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與市場關系論文

㈠ 中日商法 比較

日本商法有關公司治理機制最新修改案之特點分析
[摘要]日本商法為了進一步確保股份有限公司法人治理機制的實效性，於2001年底進行了重大修改，主要包括進一步強化監事（會）機能，緩和董事責任減輕的要件以及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合理化等方面的內容。日本商法此次修改，對我國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進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機制有重要參考價值。 [關鍵詞]日本商法；公司治理機制；修改動態 日本商法（以下簡稱商法）有關公司治理機制的最新修改案已於2001年12月12日作為法律第149號正式頒布，並於2002年5月1日起施行。這次商法修改，為了進一步確保公司治理機制的實效性，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了修改完善。一是監事機能的強化；二是緩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的要件；三是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合理化。 具體講，強化監事機能的主要措施有：①明確規定了監事的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商法第260條之3第1款）；②監事的任期由三年延長為四年（商法第273條第1款）；③監事對辭任的意見陳述權的法定化（商法第275條之3之2）；④公司外監事人數的增加以及其要件的嚴格化（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1款）；⑤新設了監事會對監事選任的同意權以及議題等提案權（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3款）。緩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要件的主要措施是，就董事、監事對公司的損害賠償責任新設了通過股東大會的特別決議等可以免除的制度（商法第266條第7款～23款，第280條）。作為股東代表訴訟制度進一步合理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點：①監事的考慮判斷期間由30日變為60日（商法第267條第3款）；②對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可以和解作了明確規定（商法第268條第4—7款）；③對公司為了支持被告董事要求參加訴訟的申請規定了監事的同意權（商法第268條第8款）。 一、監事機能的強化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了監事的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修改前的商法規定，「監事可以出席董事會，並陳述其意見」（修改前商法第260條之3第1款）。根據這一規定，一般認為，監事作為負有監查公司業務執行義務和善管注意義務者，自然負有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此次商法修改將監事的這一義務明確化，將第260條之3第1款修改為「監事應當出席董事會，並認為有必要時應當陳述意見」。以此進一步明確監事的責任，從而保證公司業務執行的公正有效。 監事無正當理由不履行這一義務時，作為違反善管注意義務者須承擔必要的責任。如果由此使公司或第三人遭受損失，須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商法第277條、280條、266條之3）。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就監事對辭任的意見陳述權作出了明確的法律規定，實現了此項職權的法定化。修改前商法只規定了監事在股東大會就其選任或解任陳述意見的權利。這一規定也是為了明確和加強監事的地位而採取的措施。但為了防止監事的辭任是由董事強制所致，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監事的地位。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過增加新條款明確規定，「辭任監事者，可出席辭任後第一次召集的股東大會，並陳述其辭任的宗旨和理由」（商法第275條之3之2第1款）。並且為了使辭任監事確保這一機會，商法進一步規定，公司應當向辭任監事通知召集股東大會的意旨①（同條第2款）。當然，其他監事同樣可以陳述意見（同條第3款）。 再次，此次商法修改延長了監事的任期，增加了公司外監事即獨立監事的人數，並對獨立監事的要件作了嚴格的規定。修改前商法所規定的監事的任期為3年，此次修改將監事的任期延長為4年②（商法第273條第1款）。1993年以前，商法所規定的監事的任期為兩年，1993年商法修改將這一任期 由兩年延長為3年，此次修改又從3年延長為4年。這一連貫措施旨在不斷加強監事的身份保障，進一步確保監事實施監督的實效性。具體講，修改前的日本商法特例法，要求本法所規定的大公司③在3人以上的監事中，1人以上應當是就任前五年間未擔任過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董事或支配人以及其他商法使用人者（修改前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1款）。此次商法修改為了進一步強化監事相對於董事會的獨立性，加強監事監督公司業務執行的機能，將獨立監事的人數由原來的1人以上增加為監事總數的半數以上，並且將獨立監事的要件由原來的「就任前五年間」修改為單純的「就任前」，實現了要件的嚴格化。 最後，此次商法修改新設了監事會對監事選任的同意權以及議題等的提案權。修改前商法只設對會計監察人的選任，賦予監事會同意權以及議題等的提案權。即「董事向股東大會提交選任會計監察人的議案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特例法第3條第2款），「監事會可通過其決議，請求董事將會計監察人的選任作為股東大會的議題，也可通過其決議提出選任會計監察人議案」（同條第3款）。而對監事的選任只規定監事可在股東大會就此陳述意見（商法第275條之3）。 為了防止董事隨意進行監事的人事安排，從而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監事的地位，有必要對監事的選任事項採取同會計監察人選任相同的法律規定。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過准用上述有關會計監察人選任之規定的辦法，就監事的選任事項同樣賦予監事會同意權和議題等的提案權（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3款）。④ 二、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的要件 日本現行商法規定，免除董事對公司的責任需要全體股東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5款）。這樣一來，在上市公司等大型公司的情況下，實際上免除董事對公司的責任幾乎等於不可能。但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許多情況下需要企業的經營者冒著一定的風險作出大膽的經營判斷。可是，按照商法的規定，事後經營者只要有輕微的過失行為，須承擔高額的損害賠償責任。經營者考慮到這種後果，必然不敢大膽經營，這對企業經營是很不利的。 為了解決這一現實的矛盾，日本商法通過增加條款的辦法，從兩個方面採取了適當減輕董事等責任的態度。一方面，此次商法修改規定，董事在執行職務時，只要是善意的，且無重大過失，就以從該董事應承擔的損害賠償額中扣除該董事四年的報酬額後所剩額度為限度，可以通過股東大會的特別決議或基於公司章程規定的董事會決議免除其責任（商法第226條第7～18款）。另一方面，考慮到公司外董事即獨立董事①所具有的優勢，為了使公司較容易地確保經營人才，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公司可以通過章程規定同獨立董事締結以該董事不承擔雙方提前約定的金額以外的責任為內容的契約（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商法修改除了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適當減輕董事責任外，還規定可通過董事會決議減輕董事責任。這是因為在由眾多股東組成的股份公司中，僅僅為了免除董事的責任而召集臨時股東大會，從費用和召集程序兩方面考慮都是相當困難的。如果非要等到定期股東大會來作出決議，董事的損害賠償責任到底能否免除將處於長期的不明確狀態之中，這對公司的經營極為不利，甚至會嚴重影響公司的正常經營。所以，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狀況，建立通過隨時可以召集的董事會決議免除董事責任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再說，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實質上是根據股東的授權（因為章程變更需股東大會特別決議），由經營專家董事構成的合議體組織即董事會，從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董事的經營判斷是否妥當合理的角度，對該董事是否應該免除其責任首先作出判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外，作為上述董事責任免除制度的擔保保障措施，此次商法修改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了強化和完善。