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則的價值

① 罪刑法定原則原則有什麼積極意義

罪刑法定原則是我國刑法規定的一項基本原則。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回」和「法無明答文規定不處罰」。即犯罪行為的界定、種類、構成條件和刑罰處罰的種類，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規定，對於刑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不得定罪處罰。在刑法中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不僅僅是一個宣言式的條文設置問題，而是在促進刑法的科學進步方面具有重要的引導和推動作用，同時也能防止司法機關濫用刑罰權，有助於強化刑事司法人員的執法意識，樹立嚴肅執法，依法定罪判刑的法治意識，避免對法無明文規定行為的刑事追究。

② 罪行法定原則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罪刑法定原則是西方國家在反對封建社會的罪
刑擅斷斗爭中提出來的刑法原則,是資產階級革命
的產物。在資本主義社會,支撐罪刑法定的根基是
三權分立論和心理強制說。三權分立是罪刑法定的
前提,而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社會,也必然
要求罪刑法定。在罪、刑明文法定情況下,也才有可
能確保三權的分立,也才得以實現防止立法權和司
法權的濫用,從而達到保障公民自由之目的。心理
強制說為德國著名刑法學家費爾巴哈首倡,該說認
為,人們有「趨利避害」之心理,當罪、刑明文法定,便
使二者之間產生一種必然聯系,欲實施犯罪之人便
會在權衡犯罪之樂小於刑罰之苦之後放棄犯罪。心
理強制說事實上為罪刑法定在預防犯罪上的實效作
用作了堅實辯護,也為罪刑法定得以在刑法中存在
奠定有力的理論基礎。總之,罪刑法定為西方國家
所推崇的根本原因在於罪刑法定在保障公民自由方
面的獨一無二的意義(盡管這里的「公民」是有局限
性的)。三權分立論從限制自由裁量權,也即從限制
國家對公民自由侵犯的角度論證了罪刑法定原則對
保障公民自由的意義;而心理強制說從預防犯罪,也
即從遏制個人對公民自由侵犯的角度論證了罪刑法
定對保障公民自由的意義。

一、學術價值

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
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一段樸素嚴謹的文字，充脹著正義、自由等法的基本價值，蘊涵
著實現刑法特有價值的「美德」。
「自由」，就哲學范疇而言，是指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變。就政治范疇而言，是指
從被束縛、被虐待中解放出來。就法律范疇而言，則是獲得法律上規定和保障的一定行為的權
利。根據歷史記載，英國大憲章是罪刑法定的最早淵源，具有保障人權的意義，所以罪刑法定是
以個人自由為價值的。它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越過法定的范圍去行使自由，即嚴禁「越界行
權」。它將什麼行為是犯罪、具有何種刑罰、如何懲罰等基本規范，規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並昭告於天下，從而給全體公民樹立了一個明確的罪與非罪行為表，使人們明白，何者當為或
不當為，把刑法所保護的自由突顯出來，使人們能夠根據刑法的規定約束自己的行為，規避法
律明文規定的犯罪行為，在刑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充分行使自己的自由權利，而免受刑法
的意外打擊。正如洛克所說:「法律與其說是限制人們自由的，倒不如說是指導著一個自由而充
滿智慧的人去追求他所應當追求的利益」。⑥一句話，罪刑法定的公示性、可知性、確定性便於
人們正確認識刑法、運用刑法，不論人們對刑法有怎樣的誤解，刑法決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
是保護和擴大公民的自由，只不過這種自由是以法定界限為標準的，誠如西賽羅所言:「我們都
是法律的奴隸。正因為此，我們才是自由的。如果沒有法律強加的限制，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
欲，結果必然是因此而造成自由的毀滅」。而罪刑法定原則就是通過罪之法定、刑之法定，最終
確保公民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也是刑法發展的軌跡。
「正義」一詞的辭源含義為「公正的道理』，⑦，意寓平正、不偏斜。它既是一種道德標准，又是
一種社會行為規范，也是一種法律規范，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都阻擋不了人們對正義的強烈要
求。刑法關乎於人的生命和自由，所以正義更應當是它的基礎和生命，而罪刑法定原則恰恰也
體現了這一點。現代社會，人們對法治的推崇，已達到了頂峰，為什麼?就是因為法治體現了正
義、平等，而罪刑法定的立法化，則標志著刑事法律成熟法治的開始，也是刑法形式正義的里程
碑:它表明在我國，定罪量刑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也不因國家政策的改變而改變，也不因
領導人的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也不因領導人員、司法人員和公民個人感情的變化而改變，定
罪量刑的標准只有一個，即刑法的明文規定。也就是說，罪刑法定原則終於廓清了一個長期困
惑中國老百姓的問題，法比權大;它表明，在我國廢除了曾經具有合法地位，並運用了17年之
久的司法類推制度，宣告了在刑法明文規定以外也可以對某些行為定罪處刑制度的徹底終結，
從而消除了在「法律層面上」最不能體現公正的司法制度;它還表明，不允許根據行為後施行的
刑法，處罰刑法實施前的行為。因為一個人只能根據已經施行了的法律，規范自己的行為，如果
依行為當時的法律不構成犯罪，他的行為就是合法，如果將行為後的法律，用以對他處罰，可以
說是「不教而誅」有失正義，而罪刑法定高舉正義之旗，絕對禁止事後法;它還否定了全國性第
一輪「嚴打」中，曾被明文允許廣泛使用的「重法溯及既往」的規定，重新肯定了從舊兼從輕原
則，從而避免了以往在司法實踐中，屢見不鮮的所謂「吃風頭官司」的狀況，維護了刑法的公正、
穩定價值。這如同一個「巨人」的宣言，擲地有聲地宣告著，正義是一種絕對價值，而且是一種不
可能來自任何其他價值的價值，罪刑法定代表著正義!

