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度比較研究
㈠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 在實踐中出現了哪些問題
第一，我國現行的司法機關的管轄區域與地方黨委、地方權力機關、地方行政的管理區域完全重合，故而強化了司法權的地方化。我國是單一制國家，理應只能存在一套統一的國家司法系統，各級司法機關應是一脈相承、統一而完整地行使國家司法權，只有這樣才能維護國家法制和司法權的統一。然而，在現行的體制下，統一的司法權被地方黨委、地方權力機關、地方行政區域所分割，各級地方司法機關已演變為「地方的」司法機關。再加上在現行體制下，地方司法機關人財物都依賴於地方、受制於地方。顯然，要求司法機關獨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權，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和有效實施，無異於在緣木求魚。
第二，司法機關系統內的監督機制疲軟，致使司法機關無力通過自身的監督機制來糾正各種執法不嚴以及司法腐敗現象。目前，我國司法系統內的監督主要有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的檢察監督和上級審判機關對下級審判機關的審級監督。就檢察監督而言，人民檢察院作為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它有權對國家審判機關的審判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但是在實踐中，檢察監督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從來就沒有真正確立和實現。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檢察監督的力度軟化，檢察機關的執法監督意識和監督行為由於受多種因素的困擾和束縛，出現了種種障礙，有些檢察機關認為當前法制不健全，監督手段不完備，致使檢察監督難以展開，即使對審判機關的審判活動進行監督，不僅審判機關不理解，一些黨政機關及領導對此也存在思想誤區，由於出力不討好，不如不監督；二是從我國現行法律規定的情況看，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所進行的監督只是一種事後監督，在實踐中檢察機關發現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違法時，只能以抗訴的形式要求審判機關糾正。如果審判機關拒絕糾正，檢察機關也無能為力。長此以往，必將嚴重損害檢察監督的權威性和有效性；三是檢察機關也是司法機關，我國現行法律只規定檢察機關有權監督其他司法機關，至於如何監督檢察機關的檢察權問題，除了國家權力機關的「工作」監督外，目前尚無其他明確規定，從而為檢察機關濫用權力提供了便利。就審級監督而言：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上級審判機關有權對下級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實行審級監督，在實踐中，上級審判機關通過審級監督的形式對下級審判機關的違法行為確也進行了有效糾正。但是，審級監督是審判機關系統內部的監督，由於我國實行二審終審制，再加上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受地方保護主義的困擾，因此，在有些地方，上級審判機關對下級審判機關進行審級監督的著眼點已不再是法制的統一和國家法律的有效實施，而是地方利益是否受到充分的保護。
第三，輕程序、司法機關不遵守程序約束的現象相當普遍。與西方社會所奉行的「程序優先」這一法律理念不同，我國有重實體、輕程序的法律傳統，往往把法律程序視為純形式的東西，甚至看成形式主義，或者認為它束手束腳。1979年至今，我國先後頒布了《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等程序性法律。但是由於我國輕程序的法律傳統的影響，在這些程序法中，存在著濃厚的國家本位主義思想。比如：在各種訴訟中代表國家行使司法權的司法機關始終居於絕對支配地位；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地位不平等和控告方的證據具有絕對效力；各種程序性規范對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來說是一些硬性的規范，而對司法機關則是一些軟化的約束等。由於我國在立法中輕程序以及程序法中國家本位主義思想的影響，有些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甚至認為程序法只是約束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司法機關則可以不受法定程序和制度的約束。實際上，在我國，司法錯案的發生往往不是適用實體法不正確，而是出現在程序法的執行不嚴格和程序法本身不完善上。由於受國家本位主義的影響和程序法中缺乏一套嚴密、具體、合理的程序規則，再加上司法機關在執法過程中輕程序，這樣就極易造成司法活動游離程序法所規范的軌道。程序不嚴謹必然導致執法不規范，執法不規范則必然帶來司法不公正。
第四，現行司法機關的內部管理體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司法責任制。由於長期受行政管理方式的影響，我國司法機關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來管理司法工作，特別是審判機關往往習慣於以此方式來管理法院的審判工作。在我國的審判機關中，法官始終是以法院工作人員而不是以法官個人身份出現在審判程序中，他們對外代表法院履行職權，包括依法調查收集證據、組織並主持案件的開庭審理，但卻無權獨立對外作出裁判。目前，有相當一部分法院由審判委員會或者行政性質的庭務會以集體負責的名義行使對案件的裁判權，無論該案件是否重大或者是否疑難，均由審判委員會或庭務會討論決定。獨任庭、合議庭只對案件事實負責，失去了應有的職能作用，以致形成了審者不能判、判者又不審的局面，審理與判決嚴重脫鉤。由於庭務會和審判委員會擁有案件的實際裁判權，因此裁判的結果和相應的責任自然也由集體承擔，而所謂集體負責的結果是誰也不負責。這種採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法院的做法，既違背了審判工作特有的規律性，也與法律規定不符。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固然不等於法官獨立辦案，但是人民法院的裁判總是應由法律規定的審判組織以法院的名義作出的。目前，隨著審判機關的職能作用不斷擴大和案件大幅度的上升，法院工作的效率越來越成為影響法院形象的障礙，而法院系統內現行的管理方式又加深了法官責任心的缺乏和審判工作的低效率，產生了整個社會對審判機關的「信任危機」。
第五，司法人員法律專業水平偏低，司法腐敗問題相當嚴重。首先，與法治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對法官、檢察官任職資格條件的要求是比較低的。例如，我國《法官法》將法官的專業學歷起點確定為大學本科以上，《檢察官法》的規定也是如此。然而，我國現有司法人員學歷的實際情況離這一要求卻相距甚遠。在全國法院系統25萬多名法官中，本科層次的只佔5.6%，研究生僅佔0.25%.而在全國檢察機關系統內的20多萬檢察官中，本科層次的更少，只佔4%.我國司法隊伍的絕大部分構成人員是在1979年後到司法機關的，從這支隊伍的來源上看，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是政法院校的畢業生；二是復轉軍人；三是通過社會招干途徑考入司法機關的高中畢業生。從人數比例上看，後兩部分的人數遠遠超過前者的人數。在我國，司機可以轉干當法官，軍隊幹部可以當法官，工人可以轉干當法官；沒有經過政法部門鍛煉、沒有辦過案子、沒有讀過法律的人，可以到法院當院長。（註：夏勇主編：《走向權利的時代》，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頁。）可見，我國現行司法隊伍中非專業化的傾向是相當嚴重的。我國司法隊伍中的另外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司法腐敗。應該說，我國司法隊伍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還是相當廉潔的，但隨著社會上日益嚴重的腐敗現象向司法隊伍滲透，司法腐敗問題漸漸變得嚴重起來。近幾年來，雖然各級司法機關在廉政建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司法機關內部違法違紀的問題依然存在，其中有些性質和情節還很嚴重。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違法違紀領域越來越寬，違法違紀的人職位越來越高，非法所得數額越來越大，手段越來越狡猾、惡劣的現象，（註：宗河：《譜寫好歷史的新篇章-記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載《人民司法》1997年第2期。）嚴重地敗壞了司法機關的形象、損害了法制的權威。目前，我國司法腐敗的現象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流傳在老百姓中的許多民諺，如「大沿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還說法制不健全」，等等。都說明了司法腐敗現象之嚴重，部分法官、檢察官等已經成了產生腐敗的污染源。（註：李曙光：《97法治：五個問題、五種趨勢》，載《法學》1997年第2期。）