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免除董事責任時，對提出的相關議案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7～11款）。同樣，通過董事會決議免除董事責任時，首先必須對此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規定。為此需向股東大會提交的公司章程變更議案，以及向董事會提交的相關決議議案，在正式提出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②（商法第266條第12～18款）。此外，公司同獨立董事締結旨在減輕其責任的契約時，對此也需要由公司章程作出規定。為此，向股東大會提交公司章程變更議案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免除董事的責任時，應當在股東大會上公示作為責任發生原因的事實，免除額度的測算根據以及理應免除的理由等事項（商法第266條第7～11款）。由董事會對董事責任作出免除決議後，除上述事項外，還要公告或通知股東若對免除有異議可在一定期限（不低於一個月）內提出的宗旨。並且，如果擁有全體股東表決權的3% 以上的股東提出異議時，董事會不得通過決議免除董事的責任（商法第266條第12～18款）。此外，此次商法修改規定，獨立董事按照同公司締結的契約承擔了相應的責任後，在最初召集的股東大會上也應當公示作為責任發生原因的事實，免除額度的測算根據以及理應免除的理由等事項（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三、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 合理化日本商法所規定的股東代表訴訟制度，是一項股東追究董事對公司責任的重要制度，近年來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了使此項制度進一步合理化，此次商法修改根據日本司法實踐經驗以及商法學的理性思考，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股東代表訴訟制度進行了修改完善。 首先，隨著企業經營活動的日趨國際化和多樣化，經營者的經營判斷也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專業化。因此，為了使受理了股東請求並代表公司通過訴訟追究董事責任的監事，有足夠的時間對日益復雜化和高度專業化的董事的經營活動作出慎重判斷，此次商法修改將監事的考慮判斷期間由原來的30日延長為60日，即明確規定，公司自股東提出請求之日起60日內不提起訴訟時，提出請求的股東為了公司利益可直接提起訴訟（商法第267條第3款）。 另外，根據現行商法的規定，追究董事對公司責任的訴訟案件正在審理之中時，股東或公司可以請求參加該訴訟（商法第268條第2款），但作為公司了解訴訟審理的機會，現行商法只規定了提起代表訴訟的股東向公司告知訴訟的義務（日本商法第268條第3款）。為了進一步完善股東代表訴訟制度，能夠建立公司提起訴訟時的股東以及股東代表提起訴訟時的其他股東都能及時准確地了解訴訟審理情況的知情機制，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公司受到股東提起代表訴訟的告知，或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時，應當對此進行公告或通知股東。即將訴訟進行公告或向股東發出通知規定為公司的義務（商法第268條第4款）。 其次，修改前商法沒有對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主要指股東代表訴訟）能否和解作出規定。所以，這種訴訟是否能和解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並且持否定態度的觀點較有力。而在現實的法院審判中，作為迅速且恰當的糾紛解決手段，也有訴訟和解的情況。但對其效力存有司法解釋上的異議。此次商法修改大膽地排除了這種解釋上的異議，認為從正面認可訴訟和解，既符合公司以及股東的利益，也對降低訴訟成本有利。所以，修改商法明確規定，在嚴格遵守符合公司和股東利益的一定程序的條件下，訴訟和解是可能的（商法第268條第5～7款）。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中國商法的立法模式再研究
繼《合同法》之後，物權法、民法典的制定成為我國今後民事立法的目標。當前，有 學者的物權法草案建議稿及民法典草案大綱已經提出。然而，面對我國民商事立法的現 狀，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必須對民法與商法的立法模式進行嚴謹的理論梳理、論證和整 體立法規劃，否則民法典的制定不但不會產生其應有的影響和作用，反而會反映出我國 民商法學研究的幼稚，以致辜負了新時
一、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研究與立法實踐回顧
「如果將民商關系立法體例作為一個理論范疇，則該范疇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對 參照系統，事實地僅以大陸法系近代以來的立法為限。」(註：高在敏著：《商法的理 念與理念的商法》，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頁。)大陸法系各國關於民商事的 立法，大致可分為兩種體例，即民商合一體例與民商分立體例。所謂民商合一體例，是 指「將民事商事統一立法，不設民商之區別，關於商事的規定，或編入民法典之中，或 以單行法規頒行之體例」，(註：有學者認為，在法源形式上除無商法典外，既有民法 典，同時又有大量商事單行法的立法體例為「分」、「合」折衷體制，其與民商合一體 制不同，參見上書，第114頁。)此以瑞士、俄羅斯為代表。(註：張國鍵：《商事法論 》，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50頁。)所謂民商分立體制是指將民事與商事分別立法 ，於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與商法法典各自獨立存在之體制，(注 ：張國鍵：《商事法論》，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50頁。)此體例以德國、法國為 代表。
由於傳統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諸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在中國古代社會，不存在 近代意義上私法性質的民法與商法，因而我國學者對民商立法體例問題的研究最早是在 清末修律時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國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經過兩次商法大會的 召開，最終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發而致流產。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商法作為一個部門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體例 問題也無從作為法學研究中的問題。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商法學的研究逐步復興，尤 其是在我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目標確立以後，民商法學者對民商 立法體例問題又投以了關注。其中主張民商合一的學者，依據的理由大致有：1.現在社 會已不存在獨立的商人階層，商事活動現在已經變成了一般民事活動，區分民法與商法 實無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國和德國，由於大量的商事單行法規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 商法典的內容，其商法典已經支離破碎，為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民商合一已成為發展 趨勢。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國家，也難以確立劃分民事行為與商事行為的嚴格界限，民 法典與商法典的並存會引起法律適用上的困難和混亂。4.商品經濟的發展使民法的含義 得以豐富與擴充。5.主張民商分立將會使民法與經濟法之爭得以繼續。6.主張民商分立 不利於對市場經濟關系進行統一規范。7.主張民商分立制定單獨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 律實務、理論觀念和法律文化傳統上都不具備響應的條件，故不可取。(註：以上內容 參見黃榕森：「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對我國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廣西師范 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魏振瀛、錢強波：「市場經濟與民法觀念」，《中外法學 》，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頁。)
