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張衛平
清華大學法學抄院教授張衛平在2016年第1期《法學研究》撰文指出：民法典作為一個非常龐大的規范體系，其中有許多部分與民事訴訟程序相關，且有的規范是以民事訴訟法的既有規定為前提的。正是由於民事訴訟法的某些規范對民法所具有的這種先決性或前提性，民法典也就必須將這些具有先決性、前提性的民事訴訟法規范及概念植入自身之中，彼此形成契合。
民法典的編纂作為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不僅涉及實體法內容，也將涉及民事訴訟法的內容。民法典的編纂必須注意民事訴訟法的發展、完善過程，不能將陳舊的、即將過時的民事訴訟法規范納入民法典之中。民法典編纂過程中也需要關注與民事訴訟法的對接、協調與統合，並從民事訴訟法發展、完善的角度思考民法典的相應規制，以便引導和支持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和完善。民法典編纂過程中應當統一全盤考慮民法與民事訴訟法的概念統一問題，避免二者在制定和修改過程中出現彼此不予關照、不予統一的封閉現象。民法典與民事訴訟法在程序規范方面存在分工，原則上相對特殊的、具體的程序性規范應考慮規定在實體法中，而相對一般的、抽象的程序規范則規定在民事訴訟法中。
B. 民事訴訟法著作推薦
1、《民事訴訟法（第二版）》
是2017年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張艷麗。本教材吸收和借鑒既有民事訴訟法教材編寫經驗，在內容上注重對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界前沿理念和問題的介紹，以及民事訴訟法法規及司法解釋的理解和適用。
該教材在全面系統的介紹我國民事訴訟法理基礎上，更為注重學生對民事訴訟程序規定的掌握和運用，為此在教材的體例設置上，每章分設六個部分。
2、《新民事訴訟法 》
本書由邱聯恭教授發起並組織的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會參與編寫，本研究會為台灣首屈一指的民訴研究會，每年集合台灣地區此領域菁英，收錄一次性發表當年研討會的重要論文，於文後註明原刊載論文的期別及年月，命名為《民事訴訟法之研討》。
該內容常列為台灣地區學術與實務研究者的指標性學術研究成果。 本集集合台灣民訴界實務與學界菁英作者群。歷年來有許多台灣民事訴訟領域的專家學者相繼加入，對於推動台灣民事程序法研究之進展及革新，貢獻匪淺。
本書對大陸民事訴訟領域的學術發展亦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並對即將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相關理論有一定的參考。
3、《萬國法源·國家司法考試萬國授課精華:民事訴訟法(2013)》
《萬國法源·國家司法考試萬國授課精華:民事訴訟法(2013)》作者郭翔，是最接近我講課時隨堂所發講義的一本書。
4、《民事訴訟法》
是是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也是也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重點教材。《民事訴訟法》在修訂中吸收了民事訴訟法教學科研的最新成果，強調了程序法的理論，並更加突出了其教學適用性
5、《民事訴訟法》
張衛平著法律類圖書，以現行民事訴訟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為根據，系統地、全面地闡述了民事訴訟各種制度的基本結構和基本原理。
《民事訴訟法》概念清晰、准確、分析簡明、透徹，難點、重點明確，體系結構合理，充分吸收了法學界最新研究成果，關注了民事訴訟研究動態和發展趨勢，注意民事訴訟制度的實際運作。《民事訴訟法》有助於讀者正確理解、全面掌握民事訴訟理論和各種制度的動作機理。
C. 北京大學法學本科的教材有哪些
法學院本科生用教材：
一、法學院9字班版本法學緒論（入門課）：沈宗靈《法理學》（不常用）
憲法學：許崇德《中國憲法》(不常用),王世傑/錢端升:<比較憲法> 龔祥瑞<比較憲法與行政法>
民法學（1）（總論部分、物權）：馬俊駒《民法原論》（主要是上冊） 民法學（2）（合同法）：崔建遠《合同法》（修訂本）
刑法學（1、2）：張明楷《刑法學》 民事訴訟法學：張衛平《民事訴訟法教程》 婚姻與繼承法學：楊大文《親屬法》、同系列的《繼承法》
中國法制史：葉孝信《中國法制史》（新編本） 知識產權法：鄭成思《知識產權法教程》 刑事訴訟法：陳光中、徐靜村《刑事訴訟法學》
商法學（1）（商法總論、公司法）： 王保樹《中國商事法》（同時也是商法學2） 王保樹《中國公司法原理》等等（主要是這兩種）
外國刑法學：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濟法：王保樹《經濟法原理》
國際法：Akehurst's Mordern Intro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二、法學院0字班版本（更新至2004年）1 法學緒論/法理學（高鴻鈞、王晨光，許章潤老師）
《法學緒論》使用張文顯主編的21世紀課程系列，北大/高教版。 但實際上基本不講教材。許章潤老師的《法理學》課有參考書單。 2
比較法總論（高鴻鈞老師） 《外國法制史》，由嶸編 《比較法總論》，茨威格特、克茨著 《比較法研究》，沈宗靈 3
刑法學（張明楷、黎宏、周光權老師） 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最新版，黃色封皮的。 4 憲法學（王振民、程潔老師）
許崇德《憲法》，人大出版社出版。金黃色(灰土黃色封皮) 5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田思源老師）
姜明安主編的兩本，一本是21世紀教材系列，北大/高教版。 一本是法律碩士(JM)教材系列，法律出版社的，42塊錢的那本。
兩本教材各有特點，似乎教師更推崇後者，因為比較新，收錄了很多新法規。 6 民法學（師資眾多，不一一列舉）
歷史上曾經使用過馬俊駒老師的《民法原論》，法律出版社九五規劃教材。 物權、債權、侵權法請往下看。 7 國際公法（李兆傑老師）
無教材，主要看講義。李兆傑老師的教材據說年內會出版。 8 國際私法（李旺老師） 李旺《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黃色封皮的。
9 國際經濟法（車丕照、傅廷中老師） 車丕照《國際經濟法概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39.50元。 10 物權法（程嘯老師）
2001級使用《物權法》，梁慧星，法律出版社95規劃教材。
2002級是程嘯老師自編講義，但指定的是王利明主編的《物權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1 國際貿易與技術轉讓法（傅廷中老師）
王傳麗的《國際貿易法》政法大學出版社 12 西方法律思想史（高鴻鈞老師） 《西方法律思想史》人民大學出版社，谷春德主編，
