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觀念

A. 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樹立什麼司法理念

人民法院在審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應當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

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六十六條 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訴訟權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幫助，並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承辦。

第二百六十七條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第二百六十八條
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

B. 中國古代司法的特徵

一、古代司法的特點
（一）君主享有最高司法權
皇帝是古代最高的權力享有者，其身份的合法性不言自明。在人人認可其至高無上地位的情況下，皇帝自然是普天之下的最高主宰，他集立法、司法、行政權於一身，他是最高的思想權威、政治權威。最終的司法裁判權是其身份地位的重要體現，一方面，利於實現君主對國家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利於實現司法的相對統一。
（二）司法與行政的界限模糊
司法活動需要專門的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去參與，這也是司法職業化、專門化的需要。中國古代很早就產生了司法機關與並有相關的司法人員，如秦朝的「廷尉」。可以說，專門機關和專職人員應該是司法功能完善的重要體現，但從中國古代的實際情況來看卻不是這樣的，司法與行政的界限並不十分明顯，尤其是在地方上。
（三）重實體、輕程序與輕證據、重口供
有人認為中國古代的司法模式就是韋伯所總結的「卡迪司法」，即所謂的實質非理性。不可否認古代司法有一定的程序，但相較而言，對實體的追求，遠遠超過了對程序的追求，所謂程序不過是實現實體的公正的手段而已。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基本否了程序自身所體現的價值，「純粹程序正義」的觀念更是無法想像。這種司法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中國文化的精神，即務實主義精神。
（四）刑事與民事的有限分離
先秦時代，司法中有「獄」、「訟」，「獄」主要關乎刑事審判，而「訟」主要關乎民事審判，體現了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初步分離。但是，從司法制度的整體來講，民事與刑事的分離並不十分明顯。比如，審判的具體機構是同一的，審判人員也是同一的，審判方式、甚至處罰方式也有的部分一致性。今天，我們有公、私法的觀念，其適用法律的條件，司法審判的方式，證據規則的適用，責任承擔的方式等等都有很大的區別，而古代社會的這種區分是不明顯的。比如，在古代，欠債不還是可能挨板子的，這樣的懲罰顯然是刑事的。
（五）司法官依法斷罪及其責任
中國古代重視結果公正的思想，也部分放寬了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為了實質的公正，可以能動司法，以協調好天理、國法與人情的關系。但是，就絕大多數的案件來講，是不需要過多的自由裁量的，法律基本上有明確的規定，此種情形之下，依法斷罪就成為司法官的基本職責。為了實現司法權的統一和皇權的至上性，必然要限制司法官吏的許可權，普通的司法官吏只能援法斷罪。枉法徇私、枉法循情的種種違法行為必然是法律所不容的，「無疵之過」、「出入人罪」就是最好法官責任的最好制度體現。
（六）儒家思想深刻影響司法觀
司法觀念只是社會整體法律觀的部分體現。中國正統法律思想深受儒家倫理觀影響，處處體現著倫理觀念的影子。儒家思想發端於孔子，以「仁」為核心，以倫理等級觀念為基礎，形成自己的獨特思想系統，這些思想武裝了人們的頭腦，更影響者人們的生活實踐，司法理念與實踐也概莫能外。