偶有個別學者主張制定商法典，實行民商分立立法體例。(註：梁慧星：《民法總論》 ，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頁。)其所依據的理由概括如下：1.從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從 中國商品經濟的萌芽到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的進程看，民商分立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 需要的立法模式。2.從我國現實的立法狀況來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於民法與商法的發 展，從而能早日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法律體系。3.從商法的性質、商事交 易關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徵及民商分立法體例的歷史和發展看，應采民商分立立法體例 。4.「民商分立」立法體例最有利於表現商事主體與民事主體、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 區別，並在立法形式上真實的再現民商法事實上的獨立狀態，從而作到了形式與實際的 統一。5.「民商分立」不僅是人們對經濟活動，尤其是對經營活動的規律、特點在理性 基礎上更深刻認識的結果，而且是法律技術和方法完善的標志之一。6.商品經濟關系的 形成是商法產生的物質條件，而商品經濟的獨立存在和發展，則是構成獨立商法體系的 客觀基礎。(註：以上內容參見如下論文：黃榕森：「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對我國 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廣西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劉凱湘：「論商法 的性質、依據和特徵」，《現代法學》，1997年第5期；王春捷：「中國商法的立法形 式研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二、對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研究現狀反思
(一)民商立法體例並不僅僅是一個立法技術問題
民商立法體例問題至少涉及如下重要問題：
1.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問題。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問題是民商立法體例的深層次邏輯問題 。民法與商法同源，即其兩者均根源於商品經濟，但卻不同體，兩者在調整對象、調整 方法、追求的價值取向、具體的法律制度、立法技術上都有不容忽視的差異。對民法與 商法的關系認識直接影響著對民商立法體例所持有的主張，對此已有學者注意到，並以 此作為研究的基點。(註：見劉凱湘、徐學鹿文。)今後對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研究應結 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對民法與商法的關系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
2.經濟、政治體制問題。民法是簡單商品經濟的產物，其具體制度體現出濃厚的家庭 倫理道德價值取向；而商法則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只有當商品經濟關系達到比較發達或 相當發達的程度時才具備了醞釀獨立商法的溫床)，因而商法的具體制度體現出追求效 率、營利的價值取向。在建立和發展我國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研究民商立法體例問題必 然要以促進、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為核心導向(如為市場經濟塑造合格的市 場主體，引導、規范市場行為，維護市場秩序)，並進而推動以適應根深蒂固的小農經 濟、自然經濟的政治制度向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政治體制的徹頭徹尾的根本性轉變，也 就是說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與我國經濟政治轉型有互動作用。可見，民商立法體例的選 擇問題與我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有重大關系。
3.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近幾年現代「新儒家」、本土資源論(後現代)、「現代 化」論在我國學術界的出現反映了我國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的時代課題，這一時代課題 涉及我國上層建築領域的各個方面，這自然也會體現在法學的研究中。民商立法體例的 選擇問題正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時代課題在民法學研究中的反映。對民商立法體例的 選擇從一個側面反映著對待我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形成了輕商抑 商的法律文化傳統，商人無應有的社會地位，商事交往的合理規則及應有的秩序更是無 從形成，而這些都是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很明顯，選擇民商合一的體制 (包括有學者所稱的「合一折衷」的體制)，無論從主觀上，還是從客觀上，均體現出對 中國傳統文化的承繼，這對市場經濟所需求的商事主體的形成不能說是促動，甚至還可 能是阻礙。相反，選擇民商分立的立法體例，能夠從制度上促動輕商抑商的法律傳統文 化的轉變，這一轉變是人們的法律意識、觀念由表層向深層推進的流變過程，此乃民商 法現代化的外源性模式。(註：公丕翔：《法制現代化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版，第16頁。)
(二)民商法學的研究方法問題
從新中國建國以來，中國的民商法學的研究就是一個從無到有的積累過程。在研究過 程中，除階級分析的方法外，法學家只能也必須藉助於實證主義的方法。這種方法的采 用，為我國的立法、司法及執法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概念、理論、基本知識的清楚解釋， 這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生活的需求與我國的法制狀況。但正如著名法學家博登海默 所言：「實證主義把法律同心理、倫理、經濟、社會等基礎切割開來的趨勢，則使我們 對法律制度所能達致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的程度產生了一定的誤識」，(註：[美]E·博登 海默，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 1頁。)實證主義有其只注重實證研究，如注重具體制度研究和法條解釋，不重價值思考 的天生弊端，而這是民法學進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礙，因為「一個好的部門法學家，都因 該具有法哲學的思維」(註：朱景文：「法理學向何處去專題討論會紀要」，《法商研 究》，2000年，第114頁。)而「民法法系對於哲學影響則格外開放」。(註：[美]艾倫 ·沃森：《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李靜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 0頁。)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既使得我們當代的民商法學的研究取得了從無到有的成果 ，又使得我國的民商法研究迄今為止，基本上仍停留在對羅馬法及羅馬法以來的外國民 法制度、舊中國民法制度及其理論學說的闡釋和評註上面。(註：徐元州：「論民法的 革命」，《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第38頁。)這在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問題上則表 現為，在總體上不能突破清末與國民黨時期的研究成果，(註：徐學鹿：「論我國商法 的現代化」，《山東法學》，1999年第2期，第39頁。)這種現象發人深省。
三、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民商分立
(一)從典型案例的實證分析論民商分立的必要性
「王海」現象自1995年出現以來，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和討論。法學界對「王 海」現象的論爭

