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寬和

① 論犯罪與刑罰的第二版本

出 版 社： 中國法制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5-1-1
字數： 86000
版次： 2
頁數： 169
印刷時間： 2005-9-1
開本： 定價：￥12.00
紙張： 膠版紙
I S B N ： 9787801820099 《論犯罪與刑罰》這本小書具有寶貴的精神價值，好似服用少許就足以緩解病痛的良葯一樣。當我閱讀她時真感到解渴，我由此相信：這樣一部著作必定能清除在眾多國家的法學理論中依然殘存的野蠻內容。
——法國18世紀啟蒙派思想家伏爾泰：《評〈論犯罪與刑罰〉一書》 致讀者
一、引言
二、刑罰的起源 懲罰權
三、結論
四、對法律的解釋
五、法律的含混性
六、關於逮捕
七、犯罪嫌疑人和審判形式
八、證人
九、秘密控告
十、提示性訊問 口供
十一、宣誓
十二、刑訊
十三、程序和時效
十四、犯意、共犯、不予處罰
十五、刑罰的寬和
十六、關於死刑
十七、驅逐和沒收財產
十八、恥辱
十九、刑罰的及時性
二十、刑罰的確定性和必定性 恩赦
二十一、庇護
二十二、懸賞
二十三、刑罰與犯罪相對稱
二十四、衡量犯罪的標尺
二十五、犯罪的分類
二十六、叛逆罪
二十七、侵犯私人安全的犯罪 暴侵
二十八、侮辱
二十九、決斗
三十、盜竊
三十一、走私
三十二、關於債務人
三十三、關於公共秩序
三十四、關於政治惰性
三十五、關於自殺和流亡
三十六、難以證明的犯罪
三十七、一類特殊的犯罪
三十八、虛偽的功利觀念
三十九、關於家庭精神
四十、關於國庫
四十一、如何預防犯罪
四十二、總結
貝卡里亞傳略
新版後記

②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簡介(一)寬嚴相濟的「寬」寬嚴相濟的「寬」是指寬大、寬緩和寬容。具有以下兩層含義：一是能輕而輕，二是應重而輕。能輕而輕，是罪刑均衡原則的應有之義，也合乎司法公正的要求。對於那些較為輕微的犯罪，本來就應當處以較輕刑罰。應重而輕，是指犯罪嫌疑人罪行較重，若其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或酌定情節，應從輕、減輕。法律予以寬宥的，可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則的基礎上，予以減輕、從輕，體現應重而輕，體現刑法對於罪犯的感化教育，對於鼓勵犯罪分子改過自新，回歸社會，具有重要意義。(二)寬嚴相濟的「嚴」寬嚴相濟的「嚴」，是指嚴格、嚴厲和嚴肅。嚴格是指法網嚴密，有罪必罰。嚴厲是指刑罰苛厲，從重懲處。嚴肅是指司法活動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對暴力犯罪、累犯、黑惡勢力犯罪、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社會影響大的，依照法律規定予以嚴厲打擊，絕不姑息養奸。(三)寬嚴相濟的「濟」寬嚴相濟的「濟」，具有以下三層含義：一是救濟，即所謂以寬濟嚴、以嚴濟寬。刑罰的寬與嚴是相對而言的，例如死緩相對於死刑立即執行而言是一種寬緩的處理;但死緩相對於無期徒刑而言又是一種嚴厲的處理。正因為寬嚴具有相對性，沒有寬則沒有嚴，沒有嚴也就沒有寬。因此，應以寬濟嚴，也就是通過寬以體現嚴;以嚴濟寬，也就是通過嚴以體現寬。二是協調，即所謂寬嚴有度、寬嚴審勢。寬嚴有度是指保持寬嚴之間的平衡：寬，不能寬大無邊，應罰當其罪;嚴，不能嚴厲無比，應罪當其責。寬嚴審勢是指寬嚴的程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應當根據犯罪嫌疑人的具體犯罪情節、情形予以調整。三是結合，即所謂「寬中有嚴」、「嚴中有寬」。「寬」和「嚴」雖然是有區別的，並且在不同時期、對不同犯罪和不同犯罪嫌疑人，應當分別採取寬嚴不同的刑罰：能寬則寬，應嚴則嚴。但這並不意味著寬而無嚴或者嚴而無寬。實際上，既無絕對的寬又無絕對的嚴，應當寬嚴結合。例如在對嚴重犯罪實行「嚴打」方針，以從嚴懲治為主，但並不意味著一概不加區別地適用重刑。某些犯罪分子所犯罪行雖極其嚴重應當受到刑罰的嚴厲制裁，但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的，在從重處罰的基礎上，還應根據予以減輕、從輕，使犯罪人從中受感受嚴厲懲處的同時，又體會到法律的體恤與公正，從而認罪服法。應當明確，是構建和諧司法，化解矛盾，減少社會對立，分化和改造犯罪分子的重大舉措。

③ 刑罰的意義

刑罰是指刑法規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對犯罪人適用的制裁措施。刑罰是最嚴厲的法律制裁方法，其基本特徵是：
1．刑罰的內容為對受刑者一定權益的限制和剝奪

使犯罪人承受一定的痛苦，是刑罰的懲罰性質，也是刑罰的本質屬性。我國一貫遵行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方針，不採取那些殘酷、野蠻的刑罰方法來摧殘、折磨犯罪人。事實上，刑罰的寬和、人道和輕緩化正是其發展的趨勢。但不可否認，刑罰作為國家對犯罪行為的否定評價與對犯罪人的譴責的一種最嚴厲的形式，它當然地要給犯罪人帶來身體的、精神的或財產的剝奪性痛苦。這種痛苦相對於其他法律制裁措施而言，無疑是最強烈的。它不僅可以剝奪犯罪人的政治權利、財產權利，而且還可以限制或剝奪犯罪人的人身自由，甚至可以剝奪犯罪人的生命。而對犯罪人一定權益的限制和剝奪也正是刑罰的內容。

2．刑罰的對象只能是犯罪人

刑罰是對犯罪人的犯罪行為所作出的否定評價，是對犯罪人的道義譴責，它是因犯罪所產生的當然的法律後果。與之相適應，刑罰處罰的對象只能是實施了犯罪行為的犯罪人，包括自然人或者單位。因此，犯罪人既是犯罪行為的實施者，也是刑罰的物質承擔者。刑罰既不能適用於動植物和其他非人的對象，也不能適用於與犯罪無關的無辜者。

3．刑罰適用的主體只能是國家審判機關

國家審判機關是適用刑罰的專門機關，在我國，刑罰適用的主體則只能是人民法院。

4．刑罰的種類及適用標准必須以刑法的明文規定為依據

我國1997年刑法典第3條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即「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可見，罪刑法定原則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罪的法定，二是刑的法定。易言之，不僅犯罪需要由成文刑法事先作出明文規定，而且刑罰也必須由刑法明文載於法條。這就意味著，刑法總則要對刑罰的種類作出明確規定，刑法分則也要對各種具體犯罪所適用的刑罰作出明文規定。對於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制裁方法，便不能以刑罰之名適用於犯罪人。比如我國刑法典第64條規定的沒收違法所得，就不是我國刑罰明文列舉的刑罰種類，因而就不是刑罰。當然在有些國家如日本，它被列為附加刑的一種，所以，它是日本刑法中的刑罰。

5．刑罰適用必須依照刑事訴訟程序

審判機關有權對犯罪人適用刑罰，但並非可以隨心所欲。審判機關適用刑罰必須符合法律的規定，主要是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換言之，人民法院適用刑罰時必須以刑法的規定為依據，並遵循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訟訴程序進行。不經過應有的訴訟程序，是不能適用刑罰的。

