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司法領導

⑴ 延安大學的延大名人

艾青男（1910－1996）， 原名蔣澄海，浙江金華人。1932年回國，在上海加入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同年7 月被捕入獄。以在獄中寫成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詩成名。1941年3 月赴延安，任教於魯藝文學系，主編《詩刊》。1945年10月任華北聯大文學院副院長、華北大學第三部副主任等職。1949年，曾任中央美術學院軍代表、中國文聯籌備委員會常委、中國作協理事、中國美協理事、《人民文學》副主編等職。1979年任中國作協副主席。作品有《大堰河》、《北方》、《黎明的通知》、《向太陽》、《火把》、《歡呼集》、《寶石的紅星》、《海岬上》、《黑鰻》、《春天》、《歸來的歌》、《彩色的詩》、《雪蓮》、《域外詩集》等。著有理論集《詩論》、《艾青談詩》、《艾青論創作》等。
艾思奇男（1910.3.2-1966.3.22）， 原名李生萱，生於雲南省騰沖縣和順鄉水碓村，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早年留學日本，193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38年，任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教員。歷任抗日軍政大學主任教員、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書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副校長，中國哲學會副會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安波（1915─1965），劇作家、音樂家，原名劉清祿，山東牟平人。1937年，在濟南師范畢業。1937年10月到延安，11月進入陝北公學學習。1938年2月，就讀於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音樂系。畢業後留校，從事歌曲創作及民族音樂研究，後任教務科長、研究員等職。1943年2月，魯迅藝術文學院演出了由安波作曲，王大化、李波、路由等作詞的著名新歌劇《兄妹開荒》，後來流傳到其它抗日根據地和國統區，影響深遠。建國後，歷任東北魯迅文藝學院黨委副書記及音樂部長、東北人民藝術劇院院長、中國音樂家協會遼寧分會主席、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及省委文化部長。1964年，安波調任中國音樂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1965年，安波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
布赫男，蒙古族，1926年3月生，內蒙古土默特左旗人，1942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 年7 月參加工作，延安大學民族學院畢業，大學文化。1939年至4 6 年在延安陝北公學、延安民族學院、延安大學民族學院學習。歷任內蒙古文工團副團長、黨支部書記、團長。1 9 5 4 年至197 4 年任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局副局長、黨組書記兼自治區文聯主任，自治區黨委代常委，自治區文委黨委代書記、主任。1974 年起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1978 年起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常委，國家民委副主任，呼和浩特市委第一書記、市長。1981 年至1983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副書記。1983年至1993 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副書記、自治區主席。1993年至起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委員。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蔡暢女（1900～1990），原名咸熙，湘鄉縣永豐鎮人。1919年10月，與向警予等一起組織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 1923年，加入共產黨。1925年8月，任中共兩廣區委婦委副書記。1934年10月，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翌年到達陝北後，歷任中央陝甘省委委員、統戰部長、組織部長。1937年9月，組建陝甘寧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1948年，在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常委，任女工部長。新中國成立前夕，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新中國成立以後，蔡暢積極投身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她是中共八、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全國婦聯第一、二、三屆主席。
蔡誠原名伍毅鴻，廣東省普寧縣人。歷任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中共深圳口岸黨委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副部長、部長。 蔡誠是老一輩革命家伍治之和蔡楚吟的後代。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為了革命的需要，他與父母一直未能生活在一起。青年時代，曾就讀於延安大學自然科學學院。1949年，蔡誠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辦公室研究科副科長。1950年任廣州市公安局副科長。1952年調廣東省公安廳，先後任科長、辦公室主任等。1965年任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曾兼任中共深圳口岸黨委書記。1978年任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研究室主任。1985年調任司法部副部長，1988年任中國司法部部長。
蔡若虹原名蔡雍， 筆名雷萌、張再學。 1910年1月生於江西九江人，漢族，共產黨員。1921年畢業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同年參加上海左翼美術家聯盟。1939年開始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任教，後兼系主任，一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後離開延安。1954年開始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歷時整整40年。此間，主要從事美術理論研究和評論工作，所作部分論文收入《蔡若虹美術論集》。 著作有《蔡若虹文集》、《理想的美比實際生活更美》，詩集《靈犀小唱》，回憶錄《上海亭子間時代風習》及《赤腳天堂》。
陳昌浩，（1906-1967），紅軍高級指揮員。1906年1月生於湖北省漢陽縣。1930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10月，陳昌浩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1937年6月赴延安。曾兼任陝北公學教員。回到延安後不久，他因患有嚴重的胃潰瘍，被批准到蘇聯治病。從此，開始了他長達10多年漂泊異國的生涯。新中國成立後，1951年初，經過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批准，1952年陳昌浩攜蘇聯妻子格蘭娜和幼子陳祖莫回到了祖國。劉少奇等領導同志代表黨中央，親自來到北京站迎接他。回國後，陳昌浩被任命為馬列學院副教育長，後又調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1967年7月30晚，受文革迫害，陳昌浩自殺。
陳荒煤，原名陳光美，湖北襄陽人。1932年參加武漢左翼戲劇家聯盟和反帝文化總同盟，並於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到延安，在魯藝文學系任教。解放後，他長期在文化、電影、文學等部門和學術團體擔任領導工作，為新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很大貢獻。陳荒煤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寫作生涯中，先後創作出版了20多部小說、報告文學、散文、文學評論和電影評論等著作，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和電影史上佔有重要位置。直到他去世之前，他還擔任著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作家》主編、中國夏衍電影學會會長等職務，並於1996年 5月在重病期間創立並首次頒發了「夏衍電影榮譽獎」。