我國司法制度的上述弊端，使得我國現行的司法制度已無法適應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有效實施現行法律的需要，它不僅無法使人民司法制度發揚光大，而且已嚴重地損害了司法形象和國家法制的權威與統一。所以，司法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
㈡ 請問中西司法制度的區別謝謝
中西法律文化比較依然是21世紀中國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一項重大課題。經驗和科學告訴我們，法律制度的有效建構和運作依賴於相應的法律文化的存在，法治的成長必須紮根於相應的法律文化土壤。追本溯源，中國法律現代化的建設是在西方法律文化沖擊而與自己固有的法律傳統人為割裂的情況下展開的，因此，百年來一直存在著中西兩種法律文化的沖突。目前，我國正在進行一場轟轟烈烈的司法制度改革，可見，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順利推進，必須依賴於對法律文化的理性分析，而從司法角度對中西法律文化進行分析更是其中的關鍵。
在研究中西法律文化異同之前，先說一個有趣的現象。作為法律的形式化象徵，在西方有「司法女神」，在中國有「司法神獸」。司法女神鵰塑在西方法院建築中會經常看到，我們在港劇裡面也能經常看到。司法女神一手執寶劍，一手拿天平，最值得注意的是女神的眼睛是閉著的或是用布蒙著的，所以也叫蒙目女神。寶劍表示力量，天平表示公平，額發表示誠實，閉眼表示「用心靈觀察」。造像背面往往刻著古羅馬法顏：「為實現正義哪怕天崩地裂」。中國的「司法神獸」，是一隻像牛或羊的獨角獸。它是中國的司法神，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眼睛不僅睜著，且睜得很大，怒目圓睜。它是中國第一位法官皋陶在辦案時如爭執不下，就將這叫做獬豸獸牽出來，它會用那隻獨角去抵觸真正的罪犯。西方和中國的司法神有一個顯著的區別，就是司法女神的眼睛是閉著或用布蒙著的，而中國的司法神獸眼睛是怒目圓睜。這一顯著區別體現著中西司法理念的不同，更深一層地看則是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不同。
以司法制度為例，下面就來分別探討中西法律文化的特點。
一、 西方的法律文化
西方司法制度一般是指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的司法制度，其基本特點是：司法權獨立於立法權、行政權；實行審判公開制度，訴訟活動的透明度較高；律師辯護和代理制度發達，當事人獲得辯護率較高；推行自由心證和無罪推定原則；注重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保護；訴訟作為主要的糾紛解決機制，適用率極高。西方司法制度體現了司法獨立性、中立性、終局性等屬性，是一種比較先進的司法制度。它經歷了漫長的發展完善過程，真正發揮了司法的功效，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所以，從某種程度來說，西方的司法制度代表著現代化的司法制度。
然而，西方司法制度的形成和發展，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而是有其獨特深厚的文化內涵的。個人本位和權利本位是西方司法制度最核心的文化內涵。個人本位的價值觀認為，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自然存在，任何人都無權將他人視為達到主觀目的的手段，每個人都是自治的主體人、目的人，個人價值應當優於社會價值。權利本位是伴隨著個人本位而產生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認為，國家權力來源於公民，公民有權主宰國家，國家應優先保障公民的主人地位及相應權利的取得。個人本位和權利本位的價值觀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古希臘、古羅馬發達的契約關系為自由、平等、權利等法權觀念的生長提供了社會條件。古希臘法與羅馬法所倡導的個人本位和權利本位的價值觀後來隨著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大力宣揚而成為西方法律文化的主流，並進一步上升為法律觀念。西方國家的諸多訴訟原則、規則都是對個人本位、權利本位的一種回應。例如，確立了被告人獨立的訴訟主體地位，被告人不再是訴訟的客體，不得對其進行刑訊逼供和有罪推定；被告人不僅有權就自己無罪、罪輕或減輕、免除刑罰作自行辯護，還有權聘請律師協助辯護或接受法律援助。再如，確定國家刑事訴訟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人權，尤其是個人利益與國家、社會利益發生沖突時，更多的是強調對個人利益的保護，比較突出的一個表現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和疑罪從無規則。
法律和民主至上的價值觀也是西方司法制度的重要文化內涵。西方國家向來具有濃厚的法律與民主色彩。這也與他們早期發達的商品經濟密不可分。商品經濟講求平等競爭，它是孕育民主的天然土壤。而商品經濟下產生的契約關系則是一種法律關系，它直接推動了法律的發展。今天，法律和民主在西方國家的滲透面更廣。無論是經濟、文化、政治、宗教領域還是個人的日常生活領域，都在推崇民主，追求法治。法律和民主至上的價值觀同時也成為西方司法制度發展的內在動力。為了體現民主，賦予被告人與原告人同等的訴訟地位和訴訟權利；為了體現民主，司法權獨立於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運作向民眾公開，並讓更多的民眾參與。法律至上的觀念使訴訟成為解決糾紛的首要途徑，並促成了律師業的極大發展。總之，法律和民主至上的價值觀使西方的司法制度處於一種民主、有序、理性的運行狀態中。
二、 中國的法律文化
我們現在的制度建設從總體上來說是學習西方的結果，而且是從不同國家的法律文化中東拼西湊的結果。大體上說來，我們總體上的制度因素有三個方面：第一方面是歐洲大陸的，以及日文版的歐洲大陸的法律傳統。第二方面是社會主義的，尤其是俄文版的社會主義學說和社會主義制度。直到今天，法院的地位低微，檢察院的監督權以及司法權行使方式過程中的所謂的群眾路線，這些東西都跟蘇聯的制度很有關系，對具體審案法官的司法解釋權的剝奪都跟蘇聯的司法制度有很密切的關系。第三方面就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我們中國人做事情所喜歡採取的方法，我們的政治文化，我們的法律文化，這些東西也許在我們的表層制度上看不到多少，我們的表層制度都是西方化的，但我們骨子裡的運作過程，我們所遵循的一些准則，我們自覺不自覺地所採取的一些方法，都還是我們兩千年來所一直採取的方法。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形成有其獨特的經濟基礎、社會制度、地理環境等方面的原因。今天，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取代了傳統的封建制經濟，而且我們不再閉關自守，而是在經濟、行政、司法等領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可以說，傳統法律文化產生的基礎已不復存在。然而，用中國的手段操作西方的模式，這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非常明顯的一種狀態。例如，法院院長很少有人會覺得自己是獨立於地方政府的法官，他覺得自己只是一個下屬，他只是地方權力格局中的—個棋子，下棋的人把他搬到哪兒就是哪兒。正是在這種前提下，分析我國的法律文化不能光從傳統法律文化分析，而應該分析引進西方法律文化後的中國法律文化所產生的獨特性和沖突。具體體現在：
第一，受家國本位、義務本位價值觀的影響，我國的訴訟目的偏向於懲治違法犯罪行為，維護社會整體利益，而對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權利保障不力。我國引入了辯護制度，賦予被告人辯護權，但是在司法實踐中，被告人的辯護權並沒有得到真正實現。被告人的自行辯護權利受到種種限制，辯護律師沒有充分的調查取證權，訴訟權利也得不到應有的保障。法官無視辯護意見，先判後審的現象屢禁不止。另外，法律雖然規定舉證責任在於控方，但又規定被告人應當「如實供述」，「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為了盡快查明案件，違法取證、刑訊逼供的現象也較為常見。比如我們常常能在一些譯製片和港劇中，聽到這樣一句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同樣熟悉的話：「你有權保持沉默！」這兩句話充分反映了中西方兩種不同法律文化、不同人文精神的差異所在。
第二，等級特權思想仍然存在於不少人尤其是實權人物的觀念里。有些司法人員辦理案件不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而是以當事人的身份、職務、社會地位為依據；某些高級官員違法犯罪，可以憑借其權勢與地位逃避法律責任；某些權大、官大的所謂「上級人物」可以任意干涉司法活動，強迫司法機關按照他們的意圖辦事，強行更改或拒不執行法院的裁判，甚至憑借特權隨便調離秉公執法的司法人員。等級特權思想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獨立、司法公正等法律原則遭到了嚴重破壞。
