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法

① 自然法、萬民法、市民法

自抄然法
關於自然法的含義，在人類認識史上出現過多種不同的認識。但通常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為一切制定法制基礎的關於正義的基本和終極的原則的集合。它萌發於古希臘哲學，其中智者學派將「自然」和「法」區分開來，認為「自然」是明智的，永恆的，而法則是專斷的，僅出於權宜之計。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則斷定能夠發現永恆不變的標准，以作為評價成文法優劣的參照。
萬民法
萬民法意即「各民族共有的法律」，是繼公民法之後，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羅馬司法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用來調整羅馬公民和異邦人之間以及異邦人和異邦人之間民事法律關系的羅馬法律。在羅馬法司法體系中，萬民法是比較成熟和發達的部分，也是後期羅馬法的基本內容。
市民法
羅馬公民法由公元前450年開始公布的"十二銅表法"逐漸演變而來，適用於共和國時期的公民，用來調整羅馬公民之間的關系。

② 求羅馬公民法和萬民法的區別

二者有以下幾方面區別：
1、對象不同：

（）公民法的對象是羅馬公民 ；

（2）萬民法的對象是羅馬公民與非羅馬公民，非羅馬公民之間；

2、內容不同：

（1）公民法的內容是公法較多；

（2）萬民法的內容是所有權與債法；

3、來源不同：

（1）公民法的來源是民眾大會、元老院決議，習慣法規范；

（2）萬民法的來源是清除了形式主義的羅馬固有的「私法」規范；同羅馬人發生聯系的其他各民族的規范；以及地中海商人通用的商業習慣與法規等；

4、程序不同：

（1）公民法的程序形式主義；

（2）萬民法的程序更為靈活。

(2)市民法擴展閱讀

早期的「古羅馬平民」與「古羅馬公民」是兩個相對的概念，不過兩者都是自由民，至於奴隸的地位則沒有任何差別。

王政時代後期，古羅馬平民大都是外來的移民以及脫離古羅馬血緣群體的社會成員，被排除在古羅馬公民的血緣組織之外，因而具有政治和經濟上的無權性（比如公有地的使用權），經濟上的私有性和對羅馬貴族和氏族部落的依附性。從法律上看，《公民法》適用於古羅馬公民，而《萬民法》適用於古羅馬平民。

任何在羅馬出生的男人都是羅馬公民,奴隸除外。公民有權投票,婦女除外。公民有權立約,有權具備合法的婚姻。公民不能夠被判處死刑,除非他們被控訴叛國罪。

馬的自由民指居住在羅馬境內但不具備羅馬公民的身份，自由民的根本特徵是享有財產權。自由民可區分為上層和下層，即貴族和平民兩部分。前者不僅擁有大量地產和其他財產，而且享受各種政治特權。

③ 市民法與萬民法的關系

市民法是調整羅馬公民之間的法律,即平等的主體之間關系的法律,是現代民法的始祖.
萬民法,調整的是包括了埃及人,高盧人等等"外國人"的法律關系的法律.調整范圍的不同是兩者之間最主要的區別
古羅馬「自然法」 、「萬民法」意義及關系考

「法」這個概念在不同的時空有著不同的含義；從特定歷史背景出發，去理解特定時空條件下的「法」的概念，是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本文試圖從西方法律史的二元觀傳統中去探求古羅馬法中「自然法」、「萬民法」及「市民法」的各種不同的含義，澄清相互之間的區別，並嘗試提供一些可能的解釋。

一、 西塞羅對古希臘自然法思想的繼承

最早提出「自然法」一詞的是赫拉克利特（約前5世紀），他認為：一切人法受哺於神法。自然法學說由此發端，遂歷經希臘羅馬、中世紀、和近代古典三大時期。考夫曼教授認為：這三大時期的自然法存在以下三點基本共性。第一、自然法是不變的和普適的，適於一切時間和一切人；第二、藉助理性，自然法是可認識的；第三、自然法不僅是實證法的標准，而且在後者與其相悖時取而代之。[1]當然，這三點共性也非以同樣的程度一以貫之於自然法的歷史，在其各個階段這些共性得到不同的彰顯。

