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遏制

『壹』 法律控制的定義是什麼

首先，法律控制是指通過法律的規范作用和強製作用來控制利益矛盾平衡的一種回行為。
第二，法律答控制利益沖突有兩個途徑：一是立法控制，通過公平立法，建立合理的利益整合制度，分配利益，保障利益和協商利益，在宏觀上防範利益沖突的發生；二是司法控制，通過公正司法，建立合法利益的救濟機制，抑制非法利益，平衡合法利益，包容法外利益，在微觀上解決具體的利益沖突。

『貳』 司法的特點是什麼

司法的特點：
1、中立性
中立性是司法權的第一特性，這在中美兩國的司法理念中沒有差別。如果將法官比作裁判，司法權的中立性要求：法官不能像有些球類裁判那樣滿場跑，滿場奔跑的裁判難以處於中立地位，不處於中立地位的裁判就容易做出錯誤的判斷，這也是有些球類裁判判罰結果的公正性和准確性為什麼時常容易引起懷疑的主要原因之一。排球裁判卻不一樣，他站在場地之外，立於場地的正中間並高於球網，運動員觸網或過網擊球時自己都不一定能察覺，居中裁判者卻能明察秋毫，判罰結果也很少引起質疑。因此，法官就要像排球裁判那樣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地對待原被告和控辯雙方，力求不受立場限制地做出准確判斷。裁判者如果不能保持中立，其裁判結果的公正性就會受到懷疑。我國法院的院徽是由一柱華表支起一架天平來表現其中立性，美國的司法文化中也不乏蒙眼的正義女神手執天平的比喻和圖像。 此外，兩國法院還通過建立迴避制度和嚴格的訴訟程序規則來保障法院和法官的中立地位。 司法權的中立性的另一個層面是其消極性，司法是解決社會矛盾最後的，但不是惟一的手段，通過談判和解、調解和仲裁解決民事糾紛應是當事人的首選方式，不到最終不要隨便動用國家的司法資源去解決民間糾紛。美國法院甚至將調解和和解的理念應用於刑事訴訟之中，建立了辯訴交易制度，90%左右的刑事案件都可以由檢察官與辯方律師或刑事被告在法庭之外達成交易，和解結案，大量節省了國家的司法資源。司法權的消極性還具體表現在司法機關不應該主動出擊，而應被動地等待，一般來說就是實行不告不理原則，法官不能主動地挑起當事人去打官司。
2、獨立性
司法權的獨立性是確保司法公正的必要。馬克思早就指出：「法官除了法律，沒有別的上司。」「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法官以服從法律為天職。」但是，兩國在政治體制和司法體制上的差異使司法權的這一特性在兩國有不同程度的理解。美國作為「三權分立」體制的國家的代表，通過「司法獨立」原則保障其司法機關的獨立性。他們的司法機關不僅完全獨立於立法和行政機關，而且還享有違憲審查權，可以撤銷違反憲法的法律和行政行為。我國憲法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我國實行的是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原則，是在人民代表大會的框架內司法權對「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獨立，也就是對當事人的獨立，因為行政機關經常在行政訴訟中成為法院的當事人，社會團體和個人幾乎每天都在民事或刑事訴訟中「擔任」法院的當事人。但是，在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的體制下司法權不能獨立於立法權。我國的審判機關只享有對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目前尚不能對抽象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盡管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作過上述承諾)的合法性進行司法審查，而無權對立法機關的行為，包括對違反憲法的法律法規進行司法審查。 審判機關不僅要保證對外獨立於當事人，內部也要相互獨立。內部獨立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上下級法院之間是監督和指導關系，而非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維持審級獨立。因此上級法院不能在下級法院沒有審結其所管轄的案件時對下級法院的正常審判工作進行干預，除非有法律適用方面的新問題出現，下級法院逐級呈報請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對請示案件的批復就成為了新的司法解釋。美國法院則是絕對禁止上級法院在任何時候干預下級法院的審判活動，只有當事人提出上訴時，上級法院才能對下級法院的裁判做出改判或維持的決定。
3、統一性
統一性有兩個方面的內涵，其一是司法權由法定機關統一行使，其他機關不能分享；其二是用司法解釋或指導性判例統一全國各級審判機關的裁判尺度。司法權的統一性在兩國之間沒有司法理念上的差別。在我國的法律規定比較原則時，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就可以具體地規定對某一法律概念的理解和實施標准，比如刑法上涉嫌犯罪數額的「較大」、「巨大」或「特別巨大」等概念，就需要用司法解釋統一全國各級司法機關的裁判尺度。美國作為案例法國家，主要是通過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對下級法院的類似案件的審判做出指導，以求各地法院的裁判尺度的統一。 在司法權的統一性保障方面兩國共同面臨的大敵是地方保護主義。不過美國在當初制憲時就預見到了地方保護主義對司法干預的可能性，因而在設計管轄權制度時就明確規定，跨州之間的案件不能由原被告所在州的任何一方州法院管轄，而是交由聯邦法院管轄。這樣就有效地防止了地方保護主義。 從世貿組織的主要成員方的司法實踐來看，入世以後，他們都對與國際貿易有關的案件實行了專門管轄或集中管轄制度，如美國設有專門的國際貿易法院，法國的商事法庭也從普通法院中獨立出來，英國倫敦的高級商事法院則專門受理國際商事和海商案件。