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惡意的概念
A. 民法里經常有相對人和第三人這兩個概念。
民事訴訟中的第三人： 民事訴訟中的第三人是指對於已經開始的訴訟，以該訴訟的原被告為被告提出獨立的訴訟請求，或者由該訴訟中的原告或者被告引進後主張獨立的利益，或者為了自己的利益，輔助該訴訟一方當事人進行訴訟的參加人。
特徵：
（1）．參加到他人正在進行的訴訟中。第三人是相對於原被告而言，他是加入到別人的訴訟中。第三人的加入，還以原被告的訴訟已經開始，且尚未終結為條件。
（2）．第三人在訴訟中具有獨立的訴訟地位。第三人既不同於共同訴訟人，又不同於當事人以外的其他訴訟參與人，而屬於廣義當事人，有獨立的訴訟地位。在訴訟中，他或者作為第三方當事人，與本訴中的原被告進行訴訟，或者輔助一方當事人，與另一方當事人進行訴訟。
（3）．第三人是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這種利害關系主要包括兩種情形：一是原告和被告爭議的訴訟標的，使該第三人的利益受到侵害；二是法院對本訴的處理結果可能會對第三人產生有利或不利的影響。這是第三人與代理人、證人、鑒定人和翻譯人員的根本區別。
相對人概念：民法上有所謂「「善意相對人」的概念。此處的「善意」是民法上的概念，有民法上的特殊意義，不能用我們口語中所謂的善意去解釋。主要指的是合同的相對人或其他民事法律關系中的第三人，因自身沒有過錯也不可歸責於己的行為，取得一定的財產或利益。善意指的就是沒有過錯。法律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法律關系中的其他人的權利，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B. 商法上的善意，惡意具體含義是什麼
（一）善意的定義
善意（拉丁語Bona fides,英語good faith）起源於羅馬法中的善意佔有之訴（actio publicaca）,是產生於共和國末期的一種以時效取得為基礎的虛擬的要求返還所有物之訴。查士丁尼法中，又增加了「擴用確認之訴」（confessonia utile）的功能，擴大適用於用役權和以善意設立的役權以及納稅田。[1]但羅馬法並未給善意下一個明確的定義。有學者將善意概括為「不知某種情形存在，善意是一種事實」，並以善意取得為補充解釋[2]；也有學者將善意等同於「無過失」，將善意佔有解釋為「無過失佔有」[3]；還有學者認為應參考《德國民法典》第932條規定，將善意解為非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讓與人無讓與的權利[4]；更有學者將善意定義為：「行為人在從事民事行為時，不知道或無法知道其行為缺乏法律根據，而認為其行為合法或其行為的相對人有合法權利的一種主觀心理狀態」。[5]我認為前幾種定義只局限於善意取得、善意佔有中的「善意」的規定，有失片面、局限，無法涵蓋善意侵害名譽權、善意債務人等情形；最後一種定義也失之片面，且其舉例中提到「善意侵害名譽權」，表述為「善意的過錯」，「指非故意而是由於疏忽，但是由於良好願望所造成的過錯」[6]，其含義顯然是前面的定義所無法涵蓋的。而翻開《牛津法律大辭典》，其對善意的定義有兩種：（1）如果一個人誠實行事，即不知道也沒有理由相信其主張是沒有根據的，他就是善意行事，……當該人得知或應知表明其權利缺乏法律根據的事實時，則不存在善意。[7]（2）真誠實施的行為，即使是疏忽實施的，都屬於善意行為。[8]我認為，這兩種意思都是民商法上的善意應包括的，其涵蓋了民商法中所有善意的情形，後一種含義便可用於解釋「善意侵害名譽權」等中的善意。故善意應包括以下兩種含義：（1）認識主義或稱觀念主義的善意，指不知或不應知、無法知道某種情形存在或行為缺乏法律根據，即基於信賴、信任或確信的心理狀態。（2）意思主義的善意，指出於善良的動機或願望行為，而不論是否有疏忽和過失。這樣定義，既涵蓋了民商法中有關「善意」的所有情形，又便於實踐操作，關於這後一點，將在區分的實益中展開，在此不贅。
（二）惡意的定義
惡意（拉丁語mala fides,英語bad faith）作為相對於善意的概念，同樣起源於羅馬法，在羅馬法上也沒有明確定義，只是通過惡意佔有、惡意抗辯得到具體體現。對惡意如何定義也有不同觀點。《牛津法律大辭典》認為：「惡意是用於行為人不誠實心理狀態的一種術語，即其明知缺乏權利，或者相反，不相信他的行為具有合法正當的理由」[9]；有學者認為惡意指「行為人在從事民事行為時，明知其行為缺乏法律根據或其行為相對人缺乏合法權利的一種主觀心理狀態」；[10]還有學者認為惡意有三種含義，即與善意相對，明知某種情形存在、與故意同一意義、動機不良的故意。[11]我認為，與善意的兩種含義相對應，惡意也應包括兩種含義，又因為與故意同一意義的惡意，通常是出於不良動機的故意，故上述惡意的第二、三種含義可合並為動機不良的故意。因此，惡意應包括以下兩種含義：（1）認識主義或稱觀念主義的惡意，指明知某種情形存在，即明知其行為缺乏法律根據或明知其行為的相對人不享有權利。（2）意思主義的惡意，指動機不良的故意，即以損害他人利益為目的而行為，如惡意串通、惡意磋商、惡意侵害名譽權等。這樣，既涵蓋了民商法中所有惡意的情形，又統一了善、惡意的定