另有凱利的《西方法律思想簡史》為重要參考書，法律出版社。 13 債權法（崔建遠、韓世遠老師）
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的崔建遠老師的《合同法》（新版是黃色封皮的）、法律出版社
2004年3月版的韓世遠老師出的《合同法總論》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的張廣興先生的《債法總論》老版本。 14 侵權行為法（程嘯老師）
王利明《侵權行為法歸責原則研究（修訂版）》，政法2003 楊立新《侵權法論》（第二版），人民法院2004
D. 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義務告知書。這是什麼意思
訴訟權利義務告知書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你作為本案的被害人,在審查起訴階段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和承擔的訴訟義務。
訴訟權利：
1.要求提供作證條件和保密的權利。
檢察機關應當保證你有客觀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並為你保守秘密。如果你的作證內容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你有權要求保密。
2.委託訴訟代理人和發表訴訟意見的權利。
你及你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有權委託一至二名律師、人民團體或你所在單位推薦的人作為訴訟代理人,你的監護人、親友也可以作為你的訴訟代理人。
檢察機關審查案件應當聽取你及你的訴訟代理人的意見。你及你的訴訟代理人有權向檢察機關提出書面意見。
3.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及獲得翻譯的權利。
你有權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
如果你是聾、啞人或者不通曉當地通用語言文字,檢察機關應當為你聘請通曉聾、啞手勢或者當地通用語言文字且與本案無利害關系的人員為你提供翻譯。
4.申請迴避的權利。
你及你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訴訟代理人認為檢察人員具有法定迴避事由的,有權要求他們迴避。
你及你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訴訟代理人對檢察機關駁回申請迴避的決定,有權申請復議一次。
5.知悉用作證據的鑒定意見及申請補充鑒定或者重新鑒定的權利。
檢察機關應當向你或者你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訴訟代理人告知用作證據的鑒定意見。
對於用作證據的鑒定意見,你或者你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補充鑒定或者重新鑒定,但除原鑒定違反法定程序外,你應當承擔補充鑒定或者重新鑒定的費用。
6.控告權。
如果辦案人員有侵犯你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或者採用羈押、暴力、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行為,你有權提出控告。
7.獲得保護的權利。
如果你因在訴訟中作證,你或者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你有權請求檢察機關予以保護。
如果你因在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中作證,你或者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檢察機關應當依法為你採取保護措施。
8.知悉證明文件、核對筆錄和親筆書寫陳述的權利。
你有權要求對你進行詢問的檢察人員向你出示證明文件。
詢問筆錄應當交你核對。如果你沒有閱讀能力,檢察人員應當向你宣讀。如果記載有遺漏或者差錯,你有權要求補充或改正。
你有權請求自行書寫陳述,檢察人員應當准許。
9.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權利。
如果你由於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符合法定條件的,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應交民事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如果你向人民法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在必要的時候,你有權申請人民法院採取保全措施。
10.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權利。
你若未滿十八周歲,詢問時將通知你的法定代理人到場,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為行使你的訴訟權利。無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場或是共犯的,可以要求通知你的其他成年親屬,所在學校、單位或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代表到場。
你若是未滿十八周歲的女性,詢問時應當有女工作人員在場。
(4)民法張衛平擴展閱讀：
訴訟義務：
1.作證的義務。
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2.如實提供證據、陳述的義務。
你應當如實地提供證據、陳述,誣告陷害、有意作虛假陳述或者隱匿罪證,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3.在詢問筆錄上簽字和按要求書寫陳述的義務。
經核對無誤後,你應當在詢問筆錄上逐頁簽名、蓋章或者捺指印。
必要的時候,經檢察人員要求,你應當親筆書寫陳述。
4.接受檢查的義務。
你應當接受為確定你的某些特徵或者生理狀態而進行的人身檢查、提取指紋信息,採集血跡、尿液等生物樣本。
如果你是女性,檢查你的身體應當由女工作人員或者醫師進行。
E. 民事訴訟法領域 比較有影響力的學者
張衛平、湯維建、條件方面比較突出的，你可以參見《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研究》范瑜。
F. 法學本科考研考民事訴訟法方向 那個學校的排名 老師比較好，說請說詳細點
西南政法大學：常怡他們，目前國內第一。
中國人民大學：江偉。 第二。
清華大學：張衛平。第三。
北大、法大也不錯。
G. 簡答:簡述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倒置制度
舉證責任倒置研究（之一） 王利明