6．刑罰的執行機關是特定的

刑罰的執行機關並不只限於人民法院，也包括公安機關、監獄等。

④ 什麼是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可以通過對「寬」、「嚴」和「濟」這三個關鍵詞進行分析，從而揭示其基本蘊含。
寬嚴相濟的「寬」是指寬大、寬緩和寬容。寬嚴相濟的「寬」具有以下兩層含義：一是該輕而輕，二是該重而輕。該輕而輕，是罪刑均衡原則的題中之義，也合乎刑法公正的要求。對於那些較為輕微的犯罪，本來就應當處以較為輕緩的刑罰。該重而輕，是指所犯罪行較重，但被告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節的，法律上予以寬宥，在本應判處較重之刑的情況下判處較輕之刑。該重而輕，體現了刑法對於犯罪人的感化，對於鼓勵犯罪分子悔過自新具有重要意義。
寬嚴相濟的「寬」，表現為以下三種情形：
一是非犯罪化。非犯罪化是指本來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基於某種刑事政策的要求，不作為犯罪處理。非犯罪可以分為立法上的非犯罪化與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將本來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通過立法方式將其從犯罪范圍中去除。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刑法雖然規定為犯罪，但由於犯罪情節輕微、危害不大，在司法過程中對這種行為不作為犯罪處理。非犯罪化體現了刑法的輕緩化，因而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重要內容。
二是非監禁化。非監禁化是指某一行為雖然構成犯罪，但根據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判處非監禁刑或者採取緩刑、假釋等非監禁化的刑事處遇措施。我國刑法中的非監禁刑包括管制、罰金和剝奪政治權利等，這種非監禁刑相對於監禁刑而言，由於其對犯罪分子不予關押，因而是刑法輕緩化的體現。此外，緩刑是對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犯罪分子，由於犯罪情節較輕，具有悔罪表現而適用的一種非監禁化的刑事處遇措施，主要解決輕刑犯的非監禁化問題。假釋是對被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於其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罪表現而適用的一種非監禁化的刑事處遇措施，主要解決重刑犯的非監禁化問題。緩刑和假釋都是附條件地對犯罪分子不予關押，以體現對犯罪分子的寬大處理。
三是非司法化。非司法化是就訴訟程序而言的，在一般情況下，凡是涉嫌犯罪的都應進入刑事訴訟程序。但在某些情況下，犯罪情節較輕或者刑事自訴案件，可以經過刑事和解，不進入刑事訴訟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結。非司法化，是對輕微犯罪案件在正式的刑事訴訟程序之外得以結案的一種方式，體現了對輕微犯罪的寬緩處理。
寬嚴相濟的「嚴」，是指嚴格、嚴厲和嚴肅。這里的嚴格是指法網嚴密，有罪必罰。嚴厲是指刑罰苛厲，從重懲處。嚴肅是指司法活動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在上述三種「嚴」的含義中，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嚴格與嚴厲。儲槐植教授曾經指出四種刑罰模式：嚴而不厲、厲而不嚴、不嚴不厲、又嚴又厲。嚴而不厲是指法網嚴密，刑罰卻並不苛厲。厲而不嚴則是指刑罰苛厲，法網卻並不嚴密。顯然，我們應當追求的是嚴而不厲，擯棄厲而不嚴。在此，存在著嚴與厲之間的負相關性：嚴可以降低厲，不嚴則必然以厲為補償。例如，十個人犯罪，每個人都受到刑罰處理，只要每人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就足以維持刑罰的威懾力。但如果只有五個人受到刑罰處罰，另五個人逍遙法外，那麼為維持同等水平的刑罰威懾力，對五個受到刑罰處罰的犯罪人每人就要判處十年有期徒刑。換言之，逍遙法外的五個犯罪人的刑罰轉嫁到了受到刑罰處罰的五個犯罪人身上。這就是義大利刑法學家貝卡里亞所揭示的刑罰不在於嚴厲，而在於使犯罪分子及時受到懲罰的原理。因此，寬嚴相濟的「嚴」雖然同時包含嚴格與嚴厲這兩個方面的精神，但我們更應當強調的是嚴格，即該作為犯罪處理的一定要作為犯罪處理，該受到刑罰處罰的一定要受到刑罰處罰。當然，對於嚴重犯罪仍然應當堅持「嚴打」，也就是該重而重，發揮刑罰的威懾力。
寬嚴相濟的「濟」，具有以下三層含義：
一是救濟，即所謂以寬濟嚴、以嚴濟寬。刑罰的寬與嚴是相對而言的，例如死緩相對於死刑立即執行而言是一種寬緩的處理；但死緩相對於無期徒刑而言又是一種嚴厲的處理。正因為寬嚴具有相對性，沒有寬則沒有嚴，沒有嚴也就沒有寬。因此，應以以寬濟嚴，也就是通過寬以體現嚴；以嚴濟寬，也就是通過嚴以體現寬。
二是協調，即所謂寬嚴有度、寬嚴審勢。寬嚴有度是指保持寬嚴之間的平衡：寬，不能寬大無邊；嚴，不能嚴厲無比。寬嚴審勢是指寬嚴的比例、比重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應當根據一定的形勢及時地進行調整。我認為，寬嚴審勢要做到以下三點：（1）因時而宜。中國古人就有「刑罰世輕世重」的經驗之談，刑罰之輕重取決於一個時期的治安狀況與犯罪態勢。刑罰該寬時一定要寬，該嚴時一定要嚴。當然，何時該寬何時該嚴，我們一定要作出科學判斷，否則將寬嚴皆誤。（2）因地而宜。犯罪發生在一個具體的區域，其影響也往往以犯罪地為中心呈現出逐漸減少的趨勢。因此，刑事政策的制定應當考慮某一特定地區的治安狀況與犯罪態勢，刑罰的輕重應當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一個地區的犯罪率的高低。在這種情況下，全國統一的刑事政策如何與各地的具體犯罪態勢相結合，這也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所要考慮的因素。（3）因罪而宜。對於重罪，一般而言應當從重處罰。對於輕罪，一般而言應當從輕處罰。當然，重中有輕，輕中有重，惟此才能用刑得當。此外，對於慣犯、累犯以及亡命之徒，應當重刑懲處。對於偶犯、初犯，應當從輕發落。尤其對於青少年犯罪，應當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最大限度地予以寬緩處理。
三是結合，即所謂寬中有嚴、嚴中有寬。寬和嚴雖然是有區別的，並且不同時期、不同犯罪和不同犯罪人，應當分別採取寬嚴不同的刑罰：該寬則寬，該嚴則嚴。但這並不意味著寬而無嚴或者嚴而無寬。實際上，既無絕對的寬又無絕對的嚴，應當寬嚴並用。例如在對嚴重犯罪實行「嚴打」方針，以從嚴懲治為主，但並不意味著一概不加區別地適用最重之刑。某些犯罪分子，所犯罪行雖然極其嚴重應當受到刑罰的嚴厲制裁，但如果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的，在從重處罰的同時還要做到嚴中有寬，使犯罪人在受到嚴厲懲處的同時感受到刑罰的體恤與法律的公正，從而認罪服法。