C. 民法典規定惡意串通的合同效力如何認定
惡意串通的合同效力是無效的。合同無效的情形包括：以虛假的意思表示簽訂的合同無效；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簽訂的合同無效；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所簽訂的合同無效；行為人與相對人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等。
【法律依據】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條
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
第一百四十六條
行為人與相對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
以虛假的意思表示隱藏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依照有關法律規定處理。
第一百五十三條
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但是，該強制性規定不導致該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的除外。
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
第一百五十四條
行為人與相對人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
D. 民法中什麼是惡意善意
民法中的善意，涉及的是善意取得制度，建議你學習「善意取得制度」
E. 民法中什麼情況構成非法佔有
《刑法》第二百七十條：將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非法佔為己有，數額較大，拒不退還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將他人的遺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佔為己有，數額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非法佔有，又稱為無權佔有、無權源佔有，是指非依合法原因而取得的佔有。如遺失物拾得、盜竊搶奪而發生的佔有即為非法佔有。
區分非法佔有與合法佔有意義在於，合法佔有可以依據佔有制度以外的法律制度保護，如所有權人的合法佔有可以依據所有權而享有物上請求權保護對物的佔有。
非法佔有又可以分為善意佔有和惡意佔有。前者是指，佔有人不知道也不應知道其佔有為無權佔有，如誤信他人之物為己物而佔有。後者是指，佔有人知道或應當知道其佔有為無權佔有。
區分善意佔有與惡意佔有的意義在於，惡意佔有僅有「佔有適法」的推定效力，而善意佔有還可以發生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時效制度等的保護。
對於遺失物拾得的佔有，理論上有爭議，個人認為屬於惡意佔有。
(5)民法惡意的概念擴展閱讀：
在刑法分則第五章規定的侵犯財產罪中，大部分犯罪是以非法佔有作為犯罪的主觀故意的?如盜竊、搶劫、搶奪、詐騙等。本章規定的12個罪名中有8個是「以非法佔有為目的」。
另外，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五節規定的金融詐騙罪的7個罪名，以及其他章節規定的合同詐騙罪、貪污罪、私分國有資產罪等，也是將非法佔有作為犯罪的主觀故意。如何認定刑法中的非法佔有，對於正確處理此類犯罪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刑法中的非法佔有
從民法意義上講，佔有是所有權的權能之一。所有權分為佔有、使用、收益、處分四項權能，佔有權是所有權的基礎，沒有佔有權其他三項權能就無法實現。
民法中的佔有，按其取得方式不同又分為合法佔有和非法佔有。合法佔有是指行為人通過法律規定的合法的形式對物進行掌握和控制。非法佔有則是不合法佔有或者說通過非法的途徑實現佔有。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非法佔有
F. 民法解釋方法包括哪幾種
．文義解釋方法的運用
文義解釋也稱字面解釋、字義解釋、文理解釋，是最基本、最初步的解釋，它是按照民法規范條文所用的文字、詞句、用語使用方式等，闡釋民法規范的意義內容。如將「飼養的動物」解釋為由人工喂養而非處於自然狀態的動物，即屬此類。一般情況下，法律解釋僅靠文義解釋是不夠的，是很難確切地闡釋法條的真意的，還需藉助其他解釋方法。但文義解釋是其他解釋方法適用的前提，如果連法律規范使用的概念、術語等的字面意義都未解釋清楚，則不可能適用別的解釋方法。
准確、合理、嚴格的文義解釋能夠保證法律規范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內涵和外延的統一性，進而保證法律適用的可預期性和安定性，避免對同樣的語言文字作出不同解釋的現象，進而避免同案異判的情形，也可防止法官和仲裁員在解釋法律時的恣意。