因此，從2002年3月1日開始，最高人民法院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9條的規定，決定對涉外商事案件實行集中管轄，即只有省會城市、少數計劃單列市和經濟特區的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才能行使國際商事案件的管轄權。 實行國際商事案件集中管轄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不僅有利於遏止地方保護主義，維護法院的獨立審判權，而且有利於集中優秀的審判力量專業化審理國際商事案件，提高審判質量，還有利於這些審判員的集中培訓和提高。最重要的是有利於維護國家司法權的統一，並全面履行作為成員方所承擔世貿組織的義務。當然，由於實行集中管轄後，受理國際商事案件的法院數量會受到限制，邊遠地區的涉外商事案件還要跑到省會城市或其他大城市去審理，因此會給當事人帶來訴訟方面的不便。但是，我國和其他國家國際貿易仲裁機構的實踐表明，在可能遇到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干擾的情況下，當事人寧願遠涉萬里到北京、上海或深圳甚至更遠的國外仲裁機構申請仲裁，也不願意就近解決糾紛。由此可見，只要能保證公正的裁判結果，當事人是不會計較路途遙遠的。更何況一次性地公平解決糾紛給當事人帶來的是時間上的節約和免除不斷上訴、申訴的困苦呢？ 在去年兩會期間，許多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出了很好的提案、議案和建議，其中最有分量的之一是關於設立跨區域民商事法院的建議。該建議提出，應該在東北、華北、中南、華南、華東、西北、西南地區設立七個跨區域民商事法院，專門審理跨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民商事糾紛，另成立兩個高級民商事法院審理上述七個跨區域法院的二審案件。如果這一提案得以實施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地方保護主義和司法權行使不統一的問題。
4、專業性
專業性作為司法權和司法機關的特點在全世界所有國家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在美國這樣的普通法系國家尤其如此。美國法院的法官不僅都受過嚴格的法學教育和訓練，而且有豐富的司法實踐經驗。初審法院的法官大都是從優秀的律師中產生，上級法院的法官也要從下級法院的優秀法官中選拔，從而保證了法官隊伍的高度專業性。但在計劃經濟時代的我國，這一特點幾乎完全被忽略。因為當時法院的職能主要是辦理刑事案件，憑經驗辦案足矣，民事案件大都僅涉及婚姻家庭問題，基本上沒有商事案件，也不需要專門的法律知識。即使到了市場經濟時期，民商事、行政案件已佔法院工作量的90%，計劃經濟時期的影響仍然存在，沒有系統學習過法律知識的人當法官的現象在基層法院還比較普遍，有的基層法院甚至沒有一個正規法律院校的本科畢業生。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國法學教育因「文化大革命」中斷了十多年，分配到法院工作的正規法律院校的畢業生很少，很難支撐起法院對法學專業人才的需求。現在法院受理的股票和期貨案件、涉外案件、海事海商案件、知識產權案件越來越多，不具備專門的法律知識當法官是有危險的。現代社會里，法官掌握著法律賦予的生殺予奪大權，法官的專業性要求不會比醫院低。醫院的醫生必須是具有專門知識的專業醫療人員，讓未經過資格考試和專業技術水平認證的人當外科醫生，我看誰也不敢拿性命去開玩笑。 隨著我國法官隊伍專業化和職業化建設的加強，法官非職業化的現象正在改變。以最高人民法院為例，高級法官和大法官中的法學博士生導師就有了5～6位，已取得博士學位的法官有50人左右，已取得碩士學位的有160多人。
5、公開性
司法權的公開性也可以稱為民主性，在這一點上中美兩國也沒有司法理念上的不同，但做法上有區別。美國在審判程序中通過陪審團制度來提高司法權行使的透明度和人民大眾的參與性，陪審團的成員都從沒有受過法學教育的公民登記冊中任意選任，不過陪審團只能對法庭審理的有關事實做出裁定，比如對刑事被告是否有罪做出裁判，而由法官對適用法律和具體量刑做出裁判。我國則通過人民陪審員制度，讓非職業法官參與案件的審理，並享有與法官同等的對事實的認定和法律適用的裁判權。 在接受社會和新聞媒體監督方面，兩國的人民大眾、法學專家和新聞媒體都可以對生效的司法判決展開評論，如我國中央電視台的《今日說法》等各種新聞媒體欄目展開大量的司法評論，在進行法制宣傳的同時，也吸引了社會各界對司法工作的關注與監督。但不同的是，美國司法機關的公信度很高，人民大眾的法律意識也很強，因而新聞媒體對司法判決的尊崇率也很高，很少對終審後生效的裁判結果做負面評論。 在公開審判方面，兩國的差別也不大，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原則上所有案件一律公開審理，與案件有關和無關的民眾都可以持有效證件到法庭旁聽。但美國的法庭不允許電視現場直播，僅有的一次現場直播辛普森涉嫌殺妻案也遭到了各界的強烈批評，認為現場直播會影響法官的公正判決。但是，兩國的法官都認為，公開性可以有效地遏制司法腐敗現象，陽光下的審判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證，這一點也充分體現了現代司法制度的民主價值。
6、權威性
權威性作為兩國司法權的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其前面幾個特點所決定的。這就是說，司法權的中立性、獨立性、統一性、專業性和公開性決定了它必然具有權威性。立法機關具有立法權威，行政機關具有行政權威，司法機關作為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施行者和行政執法行為的監督者更需要權威。在這一點上，美國的司法權威顯得尤為突出。當年美國總統選舉出現僵局時，最後還是靠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定乾坤。與美國的司法權威相比，我國的司法權威還面臨著許多挑戰。從審判機關內部來看，對司法權威挑戰最大的是法官隊伍的素質，即司法權的專業性有待提高。從司法權行使的外部環境來看，司法權的中立性和獨立性還需要更有效的保障。