㈡ 商法在現代社會的地位及作用

「商」在現今的中國，是一個倍受歡迎的字眼。經過長期的重農抑商的文化壓抑，經歷建國初期「割資本主義尾巴」式的遏制商業時期以及長期計劃經濟時代後，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力發展包括商業在內的第三產業，民眾對「商」的期望甚高。然而「商」在我國現實中，實在是承受著太多的神話，彷彿任何事物和「商」沾上就靈了。在法學的研究中，商法也同樣是很熱門的一個話題。

本文對商法的學習研究，不僅僅是因為商法的熱門，更多的是緣起於學術上對商法性質定位等問題的爭論：如學者普遍認為民法和商法都是私法，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是民法的一部分[1]；而有的學者否認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認為商法起源於歐洲中世紀的商人習慣法，從一開始就和民法毫無關系[2]；大部分的學者贊成商法並非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3]，而有的學者主張商法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或者說是眾多法律部門中重要的法律部門之一[4]。此外，對於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商法的精神等問題也是爭議的焦點。本文試圖通過對商法的考察，研究商法在現代社會中的定位。

一、商法概念的再澄清

商法概念在現實中著實混亂。與之相關的有商法、商人法、商業法、商事法、商貿法等，英文有Law Merchant、Business Law、Commercial Law等，盡管在《論商法》[5]一文中作者已經作了詳細的辨析和論述，但是在此還是有必要進一步強調。

（一）商人法和商法

所謂商人法，是「中世紀期間有關商人、商業事務的習慣法規和原則的總稱。」[6]因此，商人法是一個歷史形成的概念，是對歷史上形成的商人習慣法的總稱。相對來講，商法的概念更多的用於法律部門的劃分爭議以及法典的制定上，一般人們認為商法是「傳統上指與民法並列，並互為補充的部門法，即調整市場經濟關系中商人、商業組織和商業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7]或者是「規范商人、商業組織和商業行為的特別法律」[8]。因此商人法和商法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

首先，商人法是一個歷史上的概念，更為准確的稱謂應該是商人習慣法，而商法是一個現實的法典意義上的概念，其最為本質的特點就是直接或者間接的依靠國家強制力作為後盾。因此，如果嚴格按照法的定義來講，商人法是習慣法而不是法，因為其沒有國家強制力作為後盾，這一結論可以從後文對於商人法的發展歷史考察中得出。

其次，商人法和商法的本質精神是不同的。從我們對商人法的歷史考察中可以得知，商人法的產生和發展，無不貫穿著實事求是、務實創新的精神。由於歐洲中世紀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響，致使商業行為不被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認可，商業活動無法獲得當時的既有法律保護。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商業在地中海沿岸或者整個歐洲大陸的復興，需要有調整商人活動的規范，因此商人自發的從羅馬法的萬民法中尋求依據，並且直接適用到中世紀的商業活動中。這種活動完全是有了客觀的需要以後才發掘相應的制度，是一種客觀的活動。

但是與商人法這種客觀需要而產生的活動相反的是，商法的產生可以說是一種主觀的活動，缺乏客觀的現實基礎。盡管在關於商法特點的論述中都提及商法規范的技術型、制度的有效性、方法的靈活性和適用的廣泛性，但是考察商法產生的現實，其就是拿破崙為了解決軍火供應中經常出現差錯而影響其軍事活動的問題，一怒之下制定的，可以稱得上是典型的「拍腦袋」法典。因此，法國商法典從一開始就不是從社會需要這塊肥沃的土壤上開出的花，其到現在雖幾經修改，但只有數十條有效的條文。從這一情況中我們可以看到商法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或者說僅僅是個別人主觀活動的產物，並不是社會發展的真正需求。

（二）商法和商業法

在外文的翻譯中，我們經常遇到英美法中的Business Law一詞，此外還有Commercial Law。對於這兩個詞語的准確翻譯，應該是這里需要澄清的一個問題。

應該說商法是大陸法系的一個概念，在英美法系國家中，並不區分法律部門，因而沒有法律部門劃分意義上的商法的概念，而僅僅有Business Law的概念，其表達的意思應該是與企業或者經營有關的法律。如果說將其翻譯成為商事法還勉強說的過去，可以理解為與商業事務有關的法律，翻譯成商法則是一種認識上的誤區。考察英美法國家中的Business Law的概念，可以發現其中不僅規定了大陸法系商法中的公司或商事組織的內容，更多的是關於反托拉斯法、稅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內容，甚至包含了不動產和共有、遺囑、信託、知識產權等內容，完全不是大陸法系所說的商法的概念。[9]如果強行的將Business Law與商法對應，則更多的情況下是會產生誤解的。所以應該用商貿法的概念來表達Business Law，同時也區別商業法。

商業法概念的使用在我國也是一個不太准確的概念，因為我國使用商業法實際上是指「計劃型經濟商業法」的概念。「商業法通常指計劃型經濟商業法」，是「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的商業立法。其立法的范圍僅限於國內商業，其內容與傳統的商法截然不同。它規定：（1）商業的作用和地位；（2）商業的基本任務和目的；（3）國家對商業工作的領導和監督；（4）商業行為要在國家政策和計劃指導下進行；（5）維護消費者的利益。」[10]從其內容可以看出商業法和商法的內容迥異。商業法在實質意義上應該是以產業政策法為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再者，對於Commercial Law的翻譯，有的稱之為「商業法」，而有的直接稱為「商法」。對商業法的概念前面我們已經進行了分析，不再贅述。而對於將Commercial Law翻譯成商法的做法，有一點是必須要澄清的。現在有的學者將美國的《統一商法典》（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也稱為商法，並且將其作為商法法典化的例證，[11]這是一種誤區。盡管在翻譯上我們可以籠統的稱為「商法典」，但是就連這些學者自己都承認美國統一商法典「內容、體系與法、德、日等大陸法國家各異其趣」，怎麼可以僅憑名稱的類同而就簡單的認為其是商法？事實上，美國《統一商法典》的內容龐雜，既包括了商業票據、銀行收款和存款、信用證、艙單、提單和其他所有權單據、投資證券等，又包括了貨物銷售（主要是關於合同的內容）、擔保交易的內容，實則是關於商貿法規的總匯，而絕不是像某些學者稱贊的那樣是「現代商法產生的標志」[12]。

