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對司法的影響

❶ 輿論對司法獨立有什麼影響

輿論對於司法獨立有著很大的影響，所謂順民心，得民意才能得天下。司法是建立社會秩序，不會去違背人民的意願。大眾的呼聲與輿論都在司法的考慮范圍之內。

❷ 如何正確對待民意與形事司法的關系

在「民意」影響審判過程乃至結果的大背景下，正確處理兩者關系成為公正審判的必須。刑事立法、執法階段，應讓法律充分考慮民意，在刑事司法階段則應讓法律處於獨立的位置，嚴格按照法律，遵循刑法的基本原則（罪行法定原則、平等適用刑法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使個案公平司法審判。

❸ 輿論和民意應該影響司法判決結果嗎

原則上說，法院的判決是需要考慮社會和輿論的影響，而且法官肯定不可避免的會受到輿論的影響。
具體而言，大概有這么幾個層面：
（1）法律是固定不變的，社會生活則是不斷發展的。法律的原有規定脫離社會現實的情況是很可能發生的，在這種情況下，法官對原有法律作出變通的闡釋或者更加復雜的技術處理，使其符合社會現實生活是必須的；
（2）有一些法條本身已經規定了，在審判過程中需要考慮社會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考慮社會輿論是依法辦事，自然也是可行的。當然這樣的法條本身是否合理可以探討；
（3）司法審判的結果不是封閉的，有些審判會反過來對社會產生影響。所以在判決一些社會共同關注的案件時，考慮判決可能導致的社會影響也是必要的。舉個可能有點敏感的例子，南京彭宇案的判詞從純法律上看可能並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卻產生了非常壞的社會影響。盡管輿論的解讀都是建立在對判詞誤讀的基礎之上，但判詞本身其實也可能斟酌的更好。
（4）法官也是生活在社會中的，肯定會讀報、看電視，可能還會刷微薄，盡管法官本人可能不一定能夠意識到，但輿論對於法官的影響在客觀上肯定是存在的。說到底法官所有的經歷、受到的教育、意識形態，心情好壞都有可能對於一個具體審判產生影響，這一點是無需諱言的。
回到問題本身，法官當然不應該因為輿論就作出偏離法律規定的事情，但也不能矯枉過正，要求法官拒絕考慮社會輿論。法官在審判的時候，絕不僅僅是找一個法條，套到事實上面那麼簡單，相反一個法官需要考慮許多不同的因素，當然對於法官來說，這也是更加高的要求了。

❹ .如何處理司法與民意關系。

司法機關與社會民眾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在司法裁判和民意之間。所謂民意,又謂民心、公意,是大多數社會成員對與其相關的公共事務或現象所持有的大體相近的意見、情感和行為傾向。

由於具有較高的法律素養和司法經驗,法官往往根據理性思維和邏輯推斷對案件予以裁判。由於考察問題時立足點的不同,判決與民意之間有時會存在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的彌合不但需要法官的審判智慧和技巧,而且需要相應的民意溝通和引導機制。

法官是社會糾紛的終局裁判,擔負著守護法律、維護社會正義的使命，遵從法律是法官的職責和生命，法律是抽象性和專業性的規范,判決是法官依據法律對案件進行邏輯推理的結果。因此,單就法律適用而言,它應該是理性思維的產物。

但法律適用需要取得社會的認同,如此才能培養人們對司法的尊重和對法律的信仰。應提高法院裁判的可接受性,司法過程不是一個單純從事實出發,機械依據法律邏輯就能得出唯一正確裁判結論的「自動售貨機」。

如果判決總是背離社會民眾對法律的理解,或者法律的適用經常超出民眾對法律的解讀判斷,就會出現兩種負面效應:要麼是社會民眾不信任法律,要麼是社會民眾恐懼法律。不過,民意有時具有非理性特徵,民意在形成過程中往往包含著躁動等情緒,因此,司法又必須引導民意。