第三，雖然我國已實行司法獨立，然而司法行政不分，行政權力過於膨脹的傳統使我國司法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司法機構的改革困難重重。我國的司法機構設置與行政區劃重疊，在機構名稱前均冠以某某省、某某市的名稱。司法人員的級別與行政機關的級別完全相同，也有處級、科級之分。在工作機制上，採用行政化的層層批示制，合議庭報庭長、院長審核、審批，院長提請審判委員會決定或者是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請示。這些與行政機關雷同的做法不符合司法工作的特點，也不能滿足司法工作的要求。另外，司法機關還有一個非常突出的行政化現象，即其財政受制於地方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沒有獨立的經費來源，而是每年由同級政府提供經費。司法經費的不獨立使得司法領域內地方保護主義惡性蔓延，嚴重影響了司法的獨立性。
第四，受息訟觀念的影響，我國訴訟制度解決糾紛、保障法律實施的功效得不到充分發揮。訴訟觀念的淡薄使得我國民眾遇到糾紛時寧願選擇和解或通過民間調解。民間調解雖然在表面上避免了一些糾紛的公開化，但由於它以傳統的倫理道德乃至家法家規為主要依據，因而不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培養，也不利於法律的實施。而且和解、民間調解等非訴訟機制的過多適用，限制了訴訟機制功效的發揮，不利於現代司法制度的構建。
第五，人情、地緣關系也是我國司法改革中某些難題的症結所在。因為重人情、重關系，證人不願出庭作證，以免得罪他人，破壞良好的人際關系，所以證人的出庭率極低，作證質量也不高；因為重人情、重關系，很多情況下，打官司成了「打關系」，沒有關系也要找關系、拉關系，所以司法不公、司法腐敗現象日益嚴重；因為重地緣關系，地方保護主義盛行，使得異地取證、異地執行難上加難。由此可見，引入的先進司法制度如果沒有相應的文化理念支持，相反卻受到本土傳統法律文化的不良影響，那麼其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異化，在本土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
綜上可見，中西方司法制度的差異根本在於兩者法律文化的差別。根源於傳統法律文化的中國司法制度，只是生搬硬套地學習運用西方的司法制度是行不通的。只有理性地看待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異，找准中西方在法文化上的共通點，尋找解決兩者文化沖突的方法而又保留和發展我國自身法律文化的獨特性，才能更好地建設和完善我國司法制度。當然，這也是建設我國法治社會的必由之路。
㈢ 多頭司法是什麼意思
其實這句話最主要的就是我國的司法機關的發展淵源，本身司法機關從發展之初是一個集偵查、檢察、審判、監管職能的機關，隨著司法制度的發展，職能發展細化分立出偵查機關、檢察監督機關、審判機關等統稱為一個大司法系統的管理機構。這個是隨著中國法制史加上現代法律制度對比而形成的一種比較研究。希望可以幫到你。
㈣ 日本司法制度的變遷
一、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沿革
日本屬於大陸法系的國家，其現行的法律制度是以19世紀後半葉即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契機，以歐洲大陸法系為基礎，並受英美法系的影響（主要是引入了美國的法律制度），又繼承了自身傳統的法律文化（主要是中國唐代律令為藍本的「大寶律令」制度）而逐步演變發展起來的。
（一）二戰以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
從17世紀開始到19世紀中葉，日本是由有勢力的封建領主（德川幕府）掌握著國家政權。由於日本當時採取鎖國政策，與外國的邦交及通商都處於停止狀態。直到19世紀中葉受歐美各國開放的壓力，才打破了鎖國政策，並從「明治維新」建立新政權後，才開始了近代國家的建設，並借鑒法國和德國的法律制度，開始建設日本近代的法律制度。其中，法國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最為明顯。如1880年的《治罪法》和1890年的《刑事訴訟法》，就是仿照法國的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即日本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最早立法。同時，日本在刑事司法方面的立法，也受德國的影響，1890年的《法院組織法》就是以德國《法院組織法》為藍本的，並且日本1889年的《明治憲法》和1890年的《裁判所構成法》，也是借鑒德國憲法制定的。此外，日本還借鑒英國的司法制度制定了陪審法，從1928年開始，實行了15年陪審制度，後來由於案件逐年減少，加之二戰爆發，為了節約由於陪審所需要的時間、人力、物力、財力，於是1943年取消了陪審制度。
（ 二）日本二戰以後的刑事司法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後，按照《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書的規定，日本廢除了《明治憲法》。美軍作為聯合國佔領軍進駐日本後，在美國的參與和扶助下制定了實行國民主權原則的日本憲法。以此為契機，日本進行了包括刑事司法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美式司法」改革，即所謂二戰後日本的第一次現代司法制度改革。在此次改革中，日本大量引入英美法系特別是美國的法律制度，主要體現在：賦予法院（日稱裁判所）完全的司法權和違憲審查權，禁止設置二戰前行政法院那種特別法院；增設了家庭法院和簡易法院，建立起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簡易法院的審判機構體系；在審判程序方面，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制度中採用的是當事人主義的訴訟原則；將司法「三曹」（指法官、檢察官、律師，又稱「法曹」）合而為一，實行同一的嚴格的司法考試和研修制度等。1946年頒布的《日本憲法》關於「國民權利義務」一章中，規定了訴訟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權利，如沉默權、令狀主義、質問權等，這便形成了日本的刑事訴訟程序的骨架。這些規定是以《美國聯邦憲法》為根據制定的，並成為日本刑事訴訟法上各種原則的基礎。因此，二戰後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帶有美國司法制度的色彩。
㈤ 比較法的比較法的研究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敘述的比較法，即外國法研究，這是比較法研究的基礎。第二個層次是評價的比較法，即研究不同法律制度異同及其發展趨勢，它建立在敘述的比較法的基礎之上。第三個層次是沿革的比較法，即研究不同法律制度歷史的和現實的關系，它建立在敘述的比較法和評價的比較法之上，以在歷史上和現實中不同法律制度在法律移植和借鑒中所形成的實際關系為研究對象，是比較法研究的最高層次。
比較法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其研究對象是世界各個不同法律體系之間的關系，而不是不同法律制度之間的任意比較。
比較法的方法論
一 敘述的比較法的方法論
1.基本原則，按照外國法的原樣認識外國法。研究外國法要求人們對該國語言流暢，對該國法有基本知識，特別是他們的法律淵源，基本法律概念，法律用語，但是，盡管有這些知識，研究外國法仍然會遇到很多陷阱。
2.信息源的可用性和可信性
外國法律信息來源有兩個：第一手資料，即外國制定法，司法報告，判例。他們直接的法律淵源，具有最高的可用性和可信性。第二手資料，即外國法的教科書參考書、雜志上的文章。這些第二手資料比較全面、詳細地介紹了外國法的情況。對於初次接觸外國法的研究者來說往往是起點，而第二手資料是在了解了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才可能進行深入地研究。
3.外國法的淵源的解釋和使用
必須准確地使用外國法淵源，包括立法、司法判決和其他的法律淵源，基本的原則是在研究外國法時，人們必須尊重外國存在的法律淵源的序列等級。
各種法律淵源的實際地位不總是表現在國家的正式文獻中，甚至表現在法學著作中。
外國法的淵源應該如同在其本國家那樣得到解釋。
4.必須把外國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
外國法的分類可能不同於本國法的分類，即使存在同樣的分類，在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的分類方式，相應的法律規則在不同的法律體系中可能屬於不同的法律部門。
5 翻譯問題
對外國法的翻譯一般都採取直譯方式。法律用語與日常用語有聯系，但也不能等同。
6 過時的法和活法
在研究外國法時，重要的是決定外國哪些行為規則具有法律規則的地位、例如在研究共產黨政策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共產黨政策往往相當大程度上執行著法的功能。
另外一個問題是某些正式的法律淵源過時的問題，他們不再是哪個國家起作用的法律體系的一部分。
7 法律規則的社會背景和目的。
法律體系是一種社會現象，只表現社會的一個方面，因此不能把它與社會的其他方面脫離。要理解外國的法律規則，就應盡可能的理解他們的非法律的環境（經濟的、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文化的）和社會目的。
二 關於可比性問題
1.要使比較有意義，比較的對象必須有某種共同性，作為公分母，這種共同性成為，比價的第三項，這不僅是比較法而且是任何比較所要求的。
