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稅司法解釋

1. 公司債權債務轉讓涉稅該怎樣算

根據你的問題解答如下, 一、《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股權轉讓收入徵收個人所得稅問題的批復》(國稅函〔2020〕244號)規定，某溫泉公司原全體股東，通過簽訂股權轉讓協議，以轉讓公司全部資產方式將股權轉讓給新股東，協議約定時間以前的債權債務由原股東負責，協議約定時間以後的債權債務由新股東負責。根據《個人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原股東取得股權轉讓所得，應按「財產轉讓所得」項目計征個人所得稅。二、根據國稅函〔2020〕244號文件規定，轉讓股權涉及轉讓方承擔債權債務的，個人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原股東股權轉讓總收入-原股東承擔的債務總額+原股東所收回的債權總額-注冊資本額-股權轉讓過程中的有關稅費)×原股東持股比例(以下簡稱公式一);或者個人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原股東分配取得股權轉讓收入+原股東清收公司債權收入-原股東承擔公司債務支出-原股東向公司投資成本(以下簡稱公式二)。在適用上述計算公式時需要注意兩點：(一)公式中的債權、債務都應當按照公允價值(而不是賬面價值)計量。在實踐中主管稅務機關應當審核轉讓方是否存在承擔虛擬債務(實際不存在的債務，或者實際需承擔的債務金額小於賬面金額)，或者取得隱含債權(取得賬面未反映的債權，或者取得債權的公允價值大於賬面金額)來逃避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情形。(二)公式一的表述不夠嚴謹，應改為「個人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原股東股權轉讓總收入-原股東承擔的債務總額+原股東所收回的債權總額-股權轉讓過程中的有關稅費)×該股東持股比例-該股東投資的計稅成本」。股東投資的計稅成本等於初始投資和追加投資時，用於投資資產的公允價值之和(股東投資的計稅成本不一定等於計入「注冊資本」的金額)。公式二中「原股東向公司投資成本」同樣應改為「原股東向公司投資的計稅成本」。公司清算案件中債權人權利1、更換清算組成員清算案件當中人民指定清算組進行清算，清算組成員可在有關人員或機構中產生：(一)公司股東、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二)依法設立的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破產清算事務所等社會中介機構;(三)依法設立的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破產清算事務所等社會中介機構中具備相關專業知識並取得執業資格的人員。若上述成員違反《公司法》第190條規定的清算組成員的義務與責任，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債權人可申請人民更換清算組成員：(一)有違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行為;(二)喪失執業能力或者民事行為能力;(三)有嚴重損害公司或者債權人利益的行為。債權人行使更換申請權時，應當提出具體的事實和理由，包括：違反《公司法》190條清算組成員的義務與責任;公司股東違反《公司法》第20條的股東禁止行為，濫用公司法人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損害債權人的利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反《公司法》第148條和149條規定的忠實和勤勉義務以及從事了禁止行為;執業律師違反《律師法》，被司法行政部門依法給予停業或吊銷律師執業證書、吊銷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或者會計師違反《注冊會計師法》，被政府財政部門暫停其執行業務或者吊銷注冊會計師證書，喪失執業能力;或上述人員因其他死亡、失蹤等原因喪失民事行為能力的。債權人有證據證明清算組成員具有上述情形的，人民應當依據債權人的申請或依職權更換清算組成員。2、債權申報權清算組成立後10日內應當通知全體已知債權人，並於60日內根據公司規模和營業地域范圍在全國或者注冊登記地省級有影響的報紙上進行公告。這是清算組的法定告知責任。若違反上述規定履行通知和告知義務，導致債權人未及時申報債權而未受清償，債權人有權要求清算組成員對因此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債權人在收到清算組通知後，應當自接到通知後30日內，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內，向清算組申報債權，說明債權有關事項，並提供證明材料。清算組應當對債權進行登記。3、債權異議核定與請求人民確認權公司清算時，債權人對清算組核定的債權有異議的，可以要求清算組重新核定。清算組不予重新核定，或者債權人對重新核定的債權仍有異議，債權人可以公司為被告向人民提起請求確認之訴，由人民判決確認。4、補充申報債權與公司剩餘財產分配權債權人在規定的期限內未申報債權，在公司清算程序終結前(指清算報告經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人民確認完畢)補充申報的，清算組應予登記。債權人補充申報的債權，可以在公司尚未分配財產中依法清償。公司尚未分配財產不能全額清償，債權人主張股東以其在剩餘財產分配中已經取得的財產予以清償的，人民應予支持;但債權人因重大過錯未在規定期限內申報債權的除外。5、債務清償方案確認權從保護債權人角度出發，清算組在發現公司財產不足清償債務的，可以與債權人協商製作有關債務清償方案。我國《公司法》第188條規定，清算組在清理公司財產、編制資產負債表和財產清單後，發現公司財產不足清償債務的，應當依法向人民申請宣告破產。公司法解釋二賦予清算案件中清算組可以與債權人協商製作有關債務清償方案的權利，符合民法意思自治原則，因為若一律進入破產程序，可能會因為破產程序長、破產費用高等因素反而對債權人不利。因此，若全體債權人一致確認債務清償方案且不損害其他利害關系人利益的，人民可依清算組的申請裁定予以認可，這有利於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對債權人負有法定義務的責任人及其法律責任《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釋(二)分別規定了清算組及公司股東、董事、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承諾清算的第三人等對公司債權人負有法定義務，不得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因此上述人員若有違反義務，應當承擔民法上的侵權賠償責任。1、清算組及其法律責任《公司法》第190條規定，清算組成員應當忠於職守，依法履行清算義務。清算組成員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給公司或者債權人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公司法》司法解釋(二)規定，清算組妨礙清算的，應對債權人承擔侵權賠償責任：1) 清算組未履行向債權人通知和公告義務，導致債權人未及時申報債權而未獲清償的;2)清算組執行未經確認的清算方案給公司或債權人造成損失的;3)清算組從事清算事務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給公司或債權人造成損失的。2、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及其法律責任上述人員也稱清算義務人，其妨礙清算的，應對債權人承擔侵權賠償責任：1)未在法定期限內成立清算組進行清算，導致公司財產貶值、流失、毀損或滅失，在造成損失范圍內對公司債務承擔賠償責任;2)怠於履行義務，導致公司主要財產、賬冊、重要文件等滅失，無法進行清算，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3)在公司解散後，惡意處置公司財產給債權人造成損失或者未依法清算，以虛假的清算報告騙取公司登記機關辦理法人注銷登記的。3、未出資或出資不足的股東或發起人及其法律責任按時足額繳納注冊資本是股東或發起人的主要義務，但現實中，由於各種原因，公司登記時仍然存在股東未繳納或未足額繳納注冊資本的情形，或依法應當分期繳納的注冊資本沒有按期繳納。注冊資本是公司的財產，因此，清算時未繳納的出資應當作為清算財產，債權人可以要求未繳出資股東以及設立時的其他股東或發起人，在未繳出資范圍內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4、承諾清算第三人及其法律責任公司未經依法清算即辦理注銷登記，第三人在工商管理部門的注銷登記中承諾償債的，承諾清算第三人應當對債權人承擔償債責任。