二、商法的存抑或亡

明確了商法的相關概念，進一步對於商法的考察，自然離不開對商法產生的歷史進行考察。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從商法的歷史中得到很多內容，直接論證商法在現代社會中的定位問題。無論是主張商法在現代社會中還有用武之地，甚至有必要制定專門的商法典的論點，還是主張商法在現代泛商化情況下逐漸消亡、民商合一、私法一體化的論點，都會從歷史上商法產生的原因和現實生活的角度出發進行考察的，只不過其對於材料的掌握和分析不同，才會有不同的結論。因此，我們有必要首先考察歷史，然後回頭看現代社會生活的情況。同時我們希望能夠不再依託於法學教材中對商法發展的歷史陳述進行分析，因為我們發現法學領域中對其的論述，大體上是使用的相同的材料。我們希望能夠借用歷史學考察的結論對這一過程作更為明晰的考察。同時，由於對這一過程的歷史考察是一個極為宏觀的視角，因此必須借鑒社會學的分析研究方法，更為明確的說就是使用社會結構理論進行指導。

（一）從歷史考察商法的存在

1、近代商法的產生和發展

論及到近代商法的產生，通行的觀點認為是商法起源於十一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各個自治城市。這個時間是處於歐洲中世紀的黑暗統治中，是封建制度和教會制度極其盛行的時期，怎麼會產生與封建法和教會法格格不入的商法，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

由於歷史的原因，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到七世紀伊斯蘭教徒入侵地中海盆地，使得地中海這個原來「羅馬帝國的內陸湖」從東南西三面被封鎖，歐洲陷入黑暗的中世紀時期。「七世紀伊斯蘭教擴張造成的地中海封鎖，必然使上述商業活動迅速衰落。八世紀中的商業停頓使商人消失，由商人所維系的城市生活也同時趨於衰落。當然，羅馬的城市還在繼續存在，因為他們是教區行政的中心，……不過，這些羅馬城市已經失去了經濟的重要性與市區行政的意義。」[13]無論是試圖從地中海北岸少數的朝聖者經過地中海到麥加朝聖的行為，還是在北海、波羅的海附近的海盜活動證明這個時期的商業存在，都是徒勞無益的。「從各種觀點來看，九世紀以後，西歐在本質上是一個農業社會。」[14] 與這個農業社會相適應的就是封建勢力、教會勢力的昌盛，而商業在這個社會中是完全沒有地位的。但是從上面的記載中，我們也發現了歐洲中世紀城市可以分為教區行政、市區行政和經濟區三層意義。

但是商業的沖動是人類抑制不住的，在經歷了數個世紀的商業消亡以後，地中海、北海和波羅的海的商業活動都在九世紀以後慢慢復興，這種復興活動從南北兩部刺激著西歐大陸的商業活動，而最早的商業復興還是來自於地中海沿岸，也就是近代商法的發源地。

無論最初的商人是怎麼出現的，由於歷史材料的缺乏難以准確的回溯，但是有一點事實是可以知道的：根據Norman J.G. Pounds的估計，在1050年，西歐商人階級數量達到幾千人，而到1200年，它的數量竟達到幾十萬人。[15]在漫長的黑暗中世紀，商人作為地中海沿岸唯一的繼續活躍的經濟，是地中海沿岸唯一的顯現出一絲人類文明曙光，但是其發展是經歷了千辛萬苦。主要的表現就是：

第一，商人在經濟上擁有一定數量的財富，但是其在政治上完全沒有地位，被排除在社會之外。由於中世紀歐洲的社會結構主要是依據城市為主的農業社會，所以城市生活對於人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商人進行商業活動、謀取商業利益的行為是不符合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所以在亨利·皮朗所說的作為教區行政中心的城市中，沒有商人生存的環境。但是商人並沒有因此而消亡，而是自己創造了商業場所，並由此演變成為商業城市。這些城市通常是自治的，因為封建或者宗教的勢力通常不涉及到此地，或者說有時封建或者宗教勢力還需要依靠這些商人的幫助：一方面教會所需要的香料、奢侈品等需要從商人處得到，另一方面歐洲中世紀的分裂狀況也不容許封建勢力過多得干預這些自治的城市。因此商人在這些自治城市中如魚得水，飛速的發展起來。

第二，在意識形態上，歐洲中世紀教會法是禁止牟利行為的，這對商人的打擊是巨大的。在奧里臘克的聖·格臘爾的傳記中記載了的一段故事，表明了教會的道德標准和商業行為是不能相容的：聖·格臘爾從羅馬進香回來，在帕維亞遇到一些向他兜售東方貨物的威尼斯商人。他趁機將他在羅馬購買的一件主教袍展示給商人，並且說明了是花多少錢買來的。商人們祝賀他作了一比合算的生意，因為他們認為同樣的主教袍在君士坦丁堡要花更多的錢。格臘爾責備自己欺騙了賣主，立即將差額寄回去，因為他不願意貪便宜而犯貪婪的罪過。[16]

商業行為謀取商業利益是違背教會法的，因此商人在經營商業的活動中在意識上並不是很坦然的。很多銀行家和投機家的遺囑中都說明了應該對那些曾經受他們欺騙的窮人賠償並且將他們的一部分產業捐贈給教會。如康布雷主教記載的魏令波爾的故事：魏令波爾和一個富商的女兒結婚，並且將富商的經營大為擴充，他包攬了一個城門的稅收，而且自己花錢修築了橋梁，但是在死後還是將自己大部分財產捐獻給教會。[17]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宗教宣揚的最終審判中得到赦

㈢ 論文題：商法在中國的起源及歷史沿革（包括古代、近代、現代）

商法的歷史發展與獨立成因

商法，又稱商事法，是調整市場經濟關系中商事交易主體及商事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關於商法的起源，現代大多數民商法學者通常認為，近代商法實際上形成於中世紀地中海沿岸的一些自治城市，其最早的形成是商人習慣法，即商人法。