⑤ 關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的若干意見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貫穿於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罰執行的全過程，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在新時期的繼承、發展和完善，是司法機關懲罰犯罪，預防犯罪，保護人民，保障人權，正確實施國家法律的指南。為了在刑事審判工作中切實貫徹執行這一政策，特製定本意見。
一、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總體要求
1、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根據犯罪的具體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罰當其罪，打擊和孤立極少數，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數，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對立面，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維護國家長治久安。
2、要正確把握寬與嚴的關系，切實做到寬嚴並用。既要注意克服重刑主義思想影響，防止片面從嚴，也要避免受輕刑化思想影響，一味從寬。
3、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必須堅持嚴格依法辦案，切實貫徹落實罪刑法定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依照法律規定準確定罪量刑。從寬和從嚴都必須依照法律規定進行，做到寬嚴有據，罰當其罪。
4、要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治安形勢的變化，尤其要根據犯罪情況的變化，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適時調整從寬和從嚴的對象、范圍和力度。要全面、客觀把握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經濟社會狀況和社會治安形勢，充分考慮人民群眾的安全感以及懲治犯罪的實際需要，注重從嚴打擊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社會治安和人民群眾利益的犯罪。對於犯罪性質尚不嚴重，情節較輕和社會危害性較小的犯罪，以及被告人認罪、悔罪，從寬處罰更有利於社會和諧穩定的，依法可以從寬處理。
5、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必須嚴格依法進行，維護法律的統一和權威，確保良好的法律效果。同時，必須充分考慮案件的處理是否有利於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社會穩定，是否有利於瓦解犯罪，化解矛盾，是否有利於罪犯的教育改造和回歸社會，是否有利於減少社會對抗，促進社會和諧，爭取更好的社會效果。要注意在裁判文書中充分說明裁判理由，尤其是從寬或從嚴的理由，促使被告人認罪伏法，注重教育群眾，實現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二、准確把握和正確適用依法從「嚴」的政策要求
6、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的從「嚴」，主要是指對於罪行十分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依法應當判處重刑或死刑的，要堅決地判處重刑或死刑；對於社會危害大或者具有法定、酌定從重處罰情節，以及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的被告人，要依法從嚴懲處。在審判活動中通過體現依法從「嚴」的政策要求，有效震懾犯罪分子和社會不穩定分子，達到有效遏制犯罪、預防犯罪的目的。
7、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依法嚴懲嚴重刑事犯罪的方針。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組織犯罪、邪教組織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惡勢力犯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等嚴重危害國家政權穩固和社會治安的犯罪，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強奸、綁架、拐賣婦女兒童、搶劫、重大搶奪、重大盜竊等嚴重暴力犯罪和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犯罪，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等毒害人民健康的犯罪，要作為嚴懲的重點，依法從重處罰。尤其對於極端仇視國家和社會，以不特定人為侵害對象，所犯罪行特別嚴重的犯罪分子，該重判的要堅決依法重判，該判處死刑的要堅決依法判處死刑。
8、對於國家工作人員貪污賄賂、濫用職權、失職瀆職的嚴重犯罪，黑惡勢力犯罪、重大安全責任事故、制售偽劣食品葯品所涉及的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發生在社會保障、征地拆遷、災後重建、企業改制、醫療、教育、就業等領域嚴重損害群眾利益、社會影響惡劣、群眾反映強烈的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發生在經濟社會建設重點領域、重點行業的嚴重商業賄賂犯罪等，要依法從嚴懲處。
對於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和商業賄賂犯罪中性質惡劣、情節嚴重、涉案范圍廣、影響面大的，或者案發後隱瞞犯罪事實、毀滅證據、訂立攻守同盟、負案潛逃等拒不認罪悔罪的，要堅決依法從嚴懲處。
對於被告人犯罪所得數額不大，但對國家財產和人民群眾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的職務犯罪和商業賄賂犯罪案件，也應依法從嚴懲處。
要嚴格掌握職務犯罪法定減輕處罰情節的認定標准與減輕處罰的幅度，嚴格控制依法減輕處罰後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適用緩刑的范圍，切實規范職務犯罪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適用。
9、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對於集資詐騙、貸款詐騙、制販假幣以及擾亂、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等嚴重危害金融秩序的犯罪，生產、銷售假葯、劣葯、有毒有害食品等嚴重危害食品葯品安全的犯罪，走私等嚴重侵害國家經濟利益的犯罪，造成嚴重後果的重大安全責任事故犯罪，重大環境污染、非法采礦、盜伐林木等各種嚴重破壞環境資源的犯罪等，要依法從嚴懲處，維護國家的經濟秩序，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
10、嚴懲嚴重刑事犯罪，必須充分考慮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對於事先精心預謀、策劃犯罪的被告人，具有慣犯、職業犯等情節的被告人，或者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處罰、在緩刑、假釋考驗期內又犯罪的被告人，要依法嚴懲，以實現刑罰特殊預防的功能。
11、要依法從嚴懲處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節較輕，也要體現從嚴懲處的精神。尤其是對於前罪為暴力犯罪或被判處重刑的累犯，更要依法從嚴懲處。
12、要注重綜合運用多種刑罰手段，特別是要重視依法適用財產刑，有效懲治犯罪。對於法律規定有附加財產刑的，要依法適用。對於侵財型和貪利型犯罪，更要注重通過依法適用財產刑使犯罪分子受到經濟上的懲罰，剝奪其重新犯罪的能力和條件。要切實加大財產刑的執行力度，確保刑罰的嚴厲性和懲罰功能得以實現。被告人非法佔有、處置被害人財產不能退贓的，在決定刑罰時，應作為重要情節予以考慮，體現從嚴處罰的精神。
13、對於刑事案件被告人，要嚴格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切實做到不枉不縱。要在確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司法效率。特別是對於那些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引起社會關注的刑事案件，要在確保案件質量的前提下，抓緊審理，及時宣判。
三、准確把握和正確適用依法從「寬」的政策要求
14、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的從「寬」，主要是指對於情節較輕、社會危害性較小的犯罪，或者罪行雖然嚴重，但具有法定、酌定從寬處罰情節，以及主觀惡性相對較小、人身危險性不大的被告人，可以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對於具有一定社會危害性，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行為，不作為犯罪處理；對於依法可不監禁的，盡量適用緩刑或者判處管制、單處罰金等非監禁刑。
15、被告人的行為已經構成犯罪，但犯罪情節輕微，或者未成年人、在校學生實施的較輕犯罪，或者被告人具有犯罪預備、犯罪中止、從犯、脅從犯、防衛過當、避險過當等情節，依法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對免予刑事處罰的，應當根據刑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做好善後、幫教工作或者交由有關部門進行處理，爭取更好的社會效果。
16、對於所犯罪行不重、主觀惡性不深、人身危險性較小、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要依法從寬處理。對於其中具備條件的，應當依法適用緩刑或者管制、單處罰金等非監禁刑。同時配合做好社區矯正，加強教育、感化、幫教、挽救工作。
17、對於自首的被告人，除了罪行極其嚴重、主觀惡性極深、人身危險性極大，或者惡意地利用自首規避法律制裁者以外，一般均應當依法從寬處罰。
對於親屬以不同形式送被告人歸案或協助司法機關抓獲被告人而認定為自首的，原則上都應當依法從寬處罰；有的雖然不能認定為自首，但考慮到被告人親屬支持司法機關工作，促使被告人到案、認罪、悔罪，在決定對被告人具體處罰時，也應當予以充分考慮。
18、對於被告人檢舉揭發他人犯罪構成立功的，一般均應當依法從寬處罰。對於犯罪情節不是十分惡劣，犯罪後果不是十分嚴重的被告人立功的，從寬處罰的幅度應當更大。
19、對於較輕犯罪的初犯、偶犯，應當綜合考慮其犯罪的動機、手段、情節、後果和犯罪時的主觀狀態，酌情予以從寬處罰。對於犯罪情節輕微的初犯、偶犯，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依法應當予以刑事處罰的，也應當盡量適用緩刑或者判處管制、單處罰金等非監禁刑。
20、對於未成年人犯罪，在具體考慮其實施犯罪的動機和目的、犯罪性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的同時，還要充分考慮其是否屬於初犯，歸案後是否悔罪，以及個人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因素，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進行處理。對於偶爾盜竊、搶奪、詐騙，數額剛達到較大的標准，案發後能如實交代並積極退贓的，可以認定為情節顯著輕微，不作為犯罪處理。對於罪行較輕的，可以依法適當多適用緩刑或者判處管制、單處罰金等非監禁刑；依法可免予刑事處罰的，應當免予刑事處罰。對於犯罪情節嚴重的未成年人，也應當依照刑法第十七條第三款的規定予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對於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處無期徒刑。
21、對於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慮其犯罪的動機、目的、情節、後果以及悔罪表現等，並結合其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予以從寬處罰。
22、對於因戀愛、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犯罪，因勞動糾紛、管理失當等原因引發、犯罪動機不屬惡劣的犯罪，因被害方過錯或者基於義憤引發的或者具有防衛因素的突發性犯罪，應酌情從寬處罰。
23、被告人案發後對被害人積極進行賠償，並認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因婚姻家庭等民間糾紛激化引發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對被告人表示諒解的，應當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犯罪情節輕微，取得被害人諒解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不需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