二、現實意義
肇始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罪刑法定原則在
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得以存在的理由或意義又是
什麼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1)我國國體所決
定。盡管罪刑法定原則產生於資本主義社會,但並
不是決定資本主義性質的根本制度,它同樣也能為
社會主義社會所用。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確保人民民主、自由是社會主義的核心任務,而恰恰
罪刑法定原則在保障公民自由方面起著無可替代的
作用。所以,我國的國家性質決定了罪刑法定原則
必然在我國刑法中存在。(2)罪刑法定是我國政體的
必然要求。憲法規定的政治體制中,將國家機關分
為權力機關,行使立法權;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審
判機關和檢察機關,行使司法權。要確保司法權不
逾越立法權,限制司法權的濫用,就必然要求罪刑法
定。(3)「依法治國」之需要。依法治國是我國社會主
義法制建設的核心,要求國家的一切活動都必須納
入法制軌道,這也必然要求在刑事審判中堅持罪刑
法定,防止司法機關有法不依,隨心所欲地處罰他
人,以達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之目的。(4)實現刑罰
目的之使然。將罪、刑明確法定,建立罪與刑的必然
聯系,對社會上一般人起著重要鑒別功能;對欲犯罪
之人也起著心理強製作用,從而有利於預防犯罪。
總之,罪刑法定在實現我國刑法的兩大機能,即保護
社會和保障人權,尤其是在保障人權方面有著重大
意義。這是其得以存在的最根本理由。

③ 如何認識我國刑法中確立的罪刑法定原則(200-300字)

刑法總則中的體現
我國刑法實現了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罰的法定化。犯罪的法定化具體表現是：（1）刑法明確規定了犯罪的概念，認為犯罪是危害社會的、觸犯刑法的、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2）刑法明確規定了犯罪構成的共同要件，例如犯罪故意、犯罪過失、刑事責任能力等。。（3）刑法明確規定了各種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為司法機關正確定罪提供了法律依據。刑罰的法定化具體表現在：（1）刑法明確規定了刑罰的種類，即把刑罰分為主刑和附加刑兩大類，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罰金、剝奪政治權利和沒收財產。（2）刑法明確規定了量刑的原則，即對犯罪人裁量決定刑罰，必須以犯罪事實為根據，以刑事法律為准繩，（3）刑法明確規定了各種具體犯罪的法定刑，為司法機關正確量刑提供了法定標准。