(4)民意對司法的影響擴展閱讀：

民意溝通渠道尚不夠順暢,設置科學合理的民意溝通、傳達渠道頗為緊迫，從案件審判進程看,民意溝通可分為事前溝通與事後溝通兩種形式，事前溝通是判決之前的疏通,這種情況往往是案件在判決之前已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反響。

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審判需採取陪審制,即由代表社會公眾的陪審員與審判員共同審理案件。由於司法活動的特殊性,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動常常過於追求規范化,在實踐中容易導致過度程式化甚至行政化的傾向。陪審制讓非法律專業人士參加審判,可以使法律裁決與普通人的良知和判斷最大限度的結合。

❺ 談談司法公正與網路民意的關系

網路民意對司法公正有監督作用。
網路民意可以促使公法公正。按法律辦事。

司法公正不受網路民意影響，堅持其公正性。

司法公正反過來引導網路民意向公正、公平方向發展。

❻ 你覺得社會輿論對法律的判決會有影響嗎

有多大不好說，但是肯定有影響。

對於「社會輿論」對法律判決的影響，確實有法學教授做過相關實證研究，一位是徐光華教授，一位是白建軍教授。二位博導，都是熱衷於進行實證研究的刑法學者，尤其是白建軍教授的論文。

在徐光華教授在論文中總結了130份判決，其中23份，民意對刑事司法的影響。白建軍教授曾總結2000年以來的刑事判決，共32萬份，其中無罪判決僅586個，而受到輿論影響的無罪判決就有8個，這個數字不可謂不驚人。

回歸到個案上來，輿論的監督對一些案件有很大的影響。比如「許霆 ATM 機盜竊案」，由於民意的影響，從無期徒刑改判為5年有期徒刑；「崔英傑殺死城管案」順應民意判處死緩；「鄧玉嬌刺死官員案」最終判處防衛過當並免於刑事處罰；「深圳機場梁麗拾金案」無罪處理。這類案件因為行為雙方的身份差距巨大，引發了社會的巨大關注，最終也確實影響了判決，可這類判決的基礎有的是在自由裁量的空間內對民意進行回應，有的則跨越了法律本身的維度，比如馬克昌教授就曾明言：「若沒有民意，鄧玉嬌至少會判緩刑。」

當然不能只著眼於這類案件，同樣是因為輿論的關注，比如對「齊二葯假葯案」、「河南三鹿奶粉案」、「河南瘦肉精案」的關注，最終推動《刑法修正案（八）》增設食品監管瀆職罪，修改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的構成要件並加重其法定刑。這就是輿論關注的正向反饋。

所以社會輿論確實對法律判決有影響，這樣的影響有正向反饋也有負面反饋，可不論如何，司法還是應保持其獨立性，以塑造其權威性。這有賴於整體法治環境、法治文化、從業人員的專業水平和道德水平、普通民眾個人素養的提升。而這恰是如今轉型升級的中國的陣痛點。

❼ 司法審判應該考慮民意嗎

法律規定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個人的干回涉.
審判以法律,法規為判案依據,參照規章,政策不做為判案依據.
對於民意,既不屬於法律法答規,也不屬於政策.屬於社會環境 .從嚴格司法角度講司法審判不得以民意做為依據.
但如果從道德上講,民意應該屬於司法審判中應該考慮的一個因素.比如某人是一惡霸,長年欺負百姓和家人,家人忍無可忍把他殺害,相當於大意滅親,從法律上講家人屬於故意殺人罪.但全村老百姓聯名請求法院寬容.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法院考慮了民意做的判決.
但個人認為,民意不得做為審判的依據.如果以民意作為依據,可能會出現很多錯案.

