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司法差異

❶ 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的民事賠償有什麼區別

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的民事賠償只是在計算死亡賠償金時有區別，其它的賠償基本是一致的。
但侵權責任法第17條也規定了「因同一侵權行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有條件的體現了同命同價原則。

❷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中如何完善我國法律體系

請參考：【差異而非統一：和諧社會的法律服務體系建構思路】
作者：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傅鬱林
編者按:
社會差異對於和諧社會的威脅，已成為政府和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而法律服務在減少和解決社會沖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使我們的目光不斷投向「和諧社會與法律服務體系的建構」這一主題。主流觀點認為，應當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為所有的法律消費者提供同質同量的法律服務，法律服務工作者一律按照律師的標准，通過全國統一的司法考試取得執業資格，以此建構統一的法律服務體系。實際上，那些活躍在社會基層特別是農村地區的非律師法律服務工作者，基本上沒有進入政府決策者和理論研究者的視野。本期刊登的兩篇文章提供了另一些值得關注的信息和思路。

社會學家塗爾干斷言：「在勞動分工得以發展的當代社會里，分工具有整合社會機體，維護社會統一的功能……分工已漸漸成為了社會秩序最重要的基礎，成為社會團結的主要根源（即使不是唯一根源）……社會發展的等級越高，它的專業化水平就越高。但這並不是說，專業化發展得越快就越好，而是說它必須根據需要的發展而發展。」法律和法律服務本身就是社會分工或專業化的產物，其專業化程度也要適應社會需要。法律服務「專業化」至少包括：（1）法律服務職業與其他職業之間有清晰界線；（2）法律服務職業內部具有高度同質化，亦即法律服務體系的統一化。那麼，當社會需要的層次存在明顯差異時，法律服務專業化的層次必然也應當存在相應差異，從而形成分層建構的法律服務體系。這意味著，一方面，法律服務體系內部具有多元、多層次的特徵；另一方面，法律服務職業與其他職業之間的界線的清晰或模糊程度也因當時當地社會需求的差異而不同。

我們也許看到，逐步統一法律服務體系，成為西方國家的普遍發展趨勢，名目繁多的法律服務工作者正在被逐步納入「律師」的范疇，層次不同的律師則正在日益縮小職能分工和等差。然而，據此主張加速我國法律服務體系統一化進程，卻過於匆忙和草率。相反，西方國家的動態發展過程恰恰有意無意地認同或印證了塗爾乾的上述結論——法律體系統一化的基礎和前提是各國內部的社會差異日益縮小、法律職業內部的進一步分工合作成為必要，而非通過政府人為或強制推行的結果；況且，即使在已實現城市化從而基本消除了城鄉差別的西方發達國家，由於受到社會差異和傳統慣性的不同程度制約，統一化過程至今仍未完成。

法國學者在評述國內律師制度改革時說：「兩次改革表明，社會的擴大和密集並沒有允許分工不斷發展，而是需要分工不斷發展。它並不是實現分工的工具，而是實現分工的決定性原因。」由於法律職業高度同質化發展的推動，1971年法律將原來三種不同的職業即律師、一審法院訟務代理人和商事法院訴訟代理人合而為一，律師從此獲得了在普通司法機構和最高法院壟斷性代理職能，當事人必須滿足一定前提條件才能自行進行口頭陳述。而律師業由單打獨斗的執業模式向團隊合作方式的轉變，促成了1990年底律師與法律顧問這兩種職業融合為一體，從此，律師執業的范圍就從單純的司法協助活動拓展到了在訴訟中代理當事人，隨即又擴展到了提供法律咨詢、起草法律文書等。目前，跨專業網路的發展又引發了司法改革的下一步目標——把企業中的法律工作者並入一個大的律師職業范疇。在橫向差異即地域性方面，法國律師的訟務代理活動原則上具有地域性，即律師只能在其注冊的律師公會所在地的大審法院中行使訟務代理職能，在此領域以外，只能對案件提供訴訟協助服務。不過這種地域性原則在大城市受到日益增強的限制，比如在巴黎、波比涅、克雷德耶和南特地區，律師公會的注冊律師可以在上述任何一個地區的司法機構中提供訟務代理服務，只是在某些訴訟（例如不動產扣押、遺產分割、不可分共有財產拍賣案件）中不適用多元代理制。

英國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分為初級律師和出庭律師。二者的職能區別在於：初級律師是一般從業者，而出庭律師是專家；在訴訟中，初級律師是委託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的代表，而出庭律師在初級律師（代表委託人）的指揮下專門從事需要專家介入的事務——典型的是出具專家意見，以及在那些從前只有出庭律師有權出庭的較高級別法院中提供辯護。這種區分早在1900年之前就已存在，歷史上出現過試圖合並這兩個分支的種種努力，但由於傳統慣性和大英帝國之內三套法律體系並存的局面，這些嘗試都宣告失敗了。

美國律師職業的「統一化」經常被有意無意地當作我國律師職業改革的模板。然而，這種所謂的統一化或同質化，不過是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烏托邦，至少是一種片面的假象。在縱向上，各州小額法庭的存在及其對於專業代理的普遍排斥，使美國在滿足底層民眾糾紛解決需求中與英國一樣，非專業代理與專業代理、法官職業與律師職業之間的界線模糊；而在級別越高的法院訴訟，法律服務的專業化程度越強。在橫向上，各州司法制度的獨立性（或自治性）和律師業的地域性——各州律師只能在本州代理訴訟，已足以支持美國律師職業多樣性這一事實，各州法律服務的層次自然是以適應當地社會需求而形成的。