2. 簡述我國刑法中有關涉稅條款有哪些

第一部分 刑法修正案（八）涉稅條款節選
三十二、刪去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二款。
三十三、在刑法第二百零五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零五條之一：「虛開本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以外的其他發票，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三十四、刪去刑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二款。
三十五、在刑法第二百一十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一十條之一：「明知是偽造的發票而持有，數量較大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數量巨大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
五十、本修正案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二部分 修訂後的相應條款
第二百零五條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單位犯本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是指有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行為之一的。
虛開本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以外的其他發票，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第二百零六條偽造或者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量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量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單位犯本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數量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數量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第二百一十條盜竊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可以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使用欺騙手段騙取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可以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明知是偽造的發票而持有，數量較大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數量巨大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第三部分 相關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法發[1996]30號，1996年10月17日）
一、根據《決定》第一條規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具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屬於「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
（1）沒有貨物購銷或者沒有提供或接受應稅勞務而為他人、為自己、讓他人為自己、介紹他人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
（2）有貨物購銷或者提供或接受了應稅勞務但為他人、為自己、讓他人為自己、介紹他人開具數量或者金額不實的增值稅專用發票；
（3）進行了實際經營活動，但讓他人為自己代開增值稅專用發票。
虛開稅款數額1萬元以上的或者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致使國家稅款被騙取5千元以上的，應當依法定罪處罰。
虛開稅款數額10萬元以上的，屬於「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於「有其他嚴重情節」：
（1）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致使國家稅款被騙取5萬元以上的；
（2）曾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受過刑事處罰的；
（3）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
虛開稅款數額50萬元以上的，屬於「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於「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1）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致使國家稅款被騙取30萬元以上的；
（2）虛開的稅款數額接近巨大並有其他嚴重情節的；
（3）具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
利用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實際抵扣稅款或者騙取出口退稅100萬元以上的，屬於「騙取國家稅款數額特別巨大」；造成國家稅款損失50萬元以上並且在偵查終結前仍無法追回的，屬於「給國家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利用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國家稅款數額特別巨大、給國家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為「情節特別嚴重」的基本內容。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分子與騙取稅款犯罪分子均應當對虛開的稅款數額和實際騙取的國家稅款數額承擔刑事責任。
利用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稅款或者騙取出口退稅的，應當依照《決定》第一條的規定定罪處罰；以其他手段騙取國家稅款的，仍應依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定》的有關規定定罪處罰。
二、根據《決定》第二條規定，偽造或者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構成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偽造或者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25份以上或者票面額（千元版以每份1000元，萬元版以每份1 萬元計算，以此類推。下同）累計10萬元以上的應當依法定罪處罰。
偽造或者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100份以上或者票面額累計50萬元以上的，屬於「數量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於「有其他嚴重情節」：
（1）違法所得數額在1 萬元以上的；
（2）偽造並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60份以上或者票面額累計30萬元以上的；
（3）造成嚴重後果或者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
偽造或者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500份以上或者票面額累計250萬元以上的，屬於「數量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於「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1）違法所得數額在5萬元以上的；
（2）偽造並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300份以上或者票面額累計200萬元以上的；
（3）偽造或者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接近「數量巨大」並有其他嚴重情節的；
（4）造成特別嚴重後果或者具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
偽造並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1000份以上或者票面額累計1000萬元以上的，屬於「偽造並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數量特別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於「情節特別嚴重」：
（1）違法所得數額在5萬元以上的；
（2）因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致使國家稅款被騙取100萬元以上的；
（3）給國家稅款造成實際損失50萬元以上的；
（4）具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對於偽造並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數量達到特別巨大，又具有特別嚴重情節，嚴重破壞經濟秩序的，應當依照《決定》第二條第二款的規定處罰。
