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移起罪

④ 蘇軾和司馬遷的資料

文學家 - 司馬遷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10歲開始讀古書，學習十分認真，遇到疑難問題，總是反復思考，直到弄明白為止。20歲那年，司馬遷從長安出發，到各地游歷。後來回到長安，做了郎中。郎中守衛宮殿門戶，管理車騎，隨從皇帝出行。他幾次同漢武帝出外巡遊，到過很多地方。35歲那年，漢武帝派他出使雲南、四川、貴州等地。他了解到那裡的一些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他父親司馬談死後，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馬遷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與天文學家唐都等人共訂「太初歷」。同年，開始動手編《史記》。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李陵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大怒。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觸怒了漢武帝，被捕下獄，做了中書令。他按照漢朝法令的規定出錢贖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獲赦出獄，做了中書令，掌握皇帝的文書機要。他發憤著書，全力寫作《史記》，大約在55歲那年最後完成了全書的撰寫和修改工作。除《史記》外，司馬遷還作賦8篇，均已散失，唯《藝文類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賦》的片段。又作《報任安書》，記述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發憤修史的抱負。

蘇軾簡介

蘇軾是中國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宋代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父蘇洵、弟蘇轍都是著名古文學家，世稱「三蘇」。嘉佑進士，任鳳翔府簽判，主張改革弊政。神宗時反對變法，但在密州、徐州任上抗洪滅蝗，賑貧救孤、頗多政績。後以「謗訕朝廷」貶黃州。哲宗時任翰林學士，出知杭、潁、揚、定四州。徽宗初遇赦召還。詩、詞和散文都代表北宋文學最高成就。

蘇軾的詩大都抒寫仕途坎坷的感慨，也有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現實黑暗之作。詩風豪邁清新，尤長於比喻。與黃庭堅並稱「蘇黃」。

蘇軾的詞題材廣泛，記游、懷古、贈答、送別、說理無不入詞，對嚴格的音律束縛也有所突破，促進了詞的發展。名作有《念奴嬌》、《水調歌頭》等，開豪放詞派的先河，與辛棄疾並稱「蘇辛」。

蘇軾散文中議論文汪洋恣肆，記敘文結構謹嚴，明白條暢，如《石鍾山記》、《放鶴亭記》等與《赤壁賦》、《後赤壁賦》同為傳誦名篇。與歐陽修並稱「歐蘇」，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文學思想強調「有為而作」，崇尚自然，擺脫束縛，「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致力提拔後進，黃庭堅、秦觀等均出其門下。

蘇軾還擅長行、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宋四家」。他曾遍學晉、唐、五代名家，得力於王僧虔、李邕、徐浩、顏真卿、楊凝式，而自成一家。自雲：「我書造意本無法」；又雲：「自出新意，不踐古人。」黃庭堅說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又雲：「到黃州後掣筆極有力。」晚年又挾有海外風濤之勢，加之學問、胸襟、識見處處過人，而一生又屢經坎坷，其書法風格豐腴跌宕，天真浩瀚，觀其書法即可想像其為人。人書並尊，在當時其弟兄子侄子由、邁、過，友人王定國、趙令畤均向他學習；其後歷史名人如李綱、韓世忠、陸游，以及[明代]的吳寬，清代的張之洞，亦均向他學習，可見影響之大。

蘇軾在繪畫方面畫墨竹，師文同，比文更加簡勁，且具掀舞之勢。米芾說他「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雲：作枯木枝幹，虯曲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郁也。」均可見其作畫很有奇想遠寄。其論書畫均有卓見，論畫影響更為深遠。如重視神似，主張畫外有情，畫要有寄託，反對形似，反對程式束縛，提倡「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並明確提出「士人畫」的概念等，為其後「文人畫」的發展尊定了理論基礎。存世書跡有《黃州寒食詩》、《赤壁賦》、《答謝民師論文》與《祭黃幾道文》等。存世畫跡有《古木怪石圖卷》；又近年發現的《瀟湘竹石圖卷》當亦系他的作品。詩文有《東坡七集》，詞有《東坡樂府》等。清代王文浩有《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

卜運算元 黃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浣溪沙

蔌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繅車。牛衣古柳賣黃瓜。

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

昭君怨

誰作桓伊三弄，驚破綠窗幽夢。新月與愁煙，滿江天。

欲去又還不去，明日落花飛絮。飛絮送行舟，水東流。

減字木蘭花 春月

春庭月午，搖盪香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輕雲薄霧，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浣溪沙

游蘄水清泉寺，寺臨蘭溪，溪水西流。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凈無泥。

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

浣溪沙

照日深紅暖見魚，連溪綠暗晚藏烏。黃童白叟聚睢盱。

麋鹿逢人雖未慣，猿猱聞鼓不須呼。歸家說與採桑姑。

浣溪沙

旋抹紅妝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籬門。相挨踏破茜羅裙。

老幼扶攜收麥社，烏鳶翔舞賽神村。道逢醉叟卧黃昏。

浣溪沙

麻葉層層苘葉光，誰家煮繭一村香。隔籬嬌語絡絲娘。

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搗〔麥少〕軟飢腸。問言豆葉幾時黃。

念奴嬌 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謹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浣溪沙

軟草平莎過雨新，輕沙走馬路無塵。何時收拾耦耕身。

日暖桑麻光似潑，風來蒿艾氣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浣溪沙

山色橫侵蘸暈霞，湘川風靜吐寒花。遠林屋散尚啼鴉。

夢到故園多少路，酒醒南望隔天涯。月明千里照平沙。

浣溪沙 寓意

炙手無人傍屋頭，蕭蕭晚雨脫梧楸。誰憐季子敝貂裘。

顧我已無當世望，似君須向古人求。歲寒松柏肯驚秋。

浣溪沙 即事

畫隼橫江喜再游，老魚跳檻識青謳。流年未肯付東流。

黃菊籬邊無悵望，白雲鄉里有溫柔。挽回霜鬢莫教休。

西江月 重九

點點樓頭細雨，重重江外平湖。當年戲馬會東徐，今日凄涼南浦。

莫恨黃花未吐，且教紅粉相扶。酒闌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間今古。

西江月

頃在黃州，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覺已曉。亂山攢擁，流水鏗然，疑非人世也。書此語橋柱上。

照野彌彌淺浪，橫空隱隱層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風月，莫教踏碎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一聲春曉。

定風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阮郎歸 初夏

綠槐高柳咽新蟬，薰風初入弦。碧紗窗下洗沉煙，棋聲驚晝眠。

微雨過，小荷翻，榴花開欲然。玉盆纖手弄清泉，瓊珠碎卻圓。

鷓鴣天

林斷山明竹隱牆，亂蟬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鳥時時見，照水紅蕖細細香。

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轉斜陽。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

虞美人 有美堂贈述古

湖山信是東南美，一望彌千里。使君能得幾回來？便使尊前醉倒且徘徊。

沙河塘里燈初上，水調誰家唱。夜闌風靜欲歸時，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醉落魄 離京口作

輕雲微月，二更酒醒船初發。孤城回望蒼煙合。記得歌時，不記歸時節。

巾偏扇墜藤床滑，覺來幽夢無人說。此生飄盪何時歇。家在西南，長作東南別。

南鄉子 送述古

回首亂山橫，不見居人只見城。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

歸路晚風清，一枕初寒夢不成。今夜殘燈斜照處，熒熒，秋雨晴時淚不晴。

南鄉子 梅花詞，和楊元素。

寒雀滿疏籬，爭抱寒柯看玉蕤。忽見客來花下坐，驚飛，蹋散芳英落酒卮。

痛飲又能詩，座客無氈醉不知。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枝。

南鄉子 自述

涼簟碧紗廚，一枕清風晝睡餘。睡聽晚衙無一事，徐徐，讀盡床頭幾卷書。

搔首賦歸歟，自覺功名懶更疏。若問使君才與術，何如？佔得人間一味愚。

南鄉子 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

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卻戀頭。

佳節若為酬，但把清尊斷送秋。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

少年游 潤州作，代人寄遠。

去年相送，餘杭門外，飛雪似楊花。今年春盡，楊花似雪，猶不見還家。

對酒卷簾邀明月，風露透窗紗。恰似姮娥憐雙燕，分明照、畫梁斜。

定風波 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蝶戀花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牆里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里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蝶戀花 密州上元

燈火錢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見人如畫。帳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風味應無價。

寂寞山城人老也。擊鼓吹簫，乍入農桑社。火冷燈稀霜露下，昏昏雪意雲垂野。

蝶戀花

記得畫屏初會遇。好夢驚回，望斷高唐路。燕子雙飛來又去，紗窗幾度春光暮。

那日綉簾相見處，低眼佯行，笑整香雲縷。斂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

臨江仙 夜歸臨皋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谷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漁家傲 送張元唐省親秦州

一曲陽關情幾許，知君欲向秦川去。白馬皂貂留不住。回首處，孤城不見天霖霧。

到日長安花似雨，故關楊柳初飛絮。漸見靴刀迎夾路。誰得似，風流膝上王文度。

江城子 別徐州

天涯流落思無窮。既相逢，卻匆匆。攜手佳人，和淚折殘紅。為問東風余如許？春縱在，與誰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歸鴻，去吳中。回首彭城，清泗與淮通。欲寄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

行香子 過七里灘

一葉舟輕，雙槳鴻驚。水天清、影湛波平。魚翻藻鑒，鷺點煙汀。過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畫，曲曲如屏。算當年、虛老嚴陵。君臣一夢，今古空名。但遠山長，雲山亂，曉山青。

行香子 丹陽寄述古

攜手江村，梅雪飄裙。情何限、處處銷魂。故人不見，舊曲重聞。向望湖樓，孤山寺，涌金門。

尋常行處，題詩千首，綉羅衫、與拂紅塵。別來相憶，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邊柳，隴頭雲。