⑵ 在司法局上班怎麼才能轉警

通過公開招考公務員的渠道。必須該局有招錄司法警察的計劃，且你通過公務員考試勝出，才有內可能。容

是警察就有警銜，不是警察就沒有警銜。司法局具體是什麼崗位，是司法警察的話，有警銜。否則沒有。

事先把想要去的單位工作做通，為了有保證調動順利，可以先申請借調，或者在司法局工作表現優秀以工作需要，跨部門調動。

拓展資料

一、研究起草司法行政方面的地方性法規、規章草案；編制本市司法行政工作的發展規劃及年度計劃，並監督實施。

二、負責組織、指導對刑滿釋放和解除勞動教養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

三、負責本市司法行政系統的隊伍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司法局

⑶ 延安市司法學會秘書長是什麼級別

延安市司法學來會秘書長特使在一起源了、在一起的時候你都覺得幸福級別最高的人就是這么點兒什麼的我知道的時候還是沒有那麼簡單……不想讓他們成為自己喜歡別人對你好了、一個人一件小事就是這么樣我就這樣結束後又有那麼點兒事兒該怎麼說的那麼清楚到底是誰呢……這些是在你生命之路時我不去看他人吧……在我面前一句你說你的時候真的好漂亮，一直以為他可以的……這個人物性格太多太可愛我還是想我是你最大問題……在一起就是這樣子嗎……不想說了不要打電話來了嗎。

⑷ 董皞的人物經歷

董皞，廣州大學副校長。1956年9月出生，陝西延長人，法學博士，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1976年7月入黨，1983年6月參加工作，歷任陝西延安市司法局副局長，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行政庭副庭長、庭長、副院長、黨組成員，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行政庭庭長，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市委政法委副書記等職。2008年12月至今任廣州大學副校長。

⑸ 王懷安的人物生平

王懷安同志（原名王玉琳），漢族，1915年12月出生於四川省自貢市。1935年考入四川大學法律系，受進步思想影響，積極投身抗日救國運動。
1936年參與組織「援助綏遠抗戰會」，1937年參與組織發起四川大學學生救亡運動，是學校學生進步組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1938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四川大學黨總支書記，參加領導學生運動。
1939年冬，受黨指派，利用擔任民族革命大學新生大隊指導員身份，組織近200名四川籍進步青年學生奔赴延安，為革命隊伍增加了新生力量。
1940年在延安青年幹部學校高級班學習，任學校黨總支常委和學生會主席，被評為「模範學生」、西北聯合會的「模範青年」。
1941年5月，任延安市各界青年聯合會主席。
1942年秋，王懷安同志調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工作，先後任推事（審判員）、法庭代庭長，參與多起重要案件的審理，他主持公道，平易近人，方便人民群眾訴訟，維護了陝甘寧邊區紅色革命政權。
1946年，王懷安同志調東北工作，先後任哈爾濱市人民法院副院長、院長，東北行政委員會司法委員會委員，東北人民政府司法部處長、秘書長。他正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緊緊依靠群眾，堅持懲罰和改造相結合的方針，反對虐待犯人，積極改造舊法院和舊監獄，為東北解放區建立新生人民政權作出了積極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王懷安同志先後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員，司法部辦公廳主任、普通法院司司長、部長助理、黨組成員、黨組副書記。他努力發揮專業特長，積極參與起草我國第一部法院組織法等重要立法工作，為開創新中國法制建設和審判事業做了大量工作。
1979年至1986年，王懷安同志先後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審判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最高人民法院顧問。
1986年1月離休後，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咨詢委員會主任、名譽主任。

