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刑法典

Ⅰ 在荷蘭殺人要坐牢嗎

你好。根據《荷蘭刑法典》，殺人最高的刑罰是終身監禁。也就是說殺人是要坐牢的。畢竟荷蘭沒有死刑嘛，現在歐洲只有白俄羅斯才保留死刑。但是作為刑罰的一種，也是為了保障人權打擊犯罪，增強法律權威。有監獄存在就會有人坐牢，何況是殺人的重罪。

Ⅱ 出國學法律哪個國家最合適

1.【荷蘭法學專業介紹】
荷蘭的風景優美，是鬱金香王國、風車王國。荷蘭這個優美的國家給大多人留下的印象是一個商業貿易較為繁榮的國家。但荷蘭還有大家不了解的一面，那就是荷蘭還是一個法律體系健全的國家。例如：國際法庭設在荷蘭，歐洲的第一部法典誕生於荷蘭的萊頓大學。因此，從這些方面都可以體現出荷蘭高質量的法律體系。

荷蘭是一個君主立憲的議會制國家，政府制定的全部法案都必須以議會的法案為根據。荷蘭憲法規定：「民法、刑事、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必須依據議會制定的統一的法典，但也不妨礙根據議會的單獨法案規范其他領域。」因此，荷蘭法是由議會法案、法典、條約及案例法組成的法律制度。荷蘭法律不像美國或英國法律那樣以傳統共同法為基礎，而是基於源於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民法典和刑法典的法國法律。國際法庭設在荷蘭，荷蘭健全和高質量的法律體系為荷蘭的法律教育提供了強大的支撐。荷蘭高校提供的法律英語課程體現了荷蘭的法律傳統。許多法律專業課程與國際法有關，常常涉及法律制度的比較。因此學生可以學到更全面、更透徹的法學知識。
學生在教學中可以充分體驗生動的法律教學，接觸到豐富的歷史和廣泛的專業知識以及可以感受到國際化氛圍和國際視野。更值得注意的是，荷蘭的法律體系和我們的大陸體系的法律極為相似，對學生學習很有幫助。因此，荷蘭可謂是一個學習法律專業的優選的國家。

荷蘭在法律專業方面具有優勢的大學是萊頓大學、阿姆斯特丹大學、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馬斯特里赫特大學和H類的海牙大學。其中萊頓大學成立於1575年，是荷蘭最古老的大學，也是世界排名前100名的大學。學校的法律專業世界排名第五，商法和國際法是荷蘭最好的法律專業。這些院校在法律專業方面都是很有實力的院校，想申請荷蘭法律專業的學生，可以考慮一下。一般申請法律專業的要求較高，雅思一般要求6.5分以上，有的還要求7.0分以上。
以下是荷蘭法學比較好的大學的介紹：
【申請注意】：申請材料的嚴格之處不再只體現在GPA上，更大程度上要求申請者提供更合理的動機、高質量的推薦信及標準的申請表填寫。看來碩士條件要求的嚴格所以我們的材料要求更嚴申請要提早。只有早申請，才有更多的機會申請到國際商業管理、金融管理、法學、建築學等荷蘭招牌專業;才有可能有更多的機會獲得獎學金。在學生條件並不十分突出的情況下，只有早申請，才能體現優勢。由於每年申請者太多，評審人員不會有太多的時間看每一份文件，所以申請材料一定要經過富有經驗的專業製作，才可以在眾多的材料中脫穎而出，吸引評審人員的注意。
【德國的法律專業介紹】

德國作為歐洲強國，因其大學免收學費及承認中國的學位而成為近年留學的熱門國家，不少學子赴德留學。

德國是大陸法系的代表國家，德國法典是很多大陸法系國家制定法典的參考依據。我國也是大陸法系國家，所以在國內學習法學的學生，去德國進修是十分有好處的。

在Manager Magazin對法學專業的排名中列第1位的是明斯特大學弗賴堡大學以法律著稱，列第10位，波恩大學列第11位，為外國學生所設比較法學碩士（在歐洲法學論壇范圍內）政治法博士
曼海姆大學列第12位，法學主要研究有公法、刑法、民法、勞工法、國際私法、犯罪學與法哲學等，不萊梅大學在Manager Magazin對法學專業的排名中列第32位，碩士學位有歐洲及國際法律，科隆大學的法學系是德國最大的法學系之一奧格斯堡大學的法學系包括刑法、民法、公法、私法、國際法、歐洲法、羅馬法等。海德堡大學法學系有法學、外國和國際私法與經濟法、法學史、社會經濟法、刑事法、財政稅和德國與歐洲管理法等專業。法學系的經濟法專業聞名全國。
德國大學專業排名：德國大學法學專業排名

1. Uni Heidelberg（海德堡大學）
2. Bucerius Law School Hamburg（漢堡法律學院）
3. Uni Bonn (波恩大學)
4. LMU Muenchen（慕尼黑大學）
5. Uni Freiburg（弗萊堡大學）
6. Uni Muenster（明斯特大學）
7. HU Berlin (柏林洪堡大學)
8. Uni Passau (帕紹大學)
9. Uni zu Koeln（科隆大學）
10. Uni Tuebingen（蒂賓根大學）
以下是德國法學院的按專業的分類排名。
民法(Zivilrecht)
1 Munster
2 Tubingen
3 Passau
4 Munchen
5 Koln
6 Heidelberg
7 Regensburg
8 Bayreuth
9 Augsburg
10 Freiburg

商業法(Wirtschaftrecht)
1 Munster
2 Tubingen
3 Koln
4 Kiel
5 Mu

【美國的法律】
一、美國的法學院及ABA、AALS、AALL三大協會

由於美國政體是聯邦制結構，並且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度，所以美國辦教育的主體主要是各州（縣、市）政府或個人的事情，美國根本不存在聯邦政府舉辦的大學的法學院。中央政府控制的微弱與私人捐贈大學法學院這兩方面的結合，導致了各個法學院在諸如課程設置及教學等方面的差異。為確保法律職業者道德和業務素質的最低標准得以維護，聯邦和各州政府對法學院的管理，主要依託非官方的行業協會——全美律師公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簡稱ABA）、全美法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School, 簡稱AALS）和全美法律圖書館館員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Library, 簡稱 AALL）。ABA成立於1878年，協會下設有法律教育常務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on Legal Ecation），它負責發「牌照」給要開辦法學院的大學，規定對法學院的各種硬體要求；AALS成立於1900年，1971年被確認為兩個全國立案的法律機關（另一個是ABA法律教育和律師資格部）之一，該協會出版的《法律教育季刊》（Journal of Legal Ecation）,長期享有聲望；AALL對全國法律圖書館進行行業管理，規定各種標准規格並定期進行評比檢查驗收。當然，美國的教育已經成了一項產業，市場調節對一個教育機構的生存也有著重大的影響。
二、美國的法學教育為職業教育

美國法學教育的職業性特徵是其他特徵的基礎，是美國法學教育最本質的特徵。具體來說就是，美國法學教育以律師為培養目標。所謂職業教育是指這樣一種概念：法律教育應與人文教育相分離；學生在開始學習法律之前被假定已獲得了必要的人文科學知識；典型的法律學生是恰好成熟，並且為尋求從事法律職業做准備；法學院的任務在於為法律學生提供分析和解決法律實務方面的問題的各種技術性訓練，其宗旨是訓練他們「像法律家那樣進行思考」。
法律教育的職業性要求法學院以判例教學法為主，多種法律技能訓練法為補充。但判例教學太耗費時間，因此，法學院在一年級課程中仍然保持著蘇格拉底式討論法（Socratic method），並採取"專題式教學"(programmed instruction)、"課堂討論"(seminar)、"現場實習"(clinical program)、"計算機輔助法律教學"(CALL)、"模擬問題法"(simulation problems)等。課堂講授也沒有被徹底取代。
三、美國的法學教育為本科後教育

美國的初級法學教育被置於大學本科教育之後，通常被認為是研究生層次的職業教育，這是美國法學教育與世界各國所不同的。從美國法學院的入學條件看，報考法學院的學生要求已獲得某個學院或者大學的文學士（B.A.）學位或理學士（B.S.）學位。總結起來，美國把法律教育置於大學本科之後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法律是一門淵深的學科，學生必須具有相當的成熟度才能對其有深刻的理解；第二、律師於國民安定、社會發展有重大關系，因此法律教育應當具有較高起點；第三、把法學教育置於較高的平台上有利於法律職業本身的進步。
四、美國法學教育的幾種學位

1．J.D.（Juris Doctor），法律職業博士學位。從歷史上看，美國法學院頒發的學位主要是法學士（Bachelor of Laws, 簡稱LL.B.）學位。自1960年代起，參照醫學院的傳統，法學院開始以J.D.學位取代法學士學位（LL.B.）。其原因在於大學本科後法律教育制度的確立和3年制嚴格的初級法律學歷教育被認為具有研究生水平。總之，「法律職業博士」（J.D.）學位是美國法律學制中的初級法律學位。
2．LL.M.(Master of Laws),法學碩士學位。該學位學制一年，也就是說拿到J.D.學位後，再攻讀一年，合格後就可以取得法學碩士學位。不過，在美國攻讀法學碩士的學生很少。該學位有兩種：一是為從事法律教育或者法律研究的學術性方向而設置的；另一種是為深化某一專門學科的技能和專長而設置的，其中最普遍的是稅法方向。
3．S.J.D.或J.S.D.(Doctor of Jurisprudence或者Doctor of Judicial Science),法律科學博士。從事純法學理論研究工作，學制2—20年，有的甚至終生拿不到學位。繼續攻讀這一學位的美國人更是鳳毛麟角，對外國人來說，拿到這一學位也許是一個鍍金的機會。攻讀這一學位，只需在學校讀一年。一年後可離校，遍工作遍作論文，論文完成後，回來答辯。
另外，法學院還為在美國從事高級研究的外國法律家授予一種「比較法碩士」（Master of Comparative Law, 簡稱M.C.L.）學位，以及認為對社會做出突出貢獻的公民頒發一種「榮譽法律博士」（Doctor of Laws,簡稱LL.D.）學位。
美國法學院的學生畢業後大部分從事律師職業，而若要在某個州執業，就必須通過該州主辦的律師考試。然後再經過一定的品格考察獲得律師執照，就可在州內法庭代理當事人出庭。美國實行嚴格的法官選拔制度，因此，學生在畢業後立即擔任法官職務懂得機會是沒有的。不過一些優秀的畢業生可能會有機會擔任著名法官的書記員的職務，歷時一、二年。有些學生希望將來擔任法律教授，教師會鼓勵他們先到有關部門工作若干年，然後再回校任教或進一步深造。