江城子 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江城子 湖上與張先同賦

鳳凰山上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

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

江城子 孤山竹閣送述古

翠娥羞黛怯人看。掩霜紈，淚偷彈。且盡一尊，收淚聽陽關。漫道帝城天樣遠，天易見，見君難。

畫堂新構近孤山。曲闌干，為誰安？飛絮落花，春色屬明年。欲棹小舟尋舊事，無處問，水連天。

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綉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倚枕釵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度河漢。

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水龍吟 次韻章質夫楊花詞

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

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水調歌頭 快哉亭作

落日綉簾卷，亭下水連空。知君為我，新作窗戶濕青紅。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渺渺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

一千頃，都鏡凈，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

滿江紅

江漢西來，高樓下、葡萄深碧。猶自帶、岷峨雲浪，錦江春色。君是南山遺愛守，我為劍外思歸客。對此間、風物豈無情，殷勤說。

江表傳，君休讀。狂處士，真堪惜。空洲對鸚鵡，葦花蕭瑟。不獨笑書生爭底事，曹公黃祖俱飄忽。願使君、還賦謫仙詩，追黃鶴。

滿江紅 懷子由作

清潁東流，愁目斷、孤帆明滅。宦遊處、青山白浪，萬重千疊。孤負當年林下意，對床夜雨聽蕭瑟。恨此生、長向別離中，添華發。

一尊酒，黃河側。無限事，從頭說。相看恍如昨，許多年月。衣上舊痕餘苦淚，眉間喜氣添黃色。便與君、池上覓殘春，花如雪。

永遇樂 彭城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

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糹＋沈去掉三點水）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嘆。

沁園春

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

孤館燈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扌離〕錦，朝露漙漙。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

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斗樽前。

八聲甘州 寄參寥子

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

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

賀新郎 夏景

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熱。簾外誰來推綉戶，枉教人、夢斷瑤台曲。又卻是，風敲竹。

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
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

⑤ 有關司馬遷的資料及評論

司馬遷和《史記》

前面我們說到，司馬相如的賦和司馬遷的《史記》，在表現時代意識方面有共同之處，但這並不意味兩者在思想、藝術方面處於同樣高度。作為宮廷文學侍從的司馬相如為迎合君主趣味而寫作的賦，與雖作為王朝的史官卻保持相對獨立的學者立場的司馬遷所創作的《史記》，兩者之間不言而喻存在顯著差別。《史記》不僅具有雄偉的氣魄，而且反映出不斷強化的君主專制對於社會思想文化的巨大壓迫，意識到這個時代的復雜的社會矛盾，體現了對人類社會歷史的深刻思考，這些是漢賦不可能具有的。事實上，《史記》不僅是漢代最偉大的著作，也是整個中國文化史上少數幾部最偉大的著作之一。 司馬遷的生平和他對歷史與社會的理解

司馬遷（前145—約前87）字子長，左馮詡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個淵博的學者，對於天文、歷史、哲學都深有研究，所著《論六家要旨》一文，對先秦各家主要學說作了簡要而具有獨特眼光的評論。這對司馬遷的早期教育無疑有重要意義。將近十歲時，司馬遷隨就任太史令的父親遷居長安，以後曾師從董仲舒學習《春秋》，師從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學問的基礎，二十歲那年，他開始廣泛的漫遊。據《史記·太史公自序》，這一次游歷到達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蘇、山東、河南等地，尋訪了傳說中大禹的遺跡和屈原、韓信、孔子等歷史人物活動的舊址。漫遊回來以後，仕為郎中，又奉使到過四川、雲南一帶。以後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而游歷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幾次漫遊，足跡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漫遊開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觸到各個階層各種人物的生活，並且搜集到許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和傳說。這一切，對他後來寫作《史記》起了很大作用。
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馬談去世。臨終前，把著述歷史的未竟之業作為一項遺願囑托給司馬遷。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任太史令。此後，他孜孜不倦地閱讀國家藏書，研究各種史料，潛心於著史，並參與了《太初歷》的制定工作。
就在這過程中，發生了一場巨大的災難。天漢二年（前99），李陵抗擊匈奴，力戰之後，兵敗投降。消息傳來，武帝大為震怒，朝臣也紛紛附隨斥罵李陵。司馬遷憤怒於安享富貴的朝臣對冒死涉險的將領如此毫無同情心，便陳說李陵投降乃出於無奈，以後必將伺機報答漢朝。李陵兵敗，實由武帝任用無能的外戚李廣利為主帥所致，司馬遷的辯護，也就觸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懲罰。對於司馬遷來說，這是人生的奇恥大辱，遠比死刑更為痛苦。在這一場事件中，他對專制君主無可理喻的權力、對人生在根本上為外力所壓迫的處境，有了新的認識。他一度想到自殺，但他不願寶貴的生命在毫無價值的情況下結束，於是「隱忍苟活」，在著述歷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實現。這也正是一位學者對君主的淫威和殘酷的命運所能採取的反抗形式。終於在太始四年（前寫於這一年的《報任安書》中，司馬遷對於自己的際遇和心情作了一個完整的交待，此後其事跡不清，大概卒於武帝末年。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東漢末始稱《史記》。它是古代第一部由個人獨力完成的具有完整體系的著作①。總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余字，又是到那時為止規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書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構成。「本紀」是用編年方式敘述歷代君主或實際統治者的政跡，是全書的大綱；「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項列出各歷史時期的大事，是全書敘事的補充和聯絡；「書」是天文、歷法、水利、經濟等各類專門事項的記載；「世家」是世襲家族以及孔子、陳勝等歷代祭祀不絕的人物的傳記；「列傳」為本紀、世家以外各種人物的傳記，還有一部分記載了中國邊緣地帶各民族的歷史。《史記》通過這五種不同體例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構成了完整的歷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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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記》以前，歷史著作都帶有資料匯編和整理的性質，作者大都不明，難以說是由某個個人獨力完成的：諸子書實際也是各個學派文獻的匯編，並非由學派的開創者單獨完成，而且其中的文章大多是獨立成篇的。