可見，即使在發達的西方國家中，法律服務體系也並未實現「統一」，而是因時因地因需求之不同而呈現出不同層次。更為重要的是，當我們以「借鑒」西方經驗而進行比較研究時，還必須意識到作為法律服務對象的我國社會與西方社會之間的兩個基礎性差異：其一，在靜態層面上，我國地域之遼闊，人口之眾多，城市與鄉村之間、東部與西部之間、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之間的差異之大，超過了任何西方國家。而我國一方面實行單一制政體，另一方面又建構了以行政區劃為基礎的司法制度，致使司法在協調法律統一和地區差異之間的沖突時無能為力。西方大國通過聯邦制緩解地區性差異對於司法統一的沖擊、通過律師制度的區域性解決法律服務與當地經濟、文化層次一致性和協調性的問題，在借鑒中值得特別關注。

其二，在動態層面上，西方社會正在由極端自由和自治的政治結構漸漸出現相對集中和統一化趨向，比如，從自由資本主義向社會資本主義的普遍走向，美國聯邦政府權力的日益強化，歐洲一體化進程及其對歐盟各成員國內部中央集權的推動，都可能構成對法律服務職業的趨同發展乃至統一進程的需求。我國社會的發展卻出現了相反的趨向：從強調高度集權和統一的計劃經濟向強調個人權利和社會自治的市場經濟轉化；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由高度中央集權到地方相對分權；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由「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分化為十個階層；國際交往的劇增使得率先進入國際先進軌道的地區特別是大城市和老少邊窮地區之間的差異已經不限於經濟水平，而開始直接表現在糾紛類型上……這一切都可能成為中國社會各個地區和各個群體之間的分化加劇和差距擴大的長期的結構性因素。

在當下中國，法律對於糾紛解決的介入已成為社會各階層的需求，但對於法律服務體系的建構思路，卻是以城市中心主義作為基礎，以已基本實現城市化的西方國家的似是而非的樣本作為標准。這就導致那些居住在農村地區和服務於城市的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群，難以獲得「適銷對路」的法律服務。在筆者隨機抽樣進行的基層法律服務狀況考察中，各縣僅有的一兩個律師事務所及其律師也全部在縣城，很少接受農民當事人的或標的額較小的案件。

可以想見，當社會需求向著復雜多樣的方向發展時，法律服務體系卻試圖「統一」，如何可能創造「和諧」？！即使不考慮美國每322人擁有1名律師的事實，即使果真存在法律服務的「國際標准」，又如何想像這樣的統一標准能夠同時滿足我國差距如此巨大的服務對象？不同層次的經濟和社會，對於法律介入的廣度和深度、法律門類的細化程度、法律服務的專業化水平的需求均不相同，我國基層社會糾紛解決體系中各主體職能的混沌狀態，取決於社會發展的較低層次和相應簡單、低廉的社會需求。但必須強調的是，農村地區與城市地區所需求的法律服務的差異，決不是簡單的層次高低之分，而是有類型和方式上的重大差異。比如，農村法律工作者經常面臨的宅基地糾紛和土地承包糾紛，可能城市律師一生都不會遭遇；城市律師經常處理的公司重組、證券交易等糾紛，可能「鄉村律師」聞所未聞。既然我們接受了鄉村醫師的從業資質可以有別於專業醫師，為什麼不能用不同於律師資質的全國性的統一標准來規范鄉村律師？因此，現行的統一司法考試，即使給予農村基層地區和邊遠地區的執業者以降分優惠，也仍然不能滿足法律服務需求上的差異（是差異，不是優劣）。而司法考試如果以A、B卷將法律基礎性（即共通性）測試與專業性（即差異性）測試區分開來，並對各自的執業資格進行以屬地原則為主、兼顧屬人原則的限制（比如，基層律師的執業范圍原則上在本人所在司法區，同時允許其代理本司法區的當事人在外地訴訟），可能真正解決這一結構性的矛盾，構建起和諧社會的法律服務體系。

❸ 司法解釋和地方法規不一致的情況下一般適用司法解釋,那為什麼不對地方法規進行修改呢

由於各地的實際情況有區別,部分法規在出台的時候授權地方立法部門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地方性法規或者實施細則。這種模式減輕了中央立法的壓力。但是也帶來了地方差異。但是授權的本身,並不影響中央立法部門對於地方的立法管轄權。所以不一致的情況下,優先採納中央的立法。地方立法更新的滯後收到立法程序的影響。只有在中央立法更新之後,地方才能開始更新。
麻煩採納，謝謝!