（一）中世紀的商法

商人習慣法是商法的最初形式，但這一制度的形成有著特定的社會根源④。中世紀的歐洲（約395—1500）處於封建專制統治之下，商品經濟極為潺弱，主要表現為自已自足的手工業經濟，同時也是農業社會。11世紀後期，以農為本的歐洲進入了發展時期，伴隨著十字軍東征的勝利，使歐洲大量的剩餘商品湧向東方市場，商品經濟開始迅速發展活躍。這種東西方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地中海海上貿易的發展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新興城市的商業貿易的繁榮，隨著地中海沿岸城市的成長，行業分工細化和商品交換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調整商人內部經濟關系的自律組織——商會。此間，數個單一的商人基於共同的經濟利益關系已成為眾多階層中的一個獨立階層，他們迫切需要對其利益給以法律上的保護，以實現商業發展和商事交易的自由。然而，中世紀的歐洲大陸實際上仍是處在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很多商業城市的貿易狀況與封建法制的實際狀況，極端的不協調，有關保護商業活動的一系列條件均缺少必要的法律反映，許多國家的法律甚至對商人還加以種種歧視。正是貿易發展與封建法制處於尖銳的矛盾斗爭之中，商會不得不另立規范以求發展。在商會自身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自治權和裁判權，有條件的利用商事生活習慣訂立自治規范，並實施於本商會內，於是該種規范經11世紀至14世紀實行數百年後，終於形成了中世紀商法，即商人習慣法。

（二）近代商法

近代商法是以中世紀商人習慣法為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進入16世紀後，孕育已久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開始萌芽，並顯示出了蓬勃的生機，與此相比，歐洲一些國家的封建割據勢力日漸衰落，這促使統一的民族國家逐步形成。與此相適應，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寺院法開始被廢棄，這就形成了民族國家制定統一法律和商人習慣法向成文法轉變條件，新生資產階級必然首先要關心制定自己的法典，以保護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在這一形勢下，歐洲的德國、法國率先開始了本國商事法律統一運動。與此同時，同處歐洲的英國和其他歐陸國家也制定了商事法，由此推動了國家公力干涉促使「商法國民化」的過程。

（三）現代商法

18世紀末期，資產階級革命在歐洲如火如荼並逐個成功，封建專制的社會關系被徹底粉碎,整個社會隨之發生了根本變革。保護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推動商事活動，促進統一完整的商品市場形成，成為許多新興國家的基本國策。19世紀初，歐洲大陸國家相繼開始了大規模的法典制定活動，至此以後，商法開始在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出現⑤。

可以看出，商法的產生，決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原因。

1、商法產生的根據原因是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掌握了一定經濟基礎、積累相當物質資料的商人形成一種勢力，他們要求脫離封建領主的司法管轄及宗教勢力的支配，對商品生產交換用一個統一的社會規則進行概括，以保護和發展自由貿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使原來作為自治規范的商人法必然發展成為國家制定的統一的商事法律。

2、商法的產生是國家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的結果。16、17世紀，由於新大陸的發現，世界市場突然擴大，地中海海上貿易隨之遍及世界角落，各國政府為了發展本國經濟，大力推行促使經濟發展的重商主義政策，這一政策導致了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商業活動的特殊化。於是，商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出現，各國紛紛制定了商法。由此可見，商法只所以迅速在各國法典法，只不過是各國重商主義政策的法律化。

法國學者丹尼斯·特倫曾指出：商法的形成實際上來自於實踐，它們的系統化過程不是民法學者的傳播，而是由於推行者的努力⑥。

㈣ 市場規製法與商法聯系和區別

商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主要包括公司法、保內險法、合夥企業法、容海商法、票據法等。
市場規製法是調整在國家權力直接干預市場，調節市場結構，規范市場行為，維護市場秩序，保護和促進公平競爭的過程中產生的各種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簡言之，市場規製法就是調整市場規制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市場規製法是指國家權力直接干預市場，調節市場結構，規范市場行為，維護市場秩序，保護和促進公平競爭的過程中產生的各種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簡言之，市場規製法就是調整市場規制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市場規製法是經濟法的有機組成部分，市場規製法基本原則的研究也必將為進一步研究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㈤ 論經濟法和民商法的區別和聯系論文

一、經濟法與民商法的表層區別 ：
經濟法：1、限制意思自治 2、強調對部分市場主體偏重保護 3、經濟法側重於從宏觀利益協調方面減少社會經濟震盪造成的破壞，從而提高效率來促進人們的利益 4、經濟社會和生態目標5、有國別特色，突出本土化 6、穩定性較弱
民商法：1、強調意思自治 2、強調對所有市場主體都平等保護 3、側重從微觀、從經濟發展所需動力方面，通過保障自由交易、自由競爭以提高效率來促進人們的利益 4、重視經濟目標 5、國際通用，強調全球化 6、穩定性較強
二、經濟法與民商法的深層區別
1．市場主體的假設不同，民商法對其所規范的市場主體假設為平等、勻質的「經濟人」；經濟法對其所規范的市場主體假設為不平等、非勻質、各有具體個性的經濟人兼社會人。
2．市場整體的假設不同，民商法所假設的市場整體源於古典經濟學，市場整體是市場個體的簡單相加，市場個體利益的增加意味著市場整體利益必然增加；經濟法所假設的市場整體，則是市場個體的有機組合，市場個體利益的增加並不必然導致市場整體利益增加。
3．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假設不同；民商法立基於政府是外在於市場的假設，強調市場萬能，政府無能；而經濟法則認為政府是內在於市場的，是經濟生活的內生變數，而非外生變數。
三、經濟法與民商法的聯系
1．調整關系交叉，民商法主要調整微觀經濟關系，經濟法既調整微觀經濟關系，也調整宏觀經濟關系。
2．職能互補，民商法是市場經濟常態性的法律，它多是通過任意性規范，導向市場主體自覺遵守市場規則；經濟法則是市場經濟非常態性的法律。
3．取向趨同，民商法的現代化即私法的社會化、公法化，其價值取向與經濟法的價值取向日趨一致。
4．要素通用，在兩法之間，有些要素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條件下可以通用。經營權、法人制度、民事責任制度等。