現代社會，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及科技進步，各種事故損害賠償、公害責任急劇發展，新型危險事項日益增多，使受害人在訴訟中經常遇到舉證的困難。因為危險事故的發生原因十分復雜，技術性強，且在發生過程中受害人常常處於無證據狀態，而行為人又常常處於持有或壟斷案件主要證據的地位。在此情況下，如果按照傳統的侵權法的過錯責任原則和「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規則，確實不能為當事人的權利提供充分的救濟。因此在證據法上，舉證責任倒置制度的作用逐漸擴張，適用范圍越來越寬泛。而舉證責任倒置的運用不僅關繫到訴訟中權利實現的問題，更關繫到實體權利的實現，不論在證據法上還是實體法中均有重要的意義。王利明教授的文章涉及舉證責任倒置的概念和特徵、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法定化、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應具備的條件、對司法解釋的評述等四個方面，本版將分四次連載，敬請關注。
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指基於法律規定，將通常情形下本應由提出主張的一方當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種事由不負擔舉證責任，而由他方當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種事實存在或不存在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該方當事人不能就此舉證證明，則推定原告的事實主張成立的一種舉證責任分配製度。在一般證據規則中，「誰主張誰舉證」是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而舉證責任的倒置則是這一原則的例外。所謂舉證責任，學者定義不一，被認為是民事訴訟領域最容易引起歧義的術語之一。英美法學者把舉證責任分為提供證據責任與說服責任；德、日等大陸法系學者將舉證責任分為主觀的舉證責任（形式的舉證責任）與客觀的舉證責任（實質的舉證責任）。學者大都認為，英美法與大陸法的這種雙重區分具有相似的意義。前者一般指當事人根據辯論主義原則的要求，在訴訟中提出主張後必須向法院提供證據的義務；後者亦稱證明責任、確認責任，指當事人在提供證據以後，如果沒有使法官對要件事實形成內心確信，就要承擔的敗訴的不利後果。（參見（德）漢斯·普維庭：《現代證明責任問題》，吳越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
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提法，在理論界爭論很大。一些學者認為，舉證責任倒置從表面上理解是原來由對方（或己方）舉證，倒置由己方（或對方）舉證，舉證責任的主體發生了對換。從邏輯上講，倒置必須以正置為前提，但何為正置呢？因此仍應該認為這是正常的舉證責任分配。我國理論界尚未就正置達成共識，在此情況下，自然無從「倒置」。（參見張衛平：《證明責任倒置辨析》，載《人民司法》2001年第8期；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頁。）這種觀點從舉證責任倒置實質上是證明責任分配的基點出發，不無道理。但我認為，舉證責任倒置的提法也並無不可。因為一方面，如前所述，舉證責任的倒置則是「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例外，因此，所謂「正置」就是指「誰主張誰舉證」原則，而舉證責任倒置正是相對於這一「正置」原則而提出的，是與「誰主張誰舉證」相對應的概念，二者間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構成了完整的舉證責任分配體系。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確定了「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原則，作為「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例外，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是客觀存在的。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制定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通過對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的解釋確立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第四條、第七條則作為例外規定了舉證責任倒置的內容，這些都是針對一般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所設立的例外規定。另一方面，舉證責任倒置的提法在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約定俗成，已成通說，如果因為概念之爭貿然否定，則會引起不必要的混亂。
舉證責任倒置的特點表現在：
（一）舉證責任倒置是指提出主張的一方或稱為積極主張的一方就某種事由（過錯或因果關系等問題）不負擔舉證責任，而由反對的一方負擔舉證責任。
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是指舉證責任的轉換，即在訴訟的審理進行中，承擔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出本證對要件事實予以證明後，相對方基於使該項證明發生動搖的必要性所承擔的提供證據責任。（參見（日）村上博己：《證明責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閣1986年版，第44頁，轉引自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頁。）我認為兩者是有區別的。舉證責任的轉換一般是指在具體訴訟中當事人提供證據責任的轉移，而不涉及抽象的證明責任的分配。在訴訟中，一方提出請求，另一方提出抗辯，雙方都需要對自己的主張負提供證據的責任，在舉證過程中由於這種請求或者抗辯，使提供證據的責任在當事人之間依次轉換，這種情況便屬於舉證責任的轉換。亦即，舉證責任的轉換，是提出證據的責任，在當事人間來回轉移的情形。按照大陸法系的說法，叫做主觀的舉證責任的轉換，客觀的舉證責任不發生轉換的問題。發生舉證責任轉換的原因在於：一方面是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體現，更為重要的一方面是民事訴訟的特點與性質所決定的。民事訴訟有別於刑事訴訟，在誠實信用原則下，當事人間的真實訴訟義務與訴訟促進義務要求當事人對他方的主張與抗辯，必須進行更進一步的主張或抗辯。這就決定了提出證據的責任，隨著主張與抗辯的提出，必須在當事人間轉換。