❹ 日益拉大的城鄉差距

這是政策導致的。
回答者：縮頭龜 - 魔法師 四級 5-24 21:04

您的看法過於片面~
城鄉差距拉大的真正原因是多方面的~
而過家也在不斷的努力縮小這一差距~

[景天魁]:主席、各位副主席、各位委員，我發言的題目是《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建立利益協調機制》。

一、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

怎樣判斷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時機？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就指出，「什麼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當然，對於收入分配這個與每個人都利益攸關的問題，要根據客觀事實和社會輿情做出審慎的判斷。我們認為，目前，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做出這一判斷的主要根據是：

[景天魁]:第一，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已經是社會各界強烈的呼聲。2004年，我參加全國政協的一個專題組，到六個省市做收入分配調查，感到在全國，不論東中西部，不論幹部和群眾，對收入差距之大議論很多，對分配秩序之混亂相當不滿。我們社會學研究所和中央黨校等單位進行的問卷調查也表明，收入分配問題已連續幾年高居社會最關注的問題之前列。

[景天魁]:第二，收入分配領域的矛盾和問題已經充分顯現。我國收入差距拉大過程，如果從1985年算起，已經持續20年了，差距繼續拉大的趨勢已經非常明顯。到目前為止，差距拉得過大已是不爭的事實。從居民收入情況看，基尼系數已從1995年的0.389上升到2002年的0.435，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城鄉差距從1985～2003年的18年間快速擴大，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4.3%，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7%。2004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3.2:1，加上各種福利差距，實際達到6:1。

[景天魁]:盡管去年中央採取了多項重大措施，使農民人均收入增加了300元，但城市人均收入增加900元，城鄉差距仍在繼續擴大。從地區差距看，2003年東部地區人均GDP分別相當於中部和西部地區的1�91倍和2�38倍。公務員的工資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單位差別也太大。

[景天魁]:第三，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1200美元，財政收入大幅增加。盡管我們國家還不算富裕，國防、科技等領域都需要加大投入，但應該說，我們已經具備了比過去強得多的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的物質基礎。

[景天魁]:第四，盡管人們對收入分配這樣的敏感問題難免有不同認識，但到現在，不同階層、不同群體，還是在若干基本問題上取得了不少共識。例如，大家都認為，理順收入分配關系，不應該也不可能去搞平均主義，再吃「大鍋飯」；適當的差距不僅對保持發展的活力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合理的；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是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進行的，不應該也不必要造成市場規則的扭曲；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步子要穩妥，不應該也不必要造成社會不安甚至動盪。

以上各點表明，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所需要的主客觀各個方面的條件確實已經基本齊備了。

[景天魁]:二、理順收入分配關系的切入點

雖然這項工作難度很大，但還是可以選擇相對便於操作、議論比較充分的事情入手：

第一，公務員工資涉及的利益方不多，全由財政出資；人員比較整齊，差別比較單一，主要是職務和級別差距；機制比較單純，不直接由市場調節。可考慮盡快著手理順公務員工資關系，逐步地穩妥地實現統一的公務員工資制度。

[景天魁]:在原則上，比較一致的思路是：擴大職級差別，縮小地區和行業差別；擴大基本工資和職務津貼部分，縮小乃至取消非正式的補貼；增加透明度，加大審計和輿論監督力度。比較難於處理的是現在已成事實的差別，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個技術問題，關鍵是體制問題。要大力加強中央權威，盡快結束自行其事，誰有錢誰發的局面。

[景天魁]:第二，加大稅收制度改革力度，發揮稅收在調節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國外已有很多行之有效的經驗，國內也有不少研究。其實稅收的主要功能就在於調節收入差距，緩解初次分配中難免出現的社會矛盾。

[景天魁]:第三，整頓在政府服務、司法服務、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相當泛濫的創收活動，逐步用合法的、規范的制度代替不合法的權宜之計。公共事業和公共服務領域不該引入市場機制的，就不能推給市場。隨意搞創收，搞亂了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也敗壞了社會風氣。

[景天魁]:第四，大力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這是理順收入分配關系的重要途徑。目前，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還很有限，再分配應更多地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尤其是在現行體制下得不到社會保障的社會群體。根據我們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近年來的研究，建議社會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應該以「基礎、整合」為目標。所謂「基礎」，就是盡可能降低門檻，盡可能擴大覆蓋面，可以允許有獲益多少的差別，但要防止財富過分向少數人集中，不允許只有少數人獲益而多數人不獲益甚至受損那樣的懸殊差別。所謂「整合」，就是應該把社會保障看成一個整體，注意各種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層次之間的功能互補和整體聯系。

[景天魁]:三、關鍵是盡快建立和完善利益協調機制

理順收入分配關系，當然要解決獲利多少、損益失當這個層面的問題，但這並不是事情的全部。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建立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保證社會公正公平的利益平衡和協調機制，這就不僅僅是一般的制度和政策，而是更為根本的社會建設。依靠這種機制，既可以保護先富群體的發展活力，又能夠給後富群體獲得發展提供必要的機會和條件；既可以使獲益多者有機會和渠道履行對社會的責任，從而心裡感到踏實，又可以使受損者和獲利少者得到合理的補償，從而心裡感到充實。

[景天魁]:這樣的機制非常之多，例如，企業里的工資談判機制，契約方之間的協商機制，利益方之間的矛盾協調和化解機制，平衡利益關系的補償機制、公共權力行使中的社會和輿論監督機制、信息公開機制以及相關利益者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等等。在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我們形成了一整套市場機制，依靠這套機制，我們實現了經濟的健康運行和持續增長。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我們要朝著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形成一套社會機制，利用這套機制去調節收入分配，就不是簡單的利益增減，更不是一些人所擔心的「殺富濟貧」，而是社會建設。