這種著作體裁又簡稱為「紀傳體」，以後稍加變更，成為歷代正史的通用體裁。
《史記》紀事，其時間上起當時人視為歷史開端的黃帝，下迄司馬遷寫作本書的漢武帝太初年間（前104—前10空間包括整個漢王朝版圖及其四周作者能夠了解的所有地域。它不僅是我國古代三千年間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歷史的總結，也是司馬遷意識中通貫古往今來的人類史、世界史。在這個無比宏大的結構中，包涵著從根本上、整體上探究和把握人類生存方式的意圖。如司馬遷本人在《報任安書》中所言，他的目標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不能夠把《史記》看成是單純的史實記錄，它在史學上、文學上以及哲學上，都具有極高的成就。
《史記》被列為中國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後，歷代「正史」的修撰從未斷絕，匯成一條文字記載的歷史長河，堪稱世界史學史上的奇跡。但是，《史記》的情況同後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記》以後的歷代正史，除極個別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實的官史。而司馬遷雖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記》卻並不體現最高統治者漢武帝的意志。據說武帝讀《史記》後，對其中幾篇感到憤怒，下令加以刪削，這也是有可能的（今傳《史記》中一部分是後人補綴的）。那麼，司馬遷究竟是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上寫作《史記》的？這也是理解《史記》的關鍵之一。
我們需要注意到，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確立君主個人絕對權威前，君主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整個貴族集團的制約。在這種背景下，史官不僅享有較高的地位，而且有「秉筆直書」的義務和權利。司馬遷的祖上世代為史官，他雖然意識到在自己的時代，史官已經跌落到「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識地繼承了古老的史官傳統，並不想把自己的筆變成為君主唱贊歌的工具。
另外一點很重要的是，司馬遷對孔子有一種特殊的崇拜。他並不是完全服膺孔子的學說，對當代的儒士更鄙視有加，但他欽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為天下確立文化准則的宏大理想。司馬遷把自己寫作《史記》的工作視為孔子修《春秋》事業的繼承，這就在精神上自居於很高的地位。擴大地說，這也是繼承了先秦諸子的理性態度和批判意識。
時代賦予司馬遷以宏大的眼界，和全面總結歷史的任務，廣泛的游歷使他對社會得到前人所未有的了解，殘酷的命運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繼承先秦的史官傳統和諸子文化，司馬遷又確立了不屈服於君主淫威的相對獨立和批判性的寫作立場。正是在一個特殊歷史階段和特殊的個人遭遇中，產生了偉大的《史記》；在這部偉大的《史記》中，又表現出司馬遷對人類歷史與社會的多方面的獨特理解。
首先，正如上面所說，《史記》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頌性的著作。尤其對漢王朝的歷史，對當代即武帝時代的政治，司馬遷始終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漢王朝開國皇帝劉邦歷史功績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繪出劉邦的鄉村無賴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對一代雄主漢武帝，司馬遷也大膽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殘害人民、任人唯親、壓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濫用民力等種種行徑。至於官僚階層中種種勾心鬥角、厚顏無恥的現象，更是紛呈畢現於他的尖銳的筆下。這些揭露與批判，並不帶有醜化的傾向，也不是單純的否定，而是具體可信的、體現人物的真實性格的史實記錄。從中體現出一種深刻的懷疑和思考：歷史上獲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權勢的人物，並不像他們宣稱的那樣，是因為擁有高貴品質和道德正義，才得到他們的地位。有時恰恰相反，品質高貴和信守道義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敗的，就像與劉邦相比遠為坦率和自尊的項羽，與武帝的寵臣相比遠為正直和勇敢的李廣，都不免以自殺結局。雖然司馬遷不曾從理論上揭示這些現象背後的規律是什麼，但足以啟發人們作一種深入的反省。
《史記》首創的以「紀傳」為主的史學體裁，第一次以人為本位來記載歷史，表現出對人在歷史中的地位與作用的高度重視。過去的歷史著作都記載了人的歷史活動，但這些記載都是以時間或事件為本位的，人的主體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識到和表現出來，而且，這些歷史著作中的人物總體說來，一是局限於社會上層，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於政治性人物，范圍有限。《史記》所記述的人物，雖然仍以上層政治人物為主，但其范圍已擴大到整個社會，包括社會中下層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我們看到在《史記》中，帝王、諸侯、農民領袖、卿相、將帥、後妃、宦官、文學家、思想家、刺客、游俠、商人、戲子、醫師、男寵、卜者，各各顯示出人類生活的不同側面，又共同組成色彩斑斕而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而在這以前及以後的史書中，很少看見如此眾多類型的人物，尤其是社會中下層的人物。這表明司馬遷認識到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組合體，各個階層的人物都在社會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這一種認識，尤其是對社會中下層人物的態度，在一般「官史」中是幾乎看不到的。
司馬遷還進一步注意到：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支配著人的歷史活動？他並不否定道義的力量，也表彰了許多信守「仁義」的君子，甚至在這方面具有某種理想主義的態度。但是作為一個忠於生活的觀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也確實認識到並且公然提出：是人的物質慾望、追求生活滿足的要求，支配著人的歷史活動。在《貨殖列傳》中，他不厭其煩地列舉多方面事實，證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好利」。他把壯士勇於戰斗、閭巷少年劫財盜墓、歌妓舞女出賣色相、漁夫獵人沖風冒雪、賭徒彼此爭勝、醫師方技之人苦心鑽研、農工商賈的各項經營，乃至吏人舞文弄法以求賄賂，各種不畏苦不懼死的行為，全部歸結為是追求財富、追求物質利益的活動。盡管這樣並列的敘述使很多人難以接受（因為其中終究有善恩順逆之別），但在那個時代，司馬遷就認識到是物質利益的追求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則才是人的歷史活動的潛在動機，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衡量歷史人物的地位，司馬遷所依據的是他們的實際成就，而不是獲得何種名位。項羽未嘗稱帝，但一段時期中實為天下之主，《史記》中便立了《項羽本紀》；《高祖本紀》之後，是《呂太後本紀》，而沒有「孝惠本紀」，因為惠帝雖有皇帝的名義，其實只是傀儡。在這里，司馬遷絲毫沒有孔子「正名分」的熱情。《史記·太史公自序》宣稱，作《史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讓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後世。所以，他也很贊賞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而甘受一時屈辱的人。譬如韓信不恥過胯，曾經勇冠三軍的季布甘為奴隸，在司馬遷看來，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壯舉。這裡面，也包涵著司馬遷為完成《史記》而忍辱不死的人生體驗吧。
在《史記》中，是存在一定的倫理評價標准和褒貶意識的。但它的標准並不完全符合統治階層的利益原則或世俗的道德意識，也不是狹隘單一的。甚至，前後之間不妨有些矛盾。如《伯夷叔齊列傳》歌頌了二位賢君子「不食周粟」的忠節，《管仲列傳》卻又贊美起先幫助公子糾與齊桓公爭位、失敗後不肯殉節、從囚牢里出來又做了桓公重臣的管仲，說他「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游俠對社會統治秩序有一定的破壞作用，司馬遷是明白指出了的，卻不妨贊揚他們重然諾輕生死的義風。甚至，《酷吏列傳》激烈抨擊了酷吏的殘忍，《太史公自序》又說「民皆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這些並不是因為司馬遷觀念混亂，而是他看到社會本身的復雜性，需要廣泛而多視角地理解各種人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盡可能如實地描寫，不簡單地一筆抹殺之。
東漢班固指責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漢書·司馬遷傳》）。然而，這些恰恰是司馬遷遠比班固之輩高明的地方。正是由於司馬遷對歷史和社會具有獨特的、極其深刻的理解，對各種人物的生存活動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來的儒家統治思想的束縛，敢於蔑視世俗道德教條，也不從某種單一的學說出發來理解人和描寫人，《史記》方能成其豐富和博大，產生一種獨特的魅力，而區別於後代所有其他正史。
《史記》的文學成就

《史記》是一部史學名著，又是一部文學名著。前面介紹先秦歷史著作時，我們說這些歷史著作中包涵著或多或少的文學因素、文學成分；而對於《史記》，這樣說是遠遠不夠的。
因為《史記》的寫作，具有文學方面的動機，所以這一部史書本身，就兼有文學的性質。
司馬遷本人，是有著浪漫的詩人氣質的。從《報任安書》和《史記》中，處處可以看到他富於同情心、感情強烈而容易沖動的性格特點。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禍，也是一場性格的悲劇。因為無論從私交還是從官職來說，他都不負有為李陵辯護的義務。西漢末的揚雄說：「子長多愛，愛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馬遷浪漫的詩人氣質。
《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寫作的目標，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這不僅意味著總結歷史、記載史實，而且也意味著通過大量歷史人物（其中有許多是作者同時代的人物）的活動，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類的生存方式，人類在世界中的地位，人類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困境。這些也正是文學的根本目的。只不過《史記》作為歷史著作，在虛構方面受到較多的限制。
《史記》還具有抒發情懷的目的。《報任安書》中，把《周易》、《詩經》、《離騷》等等，歸結為「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由此提出了「發憤著書」之說。這種說法不一定完全符合於他所列舉的古人著述的實情，但完全符合於《史記》的實情。《史記》在敘述歷史人物事跡的同時，處處滲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內心的痛苦和郁悶，這就是我們千年之下讀《史記》仍不能不為之感動的關鍵。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後者也正是從這一點著眼的。
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史記》使用了大量的文學手段，達到了很高的文學成就。以下，我們從它的敘事藝術、人物形象塑造藝術和語言藝術三方面加以介紹。應該說明，《史記》的核心部分——本紀、世家、列傳，基本上由人物傳記構成，它既有很強的故事性、戲劇性，又通過這些故事來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謂敘事藝術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本來是無法一分為二的。只是為了表述的方便，我們先從總體上分析《史記》敘事的方式和藝術特點，然後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記》以前，中國的敘事文學已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先秦歷史著作中已有頗為龐大的戰爭場面的描寫和較為復雜的歷史事件的敘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動有趣的故事，這為《史記》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興趣，還在於首尾完整地記述歷史事件，並通過這些事件來表達政治和倫理評判，其敘事態度主要是史學性的。司馬遷則除了記述歷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強烈的要努力再現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場景和人物活動的意識；除了政治和倫理評判以外，具有更強烈的從多方面反映人類生活的意識。所以他的敘事態度，有很明顯的文學性。
《史記》的敘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稱的客觀敘述。司馬遷作為敘述者，幾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後的「論贊」部分，才作為評論者直接登場，表示自己的看法。這種方式，為自如地展開敘述和設置場景提供了廣闊的迴旋餘地。但是，所謂客觀敘述，並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場和傾向，只是不顯露出來而已。通過歷史事件的展開，通過不同人物在其歷史活動中的對比，實際也體現了敘述者的感情傾向。這就是前人所說的「寓褒貶於敘事之中」。這種含而不露的褒貶，是經由文學的感染來傳達的。
為了再現歷史上的場景和人物活動，《史記》很多傳記，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構成的。如信陵君的傳是由親迎侯生、竊符救趙、從博徒賣漿者流游等故事構成的；廉頗和藺相如的傳是由完璧歸趙、澠池會、負荊請罪等故事構成的；孫武的傳主體是吳宮教戰的故事；孫臏的傳包含教田忌賭馬、馬陵道破殺龐涓等故事……。這種情況非常普遍，不勝枚舉。眾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構成了《史記》文學性的基礎。雖然先秦歷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記》相比，不但數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戰國策》中少數幾個故事，也顯得簡陋得多。以後的歷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記》那樣的情況①，這是《史記》在中國眾多的史籍中特別具有文學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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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里也有史學和文學逐漸分離的必然因素。