C. 如何貫徹落實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

1、理念先行：完善人權保障 堅持嚴格司法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僅僅是制度設計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理念的創新，只有理念創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實現，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制度創新、理念先行」。誠如《意見》所指出的那樣，改革過程中要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等關系，摒棄傳統的「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等落後的司法觀念，從而確保改革穩步推進。
《意見》還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是堅持嚴格司法的必然要求。所謂嚴格司法就是要嚴格貫徹、落實憲法和法律的規定。1996年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了「疑罪從無」原則，現行刑訴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對疑罪從無原則再次作出了確認。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曾指出，要想推進嚴格司法，「必須確立庭審在刑事訴訟中的『中心地位』，由過去的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轉變，切實發揮法庭審判應有的終局裁斷功能及其對審前程序的制約引導功能」。易言之，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路徑。而實際上，嚴格司法與以審判為中心是互相影響的關系，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保障，與此同時，只有嚴格貫徹刑訴法中關於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規定，避免「重配合、輕制約」的錯誤認知，才有可能實現以審判為中心。
2、夯實基礎：打好庭前基礎 抓好庭審關鍵
法庭審判是整個審判程序的中心。因為定罪權是刑事審判權的核心，相對於庭前准備等程序而言，法庭審判是決定被告人罪之有無、罪之輕重的關鍵環節，但這絕不意味著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審實質化的實現離不開庭前工作的夯實，要想將庭審資源集中於核心爭議問題的解決，避免將庭審時間浪費在細枝末節的問題之上，就需要充分發揮庭前會議的重要作用。
《意見》指出，要規范庭前准備程序，確保法庭集中審理。因為法庭集中審理意義非凡，自由心證和直接言詞原則的實現就離不開法庭集中審理的保障。只有證據調查和辯論一舉完成，才能保證法院是以庭審審理結果所獲得的新鮮心證作為裁判的基礎。相反，如果審判程序拖延過久或頻繁中斷，法官難以就直接審理過程中對證據調查產生的印象形成心證，轉而依賴書面筆錄。簡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備，才有可能實現法庭的集中審理。《意見》指出了庭前會議可以處理排除非法證據，簡化庭審舉證、質證,處理管轄、迴避、程序爭議等一系列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預處理，可以規避庭審程序被頻頻打斷的現象，提高庭審效率與質量。2012年刑訴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初步構建了庭前會議的基本程序，但由於規定過於原則，沒有就庭前會議的效力等問題進行細致的規定，導致實踐中出現庭前會議適用率低、庭前會議與庭審相割裂、庭前會議效力不明的現象。針對於此，《意見》強調在法庭調查開始前法庭應當宣布庭前會議報告的主要內容，實現庭前會議與庭審的銜接。因為如果庭前會議不能與庭審程序相銜接，並對此後的訴訟程序產生法律約束力，那庭前會議就不僅不能為庭審節省資源，還會徒增時間、精力上的耗費。《意見》還明確了庭前會議對控辯雙方的效力，如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決定撤回有關證據；撤回的證據，沒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審中出示」，有助於嚴肅、規范庭前會議的開展。、
3、證據裁判：貫徹法治原則 防止冤假錯案
《意見》為證據裁判原則提出了五點具體要求。第一，要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審查證據能力。庭審中審查認定證據應審查證據的兩個方面，一是審查證據能力，確認其是否具有證據資格，能否進入訴訟的大門。二是要審查證明效力，即審查證據是否具有充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明力。但我國在證據審查中卻一直存在忽視審查證明能力的問題，這就造成一種非常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律明令禁止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手段，另一方面，通過這種手段獲取的證據卻大行其道，成為法庭定罪量刑的依據，等於變相縱容了非法取證行為。《意見》重申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通過否定非法證據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第二，完善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意見》中關於偵查終結前訊問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規定將核查制度與庭審階段證據合法性調查制度有機結合，有助於配合檢察機關依法落實核查制度，充分發揮核查制度在減少和解決證據合法性爭議方面的積極功能。第三，細化有關證據採納規則，如瑕疵證據的排除規則，為偵查取證、法庭審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確證明標準的具體要求。《意見》重申疑罪從無原則，同時對量刑證據存疑的情況作出規定，回應了實踐中的困惑。第五，強調了當庭舉證、質證、認證的重要意義，如「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鑒定人在輔助審查證據、查明案件事實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鑒定人出庭作證有利於貫徹直接言詞原則和證據裁判規則，凸顯審判在證據審查、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終局性作用，克服庭審虛化、走向庭審實質化。
4、簡繁分流：程序寬嚴相濟 優化資源配置
目前我國刑事訴訟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簡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強調訴訟以審判為中心、審判以庭審為中心，並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須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誠如波斯納法官所說：「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不得不考慮成本」，司法資源具有稀缺性，必須思考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資源。根據《中國法律年鑒》統計顯示，2006年至2015年，全國各地法院一審刑事案件收案數、積案數都大幅增長。在此背景下，要想更好地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改革，更要集中資源解決疑難案件，簡繁分流，輕其所輕，重其所重。《意見》對司法實踐有兩點非常切合當下的啟發：第一，繼續推進速裁程序改革。各試點地區司法實踐數據證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極大地加快訴訟進程，提高訴訟效率。第二，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無論是速裁程序、簡易程序還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認罪認罰具有自願性，又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就有可能獲得程序上的從簡和實體上的從寬。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被告人自願認罪認罰為前提，簡化審判的程序與步驟，有助於減輕訟累、提高訴訟效率，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決積案難題、緩解司法機關壓力，節省更多的司法資源來處理疑難案件。

D. 在刑事司法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否允許法外開恩法外開恩是否違背我國刑法所給定的基本原則

在刑法理論上，不允許法外開恩；法外開恩，違背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但在大量的司法實踐中，由於來自方方面面的干擾，法外開恩的現象在所難免。