[景天魁]:一個合理的、文明的和諧社會不就是我們人人都孜孜追求的嗎？這樣的社會就是要靠一套利益平衡和協調機制，去主動地調整包括收入分配關系在內的利益關系的。現在，中央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任務，這是一個大好時機，中華文明一定能夠在21世紀續寫和諧社會的新篇章。

我的發言完畢，謝謝大家。

[黃孟復]:現在請索麗生委員發言，李利君委員准備。

索麗生：民盟中央常委，水利部副部長。

[索麗生]:主席、各位副主席、各位委員，我代表民盟中央發言，我發言的題目是《確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則構建和諧社會》。

我們的改革和發展，始終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黨中央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我國發展目標，適應了我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期的客觀要求，也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

[索麗生]:當前，我國群眾生活得到極大改善。但在經濟發展和社會分化加劇的背景下，新時期的貧富差距問題凸顯。據調查，2004年全國最富有的10%的家庭與最貧窮的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過8倍，基尼系數已經逼近0.47，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比較嚴重；按勞分配在GDP中所佔份額近十多年來持續下降；勞動者正當權益得不到保護的現象比較普遍；農民工平均工資近十多年幾乎沒有增長；勞動關系失衡導致近兩年部分地區出現「民工荒」；社會保障體系漏洞較大；教育機會不公、安全事故較多、罷工及上訪等事情時有所聞，等等。所有這些社會不和諧現象，均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

[索麗生]:民盟中央認為，改革過程中，局部失衡很難避免，長此以往則不利於穩定，也有悖改革初衷。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普遍地享受改革成果，愉快地創造和生活，共促社會發展，是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徵之一。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需要始終將改善百姓生活放在首位，並以此為核心，盡快重建政績評估體系，多管齊下地理順收入分配關系。為此，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索麗生]:第一，盡快確立科學的政績評估體系。在衡量地方政府的政績時，不僅看經濟增長與財政收入，更看重所在地區低收入家庭或貧困人口的生活能否得到保障、公共衛生能否滿足中低收入階層居民的需求、社會保障是否覆蓋到所有人口、人民群眾生活環境是否得到普遍改善、財政用於改善民生的支出是否達到較大份額、當地社會關系是否和諧、各種群體上訪事件是否減少等，以此作為衡量政府政績的核心指標。這些指標集中反映了百姓生活的改善程度，是社會和諧的客觀標志，更是檢驗各級政府構建和諧社會的施政能力高低的標准。

[索麗生]:第二，盡快確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則。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是促進社會和諧的政策基礎。現階段收入分配存在的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缺乏力度與公平、第三次分配幾乎沒有的格局，導致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嚴重影響到社會和諧。在社會分化中，社會財富分配不合理、不公平是影響不同社會階層和諧相處的基本因素，也是影響消費進而制約生產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國家應盡快確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則，並按照這一原則盡快從初次分配、再分配與第三次分配三個層次上理順整個收入分配關系。

[索麗生]:第三，盡快提高勞動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促使初次分配趨向合理化。現階段的初次分配存在著資本所有者所得畸高、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勞動所得持續下降的局面。如在領取工資人數大幅增長情形下，工資總額所佔比重不升反降3個百分點。職工工資總額佔GDP的比重由1989年的15%多下降到2003年的12%多。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建議國家盡快採取措施，提高農民、農民工及城市普通工薪者的勞動報酬及福利待遇，調整財政收入增長幅度，徹底打破行業壟斷，使資本所有者、勞動者與國家利益在效率原則下實現合理分配。

[索麗生]:第四，盡快強化再分配手段，明確承諾政府確保財政的公共性並滿足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等有關方面的需求。財政分配是國家干預收入分配、維護社會公平的基本手段，也是再分配結構中的主體。在國家財力從2000年1.3萬多億元增長到2004年2.6萬多億元、財政收入佔GDP比重由14%上升到20%的基礎上，對解決各種百姓生活問題，政府負有更大、更直接的責任。

建議針對財政實力持續增強和再分配環節公平不足的現狀，加快構建公共財政體制，並在公共財政框架內優先滿足事關百姓的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等方面的需求。

[索麗生]:從速確立公平、均衡的國民教育觀，盡快出台確保教育機會公平的政策。同時制定社會、企業、個人等投資教育的優惠政策，利用財政專項撥款、失業保險基金、再就業基金等開展城市失業、下崗職工與農民工的技能培訓，從根本上改變教育資源配置嚴重失衡、受教育機會不公和城鄉居民家庭教育經費負擔日益沉重的現狀。

[索麗生]:國家財政用於社會保障的開支應當實現「十五」計劃承諾的占財政收入15%～20%的目標，並保障在「十一五」期間持續上升到25%左右。在擴大財政投入的前提下，迅速完善制度和擴大覆蓋面。完善社會保險制度以調節勞資關系，完善社會救助制度以縮小貧富差距，發展各種公共福利事業以共享發展成果。當務之急是盡快改變社會保險制度長期試而不定的做法。按照中央與地方分責制原則，建設社會保險法制，真正實現社會保險制度定型和強制性全面覆蓋。同時，加速構建城鄉一體化的綜合型社會救助體系，切實加大對貧困地區、低收入階層的援助力度，引導發達地區不失時機地發展公共福利事業。