『叄』 司法系統如何控制腐敗

腐敗犯罪的司法控制(或稱刑罰控制、刑事控制)，主要是指國家刑事司法系統通過偵查、起訴、審判、執行等刑事訴訟活動對有關腐敗犯罪實行控制。盡管腐敗犯罪的社會控制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通過司法控制腐敗犯罪仍然是我國反腐敗斗爭的重要途徑。一方面，通過司法程序揭露、證實、懲治腐敗犯罪是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通過司法手段控制腐敗犯罪具有社會控制所不具備的某些優勢。 一、司法控制是腐敗犯罪防治體系中的重要環節 德國著名刑法學家李斯特曾經指出:「利用法制與犯罪作斗爭要想取得成效，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正確認識犯罪的原因;二是正確認識國家與刑罰可能達到的效果。」從犯罪學的角度來講，盡管犯罪的產生與犯罪行為人的本身特性具有一定的聯系，但從本質上來講，犯罪終究是社會的產物。因此，要想達到犯罪控制的理想效果，不僅需要加強犯罪的司法控制，而且更需要加強犯罪的社會控制，即通過對影響犯罪生成的各種社會因素的控制，把社會生產和生活組織在盡可能帶來持續發展的有序狀態。可以說，16年黨和國家所確立的「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正是在深刻認識犯罪規律以及理性看待刑罰功能的基礎上，針對腐敗現象所作出的科學決策。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的統計，16年有罪判決數與立案數的比率比16年提高了29.9個百分點。立案偵查貪污受賄十萬元以上、挪用公款百萬元以上案件255件，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13929人(其中廳局級930人、省部級以上人)。大案、要案占立案數的比例分別從16年的46.8%和6.3%上升為16年的58.3%和6.6%。 在現代法治國家，刑事制裁只能依賴於刑事司法程序。一方面，犯罪具有應受懲罰性的內在屬性，腐敗犯罪作為一種危害深重的權力型犯罪行為，理應受到刑事制裁。應受懲罰性是國家和社會對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和主觀惡性較強的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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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行否定性評價的必然結果。犯罪行為從一開始就是同刑罰聯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通過司法手段將腐敗犯罪分子繩之以法，雖然不能從根本上遏制腐敗犯罪的發生，但從刑罰的功能來看，對腐敗犯罪分子進行刑事制裁，畢竟既可以起到特殊預防作用，也可以起到一般預防作用。 二、通過司法控制腐敗犯罪的優勢 從犯罪學的角度來看，社會控制的確是減少和控制腐敗犯罪的首要選擇。畢竟，犯罪是一種社會疾病，要想從根本上治理犯罪，必須從治理社會入手。而相對於其他治理手段而言，刑罰只是最後的不得已而為之的最嚴厲的成本高昂的一種治理手段。進一步而言，社會控制是治理腐敗犯罪的治本之策，而相對於社會控制而言，司法控制僅僅是治理腐敗犯罪的治標措施，即減少和控制腐敗犯罪的次要選擇。但是，腐敗犯罪的司法控制具有其自身的優勢。 第一，通過司法程序，可以對腐敗犯罪實現快速有效的反應。盡管社會控制可以從根本上起到控制犯罪的作用，但是，對腐敗犯罪的社會控制畢竟是一個規模宏大的社會工程，不可能在短時間之內完全達到預期目的。而腐敗犯罪的司法控制卻不同，它是最容易得到貫徹落實的一種控制途徑，因而能夠對腐敗犯罪實現快速的反應。一方面，對腐敗犯罪的司法控制具有職業化、專業化較強的職能部門，如偵查機關、起訴機關、審判機關和執行機關等。這些職能部門在同腐敗犯罪作斗爭的過程中，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因而能夠准確、及時地揭露、證實和懲治腐敗犯罪。另一方面，對腐敗犯罪的司法控制具有國家強制力作為保障，因而相對於社會控制而言具有更強的控制能力。偵查機關等國家專門機構通過國家和法律所賦予的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和執行權，在懲治腐敗方面可以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第二，我國腐敗犯罪的現狀迫切需要加強司法控制。社會控製作為一種治本之策，其控制腐敗犯罪的功效需要長時間的積累才能夠得到完全展現。而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腐敗犯罪仍然比較猖獗。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向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指出:「我們也清醒地看到，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還存在一些不足，同黨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期望還有差距。反腐敗斗爭的形勢依然比較嚴峻。有些腐敗現象仍然突出，有的甚至還在滋生蔓延。有的地方和部門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問題還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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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一些黨員領導幹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風和弄虛作假、鋪張浪費行為相當嚴重。」顯而易見，在腐敗現象比較嚴重的情況下，我國迫切需要採取強有力的措施控制腐敗犯罪的滋生蔓延。而同社會控制相比，司法控制顯然更能滿足這種需要。 第三，通過司法程序，可以增加腐敗犯罪的成本。

『肆』 如何解決影響司法公正的深層次問題

(一)自上而下完善司法體制的設置，正確解決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等影響獨立司法的現實問題，為依法獨立審判提供體制保障、經濟保障、法官資質保障及身份保障