Ⅲ 外國刑法中新舊兩派的爭議（觀點，內容）

倫理價值評價與社會秩序價值評價、道義非難與防衛觀念的對立,由於這些對立,以致新舊兩派刑法理論長期爭論不休

近代西方刑法新舊派理論對《欽定大清刑律》的影響
晚清時期，中國社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歷史劇變。與此相關的沿襲了幾千年的傳統法律制度的變革亦時不我待。《欽定大清刑律》[①]便是晚清修律的標志性成果。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西方刑法理論新舊兩派激烈爭論的時期。東鄰日本，刑法學界也掀起了新舊學派理論爭論的熱潮。日本1907年的刑法典就是在新派理論指導下制定的。深受傳統律學影響的中國法學界，當時還無力形成刑法學派，更談不上參與新舊兩派刑法理論的爭論，但這並不說明晚清刑律的變革未受到新舊刑法學派理論爭論的影響。事實是，清末的修律者們已注意到西方刑法學派的理論差異，在起草刑律時是有取捨的。很難說模範日本近代刑法，移植大陸法系刑法制度的《欽定大清刑律》是在那個刑法學派影響下制定的，但通過日本刑法學家岡田朝太郎及其他渠道傳入中國的新舊刑法學派理論烙印的確打在了《欽定大清刑律》上。探討西方新舊兩派理論對《欽定大清刑律》的影響，既可以探明中國刑法近代化邁出第一時的理論高度，又有助於理清民國刑法變化的理論脈絡。

一、刑法基本原則

西方三大近代刑法原則對《欽定大清刑律》產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這三大原則均是西方啟蒙思想的產物，是構成近現代刑法的柱石。舊派理論視為圭臬，晚清刑律改革在基本原則的採用上傾向於古典的舊派理論，特別是罪刑法定主義的明確規定，刪除比附，禁止類推較集中地體現了舊派的理論。基於三權分立和心理強制理論的罪刑法定主義原則首次引入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體現了古典刑法學派的強大生命力。同時，立法者們也注意到了新派理論關於刑法基本原則含義的詮釋，比如，《欽定大清刑律》在吸納了罪刑相適應原則時，除了舊派的報應論的思想基礎外，也接受了新派功利論的思想，注意教育刑的價值，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便是例證。

（一）《欽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法定原則

其一，明確宣告罪刑法定原則，否定比附類推。《欽定大清刑律》第10條規定：「法律無正條者，不問何種行為，不為罪。」[②]這是我國刑法史上第一次明確規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沈家本在奏進呈刑法草案折中詳細陳述了立法理由：「本條所以示一切犯罪須有正條乃為成立，即刑律不準比附援引之大原則也。凡刑律於無正條之行為，若許比附援引及類似之解釋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審判官得以已意於律無正條之行為比附類似之條文致人於罪，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為一，非立憲國之所應有也。第二，法者，與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應為與不應為。若刑律之外參以官吏之意見則民將無所適從。以律無明文之事忽援類似之罰，是何異於以機阱殺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許審判官得據類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難期統一也。因此三弊，故今惟英國視習慣法與成文法為有同等效力。此外歐美及日本各國無不以比附援引為例禁者，本案故采此主義，不復襲用舊例。」[③]岡田朝太郎認為《欽定大清刑律》「禁比附援引，可謂中國刑律上之一大革命。」[④]

其二，嚴格刑法解釋。《欽定大清刑律》雖然明確了罪刑法定原則，否定了比附類推，但並不排斥對刑法的自然解釋，若需要對刑法進行解釋，必須符合嚴格解釋的原則。民國初年刑法學者在解釋這一條款時作了補箋；「本例雖不許比附援引，究許自然解釋。自然解釋者，即所犯之罪與法律正條同類或加甚之時，則依正條解釋而通用之也。同類者，例如，修築馬路正條只禁止牛馬經過，則象與駱駝自然在禁止之例是也；加甚者，例如，正條禁止鉤魚，其文未示及禁止投網，而投網較垂鉤加甚，自可援鉤魚之例以定罪是。」[⑤]

其三，法不溯及既往。《欽定大清刑律》第1條規定：「本律於凡犯罪在本律頒行以後者適用之；其頒行以前未經確定審判者亦同，但頒行以前之法律不以為罪者不在此限。」沈家本先生在1907年的草案中闡述了立法理由：「本條定刑法效力之關於時者。第一項規定本於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與第十條規定採用律無正條不處罰之原則相輔而行，不宜偏廢也。第二項前半指犯罪在新律施行前，審判在施行後，定新舊二律之中，孰當引用也。關於本題之立法例有二：一為比較新舊二法，從其輕者處斷之主義。法國刑法第四條，比國刑法第二條，德國刑法第二條，匈牙利刑法第二條，和蘭刑法第一條第二項，紐約刑法第二條，日本現行刑法第三條第二項，日本改正刑法第六條第二項，那威刑法第三條等皆本乎是。二即不分新舊二法，概從新法處斷之主義，英國用之。我國明律亦主此義。本朝雖有第一主義之例，然律之本文，仍有犯在以前並依新律擬斷之規定。議者謂被告犯罪之時，已得有受當時法律所定之刑之權利。誠如此說，應一概科以舊律之刑，不應復分新舊二律之輕重也。況人民對於國家並無所謂有受刑權利之法理也。或又謂若使新律重於舊律，而舊律時代之犯人科以新律之重刑，則與舊律時代受舊律輕刑之同種犯人相較，似失其平。誠如此說，則使新律施行之後，僅此舊律時代之同犯犯人科以舊律之輕刑，彼新律時代之犯人據新律而科重刑者，若互相比較，則又失其平矣。或又謂刑失之嚴不如失之寬。從新律之輕者，所以為寬大也。然刑不得為沾恩之具，非可嚴亦非可寬者。夫制定法律，乃斟酌國民之程度以為損益。既經裁可頒布，即垂為一代之憲章，不宜復區別輕重寬嚴也。歐美及日本各國多數之立法例，所以採用第一主義者，蓋受法國刑法之影響。而法國刑法之規定則其時代之反動耳，於今日固無可甄擇者。我國自古法理，本有第二主義之立法例，此本案所以不與多數之例相雷同，而仍用第二主義也。第二項後來頒行以前之律例不為罪者，不在此限。其旨與前微異，蓋一則新舊二律俱屬不應為之罪惡，不過輕重之差。一則新律雖為有罪，而舊律實認許其行為，因判決在後，遽予懲罰，有傷期刻也。」進而，沈家本先生在案語的「注意」部分指出：「第一項既採用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新刑律施行以前之行為，在新刑律雖酷似有罪之行為，不得據新律之規定而罰之。第二項指未經確定裁判者，雖已有宣告，仍得依上訴而變更之。凡案件具此情節，檢察官即得上訴而請求引用新律。其上訴方法及其限制一以訴訟法為據。」[⑥]

其四，《欽定大清刑律》分則中規定了具體犯罪。在總則罪行法定原則的精神指導下，在分則中對各種犯罪作了明文規定。分則中共規定了侵犯帝室罪等36類罪名，從而為司法實踐的定罪活動提供了明確的標准。

其五，分則中規定了具體犯罪的法定刑。《欽定大清刑律》採取的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即在法律條文中規定一定的刑種、幅度，並確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它體現了相對罪刑法定的精神。例如，第四章「妨害國交罪」中的第120條規定：「對外國君主或大統領有不敬之行為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二百元以上罰金。」分則中類似規定，比比皆是。這樣，可以使司法官在法定刑的刑種和幅度內根據案情做出正確宣判。同時也避免了絕對罪刑法定原則過於僵化的弊端。

（二） 罪刑相適應原則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的體現

《欽定大清刑律》引入了罪刑相適應原則，並將其精神體現在眾多的具體條文中，大體看來，以下方面較集中地體現了罪刑相適應原則。

第一，法律適用的主體平等。法律適用上的主體平等是罪刑相適應的前提。如果有人犯了罪可以享受種種特權，便談不上罪刑相適應了。為此，《欽定大清刑律》第2條至第8條規定了刑律對人的效力。其中第2條規定：「本律於凡在帝國內犯罪者，不問何人適用之。其在帝國外之帝國船艦內犯罪者，亦同。」從而否定了因身份不同而導致適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消了中國封建法律中長期存在的議、請、減、贖、當、免等特權。為平等的適用法律，在立法上創造了條件。

第二，確立了近代刑罰體系。罪刑相適應需要有科學的刑罰體系相配套，《欽定大清刑律》第37條規定：「刑分為主刑及從刑。主刑之種類及重輕之次序如左；第一，死刑；第二，無期徒刑；第三，有期徒刑；(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滿、五年以上。(三)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滿，三年以上。(四)四等有期徒刑——三年未滿，一年以上，(五)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滿，二月以上；第四，拘役：二月未滿，一日以上；第五，罰金；一元以上。從刑之種類如左：第一，褫奪公權；第二，沒收。」《欽定大清刑律》所確定的刑名，深受日本1907年刑法的影響，1907年日本刑法廢除了重罪、輕罪、違警罪的劃分，取消了徒刑、流刑的名稱。將主刑分為死刑、懲役、禁錮、罰金、拘留、科料六種，沒收為附加刑。剝奪公權由特別法加以規定，未列入刑法典中。《欽定大清刑律》中的刑罰體系比日本新刑法中的刑名更簡潔、更概括、更清晰。雖然有些地方尚待完善，[⑦]但總體上看，這個刑罰體系按照各種刑罰方法的輕重次序分別加以排列，相關刑種互相銜接，結構嚴密，主附配合。這樣，既能根據已然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予以適用，具有給犯罪人帶來一定痛苦的懲罰性，從而體現報應的意蘊；又能根據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加以適用，例如剝奪自由，限制自由，剝奪財產等刑罰，都具有遏制再犯的功能，從而達到功利的目的。科學的近代刑罰體系的確立，為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奠定了基礎。

第三，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欽定大清刑律》根據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不同，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其一，防衛過當，緊急避險減輕處罰。第15條規定：「對現在不正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為罪；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第16條規定：「避不能抗拒之危難、強制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為罪；但加過當之損害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前項之規定，於公務上有特別義務者，不適用之。」其二，未遂犯、中止犯減免處罰。第17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意外之障礙不遂者，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結果者，亦同。未遂犯之為罪，於分則各條定之。未遂罪之刑，得減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第18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已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論。得免除或減輕本刑。」其三，在共同犯罪中，規定從犯減輕處罰。第31條規定：「於實施犯罪行為以前幫助正犯者，為從犯。得減正犯之刑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幫助從犯者，准從犯論。」其四，數罪並罰。第五章為俱發罪，分別情況，對俱發罪進行了詳細地規定。以上種種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都體現了《欽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均衡原則。