24、對於刑事被告人，如果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非羈押性強制措施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且不影響刑事訴訟正常進行的，一般可不採取羈押措施。對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而被告人未被採取逮捕措施的，除存在被告人逃跑、串供、重新犯罪等具有人身危險性或者可能影響刑事訴訟正常進行的情形外，人民法院一般可不決定逮捕被告人。
四、准確把握和正確適用寬嚴「相濟」的政策要求
25、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的「相濟」，主要是指在對各類犯罪依法處罰時，要善於綜合運用寬和嚴兩種手段，對不同的犯罪和犯罪分子區別對待，做到嚴中有寬、寬以濟嚴；寬中有嚴、嚴以濟寬。
26、在對嚴重刑事犯罪依法從嚴懲處的同時，對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從犯等法定或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還要注意寬以濟嚴，根據犯罪的具體情況，依法應當或可以從寬的，都應當在量刑上予以充分考慮。
27、在對較輕刑事犯罪依法從輕處罰的同時，要注意嚴以濟寬，充分考慮被告人是否具有屢教不改、嚴重滋擾社會、群眾反映強烈等酌定從嚴處罰的情況，對於不從嚴不足以有效懲戒者，也應當在量刑上有所體現，做到濟之以嚴，使犯罪分子受到應有處罰，切實增強改造效果。
28、對於被告人同時具有法定、酌定從嚴和法定、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案件，要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危害程度的基礎上，結合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社會治安狀況等因素，綜合作出分析判斷，總體從嚴，或者總體從寬。
29、要准確理解和嚴格執行「保留死刑，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的政策。對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論罪應當判處死刑的，要堅決依法判處死刑。要依法嚴格控制死刑的適用，統一死刑案件的裁判標准，確保死刑只適用於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擬判處死刑的具體案件定罪或者量刑的證據必須確實、充分，得出唯一結論。對於罪行極其嚴重，但只要是依法可不立即執行的，就不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30、對於恐怖組織犯罪、邪教組織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和進行走私、詐騙、販毒等犯罪活動的犯罪集團，在處理時要分別情況，區別對待：對犯罪組織或集團中的為首組織、指揮、策劃者和骨幹分子，要依法從嚴懲處，該判處重刑或死刑的要堅決判處重刑或死刑；對受欺騙、脅迫參加犯罪組織、犯罪集團或只是一般參加者，在犯罪中起次要、輔助作用的從犯，依法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符合緩刑條件的，可以適用緩刑。
對於群體性事件中發生的殺人、放火、搶劫、傷害等犯罪案件，要注意重點打擊其中的組織、指揮、策劃者和直接實施犯罪行為的積極參與者；對因被煽動、欺騙、裹脅而參加，情節較輕，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應當依法從寬處理。
31、對於一般共同犯罪案件，應當充分考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方面的不同，根據事實和證據能分清主從犯的，都應當認定主從犯。有多名主犯的，應在主犯中進一步區分出罪行最為嚴重者。對於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要進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准確確定各被告人的罪責，以做到區別對待；不能以分不清主次為由，簡單地一律判處重刑。
32、對於過失犯罪，如安全責任事故犯罪等，主要應當根據犯罪造成危害後果的嚴重程度、被告人主觀罪過的大小以及被告人案發後的表現等，綜合掌握處罰的寬嚴尺度。對於過失犯罪後積極搶救、挽回損失或者有效防止損失進一步擴大的，要依法從寬。對於造成的危害後果雖然不是特別嚴重，但情節特別惡劣或案發後故意隱瞞案情，甚至逃逸，給及時查明事故原因和迅速組織搶救造成貽誤的，則要依法從重處罰。
33、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對於主犯或首要分子檢舉、揭發同案地位、作用較次犯罪分子構成立功的，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應當從嚴掌握，如果從輕處罰可能導致全案量刑失衡的，一般不予從輕處罰；如果檢舉、揭發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樣嚴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協助抓獲的是同案中的其他主犯、首要分子的，原則上應予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對於從犯或犯罪集團中的一般成員立功，特別是協助抓獲主犯、首要分子的，應當充分體現政策，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34、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嚴重暴力犯罪、涉眾型經濟犯罪等嚴重犯罪；恐怖組織犯罪、邪教組織犯罪、黑惡勢力犯罪等有組織犯罪的領導者、組織者和骨幹分子；毒品犯罪再犯的嚴重犯罪者；確有執行能力而拒不依法積極主動繳付財產執行財產刑或確有履行能力而不積極主動履行附帶民事賠償責任的，在依法減刑、假釋時，應當從嚴掌握。對累犯減刑時，應當從嚴掌握。拒不交代真實身份或對減刑、假釋材料弄虛作假，不符合減刑、假釋條件的，不得減刑、假釋。
對於因犯故意殺人、爆炸、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犯罪，致人死亡或嚴重殘疾而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或無期徒刑的罪犯，要嚴格控制減刑的頻度和每次減刑的幅度，要保證其相對較長的實際服刑期限，維護公平正義，確保改造效果。
對於未成年犯、老年犯、殘疾罪犯、過失犯、中止犯、脅從犯、積極主動繳付財產執行財產刑或履行民事賠償責任的罪犯、因防衛過當或避險過當而判處徒刑的罪犯以及其他主觀惡性不深、人身危險性不大的罪犯，在依法減刑、假釋時，應當根據悔改表現予以從寬掌握。對認罪伏法，遵守監規，積極參加學習、勞動，確有悔改表現的，依法予以減刑，減刑的幅度可以適當放寬，間隔的時間可以相應縮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的假釋條件的，應當依法多適用假釋。
五、完善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工作機制
35、要注意總結審判經驗，積極穩妥地推進量刑規范化工作。要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逐步把量刑納入法庭審理程序，增強量刑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充分實現量刑的公正和均衡，不斷提高審理刑事案件的質量和效率。
36、最高人民法院將繼續通過總結審判經驗，制發典型案例，加強審判指導，並制定關於案例指導制度的規范性文件，推進對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案例指導制度的不斷健全和完善。
37、要積極探索人民法庭受理輕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機制，充分發揮人民法庭便民、利民和受案、審理快捷的優勢，進一步促進輕微刑事案件及時審判，確保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38、要充分發揮刑事簡易程序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審判效率、促進司法公正的功能，進一步強化簡易程序的適用。對於被告人對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實無異議，並自願認罪的第一審公訴案件，要依法進一步強化普通程序簡化審的適用力度，以保障符合條件的案件都能得到及時高效的審理。
39、要建立健全符合未成年人特點的刑事案件審理機制，寓教於審，懲教結合，通過科學、人性化的審理方式，更好地實現「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促使未成年犯罪人早日回歸社會。要積極推動有利於未成年犯罪人改造和管理的各項制度建設。對公安部門針對未成年人在緩刑、假釋期間違法犯罪情況報送的擬撤銷未成年犯罪人的緩刑或假釋的報告，要及時審查，並在法定期限內及時做出決定，以真正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懲戒和預防工作。
40、對於刑事自訴案件，要盡可能多做化解矛盾的調解工作，促進雙方自行和解。對於經過司法機關做工作，被告人認罪悔過，願意賠償被害人損失，取得被害人諒解，從而達成和解協議的，可以由自訴人撤回起訴，或者對被告人依法從輕或免予刑事處罰。對於可公訴、也可自訴的刑事案件，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進行審理，依法定罪處罰。對民間糾紛引發的輕傷害等輕微刑事案件，訴至法院後當事人自行和解的，應當予以准許並記錄在案。人民法院也可以在不違反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對此類案件嘗試做一些促進和解的工作。
41、要盡可能把握一切有利於附帶民事訴訟調解結案的積極因素，多做促進當事人雙方和解的辨法析理工作，以更好地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努力做到案結事了。要充分發揮被告人、被害人所在單位、社區基層組織、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和近親屬在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工作中的積極作用，協調各方共同做好促進調解工作，盡可能通過調解達成民事賠償協議並以此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屬對被告人的諒解，化解矛盾，促進社會和諧。
42、對於因受到犯罪行為侵害、無法及時獲得有效賠償、存在特殊生活困難的被害人及其親屬，由有關方面給予適當的資金救助，有利於化解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各地法院要結合當地實際，在黨委、政府的統籌協調和具體指導下，落實好、執行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確保此項工作順利開展，取得實效。
43、對減刑、假釋案件，要採取開庭審理與書面審理相結合的方式。對於職務犯罪案件，尤其是原為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罪犯的減刑、假釋案件，要一律開庭審理。對於故意殺人、搶劫、故意傷害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暴力犯罪分子，有組織犯罪案件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以及其他重大、有影響案件罪犯的減刑、假釋，原則上也要開庭審理。書面審理的案件，擬裁定減刑、假釋的，要在羈押場所公示擬減刑、假釋人員名單，接受其他在押罪犯的廣泛監督。
44、要完善對刑事審判人員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監督機制，防止寬嚴失當、枉法裁判、以權謀私。要改進審判考核考評指標體系，完善錯案認定標准和錯案責任追究制度，完善法官考核機制。要切實改變單純以改判率、發回重審率的高低來衡量刑事審判工作質量和法官業績的做法。要探索建立既能體現審判規律、符合法官職業特點，又能准確反映法官綜合素質和司法能力的考評體制，對法官審理刑事案件質量，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實現刑事審判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有機統一進行全面、科學的考核。
45、各級人民法院要加強與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人民檢察院、司法行政機關等部門的聯系和協調，建立經常性的工作協調機制，共同研究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工作措施，及時解決工作中出現的具體問題。要根據「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法律原則，加強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的工作聯系，既各司其職，又進一步形成合力，不斷提高司法公信，維護司法權威。要在律師辯護代理、法律援助、監獄提請減刑假釋、開展社區矯正等方面加強與司法行政機關的溝通和協調，促進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有效實施。