在歷經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和亞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後，斯多葛派哲學最終完成了對「自然法」概念的塑造。斯多葛哲學以「自然」為核心，強調自然是支配性原則，其本質具有一種理性的品格，因此，自然法就是理性法(law of reason)，能為人類所認識；自然法也具有普遍性(common law of nature)，適用於一切人，這一特徵恰應了斯多葛哲學家的終極理想——人們作為世界公民在「世界國家」(a world-state)里平等地生活。

希臘隨著內戰的消耗和外敵的入侵而逐漸衰敗，富於實踐精神的羅馬人用鮮血和汗水促成了羅馬的興起。在法學界，西塞羅（公元前106—43年）可謂羅馬人的開山鼻祖，正是他為後來鮮有哲學情調的羅馬法學注入了源自古希臘的自然法精神。在其名著《國家篇》中，西塞羅鮮明地表達了他的自然法思想：

真正的法律是與本性相合的正確的理性（nature）；它是普遍適用的、不變的和永恆的；他以其指令提出義務，並以其禁令來避免做壞事。此外，它並不無效地將其指令或禁令加於善者，盡管對壞人也不會起任何作用。試圖去改變這種法律是一種罪孽，也不許試圖廢除它的任何部分，並且也不可能完全廢除它。我們不可以元老院和人民大會的決定而免除其義務，我們也不需要從我們之外來尋找其解說者或解釋者。羅馬和雅典將不會有不同的法律，也不會有現在與將來不同的法律，而只有一種永恆、不變並將對一切民族和一切時代有效的法律；對我們一切人來說，將只有一位主人或統治者。這就是上帝，因為他是這種法律的創造者、宣告者和執行法官。無論誰不遵從，逃避自身並否認自己的本性，那麼僅僅根據這一事實本身，它就將受到最嚴厲的懲罰，即使是他逃脫了一般人所認為的那種懲罰。[2]

由此可見，西塞羅繼承了古希臘的自然法思想，確證了上帝作為自然法創造者的權威。自然法的普世性和高級法特徵在他那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不僅如此，西塞羅還首創了理論意義上的萬民法概念，[3]他說：「… … 因此，我們的祖先認為，萬民法和市民法是有區別的：市民法不可能同時是萬民法，但是萬民法應該同時也是市民法。」[4]這一經典論述不但間接地確定了市民法和萬民法的外延，而且為下文對兩者關系的釐清奠定了學理淵源。不過分地說，後世羅馬法學家在這一問題上的論述大多圍繞西塞羅的理論而展開。

二、蓋尤斯的二分法及學理思考

蓋尤斯（約130—180年），古羅馬五大法學家之一。他是這樣論述市民法與萬民法的關系的：

所有受法律和習慣調整的民族都一方面使用他們自己的法，；另一方面使用對於所有人來說是共同的法。實際上，每一個民族都為自己創立法，一個城邦的法就是這種法，它被稱為「市民法」，可以說它是該城邦自己的法。自然理性在所有人中創立的那個法，由所有人平等遵守，它被稱為「萬民法」，可以說它是對所有民族都適用的法。[5]

公元前242年，羅馬首度出現了外事裁判官，其主要職責是裁判羅馬人與外邦人及外邦人之間的案件。其時，陳舊、僵硬的市民法已遠遠不能滿足正在不斷對外擴張的羅馬帝國在解決外邦人在羅馬法律地位這一問題上的要求，外事裁判官遂根據自然法的一般原理處理糾紛，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反映羅馬與與其有交往的異邦異國所共有的法律制度所組成的一個規則體系，羅馬法學家稱其為萬民法。此即萬民法的第二種含義——實踐層面的外民法，後世所稱萬民法，通常就在這種意義上使用。[6]