[索麗生]:針對城鄉居民看病難、負擔畸重的現實，需要國家加大對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我們建議：在公共衛生資源配置方面，國家應有具體措施，確保向城市社區與鄉村傾斜，尤其是鄉村所佔份額應當力爭有較大幅度提高。在完善城市醫療保險制度的同時，放開醫療服務市場，在確保公立醫院能夠承擔市民基本醫療服務的條件下，鼓勵民辦醫院與私人醫生的發展。社區醫療服務，應當走官助民辦的發展道路。

[索麗生]:在鄉村則需要加大政府投入，同時整合資源，增進福利性，五年內真正改變鄉村醫療衛生民辦化的格局，走官民結合的發展道路；政府還應當強化對葯品流通環節和醫療服務、醫葯價格的干預與調控，讓百姓看得起病、吃得起葯。統籌城鎮醫療保險、醫療救助、各種補充醫療保險及農村合作醫療，在公平理念指導下爭取在「十一五」末能夠使多層次醫療保障制度覆蓋全體國民，使13億中國人普遍享受改革和發展成果。

我的發言完畢，謝謝大家。

❺ 論法的局限性的理論論據

法律的局限性
從呼喚建立法治社會開始，中國的法治進程至今取得了極大的進步。具體的數據不必提供，我們每個人都能深切體會到法律的尊嚴與權威逐漸在內心形成一個值得信任值得仰賴的可敬形象，他神情威嚴，時刻瞪著雪亮的眼睛要明辨是非，定紛止爭，衡平利益。與此相適應的，是社會訴訟案件的劇增和法院工作量的重負，人們越來越習慣扯破傳統價值一向器重的「關系」「臉面」來一場真刀真槍的對決（中國傳統上將訴訟稱為「打官司」，其中飽含強力的「打」字給司法行為注入了不安與殘酷的因素，反映的是止於中庸，以和為貴，熱衷調解的民族情結），法律不再高深莫測的政府發表，而是身邊隨手可及的權利手冊。中央電視台成立了經濟與法頻道，時不時地播放普通老百姓如何拿起法律武器捍衛自己差點喪失於強權中的重要權利，以此喚起人們的權利意識，並提醒人們正義永存。在這樣的社會總動員下，人們對法律的期望與倚重，以及相伴相生的崇拜與固守便日益深刻。
有光亮的地方必然有陰影。這卻正是法律形象建立的過程中被人們較少關注的區域，也即法律的局限性。法網恢恢，觸及人們生活各方面的血脈與關節，但是否有些領域卻是法律力所不及之處？法律在權力分配與制衡，權利明晰與保障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是否必然保證社會的文明與溫暖？法律的局限性，常常是法治進程完善化的過程中被忽略的硬幣的另一面，由此造成立法重負與司法壓力凸顯，因為在悲劇出現的時刻，人們總事不關己地習慣性地歸因於「立法不完善」與「司法不公」。更嚴重的後果是，人們高舉法律的權威，或是用心良苦地（有時也是居心叵測地）企圖利用規則的強力迫使人們服從道德秩序，製造高尚社會的泡沫形象，或是穿上法律剛硬冰冷的盔甲躲過一場又一場良心問責的風雪。
無視法律局限性引起的現實困境
前不久，教育部發布了一條備受學術界奚落的規定「班主任在日常教學管理中，有採取適當方式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的權利」。[1] 受奚落的主要原因是這條語法考究，出處嚴肅的規則表達了一件從中國傳統倫理價值來看簡直就是天經地義的事。古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說法，考慮到中國古代社會子女與父親間的嚴格倫理要求，可知師者地位之高，批評教育不僅是必然權利，甚至幾乎是學生求之不得的偏愛。即使如今「為父」的價值觀已失，但「批評教育」也被視為教師的固有職責，突如其來的「權利」設立極為唐突。
但我們也很快能發現其中的良苦用心——教師與學生家長之間，與校方之間正存在著緊張的拉鋸，他們上午的恨鐵不成鋼可能換來下午家長的憤怒投訴，或是校方領導的一劑警告，他們已經失去傳統的權威而急需法律的充權，否則他們只能畏手畏腳，任由頑劣學生敗壞和教育體系變質。換句話說，人們訴諸法律，是堅信後者的權威能緩和，甚至彌補社會倫理價值的流失。
法律效果如何？盡管沒有具體的科學論據，我們仍能做出如下推測：教師權利的法律化給教師披上了防護的外衣，他在批評教育時更釋懷一些，在受到投訴時更理直一些，即使一紙被告上法庭他的憑據也更專業化一些。但我們更需正視的是規則在修復社會關繫上的無力一面，更釋懷並不代表更深切，更理直並不代表更和諧，問題背後找不著北的師生關系依舊迷茫。這把法律的利劍給予教師的究竟是防身術還是割裂教師天然責任感以及榮譽感的凶器？因為當教師被逼迫到氣急敗壞地表示「我有批評他的權利」時，師者尊嚴與奉獻熱情已一敗塗地，下一次，他可能更願意「計鍾授課，鈴響輒止，有若買賣，交易而退，各不相干[2]」。不能否認這個規則在個案上能幫助教師免受無理的責問，但若賦予它更多的期盼便是它所不可承受之重。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在北京市朝陽醫院發生一起悲劇，懷孕已經41周的李麗雲因難產生命垂危，被丈夫送到該醫院京西院區治療。由於丈夫拒絕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字，致妻子死亡[3]。