但准確、合理、嚴格的文義解釋不僅依賴於司法者的個人專業素養，更依賴於一國之內民法學的理論水平、研究方式和民法學者的學理解釋。例如，我國《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法律都規定了不可抗力，並在法律條文中對其含義進行了初步的說明，但不可抗力到底包括哪些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法律規範本身未作列舉，其外延應當如何確定存在爭議，如政府行為、社會動亂、動植物疫情、技術風險等是否屬於不可抗力的范疇，需要首先在學理上闡述清楚，才便於文義解釋方法的運用。
文義解釋的具體方法有：
（1）依語言文字固有之義解釋。多數法律條文中的概念、術語及其他詞句直接淵源於社會生活，人們對其含義有通常之理解，應依此種通常之意義予以解釋。如欺詐、乘人之危、追認、催告等。
（2）依某一專業學科的通行理論或學說解釋。法律條文中常借用其他學科或專業領域的概念或名詞術語，則須依該學科或專業領域的通行理論或學說解釋此類概念和名詞術語。例如，《民法通則》規定自然人自出生取得權利能力，因死亡喪失權利能力，但何為「出生」，何為「死亡」，乃醫學上之概念，須按照醫學的一般意義予以解釋，如現代醫學所稱出生是指嬰兒離開母體並能獨立呼吸，所謂死亡是指自然人心臟停止跳動和腦電圖消失。又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消費者」概念來自於消費經濟學，其含義是指為個人生活消費之目的而購買產品或接受服務的個體成員。
（3）依法律用語的特定含義解釋。日常生活之用語被使用於民法領域並被賦予特定含義時，則只能依此特定含義進行解釋，此種民法中之專業術語甚多，是理解民法規范的重要概念。如民法中所稱「善意」，不能依其語詞意義解釋為「善良意願」或「慈善」，而是指「不知情」；同樣，民法中所稱「惡意」也非指「惡劣意願」或「罪惡意圖」，而是指「知情」。 [11]
2．體系解釋方法的運用
體系解釋是指以法律條文在該法律規范體系中的地位以及上下相關條文為依據，對條文內涵與外延進行解釋。
體系解釋的特點和意義在於：
（1）以法律規范的邏輯關聯為解釋起點。體系解釋著眼於法律條文在整個法律規范以至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可以避免割裂該條文與其他相關條文的內在邏輯聯系，進而得出更符合立法意旨的解釋。例如，《擔保法》在關於保證人的資格的規定時明確了國家機關不得作為保證人，此無疑義，但在抵押擔保中對國家機關使用的房屋、設備等能否設立抵押未作規定，此生疑竇，然根據前述關於禁止國家機關作為保證人的規定的立法意旨可以解釋為此等財產不能設立抵押擔保，此即體系解釋的結果。
（2）有利於克服法律條文之間的不協調和沖突。體系解釋的最主要功能在於當發生數個法律條文相互沖突或不協調而導致法律適用上的困難時，可以通過體系解釋尋找最合理的判斷，以避免法律適用效果的抵銷，維持法律規范體系內部的和諧。例如，《合同法》第94條規定在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時，對方可以解除合同，第68條規定應當先履行義務的當事人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的，可以中止履行自己的義務，若當事人一方發現對方轉移財產以逃避債務故認為其系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而提出依第94條解除合同，但對方提出此時只能依第68條之規定中止履行而不能解除合同，根據這兩個條文在總則中的相互關系可以解釋為二者並不排斥，當事人既可根據第68條的規定行使不安抗辯權，也可以根據第94條行使解除權，法律賦予其選擇權，而對方不享有此選擇權。
3．目的解釋方法的運用
（1）目的解釋是法律解釋活動的最高境界
立法乃代表全民利益之國家活動，是有意識的人類行為，任何立法活動均有其目的，這種立法目的最終體現和隱含在具體的法律條文中，故法律條文均有其目的。當法律條文之含義發生岐義，則解釋該條文時如能探尋到立法者的本意或宗旨，則不惟體現了立法權中心主義的國家權力分配之原理，防止司法對立法的僭越，也恰當地通過創造性的司法釋法活動實現了立法者的立法意圖，並便於人們理解立法目的所包含的價值取向，乃理想之結果。所謂目的解釋，就是以法律規范包含和追求的目的為根據闡釋法律疑義的解釋方法。
目的解釋往往是在運用了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的方法仍不奏效的情形下適用，其解釋難度與解釋風險均大於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的前提是司法者須理解立法和法律規范追求的一般價值，如公平、正義、安全、效益等，同時理解具體規范所對應的價值追求。例如，《合同法》第54條規定對可變更可撤銷的合同，當事人請求變更的，法院和仲裁機構不得撤銷，但未規定當事人請求撤銷的，法院和仲裁機構能否變更，若當事人以顯失公平為由請求法院撤銷，未請求變更，法院經審理未支持撤銷的請求，但認為確屬顯失公平而予以變更，是否妥當？從立法目的解釋，第54條規定當事人請求變更的法院和仲裁機構不得撤銷，系基於安全與效益的價值取向，不輕易否定已經形成的交易和權利義務關系，以此目的推論，應解釋為法院和仲裁機構可以予以變更。