偽造並出售同一宗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數量或者票面額不重復計算。
變造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按照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處理。
三、根據《決定》第三條規定，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構成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的定罪量刑數量標准按照本解釋第二條第二、三、四款的規定執行。
四、根據《決定》第四條規定，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構成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25份以上或者票面額累計10萬元以上的，應當依法定罪處罰。
非法購買真、偽兩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數量累計計算，不實行數罪並罰。
五、根據《決定》第五條規定，虛開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構成虛開專用發票罪，依照《決定》第一條的規定處罰。
「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是指可以用於申請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非增值稅專用發票，如運輸發票、廢舊物品收購發票、農業產品收購發票等。
六、根據《決定》第六條規定，偽造、擅自製造或者出售偽造、擅自製造的可以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構成非法製造專用發票罪或出售非法製造的專用發票罪。
偽造、擅自製造或者出售偽造、擅自製造的可以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50份以上的，應當依法定罪處罰；偽造、擅自製造或者出售偽造、擅自製造的可以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200份以上的，屬於「數量巨大」；偽造、擅自製造或者出售偽造、擅自製造的可以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1000份以上的，屬於「數量特別巨大」。
七、盜竊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可以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25份以上，或者其他發票50份以上的；詐騙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可以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50份以上，或者其他發票100份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的規定處罰。
盜竊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可以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250份以上，或者其他發票500份以上的；詐騙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可以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500份以上，或者其他發票1000份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的規定處罰。
盜竊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其他發票情節特別嚴重的，依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第一條第（一）項的規定處罰。
盜竊、詐騙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其他發票後，又實施《決定》規定的虛開、出售等犯罪的，按照其中的重罪定罪處罰，不實行數罪並罰。

3. 相關的稅收法律，法規有哪些

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有關規范性文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條規定，稅收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稅收法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范圍內普遍適用，具有僅次於憲法的法律效力。目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稅收實體法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以下簡稱《個人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稅法》（以下簡稱《車船稅法》）；稅收程序法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以下簡稱《稅收征管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作出的規范性決議、決定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法律解釋，同其制定的法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比如，1993年1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的《關於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適用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等稅收暫行條例的決定》。
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和有關規范性文件
我國現行稅法絕大部分都是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類型：
一是稅收的基本制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九條規定，稅收基本制度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比如，現行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車輛購置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佔用稅、契稅、資源稅、船舶噸稅、印花稅、城市維護建設稅、煙葉稅、關稅等諸多稅種，都是國務院制定的稅收條例。
二是法律實施條例或實施細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個人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車船稅法》、《稅收征管法》，由國務院制定相應的實施條例或實施細則。
三是稅收的非基本制度。國務院根據實際工作需要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包括國務院或者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通知、決定等。比如2006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建設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部門《關於調整住房供應結構穩定住房價格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06〕37號）中有關房地產交易營業稅政策的規定。
四是對稅收行政法規具體規定所做的解釋。比如2004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維護建設稅暫行條例〉第五條解釋的復函》（國辦函〔2004〕23號）。
五是國務院所屬部門發布的，經國務院批準的規范性文件，視同國務院文件。比如2006年3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經國務院批准發布的《關於調整和完善消費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6〕33號）。

4. 涉稅犯罪的定義

涉稅犯罪，在我國其發案呈逐年上升趨勢。據國家稅務總局的有關資料統計顯示，每年因涉稅犯罪就給國家造成國稅流失近1000 億元。隨著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出現了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的局面。股份制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外資企業、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及個體企業紛紛走上經濟舞台。多種經濟成分搞活了生產和流通，促進了經濟發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培植和刺激了個人私慾和本位主義，隨著國家稅收制度的改革，針對新稅制的犯罪活動隨之滋生。除了傳統的偷稅抗稅以外，又出現了不少新的犯罪形式。如國家實行出口退稅制度後，騙取出口退稅犯罪不斷出現；國家建立以增值稅為主體的新稅制後，圍繞增值稅發票的系列犯罪蜂擁而至。