司法獨立原則是指司法機關獨立於其他機關、團體和個人；司法機關行使其職權時，只服從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機關、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它包括三個基本內容和「四個不」。三個基本內容：一是司法官獨立審批案件；二是司法機關有自己獨立的組織系統；三是法律對司法官的地位特設有保障條款。「四個不」是指不侵權、不介入、不施壓、不妄評。所謂不侵權是指不侵犯司法機關的管轄權。不介入，指不能違法進入司法程序干預司法裁決。不施壓，指禁止對司法官員和官署直接和間接施加某種壓力，以特定和不特定的不利性後果迫使5其按照施壓者的意思作出司法決定。不妄評，指在法律裁決作出可能影響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的報道和評論。6保證司法工作不受來自任何外界的干預和影響，以保障和維護法律崇高權威，是真正實現司法獨立的外部條件。客觀地講，我國的司法獨立制度與國際社會「司法獨立」制度在形式和內容乃至性質上有著較大差距。隨著我國加入WTO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司法獨立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如何結合我國國情，構建既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又能融會貫通司法獨立之內在精神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司法獨立模式值得商榷。筆者認為，我國的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是基於西方的「分權說」，而是基於「職權分工說」。但是我們可以借鑒「分權說」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我們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三權分立」模式，但可以借鑒「分權說」中有利於司法公正的合理因素，並使之與我國國情緊密相結合，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司法獨立模式。

1、調整現行經濟利益結構，使法院擺脫對地方的物質依賴。國家財政撥出司法專項款，由中央統一開支各級司法機關的辦案經費、法官工資，福利等費用；司法機關的裝備、辦公用房等設施，由中央按統一的標准解決，切斷法院及法官在財、物方面對地方政權的依賴，同時也使各地司法機關的裝備、經費、辦公用房，法官工資、福利住房等不因地區的差異而懸殊過大。

2、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體制：最高人民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法官和軍事法院、鐵路運輸6法院等專門審判機構、高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均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免；其他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最高級別的法官由上一級地方人大任免，其餘法官一律由上一級地方人大常委會任免，以擺脫本級地方政權對法官的人事控制，從而杜絕因「行政命令」和「地方保護」而導致的司法不公。

3、保障法官的身份獨立。包括：（1）保證法院的行政領導必須由具有豐富的法律職業閱歷的法官擔任，嚴禁指派無法律職業資歷的人擔任法院行政領導職務。（2）確保法官的待遇從優。要使法官安心工作，不至於受到外界的影響而出現腐敗，必須使其擁有適當的待遇。法官所享有的待遇必須與社會資源承受能力相適應，不能太高，但更不能太低。筆者認為，法官的待遇應當高於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待遇，雖然我國不實行「高薪養廉」。況且「高薪並非必然能夠養廉」，但是，我們應當避免法官因不廉而失去這份職位或因待遇受到必要的物質約束。（3）法官任職終身制，這是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通行的做法。法官非因法定事由（如自願辭職，喪失工作能力，犯罪以及其他不適合繼續擔任司法官）及程序不得任免，以保持法官工作恆定狀態。（4）法官的懲戒和調動。在日常工作期間，法官不受到隨意懲處；建立法官懲戒標准；設置正當的懲戒程序；非經法定事由和程序，並徵得法官本人同意，法官不得隨意被調動。（4）確保法官及其家庭的安全。7由於法官的裁判，都會影響到某一方或者多方的利益，所以，國家應當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保障法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7

4、理順和規范黨委、人大對審判的監督關系，創造使法官只服從法律的法治環境，保障司法獨立。任何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權力的濫用和腐敗，司法不獨立，受制於人，有礙司法公正；反之，如果司法獨立了，但不受監督制約，或者監督不力，也會出現司法專橫和審判權的濫用，這已為歷史所證明。為此，必須建立規范的監督關系體系，理順各種監督關系，尤其是理順和規范黨委、人大和新聞對審判的監督關系，以保障司法獨立。

(二)下大力提高法官隊伍素質，完善錯案追究和司法賠償制度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於它的執行,只有公正司法,才能樹立法律的權威,才能維護法律的尊嚴。法官作為法律的執行者，其能力素質決定了司法質量的高低，因此，不斷提升法官隊伍的整體素質，增強司法能力，是人民法院永恆的課題。具體措施包括：1.大力強化業務培訓。按照法官專業化要求和實際工作需要，有針對性地進行業務培訓和崗位技能練兵，打造「法律精英」隊伍。2.努力提高法官的職業道德水準。教育廣大法官不斷加強自身修養，規范司法行為，文明司法，謹言慎行，清正廉潔，遵守司法禮儀，嚴格約束業外活動，樹立公正司法、勤奮敬業、剛直不阿的良好職業形象。3.加強廉政建設。堅持經常性、有針對性地開展警示教育，引導廣大法官增強自律意識，自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蝕，認真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和法官懲戒制度等各項制度，從源頭上遏制違法違紀行為。4.完善責任追究工作機制。細化責任追究辦法，強化對審判權、執行權的監督制約，防止濫用司法權，防止發生腐敗案件；完善案件管理機8制、崗位責任制，加大查處力度，重點解決查處失之於軟、追究不到位問題，純潔法官隊伍。5.加強案件質量評查，注重發現影響審判質效的深層次、實質性問題，有針對性地加以改進。建立常態化的案件質量評查機制，堅持定期評查、專項評查與重點評查相結合，堅持發現問題與改進工作相結合，堅持糾正錯誤與總結經驗相結合。