目的解釋在學理上可以分為主觀目的解釋和客觀目的解釋，前者強調法律解釋應當以闡釋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的真實意圖為邊界，不能逾越此邊界，否則解釋法律就有可能嬗變為制定法律；客觀目的解釋強調法律解釋不僅需要探尋立法者的真實意圖，更需要探尋法律自身的合理目的和社會功能，當二者有所矛盾時應優先考慮法律規范自身的合理目的和社會功能。客觀目的解釋的實質是法律規范的合憲性問題，即以憲法原則作為解釋法律規范效力的最高位階准則， [12]解釋的結果與憲法相沖突，則不能采此釋義。顯然，客觀目的解釋賦予司法者過大的自由釋法權，使法律解釋具有太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而主觀目的解釋又對司法者有過多的桎梏，容易陷入「惡法亦法」的泥沼。故將二者妥為折衷才是理想之境界。例如，《合同法》第74條規定合同保全撤銷權的適用對象之一是債務人無償轉讓財產給債權人造成損害，此處之「無償轉讓財產」是否包括所有的轉讓財產的行為，特別是是否包括債務人向公益事業的捐贈行為，設若某債務人拖欠債權人巨額合同價款，卻向一慈善組織捐款，債務人能否請求撤銷？從客觀目的解釋的角度捐助行為屬於樂善好施的公益行為，符合公序良俗，應予保護，但從主觀目的解釋角度，該條的立法意圖乃防止債務人責任財產的不當減少而給債權人造成損害，捐助行為同樣屬於無償轉讓財產的行為，債務人在拒絕履行其法定義務的前提下實施的施善行為有悖於公序良俗，此種行為不能得到法律的鼓勵，故該條所稱「無償轉讓財產」應當解釋為所有的無償轉讓財產的行為，而不問其動機與目的。
（2）目的解釋之擴張與限縮
在運用目的解釋方法時，對法律規范之目的常需作出擴張立法目的或限縮立法目的的選擇與判斷，前者稱之為目的性擴張或擴張解釋，後者稱之為目的性限縮或限縮解釋。擴張解釋是指當法律條文所使用的詞句的意義過於狹窄或規定的事項過於狹窄而不足以表達立法真意時，擴張其文義，以實現法律之真意。例如，《民法通則》第63條規定「公民、法人可以通過代理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公民、法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體如合夥、個人獨資企業、非法人團體等能否通過代理人實施法律行為則未予規定，此時即應作出擴張解釋，解釋為除自然人、法人以外的非法人組織也可以通過代理人實施法律行為。限縮解釋是指條文所使用的詞句的意義過於寬泛或規定的事項過於籠統而有違立法真意時，縮小其文義，以實現法律之真意。例如，《合同法》第52條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為無效合同，但法律、行政法規非強制性規定類型多樣，數目繁復，包括很多純粹屬於政府管理手段的強制性規定，此時必須對「強制性規定」作出限縮解釋，將其限縮在極少數基於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否則有違立法之本意。
由此可見，擴張解釋和限縮解釋不是獨立的解釋方法或解釋規則，而只是目的解釋方法中的不同路徑以及由此得出的不同結論而已，正如學者指出的：「實際上，被擴張或縮小的是言詞，所依據的恰恰是被發現的精神，因為的法律的意志在於的精神而不是在於言詞。」 [13]在法律漏洞填補中的目的性擴張與目的性限縮的填補方法與此種擴張解釋與限縮解釋有所不同，盡管二者有異曲同工之理。
4．歷史解釋方法的運用
歷史解釋是指根據制定法律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背景等，和記載與反映這種歷史條件、背景的立法素材如法律正式公布前的草案、立法理由書等立法文件，對法律規范中的疑義進行解釋。亦稱為法意解釋或沿革解釋。歷史解釋方法的運用須注意以下諸方面：
（1）此處的「歷史」是狹義上的歷史概念，僅指存有疑義的法律規范和法律條文制定時的歷史。換言之，它既非一國的歷史，亦非一國法律的歷史，甚至不是一國某一法律部門的歷史，而是制定具體法律的當時的歷史，屬於靜態的歷史而非動態的歷史。歷史解釋不是要從浩如煙海的歷史長河中去細研法律之全部，而只是截取歷史的某一橫斷面，其切入點僅是存有疑義的法律規范的制定時間。
（2）歷史解釋方法所需考察歷史的載體既包括以文字形式記載的制定法律當時的法律草案、立法理由書等，也包括抽象意義上的制定法律當時的歷史條件和背景。在我國，改革開放後早期的民事立法大都缺少法律草案、立法理由書等，故考察抽象意義上的「歷史」更為必要。例如，《民法通則》在第二章第四節規定了「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但條文很少，且非常概括和籠統，「兩戶」到底享有哪些民事權利、對外債務如何承擔、如何確定以個人財產經營抑或以家庭財產經營等，實務中常生疑義，此須考究《民法通則》制定當時的歷史背景即我國改革開放剛剛開始、農村中剛剛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中剛剛允許居民自謀職業等基本情況，方能對疑義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