E. 刑事訴訟法的基本理念有哪些

刑事訴訟的特徵主要有以下幾點：
1.刑事訴訟是行使國家刑罰權的活動。刑事訴訟的中心內容是解決被追訴者(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問題。因此，刑事訴訟法與刑法關系密切，學習刑事訴訟法必須對刑法有所了解。
2.刑事訴訟由國家專門機關負責進行。刑事訴訟活動主要由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負責進行。其中，享有偵查權的機關包括：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檢察機關、軍隊的保衛部門、監獄和走私犯罪偵查局。在考試中，一般以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偵查許可權為考察重點。人民檢察院是唯一享有檢察權的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檢察權貫穿始終，如對公安機關不立案的監督;自偵案件的偵查;批准逮捕;審查起訴;出庭支持公訴;抗訴;執行監督;等等。人民法院是唯一享有審判權的機關。根據第12條規定，審判階段是確定公民有罪的必經階段。因此，審判程序一直是律考的重點。
3.刑事訴訟必須有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在刑事訴訟中，訴訟主體除包括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外，還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自訴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被告和證人、鑒定人、書記員、翻譯人員等訴訟參與人。各訴訟參與人(尤其是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訴訟地位及其權利義務關系是刑事訴訟學習的重點。
4.刑事訴訟必須依照法定程序進行。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這是刑事訴訟的一個重要特徵。與其它社會活動不同，刑事訴訟活動是刑事訴訟法的產物。只有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活動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刑事訴訟案件的流轉程序一直是律考關心的重點。

F. 解讀：最高法觀點：如何理解與適用"疑罪從無"原則

您好，《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審判定罪，都應遵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准。盡管法律規定的證明標準是統一的，但實際執行中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一些辦案人員沒有依法全面收集和移送證據材料，導致進入庭審的案件沒有達到法定證明標准，其中有的案件還是性質、後果嚴重，可能判處重刑甚至死刑的重大案件。對此類案件，法院強行下判，不僅不符合法律規定，還可能造成冤假錯案；依法放人，又難以承受來自社會各方的巨大壓力。這是長期以來疑罪從無原則難以落實，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的深層次原因。為切實防範冤假錯案，辦案人員應當樹立辦案必須經得起法律檢驗和庭審檢驗的理念，按照法庭裁判的標准，依法全面收集和移送證據材料，有效防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或者違反法定程序的案件「帶病」進入審判程序，造成起點錯、跟著錯、錯到底。
一是要牢固樹立現代刑事司法理念。《刑事訴訟法》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法院應當嚴格執行法律規定，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對案件事實和法律的判斷權和裁決權。在審判過程中，要堅持司法中立原則，居中裁判、不偏不倚，不能帶有追訴傾向，更不能無原則地遷就和配合。通過統一司法審判標准，努力促使檢察機關嚴格履行法律規定的證明責任，推動完善檢察機關對偵查取證的監督指導制度，從而提高審前程序辦案質量。要高度重視被告人一方提出的辯解辯護意見，決不能置之不理或者簡單駁回，應當按照規范的程序及時審查並依法作出處理，做到兼聽則明，防止偏聽偏信，保障程序公正。
二是要嚴格執行法定證明標准。堅持疑罪從無原則，嚴格執行法定證明標准，是防範冤假錯案的唯一選擇。疑罪從無不等於放縱犯罪，但否定疑罪從無就必然走上有罪推定的老路，與法治精神不符，也極易導致冤假錯案發生。法官肩負最終的裁判職責，要深刻認識到裁判主體在事實認定中的崇高使命和重大責任。伴隨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審判責任制不斷完善，在審判過程中是否嚴格執行法定證明標准，是衡量法官辦案水平、確定審判責任的重要標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是唯一的證明標准，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以任何理由降低這一標准，要切實避免「理論上的高標准，實踐中的低標准甚至無標准」。在定罪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不能違背事實和法律作出所謂「留有餘地」的判決。要積極探索陪審制度改革，完善被告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從而減輕法官在認定事實上面臨的巨大壓力。
三是要規范庭審環節撤回起訴的裁判程序。訴訟以審判為中心，強調的是司法審判的終局性和權威性。司法實踐中，進入審判程序的公訴案件，法庭經過審判後認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檢察機關通常會要求撤回起訴。有的案件，法院准許撤回起訴後，檢察機關簡單補充證據，又再次提起公訴，這種程序迴流現象嚴重影響法庭裁判的權威性，也是造成超期羈押的重要原因，而且有違相關國際公約的規定。為嚴格落實疑罪從無原則，促使偵查、起訴遵循法定證明標准，有必要研究解決撤回起訴不規范的問題，明確撤回起訴的適用范圍、時間、效力和救濟。現階段可以考慮對已經開庭審理的案件，原則上不準許撤回起訴；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應當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G. 現代社會的刑事司法理念是什麼