對「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在實務中存在著一種誤解，即認為只有原告才有舉證的責任，而被告不負有任何舉證的責任。這一觀點顯然是不對的。「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實際上是指誰提出主張或者抗辯，誰就應當對此主張或抗辯的事實的存在進行舉證。具體包括：第一，一方如果向另一方提出請求應當就此進行舉證，舉證證明的對象，應當是請求權存在的基礎事實。在個案中，反訴請求也屬於此種請求，皆為本證，都須提出證據證明。由於反訴與本訴是基於同一訴訟主體間相同或不同的法律關系而發生，有時還以同一事實為根據，且反訴的請求具有獨立性、對抗性、消滅性，這就使反訴與抗辯常常發生混淆。有時，反訴是廣義抗辯的內容之一，如原告起訴被告欠款不還，被告主張債務抵銷。二者區分的根本標准在於：反訴可以獨立成訴，而抗辯則不能獨立成訴，它只能依附於某一訴訟中。在具體訴訟中，如果當事人一方僅僅是否認對方的請求，則屬於抗辯而不屬於反訴。否認，只是加重了被否認方舉證的責任，否認者並不承擔任何舉證的責任。但是否認中，如果存在有支持否認的事實主張，對此否認所依據的事實，否認人應當有提出證據的責任。如原告主張被告欠錢一萬元不還，被告說絕無此事，這就是否認，他不承擔任何舉證的責任。但是，如果被告在否認的同時，又說這個錢早已還了，對此還錢的事實，則要承擔舉證的責任。第二，一方提出主張以後，另一方對該主張進行抗辯，應當就此承擔舉證的責任。在實體法中，抗辯的事由或類型很多，如在合同訴訟中有債務不存在的抗辯、時效已過的抗辯等。例如，在個案訴訟中，原告主張被告侵犯其不動產使用權，訴求停止侵權、賠償損失，被告卻主張房子是自己的。在該訴訟中，原告須對侵權行為發生的事實以及損害後果存在的事實承擔提出證據的責任，被告須對房子屬於自己的事實以及被告對該房子沒有使用權的事實承擔提出證據的責任。
舉證責任轉換並沒有免除任何一方舉證的責任，它仍然是「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則的體現，它所轉換的只是當事人提出證據的責任，即主觀的舉證責任，而且該提出證據的責任，隨著訴訟的進行，經常是在當事人間來回轉換。而舉證責任倒置則突破了「誰主張誰舉證」規則，它免除了提出主張的一方就某種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所應負擔的舉證責任，而將此種負擔置於反對的一方身上，所以，它是法定的基本的證明責任分配的例外，因此稱為「倒置」。
（二）在舉證責任倒置中，反對的一方應當就某種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負擔舉證責任。
民事責任特別是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一般包括損害事實、因果關系和過錯，這些要件事實的存在也構成了決定原告是否勝訴的關鍵。但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原告不必要就這些因素的存在與否都負擔舉證責任，而應當由被告就某種事實存在與否承擔舉證責任。舉證責任倒置不僅僅是指證明責任依據法律的規定發生特定分配的現象，同時還意味著反對一方所證明的事由在法律上作出嚴格的限定，即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反對的一方究竟應該反證證明什麼，必須要由法律規定。通常，由被告方證明的事實是由實體法加以明確限定的，其證明的事由主要包括兩類：一是對自己沒有過錯的證明；二是對不具有因果關系的證明。在某些情況下，對這兩個事實的證明通常是結合在一起的。例如，被告證明損害是由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則不僅表明被告沒有過錯，而且同時也表明損害的發生與被告的行為之間沒有因果關系。但在另外一些情況下，這兩個問題有可能也是相互分離的。例如，被告證明損害是因為不可抗力造成的，就可以表明其主觀上沒有過錯，從而應當被免除責任。
（三）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由被告承擔證明某種事實的存在或不存在，如果其無法就此加以證明，則承擔敗訴的後果。
舉證責任倒置表面上是提供證據責任的倒置，實際上是就某種事實負有證明其存在或不存在的責任的倒置，是證明責任在當事人間如何分配的問題。然而，舉證責任倒置不僅僅是對事實證明責任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對這種舉證責任的分配常常直接影響到訴訟結果，即「舉證責任分配之所在，乃勝訴敗訴之所在」。因為一旦倒置以後，舉證責任被倒置的一方負擔了較重的證明義務，如果其不能夠就法定的事由進行舉證，便推定提出主張的一方就該事實的主張成立，這就會從整體上影響到訴訟的結果。
敗訴後果的承擔表明了舉證責任倒置實質上是一種證明責任的分配，證明責任是一種結果責任，解決的是在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敗訴風險的承擔問題。在實體法上，對被告承擔的此類事實作了嚴格的限定，被告方對此要舉證證明也有相當的難度。例如，在高度危險責任的情況下，被告必須證明危險是由原告的故意造成的才能免責，倘被告無法就此舉證則可能要敗訴。這樣，舉證責任倒置通常是和嚴格責任聯系在一起的，由此也進一步表明了舉證責任倒置與舉證責任轉換的區別。舉證責任的轉換與嚴格責任問題沒有必然聯系，任何類型的案件在訴訟中都可能出現舉證責任轉換的現象，它不涉及抽象的實體法規范，只是當事人在具體訴訟過程中相互活動。
（四）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案件中，發動訴訟的原告一方，也應當對部分事實的存在，承擔舉證的責任。
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是否意味著原告不負任何舉證責任，而應由被告證明一切？我認為，即便依據實體法的規定應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告也要承擔就一定事實存在或不存在舉證的責任。在適用嚴格責任的情況下，對於過錯、因果關系等，根據法律規定應當由被告證明，從而免除了受害人對此事實的舉證的責任，而將該責任倒置給加害人一方，由其承擔無法舉證時的敗訴風險。但其他要件事實，如加害人、損害事實等，則還應適用「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規則分配舉證責任，由該事實的主張者承擔舉證責任。例如，在高度危險作業的責任中，至少原告要證明危險是因為被告的行為造成的而非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否則其連訴訟主體的被告一方都不能明確，怎麼訴訟？對誰訴訟？再如，在醫療事故的舉證責任倒置中，作為被告的醫院一方，應當就其行為的科學性、及時性、沒有過錯的事實承擔舉證的責任，而患者應當就被告行為的危害後果事實、危害後果與被告的行為間有關聯的事實等，承擔舉證的責任。在舉證責任倒置情形下，原告方也承擔部分事實的舉證責任的原因是：從實體法角度言，任何人主張權利都應當提出證據證明其權利的存在；從證據法的角度看，主張的一方也應當提供相應的證據。即使法律從特定的目的出發，為加強對一些處於舉證遇到障礙的特定當事人的保護，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只是將特定的證明事項倒置給被告一方承擔，這並不是說，將所有的訴訟證明事項甚至釋明事項，都交給被告承擔。從性質上看，舉證責任倒置實質上基於法律規定，由原告證明A事實的存在，但應當由被告承擔B事實存在或不存在的證明，被告不能證明的，推定原告的事實主張成立。