第四，規定了近代刑罰制度。《欽定大清刑律》的立法者們洞察世界刑法理論發展態勢，借鑒了新派刑法理論規定了一系列刑罰制度。其一，累犯制度。第五章為「累犯罪」，「凡已受刑之執行，復再犯罪，此其人習於為惡，實為社會之大憝。若仍繩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無刑之義，故本章特設規定。」[⑧]所謂特設規定，主要指累犯加重的規定。」其二，自首制度。第九章為「自首制度」，第51條做了一般規定：「犯罪未發覺而自首於官受審判者，得減本刑一等。犯親告罪向有告訴權之人首服，受官之審判者，亦同。」沈家本闡述了自首減輕的理由「自首減刑為獎勵犯罪者悔過投誠而設。各國多數之例，惟認特別自首者，著之於分則。其有規定於總則者，蓋緣於中國法系也。自首必須備具四要件。(一)自己之犯罪；(二)必於覺前，若於發覺後告言已罪，乃自白非自首；(三)告知於官，惟例外告知被害者亦准自首法；(四)於官署就審判。四者不備即不得將予自首也。」[⑨]符合自首條件者可減輕處罰。其三，酌減制度。第十章為「酌減」，第54條規定：「審按犯人之心術及犯罪之事實，其情輕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釋說：「為裁抑犯罪，制定分則以下各條。然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范圍過狹，反致有傷苛刻。故予裁判官以特權，臨時酌量犯人之心術與犯罪之事實，減一等或二等也。」[⑩]其四，緩刑制度。岡田朝太郎不僅把西方的緩刑制度首次引進日本刑法，而且又把這一制度引入中國。第十二章為「緩刑制度」，第63條規定：「具有下列要件，而受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自審判確定之日起，得宣告緩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一)未曾受拘役以上之刑者；(二)前受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或免除後逾七年，或前受拘役執行完畢或免除後逾三年者；(三)有一定之住所及職業者；(四)有親屬或故舊監督緩刑內之品行者。」其五，假釋制度。第十三章為「假釋」，第66條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十年後，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後，由監獄官申達法部，得許假釋出獄；但有期徒刑之執行未滿三年者，不在此限。其六，時效制度。第十五章規定時效，第69條規定了追訴時效：「提起公訴權之時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系死刑者，十五年；(二)系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系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四)系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五)系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六)系五等有期徒刑、拘役、罰金者，六月。前項期限，自犯罪行為完畢之日起算。逾期不起訴者，其起訴權消滅。」第74條規定了行刑時效：「行刑權之時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死刑，三十年；(二)無期徒刑，二十五年；(三)一等有期徒刑，二十年；(四)二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三等有期徒刑，十年；(六)四等有期徒刑，五年；(七)五等有期徒刑，三年；(八)拘役、罰金，一年。前項期限，自宣告確定之日起算。逾期不行刑者，其行刑權消滅。」

第六，按刑罰階梯理論設置了分則的順序。《欽定大清刑律》分則共三十六章，各章順序基本上按照犯罪性質的嚴重程度從重到輕依次排列。

（三） 刑罰人道主義原則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的體現

針對西方封建中世紀的刑罰殘酷性、暴虐性，啟蒙思想家提出了刑罰人道主義原則。人類的人道精神促使刑罰的嚴厲性在長期的演變中緩慢但堅定地日趨緩和，刑罰體系從以死刑為中心，到以肉刑為中心，再到以自由刑為中心的歷史發展，背後的決定性力量是人道精神。因此，刑罰人道主義與寬容、柔和、人性等德性詞彙相聯系，與野蠻、殘酷、恐怖、折磨等相對立。刑罰人道主義表現出國家在規定和運用刑罰時對犯罪以及犯罪之實施者的一種寬容的態度，其實質是將犯罪人作為倫理主體對待，而不是物體處理。刑罰人道主義意味著對於人的自主性的承認。可見，刑罰人道主義的基本含義實際上是人道主義形而上學原則的直接套用。只有將這一原則展開為一系列人道主義刑罰規則，才具有刑法上的意義。這些規則包括否定性規則和肯定性規則兩個基本方面。否定性規則是人不能被作為手段對待之形而上學原則的展開，一般以「禁止……」，「不得……」的語言結構形式表達；肯定性規則是人應當作為目的對待之形而上學原則的展開，一般以「應當……」「盡量……」的語言結構形式表達，這兩個方面統一在一起形成一個規則體系，確保人道主義的實現。而且，否定性規則是刑罰人道主義的基礎，肯定性規則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提升。

經過沈家本等清末修律者們的努力，西方近代的刑罰人道主義原則得以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確立。主要表現為：

第一，刪除重法，設置近代刑種。

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後，對中西刑律進行了比較研究，「綜而論之，中重而西輕者為多。蓋西國從前刑法，較中國尤為慘酷，近百數十年來，經律學家幾經討論，逐漸改而從輕，政治日臻完善。故中國之重法，西人每訾為不仁。其旅居中國者，皆借口於此，不受中國之約束。」「臣等竊維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自來議刑法者，亦莫不謂裁之以義而推之以仁。然則刑法之當改重為輕，固今日仁政之要務，而即修訂之宗旨也。現行律例款目極繁，而最重之法，亟應先議刪除者，約有三事。」「一日凌遲、梟首、戮屍」，「一日緣坐」，「一日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參諸前人之論說，既多議其殘苛，而考諸今日環球之國，又皆廢而不用，且外人訾議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數端為最甚。」[11]

《欽定大清刑律》確定近代刑種為主刑和從刑兩類。其中主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從刑為褫奪公權和沒收。沈家本認為舊律應變通者有五端，「更定刑名」便是其中之一。[12]楊鴻烈先生對此也給予了高度評價。「將中國法律最落後不合時宜的部分真能愷切披陳，可算是對中國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13]

第二，酌減死罪，確立死刑惟一制度。

死刑條款的多少是衡量一部刑法人道與否的重要標志之一。沈家本等人對死刑的立法極為重視，雖說廢除死刑的條件不成熟，但減少死刑的適用，也是刑罰人道主義的體現。「死罪之增損代各不同，唐沿隋制，太宗時簡絞刑之屬五十，改加役流，史志稱之。宋用《刑統》而歷朝編敕麗於大辟之屬者，更仆難數，頗傷繁細。元之刑政廢弛，問擬死罪者，大率永系獄中。《明律》斬、絞始分立決、監候，死刑階級自茲益密。歐美刑法，備及單簡，除義大利、荷蘭、瑞士等國廢止死刑外，其餘若法、德、英、比等國，死刑僅限於大逆、內亂、外患、謀殺、放火、溢水等項。日本承用中國刑法最久，亦止二十餘條。中國死刑條目較繁，然以實際論之，歷年實決人犯以命盜為最多，況秋審制度詳核實緩，倍形慎重，每年實予勾決者十不逮一，有死刑之名而無死罪之實。持較東西各國，亦累黍之差爾。茲擬准《唐律》及國初並各國通例，酌減死罪；其有因囿於中國之風俗，一時難予驟減者，如強盜、搶奪、發冢之類，別輯暫行章程，以存其舊，視人民程途進步，一體改從新律。顧或有謂罪重法輕，適足召亂者。不知刑罰與教育互為消長，格免之判，基於道齊。有虞畫像，亦足致垂拱之治；秦法誅及偶語，何能禁勝、廣之徒起於草澤；明洪武時所頒大誥，至為峻酷，乃棄市之屍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征諸載籍，歷歷不爽。況舉行警察為之防範，普設監獄為之教養，此弊可無顧慮也。」[14]沈家本在指出酌減死刑的必要性的同時，也批評了酷刑的不人道。

在死刑的執行方法上同樣能反映刑罰的殘酷與人道；沈家本主張「死刑惟一」。「舊律死刑以斬、絞分重輕，斬則有斷脰之慘故重，絞則身首相屬故輕，然二者俱屬絕人生命之極刑，謂有輕重者，乃據炯戒之意義言之爾。查各國刑法，德、法、瑞典用斬，奧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俄、美用絞，俱系一種，惟德之斬刑通常用斧，亞魯沙斯、盧連二州用機械，蓋二州前屬於法而割畀德國者，猶存舊習也。惟軍律所科死刑俱用銃殺，然其取義不同，亦非謂有輕重之別。茲擬死刑僅用絞刑一種，仍於特定之行刑場所密行之。如謀反大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等條，俱屬罪大惡極，仍用斬刑，則別輯專例通行。至開戰之地頒布戒嚴之命令，亦可聽臨時處分，但此均屬例外。」[15]《欽定大清刑律》第38條規定：「死刑用絞，於獄內執行之。」

第三，對未成人犯罪的懲治教育。

《欽定大清刑律》第11條規定：「凡未十二歲人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施以感化教育。」沈家本對此解釋為「夫刑者，乃出於不得已而為最後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罰，以教育涵養其德性，而化其惡者，使為良善之民，此明刑弼教之義也。凡教育之力所能動者，其年齡依各國學校及感化場之實驗，以十六七歲之間為限。故本案拾辨別心之舊說，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齡為主。同十六歲以下無責任之主義。誠世界中最進步之說也」。沈家本在理由之後又提出了注意事項「因其情節而命以感化教育。蓋以未滿十六歲者，雖有觸罪行為，不應置諸監獄，而應置諸特別之學校。至感化場規則，當另行纂定。不在刑律之內。所謂情節者，非指罪狀輕重而言，乃指無父兄或有父兄而不知施教育者。感化教育者，國家代其父兄而施以德育是也。」[16]憲政編查館認為刑事責任年齡十五歲太寬，主張改為十二歲。最後由皇帝欽定為十二歲，但同時在第50條宥減中加上未滿十六歲人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17]

沈家本把懲治教育視為《欽定大清刑律》的重大變化之一，特別看重。「犯罪之有無責任，俱以年齡為衡。各國刑事丁年自十四迄二十二不等，各隨其習俗而定。中國幼年犯罪，向分七歲、十歲、十五歲為三等，則刑事丁年為十六歲以上可知。夫刑罰為最後之制裁，丁年以內乃教育之主體，非刑法之主體。如因犯罪而拘置於監獄，薰染囚人惡習，將來矯正匪易，如責付家族，恐生性桀驁，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貧窶無力教育者，則懲治教育為不可緩也。按懲治教育始行之於德國，管理之法略同監獄，實參以公同學校之名義，一名強迫教育，各國仿之，而英尤勵行不怠，頗著成績。茲擬採用其法，通飭各直省設立懲治場，凡幼年犯罪，改為懲治處分拘置場中，視情節之重輕，定年跟之長短，以冀漸收感化之效，明刑弼教，蓋不外是矣。」[18]

第四，對精神病人、喑啞人行為的特別規定。

關於精神病人行為，《欽定大清刑律》第12條規定：「精神病人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施以監禁處分。前項之規定，於酗酒或精神病間斷時之行為，不適用之。」草案案語說明了立法理由：「本條系規定痴與瘋狂等精神病人，雖有觸罪行為全無責任。精神病人之行為非其人行為，乃疾病之作為，故不應加刑，而應投以葯石。若於必要之時，可命以監禁。各國之規定皆與本條同。」[19]

關於喑啞人的行為，《欽定大清刑律》第50條規定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處罰。沈家本認為「聾啞精神不完備者不能與普通之犯罪者同論，故酌量情節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聾啞有生而聾啞者，有因疾病或受傷而聾啞者。生而聾啞乃自來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故各國等諸幼年之列。若因疾病或受傷而聾啞者，不過肢體不具，其精神、知識與普通無異，則不能適用此例。即有可原情形，自有宥恕之例在也。」[20]

第五，對老者的宥減規定。

《欽定大清刑律》第50條規定滿八十歲人犯罪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釋說：「八十歲以上精神漸昏眊自不能與普通之犯罪者同論，故酌量情節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21]