那麼，蓋尤斯究竟是在哪種意義上使用「萬民法」一詞呢？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從時間上講，蓋尤斯不可能不受到萬民法制度的影響，他似乎是在描述一個業已形成的制度。而如果單純從上文所引蓋尤斯論述的文本意義來分析，他又似乎在重申前人西塞羅的主張。

後世學者在理解這一問題上也存在分歧。依梅因的說法，是先有了萬民法的具體制度，而後經古羅馬法學家運用衡平的手段，將萬民法制度與自然法聯系了起來，賦予了萬民法的理論意味。[7]凱利也持類似的看法，他甚至將這種作法的淵源追溯至西塞羅，指出其實證主義的一面，並認為西塞羅使用的實踐性的「自然」概念在後世的羅馬法學家那裡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最終豐富了萬民法制度；而對於理論意義上的萬民法觀念，僅僅是蓋尤斯對「這一全然實踐性的法律成長」套上了「比較研究的虛幻光環」和法學家偶然地給與其哲學意蘊罷了。[8]

但是，我們不難在梅因和凱利的論述中發現一些紕漏之處。他們都沒有明確區分萬民法的兩種意義，這是他們所犯錯誤的認識論前提。梅因說：「所謂『自然法』只是從一個特別理論的角度來看的『萬民法』或『國際法』。… …它們之間的差別完全是歷史的，在本質上，它們之間不可能有什麼區別。」[9]不難看出，梅因依然沒有區別兩種意義上的萬民法，而是用「特別理論」這個語義含混的詞描述了自然法與萬民法的模糊關系。[10]凱利的錯誤如出一轍，他正確地指出了羅馬法學家發展萬民法的一面，但由於忽視了萬民法的理論意義，從而做出了「不能將萬民法定位或歸入到自然法中的唯一例外是奴隸制度」這個看似正確實則沒有完整透視萬民法的結論。[11]

相比之下，尼古拉斯教授的觀點使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耳目一新。他認為：在蓋尤斯的劃分中，萬民法與自然法同義，此即萬民法的理論意義；無非是自然法側重於強調法來源於自然原理，而萬民法重在強調法的普遍適用。[12]當然，尼古拉斯並未忽視萬民法制度的存在，他這樣論述萬民法兩種意義之間的關系：「我們也不知道『萬民法』（指理論意義上的萬民法——引者注）這個詞是如何應用於這套法（指實踐意義上的萬民法——引者注）的，或者有關的哲學觀念對它的發展有著怎樣的影響。我們所能肯定的是：在蓋尤斯時期，這個詞，就像前面論述過的那樣，在哲學和理論意義上都被使用，而且在這兩種意義上，它都涵蓋著除人法和繼承法以外的大部分法。」[13]

因此，筆者認為：業已存在的萬民法制度對蓋尤斯是肯定產生了影響的，但這並不等於說蓋尤斯就不能就此展開理論上的發揮，何況早先已有西塞羅的創舉？至於兩種意義的萬民法之間，是否真能條分縷析，也許正如尼古拉斯所言：「羅馬人從來不在實在法（即實際應用的發）與應當訂立的法之間做這種明確劃分。」[14]抑或對這一問題更精緻的探討，須等到與烏爾比安的說法展開比較後，我們才能有更加明晰的認識。

三、烏爾比安的劃分法及相關爭論

烏爾比安（約170—228年），古羅馬五大法學家之一。與前人不同，烏氏給出了一種異於通說的自然法定義：

自然法是大自然傳授給一切動物的法則，也就是說，這個法不是人類所特有的，而是生活在陸地和海洋的動物包括飛禽所共有的。由此而產生我們稱之為「婚姻」的男女結合及其子女的生育與繁衍。我們可以見到其他動物包括野獸也都精通這門法。[15]