現代刑事司法理念是人類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被中外長期司法實踐證明了的司法活動必須遵循的一系列理性觀念。它的內涵十分豐富，獨立、平等、中立、透明、公正、高效、文明等都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本文側重於僅就公正與效率、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實體法與程序法並重，文明司法以及刑罰輕刑化等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的科學內涵進行闡述，並就如何進一步樹立和貫徹這些理念進行理性思考。
一、公正與效率的理念———「現代刑事司法的永恆主題」
「公正與效率」意味著司法不僅要追求公正，而且要追求有效率的公正；訴訟不僅要講求公正，而且要講究效率。它反映了司法的本質及特徵，是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內容。只有正確把握二者的關系，才能更好地實踐這一永恆主題。
1.公正與效率理念是一個法制化的命題。「公正」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其古老在於它是哲學、政治學和法學的一個永恆命題；其常新在於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圈對其有不同的理解。其概念既有歷史內涵又有現實意義，可謂見仁見智。正如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所言：「正義具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之形狀，並具極不相同的面貌。」①而司法公正主要指司法機關適用法律、解決紛爭的公正。它是「司法權運作過程中各種因素達到的理想狀態，它包括與司法權運作有關的各種因素，從主體到客體，從內容到形式，從實體到程序，從靜態到動態，均達到合理而有序的狀態。」②
「效率」的概念也如此，被經濟學、社會學和法學等廣泛應用而又賦予不同的內涵。它既有時間和速度的內涵，又有成本和效果的內涵。而司法效率是指通過充分、合理運用司法資源，降低司法成本，以最小的司法成本獲得最大的成果。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觀念的更新，司法領域已逐漸認識到法院講的公正與社會上及傳統觀念中的公正內涵是不同的。法院講的公正就是「司法的公正」，這個公正是由法律來規范和調整的，是以法律真實為標準的，是以證據裁判為原則的，是以法律事實為依據的。而一般道德觀念意義上的公正則不同，如通常說的「殺人償命」就是一般道德觀念上的公正。但是就司法公正而言，當殺人這一事實進入訴訟程序以後，還要看案件事實，看犯罪情節，純看定案的證據等等，總之要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因此，不能認為，法院對殺人者不判處死刑就是司法不公；相反，法院對有法定從輕情節或證據有問題的殺人者不判處死刑則恰恰體現了司法公正。可見，我們講的司法公正與德觀觀念中的公正有時也會存在很大的反差。因此，從事刑事審判的法官要樹立現代刑事司法理念，首先必須把什麼是司法公正這一問題搞清楚，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司法公正。
2.公正與效率理念是一個科學化的命題。公正與效率理念的科學性在於它反映了法院工作的特殊性和規律性，即法院必須奉行被動性，遵循「不告不理」原則，法院不能主動要求當事人來打官司，更不能「無案找案」甚至「無案造案」；同時，司法審判還奉行中立性原則，法院和法官相對訴訟雙方，應該不偏不倚。
3.正確把握公正與效率的辯證關系。公正是法律的首要價值。刑事審判必須做到准確及時地查明案件事實，正確應用法律，嚴格執行罪行法定、罪行相適應及無罪推定等原則，做到定罪准確，量刑適當，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也就是首先應當確保公正。效率理念則要求以最小的司法投入獲得最大的司法效果，以最短的訴訟時間實現訴訟目的。公正與效率是辯證統一的。沒有公正，效率沒有任何意義；沒有效率，公正的價值也會大打折扣，因為「遲來的正義非正義」、「正義被耽擱等於正義被剝奪」。由於刑事審判涉及可能剝奪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財產權利甚至生命，因此在刑事審判中，公正是第一位的，效率是第二位的。公正是訴訟的靈魂和生命。古人雲：「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相對於公正而言，效率只是「魚」而不是「熊掌」，故決不能用通過犧牲公正的方法來提高效率。所以效率應當絕對服從並服務於公正。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效率，案件的質量就很有可能得不到保證，最終還要花費一定的時間和司法資源進行糾錯，這不僅有損公正，而且效率價值本身也得不到實現。所以，「只有公正的司法才是最有效率。而不公的裁判甚至枉法的裁判不僅不能及時解決沖突和糾紛，而且會誘發社會的情緒和行為，導致社會的無序和混亂狀態的加劇。因此它是最沒有效率的」。③
同時，在保證公正的前提下，必須強化效率意識，盡可能地提高審判效率。在新世紀之初，最高人民法院著重提出司法效率問題是具有時代特徵的，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之所以說它具有時代特徵是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信息時代，講究高效率，人們追求的是高效率的司法；之所以說它符合世界潮流，是因為世界各國司法改革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提高司法效率。因為面臨大量的訴訟案件，提高效率是社會的需求。所以，不講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
公正與效率是不可分割的。沒有公正，效率就失去意義；沒有效率，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公正。二者必須協調發展，單純追求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都是對整個司法價值的損害。
二、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有罪則判，無罪放人」