二、犯罪論

（一）未遂犯

「舊派與新派之爭在未遂論方面的分歧至為明顯，可以認為，客觀未遂論與主觀未遂論是兩派爭論的縮影。」[22]舊派注重犯罪行為所產生的法益侵害。法益之侵害為犯罪行為之本質，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因此，犯罪行為僅於既遂時，才有處罰之必要。對於重大犯罪，為防止犯罪的發生，也可就犯罪人的危險性給予處罰。如果僅存犯罪的意思，沒有發生法益侵害的客觀危險性，也不能作為未遂犯予以處罰。對於未遂犯「理應採取較既遂為輕的處罰。」[23]新派認為，未遂犯的處罰根據在於顯示出犯罪人的性格危險性的、與法相敵對的犯罪意思。如果某種行為已將這種犯罪意思表現在外部，則未遂犯的意思與既遂犯的意思沒有差異。行為的既遂及其結果，並非重要，犯罪意圖的顯示就是犯罪本質的表現，因此，未遂與既遂本質上相同，兩者均應同等予以處罰。雖可根據情節採取較既遂為輕的處罰，但不是必須如此。《欽定大清刑律》第17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意外之障礙不遂者，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結果者，亦同。……未遂罪之刑，得減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此條關於未遂犯的規定，以肯定未遂犯罪受罰為前提，對其刑罰的適用是較既遂罪之刑「得減」一等或二等。「得減」不是「必減」，也不是「應減」，而是「可以減」。不難看出，《欽定大清刑律》關於未遂罪的規定，明顯地傾向新派理論。關於這一點，沈家本先生在立法案語中有詳細說明：「現行律所載，有謀殺已行未傷及傷而未死，強、竊盜未得財，強奸未成 等，皆屬未遂罪之規定，惟散見各門，並不到諸名例。隋唐以降，後先一軌。然此固不應僅屬二三種犯罪，實 系通乎全體之規則，本案故列於總則之中。歐美各國及日本之法殆莫不然也。未遂罪者照原則皆在應罰之列。……未遂罪致罪之主義有二：一，未生既遂之結果，損益尚屬輕微，於法律必減輕一等或二等；一，犯人因遭意外障礙乃至不得遂而止，其危害社會與既遂犯無異，故刑不必減。惟各按其情節亦或可以減輕。此二主義，前者謂之客觀主義，後者謂之主觀主義。客觀主義已屬陳腐，為世所非，近時學說及立法例大都偏於主觀主義。本案亦即采此主義。」[24]

（二）不能犯

行為人依犯罪之意思而實行一定之行為，在客體與行為性質上，從一開始就不能實現犯罪之結果者，稱為不能犯，也稱不能未遂。舊派學說認為，不能犯的行為未侵害法益，也未對法益構成威脅，這種既不能發生犯罪結果又無危害性的行為，沒有處罰的必要。新派認為，行為人的犯罪意思已於外部明顯表現出來，其性格的危險性暴露無遺，對不能犯進行懲罰，實屬當然。《欽定大清刑律》採納新派學說，把不能犯視同未遂犯，同樣規定在第17條中。沈家本解釋說：「未遂罪者，即分則所定之犯罪行為著手而未完結，或已完結而未生既遂之結果者是也。……第一項後半，在於不能生結果之情形者。如用少量之毒物，不致於死，及探囊而未得財物之類。在學術上謂之不能犯，其為罪與否頗屬疑問，學者之所爭論而未決之問題也。然此實應與一般未遂罪同論，故特設此規定。」[25]

（三）共犯

共犯理論是新舊兩派爭論

Ⅳ 國際刑法的歷史發展

一、國際刑法的歷史發展

一個多世紀以來，許多哲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為維護人類和平、安全與發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雖然這些努力遠沒有達到人類所期望的結果，但畢竟在維護和平的進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績，如常設國際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聯合國（the United Nations）、國際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Justice）等國際性特殊機構，以及一些區域性機構，如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和歐盟（European Union）等機構的建立。特別是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洗劫之後，國際社會懲治國際犯罪的意識更為濃烈，國際刑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國際法委員會在起草編纂國際刑法典草案的同時，國際社會及時組織審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種危害人類的犯罪行為，並且形成了一些具有示範效應的國際刑法基本原則，如個人刑事責任原則、國家之間刑事司法合作與協助條約及協議原則等，這些原則至今仍有其現實作用。由此觀之，國際刑法的發展歷程實際上是國際刑事實體法和國際刑事程序法的演進史，或者是國際刑事法典編纂和國際刑事審判發展的演進史。這一歷史進程總體上沿著一條從高潮到低谷再到高潮的曲線發展，在總體發展趨勢下分析，國際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兩者的發展又非同步進行。

（一）國際刑法發展的肇端（1919年以前）

從實體上考察，國際社會對國際犯罪的認識肇始於17世紀習慣國際法對海盜罪（Piracy）的認識，「海盜一直被認為是逐出法外之人，一種『違反人類的罪行者』。按照國際法，海盜行為使海盜喪失了其本國的保護，因而喪失其國家屬性；而且他的船舶，或者飛機，雖然過去可能具有懸掛某一國家旗幟的權利，也喪失了這種權利。國際法上的海盜行為是一種『國際罪行』；海盜被認為是一切國家的敵人，他可以被『落入其管轄權的任何國家』加以法辦」。2自1841年至1982年國際社會制定了一系列可適用於海盜罪的國際性法律文件，雖然當時海盜罪行少有發生，但1937年9月14日的《尼翁協議》（Nyon Arrangement）認為「海盜」是一種「恐怖主義」的行為，並將該罪行列入國際犯罪種類之內，使之成為國際社會最早認同的典型的國際犯罪。因此，在以後界定國際犯罪種類時常以海盜罪作為藍本，即考察犯罪行為是否具有嚴重性和國際譴責性。3此後，販賣奴隸行為4和戰爭行為5應受國際譴責的特徵逐漸顯露出來，因而成為國際社會譴責的對象。這些罪行不僅危及國家利益，而且威脅著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寧，然而，這一時期國際社會尚未考慮從事國際罪行法典的編纂工作。

從程序上考察，國際社會對國際刑法的認識可以追溯到1474年，當時27名聖羅馬帝國法官審理了皮特。馮。哈根巴士（Peter Von Hagenbush）允許其軍隊實施強奸、殺害和掠奪無辜平民財產的行為，並因這種行為侵犯了「上帝和人道法」（Laws of God and Man）而認定其有罪。6這次審判嘗試被國際社會視為國際刑事審判的序幕。然而，由於當時國際刑事審判機構以及其他國際性審判或司法機構均未誕生，所以這項審判屬於在「非正式」場所中進行的審判活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Carnegie Endowment建立了一個唯一具有國際特色的非政府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調查1912年第一次巴爾干戰爭和1913年第二次巴爾干戰爭中針對平民和戰犯實施的那些應受指控的暴行。在第二次巴爾干戰爭開始時，為了向西方國家提供一個「受影響地區正在發生事件的清晰的、可靠的畫面」，該委員會調查了沖突的整個過程及個人行為。巴爾干委員會組織了幾個事實調查團，在事後根據他們發現的事實作出了實質性的報告，並於1914年7月遞交了這些報告，同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該報告的作用便成為歷史的縮影。7

因此，從形式上看，國際社會對國際刑事程序法的認識似乎早於實體法。盡管實體意義上的國際刑法或程序意義上的國際刑法都沒有進入規范化的過程，即既沒有進行國際罪行實體法的編纂，也沒有從事正規的國際性刑事審判，但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的雛形已露端倪，特別是在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國際刑法完全呈現出一種獨立發展的態勢，並且努力試圖形成一種集中立法和審判機構的模式。這種發展態勢顯示了基於國家調查和執行的多邊法律文件或機構的增長，與國際領域犯罪作斗爭的政治必要性相比，法律在這一領域的獨立發展已經有力地說明一般國際刑法的發展。8多邊公約的增長賦予國際刑法廣泛的內涵，使國際刑法擺脫了僅適用於危害人類罪方面典型案件的局限性。一些新的國際公約已經涉及非普通的國際犯罪、長期存在的焦點問題、引渡制度等，特別是那些真正具有高度國際政治寓意的國際犯罪。

（二）國際刑法發展的第一次高峰（1919—1955）

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的同時，也推動了國際刑法的發展，這一期間是國際刑法發展的第一個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國際刑法進入發展高潮的直接誘導因素。此時，國際刑法在實體和程序上的發展並駕齊驅。從實體上講，人類社會認識到戰爭罪行和反人道主義罪行的嚴重危害結果，進一步明確戰爭罪和違反人道主義罪屬於嚴重的國際犯罪；從程序上講，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英國、美國、義大利等戰勝國經過多方妥協最終達成《凡爾塞條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正式的戰爭發起者責任與刑罰委員會。該委員會提出895名應受指控的戰爭罪犯名單，並希望通過協約國軍事法庭進行一次較為正式的國際刑事審判，即根據1907年《海牙公約》序言中馬頓斯條款的規定，起訴1915年在土耳其境內實施大規模屠殺亞美尼亞人的土耳其官員以及其他實施「違反人道主義罪行」的個人。9 盡管由於當時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使協約國的審判活動沒有成為現實，特別是萊比錫的審判。10因此，有學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政治家們的目光短淺和對陌生事物的恐懼傾向，已經使國際刑法的發展受到一定的阻礙。11但這一時期國際社會所作的努力已經表明國際社會懲治嚴重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犯罪的強烈願望，從而使國際刑法呈現急速發展的趨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促使國際刑法的發展達到第一個顛峰，同時也為國際刑法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石。這一時期，實體法上除了強調戰爭罪、反人道罪、危害人類罪及侵略罪等嚴重國際犯罪以外，還肯定了滅絕種族罪等其他國際犯罪。從程序上講，紐倫堡審判12和東京審判13不僅在社會意識上獲得了成功，而且滿足了民眾企盼和平與懲治戰犯的渴望。紐倫堡法庭憲章及其審判活動，以革新的方法創制了解決武裝沖突的法律，創設了新的國際法原則-紐倫堡原則（其中包括著名的個人責任原則）。14盡管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確立的個人刑事責任原則屬於事後的立法行為（ex post facto legislation），沒有依據當時國際社會廣泛崇尚的罪刑法定原則（nullum crimen 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15 但是紐倫堡審判的合法性卻毋庸質疑。因為在紐倫堡審判之前，國際社會已於1928年訂立了旨在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條約》，即《凱洛格—白里安條約》（或稱《巴黎條約》）。在簽署條約的63個國家中包括德國、義大利和日本，這些國家作為締約國對條約的內容及宗旨顯然有明確的認識。雖然《凱洛格—白里安條約》中沒有刑事罰則的規定，但紐倫堡審判恰好彌補了該公約的這一缺陷，這也正是紐倫堡審判發展國際法的功績所在。雖然東京審判略晚於紐倫堡審判，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傳統國際法基礎上審判那些違反戰爭法規或習慣的普通戰爭犯罪與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相同，而且還確立了破壞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審判實例，然而，這些原則的確立是對紐倫堡原則的擴展，特別是有關「共同陰謀」進行侵略的理論，東京審判較紐倫堡審判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

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不僅把國際刑法的發展推向高峰，其深遠意義還表現在另外兩個方面：一是促使聯合國將注意力轉移到建立一個常設國際刑事法院問題。1948年召開的聯合國大會要求國際法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6研究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價值性和可行性，聯合國大會在審查了該委員會的報告後得出結論，建立這樣一個法院既值得又可行，並決定由聯合國17個成員國組成一個國際刑事司法協會，籌備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具體事宜，該協會於1951年提交了一份規約草案，1953年委員會第二次修訂這一草案。1953年規約草案規定建立一個常設法院，法院將對任何「自然人」（natural persons）包括國家元首和其他政府機構人員所犯「國際法公認」的罪行具有管轄權（這些罪行通常認為是在《懲治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罪行法典草案》（以下簡稱《法典草案》）中規定的具體犯罪）。17法院將根據罪行發生地國家以及罪犯的國籍國根據「公約、特殊協定或根據單方聲明」授予法庭的管轄權來行使屬人管轄。二是促進有關國際罪行法典的編纂工作。有學者指出，歷史上編纂罪行法典的設想總是與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設想相伴而行，但是在兩個設想之間卻沒有必要的聯系。假如國際刑事法院沒能建立，那麼國際刑法典沒有法院的建立便無處施行。通過國家之間合作或依賴地方訴訟的「間接執行」，很難化解公眾對嚴重違法行為的憤慨。18