舉證責任倒置研究（之二）
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法定化
探討舉證責任倒置的概念和性質，還必須要澄清這樣一個問題，即舉證責任倒置到底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產物，還是由法律所確定的證明責任分配製度。在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是指法官在具體的訴訟中改變了法定的證明責任分配，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以「造法」的方式確定新的證明責任分配標准（參見（日）村上博己：《證明責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閣1986年版，第44頁，轉引自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頁）。我國許多學者也贊成此種觀點，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是在具體的訴訟過程中，法官根據特定的案情所具體運用的一種舉證技巧，即法官如果發現原告的證據距離相對遙遠或者基於對一定主體（通常是受害人）的特殊保護等法律原因的考慮，可以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採取舉證責任倒置。只有通過自由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才能保證法官正確行使裁判權並保證司法的公正。該觀點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則」）產生了較大影響。「規」第七條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這就是說，舉證責任倒置的採用仍然屬於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學者對此解釋為，由於目前我國立法規定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良知的法官不能以無法律規定為由拒絕判，而是像立法者那樣，為當事人創設一種『准據法』……法官在確定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的同時，也在宣示一種新的實體法規范」（李國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頁）。
我認為，將舉證責任倒置的採用完全視為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圍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舉證責任倒置不僅是一個證據法上的證明責任分配的問題，而且與當事人在實體法上的權利義務密切相關。這主要是因為，舉證責任倒置與侵權法中的嚴格責任在內容上是基本相通的。近代民法確立了過錯責任的基本原則。但現代社會，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危險責任的不斷增加，事故損害的頻繁發生，使侵權法的某些價值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當代侵權行為法適應社會的需要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同時在侵權法和證據法上都提出了一個如何對危險責任以及事故責任中的受害人進行有效的救濟和全面的保護問題，舉證責任倒置正是適應這一需要而產生的。若不堅持確認舉證責任倒置規定，在某些特殊的民事案件中，如環境污染問題、產品責任問題、道路交通事故等侵權糾紛案件中，可能會造成極不公正、極不合理的結果。尤其應當看到，實行舉證責任倒置，通過將因果關系或過錯的舉證負擔置於接近事故源的一方承擔，也能夠有效地促使舉證責任被倒置的當事人一方積極採取措施，預防和控制損害的發生。從訴訟的角度看，舉證責任倒置的適用為法官查清案件事實真相並在此基礎上作出公正的裁判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醫療過錯事件和公害、葯害事件那樣的通過高度科學性、技術性過程發生損害的場合，要外行的受害者證明損害到底是否可能預見，對於預見到的危險加害者負有何種結果迴避義務，並且，是否可以說加害者已盡到該義務，這些對受害者來說簡直就是強人所難。在這種場合下，與作為專門家、事業者的被告相比，作為受害者的原告，在科學的專門知識、理解能力上均處於劣勢，並且根本談不上准備證據的經濟上的資力（於敏：《日本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頁）。現代民法引入了嚴格責任等新的歸責原則。
舉證責任倒置是嚴格責任實現的途徑和方式。在侵權法中，嚴格責任「雖然嚴格，但非絕對。在嚴格責任下，並非表示加害人就其行為所生之損害，在任何情況下均應免責，各國立法例多承認加害人得提出特定抗辯或免責事由」（王澤鑒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二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2頁）。嚴格責任的嚴格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採取舉證責任倒置的辦法，即受害人在遭受損害以後，就行為人是否有過錯或因果關系的問題不負舉證責任，而應當將此證明負擔倒置給行為人。二是對行為人反證證明的事由進行嚴格的限制。法律上對行為人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事由是有嚴格規定的，即行為人只有在證明損害是由於受害人的過錯、第三人的行為和不可抗力造成的才能被免除其責任。這種限制也可以說是對於「倒置」的事由的限制。正是因為實現了舉證責任倒置，且對倒置的事由在法律上有嚴格的限制，因此責任才是嚴格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嚴格責任與舉證責任倒置是相通的，嚴格責任必須要通過舉證責任倒置才能體現其責任的嚴格性，而舉證責任倒置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了落實嚴格責任。由於嚴格責任作為過錯責任的例外，其通過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不能由法官自由裁量。舉證責任的分配是當事人實體權利義務的行使與承受，如果允許法官對舉證責任倒置進行自由裁量，無疑允許法官未經審判就決定當事人一方勝訴或敗訴。