在他那裡，萬民法與自然法是有區別的，因為自然法是所有動物共同的法，而萬民法僅僅是人類自己的法。[16]烏爾比安的這一劃分，開啟了以後羅馬私法關於法的分類的爭論，即所謂蓋尤斯「二分法」與烏爾比安「三分法」之爭。一個普遍的說法是：烏爾比安之所以區分自然法和萬民法，是因為前者否認的奴隸制度為後者所包容；故此，二分法有別於三分法。[17]一直以來，我國學者在論及這一問題時，大多都是就事論事的介紹性文字，而甚少學理探討。這里，筆者嘗試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須明確的是：蓋尤斯的「自然法」概念與烏爾比安的「自然法」概念是完全不同的。烏爾比安的「自然法」概念異於通說早就成為學界共識。對此，博登海默在引用利維（Ernst·Levy）的話時曾說：「這種由任何動物共同構成的法律共同體，不僅對於西塞羅和斯多葛學者來講是聞所未聞的，就是現代學者也不認為這種觀點是古典法學家中有代表性的觀點。」[18]

其次、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論述萬民法兩種含義之間的關系。我們知道，理論意義上的萬民法與自然法一樣，具有強烈的普世性特徵。在信仰斯多葛哲學的羅馬統治者那裡，這一特徵剛好迎合了他們建立世界國家的願望，在作為一種法律制度的萬民法的發展歷程中，理論意義的萬民法為外事裁判官們提供了一個哲學上的旗號，使得實踐意義上的萬民法的法律適用范圍不斷擴大。對此，著名自然法學家登特列夫作出了非常精闢的評價：「在他們（指羅馬法學家——引者注）眼中，自然法並不是一套完整而現成的法規，而是一種詮釋的手段。在使人定法適應於不斷變遷的客觀情況之歷程中，在使一個國際文明（或毋寧說是超國家的文明）之法律體系日益精良的歷程中，自然法與國際法一起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19]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觀念性萬民法與實踐性萬民法的區別。一言以蔽之，前者在觀念上適用於世間之芸芸眾生，而後者主要針對羅馬及周圍與羅馬發生實際關系的地中海國家的人而言。

綜上所述，不僅「自然法」概念在蓋尤斯和烏爾比安那裡是不同的，就連他們兩人使用的「萬民法」也存在些許的差異。蓋尤斯的萬民法，大多是觀念性的；而烏爾比安的萬民法，實踐性色彩較濃。正是基於這個原因，烏爾比安承認奴隸制的萬民法招致自然法[20]的否定，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四、奴隸制度——爭論的焦點與實質

烏爾比安的這段話讓人再熟悉不過：「就市民法來說，奴隸被認為不是人；但是根據自然法，情形便不同了，因為自然法認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21]與此相類似的，還有法學家弗洛倫提努斯（Florentinus）的一段話：「奴隸制是萬民法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是同自然背道而馳的——因為根據這種制度，一個人被迫變成了另一人的財產。」[22]不難看出，法學家們在這里所論述的萬民法，顯然是指實踐性萬民法而言。在實踐性萬民法中，奴隸不再被當作人（Pesona）來對待，而淪為權利的客體。

隱藏在這個問題之後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羅馬法中的法律擬制技術問題。作為具體的法律制度而存在的市民法與萬民法，是羅馬人立法思維的產物，而非如自然法那樣，乃是神明啟示的結果（西塞羅）。在羅馬法，Homo指生物狀態上的人，而Pesona概指權利主體。民法上的自然人概念，實即濫觴於羅馬法對人的擬制。學者認為：「自然人是一個法律構造的獨特概念，它只向特定的法學含義，指稱個人得在法律上作為權利主體的那一存在范疇。這一部分，是生物意義上的人處於自然狀態所不具有的存在形式。生物意義上的人獲得自然人形式，因此是立法承認的結果。」[23]故此，在羅馬民法中，奴隸不是法律意義上的人，而是作為權利客體存在於實踐性萬民法制度中。但是，自然法是主張人人平等的，借用古典自然法學派的觀點，在存在自然法的自然狀態中，人人生而平等，奴隸制度自然是沒有容身之地的。[24]