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同是刑事訴訟的基本目的，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中，不僅要依法懲治犯罪，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維護社會正常秩序，而且要依法保障人權，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全國人大已經批准我國加入《國際人權最低保障公約》，「尊重和保障人權」也已載入憲法。隨著依法治國進程的加快，我們必須強化人權保障意識。我們樹立這一理念，就是一要堅持「有罪則判，無罪放人」的原則；二要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三要做到嚴格執行審限，防止「兩超」案件發生。
1.樹立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必須堅持「有罪則判，無罪放人」原則。「有罪則判，無罪放人」是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即法院對於刑事案件經過審理後，若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依照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依法作出有罪判決；依照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依法作出無罪判決；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以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2.樹立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必須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特別是應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申請迴避、辯護、舉證、最後陳述、上訴等各項訴訟權利，在整個審判活動中真正體現依法保障人權。為充分體現依法保障人權，兩高兩部制定了《關於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其實質就是通過法律援助的形式進一步落實辯護制度，強化人權保障意識，促進司法公正。
3.樹立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必須嚴格執行審理期限，嚴防「兩超」案件發生。人民法院依法懲罰犯罪，必須在法定時限內審結案件，才能確保刑罰產生預期的打擊和威懾作用；同時，對於在法定時限內，沒有足夠的證據指控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的，必須依法終止訴訟程序，宣告被告人無罪。這是法律保障被告人人權的具體措施，也是人民法院嚴格依法辦案的必然要求。嚴禁隨意延長羈押期限或者變相超期羈押被告人。
貫徹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必須切實解決超審限和超期羈押問題。造成「兩超」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上不重視的原因，有審限意識淡薄的原因，有防範機制不全的原因，但筆者認為立法上的不足也是造成「兩超」現象的重要原因：一是我國刑訴法規定的審限非常短，一般案件的審限僅一個半月。若扣除雙休日，一般案件的實際工作日僅有23天；二是審判期限與羈押期限相聯系，因此在審限內不能審結案件也就自然對被告人造成了超期羈押；三是無論案件的繁簡，都實行一樣的審限，很不科學。上述因素造成的後果就是表面上看起來法院老是違法，總是出現超審限和超期羈押問題。但深究原因，與立法不完善息息相關。為此，筆者建議在修改刑訴法時應從立法層面對此加以解決：一是延長審理期限。縱觀世界各國，英美法系的國家沒有審判期限，辦理一個案件法官需要多長時間就可以用多長時間；大陸法系國家雖有審判期限，但它比我國的審限要長得多。因此，我國的刑事審判期限應該有所延長。二是建立除依法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外，以保釋為主、羈押為輔的強制措施制度。三是將審理期限與羈押期限相分離，並根據繁簡分流的原則改革、完善審限制度。四是建立刑事預審程序，嚴格案件交付審判的條件。當然，在刑訴法沒有修改之前，解決的辦法就是進行繁簡分流，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進一步深化普通程序簡化審，進而達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三、實體法與程序法並重的理念———「過程和結果同樣重要」
人民法院審判刑事案件，不僅要嚴格依照刑法的規定，而且要嚴格執行刑訴法的規定，這是公正司法的起碼要求。司法公正不僅包括實體公正，而且包括程序公正。西方有句古老的格言，即「正義不僅應當得到實現，而且應當以人們能夠看得見的方式得到實現」。刑事實體公正表現為有罪必罰，無罪不罰，罪刑相適，罰當其罪。而程序公正則表現為訴訟程序本身的正當性、合法性。我國傳統刑事訴訟觀念將程序僅僅視為實現實體公正的手段和工具，其自身的價值長期受到漠視。實際上，程序公正是現代法治首要的和最基本的理念，程序不僅僅是實現實體公正的手段和保障，而且還具有自身獨有的價值內涵，它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正義。馬克思曾對實體法和程序法的關系作過精闢論述，指出：「審判程序和法二者的關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聯系，動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聯系一樣。審判程序和法律就該具有同樣的精神，因為審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內部生命的表現。」④這一論述非常清楚地說明，刑訴法和刑法之間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也說明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是方法和任務的統一。
從一定意義上講，刑事程序法律的精神就在於在懲罰犯罪的過程中突出注重人權保障。從目前的現狀看，由於我國還沒有建立完整的刑事訴訟證據規則，因此，「二五改革綱要」提出要制定刑事證據規則，依法排除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獲得的言辭證據，強化證人、鑒定人出庭，進一步落實保障人權和無罪推定原則。因此，我們要加強對建立和完善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探索和研究。
四、獨立審判和居中裁判的理念———「不唯書不唯上只唯法」