刑法分則中的體現
在分則罪名方面，我國刑法作了相當詳備的規定。在1997年刑法修訂過程中，將1979年刑法及其後由立法機關制定的單行刑法、附屬刑法所涉及的犯罪，經過必要的整理和編纂納入其中。同時，還根據社會現實的需要增設了大量罪名。例如在經濟犯罪方面，1997年刑法規定了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洗錢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等。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方面，1997年刑法增設了強制猥褻罪、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等。刑法分則第七章還專章規定了危害國防利益罪，增設了20多個罪名；在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貪污賄賂罪和瀆職罪等各章中，刑法也增設了若干罪名。這些新增罪名，反映了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此外，在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以及各種犯罪的法定刑設置方面，刑法亦增強了法條的可操作性。1979年刑法在罪狀的表述上過於籠統，在法定刑的規定上過於寬簡，缺乏立法的明確性和具體性。1997年刑法在罪狀的表述以及法定刑的設置方面，吸收了以往的有益經驗，立法在細密化、明確化程度上有所進步。

④ 我國刑法確立罪刑法定原則的意義有哪些

罪行法定原則確立的意義

1、對刑事立法的意義

罪行法定原則，促進刑法內容的完善。因為這一原則首先要求完備刑法內容，明文規定罪與刑的對應關系，並且客觀全面准確地反映現實的犯罪情況以及與犯罪作斗爭的實際需要。因此在具體的刑事立法過程中必須考慮到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力求做到把盡可能多的社會生活的社會關系納入刑法的調整范圍，盡可能的減少疏漏。同時也促進刑法立法內容與立法技術的科學性，因為這一原則要求必須具備規定犯罪構成特徵，適當設置刑種刑度及與罪責相協調的法定刑，並注意法條表述，用語上的確切、統一、嚴謹，這必然促進立法的科學性，進而提高我國刑事立法的技術水平。罪行法定原則的確立也就意味著廢除類推制度及杜絕溯及力上的從新原則。正如古羅馬法學家西塞羅指出：我們都是法律的奴隸。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是自由的，如果沒有法律所強加的限制，每一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結果必然是因此而造成自由毀滅。

2、對刑事司法的意義

罪行法定原則，有助於強化執法意識，杜絕有意無意地曲解法律，輕視法律乃至無視法律的錯誤意識，強化依法定罪判刑的法律意識。也就是說司法工作人員必須在法律的明確規定下適用法律，而不得任意的進行自由裁量，從而防止少數不法司法工作人員的知法犯法。同時有助於提高司法水平，提供完備科學，便於操作的法律武器，使司法工作人員能夠切實得到適用。最後，還有助於完善司法解釋，防止侵入立法領域的越權解釋，由於我國刑法罪行法定原則的規定，司法機關在解釋具體的某個條文時必須從立法者的本意進行解釋，而不得任意的擴大或者縮小解釋。以維護立法的權威性。

⑤ 論述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是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基本要求是法定化、實定化、明確化。 罪刑法定原則可以分為絕對罪刑法定與相對罪刑法定。絕對罪刑法定是完全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的，認為法官應當逐字地適用刑法，相對罪刑法定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容納司法裁量。
其基本內容是：
（1）絕對禁止適用類推，但是不禁止擴大解釋，把刑法的明文規定作為定罪的唯一根據。對於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不能通過類推或者類推解釋以犯罪論處。
（2）絕對禁止適用習慣法，把成文法作為刑法的唯一淵源。對於刑法上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不允許通過適用習慣法定罪。
（3）絕對禁止刑法溯及既往，把從舊原則作為解決刑法溯及力問題的唯一原則。對於行為的定罪量刑，只能以行為當時有效的法律為依據，行為後頒行的新法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4）絕對禁止法外刑和不定期刑，刑罰的名稱、種類和幅度，都必須由法律加以確定，並且刑期必須是絕對確定的，既不允許存在絕對的不定期刑，也不允許規定相對的不定期刑