2.在比較法中，人們的興趣在於比較法律規則的實質內容，即不同法律體系如何調整在被比較的國家產生的某一情況。這種比較要求被比較的規則事實上處理同樣的問題。
3.兩個國家使用同樣或類似的法律用語並不能保證可比性。反之，即使兩個國家的法律規則的法律用語差別很大。從語言上很難看到具有共同性，卻可能存在可比性。
4.如果人們期望確定法律體系實質內容的真正的相似性和差別，就不應該以法律規范和制度的名稱為開端，而應考慮它們的功能，即規則要調整的事實。被比較的規則和制度必須在功能上相互可比。這種共同的功能是作為「比較的第三項」而發揮作用。
5.還應該注意的是，兩個有著同樣功能的法律規則之間的比較，並不意味著它們必定有同樣的目的。
三 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法律制度的可比性。
1.西方和蘇聯學者論可比性
關於可比性問題，往往集中在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法律規則，特別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法的可比性上，也表現在西方法和發展中國家的法律之間的可比性上。 從兩次世界大戰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冷戰時期，西方法學家一直對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體系採取不承認主義，他們認為，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把法律消亡，而法在西方國家是至高無上的，因此兩種制度的法律體系是不可比的。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法學家當時也對社會主義法和資本主義法的可比性持否定態度。 進入70年代，無論在西方還是在蘇聯東歐國家對於社會主義法與資本主義法的可比性問題有了新的認識。保加利亞學者斯談列夫區別一個制度直接的、當前的功能和他的長遠的、最終的目的和功能。 瑞典學者博丹認為，社會主義與西方法相比可能服務於不同的階級利益，但是，人們不應該混淆法律規范的法律、政治目的和它的功能，即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社會實際情況。
2.鄧小平理論如何看待可比性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原蘇聯的東歐國家進行的市場經濟改革，上述爭論又有了新的內容，如上所述，長期以來在理論界，包括法學界，有一種固定的看法，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而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的本質及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的論述，實際上已經為社會主義法與資本主義法是否具有可比性，或者在什麼范圍內是可比的、在什麼范圍內又是不可比的爭論，在更高的理論層次上做出了中國人的回答。也就是說，就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都存在計劃和市場而言，他們都存在著需要用法律調整的共同的問題，兩種法律制度當然存在著可比性。
四 規范的比較和功能的比較
比較法按照比較的對象的差別，可分為規范的比較和功能的比較。
1.規范的比較，即比較不同國家同一名稱的法律制度、 法律規則。這種比較以規則為中心，只要挑選出不同國家或地區具有相同或類似名稱的法律文件，把要進行比較的法律制度或規則一一加以對照，比較他們的異同，即可達到預期的目的。
2.功能比較不是以規則為中心，而是以問題為中心，即只要被比較的國家或地區具有相同的或類似的問題，就可以就它們對該問題的不同解決辦法進行比較。
功能的比較擺脫了規范比較容易受到本國法律概念的限制，對執行同一功能的不同法律規范採取靈活的態度。
3.二者各有作用的領域。規范的比較適用於對法律結果相同的法律制度進行比較。如同對同一法系、同樣的社會制度的法律規則的比較；而功能的比較適用於對不同法系，不同社會制度處理同樣問題的不同的法律手段進行比較。
五 功能比較的程序
1.在所比較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中找出人們共同遇到的社會問題或社會需要，也就找出共同的起點。
2.研究那些國家對這種社會問題或者社會需要，所採取的法律解決的辦法，及有關法律規范、 程序和制度。對此，法學家可以設計不同的法律解決的辦法模式。
3.對不同國家採取的法律解決辦法的理由進行研究。
六進一步研究這些異同及其產生原因的可能趨勢。
對各種法律解決辦法進行評價。但是之中評價不能依靠好壞、正誤之類的抽象、絕對的標准。也不應根據法律本身，而應根據特定解決辦法是否符合社會需要的效能這樣一個客觀標準的評價。
根據既定的社會存在和需要，既定的解決辦法的實際影響以及某些領域的發展趨勢，可以合理的預測未來的發展。
七 不同國家之間的相互交往
不同國家法律制度、法學思想比較研究的社會歷史條件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不同國家之間的相互交往，二是一個國家內的法律多元主義；三是抽象理論與經驗研究相結合
八 抽象理論與經驗研究相結合
比較法的出現，除了必須具備國家之間相互交往，或國內法的多元主義之外，還具有強烈的經驗研究的傾向，即從現實存在的不同國家的法律制度出發。反之，在法律時間與法學研究中。如果不從實際法律出發，理論上研究的是一套，實際通行的是另一套，理論研究以實際的法律制度為基礎，不關心法律實踐中遇到的問題，而是從抽象的理性或上帝的意志出發，構造出一種形而上學的法律體系的模式，是不可能促進比較法的發展。
法學研究建立在各國現實法律制度的基礎上，比較法的出現才成為可能。一方面，歷史法學派對於與自然法相聯系的任何思想方法都持否定態度，例如胡果就認為法學的目的就是要從對所有現存的實在法的比較中產生「民族精神」或「經驗的自然法」。在這個方面有利於比較法的發展。另一方面，薩維尼及其繼承者在提出所有的法律都是民族精神的產物的同時，卻拒絕了羅馬法和日耳曼法之外的任何法律的研究，在這個方面則阻礙了比較法的發展。
㈥ 分析比較英美的司法制度體制
最後，檢察官制度的不同也是兩大法系檢察機關的顯著區別之一。這種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檢察官選任途徑的不同。英美法系的檢察官一般來自律師，而大陸法系的檢察官則是國家作為「法律人」（或稱法律家、法曹，包括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等）之一專門培養的，法學院的畢業生經過1至2次司法考試和一定期限的司法實習，便可自由選擇是作檢察官還是作法官、律師。
其二，檢察官保障制度和社會地位不同。大陸法系檢察官享有近似於法官的身份、經濟和特權保障，因為大陸法系檢察官和法官地位一樣，俗稱檢察官為「站著的法官」，而審判官為「坐著的法官」；而英美法系檢察官則是作為普通行政人員來管理的。法國和德國檢察官實行單獨的工資等級和標准，檢察官和法官工資水平一致，其工資起點與較高級公務員工資起點相當。法國規定檢察官的退休年齡為65歲，而普通公務員的退休年齡為60歲。與此相適應，大陸法系檢察官的社會地位高於英美法系。
其三，檢察官隊伍穩定程序不同。大陸法系檢察官是專職培養的，且保障制度較好，社會地位較高，因而檢察隊伍比較穩定；而英美法系的檢察官隊伍則不然。英國雖自1986年起建立了統一的檢察機構，但是對於檢察官決定起訴的案件，他們只能在治安法院出庭支持公訴，在刑事法院、高等法院等則必須聘請大律師出庭支持公訴，因而出庭公訴人員固定性差。（註：《關於英國刑事訴訟的考察報告》，1988年中國刑事訴訟制度考察團，第15頁。）美國檢察官隊伍流動性也非常大，其原因有兩點：一是美國檢察官薪水和社會地位比法官和私人律師都低，檢察工作沒有吸引力，檢察人員往往只把檢察工作作為以後從事其它工作積累經驗和資本的「跳板」而不是將其作為永久性職業；二是美國檢察官任期只有四年，與政黨共進退；每新總統上台都會重新任命本黨人員作為檢察官來替換原來的檢察人員，對整個檢察系統實行「大換血」，從而極大地影響著檢察官隊伍的穩定性。
二、兩大法系國家檢察機關差異成因之分析
每一事物的形成都是有其歷史和現實基礎的，兩大法系國家檢察機關差異的形成，也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據和現實基礎。究其成因，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檢察制度產生發展方面的原因。檢察制度最早產生於何國，有三種觀點：一是認為起源於法國；二是認為起源於英國；三是認為當代檢察制度有兩種不同的起源（中國除外）：英美法系國家的檢察制度起源於英國，大陸法系國家的檢察制度起源於法國。筆者認為第三種觀點更為准確。檢察制度的產生和發展過程是相當復雜的。概括而言，在英美法系國家，早期主要是美國受英國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了其它國家的影響），後期則主要是英國受美國的影響，特別是英國1985年的《犯罪起訴法》受美國影響很大。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制度，也存在類似交互影響的情況。此外，兩大法系這間也有相互借鑒。