(三)理順和規范公眾輿論對審判的監督關系，以保障司法獨立

在新媒體日益普及的今天，公眾利用網路關注司法的熱情日益高漲，人民法院要正確對待群眾通過各種不同媒體表達的意願。一方面發布全面完整的權威信息及時化解矛盾、澄清事實，消除不良影響；另一方面要寬容對待、認真傾聽公眾的不同聲音，把微博、論壇作為和社會公眾之間增進了解、消除誤會的平台。81、變被動為主動，強力推進審判公開，主動接受公眾監督。執法辦案和新聞宣傳是法院工作的兩駕馬車，兩者之間不應背道而馳。法院應當將網上辦公、數字法庭、裁判文書上網等作為制度固定下來，讓每一次公開庭審都成為法律宣傳的途徑，讓每一份裁判文書都成為生動的法律宣傳的素材。全方位、客觀公正地把法院的審判活動公開出來，切實做到不迴避、不躲藏、不遮掩，讓公眾實實在在地了解法院工作，營造良好輿論氛圍。2、加強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堅持善待媒體、主動與媒體打交道的原則，積極與媒體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形成定期交流機制，與新聞界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以更開放的態度面對公眾，消除社會公眾對司法工作的隔閡，贏得更多理解和支持。3、妥善處置網路輿情，實現司法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在網路輿情處於萌芽階段時起就高度重視，堅決防止虛假信息誤導公眾。主動應對質疑和猜測，竭力搶占輿論制高點。4、規范各類媒體的報道行為，嚴格責任追究制度。法院審判工作有它自身特點，審判獨立是我國法律加以規定和保障的。新聞媒體對審判的監督應以遵守「罪從判定」為前提，以遵循真實性為原則。媒體對審判進行報道時，不得誤導公眾，不得引導審判機關的裁判結局，從而侵犯司法獨立。同時，媒體如果對正在審理的案件報道嚴重失實或者惡意進行傾向性報道，損害司法權威，違反法律規定，應當依法追究相應責任。

(四)改革信訪考評機制，重塑法院信訪工作機制

近年來，涉訴信訪工作在法院整體工作中占據了較大的份額，受種種因素影響和制約，法院雖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但是實際效果並不甚顯著，甚至一度陷入被動應對的尷尬境地，涉訴信訪已經成為困擾法院工作的痼疾。部分上訪人文化水平低，不理解或片面理解法律規定，不能接受法官及其它接待人員的答復和解釋，長期堅持無理申訴；也有一些上訪人在利己思想驅使下，不顧案件的實際情況，向對方當事人或者法院提出許多不切實際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就走上纏訴纏訪之路。在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以後，如何應對某些上訪人的過激、違法行為，尚未建立起相應的處置機制，對一些纏訪者尤其是採取過激甚至違法行為的上訪者難以處置。少數上訪人利用法律、制度上對申訴權利缺少制約的漏洞，無理糾纏，甚至辱罵法院信訪工作人員，影響法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建立符合實際情況的信訪制度，改革信訪考評機制，刻不容緩。1、做好《信訪條例》的宣傳工作，指導當事人按條例規定依法有序上訪。抓好條例配套措施的制定工作，對條例、現行規章制度和工作措施進行一次全面梳理和調整，使之與新條例相適應，使信訪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2、建立上下級法院及各接訪機關之間的信訪聯動，統一標准。上下級法院及各接訪機關接訪的原則不一，答復口徑不一，就會加劇當事人的越級訪。實行上下級法院信訪信息傳遞、反饋制度，對一些社會影響面大，疑難復雜的越級訪和重復訪，實行各級同堂會審，盡快給出一個終局結論。3、建立專家陪審團，對重大復雜案件提出專家意見。借鑒西方國家的陪審制度，建立由法學專家、教授及知名律師組成的專家陪審團，對於重大、復雜的案件，由專家陪審團陪審，並給出專家意見，一方面可以提升案件質量，另一方面也提高判決結果的說服力。4、改革處訪機制，改變平行部門或上級部門向法院轉辦或交辦案件的隨意性。對於信訪案件，有的部門或有關領導不懂或不顧案件的具體情況，不考慮能否進入再審程序或能否改判或有無審級限制等因素，直接簡單的批辦、交辦或督辦，轉辦。有些案件已不能夠進入再審程序或屬於上級法院受理而被駁回申訴，但有關領導或部門交、轉辦函成為申訴人手中的「令箭」，向法院申訴不休。5、改革信訪考核機制，依法處置無理訪。信訪工作「一票否決」使基層的有關單位和部門對信訪工作的重視程度甚至超過了自身的主要職能，一到「敏感」時期，都要放下所有工作，全體動員反復排查，重點布防，「不能使一個漏網」，既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又影響了本職工作的正常開展。在具體工作中，抓穩控多，解決實際問題少，尤其是「信訪當事人屬地管轄」的規定，更使一些基層法院陷入既無權解決問題，又要承擔信訪工作責任的極為尷尬的境地，無奈之下只能採取「盯梢」、「利誘」、央求等甚為可笑之舉。這樣的後果只能平穩一時，並且助長了個別人員無理、無序信訪的囂張氣焰，從而使法院的涉訴信訪工作走進了惡性循環的怪圈。建議通過建立信訪聽證，劃分無理信訪與有理信訪，對於無理取鬧，纏訪鬧訪的，則依法嚴肅處理。