《史記》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於戲劇性的。司馬遷似乎很喜歡在逼真的場景、尖銳的矛盾沖突中展開他的故事，由書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動以表現自己，使讀者幾乎忘記了敘述者的存在。如《李將軍列傳》中的一個場景：
（李廣）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這像是一個很好的戲劇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鴻門宴」故事，簡直是一場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獨幕劇。人物的出場、退場，神情、動作、對話，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氣，就可以改寫成真正的戲劇作品在舞台上演出。這一類戲劇性的故事，具有很多優點：一則具有逼真的文學表現效果；二則避免了冗長松緩的敘述，具有緊張性，由此產生文學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則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記》以「實錄」著稱，這是指司馬遷具有嚴肅的史學態度，不虛飾、不隱諱。但他的筆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實的。為了追求生動逼真的藝術效果，追求對於讀者的感染力，他運用了很多傳說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細節方面進行虛構。這是典型的文學敘述方法。
另外，《史記》所創造的「互見法」，也同時具有史學與文學兩方面的意義。所謂「互見法」，即是將一個人的事跡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傳為主；或將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個地方的敘述為主。司馬遷運用此法、不僅是為了避免重復。為了使每一篇傳記都有審美意味上的統一性，使傳主的形象具有藝術上的完整性，就必須在每一篇傳記中只寫人物的主要特徵和主要經歷，而為了使整部《史記》又具有史學意義上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就必須在其他地方補寫出人物的次要特徵和次要經歷。這是人物互見法的意義。因為《史記》是以人物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許多人的傳記中涉及同一件事，為了避免重復而又能把事件敘述清楚，司馬遷就在不同的傳記中從不同的角度敘述同一件事，這樣就既突出了每個人在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給人以重復之感。這是事件互見法的意義。通過人物和事件的互見法，司馬遷使《史記》既有了史學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學的可讀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過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積累。在《左傳》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個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戰國策》，人物的描寫更為細致，性格也更為鮮明。但由於它們以歷史事件為本位，人物的描寫只是片斷地散見於敘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專寫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過，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許多故事結集在一起，相互之間沒有內在的聯系。總之，在漢代以前，還沒有出現完整的人物傳記，人物形象的刻畫，總的說來也還比較簡略。《史記》在這樣的基礎上，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把中國文學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提高到一個劃時代的新高度。
從總體上說，《史記》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數量眾多、類型豐富、個性較鮮明三大特點。它以大量的個人傳記組合成一部宏偉的歷史，其中寫得比較成功、能夠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項羽、劉邦、張良、韓信、李斯、屈原、孫武、荊軻等等，就有近百個。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這些人物來自社會的各種階層，從事各不相同的活動，經歷了不同的人生命運。從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敗者，有剛烈的英雄，有無恥的小人，共同組成了一條豐富多採的人物畫廊。這些人物又各有較鮮明的個性。不同身份、不同經歷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區別的，身份和經歷相似的人物，也並不相互混淆。張良、陳平同為劉邦手下的智謀之士，一則潔身自好，一則不修細節；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種種，在給予我們歷史知識的同時，又給予我們豐富的人生體驗。
對各種歷史人物，司馬遷亦有偏愛。那就是「好奇」，就是喜愛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與出眾才華的人物。那些奮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義者，那些看上去怯懦無能而胸懷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權位而聲震人主的俠士，那些膽識過人、無往不勝的將帥，那些血濺五步的刺客，那些運籌帷幄、智謀百出的文弱書生，乃至富可敵國的寡婦，敢於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這些非凡的人物，構成《史記》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記》洋溢著浪漫的情調，充滿傳奇色彩。尤其將秦漢歷史劇變之際人物的傳記合起來作為一個單獨的部分來讀，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詩。
在描寫人物一生的過程中，司馬遷特別注重表現人物命運的巨大變化，如寫那些建功立業的大人物，常寫他們在卑賤時如何受人輕視的情形；而寫那些不得善終的大人物，又常寫他們在得志時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劉邦、韓信、蘇秦，後者如項羽、李斯、田橫。又在這變化過程中，充分暴露出當時人的諸如勢利、報復心之類普遍的弱點。如劉邦微賤時嫂子不給他飯吃，父親也不喜歡他，成功之後劉邦不肯忘記把他們嘲弄一番；李廣免職時受到霸陵尉的輕蔑，復職後他就借故殺了霸陵尉；韓安國得罪下獄，小小獄卒對他作威作福，他東山再起後，特地把獄卒召來，舊事重提……。這些命運變化和恩怨相報的故事，最能夠表現人與環境、地位的關系，揭示出人性的復雜性。
司馬遷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會、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則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較的方法，表現他的這種看法。如《蘇秦列傳》寫才能傑出的蘇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蘇代、蘇厲卻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傳》寫主父偃鋒芒畢露而遭到滅族，公孫弘深衷厚貌卻安享富貴尊榮……。但司馬遷絕不贊美平庸、苟且、委瑣的人生。《史記》中寫得最為壯麗動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劇命運。《項羽本紀》寫項羽最後失敗自殺，竟用了一二千字，作為歷史記載，可以說毫無必要；作為文學作品，卻有一種淋漓酣暢的效果。項羽在可以逃脫的機會中，因無顏見江東父老，拔劍向頸；李廣並無必死之罪，只因不願以久經征戰的餘生受辱於刀筆吏，橫刀自刎；屈原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這種反復出現的悲劇場面中，司馬遷表現了崇高的人對命運的強烈的抗爭。他告訴人們：即使命運是不可戰勝的，人的意志也同樣是不可屈服的。我們從中看到漢武帝時代的文化中那種壯烈的人生精神，為之感嘆再三。
對於《史記》所描寫的人物，人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他們面目活現，神情畢露，如日本近代學者齋滕正謙所說：「讀一部《史記》，如直接當時人，親睹其事，親聞其語，使人乍喜乍愕，乍懼乍泣，不能自止。」（《史記會注考證》引《拙堂文話》）這種藝術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記》注意並善於描寫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視性。如寫張良「狀貌如婦人好女」，李廣「為人長，猿臂」，蔡澤「易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等等，雖然比較簡單，卻各有特徵。而且司馬遷很少單純地描寫人物外貌，而總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種或隱或顯的聯系，所以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讀過張良的傳，我們很難忘記他的「如婦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寫則比比皆是。《廉頗藺相如列傳》寫藺相如使秦，秦王欲強奪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怒發上沖冠」，好像可以親眼看到一樣。
生活細節的描寫，是文學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現人物性格、展現其內心世界的基本手段。這在一般歷史著作中出現很少，在《史記》中卻相當多。《李斯列傳》一開始就是這樣一段：
（李斯）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單純從史學角度來看，這種細瑣小事是毫無價值的。但從文學角度來看，卻是非常具體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徵、人生追求。又如張湯兒時劾鼠如老吏，劉邦微時的豪放無賴，陳平為鄉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細瑣的事件呈現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評述。自然，在這種描寫中，難免有傳說和虛構的成分。
對話往往最能活生生地體現人物的生活經歷、文化修養、社會地位，也為《史記》所注重，有許多優秀的例子。劉邦、項羽微時

⑥ 李白,杜甫,司馬遷的事跡

武則天，這是一個頗有歷史魅力的名字，是一個似傳奇而非傳奇的歷史人物。她是唐朝開國功勛武士彟（huò，與「獲」的讀音相同）的次女，唐太宗李世民的幼妾（稱為「才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後。她在協助高宗處理軍國大事，佐持朝政三十年後，親登帝位，自稱聖神皇帝，廢唐祚於一旦，改國號為周，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唯一女皇。從她參與朝政，自稱皇帝，到病移上陽宮，前後執政近半個世紀，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盛世」，歷史功績，昭昭於世。誠如宋慶齡對她的誠懇評價：武則天是「封建時代傑出的女政治家」。

司馬遷和《史記》

前面我們說到，司馬相如的賦和司馬遷的《史記》，在表現時代意識方面有共同之處，但這並不意味兩者在思想、藝術方面處於同樣高度。作為宮廷文學侍從的司馬相如為迎合君主趣味而寫作的賦，與雖作為王朝的史官卻保持相對獨立的學者立場的司馬遷所創作的《史記》，兩者之間不言而喻存在顯著差別。《史記》不僅具有雄偉的氣魄，而且反映出不斷強化的君主專制對於社會思想文化的巨大壓迫，意識到這個時代的復雜的社會矛盾，體現了對人類社會歷史的深刻思考，這些是漢賦不可能具有的。事實上，《史記》不僅是漢代最偉大的著作，也是整個中國文化史上少數幾部最偉大的著作之一。 司馬遷的生平和他對歷史與社會的理解

司馬遷（前145—約前87）字子長，左馮詡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個淵博的學者，對於天文、歷史、哲學都深有研究，所著《論六家要旨》一文，對先秦各家主要學說作了簡要而具有獨特眼光的評論。這對司馬遷的早期教育無疑有重要意義。將近十歲時，司馬遷隨就任太史令的父親遷居長安，以後曾師從董仲舒學習《春秋》，師從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學問的基礎，二十歲那年，他開始廣泛的漫遊。據《史記·太史公自序》，這一次游歷到達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蘇、山東、河南等地，尋訪了傳說中大禹的遺跡和屈原、韓信、孔子等歷史人物活動的舊址。漫遊回來以後，仕為郎中，又奉使到過四川、雲南一帶。以後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而游歷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幾次漫遊，足跡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漫遊開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觸到各個階層各種人物的生活，並且搜集到許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和傳說。這一切，對他後來寫作《史記》起了很大作用。
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馬談去世。臨終前，把著述歷史的未竟之業作為一項遺願囑托給司馬遷。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任太史令。此後，他孜孜不倦地閱讀國家藏書，研究各種史料，潛心於著史，並參與了《太初歷》的制定工作。
就在這過程中，發生了一場巨大的災難。天漢二年（前99），李陵抗擊匈奴，力戰之後，兵敗投降。消息傳來，武帝大為震怒，朝臣也紛紛附隨斥罵李陵。司馬遷憤怒於安享富貴的朝臣對冒死涉險的將領如此毫無同情心，便陳說李陵投降乃出於無奈，以後必將伺機報答漢朝。李陵兵敗，實由武帝任用無能的外戚李廣利為主帥所致，司馬遷的辯護，也就觸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懲罰。對於司馬遷來說，這是人生的奇恥大辱，遠比死刑更為痛苦。在這一場事件中，他對專制君主無可理喻的權力、對人生在根本上為外力所壓迫的處境，有了新的認識。他一度想到自殺，但他不願寶貴的生命在毫無價值的情況下結束，於是「隱忍苟活」，在著述歷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實現。這也正是一位學者對君主的淫威和殘酷的命運所能採取的反抗形式。終於在太始四年（前寫於這一年的《報任安書》中，司馬遷對於自己的際遇和心情作了一個完整的交待，此後其事跡不清，大概卒於武帝末年。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東漢末始稱《史記》。它是古代第一部由個人獨力完成的具有完整體系的著作①。總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余字，又是到那時為止規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書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構成。「本紀」是用編年方式敘述歷代君主或實際統治者的政跡，是全書的大綱； 「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項列出各歷史時期的大事，是全書敘事的補充和聯絡；「書」是天文、歷法、水利、經濟等各類專門事項的記載；「世家」是世襲家族以及孔子、陳勝等歷代祭祀不絕的人物的傳記；「列傳」為本紀、世家以外各種人物的傳記，還有一部分記載了中國邊緣地帶各民族的歷史。《史記》通過這五種不同體例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構成了完整的歷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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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記》以前，歷史著作都帶有資料匯編和整理的性質，作者大都不明，難以說是由某個個人獨力完成的：諸子書實際也是各個學派文獻的匯編，並非由學派的開創者單獨完成，而且其中的文章大多是獨立成篇的。