⑥ 刑法中罪行法定原則的論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規定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一規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刑法中的法典化，表明我國刑法由偏重於對社會利益的保護向保護社會與保障人權並重轉變的價值取向，標志著我國刑事與法的一個重大發展。
一、罪刑法定原則的歷史沿革。

罪刑法定原則，又稱罪刑法定主義。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Nullum crimen sine lege）和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Nullapoena sine lege）是其基本含義。在古羅馬法中，曾有類似的規定：「適用刑罰必須根據法律實體」，但由於當時犯罪的構成要件並不明確，因此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淵源，一般認為始於1215年英王約翰簽署的大憲章（Magna carta）第39條，它奠定了「適當的法定程序」（Due proecrss of law）的法的基本思想。它規定：「凡是自由民除經其貴族依法判決或遵照國內法律之規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監禁、沒收其財產、搶奪法律保護權，或加以放逐、傷害、搜索或逮捕。」這一法的基本思想經過一六二八的權利請願書（petition of right），一六八八年的權利典章，不僅在英國本土扎了根，而且在其聯邦也發生了廣泛的影響。這一思想傳入美國後，產生了1774年的十三個殖民地代表會議的宣言和1776年的弗吉尼亞州的權利宣言。1787年美國憲法有「不準制訂任何事後法」的規定，各州亦有同樣的規定。1791年修改憲法第五條規定：「不依法律規定，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在英美法系中，罪刑法定原則的具體體現不同於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不實行成文法，而是實行判例法。因此，英美法系對當事人權利的保障主要是通過程序法，罪刑法定主義也在程序法中得以體現。

但作為一種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刑法思想，罪刑法定應該是十七、十八世紀西方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產物。為了與封建社會的罪刑擅斷相抗衡，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對罪刑法定思想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例如，英國哲學家洛克指出：「制定的、固定的，大家都了解的經一般人同意採納和准許的法律，才是非常善惡尺度。」[i]較為明確地闡述罪刑法定原則的當推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利亞，他指出：「只有法律才能規定懲治犯罪的刑罰，……超出法律范圍的刑罰是不公正的。因為它是法律沒有規定的一種刑罰。」當然，罪刑法定真正成為刑法的基本原則，還是被奉為近代刑法鼻祖的費爾巴哈有力倡導的結果，費氏指出：「每一個應當判刑的行為都應當依據法律處罰」，「哪裡沒有法律，哪裡就沒有對公民的處罰。」

最早在法律上予以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的是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宣言第5條規定：「法律僅有權禁止有害於社會的行為，凡未經法律禁止的行為既不應受到妨礙，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從事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宣言第8條規定：「不依據犯罪行為前制定，頒布並付諸實施的法律，不得處罰任何人。」在《人權宣言》原則的指導下，1810年《法國刑法典》第4條明確規定了畸形法定原則：「沒有在犯罪行為時以明文規定刑罰的法律，對任何人不得處以違警罪。」[ii]此後，罪刑法定原則成為近代各國刑法普遍採用的一項重要原則。

二、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論基礎。

罪刑法定原則的提出，不僅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而且有其堅實的理論基礎。其理論基礎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三權分立論。這一理論是法治國的法制原則的要求之一，是通過國家的政治制度體現出來的。（經要求把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分別由議會、法院和政府三個職能部門掌握，每個部門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其它部門的干涉）。最早提出三權分立學說的是英國哲學家洛克，他把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即司法權）和外交權。他認為必須由不同的機關先例，不能集中在君主或政府手中。他指出：「對人類的弱點來說，權的誘惑是太大了，在同一人的手裡既有立法之權，又有執法之權，就不免使他們不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iii]在洛克的影響下，孟德斯鳩提出了完整的分權學說，他把政權分為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孟德斯鳩指出：「當在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之手，自由使不復存在了為人們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判定判定暴虐的法律，並暴虐的執行法律，如果司法權同在法權合而為一，則將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專斷的權力，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權同行政權合而為一，法官便將握有壓迫者的力量。」[iv]三權分立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三權分立要求在立法機關獨立的完成立法，法官不能代替立法機關從事立法活動，同時執行司法權的法官，在不受干涉的情況下，完成對案件的審判工作。因此，只有在立法與司法分立的前提下，為防止審判的擅斷，才有必要把罪與刑用明文規定下來，從而確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因此，三邊形法定原則對於防止立法權與司法權的濫用，保障公民的正當權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v]