㈥ 詳細的經濟法學論文，要求三千字以上

國際社會那些天天盼望中國衰落的人們，做空A股、唱衰中國經濟的鬧劇越演越上勁了。他們以為憑借著顛覆別國的能耐，要把中國經濟搞得像前蘇聯垮台時那樣一落千丈也只是舉手之勞。依我看這種願望並不容易實現，理由有很多，最主要的：一是中國有13億人民的需求在，經濟就不可能衰落！13億人天天要吃的，要穿的，要住房子，要出行，要想過上發達國家富裕階層一樣悠閑、便利、富足的生活等等，這些基本的需求，就是巨大的發展動力，而且是一天也不可能停止的；二是經過30年的經濟改革，中國的經濟基礎遠遠超過前蘇聯垮台時的局面；人民充分享受到了經濟建設帶來的福利，也積累了龐大的財富，有能力也有意願推動國家和經濟繼續發展繼續進步，不會因為你在某些領域搞顛覆就放棄建設自己的國家；三是中國政府即便不能及時識破你的顛覆陰謀，斬斷你的顛覆魔爪，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政方針不會變，決心不會變，領導人民走向繁榮富強的責任心不會變，決不會坐視中國經濟的衰落，也有能力帶領中國沖破艱難險阻，走向新的輝煌！近日出台的 國務院 「 支持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 的 十點意見」就是有力的證明！
但是，在金融海嘯帶來的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和西方列強損人利己、不斷破壞攪局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的局面很難長期支撐。如果沒有拉動整個中國和整個世界走出低迷的強大引擎，全球經濟都會有一個很長的徘徊期，在徘徊期間難免不出現方向模糊、市場萎縮、失業增加、增長減速、信心受挫、社會燥動的局面。因此，尋找拉動全局增長的引擎，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面前有沒有這樣的強大引擎呢？根據我們的深入研究，發現這種引擎還是有的，而且擺在我們面前的能夠拉動中國經濟再創輝煌的強大引擎至少有三個，我今天要給大家介紹的就是這三大引擎。
一、 拉動全局走出低迷的引擎——建國際開發走廊
引領產業發展方向需要重大舉措是不爭的歷史定理。不管是19世紀末美國的西部開發、戰後各國的科技園區和工業走廊建設，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沿海的特區建設，都一再證明了這一定理。這種舉措往往需要一個核心，才能聚焦各類產業優勢，帶動各行各業的全面發展。我們前30年拉動產業發展的核心，就是特區建設。深圳、珠海、廈門、浦東四大現代化都市的建設，拉動了所有產業的全方位發展。實際上充當了拉動國家經濟進步的引擎。沒有這幾個聚焦產業發展的引擎行不行呢？答案是：不行！其後的西部大開發，東北大開發，環勃海大開發為什麼效果不明顯呢？問題在於它沒有焦點，沒有核心。幾個廣袤的地區要想平衡上升全面跟特區一樣快速發展是不太可能的，它只能以點帶面，逐步提升。關鍵是如何來選好這個點。之所以全國人民對4萬億的投資好象聆聽別人的故事一樣，引發不了投身建設的激情，問題也還是出在「焦點」上。因為你的投資沒有重點突破，只是簡單的添燈油戰術，很難給產業指明發展方向，很難讓民眾看到就業的出路。
那麼，今天拉動整個中國乃至整個世界走出金融海嘯陰影的引擎又在哪裡呢？
1 、建戰略開發走廊，保全國經濟持續繁榮
2008 年我作了一個專題研究，有兩個重要發現：第一是發現再設深圳、浦東那樣的開發點，輻射效果有限，既難確保全國的平衡發展，也不足以帶動全國；第二是發現不與國際社會聯動，不足以拉動全世界。沒有世界經濟的復甦，就不可能有我外向型經濟的復甦。於是設計了一條由東南沿海至西北邊陲的戰略性「萬里開發走廊」，以拉動全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東起台灣台南市，西至中巴邊境的明鐵蓋。即：由東經120.08`43``度北緯23度，經東經100.08`7``度北緯35.28`47``度，至東經75.25`3``度北緯36.51`度。全長4600公里，斜跨整個大陸腹地和台灣海峽。途經十個省，百餘個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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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簡述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

商法與經濟法分屬於不同的法律學科。簡單地說，商法調整的是各商主體之間的關內系，經濟法則調整國家容與經濟主體這兩個主體之間的關系。二者側重點不同。而且商法屬於私法，是用來維護主體的私權的，關注平等主體的利益關系；經濟法則更大一部分屬於公法。

㈧ 急求有關商法課程論文的論文題目~~不要整篇文章，只要相關題目即可~最好多點選擇~~謝謝~在線等~

1． 論經濟法與行政法的互動關系

2． 經濟法與社會法關系辨正

3． 經濟法與弱勢群體的保護

4． 市場經濟與反壟斷的立法建設

5． 論規模經濟與反壟斷法的關系

6． 我國反壟斷法的價值取向

7． 反壟斷法若干問題的比較研究

8． 加入WTO與加強消費者權益法律保護的研究

9． 論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基本精神

10． 新型消費領域消費者權利保護研究

11． 稅負公平原則和農村稅費改革

12． 稅收司法保障研究

13． 稅法公平價值論

14． 政策性銀行運行模式的國際比較及對我國的啟示

15． 加入WTO後我國對外資銀行的監管策略研究

16． 銀行業與證券業混業經營的若干法律問題

17． 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在改革中的問題與對策

18． 論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基礎

19． 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20． 新形勢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與法律制度的建構

21． 國外社會保障稅對我國社會保障稅法的借鑒

22． 國外社會救助制度的比較與借鑒

23． 工傷保險若干法律問題研究

24． 論土地徵用制度

25． 房地產項目公司的法律問題研究

26． 土地儲備制度研究

27． 論農村土地承包制度

28． 農村土地權屬法律模式研究

29． 城市失地農民利益保護的法律思考

30． 罷工權法律制度研究

31． 勞動合同若干法律問題研究

32． 勞動爭議解決程序研究

33． 論商法的基本原則

34． 我國《證券法》存在的主要問題及修改建議

35． 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法律監管

36． 證券發行保薦人民事責任研究

37． 證券投資基金法律制度研究

38． 試論我國證券發行制度的完善

39． 試論我國企業立法體系的重構

40． 合夥協議法律性質研究

41． 公司章程法律性質研究

42． 論有限責任與債權人保護

43． 有限責任公司股東退出機制創新研究

44． 上市公司小股東利益保護機制研究

45． 《破產法》若干問題研究

46． 論獨立董事的義務

47． 公司資本制度研究

48． 論股權

49． 我國股份回購的現實意義與立法完善

50． 股東知情權研究

51． 企業並購的若干法律問題研究

52． 關聯交易法律問題研究

53． 股東訴權的司法實務研究

54． 股權轉讓合同效力與股東登記的法律問題研究

55．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立法模式及其發展趨勢

56． 清算中公司的性質及其責任的承擔

57． 審理證券虛假陳述民事賠償的法律問題研究

58． 論保險利益

59． 票據權利研究

60． 信託的法律性質與基本理念

61． 保險委付研究

62． 論保險中的誠實信用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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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關於商法的論文