悲劇發生後，如何歸責成為輿論的熱議。根據《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3條規定「醫療機構施行手術、特殊檢查或者特殊治療時，必須徵得患者同意，並應當取得其家屬或者關系人同意並簽字；無法取得患者意見時，應當取得家屬或者關系人同意並簽字」，醫院完全是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並在當時的情況下已竭盡全力（勸說丈夫簽字），丈夫不過是個愚昧偏執的農民，他的錯誤決定幾乎就是城鄉差異，農村落後思想的犧牲品。最後有人將惡果歸於「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因為如果一切都由醫院自主決定就能避免悲劇，醫院的固有職責本就意味著應當由其決定如何治理，怎麼會將生命系死於一個無知又恐懼的陪同者[4]？對此，北京市衛生局的回應是「相關衛生法條不僅是為了保護患者的權利，同時也是為了防止醫療機構對醫療行為的濫用，因此必須要醫療告知，並讓患者知情同意。無論是醫生、醫療機構、患者還是患者家屬，如果非要游離於法律之外，只能是自受其害。[5]」在此，我們看到法律的盔甲，製造了怎樣一個冰冷的世界。
告知義務是必須的，是對患者知情權和身體權的保障，規則本身的良法性質不必質疑。值得思考的是規則在整個事件中的角色，即規則被視為什麼。悲劇發生的大背景一方面是緊張的醫患關系以及互不信任的雙方主體，另一方面是醫院在醫療服務中的毫無懸念的主導行為，此種情形下手術同意書表面上是單純的確保患者權利，實質上卻被醫院作為自我保護的堅硬外殼——既避免手術費用的追討不便，也避免手術失敗導致法律責任——這正是為什麼同樣的規則在別國不阻止醫院挽救生命[6]，而在我國成為雷打不動無可變通的「原則」。人們指責法律的無情顯然是對法律作用的高估。事實上，它既不能解救醫患間的信任危機，更不能迫使醫院成為愛心之家，它只是無力又無奈地充當著一個讓患者啞口無言的 權威。
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已成為社會事件歸責的爛俗口號。其錯誤猶如將夜盜的增多歸因於門的不足。法律在與惡的關繫上只能是門，門防惡，使惡的行使變得困難，最終放棄（當然，刑法還有一定的報復功能），但門不能使惡從善，門越多，反饋給社會的不一定是安全感。
法律局限性的理論認知
對法律局限性的理論表達很多，本文以美國法律哲學家E·博登海默的概括作為分析的基礎，後者用最准確精練的語言將法律局限性歸因於三種類型：「法律的這些缺陷，部分源於它所具有的守成取向，部分源於其形式結構中所固有的剛性因素，還有一部分則源於與其控制功能相關的限度。」[7]
守成取向和剛性因素可以分別被理解為法律具有的保守性和僵化性。前者是指法律因其維護秩序，確定權利方面的作用而必須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不可朝令夕改，而社會生活卻靈活多變，法律在解決新興事物之糾紛的實效性上只能大打折扣。比如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引發著作權危機，作者是否能從傳統著作權法中派發出新生的權利仍是難題。後者則是指抽象、概括的法律規定無力應對紛繁復雜的現實生活，由於正式法考慮的是社會生活中經常出現的一般情形,因此面對特殊情況時，往往出現法律漏洞或導致荒唐的應用結果。柏拉圖曾在其《政治家篇》的對話錄中表示了對法律作用懷疑：「法律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完全准確地給社會的每個成員作出何為善德、何為正當的規定。人之個性的差異，人之活動的多樣性、人類事務無休止的變化，使得人們無論擁有什麼技術都無法制定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絕對適用於各種問題的規則。[8]」而最後「源於與其控制功能相關的限度」，表達的是法律在使用領域和程度方面的局限，過多使用法律控制手段，或是將法律適用於其不可調控的范圍將導致法律被強權蠶食的惡果。
其中，法律的前兩個弊端源自法律自身的基本性質，法律一被制定就必然受到保守性和僵化性的指責。而第三個弊端則是跟人對法律的理性認識密切相關，人（立法者）認為法律能調整什麼，不能調整什麼將直接影響該弊端的大小和後果輕重。因此認識法律力所不能及的領域對正確制定、運用和評價法律尤其重要。
法律不能調控人的內心活動。現代法律觀念認為，法律通常只能有效地控制公開的、外顯的、可觀察的社會行為，而很難控制個人隱秘的隱私行為，更難控制人們內心的思想、情感、信仰[9]。事實上我們非常熟知的是，在中國封建帝國時代獨裁統治者總是企圖用律法（當時多為刑法）壓制、規定、禁錮人們的思想，其後果不僅是整個民族沉積幾千年的思想痼疾，更是外來思想沖擊下個體意識的爆炸性釋放，其瘋狂的沖擊力沒有給盛行千年的帝制留下一絲殘喘延續的空間。