（二）心理強制說。（或稱實定法理論或制衡論）費爾巴哈的心理強制說是罪刑法定主義原則的重要理論。費氏認為趨利避害是人之本性，如果人知道犯罪的後果以及實施行為後將會受到懲罰，他就會權衡一下利害輕重，當他認為因不實施犯罪行為而感到的不稱心如意、不愉快比因實施犯罪而受到處罰所招致的不愉快或痛苦要小時放棄實施犯罪。這樣的心理強制在預防犯罪或中止犯罪行為的實施方面起一定的抑製作用。法的威懾力量是產生這一抑製作用的基礎，因此，有必要把犯罪與刑罰的關系，用法律明文規定下來，以利於起一般威嚇心理的強製作用。由此，費爾巴哈主張罪刑，認為刑法應該具備確定性與絕對性，這雙重屬性。確定性就是法律要明確，而不能含糊其詞，捉摸不定。絕對性就是刑法要做到有罪必罰，具有權威性。只有罪刑法定才能做到這兩點。因此，可以說罪刑法定是心理強制說的必然結論。

心理強制論與三權分立的制衡原理並不完全一致。心理強制說主張法無溯及力。因為，如果對犯罪人定罪處罰時依據新法而不是依據犯罪人行為時的法律，行為人就無法根據法律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違法，以及該受到何種處罰，因而就起不到威嚇性的一般預防的作用。而三權分立說則主張法有溯及力，它認為司法機關必須依據立法機關所創制的法律，法一經頒布實施，司法審判機關就必須適用新法定罪處刑。否則，就會失掉立法和司法間存在著的制衡作用。

心理強制說在近代刑法理論中曾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定權威的理論，但如今其權威性已見遜色。因為快樂與痛苦的程度常因犯罪者或將要實施犯罪者的不同而有差。在一定的犯罪後果上，其所獲得愉快與刑罰的痛苦，對初犯、偶犯、再犯、常習犯，尤其對「亡命徒」來說是不同的。而且，對於許多要實施犯罪行為的人不一定是根據犯前和犯後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比較，以利害的輕重作預告的估計來決定其應否實施犯罪行為，而往往是根據他雖然實施犯罪行為，也不會被發覺、被揭發或者被抓住的僥幸考慮而決定的。對於不計後果，一時沖動而實施犯罪行為的人，在許多情況下也是沒有進行過什麼權衡的。

（三）民主主義與人權尊重主義。由於時代的變化，人們的民主主義思想和尊重人權思想的加強，罪刑法定主義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因而它的思想、理論基礎也與過去有所不同。現代罪刑主義的思想理論基礎可有以下兩個方面：

1、民主主義。民主主義原是西方啟蒙思想家提出的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民汲取法西斯獨裁統治的血的教訓，更加珍視民主主義，人民的這種要求在一些國家的憲法中也有反映，「主權在民」，人民參加國家的管理，不再是一種口號，在不少國家還不同程度的變成現實。根據民主主義的要求，犯罪與刑罰必須由國民的代表機關即議規定。這就是為了防止國家權力恣意行使的危險，必須由民主制定的法律規定犯罪與刑罰。因此，現代罪刑主義，「以什麼作為犯罪，對它科處什麼刑罰，應該以國民親自決定的民主主義的要求為根據」企法網www.enterlaw.net