我們認為，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段較短的期間之所以被譽為國際刑法發展的一次高峰，是因為這一時期的國際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發展相輔相成。國際社會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國際刑事審判的希冀，步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刑事審判實際操作，進而轉入呼籲常設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這種思維變遷業已表明國際刑法在程序上的行進步伐，在此期間進行的國際刑法典編纂工作同樣說明國際刑事審判對實體刑法的迫切需求。自1924年以來，國際刑法學協會一直致力於籌建國際刑事法院和編纂國際罪行法典工作，直至紐倫堡審判時，方始加快實現這種願望的進程。1946年第一屆聯合國大會期間，確認了「紐倫堡憲章和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所承認的國際法基本原則。」191947年聯合國大會指令國際法編纂委員會（即國際法委員會的前身）20制定一部總的關於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21決議授權進行工作的內容包括：（1）制定紐倫堡法庭憲章和法庭判決中所承認的國際法的一些原則；（2）起草一部關於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明確指出與第（1）部分提及的內容相一致的地方。22 兩年後，國際法委員會遵照決議的精神開始制定「紐倫堡法庭憲章中的基本原則」，並起草「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3 委員會下設一個附屬委員會，任命一名專門的報告起草人，起草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4 1954年草擬的法典草案雖然僅有5個條款，列舉了13種獨立的國際罪行，但是國際罪行法典草案的積極編纂和國際刑事審判的成功進行共同構築了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的繁榮景象。

（三）國際刑法發展的低谷（1955—1992）

如果說是國際性歷史事件推動了國際刑法的發展，那麼自國際社會審判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際戰犯之後，國際社會似乎度過了一段虛假平和時期。然而，由於這一時期沒有所謂巨大的歷史事件發生，所以國際刑法的發展亦隨之處於低迷階段。

在此期間，國際社會基本上沒有進行任何國際性的刑事審判，國際法委員會仍在繼續從事一些有關國際罪行法典的編纂工作。正如國際法委員會在1984年的報告中所說，「委員會編纂國際刑法試圖遵循的程序是：詳審認為構成國際犯罪的違反國際制度（公約、宣言、決議等等）的行為，選擇其中一些最為嚴重的行為，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國際犯罪都會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產生危害。」25而且國際法委員會還在1988年《法典草案》中，將「offence」易為「crime」，26目的在於增強對犯罪行為嚴重程度的認識；由於侵略罪的定義遲遲沒有定論，乃至影響了整個法典的編纂進程。

這幾十年中，盡管國際社會在編纂國際法和創建國際法院方面的興趣較低，但有關國際犯罪種類的界定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逐漸從戰爭罪、危害人類罪等極其嚴重的國際犯罪轉向一些新型的犯罪，諸如侵略罪、種族滅絕罪、種族隔離罪、國際恐怖主義罪行以及非法販運毒品罪等。1990年，國際社會已經著手處理出現的兩類新型的國際犯罪，即環境犯罪27和盜竊核武器和核材料罪。28 這一時期，聯合國仍在認真努力編纂國際罪行法典，並積極籌劃國際刑事法院建立進程，盡管「冷戰」阻礙了這一進程的推行，但自1990年以來國際刑法的發展已逐漸走出低谷。

（四）國際刑法發展的第二次高峰（1992—1998）

1991年以來前南斯拉夫境內發生了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國際性武裝沖突，1994年盧安達境內的武裝沖突中也出現了滅絕種族罪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的事件，這些事件的發生再次推動國際刑法朝著一個新的峰值邁進。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發展的顯著特點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

其一，國際刑事特設法庭的建立。1992年10月6日安理會正式通過第780號決議建立前南斯拉夫調查戰爭罪行專家委員會，這個專家委員會負責對前南斯拉夫沖突中的「嚴重違反日內瓦公約和其他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的調查和取證工作。291993年2月22日，繼專家委員會遞交第一份臨時報告後，30安理會第808號決議明確規定，「設立一個國際法庭來起訴應對1991年以來前南斯拉夫境內所犯的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負責的人。」1993年5月25日前南國際刑事法庭（ICTFY，以下簡稱前南法庭）在海牙正式成立。繼前南法庭建立之後，1994年7月安理會通過第935號決議，旨在調查盧安達內戰期間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並建立了盧安達調查違反國際人道法專家委員會，其中包括調查可能實施種族滅絕行為的專家委員會。同時安理會第995號決議批准了盧安達法庭規約和審判機制。

我們認為，前南法庭和盧安達法庭的建立及運作是國際刑法在程序方面的重大發展，這兩個法庭的建立從本質上鞏固和發展了紐倫堡、東京審判中確立的國際法基本原則。這些進展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法律淵源上的進展。兩個法庭都是聯合國安理會依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並根據安理會決議設立的國際特設法庭，因而兩個法庭對及時有效地解決當時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嚴重違反人道主義法行為發揮了積極的功效。31二是拓展了國際法原則。兩個法庭在紐倫堡法庭和遠東法庭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將只由沖突一方承擔刑事責任的理論擴展為不受限制，只要行為人實施了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無論其為沖突任何一方均應承擔刑事責任。三是進一步糅合國際法和刑法的基本理論。在訴訟活動中，兩個法庭合理使用的一些原則沿展了國際刑法基本原則的內涵，諸如並行管轄權的行使問題、32一罪不二審原則的明確適用、33強調司法獨立的原則、34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權利保障和國際司法協助等。

其二，罪行法典草案的編纂與草案的通過。經過國際法委員會、國際刑法學協會等國際性機構積極努力，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國際罪行法典草案的編纂和頒行工作順利完成。1991年《法典草案》的文本正式形成，聯合國綜合各方提出的意見不斷對草案進行分析修訂，並於1996年正式通過了《法典草案》。該《法典草案》是歷史上確定國際犯罪種類最多的一次，共包含了26種國際性犯罪。35這部法典的製作擺脫了原有國際公約不含刑罰特徵的弊端，吸收了現代國際公約及國際刑法發展中逐步形成的有關刑罰適用的規定和特點，如《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確立的個人刑事責任原則，以及應受到國際刑事審判的國際犯罪等。同時，該法典還充分展示了國際犯罪行為的固有特徵：（1）構成國際罪行禁止性行為的明確規定，或依照國際法構成的國際犯罪；（2）通過確立禁止、預防、起訴和懲罰及類似的義務，來間接認可行為的刑罰性；（3）禁止性行為的犯罪化；（4）起訴的義務；（5）懲罰實施禁止性行為的義務；（6）引渡的義務；（7）在起訴、懲罰（包括刑事訴訟程序的司法協助）方面的合作義務；（8）刑事管轄根據的建立（刑事管轄的理論或刑事管轄的優先）；（9）國際刑事法院或國際刑事法庭的建立；（10）取消上級命令的辯護理由。36《法典草案》的編纂與通過不僅滿足了國際刑事審判活動的法治需求，而且還為常設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提供了屬物管轄的選擇空間。

其三，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誕生。1992年11月25日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國際法委員會開始根據1992年國際法委員會組成的工作組的建議，起草國際刑事法院規約。1994年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草案出台，國際社會於是加快了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進程，1995年聯合國成立了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籌備委員會，1996年10月28日籌備委員會向聯合國第51屆大會遞交了報告，請求擴大籌備委員會的工作范圍，並決定於1998年完成統一的公約文本、規約和附加議定書。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在義大利羅馬舉行的世界外交官大會上《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被正式通過。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誕生是國際刑法發展的里程碑。這一方面是國際社會各學術機構和國際法委員會積極努力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在世界各國渴望和平、安全與發展的共同期待下，克服各種文化觀念和價值觀念之間的差別，求大同存小異的結果。從規約制定的過程及其內容上看，國際法委員會希望盡可能地體現不同的法律文化和價值觀念。作為創立國際刑事法院依據的主要法律文件，規約確立了嚴格的訴訟機制和行政機制，其細微之處囊括了國際刑事法院的各個環節。這不僅為國際刑事法院的有效運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而且是國際法在實體和程序上有效結合的典範。

罪行法典草案和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誕生足以表明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發展的豐碩成果。那麼，此後國際刑法將如何發展，是平穩直線發展，抑或有所振盪，則取決於國際關系格局以及社會發展變化的影響。

Ⅳ 荷蘭留學專業熱門專業有哪些

荷蘭最受歡迎的專業有哪些呢？
一、物流與供應鏈


荷蘭陸、海、空運輸均十分發達。境內河流縱橫，水路四通八達。


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有大小水道160多條，橋梁1000多座。流經南部注入北海的萊茵河是世界上航運最繁忙的河流之一。其河口的鹿特丹是世界頂級大港，吞吐量曾連續42年居世界第一。荷蘭人充分利用這一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發展交通運輸業，其陸海空各類運輸占歐盟交通市場總額的百分之三十。荷蘭交通十分發達，運輸總量占歐盟的30%。
推薦院校：


H類：豐蒂師大學，漢恩大學，澤蘭德大學 ；
U類：馬斯特里赫特大學，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格羅寧根大學，蒂爾堡大學 。
申請條件：


正規本科在讀，有學位，211優先，均分建議80+分，部分78分亦可考慮。非211建議均分82+，且盡早申請。雅思6.5分以上，申請規則為先到先得。


二、法律


荷蘭是一個君主立憲的議會制國家，政府制定的全部法案都必須以議會的法案為根據。荷蘭憲法規定：「民法、刑事、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必須依據議會制定的統一的法典，但也不妨礙根據議會的單獨法案規范其他領域。」因此，荷蘭法是由議會法案、法典、條約及案例法組成的法律制度。
荷蘭法律不像美國或英國法律那樣以傳統共同法為基礎，而是基於源於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民法典和刑法典的法國法律。國際法庭設在荷蘭，荷蘭健全和高質量的法律體系為荷蘭的法律教育提供了強大的支撐。


荷蘭高校提供的法律英語課程體現了荷蘭的法律傳統。許多法律專業課程與國際法有關，常常涉及法律制度的比較。因此學生可以學到更全面、更透徹的法學知識。
學生在教學中可以充分體驗生動的法律教學，接觸到豐富的歷史和廣泛的專業知識以及可以感受到國際化氛圍和國際視野。更值得注意的是，荷蘭的法律體系和我們的大陸體系的法律極為相似，對學生學習很有幫助。因此，荷蘭可謂是一個學習法律專業的優選的國家。
推薦院校：


H類：海牙大學，撒克遜大學
U類：阿姆斯特丹大學，格羅寧根大學，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