法律不能改善人與人的關系。這是法律不能控制人之情感的自然延續。履行契約的過程中，法律要求我們應當誠信相待，應當披露真實信息，盡忠實的告知義務，還需謹慎保守秘密，但並不能妨礙我們互相厭倦，在交易流程之外各自冷漠，在黑夜中暗磨利器規避責任。有了法律對權利的美好敘述，對義務的厲色書寫，師生關系卻依舊找不回原初的尊敬互愛，醫患關系也只是從外顯的爭執轉化為更激烈的暗中防衛。沒錯，法律是調節相互沖突之利益的有效手段，但法律的調節存在兩個可能的弊端：一個是法律調節「非黑即白」的性質，而沖突的雙方可能都在灰色地帶行事，武斷的判決至少會讓一方覺得不公正；另一個則是判決執行的強制性，違背意願的調節不是問題的解決，而只是緩沖。這也是調解程序越來越受到重用的原因，不僅節約資源，更是通過自願妥協達成關系的有效修復。而相反，單純依賴法律規定調整個體利益卻極可能導致法律成為強權盤剝弱勢群體利益的工具。
單憑法律不能建立社會共同體。這同樣是法律無力改善人與人關系的必然邏輯。之所以強調，是因為在緩和群體利益沖突、締結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我國的法律常常飽受詬病，人人都可以成為高調的評判者指導立法應如何完善。2007年《勞動合同法》通過，隨即引起了「華為事件」[10]：人們都發現法律企圖調節企業與職工間的關系，引導企業同員工同社會形成社會共同體，效果卻截然相反，華為不惜讓所有人都看到自己急於逃離社會責任的丑惡嘴臉，也要給新頒布的「勞動者權利的保障書』一絲嘲弄的笑意。社會輿論繼續批評著立法者，認為這是愚蠢的立法疏忽，似乎並沒有看到失敗的絕不是法律本身的價值，而是人們以為法律能實現的價值。「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使得一部分死心塌地的老員工在工作十年後能獲得永久的名分和榮譽，但不能迫使企業由內而外地愛護自己的老職工，在不愛的情況下，企業總能威逼利誘地剝奪員工的應得利益——通過施壓，通過契約——而後者是法律不可能事無巨細預測和規制到的。愛與不愛只能是企業文化與領導人素質的結果，法律只是提供了愛的途徑。因此只有認識法律的局限性，公眾才可能將一味的批評轉化為對企業文化的反思，進而通過其他途徑的努力構建社會共同體。
法律局限性的緩解之策
認識其局限性是為了不受其牽絆。前文我們已說明法律的保守性和僵化性是由法律的性質決定，難以避免，這里所要討論的則是應通過什麼方式將法律的弊端縮減到最小。
對法律保守性和僵化性的削弱依賴於一系列關於法的條件。比如對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具有更敏銳洞察力的立法者能通過預見性立法避免法律的保守和後控的缺陷；深諳法律語言藝術的立法者能通過運用選詞和表達的技巧給予法律更多的靈活性；越來越多法律修養深厚的司法者在法律運用於個案時能作出合理的、符合法律精神的自由裁量，而不用擔心千差萬別的解釋與判決破壞了法律的尊嚴；以及日後更加豐富的爭端解決方式的出現，用自願與合作代替法律強制[11]。
而法律第三層意義上的局限性，則可以通過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審慎立法和對其他社會控制手段的重視與合理運用得以克服。後者如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和道德觀念對社會穩定發展有深厚的影響，在法律無效的領域發揮著重要的調控作用。文化是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它潛移默化無聲無息地影響人們的行為甚至情感，它用自發的服從代替邏輯論證和國家強制。鑒於文化發展的延續性和漸進性，它所調控與規范的社會秩序比其他社會控制手段達到的都更縝密和穩定。人們可能指出法律不公正而拒絕誠心服從，而對基於傳統延續下來的行為規則卻無力抗拒。文化能削弱「經濟人」假設的理想而使人更多的對傳統價值理念心懷敬意，在改善人與人的關系和情感的溝通上起作用的是文化的氤氳而非法律的加固。同樣，道德的調整功能也理應得到更多的重視。誠實守信、助人為樂、同情弱者的品德都能緊密社會關系，助於建立社會共同體。需要強調的是，在控制手段中「法治」的至上地位絕不容質疑，這里所說僅是法律效用甚微的特殊領域人們可以訴諸道德感的加強來達致理想結果。道德本身是法律不能設立和推行的(當然法律會將涉及重大社會利益的道德納入法律框架，用強力保障)，它只能來自教化和習得，並因此依賴於一系列私人的教化體系：家庭、宗教、社區、學校。學者秋風在的《沒有私民社會，公民社會就是空中樓閣》[12]中寫道：
「私德不可能因為啟蒙的理性教誨就自然生成，公德更不可能。相反私德必須藉助某種教化體系來養成。人節制自己本能的道德習性是在個體成長過程中通過耳濡目染、通過專門的教化而習得的，而不是理性反思的產物。……因此一個健全的私人社會，必需呈現出相當程度的保守性，因為那些合理的道德規范不可能被理性地設計和重新構造……」
因此藉助於道德的力量需要完善現存的教化體系，也需要對民族傳統保有更多尊重和信心。