（3）歷史解釋方法的運用要求立法機關制定法律時盡可能採取民主立法程序，並規范立法手段，完善立法技術，闡釋立法理由，保存立法資料，以便於司法實務中出現法律條文的疑義時司法者採用歷史解釋方法得出合理的結論。說到底，歷史解釋方法就其本質仍屬目的解釋的范疇，解釋法律時考究法律制定當時的各種立法資料與背景信息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立法目的。
5．比較解釋方法的運用
比較解釋方法是指在解釋存有疑義的法律條文時借鑒學理、判例以及國外相關立法或判例，進行比較，以尋求法條之真意。此處之「比較」乃廣義之比較，即參酌諸種法律知識范圍內的資料與信息，包括學理、判例、慣例、域外立法例等，茲分述如下：
（1）關於參酌學理與學說進行解釋。若采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目的解釋、歷史解釋等仍存疑義時，或無法采上述諸種解釋方法時，或不需采上述諸種解釋方法時，可以參酌、借鑒關於爭議條文的學理、學說作出解釋。學理本為立法發展與完善之土壤，學理通說本應函括在法律條文中，但一則法律條文相對凝固而學理時在變新之中，二者立法時由於立法者的疏漏或其他原因而未采學理通說，此時採納學理通說常有利於疑義之精析。正如學者指出：「法律制定後，在適用上遇有疑義時，多借學說理論加以闡釋。學說雖非屬法源，不具法律上拘束力，但對於法律的發展及法院審判，甚屬重要，其主要理由系為成文法傳統，法律解釋適用有待學說的闡釋；法官多在大學受法律教育，長期受到學者見解的影響。」 [14]如，《合同法》第58條規定合同被認定無效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但若第三人善意取得該財產是否亦須負返還義務，法律未予明確，但關於此，學理通說皆認標的物為動產時應當適用第三人善意取得。
（2）關於參酌判例進行解釋。我國非判例法國家，判例的先例效力未得到立法的肯認，但此種情形並不妨礙在法律條文發生疑義難以適用而已有妥適之判例時借鑒該判例進行解釋。當然，理論上言，若不承認判例法，則第一個判例便無從產生，又談何適用判例進行解釋，但事實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經根據立法精神、學理、域外立法例等對某些有爭議的法律條文的適用通過案例予以了解釋（如關於公司人格否認方面的案例、關於商標信託方面的案例等），此種由高人民法院正式通過並以一定方式公布的案例應當賦予其先例的效力，至於將其參酌為法律解釋的淵源則更不應有疑義。
（3）關於參酌域外立法例進行解釋。這主要是我國的民事立法本身都存在借鑒國外立法例或進行法律移植的必要性，於此情形，當某些從域外借鑒而來的法律條文出現疑義時，參酌相關國家的立法例和判例進行解釋順理成章。如《合同法》中的預期違約規范、締約過錯責任規范、不安抗辯權規范、債的保全代位權規范等。當然，參酌域外立法例和判例無疑應當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不可削足適履或生搬硬套。
上述民法解釋的諸種方法或規則盡管理論上而言應有適用之先後順序，但司法實務中法官和仲裁員當依發生疑義的法律條文和法律規范之具體情形，選擇最為貼切、最為妥當、最相匹配之任何一種方法或同時適用數種方法，皆屬正常，均無不可。
G. 民法通則和合同法中關於重大誤解、惡意串通的規定
《民法通則》
第五十八條 下列民事行為無效：
1、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的；
2、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依法不能獨立實施的；
3、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
4、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5、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
6、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2009年8月27日，刪去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第六項：經濟合同違反國家指令性計劃的，第七項：「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變更為第六項）
無效的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起就沒有法律約束力。