5. 稅法解釋應當遵循哪些基本原則

1、專屬性，法定解釋應嚴格按照法定的解釋許可權進行，任何有權機關不專能超越許可權進行屬解釋；
2、權威性，法定解釋同樣具有法的權威性；
3、針對性，法定解釋大多在法律實施過程中，特別是在法律的適用過程中進行的，所以具有針對性。但其效力不限於具體的法律事件或事實，而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

6. 最高司法機關對如何具體辦理稅收刑事案件和稅務行政訴訟案件所做的具體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偷稅抗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版》（2002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審權判委員會第1254次會議通過，法釋〔2002〕33號），為依法懲處偷稅、抗稅犯罪活動，根據刑法的有關規定，作出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

7. 稅收法律的稅收法律的原則

1．稅收法定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是稅法最基本的原則，它是稅法三大基本原則中最基本的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可概括為：稅法的各類構成要素都必須由法律予以明確規定；稅法主體及其權利和義務都必須由法律予以確認；沒有法律依據，國家就不能課賦和徵收稅收，國民也不得被要求繳納稅款。這是世界各國稅法普遍遵從的一條最基本的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包括兩個基本要素：
第一是征稅必須立法；
第二是納稅也必須立法。
所謂征稅必須立法是指國家征稅機關，即稅法中的征稅主體必須依法征稅，如稅法沒有規定的，國家不能隨意進行課稅、征稅。《稅收征管法》第3條規定：「稅收的開征、停徵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依照法律的規定執行；法律授權國務院規定的，依照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任何機關、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擅自作出稅收開征、停徵以及減稅、免稅、補稅和其他同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決定。」
所謂納稅也必須立法是指納稅人，即稅法中的納稅主體在法律規定的范圍負有納稅義務，法律沒有規定的，納稅人不負擔納稅義務。依法征稅和依法納稅是稅收法定原則的核心，其實質是所有稅收法律行為，不論征稅主體還是納稅主體的行為都必須依據法律規定。強調稅收法定原則是最基本的稅法原則的意義就在於告誡任何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都必須依法作為和不作為，而其他任何行政規定都不得與此相抵觸。
稅收法定原則是規范和調整稅收法律行為和稅收法律關系的最高准則，它不僅約束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同時對所有稅收法律行為及其過程中的各個環節均起到規范和約束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對稅法的解釋、漏洞補充、溯及既往等方面。首先，對稅法解釋的約束作用。約束稅法解釋是指對稅法規范的內容、含義、術語、立法意圖及稅法解釋除要遵守解釋的一般規則外，還要受稅收法定原則的制約。目前大多稅法解釋的主體，是稅務部門等行政機關，行政機關是執法機關，由執法機關作法律解釋是要受到嚴格法定原則約束的，如果允許執法機關對稅法解釋超越法律文本，就會與稅收法定原則相違背。從解釋的法律效力看，不同主體解釋的效力是不同的，行政機關的解釋屬於行政解釋，而行政解釋不能代表立法機關的解釋，只是行政機關對稅法的理解，這種解釋只對行政機關內部發揮效力，不能直接約束納稅人，否則違背了法定原則。只有當行政機關被授權，並且解釋准確無誤的條件下，行政機關的稅法解釋才能代表立法機關，才有對外的法律效力。其次，對稅法漏洞補充的監督作用。稅法漏洞是指稅法無法承載立法意圖，導致某種行為應該規定而沒有規定的情況。一般情況下，納稅人的行為都受法律主義的指導，為保證法律的權威性和可預測性，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禁止稅法漏洞補充行為。因為如果允許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隨意進行稅法漏洞補充則無疑等於變相地授予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創製法律的權力，這是稅收法定原則決不允許的。因此，除了制定行政法規的國務院以外，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充其量只能擁有授權條件下的稅法解釋權，而不能擁有稅法漏洞補充權。最後，對稅法溯及既往的限定作用。溯及既往是法律上有關法律時效與適用的概念，屬於程序(技術)法范疇。法律上的不溯及既往原則的內涵是，一項新頒布的稅法在時間上的效力，原則上僅能支配其施行後所發生的稅收法律事實和行為，而不得追及以往的事實與行為。而溯及既往原則與之正好相反。稅法能否溯及既往對納稅人利益影響巨大，一般情況，人們希望不利於納稅人的稅法不能溯及既往，而有利於納稅人的稅法則可以溯及既往。由於稅收法律規范的性質比較復雜，在確認稅法是否溯及既往時應針對不同的法律規范分別對待，不能一概而論。在法律實踐中「實體從舊、程序從新」是確認溯及性的一個原則，但是，我國稅收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界線不清且相互包涵，比如，《稅收征管法》中的法律責任屬實體法內容，而實體法中的納稅期限、納稅地點又屬程序法的內容。如果程序法中的屬於實體法內容也「從新」處理，則屬於典型的溯及既往，這對納稅人是十分不利的。