論商法的原則和精神
從商事法律關系的基本特徵談起
摘要：中國商事通則的制定對於我國商事法律制度建設的現代化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商法基本原則
的釐定和商法精神的弘揚與普及則是順利制定商事通則的關鍵，二者的成功實現取決於對商事法律關
系基本特徵的准確把握。商事法律關系的基本特徵曾經是學界熱議的話題，其中的主流觀點卻值得反
思。商事法律關系的特徵是「聚合性」而非「營利性」，商事法律關系與民事法律關系的根本區別在於
「量變導致了質變」。這直接決定了商法與民法有著大相徑庭的原則和精神。
關鍵詞：商法；商事通則；商法基本原則

商法的產生與發展源於實踐。從需求的角度
說，商法的產生是為了適應中世紀城市的興起、商
業的復興所帶來的商事交往的需要，而商人階層的
產生與其力量的不斷壯大也是商法產生所必須的
社會因素。獨立的商法產生之後，歐洲各國「政府
給予商人特殊的保護，加上後來的地理大發現，為
謀求國家的富強，並加強政府本身的統治，各國政
府大力推行重商主義政策，因而商人的利益更得到
尊重，於是重商主義成為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前奏，
促成了資本主義的工業起飛」。隨後，西方快速發
展起來，並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其他古代文明國
家。中世紀獨立商法的出現開創了歐洲的新紀元。
我國古代社會的特殊歷史條件決定了自然經濟在
社會經濟結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封建專制制
度的基石。商業對封建制度是有消解作用的，而商
法則是私法中最具有變革性的力量，故無論是基於
模糊的認識還是藉助歷史的慣性，中國古代的統治
者總是厲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限制商品經濟的發
展，打擊商人，貶抑商人，使他們得不到一個自由發
展的機會。所以，主要調整商人之間橫向聯系的商
法根本無法出現，相反，反映統治者對商業活動縱
向控制的商業法規在中國卻很發達。而真正意義
上的商法，在清末才在我國出現。在隨後的近百年
里，中國的商法與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一樣經歷了
一
個曲折的過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甚至從法律
部門的序列中消失。我國的這一傳統，對市場經濟
的發展及國際貿易一體化是有負面影響的。
加入WTO為中國徹底打破舊有的輕商、抑商
傳統，振興商法帶來了新的契機。國際貿易日益一
體化的商品經濟潮流要求必須振興我國的商法。
我國的商事立法既沒有商法典編纂也沒有商法總
則的統領，盡管有的學者主張我國商法應採用民商
合一模式，但在現行的民法框架中還沒有反映對商
法整體原則的抽象與歸納，正在進行的《民法典》起
草工作似乎也未對商法的未來發展予以切實的考
慮與設計。更何況，商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
的重大區別本身就決定了商法和民法有著不同的
原則、方法和精神，應該是有區別的法律部門。①因
此，及時制定中國商事通則既可以盡快發揮統領單
行商事法規的作用，避免出現立法的重疊、交叉和
法律之間的沖突或不協調以及法律缺位等現象，又
可以為編纂商法典奠定基礎。然而，在對中國商事
通則制定相當關鍵的商事法基本原則的確定上目
前學界眾說紛紜。本文擬對其中一些主流觀點進
行反思，並對商事法的基本原則和商法的精神作一
次嘗試性探析。
一
、
商事詰律關系的根本特徵『聚合"
而非「營利"
人永遠是趨利避害的。同許多偉大的思想家
一
樣，馬克思認為：「所有的社會關系都首先是作為
利益關系表現出來的。…『人們所奮斗爭取的一切都
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利益本質上是人們企求滿足
的要求、願望或期待，它包括具體的物質財富獲取
和無形的精神財富獲取。從歷史唯物論和社會心
理學的觀點看，營利被看做人們追求的實現，這種
實現又是新追求的起點和契機，因此，追求利益即
營利是人類最一般、最基礎的心理特徵和行為規
律，是「一切創造性活動的源泉和動力」。商事法
律關系當然具有營利性，但將營利性拿來作為商事
法律關系的根本或首要特徵以區別於其他的法律
關系並否認其他法律關系具有營利性，顯得過於牽
強。例如，簡單的民事交易雖然規模小，法律關系
主體簡單並且不具有反復和連續性，但在任何一次
正常的民事交易中，交易各方絕不會因為從事的不
是商事交易而放棄各自在民事交易中的營利目的，
相反嘈雜的菜市場上討價還價之聲總是不絕於耳。
應該說商事法律關系區別於民事法律關系及
其他法律關系的根本特徵應該是「聚合性」，這種
「聚合」是指商事法律關系的產生實際上是源於對
簡單民事法律關系及其他法律關系的聚合，單一的
以物易物和錢貨交換都不能被排除具有營利性，但
他們屬於民事法律關系的范疇，如果更多以至成千

㈩ 國際商法可以寫什麼論文

1.淺談國際商法發展趨勢及存在的問題
2． 經濟法與社會法關系辨正
3． 經濟法與弱勢群體的保護
4． 市場經濟與反壟斷的立法建設
5． 論規模經濟與反壟斷法的關系
6． 我國反壟斷法的價值取向
7． 反壟斷法若干問題的比較研究
8． 加入WTO與加強消費者權益法律保護的研究
9． 論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基本精神
10． 新型消費領域消費者權利保護研究11． 稅負公平原則和農村稅費改革
12． 稅收司法保障研究
13． 稅法公平價值論
14． 政策性銀行運行模式的國際比較及對我國的啟示
15． 加入WTO後我國對外資銀行的監管策略研究
16． 銀行業與證券業混業經營的若干法律問題
17． 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在改革中的問題與對策
18． 論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基礎
19． 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20． 新形勢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與法律制度的建構
21． 國外社會保障稅對我國社會保障稅法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