法國的檢察制度萌芽於十二世紀。當時法國領主權力很大，國王的權力受到極大限制，為加強中央集權，國王採取的措施之一是設立代理人。國王代理人在代理國王處理私人事務的同時，還負有在地方領主的土地上監督國王法律實施的職責。這種國王代理人，即為以後的檢察官。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法國，檢察官自產生之日起就承擔有類似於現代的法律監督職能。13世紀中葉至15世紀初期，法國法律明確規定國王代理人承擔以下監督事項：代理國王監督贖金的繳納是否合理；監督沒收財產及其它判決的執行。15世紀以後，檢察官除負責刑事案件的偵查和起訴，還行使以下監督職權：監督訴訟的提起及進程；監督地方官員是否竭盡職守；確保國庫之收入；檢查制度量衡；決定麵包售價；監視圖書館和法科大學。（註：程榮斌《檢察制度理論與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0頁。）與法國不同，英國的檢察官自其產生之日起，就只是作為國王的法定代理人，向國王提供法律咨詢和參與訴訟，而不承擔法律監督職責。英國自1066年被威廉公爵征服時起，政治上就已實現統一，隨後的法制統一任務，主要是依靠英王設置的王室法院的法官們進行巡迴審判，通過判例法來實現的。這樣，就無需國王代理人承擔監督法律統一實施的任務，在王室法院設立之後，直到13世紀才設立的檢察官就僅僅是國王的法律顧問，而不承擔法律監督之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其次是源於法律淵源的不同。在法律淵源表現為成文法的大陸法系國家裡，在法律上和訴訟理論上，判例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具有造法功能的法官只能依據事實嚴格適用成文法，因而檢察官肩負起保證制定法在全國統一實施的責任就成為必然，賦予檢察官以法律監督權是成文法國家法制統一的需要。而在法律淵源以判例法為主的英美法系國家，法律體系是通過法官來創造和發展的，具有造法功能的法官在英美法系一直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在司法至上觀念的支配下，法官在司法上的至上權威是不能容忍有更上位的監督者的。檢察監督觀念與這種法官的崇高社會地位相抵觸，是不可能有生存的根基的。
再次是訴訟模式的差異。綜觀現代各國訴訟制度，雖然檢察官在法庭審判階段都承擔公訴職能，但因訴訟模式的不同，其履行支持公訴職能的方式自然存在著差異，檢察官作為公訴人在法庭上的訴訟地位也不盡相同。英美國家實行當事人主義，檢察官是作為一方當事人參加訴訟的，公訴人與被告人在法庭上訴訟地位對等。而大陸法系實行職權主義，不僅法官在法庭上不是消極地進行仲裁，而且公訴人在法庭上也是依法履行法律規定的各項訴訟職能的檢察機關的代表，檢察官在法庭上既是公訴人，又是法律監督者。例如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在法庭審理階段，充任國家公訴人，同時監督審判程序是否合法」（註：王以真《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頁。）。
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訴訟地位的這種不同，決定了在英美法系國家，檢察官作為一方當事人，在法庭上只負責提出其所指控的事實和證明該事實的證據，以達到對被告定罪的目的，而不承擔提出有利於辯方的事實和證據的責任。而在大陸法系國家，公訴人不但要提供不利於被告人的有罪和罪重的證據，同時還必須考慮對被告人無罪罪輕的有利的證據，以使法庭作出公正的判決。例如，德國檢察機關「對判決的合法性負有監督職責。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案件審查起訴階段，檢察官不僅是指控被告的公訴人，而且是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保護者，檢察官負有全面收集證據，包括收集證明被告人有罪和無罪兩方面的證據的義務。法律要求檢察官遵守客觀中立原則而不是對抗被告人。因而有人認為在檢察機關與被告人關繫上，檢察機關是中立機構。另一方面，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檢察官對證據及其認定的合法性，對判決的合法、公正性負有監督義務。」（註：中國檢察考察團《德國的檢察制度》，《人民檢察》1994年第11期，第55頁。）
㈦ 請論述美國民主司法制度的特徵
司法制度屬於國家法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通常各國的根本法中都詳細規定了司法機關的組織原則和活動原則。用比較法研究司法制度中的憲法原則，具有相當重要的科學與實用意義，因為它能揭示出該國司法制度中主要的結構特點與職能特徵，並能確立法院在其它政權機構中所應佔有的真正地位，及其在保障國家與個人利益中的作用。
要把法院組織的憲法原則與法院的活動原則加以分離，這是很困難的，而在某些情況下則完全是不可能的(如審理案件時審判員(法官)獨立和合議制等)。因而我們所要詳細論述的僅僅是這樣一些原則，這些原則的主要使命是調節司法制度的(靜態)結構，而不是調節其職能程序。其次，當我們在論述法院組織的憲法原則時，不能局限於憲法條文形式的范圍內。因為在許多情況下，一個國家的憲法原則在習慣和現行法律的規范上，是不斷地發展和完善的。不研究這些規范，就無法認識司法制度中憲法原則的現實意義。
國家職能制度中的司法權在西方國家的政治學中，「分權學說」常被用作為司法活動獨立自主的依據。確實，在美國、西德、希臘、比利時以及其它許多國家的憲法中都載入有關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條文。持這種觀念的有帕杜安斯基及洛克等人，但是最系統地提出這種觀念的人則是孟德斯鴻。他認為司法權不同於立法權和行政權。後兩種權力特別具有政治性，而司法權則具有另一種特性—獨立與自主，而不應受政治情緒的影響。最近兩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國所建立起來的非常典型的法院組織模式，無不受這種觀念的影響。它真來地反映了在國家職能日益專門化方面不斷增長的客觀要求。
三權分立實際上是一種空想，因為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統治階級，也僅僅屬子統治階級，它不與任何人分享，也不能與任何人分享這種權力，否則統治階級就會喪失自己的地位。但是馬克思主義在對分權學說進行批駁時，仍然注意到它在某些方面的合理性和實用性。例如，它能促進工作亞務上的分工，而且這種分工已經對「精簡和監督國家機構」起了作用。在社會主義國家，權力屬於人民，其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這種權力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事實上，在國家機關內，存在著必要的工作分工:各獨立的國家機關領導著各自的工作部門，其中法院行使司法權，在行使司法權時，法院是獨立於立法機關和行政管理機關的。
有關審判員(法官)獨立的原則，幾乎在各國的憲法里都能見到，但如何正確理解這種獨立?當然並不是象孟德斯鴻所理解的那樣，認為法院的權力不屬於任何人，或者與政治無關。例如，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25條第一款規定:「法院保護憲法規定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維護社會主義財產和公民的生活、自由、名譽、權利和合法利益以及社會主義組織的權利和合法利益」。在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中，對法院的任務也作出了大致類似的規定。要完成這種使命，正如波蘭教授阿·布爾達所指出的，「是不可避免地為一定的政治所左右」。
總之，審判員(法官)獨立，並不意味著審判員可以隨心所欲，為所欲為，而只是意味著審判員(法官)以某些特殊的手段和方法去貫徹執行該社會統治階級的政治路線，這些手段和方法使審判員(法官)在審理某些具體案件時，不受任何別的國家機關的影響。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而不是在三權分立的意義上審判員(法官)才應該是真正的獨立，而且他們只是從案件的實際情況出發，並依照他們內部的意見作出判決。
審護l員(法官)獨立的保證傳統憲原則的內容是:「審判員(法官)獨，只服從法律」這里包含著兩個互相約的要素。審判員(法官)的獨立如果開了對法律的服從，那這種獨立就不是的什麼東西，而是專斷、主觀主義和赤裸的擅自處理，而這對司法權是極為有的。要求審判員(法官)只服從法律，必須消除對審判員(法官)任何外來的響和壓力。
氣審判員的獨立在許多方面取決於審判的組織方法，即，或是任命審判員(法)，或是選舉審判員(法官)。許多國的憲法規定了法官的終身任職制(更正地說，任職到其養老退休為止)和法官委任制及不可更換制。在義大利、法國、比利時、荷蘭和巴西等國，法官往往由國家元首任命，但有時在任命之前舉行一次會考(巴西)，也有或者由最高法官委員會推薦(法國、義大利)，或者由省委員會和參議院推薦(比利時)，或者由首相或大法官推薦(英國)。
在某些國家，法官的委任或選舉是取決於法院的等級。例如在美國，總統只能任命聯邦法院的法官，而多數州法院的法官由選民選舉產生。英國的法官不是由英王任命，而是由大法官直接任命的。在西德，州法院法官以及聯邦基層法院法官，由相應的聯邦或州的司法部長任命。聯邦高等法院(包括聯邦行政法院、聯邦財政法院和聯邦勞工法院等)法官由專門委員會任命，(該委員會成員由相等數量的州部長和聯邦議院的議員組成)然後由主管的聯邦部長批准，最後還須經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統核准。聯邦憲法法院成員由聯邦議院和聯邦參議院選舉產生，而選舉產生的成員也須經聯邦總統核准。因此，我們看到，上述國家多數是實行法官任命制，只是某些國家由於採用事先會考、徵求意見，或者由國會進行法官的預選，使任命制較能為人接受。