稅收法定原則在稅法中適用范圍最廣、影響最大，許多其他具體原則都與其存在一定的淵源關系。因此，稅收法定原則是稅法原則體系中最重要的原則。但是，稅法與其他法律部門單純一體的法律性質有很大的區別，稅法是一個比較龐大的綜合體系，既包括實體法、程序法還包括救濟法；既包括稅收立法，還包括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等等。因此，稅收法定原則在不同的稅法領域其作用與影響力是不同的，也存在適用范圍的某種限制。
首先，從宏觀角度看，稅收法定主義對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都有明確的約束力。比如，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立法機關對稅法要素(要件)通過立法予以明確規定，授權的立法范圍應有嚴格規定；要求執法機關嚴格遵從稅法規定不能擅自越權和超越程序要求納稅人；要求司法機關依法和事實進行判斷，沒有自由裁量許可權等等。但從更深層次分析，還有稅收法定原則不能適用的范圍。比如，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官在司法過程中，除依據制定法外還有判例法。並且根據不斷變化出現的新的案件會有新判例不斷產生。
其次，從稅收法定原則的內容看，更適合我國稅法實踐的是稅收實體法和稅收程序法。稅收實體法和稅收程序法是我國稅法的基礎和主體，在這個領域稅收法定原則被最大范圍、最大限度地運用。而在救濟法，特別是稅收行政復議和稅收行政訴訟等領域，稅收法定原則適用的空間則受到一定的限制，其主要原因在於我國稅法體系的不完善，還沒有制定出台稅收復議與訴訟的獨立法律，在司法實踐中還要大量依據其他部門法律，如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等。
(1)稅收法定原則的內容
稅收法定原則主要包括課稅要素法定原則、課稅要素明確原則和合法性原則。課稅要素法定原則是模擬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而形成的。它的主要內容是任何稅收的課征均由法律加以確定，無法律規定政府無權向法人和自然人征稅。按照通常的理解，這個原則的實質內容是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系問題。
它規定了兩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法律保留原則，即有關稅收實體方面的一切一般的和基本的事實和要素，均必須由法律規定，而不得授權行政機關加以決定或由行政機關自行決定。授權行政機關和由其自行決定的事項，僅為具體的和個別的事項。
第二，法律優先原則，即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立法的效力，稅務行政機關違反法律、超越許可權所做的決定一律歸於無效；同時執法機關對於違反該原則的稅收法規、規章等應拒絕予以適用。
課稅要素明確原則是指凡構成課稅要素的稅收的課賦和徵收程序規定的內容，都必須盡量明確，而不能出現歧義，以保證執法機關能夠准確地執行稅法，納稅人可以預測其稅收負擔的原則。
確立課稅要素明確原則的理論意義在於：
第一，防止稅收法律中出現過於一般或意義不明確的條款或概念。如果在稅收法律中出現了上述這樣的條款或概念，對其法律解釋會被濫用，從而導致稅收執法中的權力濫用，進而損害納稅人的利益或損害國家的利益。
第二，為防止稅收執法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權。按課稅要素法定原則，稅收立法權和執法權都是一種法定權力，而行政自由裁量權則是一種「自由」權力，稍有不慎則會滋生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而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所造成的危害，絕不亞於行政違法導致的嚴重後果。因此，在稅收立法中應盡可能地使所有概念和條款意義明確，表達清楚，不設置允許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條款。
但是，在稅法實踐中，上述兩種情況又有其存在的客觀性。這是因為：
一是，由於漢語文字的豐富多義性、稅收立法的現狀以及執法者個人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在稅收立法中雖可以盡量做到不制定太過一般的條款，但使用一些意義含混不明的概念則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如「偶然所得」、「有正當的理由」等等。因此，在立法實踐中，一方面，要盡量地少使用類似概念；另一方面，在對此類概念進行法律解釋時，要嚴格按字面解釋方法，不得隨意進行擴大解釋，更不得隨意進行類推。