(五)開展法制教育，推進全民守法

當前我國社會經濟迅猛發展，人民的法治觀念也大大增強，但法律意識淡薄的現象依然存在，不懂法不守法不用法的事件還時有發生。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增強全社會學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識」，「全民守法」作為社會主義法治的一個重要方面，應當引起高度重視。1、切實推進法制教育，加大普法宣傳的力度和廣度，創新普法形式，大力弘揚法治精神，在全社會營造良好的法治氛圍。在人民群眾中樹立法律意識，養成自覺守法、辦事依法、遇事找法的行為習慣，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真正下大力氣開展全民法律教育，以期從靈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歷來漠視法律的大多數民眾。要知道「真正的法治絕不僅僅在於冷冰冰的條文、威凜凜的法官、硬梆梆的警棍和空洞洞的判決，而是有一群被法律重新塑造過的新型公民，他們信仰法律，把司法獨立視為天理，並願意盡力去捍衛，只有這個時候，我們才能說我們的法治建設真正成功了。」2、改革法學教育制度。法學教育在我國民主法制建設中，承擔著培養法律人才、傳播法律知識、弘揚法治精神的重要任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對於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但目前，我國法學教育的現狀與它應有的地位和作用還有差距，法學教育的「產品」—法學人才在政治、經濟、司法等各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尚不盡人意。因此，有必要從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高度，提升法學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並從觀念和制度兩個層面為法學人才在各方面充分發揮作用創造有利條件。3、健全基層法律服務的組織機構、人員編制和管理制度，延伸法律服務的基層觸角。要盡快完善訴訟、仲裁、行政復議等法定訴求表達機制，發揮人大、政協、社會團體、行業協會以及大眾傳媒等的社會利益表達功能，依法有序完善來信、來訪、來電等訴求表達方式，暢通和拓寬社會訴求表達渠道，讓法律的陽光普照。

『伍』 司法獨立後司法部門腐敗怎麼辦

書法獨立應該是提司法機關在審理案件過程中不受外界因素干擾，而非司法體專制獨立。司法獨屬立是保證任何案件都能夠得到公平、公正法律判決的前提，是法制國家的象徵。司法獨立後的司法部門要防止和杜絕司法腐敗，必需做到凡不涉及公民隱私、國家安全等必須保密以外，所有民事、刑事案件的審理都應公開，至少要做到審理信息的公開。讓民眾和社會媒體來監督司法審理過程。從而防止司法腐敗的發生。當然還有很多防止司法腐敗需要注意和完善的方面，在此不一一列舉。願我國的司法能真正獨立並能乾乾凈凈、公正、公平地對待每一起案件的審理。這是一個法制國家和國民的期望。

『陸』 如何認識我國司法體制設置與地方保護主義的關系

社會控制和社會整合都是社會學的重要概念，前者是指通過宗教、道德、法律等等各種手段，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安排，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維護社會秩序，最終服務於人類利益的社會調控方式。後者是指社會各個不同的部分結合而成統一、協調的整體的過程和結果。如果說社會控制是對作為不同社會主體的人的行為的規約，那麼社會整合就是這種規約所導致或追求的社會統一、協調的過程和結果。與道德、宗教等其他諸多社會控制與整合的途徑相比，現代社會一般選擇法律作為最主要的社會控制與社會整合的途徑，而司法則是法律最直接的代表，法律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和司法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是同構並親和在一起的，司法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的發揮狀況直接決定了法律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的發揮狀況。

當前阻礙我國司法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實現的因素復雜多樣，既有司法體系外的，也有司法體系內的。司法體系外的因素主要有：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司法經費不足，法官低薪酬，社會法律至上的文化理念薄弱，法律和司法的權威不足，等等。司法體系內的因素主要有：法官總體素質和能力尚不理想，法院內部管理體制不順，審判方式落後或超前於社會發展，程序不完善、不透明，裁判文書質量不高，等等。而且，上述兩方面的因素彼此交織，互為因果，嚴重阻礙了司法應有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的有效施展。本文限於篇幅，僅對其中一項因素——地方保護主義及它的危害和對它的遏制途徑作進一步闡述。

一、地方保護主義的性質、危害及根源

地方保護主義在司法層面體現為以地方利益掩蓋的司法權與各種其它社會資源作非法交易，它是急劇膨脹的地方利益或者地方上某些個人的利益作用於司法領域的結果，是在地方權威操控下的公開的集體行為，其在本質上屬於制度性問題，很多司法問題表象的背後也是地方保護主義在起作用。對於地方保護主義的具體表現形式本文不予贅述。地方保護主義的危害更是有目共睹，它阻撓了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經濟一體化進程，進而阻撓了政治一體化的進程。它片面地促成了人們的地方歸屬感，卻瓦解著人們對法律(社會共同規則)的信念，瓦解著現代社會凝聚力的基本資源。所以地方保護主義被人們視為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最為致命的危害之一。

對於地方保護主義損害司法獨立、侵蝕司法能力之根源所在，當前的主要觀點無外乎認為我國的地方司法機關在人、財、物等資源供給上完全依賴於同級行政機關，而司法區域又與行政區域重疊，這種「塊」的分割使得司法機關不得不聽命於法律之外的地方權威。這一結論是正確並符合現實情況的。但我們還需進一步認識到地方社會環境對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生成的重要作用。國外學者曾指出：「人們很容易忽視中國社會具有的那種地道的分散性質……這些在如此長的時間里起到過如此之有效作用的社會分散因素，現在被證明是實現民族目標的一種障礙。」這里的「社會分散因素」是指經濟上中國社會長期滯留在適宜於地方交換的居住模式之中，滿足於地方的自給自足狀態；社會行為上則是家庭、宗族的價值取向以及隨之而來的地方歸屬感。這些因素均構成了司法結構所處環境的一部分，司法機關不可能獨處於這種社會環境之外。

二、抑制地方主義擴散化的體制力量主要來自司法

地方利益膨脹和地方社會分散化的傾向並非中國獨有，它實質上是人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的區域性體現，而遏制地方社會過度分散化是現代國家一體化發展的要求，其關鍵在於通過制度性的制約來遏制這種分散化的傾向，這種制度性制約主要力量之一來自於司法體系。譬如，美國聯邦立法和行政機構與各州立法和行政機構互不相干，各州不存在聯邦立法或行政機關的「派駐」機構。但聯邦法院的觸角卻深入50個州的94個聯邦司法區，負責受理雖發生在當地但根據憲法應屬聯邦法院管轄的糾紛。而且，即便各州最高法院審理的案件，仍可通過上訴或調卷令的形式要求聯邦最高法院再審理。這樣的制度安排在美國建國伊始就已存在，因為美國的建國者認為，只有這樣一種安排才能抑制地方主義，保證聯邦法律的實現進而保障國家的有效整合。漢密爾頓在回答「為什麼非設立多等級的聯邦法院，而利用州法院完成同樣任務有何不可」的詰問時說：「縱有高瞻遠矚之人也難預料地方主義情緒能否發展到使地方法院失去審理國家案件資格的程度。」可見，縱然是聯邦制的美國，也沒有忘記通過一個統一的司法體系來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實現社會的有效控制與整合。