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採用了另一種司法機關組織原則—選舉制，其形式也各不相同。例如，在蘇聯，區人民法院審判員是由該區公民以無記名普遍的直接等額選舉的方法產生。高級法院審判員在相應的人民代表蘇維埃(最高蘇維埃)會議上選舉產生，任期為五年。保加利亞也建立了類似的制度，但不同的是，不僅區法院審判員，而且州中級法院審判員也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相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南斯拉夫，各級法院審判員均由相應的人民代表機構選舉產生。匈牙利在1972年之前，除最高法院審判員以外，其餘各級審判員均由司法部長任命。在越南，現在最高法院院長由國民議會(國會)選舉產生，任期為五年，所有其餘專職審判員均由越南人民共和國主席團會議選舉產生(不定期)。在波蘭，現在出現了一種逆轉傾向，原來憲法規定了審判員選舉制原則，但是這條原則只適用於最高法院審判員的選舉(即由國務委員會選舉)，1976年通過的憲法第60條修正案規定，各級法院審判員均由國務委員會任命。究竟採取哪一種制度—任命制還是選舉制，才能在更大程度上保證審判員(法官)獨立行使司法權?對於這個間題眾說紛紜。任命制的擁護者們往往引用這樣一些條文，這些條文的使命是保障審判員(法官)獨立，即保障審判員(法官)享有下列權利:終身任職，不更換職位，職務提升，不減少固定薪金的數額等。但他們也承認，這些條文不能制止行政權對於司法權的日益加強的影響。行政機關巧妙精明地控制著審判員(法官)的任命、工作調動、獎勵和懲處。正如英國教授阿·布雷德利所指出的:「英國大法官的作用具有決定的意義，這首先因為大法官是內閣閣員，而這就使他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各郡法院法官如果無力履行自己的職責或者犯有不法行為，大法官可以決定解除他們的職務(英國1971年法院法第17條第4款)，甚至治安法院法官，也可以根據大法官的裁決而被解除職務，但是在此情況下，大法官的無限權力往往出於政治動機而被濫用」。
按照社會主義憲法原則，由公民及其代表機構定期選舉審判員，是充實法院並保證其真正獨立的一種較民主的方法。社會主義各國審判員的獨立是受到保障的，其中包括審判員非經國家高級政權機關同意，不得被追究刑事責任、不得解職、或不得逮捕(匈牙利法院組織法第14條)凡要提前解除審判員的權力，一定要按煎選民意見，或者選舉他們的機關的意見，或者按照法院發出的有關他們的判決書(蘇聯和加盟共和國關於蘇聯司法制度的立法綱要第35條、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憲法第95條、南斯拉夫憲法第231條)。審判員的選舉制原則在組織法上，還附加了二條關於審判員對選民或選舉他們的機關負責並報告工作的法規(蘇聯憲法第152條、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28、131、和132條)。不過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並非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審判員都是選舉產生的。例如，波蘭法學工作者現在正在研究由國務委員會任命審判員的經驗。
其它幾個有關審判員(法官)獨立的問題現在讓我們再回到憲法原則上來:「審判員(法官)獨立，只服從法律」，並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能否允許審判員(法官)對法律採取批判的態度，或甚至對法律採取否定的態度?依照上述憲法原則，回答只能是否定的，但希臘法學家對此卻持不同觀點。希臘學者在引用希臘憲法第93條第4款，以及法學家日·米特索布洛沙和阿·馬內西薩的權威性觀點時斷言:法官不僅有權利，而且有責任監督其它法律與憲法保持一致，同時也不應該運用那些與憲法相抵觸的法律。如果從通行的法律模式出發，那麼這種觀點可以認為是法官過分獨立於立法權的結果。這勢必給法官無限制地任意處理提供了自由發展的可能，同時也勢必導致破壞法律制度的危險性。只要法律不廢除，人人就必須遵守，從這個意義上講，所有審判員(法官)都不能例外。
關於審判員(法官)獨立，還有一個與各級法院的相互關系間題。初審法院應該如何考慮上級法院把案件向其退回重審的意見?對於這個問題，有兩種互相對立的觀點，主要表現為對待立法問題持有不同意見。按照西德蓋格爾教授的見解:「法官可能受其它法院查明的案件情節以及其它法院的法律見解的約束……例如，上級法院按照上訴審判程序，撤消原法院判決，並把案件退還初審法院或其它法院，那麼該法院在這個具體案件中，就受到上級法院的法律見解的約束」。與此相反，希臘教授葉西烏·法利西斯則認為，上級法院不應對下級法院作出任何指令和建議。我認為上述兩種觀點偏於極端，因此都不夠正確。初審法院當然不能不考慮上級法院的指令，因為它是直接參與組織審判實踐的，但上級法院不應妨礙審判員(法官)們在內部作出判斷，也不應限制他們的獨立與自主。
法院制度每當制訂憲法草案的時候，就會遇到這樣一個復雜而有爭論的問題，即哪些原則應該固定在憲法里，哪些原則可以寫入普通法和部門法。有關司法制度間題在各國憲法中都有詳細規定。在蘇聯、羅馬尼亞、捷克等國的憲法中，規定了有關法院制度條款。在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中也規定了有關司法機關制度的條款，但是其作用由於在憲法中載有如下規定而有所削弱:即，同時也可建立其它司法機關(保加利亞)，或者建立專門法院，但未規定，究竟是那些專門法院，(匈牙利、波蘭)。南斯拉夫憲法則作出規定，由普通法院和自治法院行使司法權(憲法第217條)。在巴西憲法中沒有載入有關法院制度的條款。在美國，只能根據憲法本身的規定，建立國家最高法院，其它聯邦法院由憲法授權的國會建立，各州法院則根據各州憲法的規定，或根據各州立法機關的決定而建立。
㈧ 我國司法鑒定製度研討
定是指專門鑒定機構或其他機構中具有相應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的專家就辦案人員或律師委託其解決的專門性問題，運用專業知識和科學儀器，對一定的客體進行檢驗並作出鑒定結論的一種特殊的科學活動。
對鑒定可以從以下角度理解：（1）鑒定在本質上是一種協助司法機關解決訴訟、仲裁中某些專門問題的活動，即補充司法人員專門領域知識之不足，以達到正確判斷之目的。（2）鑒定既有科學性的內容，又有法律性的要求，體現了法律性與科學性的統一。在科學性方面，具體的鑒定活動是由掌握專門科學知識和技能的鑒定人運用科學知識、方法、手段，藉助科學技術設備進行科學鑒別判斷活動；鑒定的結果直接涉及的是從科學角度推理、概括的結論而非法律性的評價在法律性方面，鑒定主體必須具有法定的資格：鑒定人的鑒定活動不能脫離法律程序；鑒定的結果必須依照法律規定的方式提出並終將被運用到法律性質的活動即訴訟或仲裁中。因此鑒定是以科學性為基礎，以法律性為保障的訴訟活動。（3）從證據法的角度看，鑒定結論作為確定事實的法定證據種類，對訴訟、仲裁活動起著重要乃至決定的作用。
鑒定製度作為我國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現代訴訟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首先，鑒定的運用有助於准確、及時地認定案件事實，為審判的科學化奠定基礎。尤其在犯罪日趨復雜化、智能化的今天，有些案件事實的認定如果離開以專門知識和技術手段為依託的鑒定，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完全有理由認為，隨著科學的進步，鑒定的應用領域必將不斷拓寬，其重要性也將因此而進一步提高。其次，在刑事訴訟中，鑒定的採用反映了人們對犯罪事實認識能力的提高，這對偏重被告人口供的陳舊證據觀念是一個挑戰。因此大力發展鑒定製度不僅有助於更新司法人員的證據價值觀念，糾正過分重視口供的錯誤傾向，而且能夠克服由此導致的刑訊逼供等弊端。
然而，目前我國的司法鑒定活動由於缺乏規范，實踐操作中存在許多問題，未能真正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本文針對我國鑒定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通過比較和評析兩大法系的鑒定製度，從中尋找可以借鑒的有益經驗，以利我國的鑒定活動規范運作。
一、我國鑒定運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司法鑒定權權威性不明
目前在我國，具有鑒定權的機構大致有五類：一是公安機關、安全機關、檢察機關、人民法院等國家專門機關內部設置的鑒定機構。其中公安機關鑒定規模較大，實行四級鑒定網路———中央、省級、地（市）級、縣（區）級。檢察機關、人民法院的鑒定規模較小，起步較晚，通常僅中央、省級、地（市）級三級。二是經司法行政機關批准設置在科研機構、政法院校中的鑒定機構，如司法部司法技術鑒定研究所、政法院校所屬的司法鑒定中心。三是衛生行政部門設立的鑒定機構，如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四是一些醫科大學中設立的鑒定機構，如上海醫科大學法醫學系，五是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①由上可見我國享有鑒定權的機構既多且雜，並且由於鑒定的立法相對滯後，對這些鑒定機構的授權、人才技術設備要求、資信程度考核等都缺乏統一的標准，各部門各自為政，導致鑒定實踐的混亂無序狀態。一方面，公檢法機關「自偵自鑒」、「自檢自鑒」、「自審自鑒」的做法使鑒定結論的公正性受到質疑，社會公眾對鑒定製度的信任度不高，當事人更是頻繁行使申請重新鑒定權；另一方面，各種鑒定機構多渠道、多層次鑒定，不僅因重復鑒定而造成資源浪費，而且經常出現鑒定結論相互矛盾的情況，由於法律上沒有規定橫向鑒定與縱向鑒定的效力問題，法院對此無所適從，訴訟久拖不決。
（二）重新鑒定問題較多
1、鑒定的效力不明。包括橫向鑒定與縱向鑒定兩種情況。橫向指公檢法部門各有一套獨立的鑒定系統，應以哪一家的鑒定結論為准?縱向指級別較高的鑒定機構所作出的鑒定結論在效力上是否當然優於下級鑒定機構所作的鑒定結論?