這種著作體裁又簡稱為「紀傳體」，以後稍加變更，成為歷代正史的通用體裁。
《史記》紀事，其時間上起當時人視為歷史開端的黃帝，下迄司馬遷寫作本書的漢武帝太初年間（前104—前10空間包括整個漢王朝版圖及其四周作者能夠了解的所有地域。它不僅是我國古代三千年間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歷史的總結，也是司馬遷意識中通貫古往今來的人類史、世界史。在這個無比宏大的結構中，包涵著從根本上、整體上探究和把握人類生存方式的意圖。如司馬遷本人在《報任安書》中所言，他的目標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不能夠把《史記》看成是單純的史實記錄，它在史學上、文學上以及哲學上，都具有極高的成就。
《史記》被列為中國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後，歷代「正史」的修撰從未斷絕，匯成一條文字記載的歷史長河，堪稱世界史學史上的奇跡。但是，《史記》的情況同後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記》以後的歷代正史，除極個別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實的官史。而司馬遷雖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記》卻並不體現最高統治者漢武帝的意志。據說武帝讀《史記》後，對其中幾篇感到憤怒，下令加以刪削，這也是有可能的（今傳《史記》中一部分是後人補綴的）。那麼，司馬遷究竟是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上寫作《史記》的？這也是理解《史記》的關鍵之一。
我們需要注意到，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確立君主個人絕對權威前，君主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整個貴族集團的制約。在這種背景下，史官不僅享有較高的地位，而且有「秉筆直書」的義務和權利。司馬遷的祖上世代為史官，他雖然意識到在自己的時代，史官已經跌落到「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識地繼承了古老的史官傳統，並不想把自己的筆變成為君主唱贊歌的工具。
另外一點很重要的是，司馬遷對孔子有一種特殊的崇拜。他並不是完全服膺孔子的學說，對當代的儒士更鄙視有加，但他欽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為天下確立文化准則的宏大理想。司馬遷把自己寫作《史記》的工作視為孔子修《春秋》事業的繼承，這就在精神上自居於很高的地位。擴大地說，這也是繼承了先秦諸子的理性態度和批判意識。
時代賦予司馬遷以宏大的眼界，和全面總結歷史的任務，廣泛的游歷使他對社會得到前人所未有的了解，殘酷的命運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繼承先秦的史官傳統和諸子文化，司馬遷又確立了不屈服於君主淫威的相對獨立和批判性的寫作立場。正是在一個特殊歷史階段和特殊的個人遭遇中，產生了偉大的《史記》；在這部偉大的《史記》中，又表現出司馬遷對人類歷史與社會的多方面的獨特理解。
首先，正如上面所說，《史記》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頌性的著作。尤其對漢王朝的歷史，對當代即武帝時代的政治，司馬遷始終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漢王朝開國皇帝劉邦歷史功績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繪出劉邦的鄉村無賴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對一代雄主漢武帝，司馬遷也大膽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殘害人民、任人唯親、壓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濫用民力等種種行徑。至於官僚階層中種種勾心鬥角、厚顏無恥的現象，更是紛呈畢現於他的尖銳的筆下。這些揭露與批判，並不帶有醜化的傾向，也不是單純的否定，而是具體可信的、體現人物的真實性格的史實記錄。從中體現出一種深刻的懷疑和思考：歷史上獲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權勢的人物，並不像他們宣稱的那樣，是因為擁有高貴品質和道德正義，才得到他們的地位。有時恰恰相反，品質高貴和信守道義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敗的，就像與劉邦相比遠為坦率和自尊的項羽，與武帝的寵臣相比遠為正直和勇敢的李廣，都不免以自殺結局。雖然司馬遷不曾從理論上揭示這些現象背後的規律是什麼，但足以啟發人們作一種深入的反省。
《史記》首創的以「紀傳」為主的史學體裁，第一次以人為本位來記載歷史，表現出對人在歷史中的地位與作用的高度重視。過去的歷史著作都記載了人的歷史活動，但這些記載都是以時間或事件為本位的，人的主體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識到和表現出來，而且，這些歷史著作中的人物總體說來，一是局限於社會上層，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於政治性人物，范圍有限。《史記》所記述的人物，雖然仍以上層政治人物為主，但其范圍已擴大到整個社會，包括社會中下層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我們看到在《史記》中，帝王、諸侯、農民領袖、卿相、將帥、後妃、宦官、文學家、思想家、刺客、游俠、商人、戲子、醫師、男寵、卜者，各各顯示出人類生活的不同側面，又共同組成色彩斑斕而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而在這以前及以後的史書中，很少看見如此眾多類型的人物，尤其是社會中下層的人物。這表明司馬遷認識到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組合體，各個階層的人物都在社會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這一種認識，尤其是對社會中下層人物的態度，在一般「官史」中是幾乎看不到的。
司馬遷還進一步注意到：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支配著人的歷史活動？他並不否定道義的力量，也表彰了許多信守「仁義」的君子，甚至在這方面具有某種理想主義的態度。但是作為一個忠於生活的觀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也確實認識到並且公然提出：是人的物質慾望、追求生活滿足的要求，支配著人的歷史活動。在《貨殖列傳》中，他不厭其煩地列舉多方面事實，證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好利」。他把壯士勇於戰斗、閭巷少年劫財盜墓、歌妓舞女出賣色相、漁夫獵人沖風冒雪、賭徒彼此爭勝、醫師方技之人苦心鑽研、農工商賈的各項經營，乃至吏人舞文弄法以求賄賂，各種不畏苦不懼死的行為，全部歸結為是追求財富、追求物質利益的活動。盡管這樣並列的敘述使很多人難以接受（因為其中終究有善恩順逆之別），但在那個時代，司馬遷就認識到是物質利益的追求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則才是人的歷史活動的潛在動機，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衡量歷史人物的地位，司馬遷所依據的是他們的實際成就，而不是獲得何種名位。項羽未嘗稱帝，但一段時期中實為天下之主，《史記》中便立了《項羽本紀》；《高祖本紀》之後，是《呂太後本紀》，而沒有「孝惠本紀」，因為惠帝雖有皇帝的名義，其實只是傀儡。在這里，司馬遷絲毫沒有孔子「正名分」的熱情。《史記·太史公自序》宣稱，作《史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讓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後世。所以，他也很贊賞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而甘受一時屈辱的人。譬如韓信不恥過胯，曾經勇冠三軍的季布甘為奴隸，在司馬遷看來，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壯舉。這裡面，也包涵著司馬遷為完成《史記》而忍辱不死的人生體驗吧。
在《史記》中，是存在一定的倫理評價標准和褒貶意識的。但它的標准並不完全符合統治階層的利益原則或世俗的道德意識，也不是狹隘單一的。甚至，前後之間不妨有些矛盾。如《伯夷叔齊列傳》歌頌了二位賢君子「不食周粟」的忠節，《管仲列傳》卻又贊美起先幫助公子糾與齊桓公爭位、失敗後不肯殉節、從囚牢里出來又做了桓公重臣的管仲，說他「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游俠對社會統治秩序有一定的破壞作用，司馬遷是明白指出了的，卻不妨贊揚他們重然諾輕生死的義風。甚至，《酷吏列傳》激烈抨擊了酷吏的殘忍，《太史公自序》又說「民皆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這些並不是因為司馬遷觀念混亂，而是他看到社會本身的復雜性，需要廣泛而多視角地理解各種人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盡可能如實地描寫，不簡單地一筆抹殺之。
東漢班固指責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漢書·司馬遷傳》）。然而，這些恰恰是司馬遷遠比班固之輩高明的地方。正是由於司馬遷對歷史和社會具有獨特的、極其深刻的理解，對各種人物的生存活動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來的儒家統治思想的束縛，敢於蔑視世俗道德教條，也不從某種單一的學說出發來理解人和描寫人，《史記》方能成其豐富和博大，產生一種獨特的魅力，而區別於後代所有其他正史。
《史記》的文學成就