第五十九條 下列民事行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予以變更或者撤銷：
1、行為人對行為內容有重大誤解的；
2、顯失公平的。
被撤銷的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起無效。
第六十條 民事行為部分無效，不影響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六十一條 民事行為被確認為無效或者被撤銷後，當事人因該行為取得的財產，應當返還給受損失的一方。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
雙方惡意串通，實施民事行為損害國家的、集體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應當追繳雙方取得的財產，收歸國家、集體所有或者返還第三人。
《合同法》
第五十二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
（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第五十三條合同中的下列免責條款無效：
（一）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
（二）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
第五十四條下列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一）因重大誤解訂立的；
（二）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
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當事人請求變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不得撤銷。
第五十五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銷權消滅：
（一）具有撤銷權的當事人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一年內沒有行使
撤銷權；
（二）具有撤銷權的當事人知道撤銷事由後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放棄撤銷
權。
第五十六條無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銷的合同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合同部分無效，
不影響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五十七條合同無效、被撤銷或者終止的，不影響合同中獨立存在的有關解決爭
議方法的條款的效力。
第五十八條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
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
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
第五十九條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財
產收歸國家所有或者返還集體、第三人。
H. 民法當中對故意的定義與刑法中的故意一樣嗎
應該說是有區別的。
刑法上的故意分為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
直接故意是行為人意識到了某一行為結果的發生而追求並希望該結果的發生
間接故意則是行為人放任並不反對結果的發生。
刑法上的故意往往通過犯罪人的動機、目的、行為表現等主客觀方面來映證，需要嚴格的證實並嚴格與過失相區別。
而民法上的故意則一般沒有作出嚴格的定義，其僅作為與過失區別的概念。（因為絕大多數情況下故意和過失都是同樣要承擔相同的侵權責任的，而合同上則實行無過錯責任，違約即承擔責任，所以理論上加以區別的意義沒有刑法那麼大）他的證明要求較寬、概念外延也更廣。
民事上故意存在的「客觀化」、「推定化」的現象。即以侵權人或行為人的客觀行為來作為推定、認定故意的存在依據，如高空拋物，扔東西了即推定為有過錯，就要承擔責任，除非不可抗力。這時區別故意還是過失沒有意義，因為主觀要件已經被「拋物的行為」推定為存在過錯了，即客觀化了，受害人不必對侵權人的主觀狀態加以怎樣的證明。而刑法上的「故意」則萬不能簡單的以一個行為就推定。
另外，如第三人買賣，如果知道處分人無權處分的，即可認定為惡意的（故意），不適用善意第三人保護。此時的故意等同於知曉，刑法上的故意則沒有這么寬的標准和外延，它不僅要求「意識」（知曉？）、而且還要求「態度」（希望、追求？或反對？），其要結合動機、目的考慮充分映證。
I. 惡意訴訟的認定