⑥ 《論犯罪與刑罰》的中文譯文

《論犯罪與刑罰》
前言：

外國法律文庫序
外國法律文庫是一套大型翻譯叢書，入選書目主要是外國尤
其是西方的重要法律著作。中國法學界15名從事外國法與比較法
研究與教學的學者組成的編譯委員會負責確定書目和組織翻譯，
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印行。受編委會之託，我將組織出版這樣
一套叢書的緣起及有關情況作些說明。
我平生治學，以羅馬法和西方民商法為主。50年代末以後的
20多年間，我國法制建設歷盡坎坷。那時，像羅馬法這類洋貨，不
僅是奢侈品，簡直可以說是違禁品。「文革」結束後，法制建設與
法學教育都逐漸走上正軌。10多年來，在我所在的大學里，羅馬
法、西方民商法以及比較法等都成了深受學生歡迎的課程。在立
法方面，每制定一項法律都廣泛地搜集國外立法資料，博採眾長，
以求既符合中國情況，又順應國際潮流。不過，在這些過程中，有
一個困難時時制約著人們的手腳，限制著人們的視野，那就是翻
譯為中文的外國法律著作數量太少。說來難以置信，自1949年直
到今天，西方法律學術著作在大陸譯為中文出版者只有寥寥10餘
種。這些著作的漢譯又沒有有效的組織，因此必然存在著書目安
排上缺乏系統性、選材上卻不乏偶然性的毛病，甚至有個別譯本
的譯者中外文修養不夠，率爾操觚，致使誤譯多有，貽患學林。在
這樣的情況下，當然不可能期待對外國法律的全面而准確的認識
了，而沒有這樣的認識，又怎麼能希望博採眾長、融合中外的借
鑒呢？
近年來，組織翻譯一套外國法律叢書一直是我的一個迫切的
念頭。曾與法學界的一些同行談起，他們也都對這樣一項工程極
表贊成。曾對中國文化研究提供過大力支持的福特基金會也決定
對該項目提供贊助。1991年初，外國法律文庫第一屆編委會正式
成立。15位委員中包括了北京法學界——今後還要吸收各地學
者，使其成為一項全國性的學術事業——的一些知名教授和中青
年學者。編委會確定了這套叢書在選題方面的三個標准：（一）以
學術著作為主，兼顧重要的立法文件；（二）以本世紀作品為主，
兼顧此前的經典著作；（三）以西方作品為主，兼顧其他地區的代
表性作品。力求通過整套叢書反映外國法學與法律的概貌，為學
術研究提供素材，為法律教學提供輔助，為國家立法提供借鏡，為
一般讀者提供有益於增進法律知識和培育法治意識的讀物。編委
會又聘請了4位外國著名法學家作為顧問，以更好地保證選題上
的權威性。在譯校者的確定上，除語言修養外，還要求他們是相
關領域的專家，以有利於忠實地傳達原意。叢書的規模，初步確
定為50種，當然，若條件許可，它完全應當成為一套不間斷出版
下去的叢書；法律翻譯要追隨法律與法學的發展，如同譯文要忠
實地追隨原文。
外國法律文庫能夠順利出版，得益於法學界的一些資深教授
的積極參與，他們有些參加了編委會，做了大量細致而有效的工
作。有些雖然不是編委，卻也給予文庫熱情的關心，他們推薦書
目與譯者，有些還應邀審閱譯稿。一大批中青年學者以其眼界、才
華以及勤勉的工作精神，使文庫的翻譯進度與質量得到了保證。福
特基金會對文庫的翻譯與出版提供了寶貴的資助。所有這些都是
應該在這里深表謝意的。
聲稱作品「錯誤在所難免」已成為一些序文的套語，對於外
國法律文庫一類的翻譯叢書來說，這樣的俗套卻決非客套——完
美到無可挑剔程度的譯作至今還只是一種理想。但是，重要的在
於積極的參與和認真的實踐。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熱衷此道，隨
著一本本譯著的出版，作為文化建設事業組成部分的法律翻譯，必
將會對我國的法制現代化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在這個過程中，翻
譯的技巧也會日漸成熟。我對於這樣的前景，套用一句老話，誠
可謂馨香而祝之矣！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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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簡介
義大利刑事古典學派創
始人貝卡里亞的這部著作，
篇幅不大但影響卻極為深
遠。該書初版於1764年，是
人類歷史上第一部對刑罪原
則進行系統闡述的著作。全
書洋溢著偉大的人道主義氣
息，對刑訊逼供和死刑進行
了憤怒的譴責，鼓吹刑法改
革，力倡罪刑相適應的近代
量刑原則。本書問世後立即
給作者帶來了巨大的聲譽，
被譯為多種文字，它對於俄
國、普魯士以及奧地利等國
的刑法改革具有重大的影
響。該書被譽為刑法領域里
的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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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讀片斷：