❽ 輿論對司法審判的影響是利還是弊

總體來講是弊大於利，畢竟法官會有獨立的判斷，而不能被輿論所左右，這個西版方國權家是非常忌諱的，但是，在中國就不一樣了，畢竟中國人的法律素養太低了，我們喜歡干預法院的審判，往往是輿論擔任法官，最終影響了判決結果，所謂了民憤極大之類 的玩意兒

❾ 有哪些社會輿論影響司法判決的案例

當年的葯家鑫案。

此獠「撞傷不如捅死」的清奇腦迴路固然可恨，但如果沒有被媒體報導並引起廣泛輿論，實際上還是有希望判個死緩或者無期的，（對比葯家鑫案發後某地一男子強奸並殺死被害人，又以摔死被害人弟弟，最後判了死緩）正是因為葯家鑫案子引發的社會影響過於惡劣。

因此本來一個有保命餘地的案子變成了必死的案子。

案件細節闡述

葯家鑫說，當日他開車行至事發地時，正在用影碟機看濱崎步的演唱會，不清楚車是否在走直線，突然聽見「嗵」地一聲，感覺出事了便下車察看。結果發現車後有一個女的側躺在地上，發出呻吟聲。

「天太黑，我不清楚她傷的程度，心裡特別害怕、恐慌，害怕她以後無休止地來找我看病、索賠。」於是，兩三秒後，「一念之差」下，葯家鑫從隨身帶的包里取出一把單刃刀，向張妙連捅數刀，然後駕車逃跑。

開出一段路後，因為「心裡發慌，手打顫、腳也不聽使喚」，葯家鑫又撞上兩名行人。這次，他沒能跑掉，被趕來的村裡人堵住了。

之後，肇事車輛被交警大隊暫扣，葯家鑫和父母趕往醫院處理後來的兩名傷者治療事宜。在經歷了警方的兩次詢問後，2010年10月23日，葯家鑫向父母說出實情，並向警方投案。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葯家鑫案