惡意訴訟，指當事人利用訴訟為自己獲取不正當利益的訴訟行為。惡意訴訟在我國立法上尚無此概念，僅從字面上理解，惡意訴訟就是與善意相對的，有不良居心的訴訟行為。學界對此有廣義和狹義兩種認識，廣義的惡意訴訟包括所有的訴訟行為，貫穿起訴、審理、執行，還包括刑事告發；而狹義的惡意訴訟僅指起訴。本文探討的是廣義上的惡意訴訟。
1、主觀方面：故意。故意指向的對象是損害他人權益的結果，對於這種結果的追求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間接故意，即明知自己沒有某種訴訟權利，但為了他人利益受損而故意實施或為了謀取自己的非法利益而故意實施有損他人權益的行為。過失即對於損害他人利益的結果應當預見而未預見或雖預見但輕信能夠避免，過失是否構成惡意在學界仍存在爭議，但在目前我國公民法律意識和法律水平不高的情況不宜將其列入惡意訴訟，只要行為人主觀上沒有傷害他人的目的，其訴訟就不應為惡意訴訟，以免打擊公民的訴訟積極性。
惡意訴訟的表現形式：1.串通虛假訴訟，是指當事人出於不合法的動機和目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與另一方串通提起民事訴訟的行為。
通過虛假民間借貸轉移離婚財產；通過虛假民間借貸轉移企業財產或個人財產逃避債務；通過虛假民間借貸轉移即將被法院執行的財產；
2、單方虛假訴訟，是指當事人出於不合法的動機和目的，虛構事實或證據提起訴訟的行為。虛假刑事告發；通過虛假訴訟認定馳名商標；通過虛假訴訟打擊競爭對手商業信譽；虛假起訴無關系的第三方。虛假提起特殊程序。為了利用特殊程序所產生的結果，惡意提起宣告失蹤、死亡、無民事行為能力等。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十三條 民事訴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是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它要求當事人在民事訴訟活動過程中，依法行使訴訟權利，履行訴訟義務，不得以偽造證據、虛構事實等。
J. 通謀虛偽表示和惡意串通的區別
通謀虛偽表示是大陸法系民法中的概念，意思是表意人與相對人一致同意僅造成訂立合同的假象，而實際上並不想使該合同的法律效果產生。我國《合同法》中與之相對應的法律概念為惡意串通。
通謀虛偽表示有三個構成要件，其一為有意思表示；其二為意思表示與真意不符，即表示的效果意思與內心的效果意思不符；其三是非真意之表示與相對人通謀、當事人通謀之目的或者動機，在所不問。
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中，對於通謀虛偽表示的立法體現主要有：
1、《德國民法典》第117條第(1)項規定：「須以他人為相對人而做出的意思表示，系與相對人通謀而只是虛偽地做出的，無效。」
2、《日本民法典》第94條第1款規定：「與想對同通謀而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第2款規定：「前款意思表示的無效，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
3、我國台灣地區「民法」第87條第1款規定「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但不得以其無效對抗善意第三人。」
通謀虛偽表示與惡意串通的相同點：
1、從行為性質看，通謀虛偽表示與惡意串通均為法律行為，而非事實行為。因二者均為法律行為，都需要對其效力進行判定。
2、從行為主體看，惡意串通行為與通謀虛偽表示均由兩個以上民事主體參與，或互為意思表示，或一方為意思表示，對方明知而予受領。
3、從行為內容看，在惡意串通行為和通謀虛偽表示行為中，當事人相互間均由通謀之意思聯絡。
4、從當事人主管冬季刊，惡意串通行為和通謀虛偽表示通常均指向第三人，即通常有損害第三人利益的動機。
通謀虛偽表示與惡意串通的區別：
1、從行為主體看
德國民法上通謀虛偽表示之表意人為法律關系之當事人，德國民法理論一般不討論代理人如何損害本人利益的問題。即使將通謀虛偽表示的規定適用於代理人與相對人之間的虛假行為，也被認為是對該規定的擴大適用。
2、從意思表示的真實性看
通謀虛偽表示，其意思表示與當事人真實意思不符。而惡意串通行為是否屬於意思表示不真實行為的問題，存有歧見。通說任未只要行為人有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利益的惡意，並且雙方有通謀，即構成。
3、從是否以損害第三方利益為要件看
通謀虛偽表示不宜通謀虛偽行為損害第三方利益為要件，而惡意串通行為以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利益為要件。
4、從法律效力看
通謀虛偽表示並非對所有人無效，為保護善意第三人，通謀虛偽表示的無效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即為相對無效。而惡意串通行為，其內容具有明顯的不法性，故其無效是絕對的，對任何人均無效，無任何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