從國外的立法經驗來看，西方國家關於民事訴訟的證明責任分配模式大致有兩種：一種是主要由實體法規定舉證責任分配。這種模式由於受到法律要件分類學說的影響，舉證責任分配規范被認為屬於實體法的內容，主要流行於德國、日本等傳統大陸法系國家。一種是由實體法與訴訟法共同規定舉證責任分配。此種模式除了在實體法中就具體的問題作出規定外，還在訴訟法中對舉證責任的分配進行原則性的規定，如法國、葡萄牙、俄羅斯、美國等（參見李國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頁）。但各國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制度一般都是由法律確定的。比較而言，我認為由於舉證責任倒置主要涉及到的是侵權法中的嚴格責任，因此就嚴格責任問題應當在侵權法中詳細規定。其必要性在於：一方面，嚴格責任作為一種特殊的侵權行為責任，可以與其他的責任制度協調一致；另一方面，在侵權法中規定嚴格責任，可以將抗辯事由規定得更為詳細具體。當然，可以在民事訴訟法中設置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條款，引導有關法官尋找相應實體法規范。
應當明確，不僅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由法律規定，而且對於倒置的事由也必須要由法律明確規定。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被告方究竟應當舉證證明什麼？也就是說，究竟應當「倒什麼」、「置什麼」？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通過的《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十四條規定，以下案件可以實行證明責任的倒置：1．因產品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4．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5．飼養的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6．有關法律規定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的。「規則」對此也有反映。這一規定非常容易給人一種誤解，似乎在這些類型的案件中要求被告對一切要件事實都負舉證責任，如在高度危險責任的情況下，有關因果關系的問題都要被告來反證，這對被告過於嚴苛，且在司法實踐中也是無法操作的。例如，原告提出訴訟請求，主張損害賠償，必須就其實際損失范圍舉證。如果連實際損害范圍的舉證責任都倒置給被告，則原告在起訴時根本無法提出具體數額的訴訟請求，也就無法發動訴訟程序，這在實踐中是個荒謬的怪圈。所以我認為，關於何種要件事實需要舉證責任倒置，十分復雜多樣，不宜在民事程序法一一列舉，必須斟酌具體法律關系類型，在實體法中明確限定。最好的辦法是在侵權法中對嚴格責任的抗辯事由作出嚴格限制，從而在法律上明確舉證責任倒置的事由。
在我國，確定舉證責任倒置必須由法律規定，還具有較為現實的意義。一方面，有利於貫徹立法法的精神。由於舉證責任的分配是基本民事法律制度，屬於立法權事項。但在目前立法不完善的情況下，司法機關也並非完全不能填補這項法律空白，只是應慎重。另一方面，考慮到目前我國法官整體素質並不是太高，允許法官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信原則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將使法官享有極大的自由裁量的權力，使其在具體案件中可以自由分配舉證責任，自由地決定倒置的內容，其結果使當事人對司法缺少了應有的可預知性，裁判的公正很難得到保障。一旦法官不適當地行使甚至濫用其自由裁量權，其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我認為，應當對實施舉證責任倒置的案件進行嚴格的限制，不能泛泛地允許各級法院都可以依據民法的基本原則來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即使允許法官對個別特殊的案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也必須進行嚴格限制，最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明確的司法解釋或者針對個案進行批復
舉證責任倒置研究之三 王利明
舉證責任倒置應具備的條件
按照舉證責任倒置必須法定化的原則，即使對於司法解釋所設定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在法律上也應當有所限制。也就是說，應當在法律上為司法解釋所設定的規則設定條件。我認為，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至少應當符合如下條件：
一、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必須要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舉證責任分配規則應當屬於實體法規范的范疇，實體法必須包含必要的證明規則，那種割裂證據法與實體法的固有聯系，認為證明規則應當完全由民事程序法規定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現代證明責任理論大都認為，證明責任分配規則不是脫離實體法之外的程序法的內容，而是本質上包含於實體法規范之內的。如侵權行為法規范包含了特殊的證明責任規范的內容，其性質不同於純粹過錯歸責的侵權行為法一般條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通常，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規范應當由實體法和程序法共同規定，程序法或證據法可以確立一些指引性的規范，引導法官尋找相應實體法規范。而有關舉證責任倒置適用的具體情況，特別是對倒置事由的規定必須要由實體法作出明確的界定。通過對實體法規范的適用，最終完成舉證責任倒置的適用。
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法律規范具有強行性，無論當事人是否提出，法官都應予以適用。在這一點上，法官沒有自由裁量的空間，而必須適用法律的此種強行性規定。如果法律並未明確規定，則法官只能依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來確定具體的訴訟案件中是否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我認為，法官不能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來隨意在訴訟中進行舉證倒置。即使不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也並不意味著無法為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濟，應當看到的是，在特殊案件中減輕受害人舉證負擔、維護其合法權益的方式並非舉證責任倒置這一種情形，證據法中的「表見證明」法則、推定規則等也能減輕受害人的舉證負擔。