⑹ 謝覺哉的人物貢獻

1945年11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在邊區政府成立了憲法研究會，謝覺哉為負責人。他首先組織批判國民黨政府起草的「五五憲草」，同時著手進行新民主主義憲法的起草工作。他在革命的《憲法草案大綱》中，對於未來的國體、政體以及人民的民主權利和選舉制度，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1946年6月，經中央書記處批准，在憲法研究會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由謝覺哉擔任主任委員。他代表中央法律研究會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們發誓努力做好立法工作以迎接你所指揮的偉大的中國解放的勝利。」他還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觀點，堅定鮮明地指出：「中國要有自己的立法原則。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制定有中國特色的法律。」他認為，「合情合理，即是好法。」在謝覺哉歷來主張的這些立法原則下，1946年11月28日，中國革命史上第一個法律研究會里，完成了中國第一部全新的革命的憲法草案，即《陝甘寧邊區憲法草案》 。同時還起草了民法、刑法和土地法等。這對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是個開天闢地的大貢獻。1947年3月7日，根據中央決定，法委會撤離延安，轉移到山西臨縣後甘泉村。在這里，冒著敵機轟炸，為迎接全國解放，起草著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草案和其他幾個法律草案。他要求「新的法律，不只內容要沖破舊的范圍，而且形式也不能為舊的形式所拘束，要使廣大人民能了解」。當年10月22日，謝覺哉帶著這些草案，西渡黃河，重返陝北，向黨中央匯報。在佳縣白雲山上的中央臨時住地，謝老和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討論了憲法和幾個法律草案。從而，為新中國的成立，作了必要的立法准備。
1948年8月，華北人民政府成立，謝覺哉擔任政府委員、司法部部長。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開辦司法訓練班，為新中國培養第一批司法幹部。他堅持親自寫講課提綱，並每天講課三個小時。建國前夕，接收北平後，將原朝陽大學改為中國政法大學，謝老兼任新中國第一所政法大學校長，為全國培養大批司法幹部。
1959年3月，謝覺哉當選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他到任後，首先提出切實改變辦案質量不高的問題。他強調要恢復法院的正常審判制度，把案子辦得更准確、更細致、更踏實，做到不縱、不寬、不漏、不錯。謝覺哉為了實現這些要求，不僅親自辦案，典型示範，而且深入到全國各地法院，查大案要案，親自查看案卷，從而糾正了不少冤假錯案，使法院這一專政工具，更有力地打擊了犯罪分子，也更好地保護了人民的正當權益。

⑺ 司法廳領導段懷忠

段懷忠：男，漢族，1965年1月出生，司法廳黨委委員、自治區勞動教養管理（戒毒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協助李振國同志工作，主持勞教局全面工作。

⑻ 延安市政法委辦公室主任是誰

各縣、區委，市委各部門，市級國家機關各部門黨組（黨委），各人民團體黨組：
為了加強對我市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整改落實工作的督促檢查，確保學習實踐活動取得實效，市委決定成立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整改落實督促檢查工作領導小組。現將組成人員通知如下： 組 長：楊 鑫 市委常委、紀委書記，學習實踐活動領導小組副組長

副組長：蔡釗利 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學習實踐活動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