⑦ 闡釋97刑法典中規定罪刑法定原則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罪刑法定原則，簡單的說就是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沒有法律就沒有犯罪與刑罰。「法官要認定犯罪和判定刑罰，必須依據預銜規定何種行為構成犯罪，並可以以人何種刑罰的法律

:(1)我國國體所決
定。盡管罪刑法定原則產生於資本主義社會,但並
不是決定資本主義性質的根本制度,它同樣也能為
社會主義社會所用。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確保人民民主、自由是社會主義的核心任務,而恰恰
罪刑法定原則在保障公民自由方面起著無可替代的
作用。所以,我國的國家性質決定了罪刑法定原則
必然在我國刑法中存在。(2)罪刑法定是我國政體的
必然要求。憲法規定的政治體制中,將國家機關分
為權力機關,行使立法權;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審
判機關和檢察機關,行使司法權。要確保司法權不
逾越立法權,限制司法權的濫用,就必然要求罪刑法
定。(3)「依法治國」之需要。依法治國是我國社會主
義法制建設的核心,要求國家的一切活動都必須納
入法制軌道,這也必然要求在刑事審判中堅持罪刑
法定,防止司法機關有法不依,隨心所欲地處罰他
人,以達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之目的。(4)實現刑罰
目的之使然。將罪、刑明確法定,建立罪與刑的必然
聯系,對社會上一般人起著重要鑒別功能;對欲犯罪
之人也起著心理強製作用,從而有利於預防犯罪。
總之,罪刑法定在實現我國刑法的兩大機能,即保護
社會和保障人權,尤其是在保障人權方面有著重大
意義。這是其得以存在的最根本理由。

⑧ 罪刑法定原則的內涵及其價值定位

罪刑法定原則即行為時，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我國1997年刑法回確立了罪刑法答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包括兩個基本方面：1、積極的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2、消極的罪行法定：「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量刑」。積極的罪刑法定從積極的方面要求，正確地運用刑罰，懲罰犯罪，保護社會；消極的罪行法定基本精神和主要意義是從消極方面限制刑法權的適用，防止國家濫用刑法權侵犯人權，從而確保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憲章，是犯罪人的大憲章。
消極的罪行法定派生以下原則：禁止類推、禁止事後法、禁止習慣法、禁止不定刑、明確性原則。
兩個基本方面是對立統一的，價值定位為，運用刑罰懲罰犯罪以保護社會，與約束國家刑罰權以保障人權的對立統一。現代刑法的首要價值和任務是維護個人自由，盡最大可能地保護和保障個人自由，同時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特殊情況下，當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發生沖突時，應以消極方面為優先考慮，在此前提下尋求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的統一。