五、二元觀傳統下的萬民法與自然法——一個簡短的小結

西方法律史中，歷來存在應然法與實然法的對立；在康德、黑格爾以前的法哲學史中，這一二元觀尤指自然法與實在法的對立。盡管在古羅馬時期，法學家們對實踐問題的強調遠遠高於哲學上的進步；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們完全無視對正義的追求，事實上，較之於希臘人，他們無非是更多地從實踐的角度去關注正義的實現。希臘哲學對他們的影響，顯著地表現在他們對法的認識上，他們關於法的分類的探討，並未因為似乎多了一層實踐的色彩而褪去形而上的價值追求，好在各自立場不同、觀點各異，為我們更加明晰的透視他們的法律觀拓展了可資比較的視野。因此，在本文中，筆者試圖竭力廓清所謂 「二分法」與「三分法」區分之後的學理內涵，不知實情是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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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夫曼：《法哲學的問題史》，載[德] 阿圖爾·考夫曼、溫弗里德·哈斯默爾 / 主編：《當代法哲學和法律理論導論》，鄭永流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02頁。

[2] [古羅馬]西塞羅：《法律篇》Ⅲ22（33），中譯文參見沈叔平、蘇力譯《國家篇法律篇》，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04頁。

[3] 對此，考夫曼如此評價：「在他（指蓋尤斯——筆者注）的影響下，在羅馬還產生了萬民法（Jus Gentium），它不是今天所指的國際法，而是自然法，它適於每一個人，而不論他是市民還是外來民，是自由民還是奴隸。」參見考夫曼：前揭文。

[4] [古羅馬]西塞羅：《論義務》C3，17，69.中譯本參見王煥生譯《論義務》，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④ 為什麼說民法是市民法

民法的性質集中表現為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市民社會是純粹由個人作為主體參與的社會，是法律主體的生存之本。民法是私法，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仍然是法律的一種基本分類。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民法的理念有二：一是私權神聖，一是私法自治。私權神聖包含私權本位、權利不受侵犯，且私權以人格權和所有權為核心。私法自治以意思自治為靈魂。

民法乃一國法律體系中之基本法，與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共同構成一國之部門法體系，為最重要的法律部門之一。

民法者，市民社會之法則也。漢語中「民法」一詞實非古漢語固有之詞，而乃西方法律文明之舶來品。我國近現代民法一語，究其淵源，第一步可追溯到日本民法，恰如學者所言，「民法一語，典籍無所本，清季變法，抄自東瀛」[1]；第二步可追溯到法國民法，因日人是從法語droitcivil轉譯而來；第三步則須追溯到羅馬法，蓋因法語中的droitcivil乃來自於羅馬法中的juscivile即市民法，其他歐陸諸國如德、瑞、意等關於此語之名稱也均系由市民法轉譯而來[①此說為我國民法學界前輩學者之通說。但關於日人中誰是使用「民法」之第一人，則有二說：一說為箕作麟祥，其在轉譯法語 droitcivil時將其譯作民法；一說為津田真道，其在轉譯荷蘭語burgerlykregt時將其源於日本民法學者穗積重遠之考證。].而日人轉譯時從其簡，省掉了一個「市」字，遂有漢字中「民法」之稱謂。是故，民法之真正根源乃羅馬法，研究民法的人便無不「言必稱羅馬」。

一、民法的性質：市民社會的法

民法的性質表現在四個方面：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民法是私法；民法是實體法；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其中，市民社會的法是民法性質的集中體現。