二、原告就某種事由的證明出現舉證障礙
原告必須是離證據距離比較遠，客觀上幾乎沒有取到證據的可能性，如果按照主張者即須舉證的原則，作為原告的受害人幾乎百分之百敗訴。這意味著需要衡量訴訟雙方的取證能力強弱和當事人與證據距離的遠近，來判定是否應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主張證明責任分配蓋然性說的德國學者萊納克認為，舉證責任分配應考量舉證可能性，擁有更多的舉證可能性的一方當事人，應負該事實的舉證責任。舉證的可能性，即是由證據與當事人距離的遠近決定的，如果一方當事人遠離證據，該證據全在另一方當事人保持范圍內，他就沒有可能得到，那麼，此類案件就應當由保持該證據的一方承擔舉證的責任。例如，在醫療事故案件中對過錯的舉證問題，由於受害人根本不知道醫療過程與醫療行為，所有醫療行為的證據，包括手術記錄之類的病歷等證據，全在醫療者手中，他離過錯證據距離較遠，他所能夠保持較近距離的證據，只能是到過該醫院治療，發生了損害後果之類事實的證據，所以，他應當對這部分事實承擔舉證的責任，對過錯事實則由持有證據的院方承擔。
證據的距離，不是物理學意義上的空間位置（准確距離長度），而是當事人控制證據的可能性的度量。證據距離遠，就說明他很難控制證據，或沒有控制證據的可能性，因而他就很難得到該證據；證據距離近，就說明他能夠控制該證據，因而他也能夠得到該證據，甚至該證據本身就為其持有或佔有，如果讓他舉證，他就有獲得或提出證據的可能性。比如，舉證責任分配原理中的危險領域說，也反映了證據距離與舉證責任分配的關系。危險領域是指當事人在法律上或事實上支配的該危險發生的生活領域，即根據所控制的危險領域范圍（證據距離）來決定舉證責任的分配。這是因為一方無法了解另一方控制的危險領域內發生的侵權事實，他離該事實的證據距離較遠，故難以舉證證明，而該危險領域的控制者，他離證據的距離較近，更易於得知案件的事實真相的證據，讓他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就成為可能。
三、根據案件的具
H. 事實真偽不明該如何裁判--從民事訴訟法學視角談天津彭宇案的裁判
事實真偽不明該如何裁判--從民事訴訟法學視角談「天津彭宇案」的裁判張衛平在「南京彭宇案」已經過去了四年之後，又一個被輿論稱為「天津彭宇案」的案件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人們對該案一審法院——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的判決議論紛紛，總體而言似乎質疑者眾。由於四年前我曾經在學理層面關注過「南京彭宇案」，因此對所謂「天津彭宇案」也自然會有所注意。所謂「天津彭宇案」是指原告王某訴被告許雲鶴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本案關鍵點有兩個，一是本案主要事實;另一個是如何理解適用法律。在適用實體法方面，紅橋區法院適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安全法》，具體是第一百一十九條和第七十六條的規定。前者規定:「交通事故是指車輛在道路上因過錯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的事件。」後者規定:「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規定承擔賠償責任: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沒有過錯的，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賠償責任;有證據證明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有過錯的，根據過錯程度適當減輕。」如何正確理解適用這兩條規定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因為第七十六條規定本身就非常有爭議。對此，這方面的專家應該更有發言權。我感興趣的是與我的研究專業相關的問題，即關於本案主要事實的認定問題，這是裁判的前提。首先，我們應當注意的是，雖然南京和天津的這兩個案件都涉及被告是否將原告撞倒造成人身侵權的問題，但法院對此案在事實的認定上與「南京彭宇案」有很大的差異。對此案，法院沒有就侵權事實作出明確的認定。「南京彭宇案」原告指控的事實則是法官適用經驗法則推定的。在民事訴訟上的法理問題是，一審法官如此適用經驗法則是否妥當。我的評價是，該案沒有正確適用經驗法則，推定彭宇侵權事實成立是不妥當的。在「南京彭宇案」中，從原告、被告雙方提供的證據來看，很難認定原告指控的事實是成立的，當然也不能斷定被告的辯護就成立，應當說被告是否侵權的事實處於真偽不明的狀態。在天津王某訴許雲鶴案中，紅橋區法院並沒有認定被告許雲鶴的行為與原告受傷之間有因果關系。原告在訴狀中雖然指控，被告所駕車輛前部撞倒了原告，導致了損害結果的發生。但法院援引的兩個證據表明無法認定被告所駕的機動車是否碰撞了原告。一個是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證明。該證據載明:「當時雙方對此事故的基本事實陳述不一致，都無法提供證人及證明交通事故事實的相關證據。」另一個是天津市天通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交通事故痕跡鑒定意見書》。對於該鑒定意見，判決書認為，既不能確定被告所駕車輛與原告身體有接觸，也不能排除該車與原告沒有接觸。也就是說，鑒定意見沒有得出結論。從判決書看，案件的主要事實處於真偽不明的情形。當然，這里涉及另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即被告的車沒有碰撞原告是否也構成侵權的問題。因為侵權責任所要求的侵權行為與侵害結果的因果關系並不一定與被告的車碰撞到原告等同，是否構成因果關系涉及到加害人行為的性質問題，如果被告駕駛的車輛違章超速，在距離受害人很短的距離內突然剎車，導致受害人受到驚嚇倒地，這也有可能構成侵權行為與侵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是否構成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注意法律上的因果關系與事實上的因果關系是有區別的，兩者的區別以及兩者是否應當有區別是訴訟法上爭論的重大問題之一。從法律因果關系論出發，因果關系並非完全客觀的，與價值評判有一定的關聯，被告行為人的違法性或非道德性都可能影響因果關系的構成)關聯到因果關系認定的正當性問題。