二是，我國稅收立法嚴重滯後造成稅收執法根據不足而影響效率，這使稅務機關執法中享有一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成為必然的事實。但是，對這種行政自由裁量權必須在法律上規定一定的授權范圍、嚴格的條件和具體事項等等。比如《稅收征管法》第27條就稅務機關採取強制執行措施作了明確授權。授權的稅務機關在行使稅收自由裁量權時，就外部而言，應受合法性的限制，即行政自由裁量權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而不是沒有范圍、沒有邊際的裁量；就內部而言，應受到合理的限制，即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法律規定授予稅務行政機關為實現稅收目的而進行的合理判斷、選擇行為方向的自由，而不是根據利益選擇行為方式的自由，更不是任意所為。
合法性原則是指稅務機關作為稅收債權人及國家的代表，在課稅要素充分滿足的條件下，以法律所賦予的一切必要手段，必須依法確實有效地履行其職責，使稅收債務按照單行稅法的稅收債務內容，全面、及時、足額地履行其義務的原則。根據這一原則要求，沒有法律依據，稅務機關不僅沒有自行決定減免稅的自由，也沒有不收稅的自由。稅務機關的執法行為完全受制於法律規定，擅自開征或停徵、減免或退補都是違法行為。
依法征稅是權力，也是義務。稅務機關無權選擇納稅人、更不能與納稅人達成任何變更課稅要素或征稅程序的協定；任何規避或違反稅法的行為都是非法的和無效的；稅務機關在行使稅收行政執法權的過程中，在程序上也必須遵從法律規定，不得隨意增加或減少執法環節或程序。
在稅收法律關系中征納主體雙方的這種形式上的不平等關系，不是稅務機關設定的，而是國家以法律形式設定的。同時，國家還會設定一系列特定的法律制度和程序來保障和維護雙方、特別是納稅人的權利與義務。所以，一旦雙方就納稅義務的成立與否、履行方式等發生爭議，最後的裁判權應由法院來行使，而不是稅務機關，更不是其他機關。
綜上所述，稅收法定原則包括課稅要素、課稅要素明確以及合法性3個方面的內容。日本金子宏認為「程序上的保障原則」也是法定原則的主要內容，另外還派生出「禁止溯及立法」和「保護納稅者權利」等內容。
(2)稅收法定原則與中國稅法實踐
我國稅收法制建設起步較晚，正處在亟待完善的創制階段。稅收法定原則引起理論與實務界的重視還不到10年歷史。因此，稅收法定原則給中國的稅法實踐留下了太多的缺憾。
第一，稅收立法與稅收法定原則。
目前，我們已初步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實體稅法體系，但從立法角度看尚存在立法級次低、立法體制混亂、立法許可權界定不清、缺乏規范、隨意性較大，從而影響了稅收法定原則的貫徹與實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憲法中未明確反映與規定稅收法定原則。西方國家憲法對稅收法定原則幾乎都有明確的規定，而我國憲法至今仍未明確規定，除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一句有關稅法的含義以外，對政府機關的權力、義務、納稅人的權利等等重大的需要在憲法中確認的基本原則問題均未作規定(特別是涉及征稅主體依法征稅的原則性問題也是法定原則的核心問題均未涉及)。
二是稅收立法以行政立法為主，立法結構不合理，許可權不規范。如前所述，科學的立法體系應以立法機關制定的稅收法律為主，稅收行政立法只有在授權的范疇內、指定的項目上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處於次要地位。然而「就現行16個稅種的22項立法等次而言，屬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頒布的法律有2項，佔9.1%；屬於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有16項，佔72.7%；屬財政部頒布的行政規章有4項，佔18.2%」這種稅收立法結構與課稅要素法定原則是相悖的。
三是稅收立法許可權缺乏嚴格界限，致使行政權力過於膨脹。我國行政機關實際立法權極為廣泛且缺乏嚴格的界限規定，如稅收實體法除涉外稅法外，各稅種立法全由國務院完成，而且其中暫行條例中的課稅要素又由國務院再授權下放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完成。這種情況，一方面導致低級次的具體規定突破較高級次的法律原則，違反授權主體初衷，也為行政機關恣意行使權力提供了合法的空問與便利；另一方面，授權立法不能保證公民平等地參加稅收決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擴大了執法難度和成本，加大了法律社會化的難度。
第二，稅收執法與稅收法定原則。
稅收實踐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仍然存在，嚴重地侵害了納稅人的合法權益，嚴重地違背了稅收法定原則。主要表現如下：
一是執法的隨意性。由於現行稅法中對課稅要素規定不明確，內容簡單，可操作性差，實施細則及相應規章，特別是解釋性的行政命令龐雜，這勢必擴大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為其隨意解釋、隨意減免提供了便利。比如，自立章法，隨意變更稅收政策，採取有悖稅法的措施與辦法等等。
二是征稅程序的隨意性。受民法法系的影響，我國稅法實踐中重實體法、輕程序法的現象較為普遍。比如，強調完成稅收任務，忽視程序規范，實際上許多涉稅糾紛是由於違反程序法而導致的。
第三，稅收司法與稅收法定原則。