三、工科


荷蘭工業發達，主要工業部門為半成品加工、石油化工、冶金、機械製造、電子、鋼鐵、造船、印刷、鑽石加工等，原料和銷售市場主要依靠國外。近20年來重視可持續發展、微電子、生物工程等高技術產業，傳統工業主要是造船、冶金等。鹿特丹是歐洲最大的煉油中心。荷蘭是世界主要造船國家之一。
荷蘭有許多著名的跨國公司，如：荷蘭皇家殼牌集團(由荷蘭皇家石油公司與英國殼牌運輸和貿易公司於1907年合並而成，是世界最大工業公司之一，雄踞世界500強企業第二名，其成品石油和石化燃料的生產和銷售能力居世界第二位，為世界第二大石油公司);飛利浦電子公司(成立於1891年，居世界500強企業第277位，在全球電子電器企業中排前十名。其照明設備、彩色顯像管、電動剃須刀、X光分析儀及音響設備在同行業居領先地位);聯合利華公司(成立於1930年，在世界500強企業中排第136名，是全球最大的日用品和食品生產企業之一，分鹿特丹和倫敦兩個總部，荷蘭負責食品生產，英國負責日用化工品生產);阿克蘇·諾貝爾公司(世界著名化工和醫葯企業，1994年由荷蘭阿克蘇公司和瑞典諾貝爾公司合並而成，列世界500強企業第479位)。
四、農業


荷蘭的農業發達，是世界第三大農產品出口國(其他三國是;丹麥、澳大利亞、美國)。農業生產現代化，乳、肉產品供應國內有餘，是世界主要蛋、乳出口國之一。
荷蘭人利用不適於耕種的土地因地制宜發展畜牧業，現已達人均一頭牛、一頭豬，躋身於世界畜牧業最發達國家的行列，畜牧業僅次於丹麥。他們在沙質地上種植馬鈴薯，並發展薯類加工，世界種薯貿易量的一半以上從這里輸出。花卉是荷蘭的支柱性產業。全國共有1.1億平方米的溫室用於種植鮮花和蔬菜，因而有「歐洲花園」的美稱。荷蘭把美麗送到世界各個角落，花卉出口占國際花卉市場的40%~50%。
推薦院校：


U類大學：瓦格寧根大學

Ⅵ 聯合國和荷蘭 對於 索馬裏海盜問題做過什麼

據荷蘭《忠誠報》報道，本月2日，一艘索馬裏海盜船在亞丁灣海域試圖劫持一艘荷蘭注冊貨船，海盜船被荷蘭貨船發射的燃燒彈擊中著火。5名海盜跳海逃生，被附近的丹麥海軍艦艇救起。荷蘭方面希望引渡這5人，由荷蘭法庭根據本國刑法中有關海盜處罰條款對其進行審判。

荷蘭司法大臣巴林15日表示，海盜行為是國際刑事法中最嚴重的罪行之一，必須嚴厲打擊。目前，5名海盜還在丹麥軍艦上，荷蘭檢察機關與丹麥檢察機關正在就引渡細節進行磋商。巴林預計，嫌疑人不久後就能被引渡到荷蘭。

盡管荷蘭方面已決心將海盜繩之以法，但由於荷蘭對此類案件的審理還是一個新課題，目前尚不清楚將由哪家法庭處理此案。根據荷蘭刑法法典，海盜船的船長可被判處最高12年監禁，船員可被判9年監禁。

Ⅶ 犯罪工具的定罪量刑的意義

論犯罪工具的認定及處理

作者：王曉嵐 焦小倩

論犯罪工具的認定及處理

一、犯罪工具的認定

(一)字面含義

犯罪工具在《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工」指工作、工程、生產勞動，「具」指用具、器具、器物，「工具」泛指勞動生產中使用的器具，還比喻用以達到目的的事物。根據以上含義,「犯罪工具」可以定義為「犯罪時使用的器具,或比喻用以達到犯罪目的的事物」。「犯罪時使用的器具」主要指用於實施犯罪活動的各種物品或器械等，如投毒罪的毒物，殺人罪的刀具等。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提到的犯罪工具僅指物,但是作為犯罪工具的物,不僅僅限於無生命的物,還包括有生命的動物、植物乃至微生物,比如用於傷害的毒蛇、細菌等。有的學者認為犯罪工具還可以定義為犯罪行為人為了實行犯罪行為而使用的物或利用的人。但是，如果將人也納入到犯罪工具當中來,就無法對犯罪工具的內涵和外延進行有效的解釋,因為所謂的作為犯罪工具的人,完全可以通過刑法當中的「教唆犯罪」、「間接正犯」得到闡釋,且沒收犯罪工具即沒收自然人顯然是荒謬的。

（二）犯罪工具認定規范之比較

1、我國規范之規定

在我國,司法解釋對犯罪工具的明確以列舉的方式進行(如關於賭博犯罪中的犯罪工具),權威刑法學教材也以列舉方式作為規范犯罪工具認定的路徑。 我國權威刑法教科書中認為，犯罪工具是指犯罪分子進行犯罪活動所用的一切器械物品1。我國現行法律規范當中雖然沒有直接使用「犯罪工具」一詞,但是一些法律規定卻和犯罪工具有關。比如公安部於1989年9月發布的《關於為賭博提供的交通工具能否予以沒收的批復》,公安部於1992年8月4日發布的《關於對用於毒品犯罪的他人財物是否應予沒收的批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於2005年5月發布的《關於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等。這些規范性文件往往是針對個案所作的批復或解釋,但是在司法實踐當中,大量的訴案往往要依據一般性的規范進行裁決。在刑法領域,除憲法外位階最高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其中《刑法》第六十四條直接與犯罪工具的處理相關,「違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因此該條規定成了指導審判工作的重要依據。

台灣地區《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下列之物沒收之：供犯罪所用或犯罪預備之物。」供犯罪所用之物，或者犯罪預備之物，其本質在於為實施犯罪起到決定性或促進性作用，增加了犯罪的危險性、便捷性和再犯性。

2、外國規范之規定

國外關於犯罪工具的規定，大體與我國的規定類似。如《布萊克法律詞典》將 instrumentality 定義為:是指用以實現某一目的的物。而將 criminal instrument 界定為:一、製造或者改造用於犯罪的物；二、一般用於犯罪以及在特定情形下反映非法目的物，也稱為「instrument of crime」。具體而言，犯罪工具就是供犯罪使用的一切財物。《法國新刑法典》第 131-21 條第 2 款規定：「予以沒收之物是指用於或旨在用於實行犯罪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荷蘭刑法典》第 36c 條第 3 項規定：「下列物品即可充公：用於實施犯罪或准備實施犯罪的物品。」該法第 5 項規定：「為實施犯罪製造的物品或意圖用於實施犯罪的物品。」1907 年《日本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下列之物沒收之：供給或准備供給實行犯罪行為之物。」《德國刑法典》第 74 條第 1 款規定：「凡故意犯罪的，因犯罪所得之物，或用於犯罪、預備犯罪、或准備用於犯罪之物，應予沒收。」通觀以上幾個國家對犯罪工具的規定，都是基於這些財物「用於實行犯罪或者准備實行犯罪」。

3、學者之主張

學者們對犯罪工具的認識也有所不同,可以列舉出幾種不同的主張:「1.所謂犯罪工具,是指能夠用來進行犯罪活動的各種物品。2.犯罪工具應理解為為實行犯罪而利用的各種物品,如殺人用的刀槍、毒葯,偽造貨幣用的機器、紙張、顏料,盜竊用的萬能鑰匙,等等。總之,凡能便利於為人實施犯罪的東西,都是犯罪工具。3.所謂犯罪工具,泛指供實行犯罪所使用的各種物品。犯罪工具的范圍相當廣泛,可能是一般用具,也可能是特定物品,還可能是違禁品。4.犯罪工具是指實行犯罪而利用的各種物品。如殺人用的刀槍,偽造貨幣用的機器、紙張、顏料等等。」 有學者還認為,犯罪工具不僅包括物而且還包括人,認為所謂犯罪工具,是指犯罪人為實行犯罪而利用的物或人。在這里,「物」是物品、動物、微生物的統稱。還有的學者從廣義和狹義對犯罪工具進行解釋,「犯罪工具人們習慣上有廣義和狹義的理解,其對象也因此有多少之別。狹義的犯罪工具僅包括用以破壞犯罪目的物和現場障礙的各種破壞工具。廣義的犯罪工具還有除破壞工具之外的「一切用品」。換句話說，一切物質的東西,只要被罪犯分子用於犯罪活動,都屬於廣義的犯罪工具的范疇。」甚至有學者從不同的層面對犯罪工具進行了解釋,比如「犯罪工具,顧名思義是指用於犯罪的工具。其內涵可以分解為原始義、法律義和抽象義。」等等。學者們往往從不同的視角對犯罪工具的內在規定性給出自己的判斷,他們對犯罪工具的內涵和外延都有自己的看法。在一定意義上講，不同學者的主張,雖然都有一定的合理之處,具有參考價值，但是一個犯罪行為的實施可能牽涉到各種物品,如果不加區別地都納入到犯罪工具當中,則有失偏頗。正如有的學者將「能夠用來進行犯罪活動的各種物品」都視為犯罪工具,其實是將犯罪工具的范圍作了擴大化的解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擴大化的解釋,在於他們沒有抓住犯罪工具內在的本質特徵。同時,如果將人也納入到犯罪工具當中來,就無法對犯罪工具的內涵和外延進行有效的解釋,因為所謂的作為犯罪工具的人,完全可以通過刑法當中的「教唆犯罪」、「間接正犯」得到闡釋,無需將人也納入到犯罪工具當中來。

（三）犯罪工具應具備的特性

在借鑒、總結已有的對犯罪工具認識的基礎上，筆者認為，對犯罪工具應當作狹義解釋，是專門用於實施犯罪的財物或器具。具體來說，犯罪工具應當具備以下特性：

1、專門性，即專門用於犯罪的財物或器具,而那種臨時性或輔助性的財物或器具則不屬於犯罪工具。在1989年9月公安部《關於為賭博提供的交通工具能否予以沒收的批復》中就有規定,「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七條的規定和公安部《關於沒收、處理違反治安管理所得財物和使用工具的暫行規定》,對賭博時所使用的賭具,不論其價值高低,均應沒收。為賭博提供交通工具(如小汽車)以及場所(如房屋)等條件的,是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對行為人應給予治安處罰。但交通工具、場所不是賭具,不應沒收。」200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第二款進一步規定:「賭資應當依法予以追繳;賭博用具、賭博違法所得以及賭博犯罪分子所有的專門用於賭博的資金、交通工具、通訊工具等,應當依法予以沒收。」上述批復、解釋都認定了作為犯罪工具的財物或器具,應當具有「專門性」,否則不應當作為犯罪工具處理。主客觀統一說則要求犯罪分子具有將物用於犯罪的故意,且實際用於犯罪才得沒收,即判斷是否專門用於犯罪是以實施犯罪行為時主觀意思和客觀行為同時具備為准。同時，是否認定為犯罪工具以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為前提,而非以行為人是否受到刑罰處罰為前提。