被告所駕的機動車沒有超速，原告又違章跨越護欄的情況下，即使受到驚嚇倒地，也很難認定被告的行為與損害結果有因果關系。這里涉及到另一個事實問題，即是否超速行駛的問題。從判決書看，並沒有涉及該事實的認定問題。其次，我想說的是，當案件主要事實真偽不明時，法院應當如何裁判的問題。也許在人們看來，法院審理案件就是為了查明案件事實，不能查清事實怎麼能裁判呢?法院也當然能夠查明案件事實。這里應當注意的是，法院審理的首要任務和工作就是查明案件事實，而且應當盡可能查明案件，只有正確認定事實才能正確適用法律。但是，應當查明與實際上能否查明是兩回事。因為案件事實是已經發生的事實，這些事實能否在案件審理中完全還原取決多種因素。民事訴訟主要依靠的是當事人雙方提供的證據。有的事實當事人一方雖然掌握證據，但該證據對自己不利，該當事人是不會提出的。有的事實雖發生過，但無法獲得證據加以證明。人們在發現事實方面受手段和成本的制約，有的事實是難以在一定時間內發現的，法院作為裁判的中立者，也不可能像公安機關那樣利用偵查手段去發現民事案件中的事實。因此，案件審理常常會遇到某些案件的主要事實無法查清，處於真偽不明的狀態。民事訴訟又不能拒絕作出裁判，因為拒絕裁判也就意味著原告敗訴。這就必然涉及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如何裁判的問題。在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法院怎樣裁判才符合程序正義、接近實體正義是一門非常講究的法律技術科學。目前，在民事訴訟中，當案件主要事實處於真偽不明時，法律上的處理方法是舉證責任或證明責任規則，即按照一定的規則，應當對某一事實承擔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沒有能夠證明該事實存在與否，該事實處於真偽不明時，就要承擔相應的不利後果。關於證明責任負擔的原則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2002年)中有明確的規定。該規定第二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根據這一規定，原告王某必須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要求被告賠償損失)所依據的事實(被告人駕車撞倒了原告)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如果不能證明的，法院又無法查明案件真實事實時，本案原告就要承擔敗訴的後果。應當特別注意的是，如果法院能夠認定案件事實，那麼即使提出訴訟請求的人沒有足夠的證據，也不一定要敗訴，法院可以根據案件事實作出裁判。而且，舉證責任只是一種當事實真偽不明情形的次優選擇，是一種不得已的方法，因為，沒有證據證明，並不意味著提出請求的人就不是權利人，只是權利人主張的權利所依據的事實無法證明而已。在實務界，人們對舉證責任制度還有異議，還不能理解，因此，導致有的地方法院根本沒有適用最高法院的這一規則。作為一項復雜的法律技術規則，最高法院的證據規定應當說還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但不適用、不遵守最高法院的這一規則是不妥當的。最高法院規定的舉證責任制度仍然是解決案件主要事實真偽不明情況下如何裁判的相對最好方法，是各級法院裁判的正當依據之一。而且，我們也可以在實踐基礎上對舉證責任制度加以修正，而不是完全排斥舉證責任制度。在本案中，我們從其判決書中看到，紅橋區法院沒有認定被告有碰撞原告的事實，但又認為:「假設被告在交通隊的自述及法庭的陳述成立，即雙方並未發生碰撞，原告系自己摔倒受傷，但被告在並道後發現原告時距離原告只有四五米，在如此短距離內作為行人的原告突然發現被告車輛向其駛去必然會發生驚慌錯亂，其倒地定然會受到駛來車輛的影響。」一方面判決對事實作了假設，另一方面似乎又想說雖然沒有碰撞，但被告的行為與原告倒地之間也有因果關系。顯然，這樣的裁判是難以服眾的。比較正確的做法是，在雙方證據均沒有說服力，法院難以查清案件事實的情況下，應當適用舉證責任的規則作出裁判(當然，可以首先進行調解)，這樣的裁判才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如果法院裁判被告承擔責任的理由是被告的車盡管沒有碰撞到被告，但嚇倒了原告，被告的行為與損害結果依然存在因果關系，則法院應當明確說明為什麼如此認定的理由，遺憾的是法院沒有如此。我們還應當注意的問題是，原告在訴狀中指控是被告的車撞倒了原告，但法院有沒有認定被告的車是否撞倒了原告的這一事實，也就是說，原告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處於真偽不明的狀態。按照上述所言舉證責任的法律後果，原告應該敗訴。另一方面，法院能否在原告沒有主張自己是被被告的車嚇倒的情況下，以被告的車嚇倒了原告，導致原告受到損害，而作出被告承擔損害責任的判決嗎?(作者為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為你辯護網編輯整理
I. 什麼是民事主體資格
民事主體資格也可以稱為民事主體能力。
其具體的法律含義是：民事主體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能力。法律對這種能力分為兩個種類，即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民事權利能力是指民事主體依法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資格；民事行為能力是指民事主體以自己的行為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資格。
自然人的民事行為能力的差別，取決於人們的認識和判決能力。按照人的智力發育的不同、年齡階段和精神是否正常，自然人的行為能力分為有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和無行為能力。
(9)民法張衛平擴展閱讀：
民事責任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的區別：
(一)民事責任能力不是民事行為能力的下位概念
因為當義務不完全履行可能會造成權利人的利益不能實現的異態情形故，法律必須做出以國家強制力來制止或補救的否定性評價，這就是責任，所以責任以義務為前提，是義務在實體法上的延伸。所以，受法律責任的條件是需有責任能力。
(二)民事行為能力和民事責任能力的作用領域不同
如前所述，民事行為能力制度的功能是為保護意志薄弱、意思能力不完全者從而使民事活動公平合法有效地進行。其核心在於行為源出自意思表示，且為追求法律的正當性評價，其作用領域是民事法律行為。而民事責任的產生，是以違反法定義務為前提，背離於法的正當價值，應發生於在侵權行為領域和違約領域。
(三)民事行為能力與民事責任能力的要件不同
二者在意識層次上實有高下之別，而且差別明顯。其次，識別能力僅要求一旦造成損害後果，據生活常識和起碼道德能夠做出判斷即可。而意思能力是在判斷基礎上形成的推理，不僅要求內心意思形成和以行為將其表現出來，還要求對法律上的評價做出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