（一）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

通過對民法一詞的語意與淵源考察我們已經得知，民法者，實乃市民法之簡稱也，而市民法者，當為市民社會之法也。何謂市民社會？社會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存在方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則依兩種方式發生，一種是直接面對其他社會成員而發生，包括家庭成員，另一種是通過國家這一中介而發生。由此形成兩種社會關系，前一種社會關系因直接發生於社會成員之間，故其有關內容取決於社會成員個人的意志，而後一種社會關系通過了國家的中介，國家必將其意志體現在其中。體現社會成員個人意志的社會關系當以個人或私人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而體現國家意志的社會關系當以國家或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由此，人所參與的全部社會關系不外乎此兩種類型，而社會也就因此可以不僅從理論上而且從實證上劃分為兩種，一種為純粹由個人作為主體參與的社會，即所謂市民社會，而另一種為有國家參與的社會，即所謂政治社會或政治國家。任何人都總是扮演兩種角色、具有雙重身份，他一方面作為市民社會的人參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另一方面又作為政治社會的人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規范市民社會關系的法律就發展成為市民法，它以保護市民社會中人的權利即私權為己任；而規范政治社會關系的法律就是公法，它以保障國家權力的行使為目的。所以說，民法（市民法）是關於市民社會的法。

盡管人總是既要參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又要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然而市民社會是其生存之本，市民社會中的經濟與人身關系是每一個人都生而必須進入的，所以，市民社會的生活對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市民社會中權利的享有與保障對於一個民主國家來說同樣是至關重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國家中的權力從根本上說不是為國家而存在的，而是為市民即為民眾而存在的，國家行使公共權力不過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和保障市民社會的權利，市民權利與政治權力的關系是本與末的關系，萬不可顛倒。同時，在法治體系尚非盡善盡美的情況下，政治權力的膨脹與擴張必然會導致對私權的擠壓與限縮，使政治權力成為凌駕於市民權利之上的強暴工具，所以，必須在對政治權力與市民權利進行正確定位的基礎上，充分發展和完善市民社會，這是實現經濟民主進而實現政治民主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

⑤ 法律上的市民與公民的區別

市民法是羅馬法上相對與萬民法的類似於國內法的法律，這里的市民指的是羅馬市民內，萬民法指容的是羅馬帝國佔領的地區的外邦人與外邦人、外邦人與羅馬市民之間的法律糾紛時候適用的法律，很象現在的國際私法和國際公法。市民法則類似與國內法，針對的是羅馬市民之間的法律糾紛。

現代法律上沒有所謂市民之說，只有地方法規規範本地區的公民，而沒有市民的法律用語。

⑥ 萬民法與市民法的區別

1、對象不同：

公民法的對象是羅馬公民 ，萬民法的對象是羅馬公民與非羅馬公民，非羅馬公民之間，

2、內容不同：

公民法的內容是公法較多，萬民法的內容是所有權與債法。

3、來源不同：

公民法的來源是民眾大會、元老院決議，習慣法規范，萬民法的來源是清除了形式主義的羅馬固有的「私法」規范；同羅馬人發生聯系的其他各民族的規范，以及地中海商人通用的商業習慣與法規等。

4、程序不同：

公民法的程序形式主義，萬民法的程序更為靈活。

(6)市民法擴展閱讀

萬民法的由來：

公元前3世紀中葉以前羅馬法律的適用范圍僅限於羅馬公民，居住在羅馬的異邦人不能享受此法的保護，被稱為公民法或者市民法，內容主要是有關羅馬共和國的行政管理、國家機關及一部分訴訟程序的問題。

公民法存在明顯的缺陷，主要表現為：法律的主體范圍狹小，內容保守、形式主義色彩濃厚、保留大量氏族殘余等。

隨著羅馬對外征服地區的擴大，羅馬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公民法不足以解決帝國疆域內出現的各種復雜的問題。在羅馬逐漸形成了普遍適用於羅馬統治范圍內一切自由民的法律，這就是有名的萬民法。