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是憲法規定的一項重要司法原則，既是司法公正的必要保障，又是人民法院的法律職責。人民法院審理刑事案件，必須站在中立的立場，強化中立裁判意識，既重視控方的意見，又重視辯方的意見，保持不偏不倚，平等地對待控辯雙方，居中裁判，才能充分體現公平和正義。為保證獨立審判和居中裁判，對具體案件不能搞公、檢、法「聯合辦案」，因為這不符合司法審判的中立性原則，也不利於公正司法；法院也不能搞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提前介入。
五、文明司法的理念———「形象公正同樣重要」
刑事司法文明是法治文明的組成部分，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刑事審判法官應當牢固樹立文明司法的理念，無論是開庭審判、調查取證還是宣判、執行都要注意文明司法，在做到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同時，要做到形象公正。由於刑事被告人具有特殊的訴訟角色和社會身份，法官在語言、表情上表現出來的先入為主的情緒，都有可能給人以不公正的感覺，影響裁判的權威性和公信度。因此要把形象公正作為轉變審判作風、展示文明形象的重要內容，採取切實措施抓出實效。
要做到形象公正，要做到文明司法，首先在程序上必須公正，做到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審判案件，做到依法保障人權和居中裁判。其次，就是要堅決擯棄和杜絕司法活動中不文明的做法。過去，有的地方通過捆綁、遊街等形式，來營造「嚴打」聲勢，展示「嚴打」的威力，其做法已不適應歷史進步和法治文明的要求，應當堅決擯棄和杜絕。集中統一宣判、集中統一執行死刑等不文明做法，也要堅決廢止。
六、樹立正確的刑罰理念———「寬嚴相濟，罰當其罪」
如何正確適用刑罰不僅是個嚴肅執法的問題，也是一個刑罰如何發揮作用的問題。為此，必須樹立正確的刑罰指導思想和科學進步的刑罰觀，樹立正確的刑罰價值取向。
1、樹立正確的刑罰觀必須高度重視量刑問題。長期以來，重定罪輕量刑的現象比較普遍。有人認為刑事案件只要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准確、程序合法，在法定刑幅度內輕一點、重一點沒關系，特別是在「嚴打」中，認為重是方法問題，輕是立場問題，不論對象，一律從重判處，沒有做到罰當其罪，這是錯誤的。量刑是適用法律的重要方面，同樣關繫到案件的公正與否，量刑失當，該重而輕，該輕而重，或者同一類案件在不同地區量刑結果出現較大差異，甚至同一法院對同一類案件作出差異較大的判決，都會削弱和降低刑罰的適用效果及功能。只有嚴格貫徹罪刑相適應原則，准確量刑，才能充分發揮刑罰的效能，實現刑罰的目的。
2、樹立正確的刑罰理念就是要逐步走輕刑化的道路。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里亞曾指出的：「歷史上任何最新的酷刑都從未使決心侵犯社會的人回心轉意。」⑤一種正確的刑罰，它的強度只要足以阻止人們犯罪就夠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文明進步，刑罰的輕刑化是一種必然。產生犯罪的原因是復雜的，犯罪的增加決非判得不狠、不重。嚴刑峻法固然有其威懾犯罪的作用，但並不能從根本上防止和杜絕犯罪的發生。長期實行重刑主義，必然會使刑罰的負面作用逐步積累起來，形成危及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如果處罰不當，尤其是輕罪重判，很容易使罪犯及其家屬、親友對國家、社會產生不滿甚至仇視心理。這些人集聚得越多，對國家和社會的威脅也越大。所以我們必須從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政治高度，正確地運用刑罰這一手段。
首先應當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嚴格控制死刑的適用，並逐步減少死刑，是我國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也是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權，也正在於此。死刑問題，人命關天，必須慎之又慎。因為「迄今為止，人類設計的司法制度還不盡完善，而且永遠也不可能完美，無論標榜多麼公正的法官，都可能會因為錯誤的證據、虛假的事實而作出錯誤的死刑判決。」而死刑是剝奪被告人生命的刑罰，一旦用錯，將無法彌補和回轉，因為人死不能復生。毛澤東曾指出：「凡介於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⑥在刑事審判中，我們一定要堅決貫徹「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把每一起死刑案件都辦成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鐵案」。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案件，只能是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對於具有法定從輕、減輕情節的，應當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對於判處死刑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緩。不能為了所謂「平民憤」就把可殺可不殺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於論罪應當判處死刑，但還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案件，要注意宣傳法律和刑事政策精神，引導社會公眾觀念的轉變。
其次，要依法充分適用管制、緩刑、罰金、剝奪政治權利等非監禁刑罰。無論是主刑還是附加刑、監禁性還是非監禁刑，都是我國刑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同犯罪作斗爭的有效手段。對於那些罪行嚴重、社會危害性大的犯罪分子適用監禁刑甚至生命刑是必要的，而對於一些罪行較輕、社會危害性小且有悔改表現、不關押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依法適用非監禁刑，同樣有利於貫徹罪行相適應的原則及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消除罪犯的對立情緒，增強其接受教育改造的自覺性，達到教育改造的目的；也有利於減少犯罪分子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的機會，對社會的長治久安也有著長遠的重要意義。同時，還可以減輕監押負擔，降低刑罰成本，合理分配有限的刑罰資源。對此我們應及時更新觀念，對於那些罪行較輕，主觀惡性不是很深，或者確有悔罪表現，不關押也不致於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特別是罪行較輕的初犯、偶犯和未成年罪犯，應當嚴格依照法定條件，充分適用管制、緩刑、單處罰金等非監禁刑罰。