2、重新鑒定沒有次數限制。一個案件可能從基層到中央歷經層層鑒定，而每次的鑒定結論很可能又不一致，究竟對鑒定次數應不應當作出限制，能否規定普通案件實行兩級鑒定製，一次為初級鑒定，一次為上級復核?
3、申請重新鑒定是法律賦予當事人的一項訴訟權利，但這只是一種請求權，而非決定權，對法院沒有必然的約束力。是否有重新鑒定的必要，是否批准當事人重新鑒定的申請，應當由法院根據具體案件和訴訟需要來確定。而司法實踐中法院往往未能很好地行使批准決定權，嚴格把好關。
4、關於申請重新鑒定的程序，目前的實踐是提出重新鑒定申請的一方當事人向法院提供所選定的鑒定機構，法院一般都會批准，並告知對方當事人，但沒有給對方當事人表示意見的機會。這樣，如果重新鑒定結果不一，對方當事人大都會對重新鑒定的結論表示異議並再次申請重新鑒定。
二、兩大法系鑒定製度的比較與評析
一切事物只有互相比較才能見差別短長，只有互相借鑒才能促發展進步，我們可以從其他國家的鑒定製度中尋找規范我國鑒定製度的經驗與靈感。
（一）大陸法系國家的鑒定製度
以法國、德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的鑒定製度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
l、遵循鑒定權主義原則，即國家明確規定哪些人具有鑒定人資格或哪些機構具有鑒定權，只有具有鑒定人資格的人或具有鑒定權的機構才能向司法機關提供鑒定結論，並非任何具有專門知識的人都可成為鑒定人。例如法國實行鑒定人名冊制度：在一般情況下，鑒定人被選任的首要條件是，必須是已在鑒定人名冊上登記的鑒定人或者政府指定的鑒定人。這種將鑒定人嚴格限制在鑒定人名冊或政府指定范圍內的做法，為保證鑒定活動的客觀公正奠定了堅實基礎。
2、法官決定鑒定的開始和選任鑒定人。由於大陸法系國家視鑒定人為法官的助手，其參加訴訟的目的是彌補法官專門知識的不足，因此決定鑒定的開始和選任鑒定人均由法官依職權進行。當事人對鑒定的提起和進行有請求權，但這種請求權非決定權，對法院沒有約束力。
3、鑒定人是不同於證人的獨立的證據方法，其任務為協助法官調查評估證據：發現事實真相，因此鑒定人必須保持中立，當事人可以要求鑒定人迴避。鑒定人在鑒定活動中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4、為了程度公正的需要，以及使有關當事人享有對鑒定結論質疑的機會，一般允許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要求鑒定人出庭作證，以便讓鑒定人就其鑒定結論進行解釋，並對鑒定結論得出的過程和採用的方式予以說明。在質疑的程度和方式上，一般不劃分主詢問和反詢問。
（二）英美法系國家的鑒定製度
1、遵循鑒定人主義原則，即立法上不確定鑒定人資格，也不將鑒定權固定授予特定的人或特定的機構。任何人都可能成為案件的鑒定人，只要參與審理有關案件的法官或陪審團認為其具備鑒定人資格即可。②
2、原則上實行當事人委託鑒定製度，即是否需要鑒定，進行何種鑒定以及由誰來進行鑒定等事項均由訴訟當事人自己決定。在某些例外情況下也可由法院指定鑒定人。在美國，由法院指定鑒定人的情況不盡相同，有以民事或刑事關於科學上的問題為限，有以刑事案件為限，有以刑事案件關於心智問題為限，法院才能指定專家證人。在美國的訴訟實踐中，如果當事人因經濟方面的困難而無力負擔聘請鑒定人的費用，不能聘請專家證人，③但案件中的待證事實所涉及的專門性問題對認定事實具有重要影響時，法院也可以指定鑒定人。
3、在英美法系國家，鑒定人被稱為專家證人，他在證明案件事實時，雖然依靠自己的專門知識和技能，力圖對案件中的專門問題作出評價以影響陪審團或法官的裁斷，但通常認為他們所起的作用與普通證人無異，只不過專家證人陳述的並非切身體驗而是對事實的判斷意見，因此專家證人的意見不是獨立的證據材料，而與證人證言性質相同，也就是說鑒定人在訴訟中從事的鑒定活動完全服務於當事人的利益，而不必然具有客觀公正性。
4、由於鑒定人是當事人為獲得勝訴或有利判決而提出的證據方法之一，鑒定人必須出庭接受主詢問和反詢問，對鑒定人不出庭的甚至可對其適用強制措施。
從以上的比較可以看出，兩大法系的鑒定製度各具特色，各有短長：大陸法系國家鑒定製度的突出特點在於法官職權作用的影響貫穿鑒定的始終，而當事人的請求權對法官的約束力較小，其優點在於鑒定由法官依職權進行，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證鑒定的客觀公正性，提高訴訟效率；其缺點是一方面專家的鑒定結論對法官就事實的認定具有重大的影響力，甚至代替法官從事職務活動，影響了法官的獨立判斷。另一方面對當事人的權利保護也不利，當事人積極性不高。英美法系國家鑒定製度的突出特點在於「鑒定人的當事人化」，控辯雙方掌握鑒定的主動權，雙方各自選任本方鑒定人，實質上是把鑒定人當作於本方有利的一種證據來源。這種鑒定製度的設置可以通過訴訟中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競爭促進鑒定質量和效率的提高；可以藉助處於對立面的雙方當事人的相互制約機制，更加全面的提示案件的客觀事實；在程序上，能充分保障雙方當事人平等的訴訟權利。但這種鑒定製度也存在一些嚴重的弊端，且不說對鑒定人的交叉詢問使原本繁瑣的訴訟程序變得更為冗長，鑒定人當事人化所帶來的鑒定結論的傾向性問題一直是批評的焦點。換言之，鑒定人為當事人所聘請，服務於當事人的勝訴目的，在選取有關鑒定材料和作出鑒定結論時，通常會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一些傾向性，尤其是一些品行不佳的鑒定人，甚至會有意識地提供虛假的鑒定結論，因此人們對鑒定結論的客觀公正性深感懷疑，從而使鑒定製度的功能大為削弱，鑒定結論的權威性遠不如大陸法系國家。
兩大法系國家的鑒定製度之所以存在上述差異，除了法律傳統、訴訟模式等方面的差距外，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兩大法系對鑒定製度性質的理解不同：大陸法系將鑒定人視為法官的助手，居於中立地位，運用法官所不具備的專門知識對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別和評定，補充法官專業知識之不足。鑒定被視為一種證據調查方法，其任務是協助法官查明事實真相。而英美法系則將鑒定人（一般稱「專家證人」）是視為一種具有專門知識的證人，其鑒定結論與普通證人的證言在法律效力上是等同的。鑒定被作為當事人的一種證據方法，同樣需要經過陪審團的審查判斷。
三、鑒定的規范運作
（一）規范我國鑒定製度的基本思路
鑒定製度是一個國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其制度設計必須與該國司法制度的其他方面相協調，如司法體制、訴訟制度、庭審模式、法律價值觀等，否則它必然無法充分發揮其制度功能。從上文對兩大法系鑒定製度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大陸法系國家的鑒定製度體現出強烈的職權主義色彩，這與其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顯然是密不可分的，同理，英美法系的鑒定製度與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機制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此外，從歷史上看，英美的鑒定製度是與證據法領域內的意見證據法則相伴而生的，有其特定的法律傳統作背景。所以在規范和完善我國的鑒定製度時首先要考慮我國的法律傳統、訴訟模式等因素，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的角度來看，我國法律受大陸法系國家的影響較深，雖然近年來在訴訟模式上吸收了當事人主義的某些因素，但從整體來看我國的訴訟仍更接近於大陸法系的職權主義模式，因此我國鑒定製度的建構應主要以大陸法系國家的鑒定製度為參照，幸運的是，大陸法系各國的法典中對鑒定製度一般均有詳細的規定，為我們借鑒其優點提供了方便。事實上英美法系國家在意識到本國鑒定製度存在的缺陷後，也在學習大陸法系合理之處的基礎上，改革其鑒定製度。以美國為例，其改革課題之一是：為了保證專家證人的客觀公正性，由法院依職權選任公平的專家證人，並由公共機關對這個專家證人給予補償。當然，英美鑒定製度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也可為我所用。例如，要求鑒定人出庭作證並對其進行質疑。在這方面日本已先行了一步。日本的鑒定製度基本上與大陸法系國家相同，但日本的司法實踐中，鑒定人多數情況下出庭接受當事人的交叉詢問，這是兩大法系鑒定製度互相結合的一個典範。然而在具體的制度構建過程中，究竟哪些方面應效仿大陸法系，哪些環節可借鑒英美法系，哪些方面應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有所變化，還涉及制度設置背後的價值選擇問題。鑒定作為鑒別、確認訴訟證據的一種重要活動，直接關系案件事實的正確認定和法律的正確適用，也關系法律適用是否及時和社會資源對訴訟的投入問題。因此，兼顧公正和效率的價值追求應成為規范、完善鑒定製度的根本出發點。公正和效率，「這二者是一切現代程序設計的共同價值准則」，但有時也會發生沖突，當這兩種價值發生沖突時，應適用利益權衡原則，權衡的標準是怎樣更有利於訴訟或仲裁目的的實現。例如重新鑒定，如果從公正的價值考慮，反復鑒定有利於保證鑒定結論的科學性，更為准確地打擊犯罪。但基於訴訟效率和保障人權的考慮，則必須限制重新鑒定的次數。
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特點
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司法腐敗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1]
一、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司法機關受地方行政影響
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這就使得地方黨政機關及其領導幹部能夠通過掌握用人權，對司法機關的工作形成實際控制，使司法官員在行使職權時不能不有所顧忌，從而受地方保護主義和當地行政機關的左右，影響司法公正。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2]
（二）司法權行政化，法院管理體制不科學
我國現有司法行政體系為院長、副院長、庭長到普通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3]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