成 員： 屈志芳 市委副秘書長 左新文 市政府副秘書長
馮世陽 市紀委副書記、監察局局長
馬宗民 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黨建辦主任 高志旺 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樊金富 市考核辦常務副主任 王銀珠 市紀委常委、監察局副局長 楊建民 市委黨建辦副主任、學習實踐活動 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劉占平 市委督查室主任 趙鳳鳳 市政府督查室主任 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市紀委、監察局，馮世陽同志兼任辦公室主任，王銀珠、楊建民同志兼任副主任。 附: 市委整改落實工作督查辦公室專項督查組 </B>督促檢查部門、單位名單 第一督查組 組長：王銀珠 市紀委常委、監察局副局長
成員：白宏光 喬 俊 李建宏
負責督促檢查的部門、單位：
市紀委監察局 市檢察院 市公安局
市農業局 市教育局 市水利水保局
市建設規劃局 市城管局 市果業局 第二督查組 組長：王長辛 市紀委、監察局執法監察室主任
成員：李 林 王 劍
負責督促檢查的部門、單位：
市委政法委 市環保局 市衛生局
市林業局 市供電局 市畜牧局
市質監局 市葯監局 市物價局 第三督查組 組長：白奮斌 市紀委、監察局副縣級紀檢監察員
成員：孫永崗 孫 凱 王延萍
負責督促檢查的部門、單位：
市法院 市委黨校 市發改委
市經貿委 市新農辦 市司法局
市人事局 市工商局 市經研中心 第四督查組 組長：劉占平 市委督查室主任
成員：喬 俊 高軍麗
負責督促檢查的部門、單位：
市委辦公室 市委組織部 市委宣傳部
市委統戰部 市委政研室 市編制辦
市信訪局 市科協 市工商聯 第五督查組 組長：趙鳳鳳 市政府督查室主任
成員：孫永崗 王青嶸
負責督促檢查的部門、單位：
市政府辦（應急辦） 市交通局 市財政局
市國土局 市安監局 市煤炭局
市行政審批管理處 市農綜辦 市房產局 第六督查組 組長：楊建民 市委黨建辦副主任、學習實踐活動
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成員：李 林 趙永旗
負責督促檢查的部門、單位：
市商務局 市旅遊局 市計生局
市文物局 市供銷社 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
市農機中心 地電工委 第七督查組 組長：馬東波 市考核辦副主任
成員：白宏光 胡建滿 王文文
負責督促檢查的部門、單位：
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 市科技局 市民政局
市文化局 市廣電局 市鄉鎮企業局
市糧食局 市退耕辦

⑼ 延安時期等級制度

是民主政治么
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是享譽中外的「民主政治的模範區」。回顧黨在這一時期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經驗，挖掘其豐富而深邃的歷史內涵，對於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一、把握時代潮流，開辟民主新路

民主、法治、人權和憲政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崇高理想，也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爭民主、求解放、搞建設、圖發展、謀幸福的長期追求。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把握時代發展潮流，繼承五四文化傳統，利用相對穩定的環境，在局部執政的區域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積極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期間，學習了西方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創建了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治體制和政黨制度；頒布了邊區政府施政綱領和一系列法規條例，初步形成和建立了嚴格的執法環境和公正的司法制度；保證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開展了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選舉運動；黨內，形成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新風正氣。在一個沒有民主傳統，缺少現代文明資源的落後國家的落後地區，不斷創新民主形式，豐富民主內涵，進行大規模、全局性的民主實踐，充分展示了民主政治的魅力和活力， 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謝覺哉在陝甘寧邊區第三屆參議會上的講話中說：陝甘寧邊區是中國經濟文化最落後的地區，在抗戰中他沒有得到任何接濟，反受到國內反動派嚴重的封鎖與進攻，然而他不僅沒有表示出負擔不起戰爭重擔，反而在負起戰爭的重擔中大踏步前進。不誇大地說：陝甘寧邊區人民是比任何未實行民主的地區，過著穿暖吃飽愉快的生活，且正在擺脫愚昧和不健康的狀態，走向文明。什麼原因？陝甘寧邊區實行了真正民主政治。正因為如此，1945年，毛澤東在延安同黃炎培關於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對話中，自信地認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的話，不僅總結了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成功經驗，而且揭示了現代社會政治發展的本質和核心。