在現代社會中，抑制地方主義擴散化的體制力量應當主要來自司法體系。在一個主要通過市場機制來催化社會潛能的迸發，並通過賦予地方較大自主權來激發地方發展之主觀能動性的國家，地方立法和行政必然具有關注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傾向，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司法的根本職能在於維護國家的法制統一，使市場和社會在統一的規則下運行，因而司法更多地代表國家的司法，而不是地方的司法。所以只有司法才可能擔負起抑制地方主義擴散化的責任，這一「應然」的原理同樣適用於中國，雖然現今中國的「實然」狀況是不少地方司法功能反而被地方主義侵蝕。這也反映出，地方主義和國家的司法功能是相生相剋，此消彼長的。

因此，要破除地方保護主義，只有強化司法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在各地方的有效發揮，這需要通過制度化的安排來實現。現在學者們提出的破除地方保護主義的司法制度設計大致有以下幾類「處方」：(1)仿照聯邦制國家設置中央和地方兩套法院系統；(2)地方法院均由全國人大產生，設置大司法區，與行政區域錯開；(3)地方法院兩級產生機制，即省以下地方法院由省級人大產生，省級法院由全國人大產生；(4)下級法院由上一級人大產生；(5)地方法院經費由中央或省級財政單獨直接撥付，審判員均由全國人大或省級人大任命，等等。這些方案體現了一個共同原則，就是地方法院的產生及其人、財、物供給應與地方同級的其他權力系統脫鉤，應該說這一基本思路是對的，但筆者認為這些方案的現實可行性都或多或少有些問題。

三、探索建立黨對司法的「錯層」領導機制來強化司法功能是遏制地方保護主義的有效措施之一

筆者認為，當前將司法從地方保護主義中「解救」出來，進而通過強化司法功能來抑制地方保護主義的途徑，首先還是應當從現有憲法體制內去尋求。黨的領導是各個國家機關權威資源的直接來源，對於如何通過強化司法功能來遏制地方保護主義的路徑選擇，完全可以從改革和完善黨對司法機關的領導機制層面去探索。

當前，地方各級法院由同級人大產生，並對同級人大負責，這是地方法院和地方人大之間關系的憲法界定，而在法院接受黨的領導的層面，則是地方各級法院接受同級地方黨委的領導。我國這種地方司法與地方其他權力之間關系格局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但對於一個向法治化發展的國家而言這種格局未必合理。如果我們仍然在現行憲法關於地方法院與同級人大之間關系的規定框架內探索司法擺脫地方保護主義的途徑，那麼我們不妨先從改革地方法院和地方黨委之間的關系處入手。筆者認為，我國可以嘗試地方法院與地方黨委的「錯層」領導機制，也就是黨對地方司法機關的領導機制與黨對地方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的領導機制相區別。如果說黨對地方人大、政府的領導主要是通過同級黨委對同級人大、政府的橫向領導關系來建立，那麼黨對地方司法的領導則應體現為「斜向」的逐級「錯層」領導。可行的改革方案為：在省以下各級地方法院歸上一級的地方黨委領導，或者歸上一級地方黨委授權的上一級法院黨組領導；而省級法院當前仍宜歸屬於省級黨委領導。其實，前蘇聯晚期曾嘗試類似的這種地方黨委與地方法院之間關系的改革，可當時的蘇聯已「病入膏肓」，決非一項司法改革舉措能挽救。但這並不能否定這一改革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這種「錯層」領導機制首先應當體現為上級黨委擁有對下一級人大任命同級法院院長、副院長人選的提名權，或者將這一提名權交由上級黨委的同級法院向下一級人大行使。地方法院的領導層還應當定期異地交流，避免在某一地區在位過長而可能產生被當地「同化」的情況。還應當看到，在當前法院內部管理行政化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還是上級人大任命往往徒具形式意義，而一個法院的領導層對於其所在法院整體司法能力的提升和司法公正的實現程度而言仍然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黨對法院的領導主要通過法院領導層的工作來實現，地方保護主義干涉法院獨立審判也主要是通過對法院領導的牽制來逐級影響到具體案件的操作。所以在當前，法院領導層的產生機制遠比審判員由誰任命來得更重要，更具現實意義。

對地方法院經費來源的改革可以與黨對地方法院領導機制的改革相協調一致，即地方法院訴訟費直接交上一級地方財政，上一級地方財政設司法財政專庫，直接撥付下一級地方法院經費，省級法院的經費當前仍由省級財政專項撥付。對於中西部地區法院的經費，中央財政再給予專項補貼，各省級財政也可對本省范圍內相對困難地區的法院給予專項補貼，這種專項補貼也必須經由「直達通道」，避免被中途截留。