⑨ 罪刑法定原則對刑事司法的指導意義

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對司法解釋具有如下意義：
首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有助於防止無權機關進行司法解釋。現實中這樣的例子不可謂不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誠然，這些規定都有各部門的職責所在，且該解釋是對程序法的解釋，但是，它從側面說明了無權解釋的存在。
其次，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有助於有權解釋的司法機關之間不發生越權解釋。我們知道1981年的《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中明文說明了審判解釋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檢察解釋歸最高人民檢察院，但是現實中，「兩高」的聯合司法解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2008年11月20日）等司法解釋，雖然聯合解釋讓法律的適用更為統一，但難免有檢察院介入審判解釋和法院介入檢察解釋的嫌疑。
再次，堅持罪刑法定有助於劃清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的界限。罪 刑法定原則要求刑事法律只能由最高立法機關創制，因此司法解釋不能成為二次立法。另外筆者還認為，對於最低追訴標准最好是由立法機關解釋，因為這是劃分「罪」與「非罪」的界限的根據，應屬於「明確含義」而不是「具體適用法律」。雖然「進一步明確含義」和「具體適用」不能絕對的區分，但筆者仍認為在無法明確區分時應推定為應該進行立法解釋，而不是司法解釋，因為立法解釋更能更好的顯示罪刑法定原則。實踐中我們甚至出現轉授權的現象，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並考慮社會治安狀況，在前款規定的幅度內，分別確定本地區執行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准。筆者認為此類規定欠妥當，不可否認，同樣的盜竊金額在不同的地區造成的社會危害肯定會不一樣，但把數額標准確定權授權給高級人民法院難免有失偏頗。
當然上述這些意義應該只是形式意義上的，更重要的是以罪刑法定原則為指導對解釋方法的限制和要求的意義，此意義應該是罪刑法定原則之於司法解釋的實質意義：有助於司法機關在忠於法律規定的原意和符合法律規范含義的范圍之內正確進行司法解釋，也就是可以讓司法機關在合法的范圍內作出合理的司法解釋，讓司法解釋不超出刑法具有的和可能具有的意思，更好的實現實質法治。以此進一步推不難得出以下幾點：
1、賦予公民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是法的價值的最頂端，合理的解釋法律可以讓公民在可預料的禁止的范圍內不為一定的行為，反過來講，公民可以將自由最大化；
2、最大限度的實現司法公正。司法公正要求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而司法解釋則是具體適用法律的指導和「准准繩」。
3、最大限度的限制司法權的發動。司法解釋中諸如追訴標準的規定即是對此的限制；
4、最大限度的對應追訴的犯罪進行追訴。犯罪是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理應受到懲處，合理的司法解釋有利於更好的打擊犯罪，以此保護人民。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明文規定不等於機械的明確規定，而應是邏輯上的明確規定，實踐中必須避免此類理解誤區。
總之，堅持以罪刑法定原則指導刑事司法解釋可以使法律得到正確解釋：即由正確的解釋主體在正確的許可權內解釋其應解釋的內容並用正確的方法作出正確的解釋，其正是通過正確解釋法律為實現最大限度的打擊犯罪和最大限度的保護人民提供最佳的依據並以此促進人權的保障。

⑩ 怎樣理解我國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怎樣

對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解與適用
罪刑法定原則，又稱罪刑法定主義。其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和 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條也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規定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這一規定確立了我國法律的罪刑法定原則，為我國刑法及刑事法治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被認為是我國刑事法制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它也標志著我國刑法根基的確立。
罪行法定原則主要表達了刑法限制國家刑罰權，保障人權的功能，表明我國刑法由偏重於對社會利益的保護向保護社會與保障人權並重轉變的價值取向。通過適用罪刑法定原則，更深程度的限制了國家的公權力，保護了公民的私權利，使人權得到了更為堅實的保護。 這一原則的價值內涵和內在要求在整個刑法典中得到了較為全面、系統的體現：刑法典中對於犯罪的法定化與刑罰的法定化就是具體體現：明確規定了犯罪的概念，構成犯罪的要素及各種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明確規定了刑罰的種類，量刑的原則和各種刑罰制度。在具體犯罪罪狀及各類犯罪法定刑設置方面，增強了對法條的可操作性，注重闡明罪狀與量刑情節的具體化，這就增強了刑法中對定罪量刑的確定性，也體現出了公平公正的理念。
然而，條文規定的原則並不能代表事實上執行其拉就能達到如期效果，往往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出現。對於刑法中所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要在實際法律活動中付諸實踐，還必須依賴於司法機關的執法活動，要切實貫徹執行罪刑法定原則。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法之明文規定是司法活動的前提性根據。首先要正確的定罪與量刑，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基礎，明確嚴格的進行司法活動；其次要正確的進行司法解釋，不能超越許可權，在罪刑法定原則的制約下，司法解釋是有限度的，超越這種限度的司法解釋是越權的，也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在罪刑法定原則下，司法解釋不能採用類推解釋的方法。同時，不利於被告人的擴張解釋，由於解釋已經超出刑法條文詞義的范圍，因而也是違背罪刑法定的，不被允許的。無論是擴張還是限制解釋，都不能違反法律規定的真實意圖。
我國的法治在事實上還需要進一步的完善與改進，因此，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刑法領域的實施還有待完善，法律部門必須從對它基本含義和基本精神從根本上進行全面、正確的理解和把握，只有這樣，刑法才能成為捍衛善良人和犯罪人權利的大憲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