六 關於逮捕
就社會自身的安全來說，同樣違背其宗旨的一個錯誤是：允
許執行法律的官員任意監禁公民，允許他根據微不足道的借口剝
奪某個私敵的自由，或者無視最明顯的犯罪嫌疑，使他的朋友不
受處罰。
監禁是一種特殊的刑罰，它需要在宣布犯罪之前執行。但是，
這一明顯特點並不使它失去另一基本點，即只有法律才能確定一
個人在什麼情況下應受刑罰。因而，法律應指出：應根據哪些嫌
疑而羈押罪犯，強制他接受審查和刑罰。公開的傳聞、逃跑、法
庭外的供認、同夥的供述、對侵害目標的威脅和長期仇視、犯罪
的物證等類似犯罪跡象，都足以成為逮捕某個公民的證據。但是，
這些證據應該由法律來確定，而不是由法官來確定。當法官的決
定不是對公共法典中基本准則的具體表述時，就是侵犯政治自由。
隨著刑罰變得寬和，隨著從監所中消除了凄苦和飢餓，隨著
憐憫和人道吹進牢門並支配那些鐵石心腸的執法吏，法律將心安
理得地根據嫌疑決定逮捕。
一個被控犯了罪的人，經監禁而獲釋後，不應背上什麼恥辱
的名聲。多少被指控犯有極嚴重罪行的羅馬人，在被證明無罪之
後，受到人民的尊重，並登上了光榮的職位！但是，在我們這個
時代，為什麼一個無辜者的結局竟如此不同呢？因為在一些人的
眼裡，目前刑事制度中的強力和權威的觀念似乎比公正的觀念更
重要。因為受控告者和已決犯被不加區別地關在同一個秘密監獄
里；因為監獄與其說是對罪犯的看守所，不如說是一個刑場；因
為對內維護法律的力量與對外保衛主權和國家的力量，本應相互
統一，卻相互分離了。前者本應依靠法律的共同支持與判斷力結
合起來，而不是依靠那種直接的權威。一支威武雄壯的軍隊所贏
得的榮耀本可以消除恥辱感，同其他民間感情一樣，與恥辱感聯
系較緊的是逮捕的方式而不是該事物本身。事實上人們公認：軍
事監禁並不像法庭監禁那樣聲名狼藉。一個多世紀以來，在民眾、
習俗和法律中仍保留著有辱國家現代文明的東西，仍保留著我們
北方狩獵祖先的一些野蠻的痕跡和粗暴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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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目錄
外國法律文庫序
致讀者
一、引 言
二、刑罰的起源懲罰權
三、結 論
四、對法律的解釋
五、法律的含混性
六、關於逮捕
七、犯罪嫌疑和審判形式
八、證 人
九、秘密控告
十、提示性訊問口供
十一、宣 誓
十二、刑 訊
十三、程序和時效
十四、犯意、共犯不予處罰
十五、刑罰的寬和
十六、關於死刑
十七、驅逐和沒收財產
十八、恥 辱
十九 刑罰的及時性
二十、刑罰的確定性和必定性恩赦
二十一、庇 護
二十二、懸 賞
二十三、刑罰與犯罪相對稱
二十四、衡量犯罪的標尺
二十五、犯罪的分類
二十六、叛逆罪
二十七、侵犯私人安全的犯罪暴侵
二十八、侮 辱
二十九、決 斗
三十、盜 竊
三十一、走 私
三十二、關於債務人
三十三、關於公共秩序
三十四、關於政治惰性
三十五、關於自殺和流亡
三十六、難以證明的犯罪
三十七、一類特殊的犯罪
三十八、虛偽的功利觀念
三十九、關於家庭精神
四十、關於國庫
四十一、如何預防犯罪
四十二 總 結
貝卡里亞傳略
譯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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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後記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個譯本，是根據義大利著名刑事訴訟法學
家江·多麥尼哥·皮薩比亞（Gian Domenico Pisapia）教授1973年
編輯的義大利文版本譯出的；幾年來，譯者又參照其他幾種版本
作過數次校訂。皮薩比亞教授的版本採用的是法文譯者、著名
「網路全書派」學者莫雷萊編排的章節次序，即42章。貝卡里亞
本人曾認為這個經調整的次序比原作的次序（47章）「更為自然」，
因而「更為可取」。我所作的唯一調整是把一些較長的段落劃分成
若干自然段，因為，貝卡里亞這本書濃縮了大量含義深刻的論點，
我想應該多留出些間隙，讓讀者能較為從容地品味其中的意蘊。
為了便於讀者核對原文，譯者在正文邊緣標出1973年義大利
文版本的對應頁碼。
附於譯文後的《貝卡里亞傳略》，是我根據收集到的各種關於
貝氏的生平介紹和評論文章整理撰寫的。這些外文材料也包含不
少矛盾和歧異，就拿貝卡里亞1766年1月26日寫給莫雷萊的信
來說吧，我見到的幾個義大利文本相互間都有差異；我盡量採用
那些由比較專於此項研究的學者援引的材料。在寫作中，我還對
幾年前出版的拙作《貝卡里亞及其刑法思想》援引的個別譯文，作
了訂正。
這本書的出版使我內心中一個最大的宿願得以實現，我一直
把《論犯罪與刑罰》作為我的第一位法學啟蒙老師，今天能夠把
這個譯本獻給全社會，真使我有一種報恩者的滿足。在這里，我
應當對余叔通教授表達深切的謝意，他對照本書的英、法、日等
幾種譯本，對全書進行了認真的審閱，提出了許多改進譯文的意
見，他的嚴謹的治學態度、簡潔優雅的文筆以及提攜後學的風范，
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以到席殊書屋去看哦!