《史記》是一部史學名著，又是一部文學名著。前面介紹先秦歷史著作時，我們說這些歷史著作中包涵著或多或少的文學因素、文學成分；而對於《史記》，這樣說是遠遠不夠的。
因為《史記》的寫作，具有文學方面的動機，所以這一部史書本身，就兼有文學的性質。
司馬遷本人，是有著浪漫的詩人氣質的。從《報任安書》和《史記》中，處處可以看到他富於同情心、感情強烈而容易沖動的性格特點。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禍，也是一場性格的悲劇。因為無論從私交還是從官職來說，他都不負有為李陵辯護的義務。西漢末的揚雄說：「子長多愛，愛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馬遷浪漫的詩人氣質。
《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寫作的目標，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這不僅意味著總結歷史、記載史實，而且也意味著通過大量歷史人物（其中有許多是作者同時代的人物）的活動，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類的生存方式，人類在世界中的地位，人類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困境。這些也正是文學的根本目的。只不過《史記》作為歷史著作，在虛構方面受到較多的限制。
《史記》還具有抒發情懷的目的。《報任安書》中，把《周易》、《詩經》、《離騷》等等，歸結為「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由此提出了「發憤著書」之說。這種說法不一定完全符合於他所列舉的古人著述的實情，但完全符合於《史記》的實情。《史記》在敘述歷史人物事跡的同時，處處滲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內心的痛苦和郁悶，這就是我們千年之下讀《史記》仍不能不為之感動的關鍵。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後者也正是從這一點著眼的。
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史記》使用了大量的文學手段，達到了很高的文學成就。以下，我們從它的敘事藝術、人物形象塑造藝術和語言藝術三方面加以介紹。應該說明，《史記》的核心部分——本紀、世家、列傳，基本上由人物傳記構成，它既有很強的故事性、戲劇性，又通過這些故事來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謂敘事藝術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本來是無法一分為二的。只是為了表述的方便，我們先從總體上分析《史記》敘事的方式和藝術特點，然後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記》以前，中國的敘事文學已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先秦歷史著作中已有頗為龐大的戰爭場面的描寫和較為復雜的歷史事件的敘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動有趣的故事，這為《史記》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興趣，還在於首尾完整地記述歷史事件，並通過這些事件來表達政治和倫理評判，其敘事態度主要是史學性的。司馬遷則除了記述歷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強烈的要努力再現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場景和人物活動的意識；除了政治和倫理評判以外，具有更強烈的從多方面反映人類生活的意識。所以他的敘事態度，有很明顯的文學性。
《史記》的敘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稱的客觀敘述。司馬遷作為敘述者，幾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後的「論贊」部分，才作為評論者直接登場，表示自己的看法。這種方式，為自如地展開敘述和設置場景提供了廣闊的迴旋餘地。但是，所謂客觀敘述，並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場和傾向，只是不顯露出來而已。通過歷史事件的展開，通過不同人物在其歷史活動中的對比，實際也體現了敘述者的感情傾向。這就是前人所說的「寓褒貶於敘事之中」。這種含而不露的褒貶，是經由文學的感染來傳達的。
為了再現歷史上的場景和人物活動，《史記》很多傳記，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構成的。如信陵君的傳是由親迎侯生、竊符救趙、從博徒賣漿者流游等故事構成的；廉頗和藺相如的傳是由完璧歸趙、澠池會、負荊請罪等故事構成的；孫武的傳主體是吳宮教戰的故事；孫臏的傳包含教田忌賭馬、馬陵道破殺龐涓等故事……。這種情況非常普遍，不勝枚舉。眾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構成了《史記》文學性的基礎。雖然先秦歷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記》相比，不但數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戰國策》中少數幾個故事，也顯得簡陋得多。以後的歷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記》那樣的情況①，這是《史記》在中國眾多的史籍中特別具有文學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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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里也有史學和文學逐漸分離的必然因素。

《史記》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於戲劇性的。司馬遷似乎很喜歡在逼真的場景、尖銳的矛盾沖突中展開他的故事，由書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動以表現自己，使讀者幾乎忘記了敘述者的存在。如《李將軍列傳》中的一個場景：
（李廣）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這像是一個很好的戲劇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鴻門宴」故事，簡直是一場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獨幕劇。人物的出場、退場，神情、動作、對話，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氣，就可以改寫成真正的戲劇作品在舞台上演出。這一類戲劇性的故事，具有很多優點：一則具有逼真的文學表現效果；二則避免了冗長松緩的敘述，具有緊張性，由此產生文學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則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記》以「實錄」著稱，這是指司馬遷具有嚴肅的史學態度，不虛飾、不隱諱。但他的筆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實的。為了追求生動逼真的藝術效果，追求對於讀者的感染力，他運用了很多傳說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細節方面進行虛構。這是典型的文學敘述方法。
另外，《史記》所創造的「互見法」，也同時具有史學與文學兩方面的意義。所謂「互見法」，即是將一個人的事跡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傳為主；或將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個地方的敘述為主。司馬遷運用此法、不僅是為了避免重復。為了使每一篇傳記都有審美意味上的統一性，使傳主的形象具有藝術上的完整性，就必須在每一篇傳記中只寫人物的主要特徵和主要經歷，而為了使整部《史記》又具有史學意義上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就必須在其他地方補寫出人物的次要特徵和次要經歷。這是人物互見法的意義。因為《史記》是以人物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許多人的傳記中涉及同一件事，為了避免重復而又能把事件敘述清楚，司馬遷就在不同的傳記中從不同的角度敘述同一件事，這樣就既突出了每個人在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給人以重復之感。這是事件互見法的意義。通過人物和事件的互見法，司馬遷使《史記》既有了史學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學的可讀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過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積累。在《左傳》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個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戰國策》，人物的描寫更為細致，性格也更為鮮明。但由於它們以歷史事件為本位，人物的描寫只是片斷地散見於敘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專寫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過，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許多故事結集在一起，相互之間沒有內在的聯系。總之，在漢代以前，還沒有出現完整的人物傳記，人物形象的刻畫，總的說來也還比較簡略。《史記》在這樣的基礎上，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把中國文學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提高到一個劃時代的新高度。
從總體上說，《史記》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數量眾多、類型豐富、個性較鮮明三大特點。它以大量的個人傳記組合成一部宏偉的歷史，其中寫得比較成功、能夠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項羽、劉邦、張良、韓信、李斯、屈原、孫武、荊軻等等，就有近百個。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這些人物來自社會的各種階層，從事各不相同的活動，經歷了不同的人生命運。從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敗者，有剛烈的英雄，有無恥的小人，共同組成了一條豐富多採的人物畫廊。這些人物又各有較鮮明的個性。不同身份、不同經歷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區別的，身份和經歷相似的人物，也並不相互混淆。張良、陳平同為劉邦手下的智謀之士，一則潔身自好，一則不修細節；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種種，在給予我們歷史知識的同時，又給予我們豐富的人生體驗。
對各種歷史人物，司馬遷亦有偏愛。那就是「好奇」，就是喜愛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與出眾才華的人物。那些奮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義者，那些看上去怯懦無能而胸懷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權位而聲震人主的俠士，那些膽識過人、無往不勝的將帥，那些血濺五步的刺客，那些運籌帷幄、智謀百出的文弱書生，乃至富可敵國的寡婦，敢於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這些非凡的人物，構成《史記》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記》洋溢著浪漫的情調，充滿傳奇色彩。尤其將秦漢歷史劇變之際人物的傳記合起來作為一個單獨的部分來讀，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詩。
在描寫人物一生的過程中，司馬遷特別注重表現人物命運的巨大變化，如寫那些建功立業的大人物，常寫他們在卑賤時如何受人輕視的情形；而寫那些不得善終的大人物，又常寫他們在得志時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劉邦、韓信、蘇秦，後者如項羽、李斯、田橫。又在這變化過程中，充分暴露出當時人的諸如勢利、報復心之類普遍的弱點。如劉邦微賤時嫂子不給他飯吃，父親也不喜歡他，成功之後劉邦不肯忘記把他們嘲弄一番；李廣免職時受到霸陵尉的輕蔑，復職後他就借故殺了霸陵尉；韓安國得罪下獄，小小獄卒對他作威作福，他東山再起後，特地把獄卒召來，舊事重提……。這些命運變化和恩怨相報的故事，最能夠表現人與環境、地位的關系，揭示出人性的復雜性。
司馬遷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會、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則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較的方法，表現他的這種看法。如《蘇秦列傳》寫才能傑出的蘇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蘇代、蘇厲卻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傳》寫主父偃鋒芒畢露而遭到滅族，公孫弘深衷厚貌卻安享富貴尊榮……。但司馬遷絕不贊美平庸、苟且、委瑣的人生。《史記》中寫得最為壯麗動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劇命運。《項羽本紀》寫項羽最後失敗自殺，竟用了一二千字，作為歷史記載，可以說毫無必要；作為文學作品，卻有一種淋漓酣暢的效果。項羽在可以逃脫的機會中，因無顏見江東父老，拔劍向頸；李廣並無必死之罪，只因不願以久經征戰的餘生受辱於刀筆吏，橫刀自刎；屈原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這種反復出現的悲劇場面中，司馬遷表現了崇高的人對命運的強烈的抗爭。他告訴人們：即使命運是不可戰勝的，人的意志也同樣是不可屈服的。我們從中看到漢武帝時代的文化中那種壯烈的人生精神，為之感嘆再三。
對於《史記》所描寫的人物，人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他們面目活現，神情畢露，如日本近代學者齋滕正謙所說：「讀一部《史記》，如直接當時人，親睹其事，親聞其語，使人乍喜乍愕，乍懼乍泣，不能自止。」（《史記會注考證》引《拙堂文話》）這種藝術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記》注意並善於描寫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視性。如寫張良「狀貌如婦人好女」，李廣「為人長，猿臂」，蔡澤「易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等等，雖然比較簡單，卻各有特徵。而且司馬遷很少單純地描寫人物外貌，而總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種或隱或顯的聯系，所以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讀過張良的傳，我們很難忘記他的「如婦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寫則比比皆是。《廉頗藺相如列傳》寫藺相如使秦，秦王欲強奪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怒發上沖冠」，好像可以親眼看到一樣。
生活細節的描寫，是文學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現人物性格、展現其內心世界的基本手段。這在一般歷史著作中出現很少，在《史記》中卻相當多。《李斯列傳》一開始就是這樣一段：
（李斯）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單純從史學角度來看，這種細瑣小事是毫無價值的。但從文學角度來看，卻是非常具體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徵、人生追求。又如張湯兒時劾鼠如老吏，劉邦微時的豪放無賴，陳平為鄉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細瑣的事件呈現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評述。自然，在這種描寫中，難免有傳說和虛構的成分。

⑦ 對司馬遷的評價

評價：

1、揚雄在《法言》一書中寫道：「太史遷，曰實錄」。「子長多愛，愛奇也。」楊雄是贊揚司馬遷實錄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實錄與愛奇，為歷人者所贊同，直到現在。

2、錢謙益在《物齋有學集》中說：「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他認為司馬遷創立的五體結構，成為歷代史學家編史的樣本，發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3、章學誠在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他認為《史記》一書「范圍千古、牢籠百家」，司馬遷有卓見絕識之能，《史記》有發凡創例之功。由於司馬遷有卓絕千古的識力和筆力，《史記》是「經緯乎天人之際」的一家之言，章學誠儼然比於後無來者。

4、梁啟超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啟超對《史記》評價頗高，認為《史記》實為中國通史之創始者，是一部博謹嚴著作。