如前所述，稅收法定原則的適用范圍因稅收司法自身的諸多原因而在該領域的作用大打折扣，加之具體稅收司法人員專業素質的差距，使稅收法定原則的實施更受到制約。
綜上所述，我國稅法實踐中普遍忽視稅收法定原則的現象已相當嚴峻。因此，建立合理的稅收立法結構、規范立法許可權；建立執法約束機制、規范執法行為；完善稅務救濟法律建設、建立獨立的稅務司法體系不僅僅是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也是提高依法治國、依法治稅從而提高依法執政能力水平的需要，更是建立現代化法制社會與國家的必然趨勢。
2．稅法公平原則
公平原則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普遍原則，它涵蓋了政治、經濟、外交、法律等幾乎所有的社會層面，而不同的層面有其具體的不同內容。比如公平原則在稅收經濟層面的具體內容主要是稅收負擔在納稅人之間的合理、平等的分配問題；在稅收法律層面的具體內容主要是稅收權利、義務在征納雙方合理、平等的分配問題。由於稅收經濟和稅收法律密不可分的同一關系，使得公平原則在二者之間很難准確地截然分開。
日本學者金子宏認為，稅法公平原則就是「稅負必須依照國民間的承擔稅的能力來進行公平的分配，在各種稅收法律關系中，必須公平對待每一個國民」。顯然，金子宏只注意了公平原則的稅收經濟層面，即稅收負擔，而忽視了公平原則的稅收法律層面，即稅收權利義務的公平分配。
稅法上的公平原則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稅收權利、義務的公平；
二是稅收負擔的公平。
稅收負擔公平是內容，稅收權利義務公平是手段，換言之，只有稅收權利義務的公平，才有稅收負擔的公平。因此，法律層面的公平原則應從稅收權利義務、普遍納稅和量能納稅三個方面來理解。
(1)稅收權利(力)義務對等原則。
稅收法律關系是一種征稅主體與納稅主體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通常情況下人們關注和強調的是征稅主體的權力和納稅主體的義務，其實這是對稅收法律關系，特別是對征納雙方權利(力)義務關系的一種誤解。只有科學、完整的理解稅收法律關系中的權利(力)義務關系，才能理解稅收權利(力)義務的對等原則。應該從權利與義務、權利與權力、權力與責任三個方面來理解這一對等原則。
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是指納稅主體的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性。它可以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來考察：權利義務對等性的質的內涵是指納稅主體承擔的義務是以其享有的權利為前提的，即沒有權利則沒有義務；權利義務對等性的量的內涵是指納稅主體承擔義務的數量應與其享受的權利多少相一致，即享有多少權利則承擔多少義務。當然這種量的對等性是相對的，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是絕對的。
權力與責任的對等是指征稅主體的權力與責任的對等性。這種對等性表現為征稅主體擁有權力的法定性和對具體執法行為應承擔的相應責任，即一方面征稅主體受法律約束，不能超越和濫用征稅權力；另一方面征稅主體要對自己的具體執法行為負責，包括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權力與權利的對等是指征稅主體與納稅主體法律上的對等性，即征稅主體與納稅主體雙方地位上的對等。具體表現為執法過程和司法過程中雙方權力與權利運用的充分對等，征稅主體不得歧視、欺壓納稅主體。
(2)普遍納稅原則。
普遍納稅原則是稅法公平基本原則的具體原則，普遍是公平的前提，只有普遍才能平等，才能公平。因此，普遍納稅原則又包括普遍原則和平等原則兩個方面，前者是質的概念，後者是量的概念。
普遍原則是指稅法在對其構成要素及稅收管理管轄權進行設定時，應盡量地使社會大多數成員都成為納稅主體。除因國際慣例以及一定的政策目的而有特殊規定之外(例如對使領館及外交人員、公共及公益性團體事業等的稅收豁免)，任何人均須根據稅法的規定承擔納稅義務並實際履行，不允許有不承擔納稅義務的人。
平等原則是指所有納稅人在稅法面前都應受到相同的待遇。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納稅人不應因其身份地位等原因而享有某種(或不享有某種)特別優惠的稅收(關於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權則更不允許)。二是不得實行稅收歧視，納稅人不得因其民族、宗教、膚色、出身、語言等而受到特別不利的稅收待遇甚至稅收歧視待遇。
(3)量能納稅原則。
又稱負擔能力原則，是指在稅收負擔上，按納稅人的實際負擔能力的大小來分擔，條件相同的納稅人負擔同量的稅收；條件不相同的納稅人負擔不同量的稅收。以實際納稅人負擔能力為依據，稅法在設定具體的稅收標准時，為貫徹公平原則，還必須注意兩個重要因素，即稅基和稅率問題。
稅基和稅率是稅收實體法中兩個特定的課稅要素，稅基的寬窄和稅率的高低，對征納主體雙方分配所佔份額影響極大。在設置稅基和稅率時考慮納稅人的稅收負擔能力問題是各國稅法普遍重視的問題，這兩個要素的設計除了考慮納稅人的負擔能力以外還要考慮一定時期國家經濟運行的狀況和宏觀經濟的運行目標與政策。因此，在設計稅基與稅率時，納稅人負擔能力不是唯一的因素。
3．稅法效率原則