研究將黨對地方司法機關的領導與黨對地方權力機關、行政機關的領導予以「錯層」化，對於當前如何加強和改進的黨的領導工作這項重大政治課題的探索具有極其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它不僅應當成為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應當成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它是在現行憲法框架內，基於我國的現實國情，在黨的領導下通過機制的合理安排與運用，來助推司法的社會控制與社會整合功能的有效發揮，並以此來遏制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地方主義膨脹擴散化的傾向，進而有效地維護國家的一體和法制的統一，強化國家的凝聚力，促進社會的和諧，最終使黨在全國范圍內的領導地位得以鞏固，領導體製得以完善，從而保證國家在現代化、法治化的發展道路上健康行進。當然，由上級黨委(或上級法院黨組)向下級人大提名下級法院院長的人選，以及下級法院經費從上級財政獲得，這只是黨對司法的「錯層」化領導的部分體現，這種「錯層」化領導機制還應當有更豐富的內涵，有待理論工作者的深入研究和實務工作者的實踐探索。

『柒』 請結合刑事訴訟法的理論談談對公正司法，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堅持公平公正公開，杜絕暗箱操作，遏制腐敗

請結合刑事訴訟法的理論談談對公正司法，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堅持公平公正公開，杜絕暗箱操作，遏制腐敗？一定要完善好監督機制才行

『捌』 試論公正司法是司法活動追求的終極價值目標

理論上是，但實際上我國現狀為權大於法。
由李剛兒子案，跨省抓捕上訪者回鬧劇等可答以看出。權利機關本身沒有將公正司法做為終極價值目標。我國民眾對司法公正的渴求和現狀形成鮮明對比。不斷的立法和修正成效並不明顯，真正的問題所在不是司法本身，而是做為權利階層的執法者。
所以，你的提問沒有意義。

『玖』 公正司法有什麼意義

公正司法，是現代社會政治民主、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現代回國家經濟發展和社答會穩定的重要保證。
呼喚司法公正，評價司法公正與否，是任何文明社會公民的正當權利，堅持公正司法是對法權的一種制約，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要求。
然而近年來，為司法的程序外監督不斷升級。程序外的監督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些司法不公現象。但是，由於程序外的監督大多是從普通的生活邏輯出發，主要關注的是實體結果的合乎正當，而司法的過程卻是嚴謹的和理性的，更注重的是審判過程的合乎正當性，這就使得司法人員與其他社會主體在法律思維方式上產生了差別，並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監督司法與司法獨立的沖突和對立，損害了司法權威。
因此，追求和維護司法公正，在任何國家，不可能也不應當僅僅是司法機關、法院和法官們自己的事情，維護司法公正應當成為全社會公民共同的任務。它不僅需要法院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社會的理解和支持；不僅需要培養並不斷提高全社會的法治意識，更需要維護司法公正的現代司法理念。

『拾』 談談你對中國司法制度的發展與改革的認識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為您解答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 、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 司法權地方化 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准。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 （二）司法權行政化 由於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繫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准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於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於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 3. 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 （五）「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製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幹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麼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麼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僱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一種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關於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 （一）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於：（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後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三）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並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後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四）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五） 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 懲治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措施是靠推進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我國的新聞輿論素來以正面報道為主，司法、行政、權力機關之間未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司法權的專橫和濫用，司法腐敗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我認為加強和完善我國的司法監督機制，充分發揮司法監督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努力 1.加強人大司法監督力度 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也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國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其監督。雖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履行了監督職責，但力度遠遠不夠，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監督機構不健全，對監督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監督隊伍的素質不夠理想。因此，要盡快進行監督立法，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確立監督責任。由於目前地方保護主義及裁判不公問題較為嚴重，因此要求加強人大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的呼聲較為強烈。我認為，強化人大的監督確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監督應是整體、抽象、一般的監督，即透過一個時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現象，發現問題，進行調查，以利決策；而不應是對個案的直接監督。在具體操作上，人大不應該過多地針對某個具體案件要求聽匯報、調案卷，甚至提出處理意見。即使是對個案的監督，也主要應是事後的監督。如果人大的監督特別是個案監督影響了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法院作為社會糾紛最終裁決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對具體案件的正當審理，違反了司法獨立的原則，從而使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實際上被干擾或剝奪；無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發現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確有違法行為，可以建議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但並不能對案件進行任何的指示。加強和完善人大監督，有利於從宏觀政治角度保證司法工作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願，促進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 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管理體制的正義價值，必須建立並實行嚴格錯案追究制度。權力的約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敗的重要手段，隨著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職權的擴大，必須大力強化對審判主體的制約和監督，保障實體正確。對獨任審判員錯誤裁判，應由獨任審判員承擔責任。對合議庭成員評議案件時，故意歪曲事實，曲解法律，致使合議結果錯誤，造成錯判的，由導致錯誤結果產生的成員承擔責任。對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違背事實，曲解法律，導致錯案發生的，由有過錯的審委會委員或主持人承擔責任。對院長、庭長工作不負責任，好人主義，知錯不糾，導致錯判的，要由院長、庭長與有過錯的法官分別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客觀分析產生錯案的原因，准確界定錯案范圍，嚴格執行錯案追究程序。區分錯案性質、過錯程度，把錯案責任追究到人，保障實體正義價值的實現。對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要根據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 3.強化檢察監督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是一種來自法院外部的監督，它體現了檢察權與審判權的互相制衡，這種制衡，不僅要體現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上，同樣也應在民事、經濟案件中得到落實。監督僅僅出自內部是肯定不夠的，如果缺乏來自外部的、直接針對個案的監督，並不足以保障當事人所應該享有的權益。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監督應當觸及司法活動的各個領域，對少數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的吃、拿、要、卡、貪、占等行為應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改革檢察監督系統，健全檢察監督制度，改變目前檢察監督軟弱無力的局面。 4.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後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範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司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司法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幹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