他認為：史記之列傳，借人以明史；《史記》之行文，敘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史記》敘事，能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張對於《史記》，「凡屬學人，必須一讀」。

5、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文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毛澤東對司馬遷很佩服，認為「司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歷昆侖，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

6、魯迅在《漢文學史納要》一書中有專篇介紹司馬遷。魯迅認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司馬遷寫文章「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因而《史記》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的評價成為《史記》評論中的不朽名言。

(7)刑法移起罪擴展閱讀：

史記得傳

司馬遷有一個女兒嫁給楊敞。楊敞在漢昭帝劉弗陵時期，曾官至宰相。楊敞有兩個兒子，也就是司馬遷的女兒給楊家生的兩個兒子，大兒子楊忠，小兒子楊惲。楊惲自幼聰穎好學，他的母親把自己珍藏著的並且深愛著的《史記》，拿出來給他閱讀。

楊惲初讀此書，便被書中的內容吸引住了，愛不釋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讀完。楊惲成年之後，還把它讀了好幾遍，每讀一遍總是熱淚盈眶，扼腕嘆息。

在漢宣帝的時候，楊惲被封為平通侯，這時候他看到當時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馬遷這部巨著正是重見天日的時候，於是上書漢宣帝，把《史記》獻了出來，從此天下人得以共讀這部偉大的史著。