效率原則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遵循的原則。不同層面效率的內容不盡相同。比如，在稅收經濟層面，效率原則對征納雙方來說，其主要內容是通過合法途徑在降低征稅成本和納稅成本的同時獲得最大的稅收利益(征納雙方對稅收收益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在稅收法律層面，效率原則對征納雙方來說，其主要內容是通過提高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的運行效率，在降低征稅成本和納稅成本的同時獲得最大的稅收經濟效益。
經濟層面的效率和法律層面的效率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二者聯系表現在目的上，都是為降低成本(廣義的成本)獲得最大的稅收效益即最大限度地減輕稅收對經濟發展的妨礙；二者的區別表現在手段上，經濟層面的手段主要是運用合法的經濟手段，如合理的稅務籌劃等等。法律層面的手段主要是提高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的運行時間、運行質量和運行模式等方面。
從稅收與稅法的實踐看，效率原則與公平原則是一對密不可分的矛盾體。研究二者關系及其政策取向的意義遠高於對二者本身的探討。
(1)公平與效率是一對矛盾體
公平原則強調量能負擔，其結果窮人相對少納稅，富人相對多納稅，從而會影響富人的積極性，最終會影響經濟和破壞效率原則；效率原則強調減少干擾，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最終可能拉大貧富差距和破壞公平原則。這是一對不可逆轉的矛盾體，處理好這一矛盾對一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安定具有重要意義。
(2)處理公平原則與效率原則矛盾的三種選擇
從理論上分析，處理公平與效率矛盾有三種選擇：
一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二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
三是兼顧公平與效率。
第三種選擇魚與熊掌兼得，當然是上上策。但當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法制建設環境相對不完善的條件下，這個選擇無疑是「空想社會主義」，無論從哪個角度分析，我國現階段均不具備兩者兼得的環境與條件。選擇效率優先還是選擇公平優先?這是必須做出的選擇。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規律，通常情況下，當生產力水平處於相對較低階段時，為了增加社會財富的絕對總量，需要首先增加國家的綜合國力，提高生產力水平，這時一般的選擇是「效率優先」；當生產力處於發達階段，社會財富相對豐富貧富差距突出，為解決這一矛盾，需要首先調整社會產品在各階層的分配，這時一般的選擇是「公平優先」。
我國現階段遇到了兩難選擇：一方面從總體經濟實力看，我國尚處於發展階段；另一方面目前貧富差距又十分突出(基尼系數已突破0.45)。如果從「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社會」的政治背景出發，今後一段時期內，應當選擇公平優先，以緩解社會矛盾。 稅收法律具體原則又稱稅法適用原則，是稅法解釋和稅收征繳等具體稅收部門法律適用過程中應遵從的原則，主要包括以下具體原則。
1．實質課稅原則
實質課稅原則是指對於一項稅法規范是否適用於某一特定情況，除考慮是否符合稅法規定的稅收要素外，還應根據實際情況，尤其要根據是否有利經濟發展來判斷決定是否征稅的原則。實質課稅原則主張從實質上考察納稅人的負擔能力，在此基礎上確認納稅人的稅負。實質課稅原則在很多國家稅法中均有規定，如德國、日本、韓國等等。實質課稅原則是適用於稅收實體法的具體原則。
2．誠信原則
誠信原則要求征納主體雙方在履行各自義務時，要講求誠實、信用，不得違背對方的合理期待和信任，也不得以許諾錯誤為由而反悔，故在英美法系中又稱為「禁止反言原則」和「禁止反悔原則」。該原則包括道德心理、法律規范和客觀事實三個要素。
誠信原則的運用有利保護當事人的信用價值，但該原則的運用應滿足以下條件：
一是稅收行政機關對納稅人提出了構成信賴對象的正式主張；
二是納稅人的信賴值得保護；
三是納稅人已經信賴稅務機關的表示並據此已為某種行為。
誠信原則是適用於稅收程序法的具體原則。
3．禁止類推適用原則
禁止類推適用原則是指當稅法有漏洞時，依據稅收法定原則，不允許以類推適用方法來彌補稅法漏洞的原則。稅法必須保持相對穩定性，不得隨意解釋和任意擴張或類推，立法的漏洞應由立法機關解決，執法機關不得由類推來解決，否則違背了法定主義基本原則。因此，禁止類推適用原則是適用於稅收實體法的具體原則。
4．禁止溯及課稅原則
禁止溯及課稅原則要求新頒布實施的稅收實體法僅對其生效後發生的應稅事實或稅收法律行為產生效力，而不對其生效之前發生的應稅事實或稅收法律行為溯及課稅。這一原則具有保障納稅主體權益的作用。禁止溯及課稅原則是適用於稅收程序法的具體原則。

8. 對於已經移送公安機關的涉稅案件，稅務機關是否還能做出行政處罰請提出相關法律依據，謝謝。

可以：1、公安機關行使的是刑事偵查權，稅務機關行使的行政處罰權，二者並不沖突。2、根據一事不再罰原則，兩次以上的罰款是不允許的，但僅指罰款而已。公安機關對這樣的案件是沒有罰款權的。

法律依據的話……目前沒有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規定對這種情形不能罰款，因此，只要稅務對涉稅案件進行處罰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