2、直接性,即犯罪工具對犯罪行為的完成起到了影響和作用。一般來講犯罪工具對犯罪行為的完成具有決定性或推動性的作用,沒有犯罪工具,犯罪是無法完成、難以實施的或是完成不迅速。比如入室搶劫所使用的萬能鑰匙、刀具等就屬於犯罪工具。在一定意義上,犯罪工具的利用使得犯罪行為更為便利、更為危險。具體而言,犯罪工具可以增強犯罪人的犯罪能力和自信心,從而提高犯罪的成功率,增強犯罪的隱蔽性和危害性。考察直接性的時候,需要注意以下兩點:首先,該犯罪工具已經為犯罪人實際的控制及其處分,犯罪人在控制和處分犯罪工具時已有了犯罪的目的;其次,該犯罪工具與犯罪行為和犯罪結果之間具有直接關系,犯罪工具的存在有助於犯罪行為的成立及其犯罪結果的實現,犯罪工具是犯罪人犯罪能力的延伸。

3、時間性,即犯罪工具應為犯罪人在實施犯罪的過程中所使用的財物或器具,該物如果在其他時間被合法使用,則不能成為犯罪工具。在這里,「實施犯罪」既指實施犯罪預備,又指正在進行犯罪。比如,甲欲到銀行搶劫,私自組裝手槍一支,准備妥當之後,乘計程車到達該市某一銀行進行搶劫。在此案例中,手槍無疑是犯罪工具,但計程車卻不是犯罪工具,因為計程車雖然為犯罪人所利用,但它是在犯罪人實施犯罪過程以外被犯罪人利用,而且與犯罪目的的實現並無直接的關系。但是,犯罪人專門用來到達或逃離犯罪現場或進行犯罪活動的交通工具,如摩托車,卻是典型的犯罪工具,因為它是犯罪人專門備置的工具,對犯罪進行起著決定性或推動作用。因此,這里的時間性,是指犯罪人從犯罪准備、犯罪實施、犯罪結果的維持的全部時間。

4、證據的考量性,即犯罪工具作為證據,對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犯罪工具能夠集中表達一些犯罪信息，比如犯罪分子的居住地區、職業特點、經濟狀況，以及犯罪分子作案的目的和動機、是否是慣犯、對現場情況是否知情、作案前有無預謀等等。犯罪工具所反映的這些信息,是定罪量刑的重要證據。對於犯罪工具作為有罪和無罪的依據來講,沒有特定的犯罪工具就不能構成此種犯罪,比如在《刑法》第三百四十條和第三百四十一條分別規定的非法捕撈水產品罪和非法狩獵罪中,就以使用法律規定的「禁用的工具」,作為兩種罪行成立的要件。對於犯罪工具作為此罪和彼罪的區別依據來講,犯罪工具的不同決定了犯罪類別的不同,比如在詐騙罪當中,依據詐騙中所使用的工具不同而有所區別,如果使用信用證進行詐騙則構成信用證詐騙罪,如果使用信用卡進行詐騙則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對於犯罪工具作為罪輕和罪重的依據來講,犯罪工具的使用是量刑的重要依據。比如犯罪人實施搶劫過程中,持槍搶劫比徒手搶劫情節更為嚴重,屬於加重處罰的情節依據《刑法》的規定,一般的搶劫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而持槍搶劫則將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因此，搶劫過程中所使用的槍支則是重要的物證。

需要指出的是,犯罪工具這些特性之間就是相互滲透的,對犯罪工具認定,要把所有的這些特性結合起來考察。

二、對犯罪工具應採取的處理原則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法院往往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予以沒收,對犯罪工具的價值不加衡量,一概沒收,甚至有的司法實踐是完全按照犯罪工具的「犯罪屬性」來予以沒收的,即他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犯罪人借用或盜用他人合法財產作為犯罪工具實施犯罪行為之時,犯罪工具也被予以沒收。誠然，並不是所有的犯罪工具都是應予沒收的, 必須考慮到法律的價值、刑法及其刑事訴訟法的目的和作用,不僅在實然的層面上予以考慮,還要在應然的層面上予以考慮。對應予沒收的犯罪工具的范圍的指導性原則的確定不僅要具有必要性,而且還要具有可行性。現代法治社會，不管是哪個國家，其憲法都保護公民私有財產的合法所有。某種財物在成為犯罪工具以前本身是中性的，無所謂好壞善惡之分，也並不具有違法性，僅僅是由於被犯罪行為人用於犯罪或打算用於犯罪才受到否定性評價。所以，對犯罪工具予以沒收的標准應從嚴掌握，絕不能為了沒收而對公民的合法財產權益進行侵犯。因此,綜合以上因素,本文認為對於犯罪工具的沒收應當堅持以下原則：

（一）比例性原則

比例性原則,即在沒收犯罪工具的時候,要考慮到犯罪的危害程度與犯罪工具價值之間的比例關系。作為犯罪工具的本人財物,並非無論價值大小都應予以沒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的價值可能較大,犯罪的所造成的損害結果可能較小,而犯罪工具不加區別地予以沒收,則是對犯罪人財產權利的不當剝奪,從而有可能威脅到犯罪人基本生活。因此,對於作為犯罪工具的本人財物的沒收,應當堅持比例性原則,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對其進行處罰。沒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規定在了我國《刑法》的量刑一節,具有刑事懲罰性質。「它屬於我國刑事制裁體系的輔助手段,起著補充刑罰的作用,因而在適用上也應體現罪與刑的均衡,沒收財物的范圍、價值應當與犯罪的危害性質、危害程度相當。」同時,我國《刑法》第五條和第六十一條規定正是體現了這一原則。《刑法》第五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對於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根據《刑法》的規定,既然沒收犯罪工具具有刑事懲罰的性質,那麼在沒收犯罪工具的時候也應考察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依據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對犯罪工具的沒收,不是法官的任意行為,而是嚴格限制在法律授權范圍內。而且,這種比例關系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變遷而有所差異,與人們的認知、文化等因素相關,特別是法官的個人經驗、知識、判斷等因素相關。所以說,對同一案件任何兩個法官的判決,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那麼這種比例關系也只能是在可接受范圍內的比例關系,這種「可接受」范圍,是法官的裁決不能與法律精神、規定相違背,與人們普遍的認知相去深遠。

（二）功能性原則

刑法及其刑事訴訟法中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也涵蓋了對犯罪人基本權利的保護。犯罪工具的沒收應當一方面既能起到懲處犯罪和預防犯罪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能起到保護公民基本權利的作用,並為犯罪人回歸社會提供方便之門。具體來講,刑法的主要任務可以概括為:懲治犯罪、預防犯罪、保護合法權益，這三個方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的制定不僅僅是打擊犯罪,更重要的是,打擊犯罪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在具體的司法實踐當中,也應當以此為指導。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的目的決定了刑罰的目的,決定了刑罰的適用。在我國,刑罰的適用不僅是打擊犯罪,而且還在於對除適用死刑的犯罪人進行教育改造,使其回歸社會。作為犯罪工具的財物不僅有價值的屬性,而且還有使用價值的屬性。在比例性原則中,我們談到了沒收犯罪工具要考慮到犯罪工具的價值與犯罪的危害程度之間要滿足某種比例性關系。特別是對於犯罪人進行教育改造、回歸社會的影響。「功能性原則」就是要在尊重犯罪人人權和有利於犯罪人重返社會的前提下,確定應予沒收犯罪工具的范圍。以人的權利和尊嚴作為國家機器保護對象的社會才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這樣的社會才是一個文明的社會,這一社會的法律才是善法。沒收犯罪工具的意義在於既使得犯罪人不能再犯,又起到了威懾的作用,從而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和維護社會秩序。在確定應予沒收犯罪工具范圍的時候,還要考慮到犯罪工具的使用價值。有的犯罪工具不僅可以用來犯罪,而且還可以用來生產、生活,比如汽車、計算機等。因此,如果沒收此類犯罪工具將使得犯罪人及其所撫養的親屬難以維持生活,甚至使得犯罪人回歸社會後難以通過合法勞動獲得生活來源的,則此類犯罪工具則不宜列入沒收的范圍,如需對其適用刑罰可以改用其他財產刑比如罰金。同時,作為個人財物的犯罪工具如果被沒收,並且如果使得犯罪人及其所撫養的親屬難以維持生活,則更增大了再犯的可能性。因此,對於犯罪工具的沒收,應當考慮到作為犯罪工具的財物的使用價值及其對於犯罪人及其家庭在生產、生活方面的影響。

（三）第三人利益保護原則

第三人利益保護原則，是指在對犯罪工具的刑事沒收中應注意保護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我國《刑法》第64 條特別沒收的對象是「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即是基於對第三人利益的保護而作出的規定。堅持第三人利益保護原則，考慮的是對善意第三人合法財產權益的保護，一旦第三人有過錯或過失，疏於履行對財物的謹慎管理義務，對其財物也應予以沒收，而其受損的財產權益就只能向犯罪行為人追償了。比如1992年8月4日公安部《關於對用於毒品犯罪的他人財物是否應予沒收的批復》規定:「不屬於犯罪分子本人所有,但在財物所有者明知或者藉以從中漁利的情況下,供毒品犯罪人使用的財物,也應當沒收;行為人盜用他人財物或者違背財物所有者的意願而利用其財物進行毒品犯罪的,對這類財物不應沒收。」也就是說,所有人能夠對作為犯罪工具的財物主張權利,在於他沒有參與到犯罪中來,主觀上不知犯罪人的犯罪行為。如果是犯罪人與他人共有的財產,雖然用於犯罪成為犯罪工具,也不應該一概予以沒收。正如前述,犯罪工具的沒收具有懲罰的性質,而這種處罰應當僅針對犯罪人本人進行,而不應株連他人。如果不加區分地將犯罪人與他人共有的財產予以沒收,則是對他人合法的財產權不正當的剝奪。對於用於犯罪的犯罪人與他人共有的財產,應區別對待,如果此種共有財產為不可分物,則應不予沒收,而應以罰金替代,以對他人正當的財產權益給予保護。因此,對於犯罪工具來講,不應當一概沒收,而要考慮到具體情況,區分不同的犯罪工具的屬性，同時，區別供犯罪的財物的權屬,也是十分必要的,不僅要使得犯罪的人在接受處罰的時候罪罰相當,同時也要使得無罪的人免受非法懲罰。

三、相關建議

司法實踐中，大多數法院直接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認定和處理犯罪工具，即對供犯罪使用的本人財物，一律認定為犯罪工具進行沒收，未考慮比例性原則和功能性原則，亦未考慮第三人明知或放任犯罪人使用自己的財物用於犯罪的情況。且存在著刑事案件尚未經法院審判判決，即在偵查階段即對犯罪工具予以沒收處理的情況，如毒品犯罪中毒品、開設賭場犯罪中的賭博機具，很多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即予以沒收銷毀，有可能導致侵犯被告人合法權益。

（一）建議完善立法，將明知自己的財物被用於犯罪或對自己財物疏於履行謹慎管理義務的第三人財物也納入沒收范圍。因為犯罪工具的沒收僅限於犯罪行為人本人所有的財物，不利於預防和懲罰犯罪，也無法解決司法實踐中利用第三人財物進行犯罪的具體問題。我們要保護的第三人利益的第三人應限於「不清楚自己財物被用於犯罪或對財物用於犯罪沒有過錯的無辜第三人」，如果第三人明知自己的財物被用於犯罪或對自己財物疏於履行謹慎管理義務而放任其用於犯罪，則其財物也應予以沒收。對第三人財物是否予以沒收，世界各國立法之通例均以第三人是否明知或存在重大過失為前提。如《德國刑法典》第 74a條在關於「沒收的擴充條件」中規定「由於輕率而致使該物或權利被用於犯罪或預備犯罪的工具，或成為犯罪客體的，才可沒收。」英國法律規定，財物所有人向法院申請返還被沒收的財物的前提必須是未對使用這些財物的犯罪表示同意，也不知道而且沒有理由懷疑這些財物可能用於實施或幫助實施任何犯罪。美國法律的規定則對「用於犯罪或擬用於犯罪之物」予以沒收是原則，只有在物主能證明自己屬於「無辜物主」時才得以免於被沒收，而根據美國在一起案件中所確立的標准，一個「無辜物主」必須符合「既沒有捲入犯罪行為，又盡了一切合理的努力去阻止犯罪行為人對其財產的使用。」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規定沒收的對象是「用於或者擬用於根據本公約確立的犯罪的財產、設備或者其他工具。」並沒有把沒收犯罪工具的范圍限定於「本人所有的財物」。