H. 刑事訴訟法的基本理念

法律分析：（一)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1、懲罰犯罪是對國家刑罰權的賦予，保障人權是對國家刑罰權的規制。2、當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發生沖突時，犯罪控制模式往往選擇懲罰犯罪，正當程序模式則往往選擇保護人權。3、現代人權保障理念的核心是維護人的價值和尊嚴。(二)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1、實體公正是結果的公正，程序公正是過程的公正。2、關於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關系的觀點：(1)實體優先論。(2)並重論。(3)程序優先論。3、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終極目的都在於公正解決糾紛。4、在追求實體正義的過程中應將程序正義放在優先地位。

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一百九十條 審判長宣布開庭，傳被告人到庭後，應當查明被告人的下列情況：

(一)姓名、出生日期、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職業、住址，或者被告單位的名稱、住所地、訴訟代表人的姓名、職務;

(二)是否受過法律處分及處分的種類、時間;

(三)是否被採取強制措施及強制措施的種類、時間; (四)收到起訴書副本的日期;有附帶民事訴訟的，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收到附帶民事起訴狀的日期。

I. 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理念，用英文怎麼翻譯

寬嚴相濟: Combining Leniency with Rigidity
刑事司法理念: Criminal Judicial Concept

The criminal judicial concept of Combining Leniency with Rigidity.
or
Combining Leniency with Rigidity in the Criminal Judicial Concept.

J. 我國在刑事偵查程序中如何防範冤假錯案的發生

從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錯案的情況看，無論是趙作海殺人案、張氏叔侄強奸案，還是佘祥林等案件，案件本身並不復雜，辦案人員對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存在重大疑點的問題都很清楚，並由此導致案件多次被退回補充偵查或發還重審。如果公檢法任何一個機關能夠堅守法律底線，堅持定案證據標准，可以說不需要業務多麼精通，就能夠作出正確判斷，避免悲劇的發生。但遺憾的是，就是這樣一些案件經過公檢法層層關口，經歷漫長時日，大多仍然是以「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的「留有餘地判決」而告終。這也是這些案件引發公眾強烈不滿的主要因素。

而且，這些冤案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即案件在偵查階段均存在刑訊逼供，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被告人的供述定案。公安機關在取得嫌疑人的口供之後，馬上作破案、結案處理。而許多該固定、收集的證據沒有固定、收集。案件在公安、檢察和審判各階段幾經反復，往往是若干年過去，明知案件證據不充分、不扎實，但再要收集證據已時過境遷、為時已晚。可以說重口供、輕客觀證據的觀念是公安機關偵查活動中最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而這些案件最終又因「亡者歸來」、「真凶出現」或「事實證據不足而被推翻」，形成冤假錯案。反觀之，如果能夠切實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毫無疑問，這些冤假錯案均不會發生。

因此，「疑罪從有」、「疑罪從輕」、「重口供、輕客觀證據」等錯誤刑事司法觀念，以及由此而來的刑訊逼供惡習，是絕大多數刑事冤假錯案發生的主要根源和成因。

錯誤理念形成的淵源

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刑法》、《刑事訴訟法》是較早出台的基本法律，歷經多次修改，相對於其他部門法而言，應該說都是比較成熟完善的法律制度，按理說刑事司法理念也應當比較先進。然而，現實情況並非如此。以核心的定罪量刑觀念看，傳統的、落後的價值觀，即「有罪推定」、「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留有餘地判決」，不僅還普遍存在，而且還相當頑固。這些錯誤理念形

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受以下因素影響：

1.傳統刑事司法文化因素。中國封建時代司法的基本特徵是刑、民不分，偵查、公訴與審判職能不分。刑事司法在歷史上長期缺乏職能分工、相互制約的傳統。而且我國傳統司法的模式，屬於典型的糾問式訴訟模式，刑訊逼供、有罪推定盛行，缺乏程序正義概念。這些傳統的刑事司法理念影響深遠，為偵查、公訴與審判相互制約帶來了不利因素。

2.新中國成立後的司法「專政」理論、「工具」理論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後很長時期，司法功能成為政治工具。重打擊、輕保護，「人權」、程序正義被當作資產階級法學概念和意識形態拋棄，辦案不講基本的訴訟程序。這些給人民群眾的法治意識、程序意識帶來長久負面影響。

3.連續開展的「嚴打活動」，對程序公正的沖擊。「嚴打」，尤其初期的「嚴打」，為了突出「從重從快」方針，在定罪標准上，提出「兩個基本」原則，對證據制度產生極大損害，更助長了「有罪推定」、「疑罪從有」的觀念。

以上諸多因素形成了我國特殊的刑事司法理念，不僅長期影響著司法人員，而且影響著廣大群眾，甚至各級領導幹部，並最終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觀念。

制度上的缺陷是冤假錯案產生的直接原因

1.立法上的不完善。

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經幾次修改，但至今並未明確規定實行「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原則。學者、實務人員只是從散見於《刑事訴訟法》總則和分則的若干條文中推論出這一原則。立法上的含糊其詞，是導致整個司法人員及社會認識錯誤，觀念錯位的重要因素。