⑦ 刑罰功能的功能分類

刑罰是對犯罪人適用的強制方法，它首先對犯罪人發生作用。刑罰對犯罪人的功能，主要有如下兩種：1.懲罰功能。刑罰是懲罰犯罪人的手段，它以剝奪犯罪人一定的權益為內容，同時包含著國家對犯罪人的否定評價。所以受到刑罰處罰，必然使犯罪人感受到相當的痛苦。日本學者吉川經夫指出：「作為報應的刑罰，以對受刑者剝奪其財產、或剝奪其身體的自由，有時剝奪其生命為內容。那對被科處刑罰者是明顯的非常痛苦。刑罰是一種害惡，必須發生痛苦這一現實，必須率直地承認。」事實確系如此而不可能相反。因為如果遭受刑罰處罰，犯罪人不是感到痛苦，而是生活上優於社會上普通人的生活，心理上覺得在監獄里比在社會上還好，那就失去刑罰的意義，喪失刑罰的懲罰功能，不僅無助於抑制犯罪，而且會鼓勵犯罪。任何刑罰處罰都會使犯罪人因受到嚴厲制裁和國家的否定評價而感到痛苦。服刑人親身承受犯罪帶來的這種惡果，就會考慮今後避免再遭受類似的痛苦，從而就會產生抑制重新犯罪的意念。當然，刑罰的這種功能也因人而異，對多數犯罪人特別是初犯或偶犯，刑罰的懲罰功能可能明顯見效，而對某些犯罪惡習很深的人可能很難產生預期的懲罰作用；但不能因此否定刑罰的懲罰功能的存在。順便指出：有的同志把剝奪犯罪人的一定法益，稱為剝奪功能，將國家對犯罪人的否定評價，稱為懲罰功能，二者並列存在，我們認為這是值得研究的。因為剝奪一定權益是刑罰懲罰的根本內容，國家的否定評價是通過剝奪一定權益來實現的，離開了一定權益的剝奪，懲罰就失去了根本內容，國家的否定評價也不易實現。所以我們認為不宜將剝奪功能置於懲罰功能之外。這就是我們將兩者一起列入懲罰功能中論述的原因。
2.改造功能。有的同志稱為教育改造功能，這可以說是中國刑罰對犯罪人的主要功能。刑罰對犯罪人的懲罰功能是與刑罰的產生同時產生的，它具有久遠的歷史；而刑罰對犯罪人的改造功能，則是近代以後才為西方啟蒙思想家和近代學派的刑法學者所大力倡導。啟蒙思想家荷蘭學者格老秀斯（HugoGrotus，1583—1654）明確提出懲罰的第一目的是「改造」。他說：「關於懲罰的第一目的，就象保羅、普魯塔克和柏拉圖所說的『改造』。懲罰的目的就是使一個罪犯變成一個好人。」近代學派代表德國刑法學家李斯特力倡目的刑主義，他將犯罪人分為機會犯罪人與習慣犯罪人，後者又分為改善可能者和改善不能者，主張對改善可能者可處以自由刑，讓其參加勞動，逐漸習慣於正常生活，以至改造成為普通人而復歸社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社會防衛論的創始人法國刑法學家安塞爾（M.Ancel，1902—1990）進一步強調犯罪人有復歸社會的權利，社會有使犯罪人復歸社會的義務，主張社會應當並且能夠把犯罪人教育改造成為新人，復歸社會。西方刑法學者雖然大力提倡對犯罪人的改造，但由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弊端，在多數國家改造收效甚微，以致在西方國家的監獄實務中，有的監獄工作者毫不諱言地表示，他們不講什麼改造，並說，「那是騙人的鬼話」。這反映了他們在改造犯罪人上的失敗。
刑罰雖是對犯罪人適用的，但它同時是社會的防衛手段。因而刑罰不僅對犯罪人發生作用，而且對社會產生作用。刑罰對社會的功能，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三種：1.威懾功能。或稱威嚇功能，即刑罰以其具有剝奪權益的強制力使人畏懼而不敢犯罪。中國古代法家即持此主張，如韓非說：「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是以上設重刑而奸盡止」，商鞅說：「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都認為重刑具有強大的威懾功能，可以防止犯罪。近代西方刑法學者對於刑罰的威懾功能，存在著分歧意見。刑事古典學派著名代表費爾巴哈是肯定刑罰的威懾功能的，他主張應當使人們預先知道犯罪而受到刑罰懲罰的痛苦，大於因犯罪所得到的快樂，就會產生抑制其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從而可以防止犯罪。刑事人類學派創始人龍布羅梭則是否定刑罰的威懾功能的，他說：「今則刑罰寬和，監獄舒適，更無令人恐嚇之理；況施罰所以恐嚇他人，公道究何在乎？」他認為近代的刑罰既無威懾之力，也無威懾他人之理，從而完全否定刑罰的威懾功能。我們認為既不能誇大刑罰的威懾功能，也不宜否定刑罰的威懾功能，刑罰具有一定的威懾功能是客觀存在的。詳言之，刑罰不是對任何人都產生威懾的效果，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奉公守法，從沒有想到違法犯罪，這不是因為害怕犯罪後會受到刑罰處罰，而是由於他們具有良好的思想意識：對於極少數惡性很深或者犯罪習性很深的人來說，他們雖然知道犯罪後會受重懲，也不惜以身試法，刑罰對他們很難發揮威懾功能。但對一部分潛在犯罪人或者不穩分子來說，刑罰的威懾功能會產生一定的效果，他們可能懾於刑罰的威力而不去實施犯罪行為，因而對刑罰的威懾功能，需要給予應有的重視。
刑罰的威懾功能在刑罰的三個階段上都存在。首先是法定刑，立法上規定某種犯罪應處什麼刑罰，這向全社會提供一個犯罪與刑罰的對價表，使欲犯罪者了解後，不願為犯罪付出高昂的代價，會望而卻步。其次是宣告刑，對實施犯罪的人，在查明其犯罪事實後，依法宣布對犯罪人判處的刑罰，有違法犯罪意念者看到罪犯受到現實的刑罰懲罰，不願重蹈覆輒，會從中汲取教訓，打消犯罪意念。最後是執行刑，犯罪人身受執行刑罰之苦，多為社會上的人所知曉，有犯罪之念者聞知個中情況，也可能知所警戒，回心向善。因此，我們對刑罰在各個階段上的威懾功能都不應忽視。
2.教育功能。對一些犯罪規定一定的刑罰，可以教育廣大人民群眾，了解違法犯罪行為的後果，自覺地遵紀守法，並積極參與同犯罪分子的斗爭。對犯罪人判處應得的刑罰和執行刑罰，可以使廣大人民群眾進一步知法、懂法，認識犯罪之後刑罰的不可避免，會提高人民群眾遵紀守法的自覺性和同犯罪分子斗爭的積極性。中國對重大案件常常舉行公判大會，其意義既在於震懾潛在犯罪人，也在於教育廣大人民群眾，教育整個社會。毛澤東主席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判處黃得功死刑一案曾經指出：「黃得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並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遍的人。」這說明對應處刑罰的犯罪人判處刑罰，對廣大人民群眾都具有教育功能。
3.鼓勵功能。犯罪人的犯罪行為，侵害公民利益，危害社會秩序，廣大奉公守法的公民，對之無不心懷痛恨。在犯罪人受到刑罰的宣判和執行時，他們解除了心頭之恨，由衷感到歡欣鼓舞，特別是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判處刑罰時，更是如此。1983年嚴打前後的情況就是很好的說明。1983年8月以前，犯罪分子沒有受到應有打擊，社會治安狀況嚴峻，曾出現「壞人神氣，好人受氣」的情況，後來，給予犯罪分子嚴厲刑罰制裁，正義得到伸張，「壞人神氣，好人受氣」就轉化為「壞人喪氣，好人神氣」。這一事實說明，刑罰對罪犯的懲治，就是對人民群眾與犯罪分子作斗爭的支持。這是刑罰的鼓勵功能的生動表現。 教育可以使人增長知識，改變觀念，提高思想，學會技能；所以從事教育職業的教師，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由於教育具有如此功能，因而它也是改造罪犯不可或缺的方法。 《監獄法》設立「對罪犯的教育改造」專章，詳細規定了對罪犯的教育改造。但是應當指出，對服刑罪犯的教育也與社會上的教育有所不同，它是以刑罰的懲罰功能為基礎的，並且是為改造罪犯成為新人服務的。為了收到教育改造罪犯的良好效果，在改造罪犯的教育中，應當因人施教，分類教育，以理服人；並且採取集體教育與個別教育相結合，獄內教育與社會教育相結合，以更好地發揮刑罰的教育改造功能。按照內容來劃分，改造罪犯的教育可以概括為如下三個方面：
（甲）思想教育。這是以改造罪犯思想為根本要求的教育，包括法制、道德、形勢、政策、前途等內容，旨在使服刑人通過這些教育、知法、懂法、守法，增強法律意識，增養道德觀念，習於遵守公德，認清形勢，了解政策，選擇好的前途，自覺接受改造，以便成為對社會有用的新人。
（乙）文化教育。根據部分統計資料，犯罪人的文化程度一般都偏低，有些甚至沒有受過學校教育；因而在犯罪人服刑期間，應當根據不同情況，對他們進行掃盲教育、初等教育或初級中學教育。提高服刑人的文化素質，有利於其復歸社會，適應社會生活。
（丙）職業技術教育。根據監獄生產和服刑人釋放後就業的需要，對服刑罪犯進行專業技術教育，使他們掌握某種專業技術，以便復歸社會後具有自食其力、獨立生活的能力。

⑧ 西周的刑罰有哪些

西周法制指導思想：：繼承神權，提出德治思想。
l、以德配天
2、明德慎罰：是西周時期提出的一種法制思想。內容簡單說來即提倡德治，謹慎使用刑罰。
西周各代統治者把道德教化與刑罰鎮壓結合起來，形成了西周時期「禮」、「刑」結合的法制特色。「以德配天」、「明德慎罰」法制觀，被後世奉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的原則與標本。
3、刑法世輕世重：（西周）是指應根據時世的變化來確定用刑的寬與嚴、輕與重，具體內容是：「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西周立法概況：
1、周公制禮：西周時期周公將夏商時期的禮制加以整理編撰而成。
2、西周時期的禮
「禮」是中國古代社會中長期存在的、維護血緣宗法關系和宗法等級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則以及言行規范的總稱，是一種綜合性的行為規范。
禮的內容：「親親」與「尊尊」是禮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影響中國古代法律的兩項重要制度。「親親」「尊尊」、維護的是以父權為主的家族關系和以君權為主的等級關系。
3、呂刑。西周時期周王朝司寇呂侯所作，又稱甫刑，注意尚書中的呂刑篇不是成文法典，而是對此次法制改革的一次記錄。
4、九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有兩種含意：一是指周朝的刑書，另一種含義是西周的刑法。
5、遺訓、段彝。「遺訓」是指先王留下的遺制，「段彝」是指商朝的習慣法。
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政策的司法化，是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過程中的具體體現。對於刑事司法政策的考察，離不開對刑事政策歷史發展過程的考察。我國不同歷史時期刑事政策的不同，主要是對不同的刑事法制指導思想的具體反映，刑事政策的變化反映了刑事法制指導思想的發展變化。而中國刑事政策發展的歷史無疑也蘊含在中國刑事法制指導思想的發展變化之中，體現在刑事司法過程的法律適用之中。自先秦中華法系初成直至晚清法制改革之前，中國歷代的成文法典始終處於民刑不分的狀態，也就是所謂的「諸法合體」，但又以刑為主。中華法系的成文法典，大都以維護其封建統治政權為中心，將不利於其政權穩定、不利於其封建統治的行為統統禁止於法律之中，行為性質涉及民事、刑事、行政等各領域，國家對於違反法律的行為一律規定為犯罪，科以刑罰，國家司法機關也沒有明確的民、刑劃分。因此，對於中國歷史上各朝代有關於刑事法制思想的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我國刑事法律政策的變遷。