❿ 輿論對司法獨立的影響

如何處理好輿論監督與司法公正的關系，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西方法律界，不論是海洋法系還是大陸法系的國家都排斥「輿論監督司法」這樣的概念，擔心造成公眾對司法的不信任，從而損失法律的權威性；而在西方新聞界，則習慣於擔當與主流政治制度對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但是，由於傳媒和司法至少在形式上都宣布其價值追求是「公正」，因而各法治國家均將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作為基本價值予以肯定。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傳媒體現的則是自身或受眾觀念上的、道德意義的公正。這兩者的差異正是本文企圖理清的。 （一）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媒介與司法都是在黨的領導下，都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不應處於根本對立的態勢。但是在具體的操作中，也確實出現過媒介不大正確的輿論壓力影響司法公正的事件，出現過司法壓制正確輿論監督的事件。矛盾的產生在於二者社會職能和工作性質的差異。這種差異在於： 第一，媒介的職業特徵就是報道動態的東西、超常的事情；而司法對待糾紛的態度則是消極的，它按照法律規定的管轄許可權和程序去消弭糾紛。 第二，媒介要求盡可能在第一時間內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報道，而司法審判的時效要寬松得多，以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第三，新聞語言力求標新立異，扣人心弦；而司法語言講求用詞嚴謹，前後一致。 第四，新聞事實是記者的所見所聞或采訪所得，而司法事實則是指有確鑿證據的事實。 第五，輿論監督缺乏明確的法律定位，而司法則代表著國家強制力與終局裁量權。 出現傳媒與司法之間的矛盾是正常的，問題在於如何尋找兩者之間的平衡點。 （二） 目前，我國的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都存在著職業化程度不高的問題。某些司法部門一方面未完全履行職責，另一方面又不斷地越權和擴張權力。有些媒介也在利益驅動下，以輿論監督司法的名義進行炒作，這種非規范行為對司法的損害是很大的。這里特別就傳媒對於司法報道的炒作態勢多講幾句。 我國傳統的犯罪案件報道，本來有「聲討、公審、槍斃」的模式，忽視司法獨立、實行輿論審判的積習較深厚。現在又多了一層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出現了越來越多干擾司法審判的情形。例如在報道蔣艷萍經濟犯罪案件時，各媒體的報道都一邊倒，使人難以看到或聽到不同的、客觀的評說。沒等法庭進行庭審調查，報道中就說起訴書「言之鑿鑿」（那麼何必還要法院審判呢？）；審理過程中，又把律師和蔣的申訴斥責為「強行狡辯」、「百般抵賴」（那麼何必還要設置辯護制度呢？）。再如張君搶劫殺人案審理時，某家全國性報紙發表《重慶滿街聲討「魔頭」》的通訊，搶在法庭判決前，做了大量的渲染，諸如「張君該千刀萬剮」、「殺一儆百」、「用張君人頭祭奠亡靈」等等極端的語句，缺乏基本的文明。這種「文革」式的對案件報道的「熱心」，顯然會妨礙司法的公正審判。 針對這類情況，可以考慮一些解決問題的應景措施（作為道德性質的要求，它們尚是相當軟弱的）。例如，媒介對於司法的監督需要做好以下幾點： 首先，報道中絕不能有意炒作，要表現出尊重事實的嚴肅態度。 第二，遵循新聞職業道德，只宜評論已有的審判結果，而不應在未判決前對審判施加影響。 第三，媒介的評論文章，應限於意見范疇，不應追求聳人聽聞的情節，不應帶有民意審判的意味。 第四，要與上級司法和紀檢部門保持聯系，以得到支持，並以較高的職業化操作面對那些非職業化操作的司法行為，這可以保障監督的分寸適當。 （三） 對司法腐敗問題進行輿論監督是必要的，但還要考慮到，司法是解決社會糾紛基本的、最後的合法手段，所以，在任何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司法要給人以希望、安全感和信賴感。如果當事人頻繁地找尋記者解決各種糾紛，這是很不正常的，它只能說明司法和行政功能的某些缺失。因此，應有系統地報道一些司法公正的正面事例，說明什麼是法，司法如何保障社會公正，給媒介受眾指出一條通過司法正確解決糾紛的路子，給他們以信心。 司法方面也要致力於樹立自身的良好形象與權威，加快法制體制的改革，以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同時，必須提高司法人員的素質和專業化水平，現在傳媒介入司法越位越多，除了傳媒自身的原因外，也與司法體制上出現較多紕漏，以及人員素質較差有關。因此，重建司法救濟手段在公眾中的威信，會有助於減少傳媒監督司法中較多的越位現象。 （四）從長遠考慮，僅憑介紹幾個做得較好的輿論監督司法的媒介欄目是不夠的，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需要在三方面形成媒介與司法關系的法律框架： 一、界定媒介的地位和基本權利與義務。這方面的基本內容應當包括：新聞自由不能侵犯到司法獨立，不能違背「無罪推論」的原則；在此前提下，傳媒有權利報道和評論庭審活動。如果報道失誤，傳媒應承擔責任。 二、明確輿論監督權與公正審判權相互沖突與協調的制度空間。這需要考慮規范傳媒介入司法的程序和范圍、傳媒評論司法的職業道德方面的限定（不能誹謗、侮辱和有失公正與平衡的原則）、健全監督的外部環境等問題。 三、改革司法，減少司法公正對外部因素的依賴。在改革司法方面，同樣有傳媒監督的廣闊天地，可以像監督普通人一樣，監督司法人員的非職務行為和職業行為中的違法行為；同時應監督各種干預司法獨立的司法外部的行為。 在這些法律框架還沒有成形之前，法學界和新聞學界要有經常的學術交流，首先要在職業道德方面達成共識，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然後，爭取形成較明確的法律框架，最後形成法律或法規。 總之，活躍而健康的輿論監督，不是司法獨立的障礙。恰恰相反，它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獨立來保證，輿論監督則通過客觀地展示和評論司法過程，協助實現這種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