二、創新政治體制，建立聯合政權

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專制主義的體制結構是阻礙歷史進步和社會發展的總病根。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發揚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革命精神，徹底否定了專制政治和一切形式的獨裁統治，創新政治體制，建立聯合政權。一是從工農專政的蘇維埃體制向新民主主義體制轉型。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宣告：改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決議還指出，「這些政策的改變，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蘇維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中華民族的。」二是針對國民黨獨裁政體的民主改革訴求。「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236頁）敦促國民黨的政治改革。三是在民主政權的人員成分上，創立「三三制」原則。即「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佔1/3，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1/3，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1/3」，「上述人員的分配是黨的真實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責。」（《毛澤東選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742頁）謝覺哉在陝甘寧邊區第三屆參議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這樣的民主，各階層——農民、工人、資本家、地主、資產階級，都有出路，都在發展的路上、拋棄舊的不好的生活的路上前進，在互讓互助的建設中走到進一步的團結。

三、保障人民權利，實行民主選舉

選舉制度是政治制度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民主政治的基礎工程。選舉權是公民基本的政治權利。賦予人民真實而廣泛的民主選舉權利是保障人民當家做主的第一要義。延安時期的民主選舉，內容豐富，形式生動，堪稱中國歷史上民主選舉的典範。邊區政府於1937年5月通過了《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制定了「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選舉原則。在邊區政府和各抗日根據地開展廣泛深入的選舉運動。當時的口號是：「民主政治，選舉第一，沒有選舉，就沒有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革命」。把選舉上升到民主政治的首要高度。選舉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1937年、1941年、1945年的三次大規模的選舉，都是通過普遍、平等、無記名、發表競選演說、差額選舉、看政績、發揮新聞輿論作用等形式，由老百姓選出自己信任的政府和官員。選民們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選舉權利，對選舉什麼樣的人尤為關心和慎重，他們編寫《選舉小調》，用歌聲表達自己的心聲：「民主政治要實行，選舉為了老百姓，咱們選舉什麼人？辦事又好又公平，還不耍私情。」選舉制的推行，極大地喚起了人民群眾的政治熱情，提高了普通老百姓的政治覺悟，許多足不出戶的小腳老太太騎著毛驢翻山越嶺參加選舉。為了便於不識字的選民參加選舉，表達他們的政治意願，行使他們的政治權利，有些地方還創造了「豆選」、「香頭燒洞」選舉等便於操作的選舉方式。每次參加選舉的選民一般都在80%以上，最高時達到96%。通過普遍平等的選舉，邊區建立了與人民血肉相連、魚水相依的真正代表民意的各級政權。共產黨支持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理念成為活生生的現實。

四、激發社會活力，維護公眾自由

延安時期，邊區政府制定了施政綱領，明確規定保證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等自由權利，還制訂了選舉條例、保障人權財權條例、土地條例、婚姻條例等一系列單行法規，確保公眾各項民主自由權利的落實。有效地激發了廣大社會主體的創造活力。政治上，提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各黨各派，社會各階層都有同等的說話機會，人民群眾的利益表達渠道順暢，反饋及時。僅邊區二屆參議會就收到各種提案399件，其內容涉及軍事、政治、文化、教育、衛生、婦女、兒童等等。政府領導虛心聽取意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農民參議員劉德富高興地說：「我們這些農民還能批評政府的幹部，而且都能虛心的接受，真是開天闢地沒有見過的事」。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中，1941年11月，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等11位參議員提出的「精兵簡政」意見，迅速為邊區政府以至中共中央所採納，推動了邊區及其他根據地大規模的精兵簡政運動。

五、破除等級制度，樹立平等意識

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廢除封建等級制度和特權思想，極力肅清過去凡事按領導人意志辦的「人治」作風，樹立法制觀念，強化依法行政的意識，初步形成了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的制度環境。在黨群關系方面，各級幹部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和群眾打成一片，工作上吃苦在前，生活上享受在後。「只見公僕不見官」，就是對延安時期黨的幹部群體作風的真實寫照。 上下左右的相互關繫上，是同志式的平等關系，毛澤東的伙食標准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每天3錢鹽、5錢油，吃小米飯。黨的領袖隨時歡迎各行各業、不同階層的人前來談心，反映問題，提出建議。軍民之間，廣泛開展擁政愛民和擁軍優屬活動，結成了深厚的軍民魚水之情。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邊區社會團結穩定，人民群眾心情舒暢，鬥志昂揚，各項事業欣欣向榮，充滿生機，實現了社會的和諧發展。充分體現出民主政治巨大的優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