⑨ 刑法思想古典學派和近代學派的區別

您好，以下是兩個刑法學派的區別：
1.歷史背景和研究方法
古典學派是啟蒙運動的產物。啟蒙運動是一種理性思維活動，強調個人應當基於理性的自覺，以評價一切社會及政治措施。古典學派即受此思想影響，對當時不合理的刑罰制度進行了抨擊。近代學派的興起，則是受當時自然科學的影響，試圖以科學研究的實證方式，尋求犯罪原因，探求犯罪對策。因此，其實證研究方法與古典學派的哲理思辨有根本不同。
2.方法論
a、古典學派用思辨的方法和演繹的方法進行研究，把啟蒙思想家甚至更早的思想家們提出的理論觀點作為大前提，使用三段論的邏輯思維方法，推論出當時的立法規定和司法實踐的不合理性和非正義性，演繹出自己的結論或觀點；而近代學派則採用實證的方法和歸納的方法，把實際存在的客觀事實作為理論的基礎，從對客觀事實的調查研究中歸納自己的觀點。
b、古典學派主張自由意志論，認為每個人都有自由意志，犯罪行為是個人自願選擇的結果；而近代學派主張決定論，承認一切事物中都有因果決定性，犯罪行為是由一定的因素決定的，而不是存粹的個人自由選擇的結果。
c、古典學派採用犯罪的法律定義；而近代學派並沒有採用法律上對犯罪所下的定義，他們活著創立新的明確的犯罪概念及定義，或者沒有提出明確的犯罪定義，而是比較含糊地使用犯罪一詞，把一切危害社會的行為都包括在犯罪之中。
3.研究重點
古典學派與近代學派在犯罪研究重的側重點也是不同的，具體表現為：
a.古典學派著重研究犯罪行為，而近代學派著重研究犯罪人。
b.古典學派著重研究犯罪行為的法律方面，把犯罪與刑事司法密切聯系起來加以研究。而且，他們研究犯罪行為的重要目的是「公正地」適用法律，達到罪刑相適應；而近代學派著重研究犯罪行為的現象學方面和犯罪產生的原因，研究犯罪的重要目的是查明犯罪規律和犯罪原因，尋求消滅犯罪的方法。
4.犯罪對策
古典學派與近代學派在對犯罪行為提出的對策反面，也有很大差別。古典學派把刑罰最為最重要的減少和消滅犯罪的對策，在怎樣更好對犯罪人使用刑罰，從而醉倒限度地發揮刑法的威懾效果方面做文章；而近代學派則認為，應當對犯罪人進行科學的矯正治療，因而提出了許多科學的處置犯罪人的「刑罰替代措施」。
5.犯罪原因
古典派犯罪學認為，犯罪是犯罪人在自由意志支配下的選擇，因此，理應由行為人承擔全部的責任。近代學派從根本上否認了自由意志的存在，主張把自由意志這一虛假的命題驅逐出犯罪學研究的領域。正如菲利所說的那樣，「當用現代實證研究方法武裝起來的近代心理學否認了自由意志的存在, 並證明人的任何行為均系人格與人所處的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時，你還怎樣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呢？」在此基礎上，分析實證主義犯罪學家提出了他們關於犯罪原因的看法。龍勃羅梭在分析了大量的人體解剖數據後, 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理論。他認為犯罪是由罪犯的個人基因決定的，而這些基因通過遺傳獲得，因而所謂的犯罪人是天生的。由於其天生犯罪人理論, 龍勃羅梭又被稱為犯罪人類學派的開創者。雖然都否認自由意志的存在, 但是菲利關於犯罪原因的論述明顯區別於龍勃羅梭。在他看來, 犯罪的原因應當包含人類學因素、自然因素以及社會因素。在以上三個因素中, 菲利最為看重的是社會因素, 這是與龍勃羅梭最大的區別點，因此，菲利又被稱為犯罪社會學派。
6.刑罰裁量依據
古典犯罪學派關注的中心是罪犯所犯之罪行，但是對於犯罪人主觀方面，基本不考慮。以往古典犯罪學派理論中，刑罰是以懲罰性為基礎的，這種懲罰性包括報應與威懾兩個方面。希望藉刑罰的懲罰性來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而近代犯罪學派對這種懲罰性到底有多大的作用產生了質疑。菲利認為「古典派犯罪學注意的僅僅是刑罰，注意在犯罪發生之後藉助於精神和物質方面的各種恐怖後果來確定鎮壓措施。」近代學派以社會責任論代替道義責任論, 認為既然犯罪是人類學因素、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所謂的自由意志並不存在, 因此, 犯罪應受懲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其承擔責任的基礎不是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而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刑事責任的本質是防衛社會。
7.刑罰方法
雖然古典犯罪學派反對殘酷的刑罰，主張刑罰的人道和寬和，但是在古典犯罪學派的刑罰對策當中，處處透露出一種等價報復的思想，他們希望藉刑罰的威懾性和報復性來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近代學派質疑刑罰威懾力的存在, 認為既然引起犯罪的原因是多元的，那麼對於犯罪，絕對不能幻想依靠刑罰措施來應對。事實上，預防犯罪從來就不是刑罰所能解決的問題，這需要大量其他的制裁性措施和替代措施。
8.刑事責任論的差異
古典學派認為，犯罪是自由意志的人違反理性要求的行為，故應負其道義責任。近代學派則認為，人無自由意志，並無道義責任的問題。犯罪人之所以要負刑事責任，是因為其行為已對社會構成威脅或破壞。國家對犯罪人加以制裁。是為了保衛社會。
9.刑罰裁量依據的差異
古典學派認為，在一般情況下，人皆有平等的自由意志，故刑罰適用的輕重應以客觀危害後果為標准。近代學派則認為，刑罰輕重的裁量，應以行為人主觀惡性的大小為標准。不應以行為的結果為標准。
10.刑罰目的論的差異
古典學派認為，因果報應為自然的理性，對犯罪者科以刑罰，是其應受的報應。但應為等價的報應，否則，刑罰超過罪責，即屬於違反公平原則，顯然不符合正義的精神。近代學派則認為刑罰並非對於犯罪的報應，其目的在於對保障公共生活的安全。它一方面教育改善犯罪人，預防其再犯；另一方面，在於儆戒一般公民，使其有所畏懼，不敢觸犯法網。
總體上說，舊派重規范、新派重事實。舊派往往從規范出發，而規范是針對一般人制定的；舊派同時注重對個人自由的保障，在一般性規范適用於具體的人時，為了救濟人情弱點，又要求因人而異地考察個人的知能水平是否適用一般性規范的要求。新派一般從事實出發，認為各個人都是不同的，有的天生具有犯罪的社會危險性，有的則不具有。但同時又注重對社會的防衛，甚至認為，不具有一般人的知能的人都是對社會有害的人，於是，他們又以一般人的標准要求所有的人。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