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刑事被告人的沉默權。刑事訴訟法雖有不能強迫被告人自證其罪的規定，但又有被告人必須如實陳述、認罪從寬的規定。立法的不明確導致了公安偵查階段仍然重口供，刑訊逼供屢禁不止。

2.刑事訴訟結構上的缺陷。

隨著刑事司法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刑事訴訟抗辯式訴訟模式基本確立，「控、辯、審」三角訴訟結構初步形成，但是刑事訴訟制度中一些突出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這就是強勢偵查、優勢公訴、弱勢審判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同西方國家的「審判中心」構造相比，我國屬於典型的「偵查中心」架構。由偵查中心向司法審判中心轉變進程緩慢、阻力重重，法院依法獨立審判在現實中還存在諸多困難。

3.公檢法三機關地位、職能不平衡，制約機制難以有效運行。

雖然《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既要實行互相配合，也要互相制約，但現實是，公安機關有強大的政府作後盾，具有強勢地位，而檢察機關既是公訴機關又是法律監督機關，在刑事訴訟中一身二任，具有明顯優勢。而且由於公安與檢察機關作為國家追訴部門在打擊犯罪上具有共同的職責，兩機關由此形成十分密切的「利益共同體」，兩機關之間主要是配合、監督關系而非制約關系。

按照「控、辯、審」三角訴訟結構的基本要求，司法審判與偵查、公訴職能更主要的是一種制約而非配合關系，但現實中這種制約功能發揮如何呢？筆者在某區法院旁聽的一起刑事案件開庭情況就很能說明問題。

該區檢察院檢察員在法庭上底氣十足地講道：「作為國家公訴人對××涉嫌犯罪一案提起公訴，同時對本庭訴訟活動實施法律監督。」檢察機關的雙重身份使法院和法官處在被監督的地位，因擔心被找碴兒，也只能「重配合、輕制約」，法院對檢察的制約作用難以有效發揮。

清華大學教授張建偉對三機關的關系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三機關的關系本來應該是「魏蜀吳」一樣「三足鼎立」，但實際上現在的公檢法的關系就像「劉關張」一樣，是「桃園三結義」。而我以為公檢法的現實關系更像是「張關劉」，即公安是「猛張飛」、檢察是「威武關公」，而法院是「柔弱劉備」。正是基於這一顛倒的地位和關系，導致法院對公檢制約的弱化。

4.非法證據排除、證人出庭等保障程序正當的制度雖已制定實施，但因缺乏配套措施，可操作性差，實際效果並不理想。另外，律師辯護制度薄弱，刑事辯護對控方的抗衡制約作用不能有效發揮。

社會環境對刑事司法活動的不當影響

刑事案件，特別是重大刑事案件容易引發受到公眾和媒體的高度關注，案發地的黨委、政府出於維穩的考慮，往往對案件處理作出明確具體的批示意見，這些意見對司法職權的正常行使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我們長期形成的重大案件公檢法聯合辦案等獨立於法律制度體系之外的習慣做法，也干擾了刑事司法職權的獨立行使。

另外近年來，公安、檢察機關出於政績考慮，實行不合理的考核指標，一味追求破案率、有罪判決率、抗訴率。造成辦案粗糙，甚至為盡快破案採取刑訊逼供。還有一些刑事案件通過網路傳播引發全國關注，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干擾了司法機關正常辦案。

防範措施

找到了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我們要做的就是對症下葯，採取措施。筆者認為應從兩個方面下手：

1.切實轉變錯誤的刑事司法理念。轉變刑事司法理念，關鍵是刑事司法主體要轉變理念。作為刑事司法程序起始和基礎階段司法主體的公安人員，應當樹立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的理念；重程序規范，重客觀證據，不輕信口供；尊重司法規律，不一味追求數字、比率。

檢察機關應擺正位置，依法行使監督職責，不能利用監督權向審判機關施壓，追求有罪判決。

對於審判機關來說，轉變刑事司法理念更為關鍵。第一位的就是切實樹立「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刑事司法理念，堅決破除「有罪推定」、「疑罪從輕」的錯誤觀念；第二位的是要嚴格證據標准，堅決排除非法證據；第三二位的是要堅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抵制各種外部干預，堅守法律底線；第四位的是堅持實體程序並重，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理念。

2.完善制度機制，堵塞漏洞。

一是完善立法。考慮到我國「有罪推定」、「疑罪從輕」等錯誤刑事司法理念的長期性、廣泛性和頑固性，《刑事訴訟法》要明確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作為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加以規定。

二是要真正落實司法審判中心主義，強化法院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及其對公檢的制約職能，打破審判與控訴重配合、輕制約的局面。

三是完善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訴訟制度、機制，建立抵制各種不當干預的有效機制。

四是完善刑事訴訟制度的相關配套措施，確保取證、質證、認證的准確、合法，使被告人的「人權」和各種訴訟權利得到切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