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以往准入條件過低，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4]
（四）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5]
3.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由於裁決文書過去簡單機械，說理性不強，論述不深入，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導致了另一層面上的審判透明度不高，也導致個案判決可借鑒性較差。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6]
二、構建中國特色司法制度必須進行的的改革
（一）改革現行司法體制的外部關系
司法機關對於行政機關必須保持財政、人事上的獨立地位，即不能被行政機關實際控制。否則，獨立司法就會落空。為此，應當對司法體製作如下改革。
1.改革司法機關的地區設置
我國的司法機關可以參照西方一些國家的辦法，使司法機關的設置在一定程度上脫離行政區劃，即可以在全國各省級行政區劃以下劃分若干個與行政區劃相交叉的司法區，在每個司法區設置一個中級法院，其下按照司法工作需要設置若干基層法院；保留按照省級行政區劃設置的高級法院，全國設置最高法院；檢察機關與各級法院對應設置。這樣，就可以使容易受到地方行政干涉的基層、中級兩級司法機關擺脫地方利益和地方權勢，更好地獨立行使司法權。同時，為保證人大監督制度的落實，地方上可以由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直接監督基層、中級和高級司法機關的工作。
2.改革司法人事管理體制
地方保護主義對司法的影響主要發生在地市和基層兩級法院，有必要改革地市和基層兩級司法機關人事管理體制，取消行政機關對司法官員的人事管理調配權，而將司法官員的推薦、調配權交還司法機關，任命權提高到省級以上人大及其常委會。為體現黨管幹部的原則，一方面，司法機關的黨組織要加強對人事工作的管理；另一方面，地方黨委也可以向上級司法機關推薦人選，或者協助上級司法機關進行考察，但是最終確定人選的權力掌握在上級司法機關黨委或者黨組的手中。至於行政機關，則無權過問司法機關人事安排。這樣，才可以保證司法人員素質，解除其依法獨立辦案的後顧之憂，並且不使國家統一設置在地方的司法機關變成受地方保護主義左右的「地方化」的司法機關。
3.改革司法財政管理體制
司法機關足夠的經費和物質條件，是司法獨立原則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國實行的是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中央司法機關和地方各級司法機關的經費，分別列支於與其級別相應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財政。由於司法機關的經濟命脈掌握在當地政府財政部門手中，辦案如果受到行政部門干預，很難挺起腰桿進行有效抵制，而影響司法獨立。應當認識到，司法機關「司」的是國家的法，無論其等級高低，都是國家的而非地方的司法機關。所以，要改革司法機關經費管理體制。可以參照國外比較普遍的做法，由中央財政統一列支司法經費，即可由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每年分別作出全國法院、檢察院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後，由中央財政撥付「兩高」，用於全國法院、檢察院的業務和工資福利等開支。這樣，就使司法機關擺脫地方利益和行政機關的影響，得以依法獨立行使職權。[7]
（二）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三）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
懲治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措施是靠推進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我國的新聞輿論素來以正面報道為主，司法、行政、權力機關之間未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司法權的專橫和濫用，司法腐敗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加強和完善我國的司法監督機制，充分發揮司法監督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努力：
1.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
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管理體制的正義價值，必須建立並實行嚴格錯案追究制度。權力的約束和制衡是防止腐敗的重要手段，隨著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職權的擴大，必須大力強化對審判主體的制約和監督，保障實體正確。對獨任審判員錯誤裁判，應由獨任審判員承擔責任。對合議庭成員評議案件時，故意歪曲事實，曲解法律，致使合議結果錯誤，造成錯判的，由導致錯誤結果產生的成員承擔責任。對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違背事實，曲解法律，導致錯案發生的，由有過錯的審委會委員或主持人承擔責任。對院長、庭長工作不負責任，好人主義，知錯不糾，導致錯判的，要由院長、庭長與有過錯的法官分別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客觀分析產生錯案的原因，准確界定錯案范圍，嚴格執行錯案追究程序。區分錯案性質、過錯程度，把錯案責任追究到人，保障實體正義價值的實現。對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要根據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
2.強化檢察監督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是一種來自法院外部的監督，它體現了檢察權與審判權的互相制衡，這種制衡，不僅要體現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上，同樣也應在民事、經濟案件中得到落實。監督僅僅出自內部是肯定不夠的，如果缺乏來自外部的、直接針對個案的監督，並不足以保障當事人所應該享有的權益。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監督應當觸及司法活動的各個領域，對少數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的吃、拿、要、卡、貪、占等行為應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改革檢察監督系統，健全檢察監督制度，改變目前檢察監督軟弱無力的局面。
3.加強人大司法監督力度
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也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國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其監督。雖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履行了監督職責，但力度遠遠不夠，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監督機構不健全，對監督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監督隊伍的素質不夠理想。因此，要盡快進行監督立法，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確立監督責任。由於目前地方保護主義及裁判不公問題較為嚴重，因此要求加強人大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的呼聲較為強烈。我認為，強化人大的監督確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監督應是整體、抽象、一般的監督，即透過一個時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現象，發現問題，進行調查，以利決策；而不應是對個案的直接監督。在具體操作上，人大不應該過多地針對某個具體案件要求聽匯報、調案卷，甚至提出處理意見。加強和完善人大監督，有利於從宏觀政治角度保證司法工作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願，促進司法的公正性。
4.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司法腐敗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後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範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腐敗現象的發生。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幹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
司法體制改革本身的復雜性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期的各種矛盾決定了司法改革必然和現今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部分，三種改革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因此，司法體制改革需要我們全社會全民族的智慧，以最終實現司法的公正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