❻ 司法考試地區通過率有差異么

司法考試A類：適用於報名學歷為大學本科以上，考試成績為360分以上的應試人員。A類資格證書全國通用。

司法考試B類：適用於屬於放寬報名學歷條件地區，且報名學歷為法律專業專科，考試成績為360分以上的應試人員。國家司法考試放寬報名學歷條件，主要是依據《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律師法》有關適用本科學歷條件確有困難的地區，可以將任職、執業學歷放寬為法律專業專科學歷的規定而採取的措施。因此，符合放寬報名學歷條件、考試合格的人員，按照法律這一特別規定的精神，應當在放寬地區任職或執業，以保證該地區法律職業人才的需求和補充，這也是立法允許在這些地區放寬報名學歷條件的初衷。至於放寬報名學歷條件人員獲得法律職業資格後，又取得本科以上學歷的，其任職和執業選擇，應由所在的法院、檢察院系統和律師管理部門規定並掌握。

司法考試C類：適用於屬於放寬報名學歷條件地區，考試成績達到放寬地區合格分數線（2013年為280-359分）的應試人員，以及在民族地區，確需使用少數民族語言進行訴訟而得到照顧的以民族語言文字應試的人員。此類人員包括報名學歷為法律專業專科和大學本科以上兩種情況。之所以對這些地區的應試人員實行合格分數線放寬，其目的也只是為了保證該地區法律職業人才的需求和補充，因此，取得此類證書的人員應當在放寬地區任職和執業。

2014年司法考試報考條件放寬地區：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所轄自治縣（旗），各自治區所轄縣（旗），各自治州所轄縣；國務院審批確定的十四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所轄縣（縣級市、區）和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縣級市、區）；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六省比照實施西部大開發有關政策的縣（縣級市、區）（不屬於國家或者省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的縣級市、區除外）；內蒙古、廣西、四川、貴州、雲南、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西部九省、自治區所轄縣（縣級市、區）；重慶、陝西省（市）所轄縣（包括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級市、區和享受民族自治地方政策的縣級市、區）；西藏自治區所轄市、地區、縣、縣級市、市轄區，可以將報名學歷條件放寬為高等學校法律專業專科學歷。放寬報名學歷條件的適用以報名人員報名時戶籍為准，報名時戶籍在放寬報名學歷條件地方的，可以申請享受放寬政策。

從目前的情況看在貴州考試比較合適，條件可以適當放寬申請到C證，安徽的話只是某些地區可以，不過你要是申請A證，在哪考也是一樣的。希望可以幫到你，還有不清楚的可以到我們網站詳細了解下

❼ 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區別

由於我國現有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沒有統一的界定標准。實踐中，各地對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劃分通常有兩種方法：
一是以戶籍為依據，農業戶口劃為農村居民，非農戶劃為城鎮居民；
二是以居住地為依據，居住在鎮及縣級以上城市區域以內的劃為城鎮居民，其餘的劃為農村居民。

兩種界定方法中，第一種方法較好把握，具有可操作性，也符合我國公民長期在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思維定勢，被普遍採用。第二種方法由於區域范圍不好界定，居民流動性較大不易把握，被採用的少。
以戶籍標准界定，雖然比較簡便，但不公平。根據我國目前的情況，農村戶籍人員在城鎮就業或者安家、定居的情況極其普遍，這部分農村戶籍人員的收入、生活支出與城鎮戶籍的人並沒有什麼不同。
另外，在普遍採用以戶口劃分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方法中，對未成年人、農民企業家、農村商人及其他高收入者這幾類群體明顯不公平：
為了最大程度保護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應出台有關司法解釋，統一界定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劃分標准，並努力擴大城鎮居民的適用范圍，除非農業人口應確定為城鎮居民外，下列人員也應屬於城鎮居民：
(1)對已經規劃為城市用地范圍的居民(包括常住一年以上外來居民)為城鎮居民。
(2)在外地城市和縣城所在地經商、學習一年以上農村居民；回國暫住、常住的華僑，為城鎮居民。
(3)其他應該確定為城鎮居民的為農村居民。

❽ 交通事故中農村戶口和城鎮戶口賠償標准有什麼不同及法律依據

認定標準是：以「來居民」為認自定標准。而並非簡單的以戶口本上標注的戶口性質來簡單的區分農村標准和城鎮標准。

因交通事故受到傷害的當事人，屬以下情形之一，可以按城鎮標准賠償。

1、在城鎮居住一年以上，並在城鎮務工、生活;

2、在城鎮居住一年以上，不以農業收入為生活來源;

3、在城鎮居住一年以上，年齡女在55周歲以上，男60周歲以上及未成年人;

4、在城鎮經商一年以上;

5、戶籍所在地基層組織系村民委員會，但本戶已被征地;

6、戶籍屬於成都五區農村戶口，未被征地;

7、外來務工的建築工人，在一個或多個建築工地連續務工超過一年;

8、雖然居住在農村，但就職於某單位超過一年，以非農業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

❾ 城鎮房屋的司法解釋與城市房屋租賃管理辦法的規定有什麼不同

依照城市房屋租賃管理法第六條規定，下列房屋不得出租:(一)未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權證回的;(二)司法機答關和行政機關依法裁定、決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產權利的;(三)共有房屋未取得共有人同意的;(四)權屬有爭議的;(五)屬於違法建築的;(六)不符合安全標準的;(七)已抵押，未經抵押權人同意的;(八)不符合公安、環保、衛生等主管部門有關規定的;(九)有關法律、法規規定禁止出租的其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