（二）在司法實踐中，作案工具應當由法院審判認定後再行沒收。刑訴法之所以規定刑事沒收權由法院統一行使，其目的即是為了限制、規范司法機關的刑事沒收權。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只有法院認定被告人有罪後，對附屬於罪犯的供犯罪所用的器具才能定性為犯罪工具而予以沒收，因此，是否屬作案工具只能由人民法院作出判決，其他機關沒有犯罪工具的定性權。經人民法院判決書所作出沒收犯罪工具的決定具有國家的強制力和權威性，且經人民法院作出並在判決中載明，也保護了一審被判有罪的被告人對原屬自己財物的處理的知情權，同時還可就財物的最終處理增加一次上訴機會，以更加體現法律的公正與透明。經人民法院作出的沒收作案工具的決定能使各執法機關更好地相互制約，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護犯罪分子的合法權益，也可使在對作案工具的處理上減少可能發生的腐敗。

來源：新津法院

Ⅷ 什麼是刑事責任能力

我國《刑法》第十八條第三款規定，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一規定體現我國現行《刑法》確立的是刑事責任能力三分制的制度。〔1〕追究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的刑事責任，在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上問題較多，通過本文，筆者將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盼能釐清一二。 一、各國關於刑事責任能力立法例綜述 目前，我國刑法學界對刑事責任能力概念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按照通說，所謂刑事責任能力，就是行為人理解自己行為的性質、意義和後果，並對自己行為加以控制和承擔責任的能力。簡言之，即指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2〕 精神病人刑事責任能力的確定標准，各國刑法規定不盡相同。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一）生物學標准 所謂生物學標准，指判定行為人有無刑事責任能力，只以其是否患有刑法所規定的精神障礙作為唯一標准。屬於此種判定標準的立法例，以大陸法系的1810年《法國刑法典》（修訂至1975年）最具代表性。《法國刑法典》第六十四條規定：「精神錯亂中所為之犯罪行為，不構成重罪或輕罪」。採用這一規定的還有挪威、瑞典、丹麥、比利時等國。除上述情形外，在採用生物學標準的刑事立法例中，還有一種情況值得注意，即僅從刑法規定的字面意義或形式上看，完全採用生物學標准，而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卻實際採用折衷標准。如《日本刑法典》第36條規定「心神喪失人之行為，不罰。心神耗弱人之行為，減輕其刑」，但日本的刑事審判機關對其理解卻采折衷主義的觀點。舊中國1935年《刑法》第19條規定：「心神喪失人之行為，不罰。心神耗弱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同樣在立法上採取單純生物學標准，而其司法解釋卻認為，「刑法上之心神喪失與精神耗弱，應依行為時精神障礙程度之強弱而定，如行為時之精神對外界事物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判斷作用而無自由決定意識之能力者，為心神喪失；如此項能力並非完全喪失，僅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減退者，則為精神耗弱。」〔3〕這種在立法上採用生物學標准，在司法實踐中採用折衷標準的狀況，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單純生物學標準的局限性和不便實際操作的缺陷。 （二）心理學標准 心理學標准，即行為人不被規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僅以其達到刑法所規定的心理狀態或心理狀態導致的結果作為唯一的標准。此類判斷標准又可細分為三種：1、心理狀態標准，即把行為人是否達到法定的心理狀態，作為判斷刑事責任能力的標准。屬於這種判斷標準的刑事立法極少，如大陸法系的荷蘭，《荷蘭刑法典》第37條規定：「無論任何人之行為，若基於其智力之無完備發展或疾病之擾亂，均不處罰。」2、心理結果標准，指不僅以行為人具備特定的心理狀態，而且要求行為人特定的心理狀態必須導致法定的心理結果，從而判斷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能力。采這種判斷標準的刑事立法較前者而言為數較多，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有。較為典型的是《西班牙刑法典》第8條第1項的規定，「心神喪失或精神暫時不正常致無法判斷其刻意所從事之罪行者」，為「免除刑事責任」的情況之一。《印度刑法典》第84條也有類似規定。3、折衷標准混合立法方式，是指確定刑事責任能力的判斷標准，既包含心理學標準的成分，又包含著兼采生物學與心理學折衷標準的成分。這種立法方式的特點在於，既保留著心理學標準的痕跡，又表現出向完全的折衷標准過度的發展趨勢。這點在泰國刑事立法例中已經得到證實。〔4〕 （三）折衷標准 折衷標准又稱混合標准，即兼采生物學標准和心理學標準的立法方式。依這一標准認定行為人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或無刑事責任能力，行為人必須患有刑法所規定的精神障礙，而且其所患精神疾病必須引起法定的心理狀態或心理結果。折衷標准為當代大多數國家的刑事立法所採用。如《加拿大刑法典》第16條規定：「（1）行為或不行為於心神喪失時發生者，不受有罪之判決；（2）本條所稱心神喪失指先天白痴或患心理疾病達於不能知悉其行為或不行為之性質，或不能了解其系錯誤之精神狀態；（3）具有特別幻想症之人，於其他方面表現正常者，除其幻想症使其相信事物狀態之存在足致其行為或不行為為合理或可予宥數外，不得以心神喪失為理由而為無罪之判決。」 二、刑事責任能力辨析 刑事責任的實質就是國家對犯罪所作出的譴責，是對行為人所作出的政治、道德等方面的綜合性否定評價。刑事責任的法律後果通常通過刑罰來體現。 我國1997年《刑法》第18條規定，行為人必須在具有完備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前提下，才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承擔完全的刑事責任。刑法上的辨認能力或控制能力，與通常意義上要求人們對自己行為負責任所必須具備的辨認能力或控制能力，是有本質區別的。如果行為人的辨認能力或控制能力不是表現於刑法所規定的危害社會行為當中，就不具有刑法意義；也不屬於刑法規定的行為人負刑事責任的前提。刑法意義上的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應理解為，行為人具備認識自己行為在刑法上的性質意義、作用和後果，並依據這樣的認識而自覺有效的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這是刑事責任能力區別於其他部門法確定的行為能力的本質所在。特別是基於各部門法律所調整的行為人權利義務性質及行為復雜程度的差別，法律判定行為人有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和無行為能力的標准，即認識、判斷和決定自己行為能力的性質及程度的劃分標准，必然作出不同的規定來加以要求。這樣就造成了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會出現有民事行為能力或行政行為能力的人並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情形。例如一個精神病人往往不是在所有行為下都是精神錯亂的。〔5〕 刑法意義上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具體化還表現為：精神病人必須在病理性機制（如妄想、幻覺、思維障礙等精神症狀）的直接影響下實施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才能被視為辨認能力或控制能力喪失或尚未完全喪失，而被判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責任行為能力。精神病人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以及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主觀狀態，必須體現於刑法分則所規定的某種犯罪行為或者危害行為之中；他所實施的危害社會行為與其所患精神病的症狀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因果聯系。這就是我國現行《刑法》第18條中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後果」和「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實質含義所在。 前述內容充分說明刑事責任能力是與道德責任能力、其他法律行為能力嚴格區別的，在刑事責任能力的概念上，也有必要加上刑法的印記。從而表述為，刑事責任能力，就是行為人理解自己行為在刑法上的性質、意義和後果，並對自己行為加以控制和承擔刑事責任的能力。 三、刑事責任能力的制約因素 通過本文前面的探討，已經明確刑事責任能力的基本內容，這里有必要再探討一下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承擔部分刑事責任的具體根據，亦即制約精神病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基本因素。 （一）精神病人的意志自由程度 「意志自由只是藉助於對事物的認識來作出決定的那種能力」，它是確定行為人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的主觀根據。刑事責任能力是意志自由在刑事法律關系中的具體化，刑法意義上的意志自由與刑事責任能力應該是內涵相同的范疇。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把握精神病人的意志自由特徵： 首先，承認客觀必然性是意志自由的前提。精神病人的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可能受精神疾病的影響而出現反常行為，從而給本人、他人或社會造成危害。這些精神病人實施的危害行為，是他們不能抗拒或者不能完全抗拒的自然現象、客觀規律。 其次，刑法意義上的意志自由的基礎是對刑事法律的認識，就是能正確認識自己行為在刑法上的性質、意義、作用和後果的能力，即辨認能力。刑法上的辨認能力是控制能力的前提，前者對後者起著決定、制約作用。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不僅存在性質上的區別，而且存在程度上的差異，在各種具體行為方面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也會表現出性質上的區別和程度上的差異。〔6〕 再次，刑法上的意志自由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制約的發展變化過程，如疾病、身心發育、智力發展程度、參與社會實踐活動和社會知識積累等因素的制約。

Ⅸ 拿破崙法典對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影響

朋友
我認為影響有
（一）《拿破崙法典》示世界各國以法律統一之可能
質言之，十九世界各國如火如荼的法律統一和法典編纂之種種運動，都可說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受了《拿破崙法典》的影響。
我們知道，歐西各國自羅馬帝國瓦解和羅馬法失效之後，日耳曼各民族各部落均挾其地方的習慣法以為治，而全歐法律種類之多，以千百計。那時只法國一國的民法便有數百種之多。伏爾泰（Voltaire）曾譏笑說過：旅行法國者改換法律次數之多，猶如其換馬匹一樣。但自拿破崙用整部的法典統一了法國的民法之後，各國才感覺到法律統一之可能。於是它們都爭先恐後，群起效尤；遂有十九世紀盛極一時之熱烈的法典編纂運動。至此，各國多種封建式或部落式的地方法，如西班牙所謂之fueros，義大利所謂之statua，荷蘭所謂之Keuren，德、奧所謂之Stadtrechte與Landrechte，瑞士所謂之cantonrechte，均被此種運動一掃而空，沖除殆盡。十九世紀各國光明燦爛之民法典之得以次第樹立，我們探本推源，《拿破崙法典》實為其先導。
（二）《拿破崙法典》樹各國法典編纂以模楷
《拿破崙法典》不但告訴各國以整部的法典去統一各國的民法是可能的；同時它還供給它們一個極好的模楷。十九世紀各國建立的民法典，有的幾乎是完全抄襲《拿破崙法典》，有的是拿它當藍本而斟酌損益，有的是用它做參考而自立門戶。然而，我們可以說，它們幾乎沒有一個是不曾受過《拿破崙法典》之影響的。[3]在德意志《民法典》未頒布前，《拿破崙法典》差不多可算是各國法典編纂惟一的樣本。其實，就是德意志《民法典》本身，它也未嘗沒有受《拿破崙法典》的影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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