題,因此也沒有必要僅僅因為商事規則的特殊性而單獨制定一部商法典。
(三)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
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是我國民法典體系構建中的一大難題。2002年12月22日我國第一部民法典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部草案在總則之外規定了八編,分別是: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收養、繼承、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此種立法體例中爭議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哪一些民事單行法應當被納入民法典,哪一些不應當被納入。例如,有的學者認為,收養法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學者認為,各種知識產權法如著作權、專利法等應當納入到民法典中;還有的人認為,信託法、勞動法等也應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並獨立成編。
應當看到,民法典的體系並非封閉的,而是開放的。目前民法典草案的九編制體例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民法典體系的終結。法典的體系常常會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變動,如果將來因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的需要,確實有必要將某些重要的民事單行法納入到民法典的體系當中,那麼屆時對民法典體系作出突破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民法典不是無所不包的、龐雜的法律匯編,否則民法典的體系將不復存在,法典編纂的意義也就大打折扣了。一部缺乏科學體系的民事法律匯編並非民法典,法典編纂與法典匯編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前者是通過科學的嚴謹的體系將民事法律規則加以統一整合,而後者僅僅是將民事法律規則簡單地加以排列組合。編纂民法典絕不意味著任何屬於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應當盡可能地納入到民法典中。世界各國的民法典都不存在將所有的民事法律制度都加以容納的情形。世界上不存在著包羅萬象的、無所不包的民法典。這就需要我們正確地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相互關系。我們認為,在制定中國民法典時,為了正確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四點:
第一,民法典在整個民事立法體系中處於最一般、最基礎的立法地位,因此民法典必須保持高度的穩定性,並使調整的內容具有一般的公正性,但是這樣一來就必然以放棄變化多端的生活關系本身所要求的細致化、放棄對具體案件作出公正的處理為代價,〔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謝懷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頁。為此立法者常常具有在法典之外頒布單行法的沖動。但必須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特別法的關系。只有那些社會生活中普遍適用的、最基本的規則才應當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那些技術性很強的問題,或者僅僅是特定的職業群體或者生活領域中的問題應由民事單行立法加以調整,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例如,物權法主要調整的是人們對有形財產進行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關系,這是市場經濟普遍需要的;而信託法調整的信託關系不是普遍的關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產生的,信託法的規則是物權法的特別規則,因此物權法應納入民法典,信託法則不應納入。
第二,民法典主要應包括具有長期穩定性和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規則與制度。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民法典必須保證最大程度的穩定性,不可能頻繁地修改或者廢除,這種穩定性正是民法典相應功能的基礎。民法典中一些規則甚至是歷經千百年來實踐的檢驗的,至於那些隨著社會經濟生活常常會發生改變的法律規則,應當由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例如,法人制度中法人成立的基本條件等規則具有長期的穩定性,應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至於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等其他的成立條件,由於會隨著國家經濟政策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因此應由公司法、證券法等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
Ⅸ 元照英美法詞典 縮印版怎麼樣
我尤為欣賞的是這部詞典所折射出來的編撰者們對知識追根溯源的求索精神,特別是他們在追求、解釋、維護法治的過程中所擁有的開放心態。 ...... 學習國外先進的文化和制度,或是倡導以批判的立場來對待國外的事物都無可厚非;然而,無論是學習還是批判,都需要一個前提:了解。我們對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了解到底有多少? ...... 結合中國法制建設的實際,我認為,我們第一重要的任務就是學習,學習外國。而在學習的過程中,態度和方法至為重要。我認為,《元照英美法詞典》的編撰者們為我們提供了學習國外的法律和制度應有的心態。首先,在詞義上,他們盡可能地予所有的詞語以本來的面貌,它是怎麼來的,後來有什麼變化,為何又演變成今天通行的意思;其次,他們寄望於中國治英美法的學人以及希望從英美法汲取經驗的法律實踐者們能夠依託《元照英美法詞典》這個工具,客觀、公允地認識與評價英美法。 ...... (摘自:新聞周刊 2003年第28期,賀衛方:《 建構法治中國需要開放心態》;閱讀鏈接:http://www.chinalawinfo.com/fzdt/NewsContent.aspx?id=10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