⑦ 市民法和萬民法是哪個法的分類

羅馬法
羅馬法學家依據不同標准，從不同角度將法律劃分為以下幾類：
(1)根據版法律所調整的不同對象權可劃分為公法與私法。公法包括宗教祭祀活動和國家機關組織與活動的規范；私法包括所有權、債權、婚姻家庭與繼承等方面的規范。
(2)依照法律的表現形式可劃分為成文法與不成文法。成文法是指所有以書面形式發布並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包括議會通過的法律、元老院的決議、皇帝的敕令、裁判官的告示等；不成文法是指統治階級所認可的習慣法。
(3)根據羅馬法的適用范圍可劃分為自然法、市民法和萬民法。市民法是指僅適用於羅馬市民的法律；萬民法是調整外來人之間以及外來人與羅馬市民之間關系的法律。
(4)根據立法方式不同可劃分為市民法與長官法。長官法專指由羅馬高級官吏發布的告示、命令等所構成的法律，內容多為私法。其主要是靠裁判官的司法實踐活動形成的。
(5)按照權利主體、客體和私權保護為內容可劃分為人法、物法、訴訟法。人法是規定人格與身份的法律；物法是涉及財產關系的法律；訴訟法是規定私權保護的方法。

⑧ 羅馬公民法的內容

公民法來，是古代羅馬國家固有的源法律，包括民眾大會和元老院通過的帶有規范性的決議、法律以及習慣法規范，其適用范圍僅限於羅馬公民。市民法的內容主要是有關羅馬共和國的行政管理、國家機關以及一部分訴訟程序的問題，涉及土地等財產方面的不多。市民法的特點是體系不完整、帶有保守性、形式主義比較濃厚等。具體內容不是很了解

⑨ 市民法所有權解釋

1、市民法復所有權制

這種所有權的主體只限於羅馬公民，客體主要是羅馬附近的土地，部分被征服的奴隸，家畜等，轉移必須用要式買賣方式來進行。

2、羅馬法上的所有權是物權的核心，是權利人得直接行使於物上的最完全權利。

羅馬法上所有權的形式隨著社會和法律的發展經過了一個演進過程。最早出現的是市民法所有權，這種所有權的主體只限於羅馬公民，客體主要是羅馬附近的土地，部分被征服的奴隸，家畜等，轉移必須用要式買賣方式來進行。由於市民法對市民所有權的主體，客體和取得方式的規定極嚴，適用的范圍比較狹窄，日益不能適應頻繁的商業往來的需要，於是又出現了新的裁判官所有權形式。這種所有權是通過最高裁判官的司法實踐活動逐步形成的。另外，外國人不享有市民所有權，但他們的財產受萬民法的保護，從而形成了萬民法所有權。公元3世紀，羅馬皇帝卡拉卡頒布敕令將市民權擴大到帝國境內的所有居民，外國人取得了市民資格。至此，兩種所有權的主體，客體的差別已不存在，因而演變為統一的所有權，出現了統一無限制所有權概念。

⑩ 【世界歷史】市民法亦稱公民法，是羅馬國家早期的法律

選A。
試題分抄析：本題考查學生解讀史料獲取信息的能力。依據題干時間公元前5 世紀早期以前和材料中「凡是羅馬公民均受法律的保護,而不論其居住地區如何」說明只要是羅馬公民均受公民法的保護，故A項正確；B中萬民法是3世紀頒布的；C中成文法還沒有出現；D說法明顯與材料意思不符。

這是從網上找到的解釋。你可能還會有疑問：既然已經是公民法了，為什麼解析中還說C中成文法還沒有出現。
注意兩點，一個是材料中的時間是：公元前5世紀早期以前。此時確實還沒有成文法，第一部成文法是公元前449年（也就是公元前5世紀中期）頒布的《十二銅表法》。
第二點要注意的是：材料中說的是「市民法亦稱公民法」，這和我們平常所說的「公民法」是不一樣的。其實就是「市民法」，也就是A項中的「公民法」。這里的「公民法」應該通指的是「市民法」。
這樣，應該也就能解釋為什麼A項說「公民法」，而解析中又說C中成文法沒有出現了。

另外D項錯在「居民」兩個字。居民包括外邦人、奴隸等。顯然不對。注意材料中說的是「公民」，二者有本質的區別。