⑧ 心裡罪，現在還能夠看么，哪裡能夠看。

能，不是都更新完了？愛奇藝可以看

⑨ 史傳的劉勰作品

文心雕龍·史傳
開辟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①之世，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②曰：「史載筆。」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③。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④也。唐虞流於典謨，商夏被於誥誓⑤。洎周命維新⑥，姬公定法，䌷三正以班歷，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注釋】
①軒轅：是黃帝號，傳說中的古帝王。
②曲禮：《禮記》中的一篇。
③「左史記言者」二句：關於左、右史的分工，古代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漢書·藝文志》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一種是《禮記·玉藻》說：「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④《春秋》：儒家經典之一，記載了春秋時期魯國的歷史。相傳由孔子修訂，主要記春秋時代的歷史事件，所以說是「事經」。
⑤被於：及於。誥誓：指《尚書》中的《甘誓》《湯誥》等文獻。
⑥洎（jì）：及、到。命：天命，周朝自稱是受天命建立。維：乃。
【譯文】
自從開天闢地到未開化時代，年代非常久遠，生活至今天要知道古代的事情，就靠歷史書籍的記載吧！傳說軒轅黃帝時代，已經有史官倉頡，主管記載歷史的職務，可見史籍記載來源很久遠啊！《禮記·曲禮》說：「史官帶著筆來記事。」史，就是使，史官在帝王左右拿著筆，記錄他們的言語和行動。在古代，在國君左面的左史專門負責記載帝王所做的事，在國君右面的右史專門負責記載帝王所說的話。記言的經典就是《尚書》，記事的經典就是《春秋》。堯舜時代的歷史靠《尚書》的《堯典》《皋陶謨》等流傳下來，夏商的歷史包括在《尚書》的《甘誓》《湯誥》等文獻里。到周文王、周武王承受天命，政務才開始革新，周公姬旦制定法典，推算夏、商、周二三代的歷法來排列歷史順序，貫穿春、夏、秋、冬四時以聯系各種事件來記事，省稱春秋。諸侯建國，都備有自己的國史，用以表彰好的，批判壞的，樹立良好的風氣。
【原文】
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①。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②之墜，靜居以嘆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③，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④，征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逾軒冕⑤；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亡幽隱，經文婉約；丘明⑥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⑦，記籍之冠冕也。及至縱橫之世，史職猶存。秦並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敘⑧，故即簡而為名也。
【注釋】
①彝（yí）倫：永久不變的倫理。攸斁：所以破壞。攸，所。斁，敗壞。
②斯文：這文化，指西周盛時的文化。斯，此、這。
③太師：樂官。正雅頌：《雅》《頌》，指雅樂和頌樂的樂曲。但當時樂曲已經殘缺不全，所以要加以訂正。
④黜（chù）：降。陟：升。
⑤軒冕：指高官。軒，大夫的車子或官服。冕，冠。
⑥丘明：左丘明，與孔子同時代的魯國人，相傳是《左傳》的作者。
⑦羽翮（hé）：翅膀。翮，羽毛上的莖。
⑧敘：編次。
【譯文】
自從周平王勢力開始衰微削弱，法制散亂，倫理道德敗壞。從前孔子憂慮王道的衰微，傷感周代禮樂文明的敗壞，在平時想到鳳凰不來而感嘆，看到麒麟出現而悲泣不已。於是他從衛國回到魯國後，就請教樂官訂正《雅》《頌》的音樂，借用魯國的歷史撰修《春秋》，舉出事實的得失來加以指斥和贊美，引證國家的存亡來作為勸告或箴戒。在《春秋》里，一個字的褒揚，比坐官車戴官帽還要難以見到；哪怕是片言只語的貶抑，就比受刀斧的誅戮還要恥辱。但《春秋》的旨意精深，經文委婉簡練。左丘明與孔子同時，確實領會到孔子的微言大義，全面系統地探討事件的始末，創作了《春秋左氏傳》。傳，就是轉的意思。轉述《春秋》的用意，轉授給後代，它實在是《春秋》的輔助讀物，歷史記事文章中的佼佼者。到了戰國時代，史官之職仍然存在。秦始皇合並了七國，可是七國的歷史卻保存在各國的歷史簡冊里。因為這些簡冊只是把戰國策士的言行記錄下來，而沒有依年代編排，所以叫做《戰國策》。
【原文】
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①；子長繼志，甄序帝勣②。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③；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④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⑤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
【注釋】
①執簡：指擔任史官。
②甄（zhēn）：審查。勣：功業。
③元聖：上聖，指孔子。
④紀綱：記事綱領。
⑤列傳：《史記》有《屈原列傳》等七十列傳。
【譯文】
漢高祖劉邦滅掉了嬴秦和項羽，積累了多年的武功。漢初的陸賈取法古代，作了《楚漢春秋》。到了漢朝的史官司馬談，世代手執簡冊作史。司馬遷繼承父親的遺志，甄別敘述歷代帝王功臣的功績。他敘述帝王，如果比照《尚書·舜典》而稱為典，那麼這些帝王都算不上是聖人；如果效法孔子《春秋經》而稱為經，那《史記》又不是大聖人那樣的文章。所以司馬遷取法學習《呂氏春秋》的紀，把記帝王的歷史通通號稱「紀」。「紀」這種記載歷史提綱挈領的名號，也是一種包舉一切的大稱號。所以司馬遷用「本紀」來敘述帝王，用「世家」來總敘公侯的事，用「列傳」來記錄卿士的事，用「八書」來鋪敘社會政治制度，用「十表」來譜記年表和爵位。雖然和古代編史的方式不同，卻能抓住記述各種歷史事實的條例。至於司馬遷寫《史記》注重照實記錄毫不隱諱的宗旨，學識廣博議論雄辯的才能，愛好奇異違反儒家經典的過失，體式條例尚不統一還有舛錯雜亂的缺點，班彪在他的《史記論》里已有了詳細的論述。
【原文】
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①該富，贊序弘麗，儒雅彬彬②，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征賄鬻筆之愆③，公理辨之究矣。觀乎左氏綴④事，附經間出，於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機，呂後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為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後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帝王後，欲為立紀，謬亦甚矣。尋子弘雖偽⑤，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後哉？
【注釋】
①十志：《漢書》有《律歷志》《禮樂志》《刑法志》《食貨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溝洫志》藝文志》十志。該：完備。
②彬彬：有文有質。
③征賄鬻（yù）筆之愆：指班固受賄事。征，求；鬻，賣，指收了錢就為人家說好話；愆，過失。
④左氏：指左丘明的《左傳》。綴：聯結。
⑤尋：考。子弘：劉弘，漢惠帝的兒子。
【譯文】
到班固敘述前漢歷史，繼承前人的事業，只要看看司馬遷的《史記》，已經明白《漢書》的一半多了。它的「十志」完備豐富，「贊」和「序」的文辭宏偉富麗，內容雅正，有文有質確實有《尚書》的遺味。至於班固在寫作《漢書》時尊崇「六經」、效法聖人的典則，條理清楚、內容豐富的優點，偷取父親著作據為己有的罪過，求取賄賂、出賣文筆的過錯，這些仲長統已經講得很透徹了。再看左丘明的《左傳》紀事，按編年附在《春秋經》的經文後面，和經文相間出現的，它雖有文辭簡約的長處，然而人物的姓氏宗族不清楚。到了司馬遷的《史記》，人物開始分別敘述，使人容易閱覽。於是後來著述史書的人都學習效法他。到了西漢孝惠帝不管政務，呂後臨朝攝政，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都專門為她立了《呂後本紀》和《高後紀》，這既違反了經書的教訓又不合實際的做法。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自從伏羲氏以來，沒有聽說過婦女當皇帝的呀！漢代的國運所遇到的事，難以作為後世效法學習的榜樣。「母雞沒有晨鳴的」，這是周武王首先發出的誓言，「婦女不得參與國事」這是齊桓公在盟誓中著名的話。宣太後搞亂了秦國，呂後攝政危害漢室，這豈只是國家政事難於經手於婦女，就是給其名號也應該謹慎啊！到張衡主管國史，同司馬遷、班固一樣迷惑糊塗，主張給漢元帝的王後立紀，寫《元後本紀》，荒謬得太厲害了。考查起來，劉弘雖然不是漢惠帝的兒子，但是卻處於漢惠帝的後嗣之一至為重要的地位上；孺子劉嬰誠然微弱幼小，但實際上他繼承了漢平帝的皇業。這兩人可以立為本紀，何必要有《呂後本紀》《元後本紀》呢？
【原文】
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制，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疏謬少信；若司馬彪①之詳實，華嶠之准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②，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③，或激抗難征，或疏闊④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⑤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晉代之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⑥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粲《晉紀》⑦，始立條例。又擺落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⑧，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
【注釋】
①司馬彪：西晉史學家，所著《續漢書》，已佚亡。
②三雄：指魏、蜀、吳三國。
③江表：《江表傳》，西晉虞溥著。吳錄：西晉張勃著，二書均已不存。
④疏闊：粗略、粗疏。
⑤荀張：指荀勖、張華，均為西晉作家。他們認為班固與司馬遷在文壇的地位比不上陳壽。
⑥王韶：王韶之，南朝宋文人。所著《晉紀》已佚亡。他寫東晉歷史的終止時間離晉亡尚有七年，所以說「續末而不終」。
⑦鄧粲：東晉文人，所著《晉紀》已亡。
⑧川：應作「州」。湘州：據《水經·湘水注》，晉懷帝時設立湘州（今湖南湘水流域）。鄧粲：長沙人，所以稱湘州。曲：鄉曲。曲學：鄉曲之學。
【譯文】
至於後漢的本紀和列傳，最早是班固等人在東觀編修的。晉代袁山松的《後漢書》與張瑩的《後漢南記》，都偏頗駁雜，不合史法。三國時吳國薛瑩的《後漢記》和謝承的《後漢書》，疏漏謬誤很多，不夠真實。如像西晉司馬彪著作的詳盡真實，華嶠著作的准確恰當，都要算史書中的佳作了。魏代三國的記傳先後撰述出來，像孫盛的《魏氏陽秋》，魚豢的《魏略》，虞溥的《江表傳》，張勃的《吳錄》這類著作，有的激切虛誇難於相信，有的粗疏闊略不得要領。唯有蜀人陳壽寫的《三國志》做到了有文有質，明辨博通。與他同時代的荀勖和張華把他比作司馬遷和班固，不是虛假的稱譽。至於晉代的史書，是由著作郎掌管。西晉陸機寫了《三祖紀》沒有寫完，南朝宋的王韶之續寫《晉紀》沒有寫到晉亡。干寶著述的《晉紀》精審正確而得到稱引，孫盛的《晉陽秋》以簡明扼要著名。看看《春秋》的經傳，都舉出創作條例來。自從《史記》《漢書》以後，就沒有可作標準的條例了。到東晉的鄧粲作《晉紀》，又開始立出了條例。他擺脫漢魏以來寫史的影響，效法學習殷、周時代的《尚書》。雖然鄧粲偏居湘江邊，但也說明他有心學習經書。後來孫盛著《晉陽秋》訂立的條例，就是鄧粲設立的規矩呀！
【原文】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①，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為盛。郡國文計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也。必閱石室，啟金匱③，抽裂帛，檢殘竹④，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詮評⑤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疏，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復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詮配⑥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
【注釋】
①制：指典章制度。
②郡國：漢朝地方區域最大為州，州下是郡。此指全國各地。文計：文書計簿，郡國都要把文書計簿送給朝廷。
③金匱：金屬制的文件櫃。都是漢朝保存重要的圖書文物的地方。
④殘竹：殘缺的簡書。古代的文件寫在帛和竹上。
⑤詮評：論贊。
⑥詮配：評量調配。
【譯文】
推究歷史書的寫作，一定要融會貫通百家的著作，使之流傳於千年之後，要使得由興盛到衰亡的史實得到明白的證驗，可以作為後世國家興亡的借鑒。要使一代的制度與日月一起長期共存下去，王道霸道的事跡同天地一起長久流傳。因此在漢代初年，史官這一職務很被重視。全國各郡國的文件簿冊，都要先匯集在太史官府里，以便讓他詳細體察全國的各方面的情況。史官還要閱讀國家的歷史文物藏書，研究殘存的書卷，這是要史官精通熟練地考查古代的歷史。因此在確立主旨、選用言辭方面，應該依靠經書來作準則；勸告警戒肯定否定，應該憑靠聖人的主張作為宗旨。然後評論史實才能做到明確完整，苛求和浮誇評論的情況才不會發生。然而本紀和列傳的樣式，既有編年的問題又有綴事的問題，但不管是紀是傳都不是泛泛空論，而是按照歷史事實記錄。只是年代久遠了，事件的記載就有同有異，難於完全密切相合；歷史事實積累得很多，事件始末就不容易分清楚而產生疏漏，這確實是總匯史料撰述史書的困難啊！有時同一個歷史事件，與幾個人都有關系，如果兩處都記載就失之於重復，而只片面地寫在某一紀，傳里又有不周到的缺點。這又是編排資料的不容易啊！所以張衡指責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的舛錯和偽濫，傅玄譏笑《後漢書》冗贅煩瑣，都屬於上述兩方面的問題。
【原文】
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雲「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①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②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勛榮之家，雖庸夫③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吹霜煦④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為嘆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⑤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注釋】
①穿鑿：指牽強附會。
②蠹（dù）：蛀蟲。
③庸夫：平庸的人。
④煦：溫暖。
⑤回邪：不正。回，邪。
【譯文】
至於追述遠代的事，時代久遠容易失實。公羊高說「遠古的傳說有不同的說法」；荀況主張詳近略遠；對歷史事實有疑問寫歷史時就讓它缺著，這是尊重歷史的真實。然而世俗之人都好奇，不顧歷史要真實的原則。記述傳聞總想誇大，記錄遠古事跡總是猜測使之更加地詳細，於是丟棄共同的說法，選擇奇異的，牽強附會。舊史沒有記載的，我著的史書卻盡量多記。這就是造成錯誤浮誇的根本原因，是記述遠古歷史的大害。至於記載當代的歷史，時代相同也有很多虛假。雖說孔子在《春秋》里寫和他同時代的魯定公、魯哀公的歷史時，用了隱晦不明的表示批評的言辭，然而世道人情的利害關系卻不能不考慮。貴族氏家，即使是庸夫俗子，也要盡量加以誇獎；困頓失敗的士人豪傑，縱然有美好的品德操行，也常常受到嘲笑和埋沒。這真好比北風吹霜凍，太陽曬露水，完全憑著一支筆。這又是對同一個時代歷史的歪曲，是讓人嘆息的。所以追述遠古歷史就是那樣的誣妄不實虛假偽造，記述當代歷史就是這樣的違反事實偏邪歪曲，辨析事理能夠居中得正，只有公正無私的史臣才辦得到吧！
【原文】
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①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眾理可貫。然史之為任，乃彌綸②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③哉！
【注釋】
①慝（tè）：邪惡。
②彌綸：包舉。
③殆：危險。
【譯文】
至於對待尊者或賢者，為他們隱諱缺點，本是孔子作《春秋》的宗旨，因為纖小的瑕疵不能掩蓋整個美玉的光澤；對姦邪要加以懲戒，實在是優秀的史家直筆，好比農夫看見了野草就一定要鋤掉一樣，像這樣的條例，也是歷代撰寫史書所遵循的同一標准。至於尋求把繁雜眾多的史實統率起來尋找一個綱領的方法，務求真實可信和拋棄獵奇的要點，弄明白開頭和結尾的順序，品評事例得失的條例等，只要明白了這些大的綱要，便可以貫穿各種道理。然而撰寫史書的任務，乃是包舉一個時代的歷史，對全國都負有責任，因而也就會招致各種是非的責備。擔負著作歷史的任務，沒有比這更勞累辛苦的了。司馬遷和班固雖然都是精通歷史的專家，可還是受到後世歷代的種種詆毀。假若撰寫史書任憑感情而失去公正的原則，那這樣的文章可就危險啦！【原文】
贊曰：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①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②。
【注釋】
①偕：共。
②南董：南史氏、董狐。南史氏是春秋時期齊國的史官。春秋齊國崔杼殺齊庄公，太史記道：「崔杼弒其君。」（臣子殺君王叫弒。）崔杼把他殺了，太史的兩個弟弟先後接著寫，也被殺。南史氏聽說後，仍堅持直寫其事。董狐，春秋時晉國史官。晉靈公十四年，晉卿趙盾因避靈公殺害逃走，未出國境。他的同族趙穿殺死了靈公。此事和趙盾沒有直接關系，但太史董狐認為趙盾雖然逃離了國都，但未出晉國，仍根據寫史的原則寫道：「趙盾弒其君。」孔子稱贊他為良史。
【譯文】
總結：
史官開始於軒轅黃帝，
史書體制完備在周公、孔子。
世代的經歷編寫在歷史書里，
善的惡的共同在這里記載。
它的傳播褒揚和判斷抑貶，
使千秋萬古都魂魄震動。
寫史的文辭應宗法左丘明，
記史的正直要如同南、董。
【評析】
從《史傳》至《史記》的十篇，所論文體，都屬「筆」類，是對各體散文的論述。劉勰把「史傳」列在無韻文之首來討論，這是他認為史含文，把寫史看作作文，把史家看做文學家的表現。劉勰所推崇的史書《春秋左氏傳》《史記》《漢書》都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它們的作者都是大文學家。《史傳》主要講各代的歷史著作和歷史著作的寫作。
全篇分兩大部分：一、講史傳的定義、史書的產生和晉宋以前的史書。二、總結編寫史傳的理論，提出編寫史書的四條大綱。
劉勰對歷史著作的基本主張是「務信棄奇」，他強調對於不可信的東西，寧可從略甚至是不寫，也不可以穿鑿附會，追求奇異，而且他特別反對不從實際出發，抬高權貴，貶抑失意之士，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又說不給女後立紀等，和自己的觀點自相矛盾。總起來看，劉勰總結的史傳寫作原則，既對史傳的寫作與批評有積極的指導意義，又對文學創作與批評，特別是對傳記文學、報告文學和記實文學的寫作與批評有很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